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穿过落地窗门，沿着小径向前走，小径铺着光滑的红色石板，一直绕到草坪的最远端，隔开了草坪和车库。有着一张男孩脸的司机把一辆镀铬的黑色大轿车开了出来，此刻正在擦洗它。小径带着我们来到温室侧面，管家为我开门，然后站在一旁。门里大致算个前厅，暖和得像个文火烤炉。他跟着我进来，关上通向室外的门，打开通向室内的门，我们走进去。这里真的称得上炎热。空气憋闷而潮湿，蒸汽弥漫，热带兰花盛开的甜腻气味浓得化不开。玻璃墙壁和天花板上结着厚厚的水雾，冷凝水大滴大滴地落在植物上。灯光带着某种不真实的绿色，就像经过水族箱过滤的光线。到处都是植物，简直像一片森林，叶子丑陋而肥厚，茎秆仿佛刚清洗过的死人手指。气味异常强烈，就像酒精在毛毯底下沸腾。

管家带着我穿过茂密的植物，尽可能不让湿乎乎的叶子打在我脸上，走了一会儿，我们来到树林中央、拱顶底下的一块空地上。铺着六角形石板的地面垫着一块土耳其地毯，地毯上有一把轮椅，轮椅里坐着一位垂死的老人。他望着我们走过来，黑眼睛里的火焰早就熄灭了，但门厅壁炉上方那张肖像画里的炭黑色和直率都还在。除了眼睛，他那张脸犹如铅灰色的面具，欠缺血色的嘴唇、尖鼻子、凹陷的太阳穴和招风耳都行将朽烂。尽管房间如此闷热，他瘦长的身躯依然裹着旅行毯和褪色的红色浴袍。他仿佛鸟爪的枯瘦双手松垮垮地叠放在毛毯上，指甲呈紫色。几绺枯干的白发紧贴头皮，就像贫瘠岩石上勉强求生的野花。

管家在他面前站住，说：“将军，马洛先生来了。”

老人既不动也不说话，连头也没点一下。他只是毫无生气地看着我。管家把湿漉漉的藤椅推到我的腿肚子背后，我乖乖坐下。他灵巧地一勾手，拿走了我的帽子。

老人总算从井底最深处把声音捞了出来，他说：“白兰地，诺里斯。白兰地你喜欢怎么喝，先生？”

“怎么都行。”我说。

管家消失在可憎的植物丛中。将军再次开口，他说得很慢，小心地用着力气，就像失业的歌舞女郎使用最后一双完好的长筒袜。

“我以前喜欢兑香槟喝。比福吉谷还冰的香槟，底下倒三分之一杯白兰地。你不妨脱掉外衣，先生。对于你这个血管里还流动着鲜血的人来说，这里太热了。”

我起身扒掉上衣，掏出手帕，擦拭面颊、脖子和手腕背部。比起这地方，八月的圣路易斯也算不上什么。我重新坐下，不由自主地去掏香烟，但立刻停下了。老人见到我的动作，黯然一笑。

“你可以抽烟，先生。我喜欢烟草的味道。”

我点燃香烟，吸了满满一肺朝他吐去，他抽着鼻子闻，就像趴在耗子洞口的小猎犬。那一丝笑容牵动了他灰暗的嘴角。

“一个人不得不通过二手烟来放纵他的恶习，这个处境不可谓不妙，”他干巴巴地说，“你眼前是个幸存者，奢靡的人生已经过去，现在他活得了无生趣，他是个残疾人，双腿瘫痪，下腹部仅剩下一半。我只能吃一丁点食物，睡眠接近清醒，甚至都配不上这个名称。我大概全靠高温存活，就像刚出生的蜘蛛，兰花仅仅是高温的借口。喜欢兰花吗？”

“不怎么喜欢。”我答道。

将军半闭上眼睛：“恶心的东西。兰花的叶肉太像人肉。散发着腐烂的甜香，就像妓女。”

我张着嘴，眼睛盯着他。潮湿而柔和的高温像柩衣似的包围着我们。老人点点头，仿佛颈部担心撑不住脑袋的重量。管家推着装茶点的小车穿过丛林回来，给我调了一杯白兰地兑苏打水，用潮湿的餐巾裹住铜冰桶，随后悄无声息地重新钻进兰花丛。森林背后有一扇门打开又关上。

我喝了一口酒。老人望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舔嘴唇，拖着一片嘴唇慢慢跨过另一片嘴唇，态度庄严而认真，就像殡仪员在干洗双手。

“介绍一下你自己吧，马洛先生。我想我应该有资格问一问？”

“当然，但没什么可说的。我今年三十三岁，上过大学，假如有需要，还能文绉绉地说两句。职业上没什么可说的。我为地区检察官怀尔德先生工作过，当他的调查员。他的首席调查员伯尼·奥尔斯打电话给我，说你想见我。我没结婚，因为我见过警察的老婆，我不喜欢她们。”

