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吉卜赛庄已经没什么事情可做了。我把房子留给格丽塔管，然后越洋去了纽约，把自己置身于艾丽隆重的葬礼上，虽然那地方让我拘束，让我恐惧。

“你正要去的地方是片野蛮的丛林，”格丽塔警告我，“当心点儿，别让他们活剥了你的皮。”

她说得对，确实是片丛林，我一到那里就感觉到了。我从来都不了解丛林——不管是何种意义上的丛林——这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我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我不是猎人，而是猎物，人们在灌木丛中包围我，向我射击。有时候这些事情都是我在胡思乱想，有时候这些担忧被证明是对的。我记得我拜访了利平科特向我推荐的那位律师，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他接待我的方式就像一个诊所的医生接待患者。我提到有人曾建议我把那些所有权不明晰的矿产都抛掉。

他问我这是谁的建议，我回答他是斯坦福·罗伊德。

“嗯，我们必须调查一下。”他说，“像罗伊德先生这种人应该是懂行的。”

不久后他又告诉我：“你的产权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没必要像他建议的那样急着抛掉，坚持自己的想法吧。”

我一直感觉我是对的，所有人都在向我开火，他们都知道在金融方面我就是个傻瓜。

葬礼很隆重，同时，我觉得也很恐怖。一如我的猜测，它非常气派，墓地上盖满了鲜花，而墓地本身又像个公园，所有的哀悼之情都体现在庄重肃穆的大理石上。艾丽肯定很讨厌这里，我敢保证。但她的家庭说不这么做不行。

四天后我回到纽约，金士顿那边传来了消息。

在山另一边的一个废弃采石场里，有人发现了黎婆婆的尸体，已经死了好几天了。那个地方曾经出过一些事故，有人建议要封锁起来，但并未采取实际措施。黎婆婆也被判定为意外死亡，于是又有人建议地方议会把它封锁起来。在黎婆婆的农舍地板下，被发现藏有三百镑钞票，都是面值一百的。

费尔伯特少校又附加了一个消息：“昨天，克劳迪娅·哈德卡斯特尔也骑马摔死了，我想你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很难受。”

克劳迪娅死了？我不敢相信，这个震惊的消息让我有点难以接受。两周之内有两个人骑马摔死，这样的巧合也太不可思议了。

我不想详述我在纽约的时光。我是一个身处异乡的陌生人，觉得自己必须时刻谨言慎行。我认识的那个艾丽，一直属于我的那个艾丽已经不复存在。在我看来，她现在只是一个美国姑娘、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被朋友，生意伙伴和各种远亲包围着的人、一个在这边生活了五代的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她从远处而来，就像一颗彗星，滑过我身边。

现在，她已经回去，跟亲人葬在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很高兴这样看问题。在村外松树脚下的墓地旁，我本不应该有这样轻松的心情。是的，我不应该轻松。

“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吧，艾丽。”我自言自语道。

她时常边弹边唱的那首曲子浮现在我脑中，我还能记得，她的手指轻柔地在吉他弦上拨动时的样子。

我想这很适合你，你生来就被幸福拥抱。你在吉卜赛庄的生活也非常幸福，虽然时间不长。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回到了一个也许并不幸福的地方，在那里你过得不开心，但毕竟你的家在那儿，你被亲人包围着。

我突然想，我死的时候会在哪儿呢？吉卜赛庄？也许吧。妈妈会来看望躺在坟墓中的我——如果她仍健在的话。我居然不能想象妈妈的死，倒是能轻易地想象自己的死。没错，她会来看着我被埋葬，也许她严厉的脸色会有所缓解。我把思绪从她身上转开，我不愿意想起她，不愿意接近她、看到她。

我表达得可能不太准确。这不是我看她的问题，而是她看我的问题。她审视我的时候，我就像被一股瘴气卷入其中，焦虑不安。我想：母亲都是恶魔！为什么她们把血脉传给孩子，为什么她们认为对孩子都了如指掌？她们不了解！她们根本不了解！她应该为我骄傲，为我高兴，为我现在所得到的美妙生活而感到欣慰。她应该——每到这时，我就把思绪从她身上转开了。

我在美国待了多久？我想不起来了。长时间里我始终小心翼翼，被一群面带微笑，眼神却充满敌意的人包围。我每天都对自己说：“这一切就要过去了，这一切就要过去了，之后……”我经常用这两个字，经常对自己这样说。“之后”，这两个字表示着未来，我经常用这两个字来替代另外两个字——“我想”。

每个人都很刻意地对我表示亲昵，因为我富有了！因为艾丽的遗嘱，我变成了一个大富翁。我觉得很好笑，我有一堆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投资、股份、财产，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东西。

回英国的前一天，我和利平科特先生做了一番长谈。在我心里，他一直就是“利平科特先生”，和安德鲁叔叔那类人不同。我告诉他我想撤回斯坦福·罗伊德手中的股票投资权。

“真的吗？”他灰色的眉毛扬了起来，眼里闪着精光，严肃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口中的“真的吗”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这么做合适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你有自己的原因，我猜。”

