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已经封锁了十天。凯瑟琳站在三楼窗边，望着直升机往返，送来生活物资和食品。垃圾在下头的马路上高高堆起。

她和别的医护人员在隔离间里的着装有种妖怪般的感觉，塑料防护服不仅扭曲了医生和护士的脸，还压抑了他们的声音。穿上这种防护服，他们看起来体形大了，人情味少了，让人们心里发毛。

在医院的后门处，靠着玻璃的那些沉睡者看上去越发寂寞消沉，衣服上别着纸条，像是被抛弃的新生儿或吸毒者。谣言四起：所有暴露过的人都要扣留。

七英里外的洛杉矶，凯瑟琳家中，她的女儿和保姆也被隔离了。这是预防措施，以防凯瑟琳曾将病毒带回家里——病毒可能粘在她的衣服上，附在她的皮肤上，或飘浮在她头几次从圣洛拉归家后亲吻女儿的脸颊时呼出的空气里。

她本该更小心些，她不断地自责。

她与女儿通的电话总以同样的对话告终：好吧，妈妈，现在我能出门了吗？

保姆说，她的女儿出现了不合规矩的行为，有些反常。她拉扯窗帘，把食物扔在地上，还在房子里一圈圈地跑。

那么有耐心的照看者，声音中也透出了心力交瘁之感。

周日，凯瑟琳透过窗户，看到外头正在举办一场小型教堂集会。考虑到密闭空间空气不流通，有利于病毒传播，所有的教堂长椅都被拖到外头的停车场。

望着坐在长椅上的一个个家庭，瞧着他们手中的《圣经》，听着他们吟诵婉转悠扬的赞美诗——凯瑟琳的泪水夺眶而出。她从未与女儿分离过这么久。

一天晚上，凯瑟琳看到一群人涌向附近的一所高中，一架装载食品的直升机将在那里降落。

随后，一位急诊医生将凯瑟琳拉到一边。

“我们正在将阿片类药物从药房转移出去。”这位医生说。他很瘦，新生的胡子横跨下巴，眼睛透露出他睡眠不足，没有一个医务人员睡眠充足。他语速很快：“现在小镇被封闭，街头交易的毒品进不来了，他们很快会找到这里来，时间早晚而已。”

“他们是谁？”凯瑟琳问。她知道答案，但她想听他说出来。他提到他们的语气就像在说一群畜生。

“瘾君子。”

成瘾行为不是她的专长，但她的病人常有这一症状。那些药物能安抚脑中被精神疾病煽风点火的区域。

“如果医院里发生暴力事件，那就是导火索。”急诊医生说。

从他眼中，凯瑟琳能清晰地看出他想象的画面：药物成瘾者像僵尸一样，在医院里横行霸道。她经常提醒自己的病人，焦虑是一种创造力，恐惧是一种想象力。

急诊医生说：“从现在起，只有你和我知道那些药物的准确位置。”

越来越多的医生病倒了。

凯瑟琳发现，自己居然动手干起了一些自从毕业后再没干过的事。真怪异，她竟然手持缝合针和粗缝线，为一个在溢水的马桶边滑倒的男孩缝合额头的伤口。真稀罕，她竟然托住了历尽艰辛从母亲身体里滑出来的新生儿的头，而医院里唯一的产科医生正在隔离间里沉睡。

几天后，在候诊室改装的办公室里，凯瑟琳发现那位急诊医生瘫倒在椅子上。尽管他的呼吸比别的沉睡者还浅，但疾病能飞速席卷全身一事已经难以激起人们心中的波澜。

两个蓝衣护工将他送入隔离区，这时一瓶药片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掉了出来。

“等等，”凯瑟琳说，“这不是沉睡病。”他服用了奥斯康定，一种有助眠效果的阿片类药物。怪不得他那么清楚别人可能会做什么。

针对这种情况，至少有个立刻生效的疗法：往大腿上注射一针纳洛酮。急诊医生睁开眼睛，清醒而尴尬。此后他一直躲着凯瑟琳。

那天晚上，凯瑟琳接到了保姆打来的电话，那人说：“她发烧了。”凯瑟琳呼吸一紧。他们已经了解到，发烧也是沉睡病的发病症状。如果女儿出事了，那就是我的错。凯瑟琳很确定这点。

保姆说：“我不想让你担心，但她几个小时前睡着了，我一直叫不醒她。”

现在轮到凯瑟琳想象最糟糕的情形了，细节鲜明得可怕。

一个简单而疯狂的想法刺破一切：她必须回家，回到女儿身边。

她要离开医院，两周来无人离开的医院。她要离开小镇，被士兵和军车重重包围的小镇。

她脱下手套，冲下楼梯。

她连医院前门都没通过。那儿有守卫，想都不用想。这不是靠人们自觉遵守的隔离。

一整夜，凯瑟琳都和女儿的保姆保持着通话状态。手机小小的屏幕上，沉睡的女儿看上去和那些生病的人一模一样。午夜后的某一刻，她惊恐地意识到她想不起女儿的眸色了。人们曾说她女儿的眼睛透着不同寻常的榛色色调，但她想象不出来。她记不清自己女儿的眼睛了。

终于，凌晨三点，她松了口气：她的女儿睁开双眼要水喝。

她得的不是沉睡病，只是儿童期寻常的发烧罢了。

听着电话那头女儿咿咿呀呀的声音，她的心中顿时柔情满溢，传向整个世界，传给医院里或清醒或沉眠的每一个人。这种感觉就像一种药物扩散到全身，就像女儿出生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