“而且有点愤世嫉俗，”老人微笑道，“你不喜欢为怀尔德工作？”

“我被解雇了。因为不服从命令。将军，在不服从命令这门课上，我成绩优异。”

“我本人以前也这样，先生。很高兴听见你这么说。你对我的家族有什么了解？”

“据说你是一名鳏夫，有两个年轻的女儿，都很漂亮，都很野。其中一个结过三次婚，最后一个丈夫以前是贩私酒的，他用拉斯蒂·雷根这个名字混他那一行。将军，我听说的就是这些。”

“有哪一点让你觉得不太寻常吗？”

“要说有，那就是拉斯蒂·雷根了。不过我本人和私酒贩子一向合得来。”

他又露出他那个无力的经济型笑容：“我好像也是。我很喜欢拉斯蒂。大块头的爱尔兰卷毛，克朗梅尔人，眼神哀伤，笑起来嘴咧得比威尔夏大道还宽。第一次见到他，我觉得他就是你多半正在想象的那种人，一个冒险家，撞大运给自己裹了一身红货[黑话，票子或黑钱的意思。]。”

“你肯定非常喜欢他，”我说，“都学会他们的黑话了。”

他把毫无血色的枯瘦双手塞到毛毯的边缘底下。我揿熄烟头，喝完那杯酒。

“他就像我生命里的清风——他还在的时候。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陪着我，像猪一样流汗，按夸脱喝白兰地，给我讲爱尔兰革命的故事。他曾经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军官。他连待在美国都是不合法的。当然了，那是一场荒唐的婚姻，婚姻本身连一个月都没撑到。马洛先生，我告诉你的都是家族秘密。”

“在我这儿依然是秘密，”我说，“他发生什么了？”

老人木然地看着我：“他走了，一个月前。突然消失的，一个字也没对任何人说。没和我道别。有点让人伤心，但他是在一所残酷的学校里长大的。以后也许会有他的消息的。同时呢，我又遭到勒索了。”

我说：“又？”

他从毛毯底下抽出双手，手里有个棕色信封：“拉斯蒂还在的时候，谁敢来勒索我，我只会为他感到非常惋惜。他出现之前几个月——应该是九或十个月前——我付了五千块给一个叫乔·布罗迪的男人，请他放过我的小女儿卡门。”

“啊哈。”我说。

他动了动他稀薄的白眉毛：“啊哈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说。

他半皱着眉头继续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拿起信封，打开看看。顺便再给自己倒一杯白兰地。”

我从他膝头拿起信封，然后坐回原处。我擦干手掌，把信封翻过来。收信人是盖伊·斯特恩伍德将军，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阿尔塔布雷新月路3765号。地址是用墨水写的，工程师喜欢的那种印刷斜体。信封已经用刀裁开。我打开信封，取出一张棕色卡片和三条硬纸。卡片是棕色薄亚麻纸质地，金色文字印着：“亚瑟·格温·盖格先生。”没有地址。左下角用极小的字体印着：“珍本与精装版书籍。”我把卡片翻过来。背后还是印刷斜体字：“亲爱的先生：随信附上欠条数张，尽管就法律而言无法追索，但确系赌债无误，阁下谅必会以信义为重。A. G. 盖格字。”

我查看那三条白色硬纸。它们是用墨水填写的期票，日期各自不同，但都是上个月也就是九月初的。“本人承诺，一经要求即向亚瑟·格温·盖格或其指定人员归还一千美元($1000.00)，无利息。现金收讫。卡门·斯特恩伍德。”

散乱的字迹像是出自低能儿之手，有很多乱爬的花饰，用小圆圈代替点。我给自己另斟了一杯酒，喝了一小口，放到一旁。

“你的结论？”将军问。

“现在还没有。这位亚瑟·格温·盖格是谁？”

“毫无概念。”

“卡门怎么说？”

“我没问过她。也不想问。就算问，她也只会吸着大拇指装可怜。”

我说：“我在大厅里遇见她了。她对我演了这一出。然后企图坐在我的大腿上。”

他的表情毫无变化。他的双手扣在一起，平静地摆在毛毯和热烘烘的空气的交界处；高温让我觉得像是变成了一道新英格兰炖菜，他却似乎连暖和都谈不上。

“我非得说场面话吗？”我问，“还是可以直话直说？”

“我可没觉得你有多少顾忌，马洛先生。”

“两个姑娘经常一起出去混吗？”

“我看未必。我看她们各自走上了不太一样的地狱之路。薇薇安被宠坏了，难以取悦，人挺聪明，相当无情。卡门是个喜欢扯掉苍蝇翅膀的小孩子。两个人的道德感都不比猫强。我也一样。斯特恩伍德家的人都这样。你接着说。”

