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不敢苟同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所说的这段话。事情可能有转机，而母亲的苦难——在这个例子中——不应该被忽视。社会应该试着仔细理解这些后悔为人母的母亲所带来的更广泛的意义，因为每当一种新观念进入人类的生活中时，它告诉我们的不仅是这种观念本身，更关于人们常见的思考方式，那些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自己有多倚赖的想当然的概念。

后悔的母亲们以这种方式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这不仅和这些母亲的个人经验有关，而且也让我们明白，必须用更开阔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社会观念及期待。这使我们能够认知到，如果社会对我们“不要回头看那些无可挽回的事”的要求会成为控制我们的工具，那么回顾过去便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历史与当前生活的联系，就无从想象事情会改变，或无法去努力实现那些改变：“我们需要先充分了解现在，才能想象未来；我们需要想象自己期望怎样的未来后，才能实现那个期望中的未来。”

后悔像个小仙女，引领母亲走过“变回没有子女的那个自己”的童话。这个小仙女带我们看到不同母亲的观点，使女性及母亲们能够抒发她们的内心所想。因此，这些参与研究的女性在谈到身为母亲的艰难后，并没有“但是”，而是打开一扇门，重新思考两个总是被人忽略的问题：一是，评价母亲身份的满意程度及其价值的关键只是环境吗？二是，如果我们将母亲身份视为一种人际关系而非一种角色的话，会怎样？

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简短而概略地审视来自不同社群的母亲的权益。

帮助母亲的优缺点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研究人员已经针对各个条件——国家、种族、性别、经济及健康背景——调查那些与孩子维持关系的女性，试图了解世界各地女性的权益。以儿童救援组织“救救孩子”（Save the Children）所进行的调查为例，它每年都会调查母亲的各项指数，调查结果建立在五个指标之上：母亲的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平均受教育时间、人均收入、女性参政率。在 2015 年调查的 179个国家中，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落差很大，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挪威居首，德国第八。根据“救救孩子”的组织负责人卡罗琳·迈尔斯（Carolyn Meyers）所述，这样的结果证明了经济福利是很重要的，虽然经济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但为了改善母亲们的现实生活——她们的处境是责任越来越多，资源却越来越少——需要政治性的投资。

除了这种类型的跨国调查以外，女权主义作家为了建立起一个不会忽视低收入、单身、非白人、移民工人、移民母亲以及有精神疾病、身体残障或非异性恋的母亲的知识体系，也研究了各个西方国家中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母亲的权益。这些研究的目标之一，是为了指出性别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结构性联结。这里的意思是：贫困女性在日益增长。研究结果表明，几乎在每一个社会中，女性的贫困率都高于男性，个中原因在于劳动报酬的性别差异。而社会福利计划也未能减少女性的贫困率。研究也指出了单亲妈妈和她们的孩子更容易受到打击及陷入贫困，因此在单亲家庭中，单亲妈妈的情况较单亲爸爸更为不利。

各个研究不只是调查这些母亲的权益， 为了减轻这些母亲的困难，调查结果也呼吁社会和国家进行迫切而必要的改变。例如说，在劳务划分方面，父亲也有必要参与儿童的照顾及社会化，如此，亲子关系就不会局限在过去的母子结构。此外还有税收优惠、经济住房的重要性，以及由体制补助支持的托育机构等。这些研究同时指出，必须改变母亲身份的社会性知觉，一方面使母亲不再被社会忽视，另一方面也要破除母亲神话，让母亲们被当作“人类”看待，而不是作为客体或神祇——这些观念阻碍了她们获得支援自己和孩子所需要的资源。

这些调查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是广为人知的“角色冲突”，也就是说，在离家进行有偿工作及在家中进行无偿工作之间挣扎奋斗。

