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异乎寻常地多。我大受鼓舞，继续进攻：“哦，那么你愿意替商人下乡收账吗？多跑跑对你的健康有好处。”

“不，我宁愿干点别的。”

“作为陪伴去欧洲，陪一些年轻绅士聊天解闷，这适合你吗？”

“完全不适合。这差事在我看来太不稳定。我喜欢安定。但我并不挑三拣四。”

“那你就永远安定下去吧！”我怒不可遏，完全失去耐心。在与他纠缠的这段恼人日子里，我终于第一次彻底爆发。“如果你天黑前还没离开这栋大楼，我就要——我真的就要——我——我——我就自己离开！”最后这句话听起来荒唐可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威胁使这稳如泰山的家伙就范。我绝望了，放弃所有努力，大步离开。但我这时想到一个主意，我以前从没想到过这个主意。

“巴托比，”我强压住激动的情绪，以力所能及的最温和的嗓音说，“你愿意跟我回家吗？不是去事务所，是去我家。你可以住在那里，等有时间了，我们一起商量出对你最有利的安排。走吧，我们现在就走吧，马上就走。”

“不。我目前宁愿不做任何改变。”

我什么也没说。我夺门而出，冲上华尔街，直奔百老汇，跳上我看到的第一辆公共马车，逃之夭夭，甩掉了所有追我的人。速度之迅疾，让我一路上闪开了所有人。我平静下来之后立即想到，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无论是对于房东和他的租客们，还是基于善意与责任感保护巴托比，使他免受粗暴对待，我都仁至义尽了。此刻，我只求彻底的无忧与清净；在这件事上，我问心无愧了，尽管结果没有我希望的那么成功。因为实在惧怕那个愤怒的房东和他那些愤怒的访客再来纠缠我，我将业务托付给钳子，自己架着我那辆四轮轻便马车，在几天时间里走过城北与郊区，横穿泽西城与霍博肯，还去了曼哈顿与阿斯托利亚几趟。事实上，我那几天几乎是住在马车上。

当我回到事务所——天哪！桌上有张房东写给我的便笺。我双手颤抖地展开便笺。房东告诉我，他已经报警，警察把巴托比作为流浪汉送进了墓地监狱。此外，因为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巴托比，他希望我亲往监狱，对事实做出恰当的说明。这些消息让我产生了一些彼此矛盾的情绪。我开始时很愤怒，到最后几乎赞同他的做法。房东是个雷厉风行的人，采取了我不认为自己下得了决心采取的手段。但在那样的情况下，这虽然是下策，但似乎是唯一有用的办法。

我后来得知，知道自己须被押解去墓地监狱时，这可怜的抄写员未做丝毫反抗，还是那副虚弱而呆呆的样子，默默地任凭摆布。

几个富有同情心和好奇心的路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一位警察挽着巴托比的胳膊，走在前面，这支沉默的队伍一路穿过正午时分喧闹、炎热而又欢乐的大街。

看完便笺当日，我便赶往墓地监狱。更确切地说，我去了司法厅。我找到管事的官员，申明来意，然后被告知我描述的那个人的确被关在这里。我向官员保证，巴托比虽然行为古怪，但非常诚实，也非常值得同情。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官员，最后提议监禁他的环境尽量宽松些，直到我想到处置他的更温和的方法——虽然我此刻毫无头绪。不管怎么说，若实在别无他法，济贫院一定得收容他。最后，我恳请与他见一面。

因未受重罪指控，加之他举止安静无害，狱方特许他在狱中自由活动，还可以出入那个铺着草皮的围起来的院子。我就是在那儿找到了他。他独自站在异常安静的院子里，面朝高墙。我似乎看见一双双杀人犯和窃贼的眼睛正通过四周牢房窗户的狭缝窥视他。

“巴托比！”

“我认得你，”他说，没有回头，“我对你无话可说。”

“巴托比，不是我送你进来的，”听出他话中暗示的猜疑，我心头沉痛，“对你而言，这里不是什么太坏的地方。待在这里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里没有想象中那么糟。你看，有天空，有草地。”

“我自己知道在什么地方。”他回应我，但没有再说别的话。所以我就走了。

我回到走廊上时，一个围着围裙、身形魁梧、满身肥肉的男人拦住我，大拇指在肩膀上方往后指了指，说道：“那是你的朋友吗？”

“是的。”

“他想不想挨饿？他如果想，吃牢饭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你是什么人？”我问。在这样一个地方遇见一个说话这样随便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是伙夫。有朋友在这里的绅士，经常雇我往里面送好吃的。”

我转向看守求证：“是这样吗？”

他说是的。

“那么，”我将几枚银币塞进伙夫（他们的确这样称呼他）手里，“请好好关照我在里面的那位朋友，给他准备你能弄到的最好的饭菜。而且一定要对他礼貌些。”

“给引见引见这位？”伙夫盯着我。他的表情似乎在说，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趁此机会表明自己是个多么有礼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