“我猜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薇薇安上的都是那种嫌贫爱富的好学校，然后上了大学。卡门待过五六所学校，一所比一所开放，结果和没上过学一个样。我猜她们都染上过常见的所有恶习，现在也没戒掉。假如我这个做父亲的说话太难听，马洛先生，那是因为我的命只靠最后一口气吊着了，容不下维多利亚式的虚伪。”他把脑袋向后靠，闭目养神，然后忽然又睁开，“有些话我看不说也罢，一个男人玩到五十四岁才第一次做父亲，有什么结果都是自作自受。”

我喝一口酒，点点头。血管在他铅灰色的细瘦喉咙上搏动，但跳得太慢，几乎没法称之为脉搏。一个老人，三分之二的身子已经入土，却执着地相信他能活下去。

“你的结论？”他突然说。

“我会付钱给他。”

“为什么？”

“这是个一丁点小钱对一大堆麻烦的问题。背后肯定有名堂。但没人能伤你的心，前提是你的心现在还能受伤。另外，要有许许多多骗子花上许许多多时间讹诈你，你的损失才会大到值得你注意。”

“我有我的尊严，先生。”他冷冰冰地说。

“有人就指望你有呢。想要糊弄人，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此外就是警察了。除非你能证明其中存在欺诈，否则盖格就能根据欠条收账。但他没那么做，而是双手奉上欠条，承认它们是赌债。他承认是赌债，你就有了辩解的余地，即便他留着欠条也一样。假如他是捞偏门的，那他显然很懂行；假如他是个顺便做点放债业务的本分人，那就应该收回欠款。你付了五千块给他的乔·布罗迪是谁？”

“什么赌徒吧。我不太记得了。诺里斯肯定知道——诺里斯是我的管家。”

“你的两个女儿，将军，她们的名下有钱吗？”

“薇薇安有，但不算多。卡门还未成年，受她母亲的遗嘱限制。她们的零用钱我给得很大方。”

我说：“我可以帮你打发那个叫盖格的，将军，假如你找我是为了这个。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有什么。除了你付我的酬劳，也许会多花你一点儿小钱。当然了，你得不到任何好处。让他们尝到甜头永远不会给你带来好处。你已经进了他们的优质客户名单。”

“我明白了。”褪色的红色浴袍底下，他耸了耸皮包骨头的宽阔肩膀，“一分钟以前你说你会付钱给他。现在又说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我的意思是说，忍受一定程度的敲诈比较省钱也比较省事。就是这个意思。”

“非常抱歉，马洛先生，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怎么收费？”

“运气好的时候，二十五块一天，费用另算。”

“我明白了。摘除一个人背上长的瘤子，这个价钱挺公道。相当微妙的手术。希望你能明白。做手术的时候可以尽量不惊动病人吗？马洛先生，说不定有好几个呢。”

我喝完第二杯酒，擦拭嘴唇和面颊。白兰地进了肚子，高温没变得更好受。将军朝我眨眼，揪着毛毯的边缘。

“假如我觉得这个人多多少少还算通情理，我能和他做交易吗？”

“行啊。事情已经托付给你了。我从不做半吊子的事。”

“我会解决他的，”我说，“他会觉得一座大桥砸在了他头上。”

“我相信你肯定能。现在我得说声抱歉了。我累了。”他抬起胳膊，摸了摸椅子扶手上的电铃。电铃线接着一根黑色电缆，电缆沿着一排墨绿色箱子蜿蜒而去，兰花在那些箱子里生长和溃烂。他闭上眼睛，随即短暂地睁开，明晃晃地瞪我一眼，身体躺进靠垫里。眼皮重新合上，他不再理会我了。

我站起身，从潮湿的椅背上拿起外衣，从兰花之间向外走，我打开内外两道门，站在外面清新的十一月空气里，给自己补充氧气。车库门口的司机已经不见踪影。管家踩着红色小径走向我，动作流畅而轻快，脊背挺得比熨衣板还直。我穿上外衣，望着他走近。

他在离我两英尺[长度单位，1英尺等于0.3048米。——编者注]的地方停下，严肃地说：“您离开之前，雷根夫人想见见您，先生。关于费用的问题，将军吩咐我给你开张支票，数字随你定。”

“怎么吩咐你的？”

他露出困惑的表情，随即微笑：“啊哈，我明白了，先生。当然了，您是一位侦探。通过他按铃的方式吩咐的。”

“你替他开支票？”

“我有这个权力。”

“看来你不会葬在乱坟岗里了。谢谢，现在不需要钱。雷根夫人为什么要见我？”

他的蓝眼睛沉着而平稳地瞪了我一眼：“她对你来访的目的有所误解，先生。”

“谁告诉她我来了？”

“她的窗户正对温室。她看见你和我进去。我有义务告诉她你是谁。”

“我不喜欢这样。”我说。

他的蓝眼睛蒙上寒霜：“你是想指点一下我的职责吗，先生？”

“不。但猜测你都有哪些职责肯定乐趣无穷。”

我们彼此注视了一会儿。他用蓝眼睛又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