我于十一月十三日遭遇诱拐，历时一年一个月零两天获救。发现我的那个女人是社长夫人。她说那天来收拾谷田部先生的房间，发现健治屋里的电表在转，怀疑屋里有哪里漏电，于是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那段时间，吝啬的社长夫妇似乎因健治房间的电费居高不下而不满。最终我能获救，可以说是拜谷田部先生所赐，也可以说是我白天浪费电的意外之喜。

跟夫人一起来的那个穿工服的男人，就是健治一直咒骂的社长。两人面带几分恐惧，望了我一会儿，社长困惑地用讨好的声音问：

“你在这里多久了？”

“从一年前到现在。”

自我被拐来，正好过了四个季节，于是我推断应该正好过了一年。

“呐，难道说，”社长夫人忽然惊慌失措地抓住社长的工服袖子，“这是M市那个下落不明的孩子？”

“欸？”社长抓狂地高喊着，伸手指着虚空：“你爸爸是在那家寿太郎食品工厂工作吗？”

父亲的工厂好像就在他手指的方向，我点点头。社长抱住自己毛发稀疏的脑袋，像是遇到了什么糟糕透顶的事。他手指上有好多倒刺，油污渗到指甲缝里，和健治的一模一样。可生着浓密汗毛的手腕上，却有一条粗粗的金链子在闪闪发光。

“听说那家厂子的工人为了找你还打捞了河道，没想到你竟然在这儿……”

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打捞河道”，但得知父亲公司的人帮忙找我，还是很欣慰。我立刻想念起父母，眼泪潸然而下。终于能回家了——意识到这一点，我安心了些。

“你被健治带到这儿之后，就一直待在这屋里吗？”

这次换成女人来问我。她的声音里含着胆怯，和对我的同情相比，害怕自己家出乱子的情绪似乎更强。而且她那句“一直待在这屋里”，听起来像是我自愿留下来似的，在我听来很是不妥。我放低声音回答道：

“没错。”

“我去叫警察，你待在二楼别动！”

他们俩争先恐后地下了楼，脚步慌乱。工厂正常作业的轰鸣声就在这时戛然而止。一定是社长对健治说了什么。警察马上就会赶来，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整个人放松下来，不觉有些精神恍惚，忽然想起摊在桌上的交换日记，赶忙扑过去，粗暴地撕下有我笔迹的纸页，将它们叠到最小，装进裙子的口袋里。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和健治的关系很好。

我在前面写道：“希望尽可能地表现出年仅十岁的我调动自己的智慧、体力、意志，使出浑身解数求生的过程。”然而，当事者以外，又有谁能理解十岁的我和健治之间的争斗呢？大人听说当事者是个十岁的小女孩，自然认为我会成为成年男子的玩具。就算我告诉他们我对夜晚的健治百般刁难，又有谁会相信呢？那时的我虽然年幼，却也意识到：得到他人的理解是复杂的、困难的，从而很快被无力感支配。所以，后来在接受警方的问询和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时，我都不曾提起那本日记。健治在审讯中似乎也对日记只字未提。审判记录中也没有提及交换日记的事。健治和我的交换日记只写过两次，那日记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日记的内容保管在我这里，所以准确地说，是由我销毁了。

警察来之前，一定要把壁橱里面的小洞堵上——这一想法迫使我赤脚踏上走廊，又一次走进谷田部先生的房间。我还想隐瞒这个刚刚发现的新耻辱。被我供为神明敬仰、憧憬，每日奉上祈祷，希望得到其帮助的谷田部先生，实际上竟然是健治的共犯。这残酷的事实击垮了我。

那个小洞打得比健治靠墙放的床铺高一些。我从洞口窥视健治的房间，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照下，那展示在洞穴外的空间宛如一个小小的舞台。每天早晚，谷田部先生都在这里惬意地观望我和健治的生活。他中午不回房间。

忽然，一个恐怖的想法出现在我的大脑里。那种感觉就像轻而易举地解开了一道以为很难的考试题：健治选择在白天做那件事，夜晚与我和平相处，一定是因为他知道谷田部先生会在自己的房间偷看。想到这里，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谷田部先生的房间，甚至忘了堵上那个小洞。

