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室友——梅，事后回想起自己被开锁声吵醒。漆黑之中，室友卡拉爬到上铺，弹簧嘎吱作响。卡拉像是醉了，她从进门到上床的动作是如此迟缓。可屋里太过昏暗，看不清楚。同往常一样，两人沉默无言。

第二天早晨，梅看到上铺的卡拉还在熟睡。她没换衣服，黑靴子的细高跟从毯子下头探出来。卡拉曾这么睡过一回，因此梅未作多想。她轻手轻脚地更衣穿鞋，轻轻地开锁，轻轻地出门，尽量不吵到卡拉。她让自己在这片空间留下的印记尽可能地轻微，不被人看见让她感到舒适。

这儿是加利福尼亚州，圣洛拉镇，梅上大学后的第六周。

一整天，梅都待在外头，没回寝室。她觉得这样更自在。她依旧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一眨眼间，寝室里的友谊便结成了，宛如忽然冻结的厚冰，唯独她格格不入。

每天晚上，卡拉和同层的女孩会聚在浴室里，身披浴巾，挡着水池，倾身凑向镜子，勾描唇线和眼线。浴室在走廊另一端，可坐在寝室桌边的梅仍能听到她们的欢声笑语，比吹风机的嗡嗡声还要响。

“认识他人需要时间，有时得好几年呢。”母亲在电话里这么说。

不过，梅向母亲隐瞒了好些事。比如说开学第一周，几个男生来敲门，说走廊里有股臭味。他们一路嗅探，来到了她的房间。“你屋里有什么东西烂了吧。”他们二话不说闯了进来，挤满了窄小的空间。他们一个个人字拖、沙滩裤，头上的棒球帽压得低低的。

他们围在梅的桌边嗅来嗅去时，眼睛忽然一亮。“就是这儿！”他们纷纷捂住鼻子，指着底柜质问，“这柜里的东西不对劲儿，你到底在里头放了什么？”

底柜里放着她妈妈做的鳕鱼干，一同带来的还有三条黑巧克力和两块薰衣草肥皂。

“这是我妈亲手做的，”她解释道，“这是鱼。”制作鳕鱼干是她母亲从外祖母那儿继承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手艺之一。梅的外祖母是家族里唯一的中国人，而非圣地亚哥人。

她知道男生都管她叫“安静的小妞儿”。他们曾对她说：嘿，安静的小妞儿，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呗。她不觉得自己沉默寡言，可这一刻，像是被他们震慑住，霎时哑口无言。

“天哪，真是臭死了！”一个叫汤姆的男生说。他个子最高，是校篮球队的一员。他的脸周围系了一条红花绸，像极了南北战争时医院里的护工。

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想起汤姆遮着嘴的红花绸，梅都羞愤得满脸发烫。

最后，她将一包鳕鱼干扔进了走廊尽头的垃圾滑道，伴随着塑料与锡板的刮擦声，它从十楼一滑到底。男生们围着她，确保她说话算话。

“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卡拉事后说。梅这才知道，是卡拉告诉男生说寝室里有股怪味，可这事她从没和梅提过。

就因为这么些破事儿，每天下午，梅都待在一家校园咖啡厅里。十月那天，她在咖啡厅里坐了很久，等到吹风机沉寂，电熨斗冷却，卡拉和其他女生已离开楼层，一头扎入姐妹会五花八门的例行活动中。至于男生，但愿他们在吃晚饭吧。

那一夜，梅在出门九小时后才回到寝室。寝室门上挂着一块白板，上头有一张纸条，用红笔写着：我们先走了，你在哪儿？这些话，显然是写给她室友的。

梅拧锁开门，看到卡拉的姿态与早晨别无二致：躺在上铺，蜷着身子面向墙，黑靴子从被毯下伸出来。

“卡拉？”梅轻声叫唤。窗外夕阳西下，天朗气清，浮现出粉色的晚霞。梅打开顶灯，又叫了一声：“卡拉？”

可卡拉没有醒。梅的苦苦哀求、两个急救人员更大的嗓音都没能让她醒转。在她皱得不成样的裙子下，急救人员很快探出她还在呼吸，仍有微弱的脉搏。

卡拉仰头躺在担架上，张着嘴，凌乱的棕发披散在脸上。别的女生见了她的模样失声尖叫，可她依旧毫无反应。外头松林间的蛐蛐儿叫得正响，夜里凉爽的空气拂过她的皮肤，可她一直沉睡不醒。

梅赤脚站在路边，看着急救人员将担架抬入救护车明亮的舱室，动作有些粗鲁。她想说，你们小心点。接着车门关闭，留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街上。

急救人员之后会汇报：在救护车疾速驶向圣玛丽医院的一路上，女孩一直沉睡不醒。即便救护车汽笛高鸣，灯光闪烁；即便一路上坑坑洼洼，不停颠簸。到医院后，两位医生试了好多次，也没能将她唤醒。

那一晚，在医院其他楼层的产妇分娩时女孩在睡，婴儿出生时女孩还在睡。在她沉睡时，远处一个病房里有个老人去世了，意料之中的死亡。他的家人们都来了，还来了一位牧师。

她睡过了日出，睡过了日落。

然而，在头几个小时内，医生们找不出任何疑点。她就像个正常的女孩，正处于正常的睡眠状态。

其后的事态发展让人不知所措：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的心跳变得那么慢也没触发监护仪的警报？但你得知道这点是真的：几个小时内，她本就轻浅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浅。

事后很难解释，为何她最后的心跳没被心电监护仪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