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接班，李瑞林到得挺早。他在厂子门口，呆呆地站了许久。心里什么滋味儿都有。两个多月没来上班，身子骨倒是清闲了，脑袋瓜可一直没闲着。想不到他这个给别人治了二十多年“思想病”的支部书记，有一天自己也会得这种病。奇怪不奇怪。

起先，是气愤。然后，是悲凉。再后，是躺在炕上猜谜：他不上班，别人会往哪儿想会不会来动员他上班谁会来找他谈话批评他，还是跟他说好话为什么要把各车问的专职书记给撤了陈咏明抽的什么风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自打他到厂里以后，离辙的事儿干得真不少。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没挨过整，还是没给整够听说基建处处长董大山已经把陈咏明告到部里去了。董大山部里有线。宋克局长在这里当厂长的时候，董大山就是宋克家里的常客。董大山手里有物资啊!那些年，光有钱不顶事儿。你手里要是有物，就可以换房子、换工作、换人……凡你想要的东西，都能换。再有，打个家具啦；修个“厨房”啦——那厨房讲究得给宋家老大做了新房；利用关系户，把宋克不便直接插手的老二，从农村弄了同来，还安排到哪个基建工程队搞宣传，又轻省、又不惹眼。

听说宋克局长还要提副部长呢，陈咏明这样折腾下去，能有他的好烟抽吗想到这里，李瑞林又着实为陈咏明担心。

虽说陈咏明这个人．说拉脸子就拉脸子。以实求实地说，陈咏明是个敢说敢当的正派人。遇见那些聪明人绕着弯子走的事，他呢，不缩脖子，不眨巴眼，对准目标，照直地走过去。

这不是哪儿泥泞，偏往哪儿踩吗。‘“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把李瑞林全家打跑.占了李瑞林家的房。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前，支部书记李瑞林处理过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一来，他翻案了，说李瑞林处理错了。当时，处理意见李瑞林请示过厂党委，不能由李瑞林一个人负责。再说那件事也没有处理错。他不过是伺机报复，抓住李瑞林不放，撵着李瑞林两口子乱打。吓得李瑞林老婆直抽风，弄得李瑞林全家住没处住，躲没处躲。

陈咏明对保卫处长说，这件事闹得李瑞林一家到处流浪，连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干部里头，反应强烈。如果老不处理，人家怎么工作呢保卫处应该干预这件事。

那时，谁也不知道陈咏明有多大能耐。曙光汽车厂是个大厂．那些见过世面的处室干部，有些根本不拿陈咏明当回事；有些对新厂长抱着观望态度，等着瞧他怎么开张。陈咏明处处体会到了由于屁股太小，坐这把交椅的难处。

保卫处长根本没理陈咏明的茬儿。

第二次，陈咏明又拉上一位党委副书记和保卫处长谈话，他还是不理。

第三次，保卫处长还是不管。并且带着对不知就里的人的讥讽说：“我的工作，受公安系统的垂直领导，不能乱抓。”

陈咏明说：“我没有做过保卫工作，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一无所有，政策水平也不高。但我有三个问题向你请教，请你回答。一，你这个保卫处是保卫什么的他把李瑞林同志的房占了，还提溜着棒子到处打人家，这是不是侵犯人权是不是违反宪法二．我承认公安系统对你的垂直领导，但厂党委对你是不是也有领导权这个双重领导是以厂党委为主，还是以公安系统为主三，今天是第三次找你，限你三天之内，把这个造反派从李瑞林同志家里弄出去。你究竟干不干你得正面回答我。”

陈咏明像个精细的泥瓦匠，把所有可以隐遁的小缝都给泥上了，弄得保卫处长无处可钻，他拐弯抹角地表示着自己的不敬：“我可以按你的意见执行，但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陈咏明威严地说：“你可以保留意见，这符合组织原则。但你能执行领导的决定，这个态度还是好的。”

真稳得住神儿!够辣的，保卫处长想。第二天他只好把那个造反派弄出了李瑞林的家。

不久以后，在全厂干部大会上，陈咏明原原本本地公布了这三次谈话的内容，最后还说：“我不相信这么多人的一个大厂，就找不出个保卫处长，这个保卫处长非得你来干。”