从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开始投入有偿工作的职场时，这样的奋斗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来自较低社会阶层和（或）非白人女性，和（或）来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群的女性，更倾向于兼任母亲身份与离家的有薪工作。在针对南部非裔女性、西南部墨西哥裔女性、加州和夏威夷日本裔女性的劳动力的历史研究中，会发现这些女性被视为廉价劳动力（尤其是在白人家庭中担任家庭佣工，或是在较低层次的服务业工作），而这些劳动的优先价值通常先于她们作为母亲的价值。她们不会被期待或允许做个全职妈妈，环境也无法允许她们有个能保护自己的私人避难所。女性必须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忙得团团转，因为给家庭提供经济援助也包含在社会期待的母爱之中。

尽管随着更多女性投入有偿工作的职场，这样的奋斗得到了更多重视；尽管在西方国家（情况已经比其他国家好了），政府试图提供足够的托育服务及财政支持给那些来自不同社群的家庭；但对许多女性来说，这样的协助也仅能稍稍让她们喘口气而已。相反，许多女性身负的巨大压力——因为社会期待她们证明自己是“好母亲”，导致她们受到各种拘束，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

以德国来说，经济、政治及社会整体似乎不只非常支持女性投入职场，也支持女性追求事业成功及——生孩子。社会期待女性同时兼任全职母亲和职业女性，不但要照顾好家庭生活，还要在工作上获得成功。这种“超级妈妈”的概念来自德国的宗教改革，若一个女人希望成为一个受人赞赏的基督徒模范，她必须是一个妻子与一个母亲。而从 21 世纪初开始，作为职业女性似乎也成为规定之一了。因此，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女性需要或希望离家工作，但同时她们也必须符合“超级职业女性”和“超级妈妈”的概念。她们发现自己在有偿工作和家中无偿工作之间疲于奔命，还要应付因为这些困境导致的磨难，以及随之而来的情感挣扎。

这样的冲突状态并不只发生在德国。欧盟进行的研究显示，2013 年，在二十五岁到四十九岁之间的母亲中，只有 68%有工作。然而在没有孩子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为77％。相较之下，父亲有工作的比例是 87%，没有家庭的单身男性有工作的比例是 78％。在德国，父亲有工作的比例是93％——欧洲最高。而在德国，尽管母亲有工作的比例（73%）也高于欧洲平均水平，但她们大多数（66％）是从事兼职工作。另一方面，父亲从事兼职工作的却只有 6％。

尽管这些探究对许多母亲来说是值得欣喜且重要的，但一些女权主义作家指出，这些研究有时还是以固定不变的女性身份概念及母亲的行为举止为基础。即使我们使她免除社会施加的负荷，她依然还是母亲。例如，南希·科多洛（Nancy Chodorow）和苏珊·孔特拉托（Susan Contratto）提到：“女权主义者质疑的是，这些研究认为，一个母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完美的，哪怕是在男性占主导地位、婚姻中缺乏平等、欠缺资源和支持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关于完美母亲的幻想还在延续：如果当前母亲受到的限制都能被消除，她们自然会知道怎样当一个好母亲。”

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及活动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也没放过这个：“不幸的是，最近，积极的女权主义者侧重的母亲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借鉴了性别刻板印象。一些女权活动者像 19 世纪那些‘崇拜家庭生活的美德’的男性和女性一样，将母亲浪漫化。（中略）他们将母亲浪漫化，采用和性别歧视者相同的术语，认为女性的天职就是养育生命，这些女权主义者巩固了男权至上主义的核心原则。”

这些作家接着指出：人们往往暗示，因为女性（无论她是谁）天生具备了能让其安于母亲身份的特性，社会需要做的就是确保她们不被那些不适当或不公义的条件所扰乱。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重申了适应母亲身份只是个条件问题而已。这种将母亲身份的满意程度与母亲的环境条件相联系的观点，可以在美国社会学家芭芭拉·卡茨·罗斯曼的文章中找到：“我因为负担得起而能喜欢我的母亲身份，就各种意义上来说我都负担得起：我有着中产阶级的服务及环境，这样的条件使我能胜任母亲身份并喜爱它。而且我从不用独自育儿，孩子的父亲和祖父母、我的朋友都会伸出援手。我甚至能雇用帮手来帮忙，我雇用的女人一个星期来我家几个下午并照顾孩子。（中略）像我这样条件很好的女人完全能负担得起代价并从中享受身为母亲的乐趣。但对那些条件不佳的女性——贫穷、年轻、学历不高、少数族群或结合以上条件——来说，她们当妈妈的过程会痛苦不堪。”