“不，”我说，“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一种感觉，仅此而已。我可以跟你开诚布公地聊聊吗？”

“当然可以。”

“好，”我说，“我只是觉得……他是个骗子。”

“噢，”利平科特看起来很感兴趣，“没错，你的直觉很准。”

于是我知道我这么做是正确的。斯坦福·罗伊德在艾丽的债券、投资以及其他财产上动了些手脚。我签了份律师协议，将它交给安德鲁·利平科特。

“你愿意接受吗？”我说。

“只要是金融上的事务，”利平科特先生说，“你可以完全信任我。在这方面，我会尽我所能，让你满意。”

他好像话中有话，但我听不出来。我猜他可能想说他不喜欢我。他从来就不喜欢我，但在财政事务上会尽全力帮我，因为我是艾丽的丈夫。我签好了必要的文件，他问我是不是坐飞机回伦敦，我说不，我不想坐飞机，我从海上走。

“我想独处一段时间，”我说，“海上航行应该不错。”

“接下去你准备住在哪儿呢？”

“吉卜赛庄。”我说。

“啊……你想住那儿。”

“是的。”我说。

“我还以为你会把那房子卖掉呢。”

“不！”我说，这个“不”字比我想象中更强烈。我不会放弃吉卜赛庄，它已经变成我梦想的一部分——那个我从小就怀揣的梦想。

“你在美国这段时间，房子有人照顾吗？”

我回答说格丽塔照顾着。

“哦，”利平科特先生说，“对，格丽塔。”

说起“格丽塔”，利平科特先生又话中有话了，但我没有接着往下说，他不喜欢她就不喜欢吧，反正以前就不喜欢了。这让我们的交谈产生了尴尬的停顿，于是我转换了话题。我总得说点什么。

“她对艾丽很好的。”我说，“艾丽生病的时候都靠她，她住过来照料艾丽。我……我非常感激她，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你不太了解她，不知道在艾丽死后她是怎么把一切照顾得井井有条，没有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利平科特先生说。他的声音比你能想象的更干瘪。

“所以，我亏欠于她。”

“一个能干的姑娘。”利平科特先生说。

我起身跟他告别，并且表示感谢。

“你没什么好感谢我的。”利平科特先生的声音依然干瘪。

他又说道：“我给你写了封短信，已经通过航空邮件发往吉卜赛庄了。如果你是从海上走的话，到家的时候会发现信已经等着你了。祝你旅途愉快。”

我又犹犹豫豫地问他是否认识斯坦福·罗伊德的妻子——一个叫克劳迪娅·哈德卡斯特尔的女人。

“哦，你说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我从没见过她。这段婚姻据说维持了很短时间就破裂了，之后他又找了个妻子，不过后来还是离婚了。”

情况就是如此。

回到旅馆后，我收到一封电报，让我去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医院。上面说，我的一位朋友，鲁道夫·桑托尼克斯，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他希望在死前能和我见一面。

我把船票改签到下一班，然后坐飞机到了旧金山。他还没死，不过极度虚弱，他们怀疑他已经不能恢复意识了，但他想见我的愿望非常迫切。我坐在病房里看着他，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男人的躯体。他以前看上去总是病怏怏的，并且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非常脆弱。而他现在没有一丝生气地躺着，看上去就像一个蜡人。我坐在那儿想：“希望他能开口说话，在死之前跟我随便说点什么。”

我感到孤独，令人害怕的孤独。我已经从敌人身边逃脱，来到了一位朋友的身边。事实上，他是我唯一的朋友。除了我妈妈，他是唯一对我了如指掌的人，但我一点都不想念妈妈。

偶尔我会问护士，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吗。护士总是摇摇头，含糊不清地说：“他也许还能恢复意识，也许不能了。”

我坐在那儿，终于，看到他动了一下。护士轻轻地将他扶起，他面对着我，但我怀疑他是不是能认出我来。他的眼睛好像穿过我的身体，看着我的方向。

突然，他的眼神起了一丝变化。他认出我了，他认出我了——我这样想着。他轻声说了些什么，我只有俯下身才能听见，但他说的是一些意义不明的词。这时，他的身体突然抽搐起来，把头向后一仰，喊叫道：“你这个该死的笨蛋，为什么不走另一条路？”

说完，他身体骤然软倒，去世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他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桑托尼克斯。如果我对他说点什么，他是否能听见？我想再一次跟他说，他给我造的房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最棒的东西，也是最困扰我的东西。这真是太有趣了，一幢房子就代表了一切。你想要某样事物，你万分渴望，但你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但是桑托尼克斯知道，并且把它给了我。我得到了它，现在我要回它那儿了。

回家。我在船上无时无刻不在这么想。刚开始是一片死寂，接着从心底深处涌出一股幸福的潮水……我在回家，我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