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吉卜赛庄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我们没给房子找到另一个合适的名字，也许从住进来的第一晚开始，“吉卜赛庄”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脑子里。

“我们就叫它吉卜赛庄吧，”艾丽说，“就是要挑战命运，对吗？它是属于我们的房子，让吉卜赛的警告见鬼去吧！”

第二天，她又恢复了快乐的本性，我们也忙着整理新家，并且去结识一些附近的邻居。我们步行到了吉卜赛老人居住的农舍。我觉得要是正好发现她在菜园里忙活就好了，之前艾丽只见过她一次，那次她预测了艾丽的命运。如果现在艾丽发现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老妇人，在挖土豆——不过我们没有见到她，农舍门扉紧闭。我问一位邻居，她是不是死了，邻居摇了摇头。

“她肯定是出门了。”她说，“她经常出门的，你知道。她是个货真价实的吉卜赛人，所以在家里待不住，总是四处流浪，然后再回来。”她拍了拍额头，“不会安定在一个地方。”

随即她又开口了，试图掩饰自己的好奇：“你们是从新房子过来的吧，是吗，山顶的那幢新房子？”

“没错，”我说，“我们昨晚刚搬来。”

“那地方看起来美极了。”她说，“它建造的时候，我们都上去参观过，以前是一片黑漆漆的树林，现在变成了大房子，完全不同了，是吗？”

她有点怯生生地转向艾丽，说：“你是美国人吧，女士，我们都听说了。”

“是的，”艾丽说，“我是美国人——或者说以前是美国人。但是现在我嫁给了英国人，所以我是英国人啦。”

“你们来这儿，是要定居下去的，是吗？”

我们点头承认。

“好吧，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地方。”她的声音听上去充满了怀疑。

“为什么我们会不喜欢？”

“嗯，你们知道，那里太冷清了。人们总是不喜欢住在一个冷清的地方，周围只有树。”

“吉卜赛庄。”艾丽说。

“噢，你们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以前叫‘古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古堡’，那地方一点都不像城堡，至少我看着不像。”

“我认为‘古堡’是一个很傻的名字，”艾丽说，“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叫它‘吉卜赛庄’。”

“我们还得跟邮局说一下，”我说，“不然就收不到信了。”

“不，我觉得不会收不到的。”

“虽然要考虑这一点，”我说，“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艾丽？如果我们收不到任何信件，不是更好吗？”

“会引起很多麻烦的，”艾丽说，“我们甚至连账单都收不到。”

“那就更是个好主意了！”我说。

“怎么可能，”艾丽说，“地产局的人会在这里安营扎寨的。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一封信都收不到，我还想知道格丽塔的消息呢。”

“别管格丽塔了，”我说，“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吧。”

然后我们走到了金士顿大街。这是个很美好的乡镇，商店里的人也很和善，没有半点邪恶的谣言在流传。尽管仆人们并不太喜欢那里，但我们马上做了安排，在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会雇一辆车载他们到最近的海滨城市或者查德威市场。他们对我们房子的地理位置不是很满意，不过并不是由于迷信的关系。我对艾丽说，没有人会说我们的房子闹鬼，因为它是新建的。

“对，”艾丽同意，“和房子无关，房子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外面，那条弯弯曲曲穿过树林的路有点阴森，那天那个吉卜赛女人就站在那里，吓了我一跳。”

“好，明年我们就把这些树全部弄干净，种上一大片杜鹃花之类的东西。”

我们继续计划着未来。

格丽塔过来和我们共度了一个周末。她对我们的房子兴致很高，对家具、装饰画以及色彩搭配都恭维了一番，真的很精明老练。周末过后，她说她不能再叨扰蜜月期的我们了，而且还得回去工作。

艾丽开心地带她参观房子，我可以看出来艾丽有多么喜欢她。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很理智、很愉悦。终于，格丽塔要回伦敦了，我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有她在这儿，总是让我绷紧了弦。

我们住下来两周后，已经被当地人接受了，而且还认识了“上帝”。某一天下午，他过来拜访我们。当时，艾丽和我正在争论应该把花坛建在哪里，我们那端庄——在我看来，有点虚伪——的男仆进来通知，费尔伯特少校正在客厅恭候。

我悄悄地对艾丽说：“上帝。”

