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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母亲的选择 | 收藏 |
第四章
成为母亲的选择 作者：奥娜·多纳特
“我在下午五点下班，而我毫无动力。我想要……我不知道，我想要坐下来看本书，我想要盯着天花板想点事情——但我没办法。我因此觉得很沮丧，我从下午两点开始感到沮丧，因为我知道三小时后我就要投入我的下一段工作，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度过那段时间？如果我妈没有跟我一块儿，那我就得独自跟他相处，我是唯一一个得追在他身后跑的人。而这让我神经紧张。我觉得我一直、一直、一直都活在挣扎之中。”
——贾丝明（有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由于人们认为后悔是一种必须怀疑，甚至病理性的情绪态度，所以人们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她们后悔了？”并同时假设（可能是公开地，或是语带暗示地）这些灾难是在别人家里发生的，是个案，应该没什么理由好后悔当个妈妈。
正如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些充满怀疑的因果推论事实上没什么根据。而且这些女性并不是特例。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的书籍、社交网络及私人博客上看到这样的女性。她们的经验可以归结为另一个简单的结论：“当妈妈完全是个错误！”
曾经我是谁，现在又是谁
有许多文化都认为女性的生育能力联系起诞生与死亡。例如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曾经写到，我们的祖先将孕妇视为一个已死去的人。在她怀孕期间，他们将她挖出坟墓；而当她在生产后幸存时，他们又把她埋回沙中。在生产的四十天后，坟墓就已经彻底封闭起来，她已经不在了。
这里说的并不是一段实际的死亡，而是母亲的经历就如同一段死亡的过程：从前的自我死去了，有母亲身份的新的自我诞生了，过去那个未曾当过母亲的自我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一个身份唤醒了另一个身份，但不会一同在生命中前行。当其中一个来到这个世界，另一个就隐而不现；当其中一个承载生命，另一个就消失无踪。而我希望，母亲啊，在赐予我生命的同时，你还活着。”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曾经写出这段文字，从女儿的角度精彩地描述了生产为何象征着死亡，一个新身份的诞生——某个人的母亲。
许多女性都深深体会过这种因为诞生而带来死亡的历程，因为她们失去从前的热情、失去从前的恋爱关系或非恋爱关系、失去生产前的自我、失去创造力，甚至是失去发声的能力：“当我成为一个母亲，我第一次发现在我生命中是没法表达自我的，没有任何办法能把我的声音转化为其他人能够理解的形式。”
马娅是这么说的：
马娅（有两个孩子，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一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受访时怀有身孕）
马娅：“我知道我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这一切（ 母亲身份）耗去我的精力、榨取我的时间，使我的身体、我的头脑和我的灵魂都精疲力竭，我没有任何余裕去做别的事。过去的我写作、雕刻、绘画，我喜欢创作，但是现在这些一个都不剩了，我没办法创作，因为我已经失去灵感和力量。”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这本书并未收录所有我进行过的访谈内容，因为有几位我访谈的女性认为当妈妈对她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她们并不后悔。例如罗提，她并未把她对母亲身份的情绪感受界定为后悔，但她的叙述却和马娅是重叠的，这段叙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何谓失去自我。
罗提（有两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的孩子）
罗提：“在生下女儿后，我觉得已经没有自我了。事实上，从有孩子开始，我就因为‘母亲’的身份而受到限制，我不再能随心所欲，我需要在人生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不再像从前那样。当我有一个孩子时，我有时还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但当我有了两个孩子——不可能了。有孩子这件事限缩了我能发挥的空间、我的视野、我的进步。我领悟了何谓女权主义……你所传达的信息是很重要的，而我先前也在写这些东西，我很高兴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有人能够为此发声。这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我希望我的两个女儿能够有其他的路可选择。
“用非常概略且女权主义的说法是，一旦一个女人生下孩子，和男人不同的是，她就必须因为孩子而放弃很多东西，她在做出决定之前应该要将这件事纳入考量。（中略）过去我从不曾抱持这种女权主义的立场，但‘当妈妈’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切，我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必须抱持女权主义，在我领悟这件事之前，我都还在告诉自己‘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根本没什么问题啊！我可以做任何事，任何我想做的事。’（中略）我所想要的，所有的选项曾经是开放的，但我现在知道一切都不复返了……
“因此女性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文化体制正在践踏女性，现有的体制不允许我们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这是不对的，当你成为一个母亲，你就不能够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想办法去对抗这个庞大的制度才行。”
马娅和罗提在描述自己的经验时，都表现出其他参与研究的女性所表现的感伤：“我的自我渐渐淡去，然后消失了”“我正在试图凭空创造出一些东西”“他们完全抹杀了我”。她们提到自己在生儿育女前的自我是更饱满而完整的。
这个社会老是说：“未为人母的女性是有缺陷、不圆满且空虚的，而母亲身份能够弥补这一切，孕育后代可以让她成为完整的女人”。但这些个人感受显然与这个说法背道而驰。
虽然未为人母的女性常被认为是不健全的，甚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这些“健全的”母亲却认为母亲身份使她们变得残缺，她们生育前的人生经历反而更丰润、更让人满足。换句话说，她们并不认为自己从“残缺”变得“圆满”，而是从“丰足”变得“空洞”。
在其他方面，这些女性也谈到这种与社会认知的改变背道而驰的情况。尽管社会将生儿育女的女性描述为一个标准“女人”，将未为人母的女性描述为——有缺陷而受到限制的，并认为这些女性会因此受害，然而这些女性认为生产前的自我是相对无性别差异的，她们并不会因为性别而感到低人一等。母亲身份会提醒她们：她们曾经是没有桎梏的，但现在作为女性，她们没有任意翱翔的自由，她们感到自己如同社会所希望的那样被母亲身份套住，而且没有逃脱的可能。
成为母亲除了可能导致女性失去许多对自身有价值的事物，也可能会导致另一种记忆复苏：这些女性往往会再次想起那些被时光埋葬多年，但并未消逝的痛苦记忆，而这些伤痛回忆可能会导致她们失去另一种能力——遗忘的能力。
马娅（有两个孩子，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一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受访时怀有身孕）
马娅：“我看着我的女儿，她长得和我这么像：黝黑的皮肤，卷卷的头发——与众不同。我对自己说，老天啊！我即将要再经历一次，我要再经历这一切一次，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多么希望能在下一秒变成一个三十岁的大人。我梦想我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跳过了童年、青春期和后面的一堆无聊玩意，成为一个可靠的大人。而我现在，三十岁，即将再经历一次。她（马娅的女儿）会去上学，这让我非常焦虑：其他人会接受她吗？她能适应新环境吗？她会像我以前一样悲惨吗？所以这是一件要我命的事，完全要命……当我和孩子坐在浴缸里，那时候她三岁，她跟我说：‘我去不掉这个，这边很好（马娅指着她手掌内侧白皙的部分），但这边的颜色太深了（马娅指着手掌外侧的部分并摩擦它）。’这时你会知道什么是心碎。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深陷其中，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突然间童年的所有焦虑又朝我袭来。（中略）重新经历那让人恶心透顶的童年，是另一件让我感觉很糟的事情。”
社会大众通常认为孩子们承载着父母的记忆、传统、民俗、价值观、基因、特征、才能、潜力和外貌，在世界上延续这一切是社会所接受和希望的。然而马娅说明了这样的延续可能有着另一层含义，提醒着她们那些被烙印在皮肤上的种族歧视、同性恋仇视和贫困经验。那些来自社会边缘地位群体的女性有时候有更大的概率会经历这些不公正，而她们的母亲经验延续着她们因为社会压迫带来的困苦，她们被迫要为孩子们在面对种族歧视和遭受社会秩序敌视时，创造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马娅叙述了她过去的人生，她必须在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中对抗那些盯着她黑皮肤的群众，而她现在被迫和女儿一同面对这些事，并想办法保护她。她的女儿就像个永恒的提示，那些糟糕的记忆拒绝被留在过去，现在再一次闯入她的生活，那些马娅宁愿抛在脑后的“我曾经的过往”再次复苏：这是母亲身份使她感到痛苦的原因之一，那使得她无法赞颂生命的延续或者“第二次童年”。
成为母亲不只是在女性的生命中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也可能巩固并强调那些原本的秩序并同时加深那些难愈的创伤。那些压迫性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隐蔽影响，在看不到的地方加剧，像个幽灵般继续困扰着她们的身与心，使得她们持续生活在胁迫之中。
因此，对许多女性来说，她们没办法从生命之中删去这些不公平的遭遇，没办法将这些记忆抛到一间上锁的房间里。相反，马娅那些关于“过去的我”和“过去的我要面对的事”的记忆，强迫她重温那些她认为已经过去的伤痛，因此，过去的事情始终没有过去。
母亲身份作为一种创伤经验