照这样说的话，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有更多的家人支持和社会支持，或某种形式的政府补助，有没有可能让这些母亲不后悔？

最直接的答案可能会是，“是”：

然而我们的研究却表明，答案是多样化的。

为人母的满足感：仅仅取决于社会条件吗？

有一种自信的假设：后悔的根源是贫困，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似乎只有上层阶级的白人女性会后悔”。然而，事实证明这两种假设都是有问题的。本书提供的资料表明，每一个参与研究的女性，都在不同的条件下养育子女：有些人的孩子是婴儿，有些人的孩子已经是青少年，还有几位的孩子已经成年而她本人也已经当上祖母；有些人是贫穷的，有些人经济宽裕；有几位全天候照顾孩子，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其他例子中有几位很少参与育儿，因为孩子的父亲担任主要照料者；有几位一星期只看望自己的孩子几次，或是偶尔看望，因为孩子和父亲一块儿生活，或是已经独立且和父母分居——也许在另一个城市或国外。因此，尽管这些母亲的处境、条件和环境各自不同，但她们都后悔当妈妈。

这个结果可能反映了一个情况：即使某些条件可以减轻母亲的困境，但是母亲的艰困处境或当前社会的僵化要求，并不足以完全说明她们的痛苦以及对母亲身份缺乏满足感。正如女权主义学者安德烈娅·奥赖利（Andrea O’Reilly）指出：“（中略）虽然我坚信父权制所要求的母性正在压迫母亲，但就如我在写作本文时所说的，我认为母亲所受到的压迫并不能仅仅归纳为习俗和意识形态。即使没有压迫，母爱及母亲劳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不管是发生在父权体制内，父权体制外或是对抗父权体制，都是这样。增加母亲的自主性可以改善许多（甚至是大部分）母亲在父权制母性里遭遇的不利因素，但这并不能消除所有的困境。”

事实上，在参与研究的母亲中，有几位已经解决了那些使母亲困境更为艰难的条件，但她们并没有表示自己因此而不再后悔。她们每个人都定义了那些一直并且持续成为障碍的条件，然后将之归纳为三个基本条件：在母亲身份及有偿工作之间分身乏术、缺乏经济基础、缺乏来自配偶或环境的支持。

森妮和布伦达都曾经和伴侣住在一起，但现在都已经离婚或分居了，成了单亲妈妈，要独自扛起家计，养家糊口。而且她们都是陪伴孩子长大的人，父亲只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背景中。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在这种条件下养育孩子的母亲都会后悔为人母，或是将生儿育女视为压迫。研究表明，低收入、单亲、非白人、非异性恋的母亲常常可以在为人母后从中得到力量来面对权力体系。这意味着母亲身份并非冲突的来源，仅仅只是她们在贫穷、种族歧视、仇视同性恋及性别歧视中挣扎求生的背景而已。例如，以色列社工和研究人员米哈尔·克罗默-尼沃（Michal Krumer-Nevo）正在研究贫困女性，她指出母亲身份在这些女性生命中的重要性，这些在生活中面临多方面排斥的女性在她的研究中如此声明：

尽管身为母亲对生活在贫困中的单亲妈妈来说可能是力量和安慰，但参与我研究的单亲妈妈却要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奋斗：对她们来说，母亲身份无法解决她们的贫穷和财务困境，反而是她们痛苦的源头，是使她们陷入恶性循环的根源。

因此，换句话说，虽然许多单亲妈妈自孩子身上获得力量，并借此活下去——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但是在我当前的研究中，母亲们描述了另一个不同的情感世界，对她们来说母亲身份并不是力量来源，反而使她们精疲力竭。

有些母亲，例如苏茜，不仅认为在有偿工作及无偿工作之间的奔波劳碌使自己心神不宁，还认为母亲身份本身就是个困扰。她们想花时间和资源在孩子以外的事物上，因而希望彻底排除这些困扰。