保卫处长就在会场的前排坐着，一点没料到陈咏明会来这一手。简直像当头一棒，他懵了。这么多年来，他还真没遇见过这么厉害的主儿，竟敢摸他的屁股。

陈咏明果断地改组了保卫处的领导班子。上上下下，好一阵热闹。由于闹派性，这个处连党支部都成立不起来。

反正厂里的人，对陈咏明要么恨之入骨，要么拥护得要命，持中不溜儿态度的很少。

两个多月，偏偏没人理李瑞林的茬儿。他沉不住气了，去找陈咏明。

陈咏明劈头就问：“想通了”

“想通想不通，以后再说，先工作吧。”

“这就对了。有些事儿，不是一下子就能想通的，那就慢慢想吧。”

这句话还说得尽情尽理。

下一句，可就不行了。“这两个月的工资，我已经通知财务科，超出七天以外的，全部扣发了。七天之内，算你事假。老李，咱们是老同志了，就算想不通，不该不上班。你做了那么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难道不知道这一点”陈咏明原先还很柔和的眼神，变得死硬起来，甚至还有些烦恼的样子，好像这谈话，这决定，都让他感到极大的不快。

李瑞林闹了两个多月的情绪，陈咏明没短了一天的思虑。他知道，扣发李瑞林工资这件事，不但会引起李瑞林极大的不满，也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毫无疑问，有那么一伙人，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去迎合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眼下什么东西都在涨价，扣两个月工资，真够李瑞林受的。但是陈咏明宁愿完事儿以后，自己掏腰包送一部分钱给李瑞林，也不能不这么干。作为这个厂的厂长，如果没有这个“狠心”，要是任何一个人，因为任何一件事不顺自己的心，就撂挑子躺倒不干，怎么办呢不是已经有人在处心积虑地找岔子，钻空子吗比方像董大山那样的人，因为自己后台硬，不是处处刁难他吗简直是骑在他脖子上拉屎撒尿，使他无法开展工作。

进厂的时候，有个车间的土建工程还没完工。陈咏明了解到要完成汽车厂当年的任务，这是个突破口。便把董大山找了来。

“这个车间是不是打个歼灭战，早点投产。你找几个人研究一下．提个方案。”

董大山想，哼，新官上任三把火。你这头把火就烧到我头上来了，看我好拿捏嘴头上却答应得挺好。半个月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

陈咏明问：“七次说的事，你研究了没有”

董大山一点也不亏心地回答：“没有。”

“你抓紧研究研究好吗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你说呢，你想什么时候完工‘’董大山歪着头，眯缝着眼睛，反问陈咏明。他在看陈咏明的笑话，看他能说出什么道道。他觉得陈咏明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陈咏明也确实好像没有主意地说：“我问你的意见。”

“要我说，十月份。”董大山信口说道。

“还是找几个人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缩短工期。”陈咏明恳切地要求。

“我看没那个可能。”

“你还是找几个人研究一下，能不能缩短工期。”陈咏明的口气强硬起来。董大山把他的耐心，看做是软弱可欺了。

又过半个月，一问，董大山还是没研究。

陈咏明不满意了。“怎么回事还没研究”

“你到底想要我什么时候完成”还是那句话。

又来了，陈咏明心里暗笑。“我想顶好明天就完成，你办得到吗”

“这不是开玩笑吗!”

“是玩笑。但我希望越快越好。你是搞基建的，应该心中有数。”

董大山被他缠得烦了，又答应研究研究。

再过半个月，还是没信儿。

陈咏明想：伙计，你太“轻敌”了。

陈咏明刚到厂子的时候，一个多月，什么话也没说，什么事也没办，先把大大小小的角落都走到了，看遍了。有关这个收尾车间的土建情况，他早已调查清楚。

陈咏明第四次找董大山。“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董大山嬉皮笑脸地跟他泡：“你到底要求什么时候完工”

“我说不出。你既然负责这个工作，你就得拿出个最佳、最快的方案来。”

“什么时候拿方案”

“五天以后。”

“五天!要了我的命我也拿不出来。”