她问我什么意思。

“嗯，当地人对待他，就跟对上帝一样。”我说。

于是我们走进房间，见到了费尔伯特少校。他是个让人感到舒适的人，很难具体形容。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穿着乡下人的衣服，破旧不堪，灰色的头发，有点谢顶，还有一撮又短又硬的胡须。他为他的妻子没能来拜访我们而表示抱歉，据他所言，妻子病得很严重。他坐在那里和我们闲聊起来。他说的并非什么卓越不凡，或者特别有趣的事情，但他就是有窍门，让人觉得轻松自在。他没有直接问我们问题，而是轻描淡写地随意闲聊，却很快就了解了我们的兴趣所在。他和我聊赛马，和艾丽聊园艺，以及在这块特殊的土壤上种什么好。他去过一两次美国。他发现尽管艾丽对赛马不是很感兴趣，但喜欢骑马，于是便告诉她，如果想养马，可以沿着一条小路直走，穿过松林，会去到一处旷野，在那个地方可以任意驰骋。随后，话题转到了我们的房子，还有吉卜赛庄的传说。

“我想，你们知道当地人的叫法。”他说，“还有当地所有的流言飞语。”

“丰富多彩的吉卜赛警告，”我说，“叫人眼花缭乱。大多数来源都是黎婆婆。”

“噢，天哪。”费尔伯特说，“可怜的老艾斯特，真是个讨厌的人，是吗？”

“她精神状态不太好？”我问。

“并没有她表现出来的那么夸张。我或多或少要为她承担点责任的。是我安排她住在那间农舍里，”他说，“但她并不因此感激我。我喜欢古老的事物，尽管她有时真的很讨人厌。”

“是算命吗？”

“不，不单是算命。为什么这样说？她给你们算过命？”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命’，”艾丽说，“更像是一个警告，她叫我远离这个地方。”

“在我看来，这就相当奇怪了。”费尔伯特少校皱起眉头，“通常她算命的时候，嘴巴像抹了蜜似的，英俊的陌生人、婚礼的钟声、六个孩子、一大堆好事、会有大笔的钱、漂亮的姑娘……”他竟然开始模仿吉卜赛人嘀嘀咕咕的口气。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吉卜赛人常在这儿安营扎寨。”他说，“我想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他们。当然，他们手脚不太干净，但我总是被他们吸引。只要你别期望他们能奉公守法，那他们就没什么不好。我还上学那会儿，经常能喝到一些吉卜赛人特有的浓汤，盛在小锡杯里。我觉得我家亏欠黎婆婆。我弟弟还小的时候，黎婆婆救过他一命。他在结冰的池塘上走，结果掉进了冰窟窿，是黎婆婆捞他上来的。”

我笨手笨脚地把烟灰缸碰到了桌子下面，摔了个粉碎。

我赶忙捡起碎片，费尔伯特少校也弯腰帮我。

“我希望黎婆婆真的没有恶意。”艾丽说，“我当时惊慌失措，真是太傻了。”

“你惊慌失措？”他又扬了扬眉毛，“真的这么糟吗？”

“我毫不怀疑，她确实被吓到了。”我飞快地说，“与其说是警告，不如说更像是威胁。”

“威胁！”听起来他不太相信。

“好吧，至少我听上去的感觉是这样的。后来我们搬进来，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告诉他那块破窗而入的石头的事情。

“恐怕最近有一些小无赖。”他说，“虽然我们发现得不多——不像有些地方那么糟糕，但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对此表示抱歉。”他看向艾丽，“很抱歉让你受惊了，真是一件野蛮的事故，尤其是发生在你们搬来的第一个晚上。”

“噢，现在已经过去了。”艾丽说，“不仅仅是那件事，还有——还有不久之后发生的其他事。”

我又告诉少校，某天清晨我们下山，发现一只死去的小鸟，它被一把小刀刺穿，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用潦草的笔迹写道：“知道好歹的话，就滚出这里。”

这下费尔伯特少校看起来真的生气了。他说：“你们应该报警。”

“我们不想这么做，”我说，“报警的话，反对我们的人会变本加厉的。”

“早就该阻止了。”费尔伯特少校说。突然之间，他变成了地方法官。“否则，你们知道，他们还会继续的。你可以把它当作开玩笑，但是——它似乎又不是恶作剧这么简单。卑鄙、充满恶意，这不是……”他好像在自言自语，“这附近不是有谁对你们怀恨在心吧？或者，对你们之中的谁怀恨在心。”

“不，”我说，“不可能，因为我们两个在这里都是陌生人。”

