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对你这样的职业女性来说不一样……”

我的上帝！我这么想着，并打算抗议。但是，一个三十多岁，没有丈夫但有一份工作的女人，如果不是职业女性，又算什么呢？我还记得十二岁时，我和朋友贝蒂一起读过一本蓝色封皮的书，那本书里列了很多问题，还留好了写答案的空白处。比如你最喜欢的小说人物是谁？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你的志向是什么？贝蒂当时写的志向是成为一名伟大的女演员，我写的是，“嫁给一个我爱且爱我的男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想法，现在依然如此，只不过还没有实现。所以，我看上去就是个职业女性，对此我又能怎么办？

在牛津期间以及刚毕业的时候，我对职业的看法非常幼稚，我的家人也一样。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所认识的职业女性如此之少，除了我母亲的未婚姐姐之外，几乎不认识其他人。那位姨妈曾是医院的一名救济品分发员，因为我外公去世，她被硬生生叫回家和外婆一起生活。有时我们也会听说某某的女儿，“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在“外交部有一份很棒的工作”，或“在《曼彻斯特卫报》做得不错”。我们会非常羡慕，但仅仅因为这个女孩从事了这样一份工作，她就仿佛脱离了我们的圈子，看上去完全是另一种人了。我从没怀疑过我想要从事的工作是与文学、绘画或戏剧相关的，但这类工作似乎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对自己的能力抱着非常谦逊的态度，在这方面，我缺乏年轻人应有的自大。懒惰、任性的我，仅仅在作为女性这个身份时才显得生机勃勃，而一旦在这个身份上受到伤害，面对现实时，我就变得非常枯燥。（既然我一向相信真相即良药，所以这本应是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但感觉并非如此，这个真相徒然令人悲伤。）

因此，我没什么狂野而鼓舞人心的抱负，只是模糊地想，我可能想成为一名记者，因为我喜欢写信、写文章；或者也可能想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因为我喜欢读书。然而，我没读几份报纸就已经发现，我想当记者的想法很可能不靠谱，因此战争开始时，我正三心二意地计划着成为图书管理员呢。

战争开始了。我和妹妹坐在农场餐厅的地板上，往麻袋里填充细而多刺的谷壳，准备给从伦敦来的难民做床垫，一边听着收音机里张伯伦宣布的消息，一边咽着眼泪（我不记得有哪个难民真的睡在过这些紧急床垫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一窝蜂地返回伦敦了，速度之快就好像他们从来没离开过一样）。

我不再摆出和平主义者的样子了。战争一旦爆发，再去做反对它的姿态，就好像做出反对地震或飓风的姿态一样荒谬。恐怖已经成为现实，必须忍受，但除非因不可抗力所致，否则我从来没想过要参与其中。我对这一切可怕的疯狂行为感到一种无言的、执拗的厌恶，几乎对战争结局毫不关心，因为不管谁赢，战争已经发生了，而人类（我看不出德国人和英国人有多大区别）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一事实永远无法改变。后来，当“无条件投降”成为口号，轴心国的秘密和平试探受到冷落时，在我看来，这种疯狂已经严重到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尽管我知道自己骨子里没有护理天赋，但成为护士对我来说还是合理的。我本来也可以加入某个女性服务团体，成为万千受军纪约束的女性中的一员，学学军事术语，戴上军帽，面色红润，穿上显得身材粗壮的卡其色灯笼裤。但这个场景在我看来，非常不令人愉快，可是我有什么特殊的权利避免呢？我甚至不记得曾努力为自己想过理由，我只是下定决心，除非“他们”来把我抓走，否则我绝不去，就是这样。