“咱们得把话说清楚，我给你的期限可不是五天，而是一个半月的时间，对不对你自己可以算一算。我可不是不讲理的人。

事情有再一、再二，哪有再三、再四我也知道五天你拿不出方案，但这是你自己造成的。按照我的经验八天就够了，不过我可以给你十天的时间。十天以后，必须拿出方案来。“陈咏明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他已经下了决心，董大山再拿不出方案，他就先撤了他。厂长的权力范围里有一条，叫做”临机处置“。不这样整整他，还能进行工作吗这几句话让董大山感到一些分量了。他开始琢磨陈咏明：这到底是个什么等级的对手但他还要试一试他以为可以拿住陈咏明的那个法宝。”你到底要求什么时候完成“

“‘五一’。这个时间比较实事求是。你为什么非说‘十一’不可”

董大山的脑袋摇得像个货郎鼓。列数着“五一”不能完成的种种原因。陈咏明也不插嘴，抱着两个膀子，笑眯眯地听他说。董大山发现，他越说下去，陈咏明的嘴咧得越大。

陈咏明耐心地等他说完，才不慌不忙地反驳。“你说收尾工程量很大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陈咏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用手指头轻轻地弹了弹笔记本的封面，发出“嗒，，的一响，董大山觉得那一指头像弹在了自己的脑门上。”我已经全部调查清楚，收尾工程一共二十一项，每项工程的工作量，都在我这个本上记着。是像你说的那个情况吗你强调车间里要安几十台床子，床子有大有小，非常复杂。你大概忘了，我是从哪里来的吧我是从机床厂来的，摆弄了二十几年的床子，难道不如你你给我来这一套你真是看错人了。车间里一共要安四十台床子，每台床子的型号、规格、重量，以及多少个地脚螺丝全在我这个本子上，是像你说的那个情况吗至于混凝土的养生期，在气温低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加快的。你可以用电养生，也可以加化学制剂，有一周时间足够了，为什么非二十八天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下我的履历，我还搞过八年的基建，你没想到吧你以为你很聪明别给我来这一套，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十天以后交出方案。“

这一席话听得董大山目瞪口呆，他不得不对陈咏明刮目相看了。

后来，他们又打了第二个回合。

金工车间非常拥挤，机床也安得横七竖八，需要重新布置，合理流程。一些工段要迁出去，腾出地方，车间的工艺线路才能调整。

需要盖一个可以安装三吨吊车的九百平方米的厂房。根据陈咏明过去搞基建的经验，干基建主要是个组织工作，这个厂房三十天完成，他心里还是有谱的。

他召集计划处、基建处、运输处布置工作。“明天是星期天，基建处放线，运输处清理场地，下午挖方，夜间打垫层。现在天暖了，混凝土的养生期有四五个小时就可以了。星期一起基础。”

星期一早上，陈咏明上班一看，工地上一动没动。他很奇怪，布置工作的时候，没有人反对嘛!他到基建处去找董大山，办公室里没有，直到九点钟才把他找着。“今天应该起基础，怎么一动没动”

“这个线我不能放。”

“这就怪了，星期六开会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怎么不能放”

“图纸没给，我怎么放”

“我不是给了你一个平面图吗”

“那不能作为放线的依据。”董大山振振有词。

“平面图不能放线吗”

“不能。”

“这是标准厂房，十八米跨是标准跨距，平面图上标没标这个尺寸”

“有。”董大山最怕陈咏明发问，他的问题像层层剥笋，最后非把你藏着掖着的东西剥出来不可。

“厂房的长度九百米，图纸上有吧”

“有。”董大山觉得扣子一环一环地扣紧了。

“好，再问，安装天车的六米柱距是标准柱距你知道吗”

“知道。”他不能说不知道，宋克不是在汽车行业的厂长会议上表扬过他精通基建业务吗“既然平面图上给了你这三个条件，你怎么不能放这个线你想糊弄老百姓你知道，我可不是种地的。三十天工期你给我耽误了两天。你到底能不能放这个线你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出来”