在经过几次访谈后，一个同样重要的议题浮现出来：母亲身份不只可能加重过去的创伤，“成为母亲”本身可能就是一段创伤经历，这样的创伤深深刻印入一个本来就痛苦不堪的躯体当中。索菲娅（有两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索菲娅：“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其他人那种对孩子的爱。当我看到婴儿时，我感到焦躁不安，我可以表现得像其他人那样温馨甜蜜，但在内心……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孩子们不可爱，但我总是感到害怕，那提醒了我生孩子的创伤，我怕创伤会继续蔓延，我会生下另一个孩子。
“（中略）我在一个网络论坛‘不想生孩子的女人’上阅读文章，寻求慰藉并确认我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很害怕。是什么让我害怕呢？我那时想要孩子并不是个理性的决定，而是因为情感和子宫的驱动，我很害怕那会再次发生，我很害怕我的子宫会再次苏醒，并使我觉得再有个孩子是个好主意。我很害怕，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变得不理性，所以我努力去记得有孩子是多么不容易的坏决定。我怕我会忘记，所以我很高兴这样的创伤依然存在，这样的创伤保护着我，让我不会再生下其他孩子。”
森妮（有四个孩子，两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两个介于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我：“你谈到那些失眠的夜晚，当时你最小的孩子已经七岁，这是什么意思呢？”
森妮：“我为创伤后压力所苦，真正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当孩子在夜间醒来，我就又重温一次所有创伤，所有的。我想我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笑）。（中略）我曾经接受治疗，我对治疗师坦承一切，但这些对我都没有帮助。因为，母亲经验怎么可能是创伤呢？但我真的受到创伤了，我的创伤就在那儿，母亲经验使我受伤并感到害怕，这些话语、这些谈话都没有用，没有什么可以补偿我所经历过的巨大损伤，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没有什么可以弥补我。这就像某个被恐怖分子俘虏的人，上帝保佑，等他被释放后让他谈谈这段经历，这对事情有任何帮助吗？这可以带来任何好处吗？这能够挽回他已经失去的东西吗？能够换回他手中被夺走的一切吗？就是这样，你对此无能为力。你跟一个失去手臂的人谈话并给他治疗，这能够让他找回失去的手臂吗？对我来说，我失去了岁月，我多年的人生，我多年的痛苦。（中略）当一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当一个人失去自己的人生并像个活死人，那都是很痛苦的事，只能在一个地方徘徊而又无法离开。（中略）这是个悲剧，但每个人却表现得像是正在接受一些有趣的挑战，这真是太可怕了。”
对这些女性来说，成为母亲是使她们生命伤痕累累的事件。森妮说她永远都无法忘记这些创伤，这些伤害就像铭刻在她的身体里面一样，就像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母亲经验使她严重受创；而索菲娅则希望母亲经历所带来的创伤能够像个永恒的警钟，提醒着那些她永远不想重温的惨痛经历，借此让自己记住那些教训。
有许多见证都提到母亲身份是怎样威胁女性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疾病、忧郁、疲劳、情绪危机、身体伤害、社会地位的丧失等在分娩几年后仍然存在，而这些还仅是女性经历的一小部分。
尽管人们已经认知到这些威胁，对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但这些资料都没办法破坏母亲的神话形象——甚至连起个开头都没有——社会认为女性最终都能适应并走向一个快乐的结局。
这个不准确的老生常谈，其基础之一是这样的概念：创伤是指改变人生的事件或境遇，例如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疾病、抢劫、战争或“特定类型的性侵”[我在这边说的“特定类型的性侵”，是指一个全然的陌生人性侵另一个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情况是负面的、不道德及犯法的。但其他的情况，例如约会强暴，在人们的认定中却是有争议的。人们不止一次公开讨论，在这样的案例中，受害的女人是否该为“另一个人决定要性侵她”而负责任。]，这些情况通常被认定为负面的情况，有时被界定为不道德或犯罪事件，因此社会认定这些会带来长久的负面影响。
相较之下，人们远远不会将母亲经验评价为能带来长久创伤的事件或存在——不认为母亲经验会勾起先前的创伤记忆，因为它不像是会使人被迫面对难以对付的疮痕，诸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仇视或贫穷，不像是会造成困境，不像是会随着时间改善的暂时性危机——但母亲经验本身就是个创伤。它不仅被排除于人类可能后悔的事物之外，也被从人们的创伤经验中抹去。
人们普遍认为成为母亲除了是为孩子开创新生以外，也是为了给女性的生活开创新的一页。而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人们开始认知到母亲身份会使人耗尽所有并失去自我：“虽然挚爱的孩子出生了，但我知道新生的妈妈也失去了某些东西，她们的人生历程变得更为艰难。就某种程度来说，在母亲们对孩子的喜悦之下，她们悄悄地哀悼着先前的一部分自我。”
娜奥米·沃尔夫在她的著作中提到，美国的母亲们在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除了喜悦之外也感受到象征性的死亡。而对参与本研究的母亲们来说，母亲身份就是带来毁灭的原因。即使有了两三个孩子，甚至是多年之后，她们不只是哀悼她们失去的那些而已：大多数参与研究的女性也因为这些损失的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而感到哀伤。对她们来说，不管她们有多爱孩子，这些毫无道理的损失都是导致她们后悔的主要因素。
母爱的联结与束缚
“我缺乏当母亲的基因。当然，我爱我的孩子，但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从一开始我就不知道该拿这些孩子怎么办。’”
——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
虽然事情并不总是如此，但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代，社会期待母亲以特定的方式爱孩子，如此才能算得上是称职的养育者和有道德的人类。当然，社会也赞扬爱孩子的父亲，但社会对父亲的首要期待还是赚钱养家，对孩子的爱多半被当作次要的额外好处。
一般来说，这样的性别分工往往给母亲很大的压力，而后悔成为母亲的女性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她们得确保自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对孩子的爱。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我的研究中，接受访谈的母亲们将对孩子的爱和作为母亲的经历严格地区分开来，这样的区别显示了她们对孩子的爱和对母亲身份的憎恶是两回事。
多琳（有三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的孩子）
多琳：“一旦有个小人儿跟着你在家里，而你伴着他长大，你会变得充满爱心。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这超出我们的理解，有段时间我觉得这好像是国家地理频道的影片。因为……在第一年，这就像是动物本能，特别是哺乳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关于爱，关于依恋。我不希望任何坏事发生在这些小人儿身上，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又觉得这一切跟我很不搭。
“（中略）而现在，当我这么说（后悔成为妈妈）时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会出现的想法是……立刻跳起来并说：‘等等，你爱他们。那你怎能放弃他们呢？’但事实上我真的能。但我要再说一次，这种感觉的确会让人困惑。”
贾丝明（有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贾丝明：“记得有一次我这么跟我母亲说：‘妈，我真的很爱他（孩子），我不喜欢的只是当妈妈这件事。’（中略）他让我快乐，我不会否认他带给我幸福。但先把这件事放一边，我得说我真的不喜欢当妈妈，有时我甚至恨我自己是个母亲，这让我感到十分挫折。”
且不论“爱”这个情感本身，社会期待母亲能够表达并且强调自己爱孩子，这不只是因为她们生活的社会要求她们这么做，也因为她们很清楚“后悔当妈妈”公然违反了女性的情感规则，因此，这些女性需要安抚听众，她们的情感世界并没有彻底地“毁灭”。而这样的安抚并不代表那些关于爱的情感不是真的，或是她们对孩子的爱应该受到怀疑，而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她们希望自己的情感态度能够被清楚地表达出来。
在父母对子女的爱这点上，历史研究是充满争议的，特别是针对母亲的爱：根据某一派的论述，这样的爱并非是举世通则或无历史背景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母爱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发明，是随着核心家庭出现及公私领域分离所产生的附属品，也是人口结构变化和婴儿死亡率降低的结果。
另一派的论述则认为，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太可能经历那样的改变，通过《圣经》和中世纪文献可得知，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有迹可循的，尤其是怀孕、分娩及养育孩子能引发母爱天性。
即使这些历史学家论战的中心是母爱的根源，但 19 世纪时，在西方国家中关于母爱的社会性知觉[social perception，指个人根据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外表、属性、行为与所处情境等因素，判断特定对象的性格、情绪与能力，因而形成某种印象或推断行为原因的心理作用。]已经发生变化，母爱被确立为一个独特而结构性的元素，比以往更受到社会监督。爱成为意识形态的平台，其符号、意义及实践方式取决于特定时间的社会与文化。
这种母爱社会知觉的改变——就像浪漫爱情观转变为女性特质的历史变迁那样——导致了“爱”的变化。“爱”从一个没有组织、无法从字面解释的经验，转化为有结构的、有系统性组织情感的“爱”。依据这样的方式，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形塑了“母爱”的结构，而为了维持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力量，“母爱”也被用于塑造女性。