现在看来，这种拒绝参加任何非被迫之事的态度，无疑体现出了我精神上的狭隘。无论这个时代的进程多么疯狂，一个人想要超脱于时代都是徒劳的，即使从个人层面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只有亲身经历正在发生的事，无论是积极参与还是坚决反对，个体才能理解其真相。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白羽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英国爆发的“白羽毛运动”，白羽毛指在斗鸡比赛中仓皇逃跑的公鸡，是英国传统中懦夫的象征。一战时期，很多女性响应征兵号召，会在街上递白羽毛给男性劝其入伍，带有羞辱意味】这种令人厌恶的风气，一定是最荒唐的“爱国主义”和最歇斯底里的痛苦（“我的男人就要被杀死了，为什么你不该如此？”）的一种表达方式，但这里面也含有一点真相：作为人类的一员，谁都无法摆脱这份罪责——除非个人完全退到一个真空中，同时放弃任何与之相关的荣耀。当战争来袭，有两条诚实的道路可走：要么采取一些徒劳但积极的姿态反战，并承担其后果；要么与战争共存——不是去接受战争的价值观，而是接受人类状况的这种现实。这两条路我都没走，毫无疑问这样是不对的。对我来说，与战争共存，无非是穿上军装，做一些文书工作，目的是“解放出”一个男人，让他去杀人或被杀。我当时觉得，这肯定是一件愚蠢的事。但以那样的方式交出自由，我就能亲身体会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任何一个想理解、知晓并触摸真相的人应尽的责任。有人可能会说，我最终去干的平民工作和参军的目的也没什么不一样，因为如果负责指导我工作的官员没有将它们分类为“必要的”，那么这些工作也就不会存在。但对差异的感觉是非常主观的，我选择平民工作，是因为它代表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自由的最小损失，而个人自由的损失正是我本应探索的这种局势最典型的特征。那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是正在发生的事件中被荼毒最深的人，但正是他们，以及来自西非和苏丹的士兵，被卷入这疯狂的浪潮，被卷入一场对他们而言比对我更没有意义的战争之中。我的任何选择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当然是微乎其微的，在我自己的头脑之外是察觉不到的。但在我的头脑之内，我所做的选择却在这些人和我之间筑起了一道墙。

所以自然应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每个人都应该以某种程度“参与”每个时刻，不仅仅是危急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现在的错误并不比当时少，因为我仍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或社会活动；我从未参加过反对氢弹的游行，从未散发过敦促抵制南非商品的传单。是否有一天，我会因为秉持这个观点而采取行动，我不知道，但从我过往的经历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出于习惯和本能，我继续坚持着任性恣意的那层“保护壳”，它能守护我的私人空间以及我作为女性所感知到的、与社会层面的真相并行的另一种真相：这是关于出生、交合、死亡的身体层面的真相，这种真相只能在人际关系以及沉思冥想中才能触及。

我决定不参军，于是响应了一则征召女工的广告，打算去南安普顿一家造船厂工作。我以为因为要造的是小船，所以工厂也会很小。我想象着周围应该有个船坞，虽然我不大可能独自建造整艘船，但我可以从事一些小船部件的加工活儿——比如打造一个舵柄，或把螺丝钉固定好之类的。但收到文件时，我发现自己错了。有趣的是，其中有一张表格需要填写我喜欢的工装裤是天蓝色、苹果绿还是玫瑰红，但其余部分则清晰地呈现出一幅单调的画面：我坐在工厂长凳上，长时间干着与金属打交道的单调工作。对像我这样被宠坏了的人来说，每天的工作时间似乎长得可怕，工资也少得让我对有关工人能挣大钱的说法深表怀疑。“当然，这些人很有钱”，当时大家都这么传，然而，我要去的工厂发的基本工资低得令人尴尬，只有铁打的工人才能挣到加班费。但我已经无法打退堂鼓了，于是勾选了天蓝色的工作服，然后等待下一步指示。没过多久我收到一封道歉信，说他们没有空缺职位了，我如释重负。

后来，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从伦敦迁到巴斯的海军总部正忙着招募女性。于是我问询了一下，收到一封亲切但令人沮丧的回信，问我为什么想要一份薪水很低的办公室勤杂工作，随后又告诉我，肯定还有别的事情可做。但我坚持要去。我不希望自己的避难所太过舒适。尽管无聊，收入低，但能派上用场，这似乎就是我正需要的。

要不是巴斯这个地方本身，以及我在那里结交的朋友，我一定会觉得很无聊。我的工资少得可怜，扣掉临时营舍的租金后，每星期挣十五先令九便士，当然，我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正式的公务员在被征用的酒店和学校里进行着高负荷工作，疲惫不堪，几乎没什么时间来教我们这些未经训练的新招募人员，无论我们这些新员工的积极性有多高。不仅是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还有大量从附近来的年轻男女，把这份工作当作他们应征入伍（主要是男性）或说服父母让自己远走高飞（主要是女性，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劳工分配制度）之前打发时间的好办法。我非常清楚自己效率低下，因此觉得哪怕被无礼对待也不失公正，但这里的正式职工都很耐心友好。他们交给我们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让我们从一个房间送到另一个房间，让我们泡茶（虽然有时我们泡得太淡），还让我们坐下来使用对数表——他们误以为我们只要使用对数表就不会出错。到了最后，我那疲惫不堪的师傅总会给我一张纸，对我说：“把这个抄写到那张纸上。”我会仔细地抄写，然后他会说：“很好，非常感谢。”但有一次，我看见他把我抄的稿子偷偷扔进了废纸篓。