“明天。”董大山垂头丧气地说。

“不行。今天下午三点你必须把线放出来，三点放不出来，你这个处长就别当了。”说罢，陈咏明转身就走。下午两点半一看，不但线放了，土方都开挖了。

陈咏明真想把董大山撤了。这么一件事，不但宋克打电话替董大山说情，连田守诚部长也给他打招呼。田守诚不可能认识董大山，这当然是宋克游说的结果。

陈咏明能不服从吗一个是他的主管局长，一个是重工业部的部长。他能去问郑子云吗“你说的话算数不算数‘能下放的权力，部里一点儿不留……”’郑子云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据说他的工作也并不顺利。

再说，他自己不是也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一定的迁就和让步吗上次，田部长不知为什么缘由来厂里看看走走，他不是也同意报销一笔招待费吗他说：“香烟嘛，就买三盒吧。他们要抽就抽，不抽不要打开，留着下次用。”原政工组组长深奥莫测地笑了。还有人说他小气。小气谁不小气又从自己腰包里掏了一分钱呢部长们在自己家里抽烟怎么办也有人招待明知这么做要讨人的不喜欢，但他要决心在自己的工厂里造就一种公事公办的风气。

据说，行政科的经办同志买了一条。那位行政科长不错，不给报销，说：“剩下的哪里去了查不出来不要报销。”好，这么一来，下次就没有人再敢拿着公家的钱瞎花，并且从中揩油了。有反对的．不是也有支持的吗使陈咏明感到忧虑的还有，像李瑞林这种党龄不算短、党性比较强的同志，事情一涉及到自己头上，不但思想跟不上趟．甚至还产生了抵触情绪。而且，随着今后工作的发展，肯定还会涉及更多按老规矩办事的人。那阻力是多么的大啊!他，吃得消吗偶尔，他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惶惑和短暂地丧失信心。这时候．他只要大步流星地在厂子里走上几圈，心里的郁闷渐渐就会被随时遇到需要他裁决的各种问题所驱散。他没有时间发愁，他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复杂的生活中去。

扣工资的事，气得李瑞林七窍生烟，可他既没跳也没闹。他知道这事不能闹。他不在理，摆到桌面儿上说不过去。不管怎么说，在他那杂乱的思想里，还有一根弦总在提着：我是三十多年的老党员了……

老吕头还按着老称呼招呼他：“李书记，您——来得这么早哇。”

老吕头的两个门牙已经豁了，说起话来直漏风。所以，那语调更让李瑞林感到一种落魄的凄凉。

他原想对老吕头说：“别叫我书记了，往后，就叫我老李吧。”话到嘴边儿，却硬是说不出来。

一想到今后要与老吕头为伍，一块儿看大门儿了，脸上总有些挂不住的样子。话虽那么说，共产党的干部能上能下。谁见过呀。

历来的习惯是，只有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才会连撸几级。平白无故，哪有从干部变工人的不往上升，至少也得保持原有地位不变，才说得过去吧不论怎么说，老吕头还那么称呼他，在精神上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至少老吕头没拿他当犯了错误、撸下来劳改的干部。于是他装着没有留神的样子，只是执意劝老吕头早些下班，回家休息。

老吕头从车棚里推出自己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乱响的自行车，头上戴着一顶小儿子吕志民复员的时候带回来的军帽。绿色布面、灰色兔毛的衬里，耷拉着两个耳扇子，一走一扇忽。身上穿的那件棉大衣，油腻腻的。胳膊肘、前襟和下摆的边缘都已经补过了，就连每个扣眼儿，也都重新锁过了。这件大衣，早该换一换了。

当老人的，省啊，省啊，还不都是为了孩子。

李瑞林想起老吕头的小儿子吕志民，昕说净和老吕头闹不对付。能说那孩子坏吗也不是，就是犟，你说东，他偏说西，毛毛躁躁，是个“二了八十”的浑小子。唉，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

上了年纪，心里还不得安宁啊。做父母的，除非到了蹬腿的那一天，活一天，就有操不完的心。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李瑞林瞧着老吕头走远之后，便走进传达室。坐了一会儿，又站了起来，觉得这么坐着不是个事儿，总得干点什么吧，又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他忽然觉得呆了这么多年的厂子，变得好生分．好像他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这让他觉着很不是滋味。