因此，依据许多研究人员的调查，母爱的概念已经成为某种形式的压迫，因为母爱是对母亲的情感世界及她们和孩子间关系的具体要求：她们必须对孩子有无条件的爱，一种不会过于概略、清晰明确的爱，母亲要以值得称道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爱，符合这样定义的就是“良善而有道德的母亲”；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位母亲若没办法表达出她对孩子的爱，将被认为是不道德、缺乏女性特质、有缺陷及最重要的——不合格。这样的说法仿若母爱是非常自然的，就像生物本能那样。
从这种角度来看，人们似乎认为这些母亲的懊悔证实了她们没有内建母爱。多琳说：“人们会这样假设，如果你不想要孩子，或者你已经有了孩子而你不想要孩子——你就是不爱他们。”人们将后悔与缺乏母爱联系在一起，吹毛求疵地认为后悔和母爱是不可能共存的：如果有爱，就不会后悔；而如果后悔，就不会有爱。社会对“我爱孩子，但后悔当妈妈”这句话的共同反应经常是“这不可能！”，因为社会认为“希望抹去人生中的母亲经历”怎么可能不等同于“希望抹去那些挚爱的人”呢？然而，如果在一段痛苦的恋爱关系后说出“我仍然爱他但我后悔认识他”，人们并不会用同样的方式质疑类似的说法。换句话说，也许是母亲的神圣性使人难以承认母亲在爱孩子的同时，那样的爱或那些背景会给她的人生带来广泛影响。
这种“非此即彼”的内化，可能导致母亲去强调她的母爱是确实存在的。通过强调对孩子的爱，可能降低她们在个人或公共视野中所受到的责难程度。如果“‘爱’成为受人尊敬的女性特质的象征，以及被描述为感动别人和被人感动的母性品质的象征”，那么，强调她们后悔的目标是母亲身份而非孩子，也许能让这些女性被视为有道德的女人，让她们被当作完整的人类看待。
此外，母亲们坚持她们爱孩子但同时后悔了，也可能意味着社会倾力用二分法来组构我们的内心世界：不是爱，就是后悔。这使得女性处于社会的压迫之下，但其实真正的情况是连续的、整合的主观感受，没有办法被归类到特定的分类中，那些因为后悔而留下的各种情绪。
关怀的义务
人们不但将女性的后悔诠释为缺乏母爱，还把后悔和对孩子的危害行为挂钩，因此人们常常将后悔与漠不关心、敌意、忽视和暴力联系在一起。苏茜（有两个介于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孩子）
苏茜：“社工和老师给予我们家长指引，所以我们谈到那些事实，就是……我告诉他们，而当他们听到我的想法，每一次都充满震惊，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认识你的话，我们会带走你的孩子；如果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会说你的孩子们太不幸了。’（中略）这太恼人了，而我要说：‘正好相反！’正因为如此，我要说：‘我没有忽视我女儿！’”
其他母亲也面临着类似的解读，一位后悔的母亲表示：
“我太天真了！当我这么告诉幼教中心的护士时，她找了个社工给我，社工威胁要带走我的孩子并强迫我在六个月内都要找她报到，理由是‘要检验我的母亲职责’。所以像这样的研究真是太重要了，让我们有发声的机会，让女性能够表达她们的负面想法和负面情绪，（中略）而不是妖魔化这些女性，或认为她们是不法之徒。”
有些人甚至将这些母亲的后悔解读为有杀害孩子的意图：
“这真是太糟了！后悔等同于对孩子的生命弃之不顾……等同于把孩子们淹死在浴缸或大海之中。”
所以这样看来，社会不仅期望这些后悔当妈妈的女性能证明她们对孩子的爱，还希望她们能证明自己能全心为了孩子及其福祉而奉献（爱一个人和实际照顾一个人并不是同一回事），证明她们不会因为本身对母亲身份的情感态度而虐待孩子。[参与研究的女性中，有三位提到她们对自己的孩子使用暴力，其中两位说明她们接受专业人士的协助后就再也没有如此对待孩子了。我提到这件事的原因是：任何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都是值得注意的，并非因为这个特定的研究主题，才需要关注这件事。我应当提醒各位，我们不必过于针对这个统计数据——一个数据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情况，但后悔当妈妈的相关数据却被视为独立个案——不必匆忙得出结论（这类结论多数证实了对后悔当妈妈的不准确看法）。]
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论述其“关怀伦理学”（Ethic of Care）的概念时，提到了人们怎么看待对于儿童和他人的奉献及责任。吉利根说，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意指个体能站在他人的立场设想他人的观点，并了解对方的需求，提供适当的回应。]和女性的奉献都反映出对其他人的道德责任，女性要维持关心、保护、适应并体贴他人的需要，甚至是达到抹杀自己的需求和感受的程度。
我们在访谈中针对这些伦理议题进行大篇幅讨论，然而，尽管有女性声明她们因为成为母亲而能表现她们的关怀伦理学，并成为能爱护与培育孩子的人类、女性及母亲。但在这项研究中，受访的女性则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表示，她们对已经来到这世界的孩子有负责和奉献的义务，而有时这些义务会以略显荒谬的形式展现。
欧德雅（有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欧德雅：“我爱他。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母亲，甚至可以说是歇斯底里了，我甚至争取孩子的探视权——因为我觉得他爷爷的家并不安全，所以即使我不想，我还是争取探视权（笑）。”
我：“孩子的父亲那边呢？”
欧德雅：“探视协议是一个星期一次，每次是一个晚上。他父亲在下午三点送孩子来，孩子在我这儿待到隔天早上。就像我说的，我现在正为了和孩子过夜的那个晚上奋战，这很荒谬，这真的太荒谬了。”
我：“让你觉得荒谬的部分，在于你争取了其实不想要的探视权？”
欧德雅：“其实我是真的想探视孩子，我真的这么想，因为我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长大，我相信这样是为他好。我对此一筹莫展，我已经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我有照顾他的责任，既然我把他生到这个世界上了，我就背负着很多责任——我不会放弃我的孩子。我是真的想尽我的最大能力照顾他，至少我是这么相信的，即使这要让我付出代价。”
索菲娅（有两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索菲娅：“尽管我已经向你倾诉了所有的愤怒和其他的一切——但我绝不是个疏忽孩子的母亲。我很负责任，我尽最大的努力照顾他们，真的……给他们最需要的细致照护。我因此受苦，为此哭泣，但我还是努力照顾他们。（中略）我真的是个好妈妈，这么说有点难为情，但我非常重视我的孩子，我爱他们。为他们读书，接受专业指导，尽我所能地教育他们，给他们爱与温情。孩子们喜欢我，他们爱我，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虽然父母身份对我来说非常艰难，但我还是个好妈妈。（中略）可这真的很荒诞，因为我不想要他们，我真的不想要他们，但他们已经在这世界上了，他们已经出生了。”
森妮（有四个孩子，两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两个介于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我：“你的后悔有反映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吗？”
森妮：“有可能，但是从相反的方向反映出来：我越是感到后悔，就奉献给他们越多。这不是补偿，而是……这么做是很重要的……将我的过去转变成他们的美好经历。我理解让我后悔的是我的过去与现在的生活，但我不想影响他们，我不希望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包袱。看，每个人从童年开始多少会背负着什么长大，但……我不希望他们以任何形式和方式接触到这件事。我希望他们是幸福的，当他们快乐时，我也会感觉到平静，就某种程度来说，这能够终止我孩提时代时所受的苦难。
“让我做个区别：从一方面来说，我是个人，而另一方面我也是个母亲，这是两种不同的本质，我不能让孩子们因为这个受伤。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矛盾，我不知道，也许，我的内心住着两个女人，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因为另一个我而受伤。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不应该归罪于他们，他们不该为此背上负担，他们只需要像其他孩子那样快乐就好了。”
不想为人母的母亲背负着双重责任：其中一层责任是因为个人和社会的期待而背负着孩子的福祉，因此她们会用心培育自己的孩子；另一层责任则是因为自觉是自己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她们一方面希望自己可以不是任何人的母亲，一方面又明白自己处于有孩子的现实中，夹在希望与现实之间，这样的双重责任可能会造成她们自我认同的分裂和纠结，就如同森妮所表示，以及多琳随后补充的：“我觉得我自己分裂成两个人，有时我认为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
因此，许多母亲因为照护孩子的义务而把自己推到一边去，聚精会神地关照孩子们的需求，甚至关注孩子到了要抹消自己需求和感受的程度。而当这些女性后悔成为母亲时，这样的关爱义务往往会被进一步扩大开来。
做母亲：无休无止
“因为自己的关系，我会希望我的孩子不要结婚生子，因为这让我害怕：我不希望这件事出现在我的人生当中。如果我有孙子，我就会再次被迫背负义务，并且被要求去做那些我不想做的事情。（中略）那只会成为我的包袱。”
——斯凯（有三个孩子，两个介于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一个介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就在这个当口，很多妈妈正在抚育孩子：哺乳、换尿布、哄他们睡觉、叫醒他们、送他们到托儿所或学校、烹饪并喂食、协助穿衣、帮助他们做家庭作业、教育他们、带他们去上课、去游泳池、去海滩、去游乐场、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和会议、照料生病的孩子等等。这些事情，或至少其中一部分事情，就是大多数女性的日常活动。某些社会阶层和文化认为，这些活动符合孩子的需求及益处，孩子们长大时能从中受惠。
而有些母亲在进行这些事情时是非常辛苦的。
海伦（有两个介于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孩子）
海伦：“我马上就开始给孩子喂母乳，第一次洗澡——我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所以这并不是因为我在担心什么事，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不需要任何协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出门散步或去公园，有时我觉得这些令人难以忍受，我完全没办法带他们去散步，就是不行。星期六时，他（海伦的配偶）会起床并带他们去，这对他来说不成什么问题。而当我带他们去公园时……这是我从生理上就没办法办到的事（一边讲一边敲桌子）。”