“这件事我会调查一下。”费尔伯特说。

他起身，在告辞前，又环顾了一下四周。

“知道吗？”他说，“我喜欢你们这幢房子。我有点古板守旧，是别人口中的‘老顽固’。我喜欢老式房子，老式建筑，不喜欢全国各地纷纷冒出的火柴盒工厂，一个个大箱子，跟蜂窝似的。我喜欢富有格调、装饰优雅的建筑。但我喜欢这幢房子，很朴素，却又很时尚，我想，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好的外观。当你往外看，你会看到——看到与你之前所见的完全不同的风景，这很有趣，非常有趣。谁设计的？英国建筑家还是国外的？”

我告诉他关于桑托尼克斯的事情。

“嗯……”他说，“我想，我以前在哪儿读到过关于他的文章，是《住宅与花园》？”

我告诉他，桑托尼克斯真的很有名。

“我想什么时候见见他，尽管我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我不是个艺术家。”

然后他让我们定个日子去他家，和他们夫妇吃顿午餐。

“你也肯定会喜欢我家的。”他说。

“我猜，是幢古宅？”我说。

“一七二〇年建的，一个好时代。它原来是伊丽莎白式建筑，一七〇〇年被烧毁，于是又在原址上造了幢新的。”

“从此，你们便一直住在那里了？”我说。我指的不是他个人，当然，他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们从伊丽莎白时代就一直住在那儿，时而繁荣，时而衰败。情况糟糕时，我们变卖土地，境遇好转后，再买回来。我很乐意带你们两位参观一下。”他对艾丽笑着说，“我知道美国人喜欢老式房屋。你就未必喜欢了。”他又对我说。

“我不会假装我很懂老式的事物。”我说。

然后他便告辞了。在他的车里，有一只猎犬在等他。这是一辆油漆斑驳、伤痕累累的旧车。我现在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有了“身份”。我知道，他依然是这一带上帝般的存在，而他已经在我们身上盖了“获准”的章。看得出来，他喜欢艾丽，顺理成章地推断，他也喜欢我。尽管我注意到，他时不时向我投射过来鉴定的目光，仿佛要对他以前没见过的事物下一个判断。

我走回客厅的时候，艾丽正在把玻璃碎片放进废纸篓里。

“打破了真难过，”艾丽遗憾地说，“我很喜欢它。”

“我们可以再买个新的，差不多的。”我说，“它很时尚。”

“我知道！什么事情吓到你了，迈克？”

我考虑良久。

“费尔伯特说的一些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我和学校里的一个小伙伴逃学，去附近一个池塘上滑冰玩，结果冰不堪重负。我们真是两个小傻瓜，他淹死了，没人来得及救他。”

“真可怕。”

“是的，要不是费尔伯特说起他兄弟的事，我都已经要忘了。”

“我喜欢他，迈克，你呢？”

“是的，非常喜欢。我在想，他妻子会是什么样子呢？”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们很早就去和费尔伯特夫妇共进午餐。他们家是一幢白色的乔治式建筑，线条十分优美，尽管并没有好到令人啧啧称奇的地步。房子里面很简陋，但是很舒适，长长的餐厅里挂着很多肖像画，我猜是他们的先辈。我认为大部分肖像画的情况都很糟糕，如果清洁一下，看上去会好一些。其中有一幅穿着粉红缎面服装的金发女郎肖像，我很喜欢。

费尔伯特少校微笑着对我说：“你看中了一幅最好的。它是庚斯博罗[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英国肖像画家和风景画家]画的，画得很好，尽管画中的主人公当时引起了一些麻烦。她被怀疑毒杀了自己的丈夫——也可能是由于偏见，因为她是外国人。杰维斯·费尔伯特从国外某个地方把它带了回来。”

其他一些邻居也受邀前来，与我们见面。肖医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伙，态度和蔼，不过疲惫不堪，我们还没有吃完饭，他就不得不先行离开了。还有一位年轻、热心的牧师，一位声音听起来飞扬跋扈、带着小狗的中年妇女，以及一位身材高挑、容貌姣好的黑发女孩，她叫克劳迪娅·哈德卡斯特尔，好像是为马而活着的，尽管强烈的花粉过敏给她带来不便。

她和艾丽很谈得来。艾丽喜欢骑马，也同样受过敏症困扰。

“在美国，通常是狗舌草[属于菊科，在北半球温带地区最常见，开黄色小花，和雏菊的外型非常相像。]让我发作。”她说，“但马有时候也会引起不适。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医生会给我很多很有用的药，来对付各式各样的过敏症。我给你一些我经常吃的胶囊，它们是鲜橙色的。如果出门前吃一颗，那你就一个喷嚏都不会打了。”