于是，他捅开了封着的蜂窝煤炉子，打了壶水放在炉子上烧着，又从门背后找出把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扫着传达室门前的那段柏油小路。说实在的，真没有什么可扫的，溜光的马路挺干净，说邪乎点，真像舔过的那么干净。他直起腰，打量着远远近近的厂房。从部队转业下来，他就到这个汽车厂来了。二十多年，眼瞅着这个厂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就像眼瞅着邻居家的孩子，生下来，吃奶，断奶，会爬了，会走了，长大了，上学了……有时，他不明白，他明明见那孩子不久以前还光着屁股满世界乱爬，怎么一下F子就变成了个漂亮小伙，穿着他顶不待见的喇叭裤，裤腿活像两把用高粱篾儿扎成的笤帚，胳膊弯里还挎着个小妞儿。

这工厂越来越气派了。比他家乡那个县城还大，绕厂子转一圈，没有大半个钟头怕是转不下来。

一进厂子大门，是个挺大的圆形花圃，两条柏油小路，从花圃左右两旁绕了过去。像两条筋骨挺好的胳膊，搂着个大笸箩。路边，是挺直的白杨树。树干上的节子，活像人的眼睛，木格登登地瞪着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人们，也那么瞪着李瑞林。白杨树下，是修剪得一般高低的小松墙。松树的针叶上，锈满了从北京城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灰，叶子黑不黑、绿不绿。

花圃后面是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是一个挨一个的车间。右边，几乎看不到边儿的广场上，一辆辆崭新的、准备出厂的汽车，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新战士，穿着刚发的新军装，背着乌光锃亮的新马枪，很有一些排山倒海的气势。就连满肚子怨气的李瑞林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先那个乱摊子、散摊子、烂摊子上干出这一番成绩，哪里是只花苦力气就能办到的!那真是明枪暗箭，左推右挡，嫉贤妒能，一步一个陷阱。全厂上上下下这些个人，谁是怎么回事，那些多少年也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哪一样李瑞林不知道啊。陈咏明也是个人吧，也有闷在肚里说不出的苦吧，怎么就不见他有个灰心丧气的时候炉子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的，气儿挺足，把水壶盖顶得呱嗒呱嗒地响。李瑞林泡了杯茉莉花茶。八角钱一两的茶叶，还赶不上以前六角的。真是，什么都不如从前了。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掏出装烟丝的铁盒和卷烟纸，卷了一支“大炮”，悠悠地吸着，一面端详着传达室里简单的陈设。

一张条款，用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醒目地贴在大挂钟的下面。大挂钟的钟摆摇来摆去，像个脑袋瓜，歪来歪去地在琢磨那张条款，看得有滋有味儿，没完没够。

条款上这样写着：五罚一元钱的暂行规定一、随地吐痰；二、随处抽烟；三、乱丢纸片；四、乱放车子；五、家属随便进厂。

凡有上述行为发生，各罚人民币一元。

曙光汽车制造厂

李瑞林把这条款瞧了又瞧，总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家属小孩不能到厂子里乱窜，这还说得过去。可随处吸烟，随地吐痰，乱扔纸片，乱放自行车要罚一元钱，有那个必要吗。寻思大伙钱多了还是怎么的新鲜!没见过!没事儿上街看看去，满大街的烟头、纸屑、黏痰，越是人多，越是热闹的地方就越乱乎。再说，谁能不吐痰呢中国人没有不吐痰的。不信，就支着耳朵昕听，别管在戏园子里，报告会上，或是电汽车里，马路上的自行车队里，总能听见打扫嗓子的声音，往外咯痰的声音。吐口痰，又碍着谁什么了呢倒是自行车，那是乱放不了的。看车的老娘们儿，会拿着大喇叭冲着不存车的人使劲儿吆喝，就算不想存车的人有张追击炮也打不透的厚脸皮，也甭想省下那二分钱。一说，还是迫击炮，那是哪个朝代的武器了早不是李瑞林在部队当迫击炮手的那个时候了。老喽!落后喽!除了迫击炮，还能知道什么呢肯定，这是陈咏明的主意。前不久他才从日本考察回来，准是从那儿趸来的洋货。