我在冰冷的走廊上，浑身颤抖地等着警察来。健治那肮脏的床铺已令我不忍直视，我也无法再次呼吸房间里浑浊的空气。白天的健治、夜晚的健治、熏黑了的水壶里的水、从未清洗过的床单、鸭子便壶、壁橱里的红书包，还有谷田部先生房间里用来偷窥的孔洞。楼道里的风带上了谷田部先生房间的门，发出“哐当”一声。我堵住耳朵。一切事物都令人厌恶，都在玷污着我。回过神来，我正在走廊上用力跺脚，大喊着：

“脏！脏！脏！”

左脚脚心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我停了下来。只见一块拧成螺旋状的小铁渣刺进脚心，血流了一地。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因为我的心早已血流不止，内心的痛苦完全超越了身体的疼痛。

警笛声由远及近，警车在工厂前戛然而止。楼下传来男人的怒吼、谩骂声，以及推搡的碰撞声。啊，健治被抓了。活该！我在楼上往下看，看到了沾满机油的水泥地，以及从房顶垂下的粗锁链前端的钩子。

我抓住楼梯扶手，正打算自己下楼，却撞上了正要上楼的年轻警察。警察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惊讶和怜悯我至今难忘。是我的神态或姿势中表现出了什么吗？那警察呆呆地望了我一会儿，接着沉痛地垂下眼帘，冲了上来。

此时我也感到了屈辱。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开动想象，畅想我究竟遭遇过什么。有人问：一个孩子哪里会有如此复杂的情感？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没有谁比孩子对屈辱更加敏感。因为孩子即使承受了屈辱，也无法雪耻。

得救后，屈辱长久地缠绕着我，终于像皮肤一般覆盖了我的全身。警方用起毛的褐色毛毯裹住我全身的时候，为了帮我避开周围跑来看热闹的人而将大衣罩在我头上的时候，我都感到了屈辱。那件大衣不仅为我拦下了好奇的目光，还将我从健治身边远远地拉开。听说健治当时祈求警官让他看我一眼，和我告别。他在被捕的瞬间大喊：“我还没和小美说再见！”刑警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健治。而我在案件中得到的屈辱也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变厚、变硬，如今变得像鳞片一般，仍然贴身守护着我。

许多看热闹的人将K市的警署围得水泄不通，在警署发生的事太过纷杂，远远超出了我的大脑容量。

我先被安置在警署顶层的和室。不知这间屋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总之宽敞得很，壁龛前装饰着给死人献的那种阴郁的白菊花。我依然裹着毛毯，有一位因青春痘而满脸通红的年轻女警察陪着我。

“已经联系你的爸爸妈妈了，他们马上就来。听说他们俩都高兴地哭了。你得救了，真是太好啦。”

这位说话直爽的女警察给了我一杯橘汁。我像饿狠了的野兽似的，咕咚咕咚地将果汁一口气喝完。太久没喝过果汁了，酸甜的味道令我淌下泪来。女警察也跟着我一起哭了。

“好可怜啊。你一定受苦了吧！”

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急匆匆地赶来，那位满头白发的老医生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站定打量了我的全身。我的营养状况很糟糕，体重减少了十几公斤，引起了贫血，上四年级时刚来的月经也停了。医生将冰冷的听诊器贴在我的上半身：

“有哪里不舒服吗？”

见我摇头，医生盯着我的眼睛劝诱道：

“不用害羞，我是医生。把一切都告诉我也没关系的。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从医生的话中感受到一种压力，他似乎希望我说一些性方面的事。他怎么可能不告诉任何人？肯定会告诉警察。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之后，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低着头。健治对我做的那些事，我没法对任何人说。即使说了也不会有人理解——我明明如此绝望，医生为何硬要我说这些？见我露出困惑的表情，护士和女警官对望了一下。

“好啦，那个我们慢慢治吧。”

“那个”是指什么？我抬起头，年长的护士拉过我的手，捧在她的手心里，轻轻地抚摩。

“你被奇怪的人诱拐了，所以大家都很担心，怕他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哪些不好的事？”

大人们咽了口唾沫，面面相觑。

“就是那种令人讨厌的事。”

女警察终于开口了，我却低着头，缄口不言。医生摸了摸我的头。

“这个包是怎么弄的呀？”