除了试图为孩子提供基本需求并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之外，许多母亲因为某个更充分的理由而试图不让自己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完美精神，仿佛有所谓的“常态情况”“常态母亲”，而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去实现它们。这些看法已经与完美母亲的形象捆绑在一起（就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而且也存在于“常态的”现代普遍观念中。这样的“常态”可能是不同社群的母亲们的共通点。

在 19 世纪，关于“常态”“基准”“平均”“非常态”“偏差”的概念已经进入欧洲，作为新创立的统计科学的一部分。而关于“一般人”（average men）的概念也已经诞生。在这个词诞生之前，人们已经在使用另一个词汇：“理想的”（ideal）。理想所呈现的是一个神话般的本质，与人类的身体相比，神的身体是完美的，因此理想的本质指的从来不是凡人。理想是不具体的，是人类无法达成的。后来产生了“一般人”这个词汇，“一般”代表着正确的做法，并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可以实现的理想”，而这样的理想是常态。换句话说，由于这样的转变，社会假设人们可以且必须是“理想的常态”及“理想的一般”。

当人们开始关注这样的转变，也就是由“无法达成的理想”变成“可以实现的理想”，这往往会造成痛苦与挫折。特别是跟“常态环境”下的“常态母亲”有关时，女人甚至无法在这场奔向完美的竞赛中得到片刻歇息。此外，人们认为世界上有所谓的“为人母的理想条件”，但这对那些不满及不幸福的女性来说不过是个空想。据说是“常态”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孔隙，生活的怪诞和不完美使得理想条件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母亲多么努力试着达成并延续所谓的理想条件，无论她们达成了多少——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生孩子就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豪赌一把：母亲创造出一个人类，而且一般而言，她们事先无从得知这个新生人类的本质，更不用说孩子可能会有额外的特殊需求。例如说，参与本研究的卡梅尔不止一次在访谈中提到这件事，在我问到她后悔为人母是否和她肩上特别困难的那副担子——她有个特别纤细敏感的孩子，他在这些年来一直有着社交障碍，而卡梅尔得当他的好妈妈——有关时，卡梅尔这么说：

此外，女性的生活环境可能会随着时间——想成为母亲时、真正成为母亲时，或成为母亲后——改变，女性可能会发现她所预期的现实和实际状况是存在着落差的。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可能会面临一连串事件，诸如配偶死亡、破产、疾病及意外事故，使得她们进入一个连一秒前的事情都无法预测的全新世界。而有时她们会意外迎来新生命，女性在恋爱关系或伴侣关系中怀孕，但在之后因为分手和离婚而成为单亲妈妈。有个后悔成为母亲的瑞典女性因为这种令人心碎的变化而痛苦地说：

除了那些没有伴侣（至少能够分担育儿任务）的母亲以外，那些和伴侣一起生活的母亲也未必过得比较好。当伴侣体会到期望与现实的差异，从浪漫的情人转变为父亲时，可能会显露出他的个人特质，或是结构上的性别分工都可能使她们陷入困境。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了那些让母亲处境更艰难的环境条件，但即使排除了这些条件，也不见得能消除这些母亲的后悔。而对其他母亲来说，为人母本身就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有人将“母亲”描述为一个完全不属于自身的存在。

“母亲身份本身对女性来说可能就是无法容忍的”，这个看法经常被社会大众视为不可能，因为社会大众往往认为：为人母就是女性存在的理由。这样的怀疑导致公众产生的反应之一是，认为母亲的后悔源自她们要在母亲职务和工作之间疲于奔命。而在社会的论战中，这个假设有着更广阔的背景。在社会的集体想象中，“为人母”和“离家工作”是女性仅有的两个选项：你不是当个妈妈，就是成为职业女性。

但现实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在先前的研究中，我访问过那些不想成为母亲的女性，那些“希望有所建树”的女性尽可能地避免当母亲，她们许多人从青少年时就知道自己不想生养孩子。因此那些不想为人母的认知和公众所谈论的“在公私领域间疲于奔命”并不一定相关，她们的不愿意要来得更早。