起初，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令人不安但并非难以忍受的梦境中。普尔特尼酒店餐厅里一排排墨迹斑斑、紧凑摆放的桌子，一摞摞填写着数字和姓名首字母的表格，被划坏的笔尖，标有“待处理”字样的锡盘，这一切显然对其他人都有意义，对我却没有。我只知道，我所在部门的一个下属分支部门负责把排雷设备从一个海军基地转移到另一个海军基地，但我完全无法想象这些设备，而且似乎转移之前或之后也没有任何人了解这些设备的任何情况。这些疲惫的中年人严肃谨慎地从事着他们蚂蚁般的工作，多年来，已经建立起一个舒适的、小小的办公室世界，有自己的惯例、必需之事、禁忌和幽默：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这绝非令人不快的世界，也不是一个令人讨厌或鄙视的世界，但不是我可以想象自己能归属其间的世界。每天晚上，我会离开这里，回到一个铁路工人简易住宅中的一间小盒子般的卧室。他的妻子会给我做一顿分量很大的晚餐，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看书。经历了贝克顿和牛津的日子，这种情况虽说有些奇怪，却并不令我沮丧。我只是觉得自己仿佛被悬在了空中，默默等着，看看能否找到方向。

不久后，一个自命不凡但乐于助人的女人注意到了我的存在，她志愿为海军部开车，负责接送我所住的偏远郊区的人们上下班。她问我是否愿意调整到更合适的住所，我没想过这样也可行，竭力抑制着刚刚露头的希望（因为这个铁路工人的妻子虽然寡言少语，却是一个善良的女房东），嘟囔着说，如果可以的话……令我吃惊的是，她竟然记住了这件事，并跟安排住房的官员说了，于是我被迅速带到镇上，在一户基督教科学派信徒的家里安顿下来，这个家庭非常慷慨热情，以至于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对这个教派怀有不可抗拒的好感。在他们充满善意、轻松自在的公寓里，我终于苏醒过来。

我每天穿过皇家新月街和圆形广场，沿着盖伊街步行去办公室，哦，可爱的巴斯！在英国，当你一脚踏进薄雾里，没有哪座城市的景色比这里更美了。总有些景致可以欣赏——一个扇形窗，一个挂灯笼的铁笼子，一棵木兰树从地下室旁伸出来，映衬着被烟灰染得黯淡的金灰色石头——但我主要的日常快乐来源于新月街那巨大的弧形，那宽阔的、被磨损的铺路石，那开阔的视野，以及那弧形内部所蕴含的奇特静谧。一天晚上，一个陪我回家的男人说：“我觉得自己走进了教堂。”听到自己的感受被用如此笨拙的语言表达出来，我生气地愣了好几分钟。

不久后，我对这份工作就变得漫不经心了。我还结识了我所有女性朋友中最迷人的一位，她像只蜻蜓一样从一封沉闷的介绍信中钻了出来：“你亲爱的姨妈告诉我……如果你星期天能来喝茶，我们会非常高兴。”她来自一个活泼的爱尔兰家庭，是其中最小的女儿，起初被派来接我时，她彬彬有礼，并不太热情。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打开了一个快乐和戏剧性事件的“源泉”，时至今日依然奏效。只要是安妮去的地方，就会有灾难发生：这种灾难太过离奇，除了付之一笑，别无他法。比如我们某天没打招呼就把她父亲的车开走了，那么那辆车肯定会被偷；要是我们某个晚上去伦敦与年轻男人见面，我们就会要么丢了车票，要么丢了行李钥匙，要么在打扮时裙子裂开；要是我们身无分文，只剩下一便士和半克朗，被塞进盥洗室门上投币口的肯定是这半克朗。“猜猜现在又发生什么了”，安妮会这么说（现在仍然会这么说），然后便绘声绘色、夸张地讲出一个个离奇恐怖或荒诞不经的故事。我一直喜欢看漂亮女人，也喜欢和快乐的女人在一起，而她，是我所认识的最漂亮、最快乐的女人之一，也是最慷慨、最勇敢的女人之一，有时还倔强得令人抓狂，她成为我的朋友，并与我相伴至今，我对她充满感激。