“被打的。”

女警察两眼放光。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说想出门，然后就被打了。”

女警官生气了，在征得护士的同意后，她说：

“换成是谁都想逃跑的呀，这不是自然的事吗！对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施暴动粗，真是太差劲了。对吧？”

那时的我不懂得何为施暴，以为她指的只是暴力，于是点了点头，没有反驳。女警察认为我认可了，便将此事记录下来。其实我是因为谷田部先生走到房间附近，向他求救才被打的，但没人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对任何人讲起谷田部先生。医生指着我的衣服，要我穿上。

“我们住院好好休息一阵吧。多吃些好吃的，看看电视，早日恢复健康，就能去上学啦。”

我的衣服已经一年没洗过了，散发着难闻的味道。而我之前竟然没有在意。我身上一定也散发着臭味。我把毛衣贴在鼻子上，仔细闻着味道。医生和护士在我不知不觉间离开了，又剩下我和女警察。女警察沉默了一会儿，小声问我：

“你一定很恨那个犯人吧？想让他被判死刑吧？”

见我点头，她流露出明显的个人情绪：

“所以，你就告诉我他都对你做了什么吧。如果不想说也没关系，但要尽可能地说实话。这样就可以让犯人在监狱里待很长时间。不说实话可不行哟。”

我叹了口气。如果讲出白天的健治和夜晚的健治的不同，也就不得不说到谷田部先生偷看的事。至于健治会被判得重还是轻，我倒是没想过那么多。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该如何面对自己蒙受的羞辱。

接着，来了一个穿着深蓝色毛衣的中年女人。她叫笹木，是一名精神科医生。笹木说，现在我肯定累了，等我住院的时候，她再去探望我。她留下这句话便走了。我松了口气，心里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拉门猛地敞开来，我的父母和两位穿着私服的警察出现在我面前。爸爸妈妈泪流满面地朝我跑过来。

“景子，太好了，太好了！”母亲紧紧抱着我，号啕大哭，“我一直相信，你肯定还活着！”

母亲好像发现我身上臭烘烘的，脸上闪过一丝讶异。

“可恶！离得这么近，我们却一直找不到你！好后悔啊！要是早点儿把你救出来该多好！真想杀了那个畜生！”

父亲一个大男人也哭得不像样子，他不住地对刑警和女警察道谢。我在母亲怀里瞥望父亲，心想：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吗？母亲瘦了一圈，眼睛和面部的线条都变得僵硬，说话的声音也比从前的低沉了。父亲的脸也尖了，显得贫气，抽抽搭搭的样子像个小孩。尽管如此，他还是比平时更有威严。可以说，虽然与阔别一年的父母重逢，但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是陌生。

那天傍晚，我在父母的陪伴下，从K市警署住进M市内的医院。没有人告诉我有关健治的任何消息，我无从得知他的状况。

医院给我做了检查，说我营养不良、贫血、脱水、头部有轻微的挫伤，还有冻疮，等等。我住进特殊病房，接受了一个月左右的治疗，体力很快得到恢复，甚至开始觉得无事可做。在这段时间里，脸颊红红的女警察和母亲争先恐后似的每天来看我，关照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而在警署的和室里认识的那位名叫笹木的精神科医生，似乎算准了我体力恢复的时间，她来到我病房的时候，已经接近年末了。

“你好啊。看你比之前健康了许多，太好了。”

我起初以为笹木是一位朴素的中年女子，此番在明亮的病房里一瞧，原来不过三十多岁，说是中年有些委屈她了。那天她穿着一件带红花纹的绿毛衣，衣服的配色勾起了我的回忆。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嘛。”

哦，原来如此。我第一次意识到，成长到现在，自己错过了一些节日。和健治一起生活时，我错过了圣诞节、新年、女儿节。对我来说，和他生活的一年平淡无奇，没有节日与平日之分，有的只是昼夜的交替和温度的变化。

“这是带给你的礼物，恭喜你康复！”

笹木递给我一只小熊布偶。可我已经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老人了啊。我不觉得开心，但还是道了谢，将小熊放在旁边的桌子上。笹木也未表现出尴尬，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床边，和我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这种微妙的距离感反而让我不悦。我合上漫画，摆弄着母亲要我穿的粉红色睡衣的袖口。