听说全厂整整停工一天，擦所有车间的窗子。说实话，那窗子打从建厂那天起，二十多年没有擦过。上面腻着一层黑褐色的浊物，但是谁也没觉得那有什么不好。工厂嘛，又不是宾馆，它本来就是个脏地方。油泥、铁末子、铸造车间清砂时到处飞扬的黑砂……别说车间的窗子，就是车间外头的树叶，也像刚从铸模里倒出来，上面粘着一层黑砂。你擦呀，有本事连树叶也擦擦。

陈咏明向大家讲文明生产的重要。“挺好的厂房，弄得像个监狱。黑乎乎的，一进厂房就让人昏昏欲睡，打不起精神。外国人要是看见这种厂房，准不跟你做买卖。他不相信，用这种态度对待厂房，还能用什么更好的态度对待生产。也就不相信你能生产出好东西来．”

还听说，厂子里盖了暖房，请了花匠。开春以后，还要在空地上植草皮。说是这样可以不往车间里带灰尘，能保证产品质量什么的。好倒是好，顶什么用能代替拉闸不给电，还是能代替原材料的不足工厂就是工厂，想看花看草上公园去。能跟洋人比吗他们是资产阶级，中国人不看花不看草照样过日子，照样出汽车。

莫不是他成心在挑陈咏明的刺儿落到看大门的下场，该怪谁呢春天，陈咏明在部里开完整顿企业管理会回来，不知得了什么令儿，比刚到厂上任的时候更来劲儿了。什么扩大企业自主权啦：什么市场竞争啦；什么整顿企业领导班子啦；什么自由组阁啦；撤销大庆办、政工组和车问专职支部书记啦……真敢干哪。

别的事，李瑞林不敢说，有几样他可实在接受不了。

取消政工组、大庆办，行吗陈咏明在动员报告里讲过：“……政工组、大庆办不过是一种形式。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只要我们把工人群众的疾苦真正地放在心上，认真地去解决，只要我们千方百计地把生产搞上去，何必一定要挂那个牌子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发展得不错嘛，企业里并没有政工组，大家不是很团结吗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各级领导，小组里还有八大员。何必另设一套人马呢反而让各级行政干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工组的事，自己不用管了。到底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做人的工作好，还是少数人抓、别人撒手不管好呢”

自由组阁，这叫什么词儿哪儿写着了，还是哪位首长说过了就是部里颁发的整顿企业十二条措里，也没有自由组阁这一条啊。

“千军万马抓班子。”

不管谁说什么，陈咏明心里有数。没有这一条措施，汽车厂的工作别想打开局面。像保卫处长和董大山那种一味拆台的人+能很好地配合工作吗生活福利处的处长，一天到晚不干工作，还冒领加班费。谁给他送礼，他就给谁房子。谁不给他送礼，谁就分不到房子。群众敢怒不敢言，谁敢得罪他他手里攥着房子。

还有那个劳资处的副处长。据说她这个副处长，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把鼻涕、一把泪从宋克那儿哭来的。陈咏明觉得对于一个人，总应该往前看。干部里女同志又比较少，也该考虑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没想到他们处的老处长退休，没有马上把她提为正职，她就到处大骂厂党委和陈咏明，躺在家里不上班，还到部里找宋克，说厂里打击她，不重用她，直闹到宋克把她调到另一个厂去了事。

临走之前，陈咏明和她谈话：“你给厂党委和我造了不少舆论。

今天你要走了，咱们应该谈谈心。我来厂以后，在干部大会上做过安民告示：多换思想少换人，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安定团结，才能大干快上。对不对当时群众对你反映很大，这个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但是厂党委为你承担了责任。为什么选你当厂党委委员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步棋，你明白吗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时候，又选你当了一个委员，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是不是事实你们处长退休了，半年没安排正职。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建议，应该派谁派谁，我们没派。这不是给你留的位子吗这是不是事实你半年就等不及了你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当官儿没有马上给你这个官，你就大骂大闹，哪点儿还像个共产党员、像个干部的样子这是个考验。很遗憾，你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你要求调动工作，可以。但调走也得把这个账算清楚，不能这么稀里糊涂一走了事……“