其他女性表示她们工作“只是”因为需要谋生，而非渴望成为职业女性。但她们说，不想为人母的确使她们从人生中被解放出来而成为职业女性。例如，我们在以色列网络论坛“不想生孩子的女人”上可以观察到几个人这么说：

一份关于加拿大男女的研究中也提到类似的观察结果，研究者探究那些不想为人父母的男女：“和那些认为没有孩子的双薪家庭对职场有着热情和敬业精神的假设相反，有些受访者认为他们安于没有孩子的现况，而这不是因为没有子女使他们能无后顾之忧地追求职涯发展，而是因为这使他们不必在职场求升迁。”

社会认为“为人母”和“职业女性”是女性仅有的两个选项，并同时假设没有其他原因会让女性不想当母亲。这样的假设抹杀了女性特质的多样性：女性可远远不止是“当个完美女人”或是“想要跟男人一样”。这个关于“女人要不是想生养小孩，就是想在公共领域发展”的假设，扼制了许多两者都不想要的女性；而且不只是压迫到这样的女性，也压迫到那些想要留在家中好好抚育孩子的女性。她们可能会被视为“自我放弃的女人”，仿佛只有当她们展现“真正的成就”时，公众才会认为她们有个有意义的人生。

父权制（将女性推向为人母之路）和资本主义（也就是“自由市场”的精神，要求不断进步）的交错，再次创造了一个二元选项的情况：既不给女性留下任何空间去考虑自己的出路，也不让其他人有任何空间去考虑女性的处境。人们应该去发掘自己人生的意义，非关母亲身份或职场生涯，也不用判断社会所说的意义是否存在。

关于母亲、非母亲与条件问题，人们常说这些条件压迫了女性，使得女性不想成为母亲，这些条件就是一种压迫性的结构。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引用美国记者和作家安娜莉·纳威兹（Annalee Newitz）文章中的例子。纳威兹曾经撰文谈到杀婴案对大众的吸引力，有意思的是，纳威兹声称当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杀婴案时，实际上更多有关的是传统看法对母亲的扼杀，因为这些看法使得母亲窒息。纳威兹不是个母亲，她声明她愿意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现实里养育孩子。在那个现实里，让人窒息的因子已经被排除了：“如果我住在一个由公众集体来抚养孩子的地方，孩子有许多慈爱的父母，而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我会为照顾幼儿而感到荣幸与喜悦。而如果照料孩子被视为一种劳动形式，而非某种涉及‘宝贵时光’的下班后的业余爱好，我会觉得养儿育女是更有吸引力的事情。然而，就我所知的‘育儿’，是让我完全无法接受的。那是一件往往推在女性身上的苦差事，而且女性应该‘自然地’爱上这个负担，但她们鲜少因此得到任何重要的社会尊重或回报。所以，当各种性取向的男人和女人都能以受人尊敬和共同的方式养育子女时，我才会放下我的狂躁愤怒，扔掉真实犯罪的书本，并帮助他们给孩子换尿布。在那之前，我不想当个妈。”

纳威兹这番话显示有许多女性不想在某些条件下当母亲，但是当条件改变时，她们可能会考虑。然而其他女性并不认为环境条件是导致她们不愿当母亲的原因。在我先前的研究中，多数参与调查的女性提到，即使她们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女人，而且能够得到所有养育孩子时需要的协助，她们也不想生养孩子，因为她们就是不想当妈妈。

我在 2012 年于网络论坛“不想生孩子的女人”上进行的调查也得到类似的结果——即便在“整个村庄一起养育一个孩子”的情况下，或是在纳威兹所提到的条件下——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任何让她们愿意当妈妈的条件都不存在。换句话说，在任何条件下她们都不愿意为人母，下面是论坛中的参与者所表达的内容：