“你睡得好吗？”

我点点头。笹木很有耐心地面带着微笑，等我开口说话。我打定主意，绝不开口。笹木这种人，想要引着我说话，从而窥见我的内心。可只有和我有过同样遭遇的人，才能治愈我的创伤。沉默持续了十分钟以上，笹木站起来，沉稳地说：

“我会再来的。”

她再来时，已经过年了。医院的食堂没有年糕，母亲答应我会从家里带年糕来，我正等得心焦，笹木来了。她给我看了看大衣肩上积的一丁点儿雪花。

“屋里真暖和。外面下了好大的雪。”

“我知道。”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但无法久看。好久未见的雪景如同得救那天照到我眼中的阳光，到底还是让我的眼睛感到疲惫。

“我想把这个送给你。这是我昨天在文具店买的。”

那是一本印有小猫图案的日记簿。我想起那本和健治交换的日记——被我偷偷藏起来的日记。难道笹木知道了日记的事？我心有忐忑。笹木眼中一瞬间闪过一抹好奇，那是发现猎物时的晶光。从这天开始，我彻底对她封闭了内心，她来的时候，我就一句话也不说。

我反而和那位直爽的女警官亲近起来。她名叫泽登加代，毕业于当地的私立大学。她自豪地告诉我，当警察是她多年来的梦想，她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选拔考试。之所以想当警察，是因为她的父亲、叔叔和哥哥们全都是警察。除开脸蛋通红这一点，泽登算得上面容姣好，可她又矮又壮，还是罗圈腿，所以在我心中，她就像一只容貌端正的螃蟹。不过，泽登似乎并不介意自己的身材，我们熟悉之后，她偶尔还会在我的枕边摆出职业摔跤的动作。她说过，如果没当上警察，就想去做一名职业摔跤女选手。

让泽登陪在我身边，是县警察局的苦肉计。他们不知如何应对长期儿童监禁案这类特别的案子。当时，M市的警方在K市搜查时敷衍了事，K市的警方则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由于舆论发难，认为形成长期监禁的局面是两市警方的失职，此案便交由县警处理。因此，警方的人待我都是小心翼翼的。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没有人真正去面对、调查这起案子，没有人愿意仔细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刑警曾来取过证，但取证时有父母全程陪同，我几乎什么也没说，刑警也单方面认定我不过是个小孩，没有正经提问。我唯一被问到的，是有关“小美”的事。

“听说健治叫景子‘小美’，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你知道原因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还有，你听过‘太田美智子’这个名字吗？是一个二年级小朋友的名字。”

我摇头，转而问警方健治的情况。刑警们交换了眼色，只说了一句“景子不用替他担心”，便不再问话了。无奈，我只好试图从泽登那里打听健治的消息。

泽登透露给我的净是些稀奇的事。比如，谷田部先生房间壁橱里的洞口曾深深地刺痛我的心，警方竟然没有发现。还有，事到如今，仍然没人知道谷田部先生去了哪里。

警方竭力搜找，希望从谷田部先生口中听取案件情况，可别说是K市市内了，就连附近的小镇或乡村也找不到他的行踪，谷田部先生就这样人间蒸发了。而且，“谷田部”原来是他的假名。社长夫妇提供的工作环境那样恶劣，能雇到的只有像健治那样年纪轻轻便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士，或像谷田部先生那样不明来历和姓名的流浪者。

“谷田部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泽登一面啃苹果，一面思考如何回答我的问题。苹果是班主任和小学校长来探望我时带来的。女班主任哭哭啼啼地对我说：“大家已经升上五年级一班了，但同学们会帮助景子学习的。”然而，没有人知道我在这一年里究竟学到了什么，又是如何学到的。

“我们连他的照片都没找到，所以我也不知道。不过听说，他是个四十五岁上下、有点儿胖的叔叔。耳朵听不见，左手少了一根小指。也许他以前是黑社会的吧。”

我曾发誓，迟早有一天要亲自找到谷田部先生。健治被抓起来关进拘留所，而谷田部先生不光以偷看我为乐，还扔下我不知跑去了哪里。不可饶恕——我幼小的心灵燃起了复仇之火。

“景子为什么想见谷田部呢？”