克劳迪娅·哈德卡斯特尔说这真是太好了。

“对我来说，骆驼比马更厉害。”她说，“去年我在埃及——绕着金字塔走一圈，我就泪流满面。”

艾丽说，有些人还对猫过敏。

“还有枕头。”她们继续谈论过敏症。我坐在费尔伯特太太旁边，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在享受丰盛菜肴的同时谈论着她的健康问题。她给我详细描述了她身上的各种疾病，以及那些杰出的医药学专家是如何对她的病例感到困惑不解、束手无策。偶尔，她也会说几个社交话题，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避了这个问题，她也就兴味索然地打听我都认识些谁。我本可以如实相告：“谁也不认识。”但我想还是别这么做——尤其，她并非真是个势利小人，而且她本来也就不想知道答案。

还有一位柯基太太，我不记得她确切的名字叫什么了。她问了我很多问题，但我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上的罪恶以及无知的兽医上去了。所有的一切都充满和平，令人愉悦，除了——有点无聊。

后来，当我们在花园里四下闲逛的时候，克劳迪娅·哈德卡斯特尔和我走在了一起。

她出其不意地说：“我听说过你——从我哥哥那儿。”

我很惊讶。我无法想象自己有可能认识一个克劳迪娅·哈德卡斯特尔的兄弟。

“你确定吗？”我说。

她似乎被逗笑了。

“事实上，他还替你们盖了房子。”

“你是说，桑托尼克斯是你哥哥？”

“同父异母。我对他知道得不多，我们很少见面。”

“他相当出色。”我说。

“有些人确实这么认为，我知道的。”

“你不这么认为？”

“我不敢确定，他有两面性。有一段时间，他的事业每况愈下……大家都不想和他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好像变了。他开始用一种非同凡响的方式，在他的领域内取得成功，就好像他在——”她停顿了一下，“献身。”

“我认为他是这样，就是这样。”

然后我问她有没有看过我们的房子。

“不——建成之后就没看过了。”

我告诉她，请务必过来看一下。

“我不会喜欢它的，我先提醒你。我不喜欢现代化的房子，安妮女王[安妮女王（Anne of Great Britain，1665—1714），大不列颠王国女王，斯图亚特王朝末代国王。]时代是我最爱的时代。”

她说她准备让艾丽参加高尔夫俱乐部，她们还打算一起骑马。艾丽会买一匹马，也可能不止一匹。她和艾丽好像已经成了朋友。

当费尔伯特带我参观马厩的时候，他说起了克劳迪娅。

“是骑马打猎的好手。”他说，“遗憾的是，她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是吗？”

“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的富人，是一个美国人，叫罗伊德。他们根本不合适，很快又各奔东西了，她改回了原来的姓。别以为她会再婚，她现在抗拒男人，真可惜。”

当我们开车回家时，艾丽说：“无聊——但挺好的。那些人都不错，我们会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幸福，对吗，迈克？”

我说：“是，我们会的。”然后把原本握着方向盘的手放到她的手上。

回家时，我先在房子前把艾丽放下，然后将车子驶进车库。

走回屋里时，我听到微弱的吉他拨弦声传来。艾丽有一把相当漂亮的西班牙老吉他，应该值很多钱。她过去常常一边弹着吉他，一边低声吟唱，非常悦耳。大部分的歌曲我都叫不出来名字，我想，有一些是美国黑人的圣歌，有一些则是古老的爱尔兰和苏格兰歌谣——甜美，但是非常感伤。它们不是流行音乐，或许只是民间流传的歌谣。我走过阳台，在窗边停了下来。

艾丽正在唱一首我最爱的歌，尽管我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她低着头，轻轻拨弄琴弦，柔声吟唱，甜美又哀伤的旋律萦绕在我的心头。

她抬头看到了我。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迈克？”

“怎样？”

“你这样看我，就像你爱过我一样……”

“我当然爱你啦，我还能怎样看你？”

“但你刚刚在想什么？”

我缓慢而又诚挚地说：“我在想，我第一次看到的你——站在一排枞树下。”是的，我始终记得初识艾丽时，那份惊喜和激动……

艾丽微笑着看着我，又轻轻唱起。

人往往不知道一生当中真正重要的时刻——直到为时已晚。

我们去费尔伯特家吃午餐，然后高高兴兴回到家里的那一天，就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直到事后才明白。

我说：“唱唱那首关于飞虫的歌吧。”然后她换成了好像欢乐舞蹈般的旋律，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