她走了也好。这种干部，走到哪儿，哪儿倒霉。

宋克怎么净选这样一些人当干部呢这样的干部，能扑下心来干工作吗“四人帮”的干扰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汽车厂的工作上不去，宋克能说没有责任吗陈咏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刀阔斧地调整了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班子。其速度之快，调整范围之广，是建厂以来从来未有的。

首先，厂内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由厂党委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委任。不管这位新委任的领导是不是党员，责成他组织自己的班子，三天之内交出名单。由他自己提出，他那一摊儿谁上谁下，谁需要横调。然后大家坐下来讨论，你这个班子配得怎么样，提拔的、免职的、横调的理由是什么，合适不合适……

要照过去的办法，先提个想法给组织部门、政治部门。让他们去考核、研究，然后再交党委开会讨论研究。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好几个来回。要想对班子做这么大的调整，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这说明干部管理，是可以走群众路线的。

李瑞林说，这不是给拉山头、搞宗派留空子吗。处科长个人能比党委正确客观能比组织部门对干部的了解全面资产阶级的办法，怎么能用来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班子二车间，那个叫杨小东的刺儿头，当时就顶了他：“什么资产阶级的办法，毛主席批江青的时候就说过，‘……不要由你组阁……，中央发的那几个揭发’四人帮‘罪行的材料，您没仔细看过还是怎么着”

只要屁股一挨板凳，坐下来开会或是学习，李瑞林马上就会打瞌睡，好像头天晚上凑巧一宿没睡。难得有那么一两回不打瞌睡，他便用两个镍币摞在一起，专心致志地夹腮帮子上的胡须。那胡须挺经拔，二十多年，搞了多少运动，开了多少会，学习了多少文件，愣是不见减少。

李瑞林没和杨小东论个长短，文件上到底有没有，他心里没底儿，实在记不准了。现在的年轻人，嘴尖舌快，见多识广．新名词、新理论一套一套的，别管真假，一张嘴就能引经据典地来上几句，把人唬得一愣一愣、张口结舌。谁知道那些话马克思、列宁说过没有上哪儿查去遇到这种场合，李瑞林只好不搭茬儿。

陈咏明的气儿可粗得很：“有人反映，‘苗卓岭不是党员，他有什么资格组班子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党还管不管干部’”你让他当总工程师，把生产技术大权交给了他，说明你信任他。不信任他，怎么能让他当总工程师呢生产技术让他负责，班子不让他沾边儿，他手下的人提拔、调动，他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负责，怎么安排工作‘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把他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他对班子就应该有发言权。何况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党委，怎么叫不要党的领导‘党管干部’!组织部门那几个人就代表党“再说组阁问题。哪怕有人组了自己的小舅子、大姨子来也行，只要把生产搞上去。有条件卡着嘛，三个月内要取得较好的成绩，半年内要有新的突破。搞不出成绩，第一把手就自动让贤嘛。

怕什么何况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人做工作，总要有合得来的帮手，我们要注意合得来这一点，不要怕人家说什么宗派、山头。

人都是有个性的嘛，就有个合得来、合不来这一说。唱那个高调干什么‘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我们是阶级兄弟，有什么合得来、合不来’李瑞林和申鸿昭同志，是两位很好的同志，一个是书记．一个是车间主任，却闹得天翻地覆，这怎么工作呢有隔阂就分开．两个人都会谢天谢地。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过去人事部门、组织部门派的班子，互相之间常常搭不上手。还有些人，资格挺老，人也不错，就是任务承担不了。这样的班子，怎么能把工作搞好各部门工作松垮，组织部门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现在，很多权力下放到科室、车间了，就是要选拔能承担这么多权力而又不出毛病的人。通过民意测验，说明我们不是没人，而是有人不懂得使用。“

根据这套办法，李瑞林的专职书记不但撤掉了，组阁时，又扣个“干部”给组掉了。说起来既让人寒心，又让人没法儿相信。谁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大毛病，可就是没人要他。就算他李瑞林不行．四车间的主任冯振民怎么样老劳模了，也下来了。