泽登突然问起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我气不过：他就住在隔壁的房间，为什么不来救我呢？”

“他听不见嘛，这也没有办法。”

泽登是不会考虑“除此之外”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她好相处。和她相反，我思考发生的事时，也会考虑“除此之外”。

有一天，泽登绷着脸来到病房，显得十分紧张。母亲刚走，我正觉得无聊，便问她：“发生什么了吗？”

“笹木大夫说了，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你。她说你听了会害怕的。”

“我才不会怕呢。告诉我——”我认真起来，“我保证，不会告诉笹木大夫你跟我说了什么。”

和我的关系亲近之后，泽登利索地抛下了她的职业面具。看到护士和我亲近地说话，她甚至都会嫉妒。所以我相信，泽登是唯一真正同情我的人。

“景子的案子闹大了。医院来了好多媒体，在外面乱成一团。昨天，工厂后院发现了一具女孩子的尸体，跟很多小猫小狗的尸体混在一起。”

“是太田美智子的尸体吗？”

“还不知道。”泽登谨慎地答道。

“健治怎么说？”

“他好像承认了，说那就是太田美智子。”

“那不就是喽。”

“可是，那具女尸的年龄大概有二十岁啊。”

我吓得发出一声惨叫。怎会有如此诡异之事？可是，查遍全国也没有名叫“太田美智子”的孩子失踪的案件记录。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没弄清楚：我塞到门外的字条到底被谁拿走了？最有可能拿走它的人就是谷田部先生。他原本已经离开，又回来一趟，拿走了字条。其次就是健治本人。但如果他早上去工厂时捡到了那字条，一定不会没有任何反应。不管怎么说，那时的他可是白天的健治。但是，那天早上他却允许我开灯。健治身上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无疑是健治救了我。那就说明，除了白天的健治和夜晚的健治，还有一个好人健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坏人健治，杀害了“太田美智子”。

“无论如何，健治的脑子不太正常，所以查明案件的真相并不容易。”

我觉得健治是正常人，因此对泽登的判断产生了疑问。

“健治不正常吗？”

“肯定不正常啊，他居然诱拐小女孩……”还对其施暴——泽登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大概是随着对我的了解加深，她发现了我的伤有多重。

“景子，健治有没有对你做过奇怪的事？”

“没有。”

我想起白天的健治，脱光我衣服的健治。想起我紧闭双眼，咬牙忍耐的情景。而泽登似乎松了口气：

“太好了。还有小孩因此怀孕呢。”

“健治很温柔，脑子也不笨。他写东西很有逻辑。”

我一开口，便停不下来。我太想掩盖与性有关的事了，竟不由自主地主动讲起温柔的、夜晚的健治来。

“你怎么知道他会写东西？”

“忘了之前在哪里见过了。”

“嗯——”泽登抻开警服上的褶皱，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们的话题转移到出院上。险些暴露日记秘密的我如释重负地随口说了一句：“好想赶快回家啊。”不过就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句话究竟是真是假。我有预感，就像我觉得父母和从前有了微妙的变化一样，回家之后，我一定也会感受到某些不同。

第二天本不是笹木该来的日子，她却来了。笹木将黑色外套拿在手里，像往常一样笑眯眯地坐在椅子上。她每次都会给我带一个小礼物，那天却是空着手来的。

“听说你马上就要出院了。景子，出院后也要来我的诊所哟。”

“好的。”我顺从地回答。不管怎样，现在还没人知道我究竟受到了何种程度的伤害。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只要我不说出来，这便是父母、警察、医生都无法涉足的唯一一块领域。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决定永远对此只字不提。之后就是看谁更有耐心的事了。

“有一个词叫‘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指遭受过巨大打击的人的心里会留下创伤。如果不治好这创伤，也许很多年之后还会突然出现症状。如果景子心里还有伤，我希望和你一起把它治好。请相信我吧。”

笹木站起来，走到窗边。

“也不一定要和我说话，可以试着在之前给你的日记本上写些什么。”

她转身面向我：“你讨厌写东西吗？”

“倒是不讨厌。”

“景子有没有看过健治写的东西？”

