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母亲》的题献部分，作者蕾切尔·卡斯克写道：“献给艾德里安”。卡斯克提到的这位“艾德里安”实际上是英国摄影家艾德里安·克拉克（Adrian Clarke），彼时的他是作家的伴侣—书中在提及艾德里安时所用的词皆是partner，两人有过一段婚姻，如今早已分开。卡斯克曾在BBC与《卫报》等媒体上翔实地公开谈论两人的婚姻，甚至就两人的离婚写过一部名为《余波》（Aftermath）的非虚构作品，能用如此篇幅去对待或审视这份感情，恐怕也只有勇气十足且个性十足的作家才做得出来。

而在致谢部分，作者提及了其继女莫莉·克拉克（Molly Clarke）。“继女”一词乍看起来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看到“克拉克”这一姓氏，又知“艾德里安”也姓克拉克，一下子便明白这位莫莉乃艾德里安与前妻所生之女。卡斯克能在致谢部分提及莫莉，足见她与其继女感情深厚，她甚至在同一部分也动起情来，写下了颇具泪点的一句话：“在某年2月一个漆黑的夜晚，她把她的幸运项链送给了我，也许她已不记得这一幕，我却记得。”

好一句“我却记得”，搭配画面感十足的前半句话，显得既克制又饱含深情，一如《成为母亲》的行文一样：大部分内容为卡斯克冷静的分析与反思，偶尔写到煽情处，又分明能够让读者诸君大哭大笑起来。而让我最有感触的是这句话之前的那句：“我希望她某一天能读到这些内容，并喜欢它们。”此处的“她”指的正是莫莉，而“这些内容”则指本书。

理性的反思之处如此直白，感性的煽情之处却如此含蓄—以至于含蓄到读者不去花费时间查证，很难体会到作者之用心。在我看来，这算得上是《成为母亲》这部小书的一大特别之处。

《成为母亲》之所以是一部特别的作品，还因为书中充满了“别样的真实”—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我通常接触到的育儿类或相关书籍在讨论如何做母亲这一话题时基调愉快且幸福，内容则简单明了，清晰易懂；而卡斯克的这本书却有着较灰暗的底色，直指做母亲的各种难处与困境，部分内容甚至晦涩难懂。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反映了怀孕的真实状况与为人母者的惯常心态。诚然，此书的出版在当时也引起了颇多争议，甚至有读者批评卡斯克在怀孕期间爬山，或是把孩子困在厨房（详见The Independent官网上一篇名为“Rachel Cusk：The Myth of Motherhood”的文章）。在我看来，因为后者不符合主流或不去迎合读者的阅读预期而否定后者，这种做法似乎有失偏颇，不具说服力。套用当下较流行的词汇来说：“小确幸”见多了，也该偶尔见见“小确丧”，是吧？

更何况《成为母亲》并非只是一本对做母亲有颇多抱怨的书。卡斯克也绝非只是一个异想天开、满肚牢骚的神经质小说家。除开就事论事之外，她在文化观察、政治评论以及文艺批评方面的独到见解也展现在此书之中。

《成为母亲》的文本之所以有如上提及的特点与质感，与作者的身份有着很大关系。本书作者卡斯克多数时候以小说家的形象示人，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曾在2003年将其纳入“20位最值得关注的英国青年小说家”之列（这份榜单里还有大卫·米切尔，扎迪·史密斯以及萨拉·沃特斯等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截至2018年，卡斯克已经出版了10部小说，而其发表的非虚构作品只有区区三部，其中就包括本书，这也是她的首部非虚构作品。

小说家写起非虚构作品来，语言的确要比一般的散文或随笔作者更具想象力—这意味着形容词与名词的搭配，对于日常事物的指代方式，甚至是比喻的喻体都显得别具一格，经常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与理解范围；其中，部分情况是由文化差异所致，而另一部分情况则是小说家的艺术细胞与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试举一例：作者曾将面临分娩的自己的躯体比作墨西哥皮纳塔娃娃，并就这种娃娃而展开一番夹带自己幼时回忆的妙论。经查证，方知是墨西哥的传统玩具，玩具内装满了小糖果、娃娃等。每逢重大节日和庆祝活动，当地人喜欢挂起装满糖果的皮纳塔，用棍棒敲击，然后争抢砸破后倾泻如雨的糖果求得好运气。若没有这些背景知识，恐怕读者在读到这部分时会有些摸不着头脑。