那段离家在外、过着全新生活的日子，让我大部分时间能够避开保罗给我带来的痛苦，而在家的时候，不开心的事可比开心的多太多了。在我的经历中，欢笑、轻浮，甚至愚蠢和矫揉造作（安妮和我一定经常又愚蠢又矫揉造作）都是可靠的慰藉，同时也能成为女性友谊的坚强纽带。我在巴斯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因此，当我决定最好在被解雇前辞职回家，考虑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时，我从心底里感到难过。

然后是一段可怕的插曲，一位姨妈说服我，说我的职责是去乡村学校教书，那里人手不足，学校里又挤满了来自伦敦的孩子，所以未经训练的志愿者也受欢迎。我干了两个学期，证明了教书不是我的专长，但也证明了在关键时刻，我还是能鼓起一些勇气的。在这段时间，我遇到了第一个“没有希望的”爱情，感觉自己生命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这次经历非常美好，即便我看到它的不真实性，也没有停下来，从未后悔过，但结果再次令我陷入更冷的灰烬之中。等到我有机会在 BBC（英国广播公司）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时，我已经奄奄一息了。

不可思议的是，我还记得在牛津上学时，BBC 显得很有魅力。毕业前，我们还去了据说可以帮我们找工作的就业指导委员会，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对他们说：“嗯，我觉得 BBC不错……”结果却被嘲笑了（我想知道，真的有人通过大学的就业指导委员会找到过工作吗？因为我从没听说过）。这件事让我认为 BBC是一个汇聚了出类拔萃、才智非凡之人的大本营，因此能加入 BBC，尽管我只是那沉在水下八分之七，看不到麦克风的普通一员，在我看来依然是件不同凡响的事。我之所以能进入 BBC，是因为我牛津的朋友玛格丽特在 BBC 招聘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一个可能适合我的职位出现时，她向我透露了消息。

一段时间里，我依然觉得公司的大部分部门都充满魅力，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它们。我所在的部门，隶属于BBC面向“大英帝国”广播的一个信息服务部门，当时已经撤离到伊夫舍姆。我总觉得“大英帝国”这个称呼很有意思，它还包含美国呢，BBC过了一段时间才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改了服务处的名称。我们在一所丑陋庄园里工作，从那儿可以俯瞰豪斯曼¹笔下的布雷顿山。因为属于新开发的部门，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新闻室等部门也已经成功经营了多年，所以一开始很少有人来咨询我们。这份工作让我进入了一种奇怪的隐居状态，情感似乎全被抽离，比这个地方的存在更不真实。

我变得害羞，这对我来说是全然陌生的状态。我们分散在伊夫舍姆的临时营舍里，附近有几个俱乐部能让大家碰头。我去过两次，但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我依然认为BBC里都是不同寻常、非常聪明之人，也能看出他们彼此很熟，但我觉得他们会认为我枯燥乏味，因此不敢对他们说出自己的任何主张。我回到自己的住处，从那之后，业余时间除了读书我什么也不干，即便到后来意识到，这些令我望而生畏的人其实多数都是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中年记者时，也依然如此。

在伊夫舍姆，我唯一享受的是早班刚开始和晚班快结束的时光。我们需要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午夜，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值班的人都是独自工作的。在冬季清晨五点半的黑暗里，BBC的穿梭公车在大厦门口将我放下，我慢慢沿着车道向上走，边走边捡柴火。然后走进一间房间，那曾经是最好的卧室之一，在壁炉里生上火，再从食堂取来茶和香肠，坐在地板上吃，看着炉火慢慢烧旺。开始时总是很冷，而且那个时段只有少数人员在工作，我待的地方经常几乎一个人也没有。这些野餐似的早餐有一种神秘的乐趣，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蹲在废弃屋里的流浪汉，这种略带迷惘的快乐，是我对那段时间唯一的记忆。

后来我们被调回伦敦，成为BBC这台大机器中被接受的一部分，这份工作就变成了普通工作，持续了五年，直到战争结束。这不是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但能让我们忙碌起来。我们的职责是随时回答咨询我们的任何问题，我们通常也能做到，所谓信息服务，只需要知道去哪里找到信息罢了。与我一起工作的大多数女性我都很喜欢，如果我不喜欢谁，通常大家也不怎么喜欢。我还发现，在团队中有一个不受欢迎的成员作为其他人之间的催化剂不是件坏事。过了一段时间，我升任这个分部的负责人，此前我曾有一次没被选中，被提拔的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女孩，这事还蛮有戏剧性的。后来她的工作效率被发现并不如预期，再后来她就离开大家去生孩子了。升职后，我只是有点高兴，其他女伴们却说：“一开始就应该是你。”她们喜欢我，我很开心（同时也觉得很幸运，因为全靠她们，这个部门才得以维持运转），但我对工作的关心其实非常肤浅。那时，我对任何事情的关心都很肤浅。

