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特质，我自认不具备，随手便能罗列。

我从来都不美。我从小被教导，长相不重要，漂亮的外表甚至是不好的，会引诱出虚荣和愚蠢。但对女人而言，这其实是个谎言。如果我长得漂亮，我未必会更快乐，但一定会变得更重要。也许如果我长得丑，我也会变得更重要，因为笨拙的身体会逼出一种笨拙的个性来保护自己。但是对于我这种人，有人可能会打量一下然后吃惊地说：“你穿那种颜色的衣服很好看。”或如果有人爱上了我，会说：“你的眼睛很可爱。”这种长相和美丽不同，哪怕只是短暂地被当作存在的理由都算不上，但美丽，就可以令人困惑地，甚至有时是致命地，成为存在的理由。

我只有和一些非常愚钝的人相比才显得聪明。在我认为真正有智慧的人身边，我显得很愚蠢，根本不会思考。我甚至不知道人们对大脑做了什么才能启动思考的过程。我自己的脑子里倒是有一扇门，会在风中前后摆动。很多东西被吹进去，其中有些还不错，但没有一样能如我所愿地受我掌控。我有直觉，有同情心，有分寸感，有超脱的能力，但就是没有那种能“咔嗒、咔嗒、咔嗒”构建起思维架构的本事。在工作中，我经常因为缺乏思考能力而自惭形秽。我有时会因为糊里糊涂而干了什么事情，或把什么事情忘在一边，这让我既痛苦又困惑，所以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就迅速转向一些与组织事件或组织想法无关的事情上。我擅长判断自己喜不喜欢某人的作品，擅长理解别人的意思，或试图表达的意思。如果我在这些事情上做错了，那通常是事出有因，而不是因为我愚蠢。但是，我认为组织和构建的能力是可以习得的，我却没能学会，因此在工作中，我的这种欠缺带给我的压力，远比我已拥有的能力带给我的安慰要多得多。在工作之外，在生活中，我并不介意这样的愚蠢，虽然有时确实不方便，但那是我自己的事，我从情绪波动中也获得了足够的愉悦和乐趣。但显然，我不能以拥有高智商来证明我的生命价值。

我一直都不够善良。我所谓的“善良”，部分是基督教教育的遗泽，部分来自经验主义，意味着以无私为中心。我所见过的罪恶和弊病，大部分都来自人对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所产生的一些可怕的错误认知。然而人的品质是由其行为而非信仰所决定的，一次又一次，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将自己微不足道的舒适和便利，看得比他人的快乐和悲伤更重要罢了。

我既不够勇敢，也不够精力充沛。我认为开拓经验的边界非常重要，但由于懒散和胆怯，使我无法在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实践它。我懒于参与政治；对于探险旅行也一直不够进取，只因为担心身无分文在陌生之地不够安全。我内心和嬉皮士意气相投，但当考虑到他们拓展经验的具体技巧时，我就能看到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我就像一个从孩子们玩的积木里取出的方块一样规矩，对我来说，“过度”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不适和疲劳。

因此，我既不美丽也不聪明，还不够善良，不够勇敢，不够精力充沛，而且多年来一直都不开心，因为这么久以来，我都未能实现自己非常渴望又非常简单的愿望：我没有丈夫，也不大可能有孩子。

所以，诸多证据表明，我的存在没什么价值，如果我像外婆一样，有意识地、缓慢地走向死亡，我势必会问出她问过的那个问题：“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我所能回答的也只是，我写过一点点东西，我爱过。然而，如果我能活到年迈之时，这些东西也会因为太过遥远而谈不上什么价值吧。但我应该记得，这些付出曾经是值得的，不过更有可能的事实是，到那时，一切都将结束，所有的价值也会随之湮灭。这应该是个可怕的想法，不过我倒不觉得害怕。

我为一位朋友写的一出戏剧寻找剧名时，曾经查过一本名言词典，偶然发现了卡莱尔和拉斯金说过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卡莱尔说：“再独具慧眼之人也无法穷尽任何事物的意义。”而拉斯金则说：“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灵魂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去观察。”

眼睛是一种精巧却又脆弱的小器官，就那样嵌在眼窝里。我还住在贝克顿时，我们常常会买羊头给狗吃，先煮熟，再把肉扒下来。这是一项可怕的工作，但习惯了以后就会觉得它非常迷人：大脑、舌头、眼睛，都变成了不同质地的肉。看着这些，很难相信这胶状的球体曾经能接收到脉冲，并将其转化为图像；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与此同时，它们甚至能在一只羊的脑袋里填满世界的画面。对我来说，视觉机制是有意识的生命体最大的奇迹，它比其他任何机制都更能将外部世界带入头脑。视觉能带来客观现实，视觉能证明你和我一样真实；证明铅笔、树、鸟、打字机、花、石头也一样真实；证明每个物体都和我一样是自己宇宙的中心；证明每个有意识的人类也和我一样，有着自己的庞大宇宙。