此外，作为小说家，丰富的阅历必不可少，其所阅读的书籍也常常出现在作者的作品中，作为佐证其言论的“依据”（这一点作者在《序章》之中也向读者做了坦白），全书翻译成中文不过10万字的篇幅，作者却引用了诸如托尔斯泰、伊迪丝·华顿、D.H.劳伦斯、柯勒律治、普鲁斯特等文学大家的作品片段，也摘取了奥利维娅·曼宁，艾德丽安·里奇，甚至理查德·费伯医生等国内读者不甚熟悉的文学圈内圈外人士的言论。

但是，卡斯克毕竟是一位母亲，而且毕竟写了一本关于“何为母亲，何为母性”的作品。本作也反映了一位母亲对于自己女儿的深沉的爱，虽然这些爱意的表达只散落于本作之中，可每次出现都会令人难以忘怀。

从某种角度来说，译者也是读者。阅读本书有颇多感受，更何况，翻译《成为母亲》的那段时间正值我儿子出生的前后。

阅读《成为母亲》是审视亲密关系的过程，甚至也是自我审视的过程。卡斯克向我展示了很多在实际育儿过程中易于忽视的细节，她给我启发、让我能够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何谓父子”这个宏大的命题。她笔下的育儿世界的色调灰暗，却更加接近真实。渐渐地，书中的内容与现实互为关照，形成了一种别有趣味的互动：我常常不自觉地去观察睡梦中的儿子，并在他夜里突然惊醒、大哭起来时想起“肠绞痛与其他故事”这一章节；翻译“帮手”那一章时，我又会回顾当时家中请来月嫂帮忙的那段时光，对比着曾经照顾我的妻儿数十日的阿姨与卡斯克请的那些“帮手”有何异同……卡斯克常常能以一种超然—甚至有时候有些过于刻薄—的状态去审视母女关系；我效仿着她的行为，与儿子互动时也会不断思考我与我父亲的关系，回想起我小时候从他身上所收获的情感与智性教育。

阅读《成为母亲》的过程也如同“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我的父母曾把我幼时的照片与我儿子现在的照片拿来作比较，并发现照片中我俩的神态惊人地一致。或许这只是移情作用所致，却不无道理。我一边见证着艾伯丁（卡斯克的大女儿）的成长，一边静静地看着我儿子慢慢长大，这过程就仿佛是重拾我自己有记忆之前那段因年幼而“失掉”的记忆，再度造访那段“记忆真空”；又仿佛是我看着幼时的自己重新成长起来。可我的儿子终究不是我本人，更不是翻版的我，所以如此想法也只是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哪怕是臆想，它也会驱使着我用照片，甚至通过阅读和写作去记录我的儿子成长过程中那些宝贵的瞬间，并通过文字让它们永远定格在那里。

于我而言，翻译《成为母亲》是个不小的挑战。一是时间上的挑战，二是内容上的挑战。通常情况下，我只能在下班之后，在孩子和妻子入睡之后才能抽出时间来做翻译；周末和节假日时，除开陪伴家人以外，我的大把时间都花在了与卡斯克“相处”上。即便如此，每日的翻译时间也很有限，好在身边的人都很理解与支持，我才得以每日坚持翻译、最终顺利完稿。

即使顺利完稿，我心中还是有许多忐忑与不安。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语言在转化的过程中很容易丢失原有的意义，再加之《成为母亲》文本语言抽象，表达方式委婉，措辞“天马行空”，着实在翻译过程中给我带来不少困难。

面对种种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很简单：不懂就问。问网络，问朋友，问书本，问师长……陌生的单词与表达查词典，不清楚的典故上网搜索或是与朋友讨论，引文则先自行译出，再参考现有的一些译本、进行比较与修正。所有这些过程不仅是为了完成翻译，也是一种有益的学习过程。

在此需要感谢本书的责编朱老师，在遇到重点段落与难点句时，她常不厌其烦地与我进行讨论，在兼顾原文与中文读者阅读体验的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我很感谢能遇到这样的责编，她的敬业精神也能激励我做一个更好的译者。当然，我也深知自己能力不足，时间有限；若出现误译与其他各种纰漏，还望读者诸君指出，也欢迎随时讨论，以便日后再版本书时及时改正这些错误。

希望我的家人（尤其是妻儿）能喜欢这部作品，也希望读者诸君能喜欢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