我的生活并没有与战争紧密相连。保罗死了，但他在那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我。我的一个表弟也死了，但他比我年轻，因此我之前和他也没有太亲近。我认识的其他一些人也死了，但他们并不属于我的日常生活。这些死亡就像有毒的战争氛围凝结了片刻，然后滴下一滴水珠：虽然可怕，却也在情理之中。距离我最近的暴力事件，是某个晚上，我要睡的那个房间被炸塌了，当时，另一个房间的窗帘猛然悄无声息地向我横卷而来，从窗台上卷下一只瓷碗，然后，爆炸声响起，那之前的片刻，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至于当时或许存在的那种极度狂热的欢乐氛围（有些人在回忆录里曾说起过），我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对我来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多年的空虚，多年麻风病般的无聊，意义之战将我消耗殆尽。其他人的经历也许比这更痛苦，更戏剧，更悲惨，更可怕，但我的经验，也同样是一个微小而黯淡的地狱。

在这段时间，我的灵魂缩成了豌豆般大小。它从来就没那么强大、鲜活，也没能力让自己的触角伸到自我的边界之外，但现在，它几乎枯萎了。我变得很会巧妙地躲避痛苦，靠着不断切换一个个小小的感官刺激度日，因为我明白，仅就个人生活而言，自己已经是个失败者，注定孤独终老，根本就不配拥有什么。当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战时的报纸做标记时，我还能干什么？我特别记得一段关于一位自杀的波兰老人的剪报，他留下一封遗书，说自己已经尽一切努力让人们看到必须为波兰做些什么，却没有人听，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这是唯一能引起人们关注当前事态的方式。他选择了与我完全相反的另一条路，这个可怜的狂热老人，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仅占据了大约一英寸半的角落版面。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弗兰西斯·培根画中的那些人物，张着血淋淋的大嘴不停尖叫，那么我们别无他法，能做到只有：心存感激地去电影院欣赏一部有趣的电影；去上床睡觉，感受床单的光滑和毯子的温暖；去办公室八卦，说说因为海伦的情人休假在家，所以海伦告诉凯瑟琳，如果自己妈妈打电话来问，要说她俩是在一起的，然后付之一笑。在深夜换班后，沿着空荡荡、寂静的牛津街伫立的，那些交通灯的小亮片——在灯火管制期间因灯罩被遮挡而显得黯淡——从红色变成琥珀色再变成绿色，看起来就像在低语，我就是用它们填满了我的那些日子。

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

在惰性强加给我的这些荒谬限制中，我找到一些缓解的办法，就是当时还能往来的几个朋友的陪伴（我不多谈我的朋友们，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属于他们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来说不珍贵）。还有我读的那些书，以及在办公室里过的小小日子，这些通常都很有趣。同事之间的亲密情谊是令人愉快的事，而且非常真实，但当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相遇时，这种亲密感却会令人困惑地立刻消失。一如既往，我可以随时观察周围的事物，无论是法国梧桐上舒展的树叶，还是公共汽车上人们的面孔，或屋顶上尾随同伴昂首阔步的鸽子，以及欣赏画作。

也许，在连续几个月里，我最接近完全活着的时刻，就是在欣赏画作的时候了。我之所以能感受到这种快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视觉图像天生敏锐的感知力，另一方面则归功于我的一个姨妈，她是我母亲的姐妹中唯一未婚的，也是唯一摆脱了传统家庭思维方式的人。

她是个聪明又敏感的女孩，患有严重近视，不得不戴眼镜。我相信正因如此，才让她自己和家里人都认为她相貌平平，其实按照当今的标准，她算得上引人注目的美女。当她还是个孩子时，还有点口吃的毛病，因此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她一定贬抑了自己，觉得自己既害羞又没有吸引力。后来她进入牛津大学，成了家里的才女，人人都喜欢她，但很少有人理解她。她最好的朋友是医院里的救济品分发员，她也跟上了朋友的步伐。她们在伦敦合租一套公寓，用手工编织的材料和印象派画作的复制品装饰房间，工作时也兢兢业业，乐在其中。