德国记者和作家萨拉·迪尔也描述了这些坚定的认知。她指出不想为人母不一定是艰困环境下的结果，这个理由应该是更多样且因人而异的。而且有些人从一开始就缺乏养儿育女的意愿，她们根本不想当母亲。或者像美国女权主义作家戴安娜·蒂金斯·迈耶斯在分析女性在自主情况下成为母亲的案例时提到的：“我们不能忘记有些女性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她们就是不想要孩子或不想加入共同抚育孩子的行列。”

这些不希望成为母亲的母亲及不希望成为母亲的女性，在我们将两方声明交叉引用时，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普遍的假设——那些认为女性会渴望成为母亲，或是支持系统能够给女性带来更有利的条件，帮助女性顺利适应为人母的假设。

更准确的说法是，这些假设和实情不符。矛盾在于：如果社会给某些女性提供支持，并让她们处在适当的条件下，不必在贫穷、孤独、社会制裁及竞争下养育孩子，她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但也有些女性不想要孩子的原因跟这些条件无关，即使她们已经拥有那些条件，却仍然希望避免成为母亲或希望撤销成为母亲的既定事实。

作为人的母亲，作为关系的母育

依据以色列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的论述，在过去几十年里，家庭已经成为一个追求平衡效率的舞台（类似职场上追求效率那样）。同时，情绪语言也开始进入职场中，这样的合并导致了易洛思所说的“情绪资本主义”。其中的亲密关系可以量化并通过统计方法测定，因此家庭也有了商业特性。

在这种状况下，由于母亲本身为了符合“好妈妈”的概念，经常彻底而明确地拒绝竞争力、个人主义及非个人关系等逻辑，后悔为人母的情感态度可能会被视为在这种亲密关系中计算成本，以及从儿童的牺牲中获益。因此，那些后悔的女人往往会受到抨击，因为她们被视为冷血的女人，由于超理性而后悔，而这种超理性本应只存在于“公共领域”中。

然而就如同前文所提到的，母亲们也会进行情绪上和现实上的评估，也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她们心中的天秤和最后的决定会随着社会和历史背景改变。例如有些学者指称，在宗教戒律仍占主导地位的 12 世纪——那是个会将虔诚的女性视为应该受到景仰的英雄甚至殉道者的年代——某些母亲也会斟酌她们在家庭及宗教价值间摆荡的感受、需求和欲望，而且这最终可能导致她们离开自己的家和孩子进入修道院。

另一个说明家庭和父母身份平衡效率的例子（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是，社会学家发现在中世纪时，生育孩子和抚育孩子本身就存在着矛盾。除了宗教赞美生育以外，也有文献谈到生儿育女的政治层面（关乎两代间的继承问题）和经济层面（需要劳动力）。我们可以在那个年代的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中看到，家庭备受质疑，不仅是在个人层面上，也在献身宗教及获取知识理性的层面上。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在文献中找到的看法是，生儿育女是“来自上天的惩罚”——有时是带着讽刺意味或幽默感——因为孩子是麻烦、恼怒、财务负担和痛苦的来源。

这是其中一个被记录下来的故事：“在一个民间道德故事中，国王问智者，人是否该爱自己的孩子。智者回答，首先人应该爱上帝，然后是自己，再之后才是孩子。智者之后继续说，一个爱孩子、爱‘亲生骨肉’比爱自己更多的人，会投资他的生命和财富在孩子的命运和成长上，而不是用来救赎自己的灵魂。”

12 世纪的僧侣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在他写给心爱的埃洛伊丝（Eloise）的信中这样提道：“孩子和保姆、书桌和摇篮、书本或桌子和纺纱杆、笔或唱针和纺轴，它们之间哪会有什么和谐？谁能够在婴儿的哭声和保姆安慰孩子唱的摇篮曲，以及所有在屋子里面进出的男女喧闹声的背景下，还专注在经文和哲学思想上？他能够忍耐小孩子们持续带到屋里的混乱和污浊吗？”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将为人母和养育孩子等事放上心中的天秤，这在今日来说还是很寻常的。那些称颂母亲身份会是有价值的人说，女人会从母亲身份中受益（这个说法持续被用以劝说女人生养孩子）。这个说法一直都建立在功利主义的逻辑上，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论述常常被光明正大地包装为“自然”，尤其是当天秤已经倾向为人母的方向时。下面是一篇针对我在报纸专栏上有关后悔当妈妈的文章的回复，这篇文章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怎样的功利主义计算不会引发批判。