欧德雅（有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欧德雅：“在最初的两年里，我按表操课：更衣、清洁、整理、带他去幼儿园、从幼儿园接他回家。我会确定我有拥抱、亲吻孩子，并确认我已经提供给孩子我所认为他需要的一切。这些对我来说非常艰难，后来我去找了治疗师并谈到我的母亲职责，我只能说，好吧，那是我能够做的，所以没问题。但我不喜欢这个年龄的孩子，我做这些事情是基于义务，而我尽量不去做那些让我痛苦的部分——我不会带我的孩子去游乐场（笑）。我不……我可以带他去咖啡馆，虽然那没那么好玩。（中略）我把我的重点放在技术环节，虽然我没办法打从心底喜欢那些事，对我来说那些就是按规则完成的事，我可以拿出一个娃娃并跟它玩，这对我来说是差不多的事情。”
有许多母亲（远比社会所承认的要多）都谈到这类艰辛，即使是那些并未后悔当妈妈的女性也是如此。其中一件能够提供安慰的事情是：这些是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到了某个时候，当孩子们能够自立并独立生活时，理论上母亲们就不需要照料孩子们了。
但现实可不是如此，她们往往无法卸下义务、责任及对孩子的担忧，即使她们不必实际照顾孩子了，许多女性还是保存着她们的母性意识，而且是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就像贾丝明所说的：“如果是配偶的话，至少他出国的时候你就能有一定的自由，但如果是孩子，孩子总是一直在你的脑海里。”
对许多女性来说，母亲身份不断盘旋在她们的脑海中，而且不会受到物理上的限制：当她在远离孩子的地方度假时，会想到自己是个母亲；当她在监狱里面时，会想到自己是个母亲；当她们为了养家而到其他国家工作时，会想到还在祖国的孩子；当孩子已经独立了，无论他是住在对街或是海洋的另一边，她还是会想到自己是个母亲。母亲永远是母亲，即使她没有身体力行地照顾孩子——例如说孩子送养给其他家庭，或是她的孩子已经逝去，她依然是母亲。俗话这么说：“一日为母，终身为母。”联结母亲与胎儿的脐带在孩子出生之后依然联结在母子之间。
索菲娅（有两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索菲娅：“即使……上帝保佑！即使他们死了，他们还是会跟我的余生联结在一起的。对他们的哀悼、和他们一起的记忆，这些痛楚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如果现在失去他们，我会得到一些纾解，但是我受到的痛楚会远超过我所得到的纾解。他们已经在这儿了，而我对此无能为力。（中略）我没有办法，他们已经出生了，他们就像是磨刀石，即使已经不在世上了，对我来说还是一样。就是这样，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不要生孩子（笑）。（中略）没关系的，我丈夫问我如果我们能有一百万美元和保姆，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其实这都不是重点，我们是家长，我们为人父母，所以有责任，我们要担负起责任和痛苦，而我以前并不明白，只确信我们会得到很多帮助，我会从中得到乐趣，我会有宝宝。”
卡梅尔（有一个介于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孩子）
卡梅尔：“我是个了不起的母亲，无论任何时候我都能够证实这一点。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我得到的回报是：担忧和心痛。这并不是像‘他会从自行车上跌下来、他可能会被车撞上！’这种担忧，那些都是小事，像那种程度的担忧，我会有一点儿，但不多。我在讲的是更高层次的心痛，像是……这种忧心是随着年龄变化的……当他还小的时候他有社交障碍，这让我难过到快要死了。当他没办法和其他孩子相处、交不到朋友、孤单一人时，我会因为这些事情而绝望，这让我感到难受。而现在我担心的是他长大以后会变成怎样的人，这没关系的，我称之为‘存在主义式的担忧’。我为所有事情感到心痛、焦虑、烦恼。”
娜奥米（有两个介于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孩子，她已经当上祖母）
娜奥米：“有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艰难，但那是我对孩子的责任，即使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也没办法把责任放下（笑）。可怕，这真是可怕，现在我觉得我对我的孙子有责任，也许因为我的孙子有自己的父母，所以这个责任感觉没那么大，但责任还是责任。我不会因此而能歇息片刻。”
巴莉的孩子有精神障碍，她在受访时提到她不只需要时间资源，也需要物质资源，而且她还得不断留心她的孩子。
巴莉（有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我：“你提到，有几次你和她在一起但不用伴着她，这种时候你就可以做些你喜欢和想做的事情。你在这种情况下会遭遇什么困难吗？”
巴莉：“这是个重担，很容易让人失去耐心，一切都跟她的日程安排有关，而且这一切总在我所处的背景中运作，你会听到声音、你会感觉到责任，而且没办法不去想这些，这种情况还是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事实就是我根本没办法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时间非常有限，我的资源也很有限，我必须省下力气，我需要花上很多力气才能陪着她，而且我根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因此，无论是单独抚养自己的孩子，或是和配偶一起抚养，又或是孩子只和父亲住在一起——母亲仍会象征性地持续喂哺孩子，在她们的意识中照顾孩子，即使孩子已经成年了也依然如此。
这种被束缚的主观体验是当代社会对母亲的苛刻要求所造成的结果之一。无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如何，她的知觉都必须与母亲身份合而为一，否则就会被视为“坏妈妈”。这样的联结还和时间及其他背景相关：一般来说，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而且照顾孩子所用的时间和“时钟时间”不同，因为照料孩子通常不会有开头和结尾，照料孩子就如同是她们随时待命的任务，需要耗费注意力、耐心和反应能力。照这样来看，照料孩子的起始和终点完全是看事件什么时候发生及如何发生；耗费的时间无法被量化及估计，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母亲是在进行其他任务时同步照顾孩子。
这使得母亲的责任成为没完没了的历程，并永远联系着无数的女性和其子女。对这些母亲而言，孩子的脐带就像是系在她们的脖子上，这条脐带使她们难以动弹、无法离开。她们不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即使当上祖母也依然如此。
研究文献和通俗文章中有许多母亲们挣扎着在照顾孩子的同时，仍能保有自我的叙述，但这项研究的许多参与者对于这样挣扎奋战的描述是让人难以忍受的，难忍到她们希望抹去自己的母亲身份。
讨论了这么多关于母亲的部分，也许有人会问配偶或父亲在这个永无止境的历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父亲去哪儿了？
参与研究的女性当中，大多数会提到孩子的父亲，但其中有许多父亲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是缺席的。虽然就生理上来说只有女性的身体可以喂哺母乳，但照顾孩子可不是只有母亲才能做到，然而大多数的父亲还是缺席的。
埃丽卡（有四个介于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孩子，她已经当上祖母）
埃丽卡：“照顾这些孩子的期间，我没有一天是轻松的，没有一天。四个孩子去上学，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需求，而当我为了这些需求团团转时，我丈夫对这个家庭除了薪水以外没有任何贡献。他认为他的工作就是把钱带回家——他完成了。他也会跟孩子说‘早安’，有时在我提醒他之前也会跟孩子说‘晚安’——他会小憩一下然后去上夜班，牺牲陪伴我的时间而不是孩子们的。（中略）他跟空气差不多，他去工作，然后赚钱，仅此而已，他什么也没干。我真希望事情不是这样，我的家庭不是这样，然后也许我们今天就不用坐在这里谈这个，我真的希望事情能够改变。”
苏茜（有两个介于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孩子）
苏茜：“总是有些当老板或高阶主管的男人自豪自己在家里也是个好伴侣，而我总是笑着问这些人，他们上次发现卫生纸没了，或是牙膏快用完是何时？（中略）当他们（苏茜的孩子们）在爸爸那边时，我总是担心他们并问他们做了什么事。我听他们说了这些事情：他们的父亲很快乐，下班回家后和他的女朋友一起看电视、吃晚餐——他哪有什么好在乎的？（为什么我对他尖叫、对他破口大骂？因为他得负起责任，至少当孩子们与他还在一起的时候。）”
布伦达（有三个介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孩子）
布伦达：“我独自一人抚养孩子，因为他们的父亲对我们漠不关心，也没有参与照顾孩子，甚至没有给我们钱。（中略）我简直等不及他要来带孩子的日子，他偶尔会隔两个星期带孩子们一起过周末，而只要孩子去爸爸那边，上帝见证！我总是祈祷希望这个周末能够持续一个月，这样我就可以独自花一些时间在自己身上。他开始威胁我说将会要求子女的监护权，而当我说我不介意他带走孩子，我在周末见孩子就好时，他非常震惊。因为我得去工作，所以我不得不离家许久，我是唯一养家的人。而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会雇人来陪伴孩子们一下午，这样我就可以出门伸展一下、呼吸新鲜空气。我无法理解那些拒绝和离婚对象一起抚养孩子的女人，我的意思是，那些离婚但独自抚养孩子的女人，在我眼里能够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一个能够多陪陪孩子的好父亲，然后母亲可以多花时间在自己身上，这样忙碌的生活就可以喊个暂停。”
这样看起来，有时父亲这个角色是存在的，但同时他们可能没做什么事。也就是说，无论父亲存在与否，许多母亲们还是难以安排母职，这得看母亲有没有能力制造出中场休息的时间，而这样的暂停能力则跟对性别分工的观感有关。就喂哺孩子来说，社会容许父亲在这段时间不管事，母亲喂宝宝时父亲还能继续睡觉。然而，像喂哺母乳这种生理上的豁免，常被解读为长期免除“第二轮班”——下班后要打扫、煮饭、带孩子上课、协助家庭作业等等。接着父亲也自“第三轮班”——情感劳动，试图修补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工作所引起的冲突——中缺席。
因此，一般来说，父亲有更多掌握自己时间的能力，而母亲能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时间较少。参与研究的母亲们，无论是结婚、离婚或分居，还是出门工作赚钱或在家里无偿工作，都表示她们是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最多的人。反之，父亲则能够钻漏子，在时间或空间上都能免除照护孩子的工作：“父亲们觉得自己也有付出，但事实上他们更像是转身逃跑。研究证明，孩子出生后，父亲更显著地投入加班及寻找新的嗜好中——尽可能让自己在晚上及周末不闲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是如此，但他们认为带宝宝使人精疲力竭，因此试图让自己脱身。社会接受父亲豁免育儿工作，但如果母亲说：‘我想去做瑜伽，明天我要外出一趟并跟朋友喝个饮料。’那周围的人都会感到惊奇：‘这女人有什么毛病啊？’”
或者就像另一个博客在提到母亲身份时所说的：