我恍然大悟，原来笹木和泽登是一头的。泽登和我套近乎，然后把得到的信息告诉笹木。每一个大人都使出浑身解数，想知道我的秘密。不，是健治和我的秘密。我觉得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地行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但没有任何人理解我。我终于发现，这段被健治诱拐得来的体验，使我无论走到哪里、和谁在一起，都只会越发孤独。

由于发现了尸体，健治涉嫌的罪名变成了长长的一串：连续诱拐女童、杀人弃尸。我的证词因此变得重要起来。听说由于我对案件的核心避而不谈，警方对健治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审讯。可是，健治也几乎什么都没说。他似乎对警方说，“小美是自己来我房间的”。健治口中的“小美”，究竟是我，还是“太田美智子”，抑或是那个二十岁的女子？一切的一切都还笼罩在云雾之中，漫长的审判却已开始。我一次也未出庭。因为泽登和精神科医生笹木认为“出庭会造成过大的精神打击”。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感谢她们二位的。只是，这世上再没有一个我信得过的人了。

恢复体力后，我将在父母和泽登的陪伴下回到家中。那是我阔别一年零两个月的家。护士们纷纷笑眯眯地问我：“你一定很高兴吧？”我却只觉得恐怖。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在刚刚获救时感到的那种细微的违和非但没被抚平，反而越来越明显。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我觉得它的样貌似乎和之前有了区别。

被健治囚禁在房间的时候，我无数次梦到自己在家中平安无事的生活。现在仍然能回想起来，梦中的我悠闲地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听见母亲的歌声，然后四处找她。母亲藏在壁橱里，我打开拉门，大笑着高叫道：“找到啦！”可醒来后，环顾四周，现实中的房间狭小又肮脏，躺在身旁的陌生男子鼾声连连，透过昏暗的光线勉强能看到的壁橱里放着一个红色的学生书包。我醒来一次，便失望一次，巴不得眼前的现实是一场噩梦才好。这时，我会强迫自己闭上眼睛，试着再次沉入睡眠。如果梦境是快乐的，那不如索性走入梦的世界。被囚禁的那段时间，我有些嗜睡，多半也与想要逃避现实有关。

然而，为我平安获救而欣喜的大人们，深信他们可以为我打造一个与被拐之前完全相同的世界。他们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归来，告诉我：这里有一个安稳和平的世界！却没有人发现，这个世界的变化正让我感到不安和胆怯。

病房里没有榻榻米，也没有拉门。所以，我才能在医院住下去。进一步说，病房里也没有贴着黑纸的窗户，没有钉了几层胶合板的陈旧房门。除了医生，我不必见到任何男人。可是，我家里有榻榻米，有拉门，还有壁橱。我的学生书包是红色的。父亲和健治一样是男人。只要走出小区的长廊一步，就能看见许多男人。对我来说，一切让我想起健治的房间和健治本人的东西，都是可怕的。

一月中旬的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出院了。我们避开媒体，从医院的后门偷偷离开。院长、医生、护士们、警长等人目送我坐上来接我的车。那是一辆宽大的黑色轿车。父亲面露喜色地告诉我，这是他工厂的社长特意为我租的。那天北风凛凛，插在车头的公司旗帜在风中烈烈飘扬，仿佛随时会被撕碎。

“景子，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母亲拉过我的手。她每天都来医院看我，可久别重逢时的那种违和感至今仍未消失。母亲有了微妙的变化。可我抓不住变化的实质，搞不清具体是哪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重逢时憔悴的母亲，脸上渐渐有了肉，有时也像以前那样高声欢笑，仿佛是回到了原本的样子。但我总觉得，她凝视我的眼神之中，多了一种凝视陌生人的冷淡。父亲也变回了那个总爱在意身边人的感受的普通人，可提起健治，他张口就是“那个变态”，责难的语气中充满了狂躁。

如今回想起来，并不是母亲或父亲变了，而是经历了监禁生活的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面对女儿的转变，我的父母困惑不已，不知该如何与我相处。或许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父母也发生了改变。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

“景子，你现在在想什么？”

见我不搭话，母亲小心翼翼地又问了一次。

“社长也去医院探望过吗？”