换句话说，只有在天秤的方向倒向似乎违反母性的情感规则时，功利主义式的评估和计算才会完全暴露出来并受到谴责。而在后悔这方面，当母亲们重新评估母亲身份的缺点和优点时，她们发现自己找不到后者。

正因如此，我，如同在第三章中做的那样，发起了一个关于母亲身份优缺点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母亲在访谈中说明后悔对她们来说代表什么时，会提到这些评估。

访谈期间，她们没有独立针对母亲身份进行功利性的评估，我特意为此设立话题：在面对“私人领域”的家庭和母亲身份的优劣计算时，整个历史都忽视了私人领域的功利主义，我想看看得失报酬如何影响母亲（作为人类、作为主体，能够思考、感受、评估、想象、评价和决定）的看法。

在现今社会中，将母亲视为主体并不常见。因为过去几十年母亲总是被视为一个角色，处于以孩子为主体的背景中。母亲在其中只是客体，是一个为了他人奉献的独立变项，而不是人。

根据为了母亲权利而奋斗的美国社会运动者朱迪丝· 史塔曼· 塔克（Judith Stadtman Tucker）的启发，我们将作为角色的母亲和作为人际关系的母亲区分开来。当我们把母亲视为亲属关系而非一个角色、一份责任或一个工作时，这就允许了多种母亲情境存在，涵盖复杂多变的母亲人生。只要母亲仍被视为一个角色，那么唯一的母亲情境就会围绕着功能，母亲被作为“完美母亲”——或者实际上是“理想员工”——看待，更接近一份结果导向的工作。儿童就如一块干净的手写板，让母亲在上头刻画成功或失败的线条。

将母亲身份视为一种人际关系，能够使我们将之认知为两个个体间的联结——保持关系的特定个体间的联系，而且这样的联系是动态及可变的——这样的概念能够让我们抛开过去希望每个母亲在和孩子相处时都有同样感受的方式（可以不再是慈母、伟大母亲那样的绝对形象）。我们可以将母亲视为人类经验的光谱之一，而非一种将之绑在责任上的单方面联结，继而影响她们的人生。如此一来，我们就能这样看待和母亲相关的人类情感光谱：从深深的爱，到深深的矛盾心理，以及，是的，后悔。

因此，既然后悔这种人类的情感态度包括由受试者进行的比较、评估和决定——那么也怪不得许多参与研究的母亲会积极评估她们主观上认为的母亲身份的优缺点了。

如果我们确实意识到母亲作为主体会涉及这样的比较和估算，而且她们并不属于“公共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刻体会所谓“社会期望”背后更广泛的含义——就是让母亲不能做出这样的比较和评估。换句话说，利用公众对于后悔的反应来作为可怕的合理手段，剥夺母亲谈论她们的经验与亲密关系的权利。为了其他人的利益，她们一次又一次被视为客体，甚至没办法停下一分钟来评估自己的状态，因为这样会使社会害怕——社会仰赖着被视为客体的母亲——害怕她们不像原本那样留在现况中。

在女性的人生中（特别是在母亲的范畴内），无法进行成本效益估算，这样的社会期望和剥夺是危险的。我们无法在社会脉络下了解她们，即使是在自己的家庭中，母亲和自我仍是疏离的，家庭对女性来说成了疏离的地方——并非因为她们的想法和感受，而是因为她们不被允许思考和感受。而且，是的，她们也无法评估自身的状态。

后悔的母亲们象征着一个契机，阐明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让理性留在家门外”的社会呼吁是否必要，不只是因为那样的呼吁会导致其他错误结论——比如说，为人母不可能是个错误——更因为那样的呼吁本身就是错的。

提尔纱的话深刻地描述了生育观念承载了怎样的功利主义逻辑，而后悔又是如何揭发了这个事实，这段话可以作为一切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