“一个母亲如果让她的孩子在晚上七点后熬夜，那人们会说她是个漠不关心的母亲；但父亲呢，他们可以去德国、巴西或火星，而且永远不会是漠不关心的父亲。男人们才不会是不关心孩子的父亲呢！”
如果仔细检视和父母相关的时空交叉口，可能会意识到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用语变化（而且这很可能不是巧合）——从“housewife”变成“stay at home mom”。前者指女人的身份是待在家里（house）的妻子（wife），而后者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开始普遍使用，已经把妻子的身份推到一旁，并将女人的身份升华为母亲，虽然仍然是待在家里的女人。
虽然男性和女性都努力在时间夹缝中求生，但母亲通常是那个把时间留给孩子的人。从这个层面来看，父亲的缺席会帮忙建立起母亲持续抚慰孩子的印象，母亲几乎没什么暂离或休息的可能性，而大多数的父亲则可以钻空溜走。
并非只有参与本研究的母亲才会有这种时间受限的困扰，差别在于后悔当妈妈的女性缺乏母亲身份带来的喜悦和满足来平衡这种感觉。因此，没办法获得中场休息可能会使许多母亲感到窒息，母亲们不只希望暂时性地摆脱母亲这重身份，而是想要彻底地抹掉母亲身份，因为这种窒息的感觉几乎是场大灾难。
除了这些父亲缺席的案例以外，还有其他父母职务分工较为平均、共同抚育孩子的案例。
莉兹（有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莉兹：“是的，我听说过夫妻俩合作育儿的事，但我听到的大多数是国外的例子。此外，如果我把这个担子分摊出去，就意味着我得说明或解释我要什么，才能让别人明白，这也是个问题。”
我：“所以在你的眼里，你的后悔不是因为你承担了大部分的负担？”
莉兹：“不是，完全不是。是因为多年来我完全不想要孩子，我不是会当妈妈的那种人。所以我从刚生下孩子时就这么说：‘这是我们的宝宝，我们真是运气够好才能生下他，我们都不懂育儿，但我们可以一起学着当爸妈。’我从未说过因为我是女人，我懂，所以我是母亲。其实我刚当妈妈时什么都不懂……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女人说‘我比较懂’只是因为她是女人，而非她真的懂照料孩子。随着时间推移这就成了女人的固定职务了，而她会发现，当她想要喘口气时，对方会对此感到吃惊，所以情况就变得更艰困和复杂。但就我们的情况来说，刚好相反，他做了很多我没有做的事情。”
在海伦的情况中，孩子几乎是由孩子的父亲抚育的，即使是在他们还住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
海伦（有两个介于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孩子）
海伦：“总之，我觉得我不适合当妈妈，那不适合我，我不喜欢，我不。我不喜欢对孩子啧啧出声或是坐着摇上几小时的拨浪鼓，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坐着几个小时，读同样的故事或是听同一首歌；有些人喜欢这么做，但我不喜欢，我感到很痛苦。我一点都不享受那种乐趣，我很痛苦，深深地为此所苦，真的很糟，真真正正地糟糕。有时候我会打电话给我的丈夫，告诉他如果他不马上回家的话我会崩溃，真正的崩溃，真的，真的！不是‘也许会崩溃’或是‘仿佛会崩溃’，而是真正的情绪崩溃。
“（中略）我还记得我喜欢在晚上、在沐浴时间或其他时候离开屋子……那就是为什么我告诉我丈夫，他才是那个妈妈，他像头大象一样有耐心，我在下班回家后对任何事物都没有耐心，而他下班回家后会开始在屋里工作——替孩子们洗澡、做晚餐，每一件事，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做这些事。”
但能够免除育儿工作，不代表就能割裂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就如同海伦所经历的：
海伦（有两个介于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孩子）
海伦：“对我来说，责任就是个问题。我不……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在自我解释：养育一个人的责任，我说的不是那种‘哦不！他就要……’的责任。它是某种就位于这里（打手势指向头部后方）的责任，你已经永远没有自由了，不是自由的了……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是不是足够，这就像是……你得为自己负责任，但你不必扛起伴侣的责任，因为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你只是跟他在一起——而从此以后你不孤单了。就是这样，你不会孤独了，但是你也不再自由了。”
让我们回头继续谈“母亲是个没完没了的历程”这回事吧，这样象征性的抚育孩子似乎永无休止，而这种侵入性不一定和父亲是否存在相关。即使母亲们有可以分担或依靠的人，后悔的母亲仍然希望能够脱离这个在时间和空间上永无止境的负担。换句话说，她们渴望有个终点，能够让她们重回“正常”的生活并重拾自我。与此相对，母亲的知觉会持续地提醒她们，即使配偶协助抚育孩子、分担工作，当妈妈的时间仍是循环和永久的。而也因为现实生活中无法脱离这个循环，所以至少在想象中，她们会试着将自己或子女从家庭中移除。
抹去母亲，或抹去孩子
由于母亲没办法回到从前还不是母亲的时光，也没办法终止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她们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种情况，其中一种方式是进入想象和幻想中，希望孩子们消失。
索菲娅（有两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索菲娅：“我从来没有幻想去伤害这些孩子——我只是会幻想，有一群小矮人（偷笑），他们说：‘好吧，让我们重来吧，这次他们就不在了。他们不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只是不在了，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不会经历这些了。’然后我就会轻松一点。”
卡梅尔（有一个介于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孩子）
我：“你有没有想过……”
卡梅尔：“当然有。”（卡梅尔在我问完问题之前就抢着回答了）
我：“起身然后离开？”
卡梅尔：“你问起身然后离开？我还以为你要问别的东西呢（笑）。”
我：“你觉得我想问什么？”
卡梅尔：“杀了他？是，是，是！我想过好几次，直到今天为止，直到今天为止都是，我不是在幻想中缜密策划这件事，而且这当然不会发生……但是我幻想他生病，然后病死了——到今天我还是会这样幻想，每时每刻。我告诉你的这些可怕的事情，今晚可能就会出现在我梦中。但如果现实中的今晚，他病死了，那我宁可去死。这是……但就某种方面来说，这样让我放心一点了。我知道，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这样说真是太可怕了，但这就是事实，事实是如果他病死了，那我可能会感到放松。（中略）这真的很难，听着，这些关于他死去的幻想，都是可怕的负担，而我一直都承受着这些，每分每秒。”
欧德雅（有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欧德雅：“有时候我会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想……为什么？希望他永远消失？’虽然说其实我并不……你知道，实际上我并不希望他消失，但是在我的情感中，有时，我会希望他消失。我并不是真的那么希望他消失，而如果他真的消失了，我会感到更后悔，觉得自己该死的为什么这样希望。”
多琳（有三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的孩子）
我：“当你意识到自己后悔时，你有什么想法？”
多琳：“哦，无时无刻，每分每秒，每一天。是的这真是太糟了，我有三个孩子在家里，他们非常任性，他们会打架，有时我会发现自己……哦我永远不会这样跟他们说的，我忍着不说出这些话，只悄悄对自己说：‘上帝啊，我希望他们消失。’我告诉自己，他们挡住了我的人生，他们得离开。而这些话藏在我的内心深处，藏在比‘哦，我累了，我筋疲力尽，但没问题，孩子们总是会这样任性，而他们会长大的’更深的地方。”
杰姬（有三个孩子，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两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
杰姬：“我希望当我醒来时他们都不见了。仅仅是希望……但我知道这是不能说出来的事情，可是……”
其他参与本研究的女性，叙述的幻想内容并没提到希望孩子们消失，但她们希望将自己从家庭中移除（有时希望孩子消失的母亲也会希望将自己移除）。
索菲娅（有两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索菲娅：“我曾这么想过……把他们留给他们的父亲。如果在这段关系中我是男人，那我可能已经离开了（而且我这么想好久了，虽然有时候我丈夫做得比我好很多）。我真的希望把孩子留给他，然后我离开。
“但有两个理由使我没真的这么做：其一是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我害怕其他人对此的反应，我的家人不会接受这种事，我将因此孑然一身地活在世上。而更重要的是：内疚。对我来说，我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就是我的责任，而我现在必须面对这件事，即使这意味着我的人生就此一去不复返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了结了、没了，我没有其他选择，我必须这么做，孩子们需要父母，我不希望他们因此精神受创。我不希望他们经历我曾经有过的那种童年，而且孩子们毫无选择。但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我会离开的，因为我真的不想跟他们在一块儿。”
多琳（有三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的孩子）
多琳：“告诉你吧，有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一个女人被丈夫抛弃了，她描述了他是怎么离开的，她说：‘他拿起垃圾，说他要去外面丢垃圾，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家过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在想：‘哇哦，如果我带着垃圾出门，然后就此离开了，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但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没了，就这样。而且我知道我将为我做的每件事情付出代价，而我不想……但我的脑中好几次闪过这样的念头，尤其现在，我想到了离婚。我可以告诉埃亚尔：‘你留下，我走吧。’这曾经是我的选项。”
我：“那为什么你没这么做呢？”