当我的外公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告诉姨妈必须放弃工作，回贝克顿照顾她的母亲。没人质疑这一点。我外婆那时大概六十岁左右，是个非常健康、能干的女人，家里经常有孩子和孙辈来做客。其实只要稍微计划一下，外婆就可以无须独自生活，而且她个性坚强，必要时也完全能承受孤独。但按照外婆所认为合适的观念来看，未婚女儿对父母尽义务是理所当然的，与此相对，姨妈对自己工作的义务则微不足道，对自己本人的义务更是根本不存在。我的母亲，以及其他兄弟姐妹也都这么坚信。当时他们的孩子还小，还没有预见到自己后来能够接受（我母亲是非常豁达地接受了）女儿们拥有自己生活的权利。“现在回想起来真可怕，”母亲曾这么对我说，“我们怎么能让她那样牺牲呢？但在当时，这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对这件事的感受，姨妈从没提起过。她不仅是个矜持的女人，还是我见过最真诚无私的人。她默不作声，略显疏离地埋头干起活来：做园艺工作，去委员会服务，在村里的主日学校教书，还成了当地的治安法官。她书架上的书和家里其他人的都不同，卧室里的画也和别人的不一样，她是当时家里唯一去国外度假的人。她在多洛米蒂山脉行走，或住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简陋小旅馆里。她喜欢孩子们，孩子们也喜欢她。她温柔、羞怯地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一些诗歌、浪漫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蛛丝马迹，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随手撷取。其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她曾带我去看伦敦伯灵顿宫举办的法国绘画展览，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展览。光是去伦敦就已经够令人兴奋的了，还能做一些像参观展览这样成熟的事，那就更棒了：我已经准备好欣赏这些画作，结果也不负我所望。我喜欢华托和弗拉戈纳尔的作品，透过这些画面，我仿佛瞥见了自己一直渴望融入的精致优雅的生活，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油画还是安格尔的《泉》和《艾蒙夫人》。那种大理石般的完美，那种经过打磨的、高度写实的质感，向我传达了理想之美。可是，为什么我的姨妈在雷诺阿的一幅出浴女的画作面前站那么久呢？为什么她像往常一样，以一种非说教的方式对我说，她觉得这幅画比安格尔的画更可爱呢？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只觉得笔触很模糊，画中这个女孩，身材太胖，肤色太红，相貌也平平。但是我亲爱的姨妈，她是很懂绘画的，比起安格尔的画，她确实更喜欢这幅，不必说我也能看出来。所以，尽管当时我并不能理解雷诺阿以及其他印象派画作（除了马奈的《吹笛少年》之外），我也明白，这是我的局限，不是他们的局限。对每个想要享受绘画的人来说，这就是那至关重要的第一课。看着雷诺阿，就像在派对上遇见了一个人，你们彼此毫无进展，因为其中一方或是你们双方碰巧都心不在焉，但等到再次见面你才发现，他将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第一次见面看似毫无用处，但没有它，第二次也不会发生。

还有一次，比这更早些的时候，姨妈给过我一个关于艺术的暗示，我也领会到了。当时，我像往常一样画着马，姨妈靠在我肩膀上说：“画个裸体的人吧，男人或女人都行。”这个在我当时看来不太得体的建议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于是我犹豫了。她看出我在想什么，也不好意思起来，于是说：“嗨，如果你不愿意，也不必把他的，嗯，他的那些小东西什么的画进去。”于是我画了一个难看的分叉萝卜，她看起来很失望。我当时并不理解她那一厢情愿的希望，她希望借由孩子的眼睛产生一些新颖鲜活的东西，但我知道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面对人类的身体，我应该能做些有意义的事，而不是为它感到尴尬。从那以后，每次看裸体画时，我都会寻找其中蕴含的美。

因此，姨妈带给我的影响加上我天生的性情，使我拥有了这样一双眼睛，即使在人生最沉闷的岁月里，我也能观察事物，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理由。

另一种填补空虚的方法是混乱的私生活，这很常见，但也很难超然面对。精力不足使我无法四处追求男人，但如果他们主动出现，我就会和他们上床。在我的不幸刚开始时，我就这么做了，说实话，我得承认，相比其他时候，这么做时我的灵魂萎缩程度要更轻一些。例如，在伊夫舍姆和伦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遭到爱情的两次打击而变得十分怯懦，我甚至连随便上床也做不到了。