“没有啦。”父亲苦笑着，却怕被公司司机听到，小声说，“社长人在东京。但他听说景子获救的消息，也为我们高兴。他特意拍了电报祝贺，还送了慰问品。这次又安排车子来接，我真的很感谢他。厂子里的同事也都很开心，高呼了三声万岁呢。”

父亲的声音粗重低沉，令我想起健治的电动剃须刀发出的低吼声。我一直沉默，父亲大概是为自己的兴奋劲儿感到难为情了，就不再说话。母亲应付场面似的，问出和护士一样的话来。

“能回家了，你一定很高兴吧？”

“嗯，高兴。”

听到我鹦鹉学舌般的回答，父亲的声音更加明亮了：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房间呢。”

“欸？怎么准备的？”

我惊讶地反问。前面提到过，我家是两室一厅的小区房。母亲汗淋淋的大手攥住我干燥的手指。

“我们把钢琴卖了，所以屋里宽敞了些。”

“为什么要卖掉钢琴？那不是妈妈很宝贝的东西吗？”

母亲的声音拔高了：

“没关系，没关系。从你不见的那一天起，钢琴班就停了。今后妈妈会好好待你，只守着你一个。所以，钢琴就不需要了。我原本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可你还活着，现在还能平安地回到家。我的爱好如何，还有什么所谓呀。妈妈真是好开心好开心啊！前些日子又听说发现了一个女孩的尸体，我更觉得你能平安回来实在是太幸运了。只要你能回来，妈妈就别无所求。以前我根本不信神，现在，我相信神真的存在。妈妈充满了感恩，每天早上都要向神祈祷呢。”

母亲感慨万分，哭了起来。父亲也用双手按住眼角。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泽登好像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她转过头望着我，束在脑后的头发松散地垂下来。她对上我的目光，微微一笑，又把头转了回去。但我看出她也颇为动情，眼中同样噙着泪水。在眼含热泪的父母和泽登的包围下，我向车窗外望去，已经能看到我住的小区了。母亲为了我卖掉了钢琴——这个消息令我格外难过。我本不希望被大家如此关照的，周围的一切却都渐渐变了模样。为了接纳我这个沉重的存在。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T川河岸上成片的樱树。早春的樱树枝上顶着小小的、坚硬的花苞，枝条中含着一抹浅红。樱树后面就是T川，浑浊的淡黄色河水从中流过。河对岸是K市。尽管不情愿，我还是回到了能看到K市的家。看到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晾着的被子，我就知道父母特意选了孩子们都去上学的时间接我回来。只有在上班族和孩子们都离开的午后，小区的阳台上才会晒满洗好的衣服和被子。

然而，阳台上出现了一排平时很少见到的东西：黑色的脑袋。家庭主妇们听说我要回来，全都跑到阳台上向楼下张望。非但如此，我家所在的B栋楼下居然还有一群大人，难道是等着迎接我的？看到攒动的人影，我顿时泄了气。

“欢迎回来，景子！”

下车后，迎接我的是小区理事会的理事长、町内会会长、PTA会长、学校校长等一大群有头有脸的领导。人群一拥而上，雷鸣般的掌声响起。当然，当时的我压根儿分不清谁是谁，面对这一大群成年人，只是感到茫然。只有一个穿红毛衣的小女孩抱着一束花站在这群大人当中，她叫稻田惠美。在读四年级一班时，大家公认她和我关系最好。

惠美住在E栋，父亲是钢铁工业方面的技术员。她在班上表现积极，又是当学习委员，又是当生活委员的，是个性格活泼的女孩。以前，她常常邀我加入她的小圈子，也曾来找我一起回家。那似乎是对备受孤立却成绩优秀的我的同情和好奇心使然。如果一个小女孩身上也有母性光辉的话，惠美便是一个散发着错误的母性光辉的孩子。

“欢迎回来，北村同学。祝你早日康复，回来上学。到时候，我们还要一起玩、一起学习！”

惠美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她语速飞快地说完这些话，将那束沉甸甸的花递给了我。这束扎了许多玫瑰、豌豆花和菊花的花束配色恶俗，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我接过花束，虚弱地握了握惠美伸过来的那只冰凉的手。她一瞬间露出难堪的表情，很快便回过神来，抬起头迎接大人们的赞美。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大人们已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了一件糟糕的事，因为受惊的母亲对大家的欢迎提出了抗议。