多琳：“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能面对社会的反应，以及……我不是按时间顺序来说这些事情的——而且我，我认为孩子们需要我，非常需要我。我不是以此为借口，我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非常依恋我，但我同时也会问：‘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就是这样，我就像被分裂成两个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精神分裂了。而且我明明知道不该这样想，但有时候我还是会这样告诉自己：‘该死的，这真是够了！让我结束这一切吧。’（中略）如果今天我真的拿起垃圾出门，然后再也不回家，就这样，而孩子们会长大，每个人都会长大，就算最后你继续前进了，世界也不会因此停止运转，但最终你还是得付出代价。也许二十年后我会希望跟他们联系？或者……或者其他东西？总是有些关于人生的数学运算。我要再强调一次，我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但这又是把别人的优先次序摆在我自己之前了。我告诉自己：我是个成熟的女人，我做了选择，而我会承担这样的责任，我没有从这个问题前逃开。但这并没有让一切变得比较轻松，这没有减轻我的痛苦。”
德布拉（有两个介于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孩子）
德布拉：“我的婚姻目前面临困境，而我考虑的其中一件事情是离开。这事对我来说还挺明显的，如果我离开，我是不会带走孩子的，我的意思是，孩子是这段婚姻的一部分，而且是属于我丈夫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分开了，那么，很明显地，我觉得孩子们应该跟父亲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我没办法照顾他们，而是我不想要，这不是……我不觉得我天生想这样，或是我需要这个，而且如果孩子们就是他的理由的话，我更没道理留下他们。
“（中略）几个月前我去见了治疗师，我们谈论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父亲与母亲身份的，我说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话，我可能会做某事与某事，而治疗师告诉我：‘但那不是你的世界中的选项，因为你不会抛弃你的孩子，你不会让他们住到收容机构或是寄宿学校，并不是因为这个选项不存在，而是因为你是个忠诚而负责的人，所以这个选项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内。’他说的是对的，这可不是什么我能够交托给别人的责任。也许某种程度上，我发现离婚这个选项有其吸引人之处：因为我可以放弃孩子，这是那个选项诱人的原因之一。也许这听起来有点扭曲，但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我可以得到一个出口，而这个出口就是将他们交给他们的父亲，这真是一个很棒的出口。我不想放弃我的伴侣，我爱他，而且仍然相信他是最适合我的，作为丈夫没有人比他更好了。但离婚听起来更像一个解决问题或困境的方案，我为了要放弃孩子而打算放弃我所爱的男人（笑）。”
马娅（有两个孩子，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一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受访时怀有身孕）
马娅：“我看过一些电影和书籍，关于承受不了一切的母亲起身离开。而……我不知道，这可能让我想到我是个被收养的孩子的事实。你知道的，这就像个禁忌，她是怎样的人啊？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些事情？而我呢？作为她的孩子的我呢？你了解吗？所以我只是想想而已，但我永远不会有勇气那么做的，即使我真的那样做了，我也不会因此而快乐。”
我：“你是指，起身离开？”
马娅：“是的，起身离开。”
我：“你是说，有时候你会想要离开？”
马娅：“在我的幻想中，你知道的，就像你也会有你知道永远无法实现的性幻想，我的幻想就是像那样的幻想——我知道那是我永远不会去做的事，即使他们说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但我知道我绝不会去做，即使只是单纯想想都会让我觉得胃抽搐了一下。我能想象我的孩子们会问：‘为什么妈妈会离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是因为我们是坏孩子吗？’而我想象他们会有这些想法，所以……不，不会的，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会坚持下去，相对地坚持（笑）。我不能去这儿也不能去那儿，因为不管做哪个选择我都不会完整的。孩子们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我无法改变这个现实。”
其他文献中的母亲们也曾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相同的幻想，例如可以在美国社会学家芭芭拉·卡茨·罗斯曼（Barbara Katz Rothman）所写的段落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她幻想自己的孩子被带走时，也持续强调她喜爱母亲身份：“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喜欢当妈妈，我正满是激情地为母亲身份辩护。我对我的孩子大叫，希望自己能够离他们很远很远，我感到愤怒、沮丧，有着纯然憎恨的时刻——所有够诚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那些都是母亲的一部分。但我喜欢当妈妈。”
这些母亲们所共有的幻想，其区别在于叙述后的“但”。对一些母亲来说，幻想孩子们消失或从她们生活中移除，也可能是她们所爱的母亲经历的一部分。而对另一些母亲来说，那些幻想是后悔的一部分，她们希望完全移除自己的母亲身份，并让自己恢复到从前那个没有生下子女的女人的身份。
但因为“孩子们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及她们自觉自己是母亲，因此她们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样的幻想会像一阵吹在脖子上的冷风，提醒她们，有时是每一分、每一秒，让她们知道自己永远都是孩子的妈妈。因此就像多琳所说的，在这个“人生的数学运算”中，她们选择维持现状，那些将自己从家庭数学式中删除的选项被往后推了。
母亲们对于母亲身份“看不到出口”及“缺乏中场休息”深有同感，她们觉得必须将孩子的需求放在首位，她们有义务留下。尽管有着那些自行消失的幻想，但母亲们还是说自己别无选择，而将自己定位在家庭与母亲身份之中，因为她们将孩子的福祉视为第一优先顺序，她们需要让自己的幻想消失。在这样的脉络下，萨拉·鲁迪克（Sara Ruddick）认为，母亲们内心显然可能会从强烈的爱转变为渴望摆脱孩子们，但她们的实际行动却是基于她们和子女间的承诺——永不过期的爱。
然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样的爱可以维持什么呢？就像鲁迪克所提到的，这样的爱可以维持孩子们目前及未来的福祉，同时，对那些害怕社会崩溃的人来说，这样的爱也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一个决定和孩子们分开的母亲会改变世界秩序，她偏离社会所接受的行动准则，而这个准则是基于要求苛刻的母亲模范所制定的，故而她们会因为社会注视的目光而在现实中维持现状，只在脑海中用想象力违规，这些准则已经内化在她们心中，以确保社会秩序仍然不变。由于内疚，以及恐惧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愤怒将使她们变得孤独，所以保证不离开不只是为了孩子，也是因为她们害怕独自面对社会的指责。
不过，父亲是被差别对待的：社会可能也会鄙视离开孩子的父亲，但他们不至于遭受女性要面对的强烈谴责。公众对于离开孩子的父亲关注较少，实际上，分手或离婚后，放下伴侣及孩子离家而去的父亲比母亲要来得多。当女性离家时，她们会被贴标签并受到谴责，而且被迫放弃她们被孩子称为妈妈的权利。
社会认为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性（而男人没有这个天性），因为这个一致的、神话般的、超乎历史的看法而谴责女性。
因此，男人、女人、心理健康专家及法律代理人经常以此为理由免除父亲的责任，对他们的离家抱持相对沉默的态度。但母亲们往往为相同的事受到强烈的谴责。有时候她们还是离开了，女人可能会想要、同意或建立协议，让自己和孩子分开住，但不后悔孩子的出生。分开居住可能是一种后悔的实践行为，或是为了应付后悔而做出的选择。[下文那些和年幼或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分居的母亲的叙述，会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真的只是因为她们是女人吗？这只是我列入考量的其中一个可能性，而且我相信，对那些不希望为人母，但害怕因为和孩子分开住而遭到社会谴责的母亲来说，这件事影响她们的主观感受。]
不和孩子住
纵观历史与多元文化，那些和子女分居，并让孩子与父亲或其他家庭成员住在一起的母亲，并未被世人当作是有毛病的女人。例如，在中世纪时，信仰基督教的女性如果离开家园和孩子，住到修道院侍奉上帝，她们会获得尊敬和赞扬，而不会被世人描绘为精神失常或不道德的女性。
即使到了今天，母子分开居住并不必然被视为病态，而且可能被那些能从中得到益处的人视为是社会／经济／政治上的考量。例如在以色列，基布兹的孩子与父母分开居住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而西方国家欢迎移工女性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家园并出国工作，因为社会将重点放在这样的分居对于女性的家属来说是有好处的。
这几个例子都说明了，社会如何看待母亲和孩子分居这件事，端看她们这么做的理由，以及她们是为了谁这么做：这样的结果是基于宗教信仰？还是为了另一个男人或女人而和孩子分居？或是为了她的家庭经济？或者为了她在另一个国家的家人的生活质量？
参与本研究的女性当中，有数名和自己的孩子分居，孩子现在和父亲住在一起，她们都有各自的理由。提尔纱在她儿子两岁的时候去了国外，并在那边住了十年。
提尔纱（有两个介于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孩子，她已经当上祖母）
提尔纱：“我知道我将孩子抛下了，我离开时他们还很小，分别是两岁和三岁。我知道他们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住在基布兹，待在良好的环境中，有个好父亲。我没办法争取到比那更好的环境了。”
我：“当时你和他们联系过吗？”
提尔纱：“我会去看望他们，我大概每年见我的孩子四到五次，我常常去看他们，写信、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也会回信和打电话给我。我肯定他们感到受伤，但我一直告诉自己，他们这样的生活比和一个不想当妈妈也没能力当妈妈的我一块儿住要好多了，我在那儿的话，一个无心照顾孩子的母亲会让他们更受伤。是的，就是这样的。”
斯凯在她的孩子十几岁时离婚了。她说，离婚过程中，她的前夫坚持孩子要跟他在一起，她别无办法，只能让步。现在回想起来，她意识到那个选择跟她不情愿为人母是相关的，如果她想留住孩子的话，可能就不会跟前夫离婚了。