在我看来，身体上的挫败感虽然也对我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远不如被渴望的感觉带来的安慰，以及有事可做带来的无聊感的缓解来得重要。我必须熨平整漂亮裙子，洗干净最好的内衣，因为星期五门铃会响，我要和一个男人出去吃饭，不管有多无聊，但至少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这是在重复熟悉的举动，重回常规生活轨道，就算这次见面不会有任何结果——而我内心也已经下定决心，不打算有任何结果。当时，只有在一场没有严肃感情威胁，不会结成真正关系的邂逅中，我才会觉得安全。

有时，这些短暂的交往也并非带来的都是遗憾。如果有足够的友谊以及身体上的契合，稍稍突破自身困境的局限，进入另一个人的生活也是可能的，也会感受到一些柔情——身体间的柔情，虽然有限，却很真实。若非如此，这些交往就只剩荒谬了，我会对此感到既好笑又困惑。我会遇到一个和我毫无共同之处的男人，他或许又胖又饶舌，讲些无聊的逸事，甚至不会跳舞。他或许只是第一个对我调情的人，但因为表现得好像觉得我很有魅力，所以我觉得温暖，于是很快回应。我们的手在餐桌下相握，跳舞时，我的身体会随着他的贴近而迎合，直到大腿相触。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冷静点！你不会想继续的，你很清楚这毫无意义。”但不管我对自己说了什么道理，一旦开始了第一步，模式就会继续。仿佛一首熟悉的音乐开始演奏，我步入熟悉的节拍，根本无力对抗它的节奏。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种手势、一次接触，我的所有官能立刻进入了暂停状态，而上床成了唯一的结果。“有什么逼着我这么做吗？”当我乘坐酒店的电梯上楼，或看到一个本应是陌生人的男人把钥匙和零钱放在房间的梳妆台上时，我这么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分为二，一半顺从地、轻松地按惯例行事，另一半则带着一种讽刺的好笑之感冷眼旁观。当这只舞曲不可避免地走到终点，不管和谁在床上的那一夜也结束了，这两个“我”会合二为一，我就会清醒过来，想着：“我一定是疯了！再也不能这么干了！”

这就是情况复杂之处。如果我在某个夜里和某个男人做爱，出于一般礼貌，我应该表现得很享受，那么，如何在不羞辱他的情况下，避免再次跟他做爱呢？他可能会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他遇到了一个品行放荡的多情姑娘，因此期待着再次见面。我于是被迫编造关于自己反复无常、神经质和刁钻刻薄不讲理的故事，“你真的最好摆脱我，我向你保证”。我曾有一次绝望地陷入了这自己编造的错综复杂的谎言网里，因为我暗示说，正是对方的热情摧毁了我惯常坚固的防御，他相信了我，不久后向我求婚，这也许是我经历过最令人窘迫的事情了。

这些愚蠢又总是很短暂的艳遇，不过是冷风中御寒的破布，但总比没有强。在那段我的情绪低落到连破布也无法抓住的时期，这种枯萎之感不仅影响了我的灵魂，还影响了我的身体。我的健康状况恶化，食欲大减，只要一离开房间或办公室，就觉得头晕恶心。即使是在上班那短短的一段路上，我也生怕自己会晕倒或吐出来。我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我，我得了贫血症，于是，我请了一个月病假回家了。

贝克顿总能让我恢复元气。我曾想出过这样一个“科学”的理由：因为这里的土质让树木和草叶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最适合我的气息。但尽管坐在回伦敦的火车上时，我的身体已经感觉好了一些，可我知道，我的内心还是一样的，除非我采取某种行动，否则我将继续这沉闷的循环。“并不是生活抛弃了你，”我对自己说，“是你抛弃了生活。”我想起女性杂志上那些简洁的指令，“培养一个兴趣”或“加入一个俱乐部”。但对这类事情，我只能笑笑或打个冷战，因为我对此一窍不通。因此我对自己说（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多鼓舞人心的事，但确是事实），“听着，你遇到的下一个男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在你看来多么不真实，只要他看上去被你吸引了，你都要重拾你那些坏习惯，接受一切再次发生吧。”