“你不是沙滩上唯一的鹅卵石。”我童年时，经常有人这样对我说，这话里隐喻的力量仍然很强。我所知道的东盎格鲁海滩几乎全都由鹅卵石组成，小时候，我常常花几个小时在那里寻找，收集玛瑙和琥珀，然后将它们放到果酱罐里，再倒些水进去，就会看到它们在里面闪闪发光。我很熟悉鹅卵石，各种浓淡深浅灰色的、近乎白色的、斑驳的、多孔的、表面有颗粒会发出微小闪光的、平的、圆的、上豆形的、完全不透明的、近乎半透明的等等。很明显，它们的数量无限，种类无限，但都同样真实。我拿着它们，更多时候我看着它们。正是通过观察鹅卵石，我开始感受它们的性质，也正是通过观察，我感受到了人的本性。“你在想什么？”我的爱人问我，而我通常并不是在想什么，而是在看什么。眉毛沿着眉弓生长的方式，薄薄的眼皮下轻微运动的眼睛，嘴唇的曲线，耳朵后面皮肤的皱褶：看着这些，我并不确定自己能学到什么，但我能感觉到需要研究的迫切。毫无疑问，即使我是个瞎子，但我只要还有理智，还有双手，我就仍然会去爱，可是，我还能以同样的方式辨认出一个人的独特存在吗？

由穆斯塔法·阿里引发的第一篇故事的主角——钻石抛光师马塞尔，并不觉得客观现实令人安慰。有一次，他从萨弗伊旅馆的窗户里探出身子，俯视着树上的椋鸟一路叽叽喳喳飞向苗圃，看着人行道上匆匆而过的人群，然后砰的一声关上窗户，大声喊道：“我受不了了！”

“你受不了什么？”

“一想到我晚上就可能死去，但第二天早上一切依然继续，那些狗娘养的还在街上跑来跑去，那些傻鸟还叫个不停……太可怕了！有时候，我在家里时会在半夜醒来，一想到这些，就必须给我妹妹打电话。”

“她会怎么做？”

“她会来我这里，给我沏茶，陪我说话。有时我会让她整夜待着。”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激动地把酒杯里的威士忌都溅了出来。他的嘴角抽搐，两眼喷出怒火。这个可怜的小人儿，世界可不会为了他而终结。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知道一切终将继续就是答案。如果我能神清志明地死去，而不是被药品麻醉或被痛苦折磨得神志不清，我希望我最后的思绪能停留在植物生长、孩子出生、我从来不认识的人们在花园里干活或给朋友们打电话这些事情上。正是在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存在之中，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脉动：就是这个脉动，在万物中哼唱、悸动，因而也存在于我的体内。

在读阿道司·赫胥黎关于致幻剂的实验报告时，我突然觉得这个极其聪慧的人有点天真。他在裤子的折痕、椅子和花束中发现了令人震颤的生命真理，难道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中本来就蕴含着生命的真理吗？每个实验对象都包含着这种真理。的确，人们通常不会像他所描述的那样极致地看待它们，但也没必要非以那种方式去看待才能知道它的存在吧。通过化学方式来强化视觉是一种奢侈，而不是必需。我自己（我还没见别人这么说过，但这肯定不是我的独特体验）的类似体验，则来自可能预示月经的腺体变化，所以我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天的视觉高度敏感期，那是一段能看到万物生机勃勃的美妙时期。

这种“存在之事”——这是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说法——对我来说太明显了，一点也不新奇。但只有天才的潜修者，通过必要的训练，开发一种早已存在的力量，才有可能通过研究佛教而进一步深入其中。事实上，我怀疑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只有罕见的圣人才能超越人类发明的各种仪器设备，而大部分人类，只能尾随在他们的觉醒之后，获取舒适和安慰。这是显而易见的——蕴含在每件事物里的安静悸动的生命是显而易见的——这填补了我由于不信上帝所留下的空白，让我怀疑我是否真的停止了相信。相信什么呢？我想，上帝应该是知道的，如果人类所理解的知识仅仅是生命悸动的一种属性，那为什么还需要相信上帝呢？我的感觉所告诉我的，不是“上帝存在”，而是“事实如此”。

对于那些依靠感官接收信息来保持内心平衡的人来说，当感官开始衰退时，考验就会到来。当我再也无法看见（我外婆在去世前十年就没再见过星星了），再也无法听见（她说先是云雀的叫声消失，然后所有鸟儿的叫声都消失了），当我的身体——不仅给了我所有最可靠、最令人慰藉的快乐，也帮助我走出局限性，去接触其他人和其他事物——变成一个痛苦的负担（想想吧，微不足道的消化不良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个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实可能证明，这种生命的跳动只不过是血液在我耳朵里流动的声音。我所希望的是，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害怕，如果不是因为我也像花朵、火柴盒、狗或其他任何人一样，以同样的强度存在着，那为什么就算有这么多我本无须活下去的理由，血液却依然如此稳定地跳动了这么久呢？只因为这一切，都是一个更大世界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更大的世界，只能用“我即是我”这几个字来表达，不需要别的证明或理由。

我想要指定某个比我年轻的人来见证我的死亡：看看我在面对死亡时的成功或失败，如果可以，我想亲自记住身上的脉动，以此战胜自我保护的激情，这种激情使死亡看起来是一种暴行（说得容易！当飞机引擎的嗡嗡声变成最后的悲鸣声时，我的身体就会绷紧，胃腹就会抽冷：“还不到时候呢！”）。体面且坦然地接受死亡，就是对生命价值的证明，尽管我存在诸多局限和不足，但这就是我曾经、现在，并且预感到未来都会想要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