斯凯（有三个孩子，两个介于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一个介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我：“孩子为什么会和父亲一起住呢？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斯凯：“离婚之后，我非常疲弱。（中略）我知道我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照顾孩子，我知道我做不来，我没办法独自养育孩子们。（中略）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当时无法照顾他们，我真的……不知道照顾他们的话会怎样，不知道如果他们真的跟我一起住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很幸运，该怎么说呢？谁知道我们最后会离婚呢？所以就我的例子来说，我真的很幸运。他们拥有比我这个妈妈更值得信赖的父亲，我认为他做得很好，我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指望比这更好的事情了。我总是试图这样安慰自己：‘也许他们没有个好母亲，但我认为他们有个好爸爸。’我希望这样能让某些事情更平衡些，孩子们信赖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懂得付出，也认为孩子们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这样事情会截然不同。这是他们运气好，而我也是。”
我：“你周围的人对于将孩子留在父亲那边有什么看法吗？”
斯凯：“你讲到重点了。我想象人们会怎么说这件事，社会的看法使我的处境艰难，他们告诉我这是不对的、你不正常、你怎么能这样放弃孩子。这不……这不正常，孩子们总是和母亲在一块儿，但突然间陪着他们的变成父亲了。而我已经失去任何力量，我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所以我放弃了所有的一切。（中略）离婚后我离开了，我觉得我做了很糟糕的事情，我为我所做的一切向全世界道歉，这就是我的感受。我没办法多谈论这件事，但幸运的是我可以跟我的治疗师谈这些，至于说向全世界谈这件事？我表现得像是完全没问题，这并不是我真的放弃很多事情，而是我别无选择。如果我得带着孩子们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离婚，对我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然我不能把这件事说出来，因为这听起来太骇人了，这听起来非常非常可怕，一个母亲怎么能……”
杰姬和孩子们的父亲分开时，孩子们不到七岁，在她精神崩溃并住院治疗以后，孩子们就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杰姬说她没办法照顾好孩子，但她认为他们的父亲也做不来，所以她希望孩子们能够去寄养家庭，但希望并未成真，孩子们仍和父亲一起住。
杰姬（有三个孩子，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两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
我：“这段时间你有见过他们吗？”
杰姬：“有，一星期一次，每次一个小时，就在你来之前，我决定在星期五试着和孩子们一起过夜，我还没试过在家里睡……这两年来都是如此。所以我决定试试看……孩子们正在读幼儿园而且需要关注，所以我会试试看能不能在家里好好睡上一晚。”
我：“一个星期见孩子一次，是你想这么做的吗？或是有别的原因？ ”
杰姬：“你问到重点了。其实我完全不想看到孩子们，我是被迫这么做的。如果要我跟他们待在一起三到四个小时，我会变得非常疲惫且愤怒，所以我把时间缩短了。而要让我的丈夫同意这件事，让我的孩子和社会接受这件事，是需要时间的。例如说，我的家人，除了我的母亲以外都反对我离开我的家庭，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非得离开，我的小姑无法理解我怎么能离开，一个母亲怎能离开她的孩子，她不能接受我离开孩子的事实，所以就这样了。（中略）现在的我很快乐，但我怕这些反对会毁了我的生活。”
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杰姬：“嗯……也许我会抵抗不了压力，而说我需要回家去照顾我的孩子，我深深恐惧这个，你看我已经试着回家睡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多了，何不回到孩子的身边呢？（中略）看，当我离开医院，他们给我的选项包括让孩子们去寄养家庭，我真的很想让他们去寄养家庭，我说他们应该要有正常的父亲和正常的母亲。我的母亲曾经竭尽全力不让孩子们去寄养机构，但现在她很后悔自己那么做，因为她已经看到我的丈夫没办法好好照顾孩子们，那对他来说太难了。”
我：“你没办法改变这件事吗？”
杰姬：“我没办法，现在是我的丈夫不愿改变，他认为他已经失去我了，如果再失去孩子的话，他就一无所有。而他也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放弃孩子的话，我就永远不会回到那个家里去。所以……我……我会希望送养他们然后不再多想，我会让孩子们到别的地方去。（中略）我的母亲问我：‘如果几年后你后悔了，希望他们回来但他们不愿意的话，你怎么办？’我必须说，在过去两年的疗程中，我开始觉得好一些了。而……我很害怕，也许有一天我会回去并觉得一切都好转了。”
每个母亲在离开自己的孩子时，都有自己独特的处境及所面临的选项。提尔纱有机会移居到其他国家，而和有机会主导分离的她不同，斯凯和杰姬所描述的情况是她们没有掌控权。斯凯之所以没有带着孩子离开，是因为孩子们的父亲坚持他们应该和他一块儿住，而杰姬放下孩子离开的原因则是因为她精神崩溃了。
即使她们离开孩子的原因各自不同，但对她们来说，把孩子留给父亲的事实都和她们不愿意为人母有密切关系，尽管她们可能是在离开后才自我觉察到其中的关联性。她们用各自的方式描述了，她们想到自己或许得继续照顾孩子，并永远无法逃离和他们住在一起时所带来的窒息感。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物理上的分离并不一定能从她们身上剥离母亲意识，也不代表她们就此向母亲身份告别。她们所有人都体悟到同样的事：即使她们和孩子分开住了，母亲意识仍然不断在她们的生活中回响着，而这样的回响也包括认清自己身为母亲的极限。她们会确认孩子们留在父亲身边能否被妥善照顾，继续照看着孩子们的福祉。这些母亲在离开孩子们的同时仍然继续关注着他们的现在与未来，给“好妈妈”提供了不同的诠释方式，甚至可以说破坏了“好妈妈”原本僵化的定义。换句话说，和孩子分开居住也可能意味着关心孩子的需求，因为孩子和父亲一起生活更好。这样的诠释和社会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戴安娜·古斯塔夫森（Diana Gustafson）曾提道，一位孩子和父亲一起生活的加拿大母亲这么说：“讽刺的是，当一位母亲正在以她认为是个好妈妈的方式关爱孩子时，其他人却认为这个女人不是好妈妈。”
我们可以在另一位决定和孩子们分开住的女性作家玲子的文章中，看到社会对此的谴责。文章提到孩子被他们在美国的父亲抚养长大。她的文字在网络上激起巨大的波澜，在超过 16500 条的回复中，大部分的内容像这样：
“这是我在现代流行文化中看到的最悲惨的例子。”
“实在是个自私自利的狗屎，谁来抚养孩子？谁来带他们去上学？为人父母可不是你因为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情就可以随便辞职不干的工作，你应该要负起责任，你应该要成为你的孩子可以依靠的两人之一。她完全不提她是怎样毁掉自己的孩子的。她有一天会得到报应！”
“在这世界上有谁会赞同她的行为啊？这是个不值得有孩子的蠢蛋女人。”
另一个决定独自从家里搬出去的德国女人也没有幸免于严厉的批评：
“人们会说你不能这样，当个妈妈却离开家里，没有好好陪伴自己的孩子。孩子只和他们的父亲一起生活是不自然的。（人们说）我应该纠正我的做法，至少得带着孩子离开才行。”
这些反应都显示出：社会认为母亲必须和她的孩子待在同一个屋檐下，绝对不能搬走，不管她的处境如何，有着什么困难和苦恼，哪怕她坦承自己不能或无法照顾孩子。
有一些女性带着罪恶感离开家，因为她们觉得自己不符合“好妈妈”的标准定义。参与本研究的母亲们考虑过她们的离开可能在几年后仍让孩子受伤，但她们也无法重回过去没有孩子的时光了，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尽管离开孩子会被社会认为是身为母亲的偏差行为，这样的分离是她们在社会期待及自我之间寻求的平衡点，却仍不足以剥除她们的母亲意识。
还要更多的孩子吗？
“如果这些女性后悔当妈妈了，为什么她们还要生第二个、第三个？”
在谈论后悔为人母时，许多博主往往会多次提出这样的质疑。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的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有些女性在几年后或是有了好几个孩子之后，才意识到自己不想当母亲，但也有人因为后悔当母亲而没生其他孩子；当然也有人尽管已经感到后悔，但还是决定生下其他孩子。而不管她们是继续生下其他孩子或是不生孩子了，让她们下决定的逻辑基础都是试图尽量减少从今以后的伤害，差别则在于使用的方式不同。
事出必有因。在众多的社会准则中，其中有一条是，绝对不能只生一个孩子，那对头生子是不道德的。而为了使这种伤害最小化，头生子的福祉会被社会列为最优先的事项。尽管继续生其他孩子会让母亲付出代价，不生能够减少对母亲的伤害，但基于这个准则也只能要求母亲继续生下其他孩子。这就是为什么马娅说从她为人母的那一刻开始，有多少孩子已经不是重点了。
马娅（有两个孩子，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一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受访时怀有身孕）
马娅：“我不觉得再次怀孕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这么告诉我自己，既然我已经陷在这个坑里面了，我都陷入了，那就——好好做吧。一旦你生了一个，这也跟你生了三个或七个没什么差别，因为一旦你成为母亲，不管生几个你都是母亲了。（中略）我已经是母亲了，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的感受。在我有这个孩子后——我想生更多，因为如果我……我不会说自己很悲惨，因为如果我身处其他情况我会很快乐，但就这个让我感到苦不堪言的情况来说，至少我的家人很快乐，虽然是以这样的方式，但我会有个快乐的家庭，每个人都很高兴。”
从以上叙述来看，马娅后悔的起点是，她在生下孩子后才发现自己期待的孩子数量是零。但由于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了，她的希望已经成了泡影，就像个零和游戏：你只能是母亲或者不是母亲，而你一旦成了母亲，不管有几个孩子，你都有义务负起责任。
因为社会认为女性有义务负起应负的责任，格蕾丝说即使她在有了两个孩子以后已经不想要更多的孩子了，尽管她已经后悔为人母了，但还是可能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而生下另一个孩子。