我从车站直接去了办公室上晚班。闲聊了一会儿后，交班的姑娘们已经收拾好东西，只剩我一个人，隔壁新闻室传来打字机和纸带机的嘈杂声，逐渐地，这些声音仿佛离我远去了。我正要去食堂喝杯咖啡，这时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男人，我姑且称他为菲利克斯吧。这是个好色之徒，不久前还是我一个朋友的情人，这个朋友前段时间刚去了国外工作。“你好啊，甜心，”他说，“就你一个人？”这个敦实的小个子男人倚在门柱上，眯着职业花花公子的眼睛，“是的，”我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你可以跟我出去喝一杯。”“不，不行，至少午夜前不行。”“那好吧，我午夜来接你。”

菲利克斯已经被婚姻套牢了，也不是那种我倾慕到能爱上的人。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绝对安全。与此同时，他是个令人开心的伴侣，我们在做爱中分享了巨大的快乐。我们的关系是纯粹的傍晚幽会，但地点会是一个餐厅，我们先吃一顿在战时的伦敦能找到的最好的晚餐，然后再喝很多酒，再找个酒店，或如果菲利克斯的家人去了乡下，我们就去他家里过一夜。我俩都不曾涉足对方的日常生活，只是会分享各自生活里遇到的有趣或离奇的事情，但谁也没有期望对方对那些更严肃的事情产生兴趣。比如说，我从来不会告诉菲利克斯有关金钱的苦恼，除非是开玩笑，他也几乎不会提到他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可能会遇到的任何困难。我们的角色定义非常明确，就是让对方开怀大笑，给予对方身体上的愉悦。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好。他很会讲故事，对人物有敏锐的眼光，对荒谬之事有极大的兴趣，他的同情虽不深刻，却很广泛。他还有一种令人解除心防的坦诚，那种浪荡子常常会觉得凭借这一点就能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他喜欢有钱的感觉，还喜欢对此大肆炫耀，因为炫耀比低调有趣多了。他热爱成功，尽管那是他通过放弃自己作为作家的正直而换来的。他对生活的那种享受劲头，令他根本不去想原本应该如何生活。

由于有意识地渴望爱和潜意识里害怕爱之间的矛盾，我在情感上变得非常无能，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任何人的感情都只停留在一种淡然的、善意的层面。对菲利克斯，我有一种积极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不应该（我非常确定也不会）被轻视的。在两年的时间里，我成了他的情妇（或更有可能，是他的情妇之一），直到恢复了活力和信心，驱使我再次踏入那有着更深感情的危险水域时，我才结束了这段关系。虽然我后来还是会栽跟头，但和菲利克斯在一起的岁月就像给了我一个救生圈。与他在一起时，我过得很快乐，虽然不太光彩，但也正因如此，我溺水的可能性也小了许多。

我真希望分开后我再也没见过菲利克斯，但事实上我见过。八年后，电话响了，我听到那个熟悉、沙哑的声音，还有那满足的轻笑，立刻叫了出来：“菲利克斯！马上过来！”我给他开门时，心里想：“天哪，他今天一定过得很不愉快。”因为他蓬头垢面，身上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不对劲气息。然后我注意到一股酒味，一股陈腐的酒味，几乎令人作呕。“他喝醉了。”我吃惊地想着，因为尽管我们在一起时喝过那么多威士忌，我从没见他喝醉过。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随着夜幕降临，我慢慢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不幸。酒保接待他的耐心背后是明显的厌烦，而不再像见到熟客那样眼神闪亮。领班则把我们带到一张不起眼的桌子旁，也难怪，因为菲利克斯开始大声讲起了黄色笑话。过了一会儿，他吃了一点东西后，似乎振作了起来，开始像往常一样说话，还问了一些关于我的问题，但我很快意识到他无法倾听。当他眯起眼睛看着我时，我觉得很可怕，他那所剩无几的魅力，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僵化了。尽管他向来行事轻浮，是个享乐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在某些方面也很庸俗，不过在我看来，那种张扬劲儿倒也让他的这些缺点有所弥补。我亲爱的菲利克斯本来应该能够做到无视复仇女神，高高兴兴地走到老年，但他没有做到。他不久后就去世了，人们说他是喝多了，我也只能这么想，而他也真的在我耳边说过：“别傻了，你知道我喝不喝酒根本无所谓。”如果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这个人一定很讨厌自己成为反面教材里的角色。我想他是个奇特的人，令我竟然对他心怀感激和柔情，但每当忆起他，那些情感确实会在我心中鲜活起来。菲利克斯太喜欢女人了，情不自禁地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如果不这样做，他会觉得自己太不专业。是他，让我开始了缓慢的复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