“多谢各位的迎接，可能不能让我们静一静？”

町内会会长沉稳地挡开母亲突发的怒火。

“太太的心情不难理解，但我们当时也都尽力配合了搜找呀。现在孩子找到了，大家都放心了。就想看一眼平安归来的景子。”

“我们家孩子不是展览品。”

母亲激动地提高了尖细的嗓门儿。父亲“哎呀哎呀”地在一旁劝慰，被她狠狠一挥手打断了。

“她今天刚刚出院。难道不是吗，老师？”

母亲逼着校长发话，校长则尴尬地看了看班主任。班主任搂着惠美的肩膀低下头，显得很内疚。

“您不是也说过吗，要站在景子的角度，替她着想。”

班主任被母亲的气势压倒，开始给自己找台阶下。

“您说得对。景子应该也累了。”

“太太，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欢迎仪式，很快就结束了。大家一起庆祝景子开始了新生活，也不是一件多大的事。”

小区的负责人试图劝说母亲，但母亲毫不理会。她紧紧地抱着我，那架势仿佛要替我挡住世人的目光。父亲则转着圈跟大伙道歉。我听见大人们安慰着他：

“北村也真是受累了，太不容易了。我们会帮你们渡过难关的，今天就先这样吧。”

大人们似乎话里有话，仿佛在说：“有这么一位歇斯底里的太太，你可真不容易。”就这样，迎接我重获新生的仪式一眨眼的工夫就结束了。走出电梯，经过开放式的走廊时，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人们都想看看我。我表情僵硬，像服苦役一般走过长廊。身旁的泽登小声对我说：

“景子，你一定要去笹木大夫那里哟。”

“我知道，可是……”

“可是？”

“我不想去。”

泽登难过地望着我。

“为什么呀。景子遭遇的事情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残酷，光靠自己疗伤是不行的呀。”

光靠自己疗伤是不行的——这句话触动了我。我没想过要自己疗伤，只是觉得背上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即使想扔掉那东西，它也不会消失。稍不留神，就可能将我压垮。既然如此，我要如何是好？原来曾经梦寐以求的自由，比我想象中的复杂许多。原来有一种名为自由的束缚，还有一种名为束缚的自由——这个事实，几乎要从身体内部将只有十一岁的我捣碎。

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谁也不理解我——这个想法令我想起了曾经恨之入骨的健治。我忽然觉得，只有健治才理解我。这种情绪开始在我的心中盘桓不去。健治是害我的人，又是理解我的人。是他令我落入如今这般命运，也只有他能使我得到救赎。我和健治的关系就是如此扭曲，尽管案件已经告结，我们的牵绊仍然像莫比乌斯环一般，永远不会结束。

我确实拥有了一个房间。父母的卧室变成了客厅，桌子和沙发的位置都和从前不同了，以前母亲教钢琴的客厅成了我的小天地。原先放钢琴的那块榻榻米因为承重而深深凹陷下去，父母在那上面铺了一块廉价的地毯，置办了一张新的书桌。崭新的五年级课本放在桌上，还有我的红书包。我赶忙扒开书包，坐在桌前，将它放在地上。唯一令我高兴的是，书桌的抽屉是带钥匙的。我把一直藏在衣兜里的、和健治的交换日记放进抽屉里，上了锁，把钥匙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这之后，我终于放松下来，趴在书桌上。

“我之前可没听说！”

隔壁房间传来母亲的怒吼。她在为今天那伙人迎接我的事跟父亲争执。父亲怕我听见，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但母亲激动地喊得很大声。学声乐出身的她嗓门儿尖厉，房间的墙壁都跟着她的声音共振。我不由得联想起工厂的噪声。

“你总是一副老好人的模样！如果你是景子，今天遇上这种事，该多难受啊！这孩子已经有过那么惨痛的经历了，现在还要当众出丑！”

当众出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讨厌小区阳台上的黑色脑袋，讨厌人墙外面踮着脚尖看我的那些人的目光。这些人不是和谷田部先生一样吗？这些目光是窥视他人不幸的“无罪之人”的目光。我将脑袋抵在桌上，眼睛里流下泪来，但泪水很快止住，不久便干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