格蕾丝（有两个孩子，一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一个介于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格蕾丝：“我的两个儿子希望有其他兄弟。如果有一天我生了其他孩子——这一定是为了他们俩而生的，因为他们向我施压，希望能够有弟弟，而我认为没有第三个孩子对他们来说不是好事，但对我来说是桩好事。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压力而改变意志，我的儿子们会是唯一的原因。”
格蕾丝提到了家庭生活中面临的交叉点：唯一的孩子（或是在这个例子中，是仅有的孩子们）认为和同侪相比（那些拥有兄弟姐妹的同辈），他（们）受够了孤独；而他（们）觉得受够了孤独的感受和他（们）的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母亲来说，她也认为自己已经受够了，所以不想要有其他孩子。母亲们发现她们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交叉点，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冲突的解决是以孩子的需求为基准，这些需求则反映出一个“标准”家庭的形象。
因此，情况的发展总是违背母亲的愿望：总的来说，许多母亲及参与本研究的部分母亲因为自己想要孩子而生了第一个，但接下来发现自己面临着来自外部与内部的严苛要求，即使她们已经不想要其他孩子了，还是被要求要继续生。让我们这么说吧，这些女性会因为想要孩子而心甘情愿生一个，但这紧接着导致她们因为各种原因继续生，而有时她们并不情愿。这些经历，都是母亲历程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一旦她们决定为了头生子而生更多孩子，那接下来她们面临的问题就是生下一个孩子的时间点了。在一些参与研究的女性的访谈内容中，她们提到：
娜奥米（有两个介于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孩子，她已经当上祖母）
娜奥米：“我接连生了两个孩子，是因为我告诉自己：不管接下来会怎样，生下两个孩子就是个意外。我告诉自己，他们没差几岁，至少这是件好事。我很快就可以把生小孩这件事撇在一旁，专注在那些真正吸引我的事情上。”
格蕾丝（有两个孩子，一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一个介于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格蕾丝：“显然地，因为我得有另一个孩子，所以不得不继续生，因为人们说你不能只有一个孩子。经过两年半以后，我告诉我自己：‘好吧，让我们有点进展吧。’”
这些访谈内容再次显示了，这些家庭里面有个滴答作响的时钟在催促着她们，而这影响着她们决定要不要生另一个孩子。像是“好吧，让我们有点进展吧”或是“快点组建起一个家庭”都显示了她们希望速战速决，让孩子年龄相近些，希望最艰难的那头几年能够赶快过去。
这样的观点认为，越快生完孩子就能越早解除任务。母亲们越早把她的个人时间摆在一旁并投入到家庭中，她就能越早赢回她的个人时间。因此，一部分参与研究的母亲认为，尽快生完孩子就能尽快完成她们的母亲职务，尽管她们也同时认知到这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任务。
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便开始感到后悔的母亲，接下来可能会走上三种不同的道路：第一种是抓紧时间、速战速决，短时间内生下更多孩子以缩短幼年抚育期，原因如前段所述；第二种是为了不犯下同样的错误而推迟生下其他孩子的时间；而第三种，既不推迟生育也不赶着生育，而是单纯地避免生下其他孩子。
从经验中学习。根据一份以色列议会研究与信息中心2010 年发表的报告，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回顾，女性“想”拥有的孩子数量高于“实际”拥有的孩子数量，原因可能是缺乏经济能力或是支持的系统及其他原因。
关于这个议题的另一项研究显示，有时候，期望的孩子数量跟实际的孩子数量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经验导致的。又例如澳洲研究人员唐娜·里德（Donna Read）和其他人所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一个女性的经验和她对母亲的看法，对家庭成员的数量和继续生育这方面的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参与里德研究的澳洲母亲表示，她们决定要生多少孩子，就奠定在她们所理解的未来生活及社会如何期待她们为人母的基础上。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很多母亲生的孩子数量往往低于最初计划生育的数量。德国的案例也显示了经验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母亲的女性，和尚未为人母但希望有孩子的女性之间有着显著差异：在有伴侣但尚未为人母的女性中，有四分之三想要生孩子，但在有伴侣且已经为人母的女性中，只有低于四分之一的女性想要生孩子。
里德的研究中提到了母亲们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的震撼和惊惶。参与本书研究的几个母亲也提到了，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们就为此后悔多年，直到今日依然后悔，因此她们决定不再生其他孩子。
格蕾丝（有两个孩子，一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一个介于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我：“你有因为后悔而采取任何行动吗？”
格蕾丝：“对我来说，我所做的就是不要再有另一个孩子。就未来该怎样而言（使用玩世不恭的语气），虽然社会应该不这么希望，但我最小的孩子七岁半，我不会有其他孩子，这就是结果。所以实际上我采取的行动就是不生其他孩子。（中略）如果你在十五年前问我要生几个孩子，我会告诉你，要生四个。”
罗丝（有两个孩子，一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一个介于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我：“在当妈妈之前，你有想过要生几个孩子吗？”
罗丝：“我想过要生三个或四个。”
我：“（中略）在你感到后悔以后，有什么实际做法吗？”
罗丝：“如果没有外部压力，我不想要更多的孩子，就算我的丈夫真的想要有更多的小孩。”
莉兹（有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莉兹：“我看着我的儿子，这挺有趣的，他告诉我：‘妈咪，我想要一个弟弟。’而我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也告诉他：‘如果你想要孩子，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中略）我不会生更多孩子，当然不会了。在今日的世界，当人们说：‘你根本没法想象有三个孩子的感觉。’我回答：‘是啊是啊是啊！连谈都不要跟我谈。对，我无法想象，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如果你想生三个、十个、一百个——请自便，好好享受啊！’没有人可以跟我说我没法想象那种滋味。我才不落入那个圈套，你明白吧？（中略）我想，因为我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所以我想象那种可能性，我试图想象我有两个孩子，我真的试了，从各种角度试了，但说真的，不可能！不！我这么说是很容易的，因为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情况，在你尝试之前就已经知道很难了。”
贾丝明（有一个介于一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贾丝明：“我从去年开始收拾那些对孩子来说已经太小的衣服，我打算把这些衣服送给朋友。我妈阻止我：‘不，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孩子。’而我回答：‘妈，我不可能会再生其他孩子了。真的够了，我不会生，我很确定。’（中略）我试着不要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试着避免说‘绝不’，但我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很清楚这整个过程中自己有什么感受。我不想要其他孩子，我无法忍受。”
后悔就如同一艘在时间之海中航行的渡轮，带着后悔者从既定的事实航向过去的其他选择，怀抱着过去的经验并思考着可能的未来。如此一来，过去对后悔为人母的女性的社会认知——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就会渴望更多孩子，并且渴望组建更大的家庭——可能就此瓦解。这些母亲认为她们真的试过了，她们不再有“在你去试试之前是不会知道的！”的想法，她们现在知道自己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然而，她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接受她们从经验中得到的认知，她们还是会再次面对“再试一次吧，这次一定会不一样的”这种用以说服她们生孩子的话术。这样的强力说服显示了，我们所处的社会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往往会否认我们可能有的失望；当我们期待、希冀和愿望的东西没有实现时，这种感觉就会被唤醒。我们所处的社会加剧了失望的程度，同时也鼓励我们否认那些失望，以让社会秩序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让我们继续将人们推入一个被定义好的模板中，不给予他们机会去处理那些失望情绪的副产品（如痛苦、磨难和哀悼），将他们塑造成社会所需要的模样。
因此，我们所处的社会并不会去处理那些关于后悔为人母的失望，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告诉那些拒绝继续生子的女性：她们必须越过自己的失望并且继续尝试，以修复过去的错误。而就如同罗丝所描述的，这样的说法已经内化为女性的一部分。
罗丝（有两个孩子，一个介于五岁到十岁之间，一个介于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罗丝：“当我决定生第二个孩子时，我希望借由第二个孩子的经验来弥补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出现的状况。怀孕的过程的确更美好，我穿着紧身的衣服，我谈论这件事……我希望，我祈求着事情能够有所不同，而且我的丈夫和治疗师都很支持我，我想修复我为人母的经验，那是我第二次怀孕的部分原因。我要证明我没有失败，证明我成功了。我认为我需要变得更老练、准备得更周全，但在愉悦过后我发现自己身处真正的战场。”
虽然失望并不必然会导致她们选择继续生孩子，事实上，她们也可能会停止继续生小孩。但对某些女性来说，那些持续在当下困扰着她们的过去经验，是没办法被另一个孩子的出生所抹消的。社会期望这些母亲终究能被说服，认为母亲身份对她们是有益的，而且她们必定能克服困难。但她们本身的失望、经验和认知和这种社会期待并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