陈咏明不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当了劳模就一定要当官儿呢现在是机械化大生产，需要领导生产的人懂技术，懂生产，还有组织领导这种生产的能力。老冯人是不错，哪儿艰苦往哪儿去．为了抢任务，经常加班加点，饭都顾不上吃，饿昏在地上。可是呢．四车间的生产组织得乱七八糟，生产计划月月完不成。厂里开个调度会，回到车问，他能把一大半要做的事给忘了。记性不好，能记在本子上也行，到了现在，还是个半文盲。他呀，还是当劳模好。

按选劳模的标准选车间主任是不够的，有人能当个挺好的劳模，不一定能当个得力的好干部。‘将是将才，帅是帅才，，对不对7，，“那也不能怪他，他没文化呀。他自小受苦受穷，哪儿有条件学文化您不能拿我们大老粗和知识分子比。”说到“大老粗”这三个字，李瑞林觉得脊梁挺了起来。

“大老粗大老粗怎么啦既不是光荣榜又不是奖状。就算是光荣榜，它也只能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刚解放那会儿，你还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以前忙着打仗去了。现在，三十年的和平日子过去了，这三十年你忙什么去了打扑克去了，，打扑克怎么着李瑞林不服气。他想：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不就是打打扑克吗算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该抓的大事不抓，倒提起打扑克的事来了。

“苗卓岭就行”

“他怎么不行”

“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

“你呀，什么时候了，还是这么一脑门官司。这种看法不但把许多好同志整苦了，也把咱们的国家坑苦了。多少人才，就让这种偏见给毁了。结果谁倒霉国家倒霉。没有人才，搞什么现代化，搞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咱们只好在原地踏步走，瞅着别人往前跑。

五十年代，我们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差不多，现在你再看看人家，把戬们落下至少三十年。“

“我用不着看他们，他们那儿贫民窟里的耗子有这么大。”李瑞林两手往外一比划，那耗子大概和猫差不多了。

“你见着啦”

“……报纸上登过。”

“哈!哈!哈!”

陈咏明嘴里打着哈哈，心里却往外冒着苦味儿。他的眼前浮现出苗卓岭那老是夹着肩膀、缩着脑袋，以及他在生产会、办公会或技术会上结结巴巴发言的样子。战战兢兢、眼睛绝对不敢离开手里的发言稿，哪怕他要讲到的，不过是同意或是不同意修个厕所这样的问题，他也要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那发言稿上的每一个字一定翻过来、覆过去地掂量过、检查过，让人抓不住一点茬儿。

就是这样，散会之后，他还要拉着陈咏明和记录员当场查对记录。

他怕，怕万一记录员把哪个人的错话记在他的账上，或是曲解了他的哪句话。人活在这种心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啊。难道不应该抚平这些心上的皱褶吗一阵自行车的铃声惊扰了李瑞林的思绪。吴国栋骑了一辆崭新的二八永久车进厂了。瞅见李瑞林坐在传达室的窗口，他挺热情地凑过去招呼着：“您——上班了。”

李瑞林讪讪地答着：“也不能老呆着。”然后从屋里走出来，前前后后地打量着吴国栋的新车。心里琢磨着，他休了那么久的病假，哪来的钱买新车总得一百七十元钱吧吴国栋解释着：“新买的。厂子里给住家远的同志搞了一次贷款，一个月才扣两元钱。解决远途职工上下班挤车和上夜班的人搭不上早末班车的困难。”说着，吴国栋按了一下车把上的转铃。

转铃叮铃铃地响着，像唱着一支心满意足的歌。吴国栋脸上泛着微笑，就连李瑞林也微微地笑了：穷工人哪，买辆车不容易。

一抬眼，吴国栋瞧见李瑞林那霜白的两鬓，谢了的顶，心里立刻有股酸溜溜的味儿。便一把捂住了转动着的车铃。

从为工人着想上，陈咏明没什么可挑的。那边，职工自己盖的宿舍，已经快盖好了。嚷嚷了十来年的住房问题，总算有了盼头。

李瑞林两个多月没上班，真像古话说的：“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吴国栋却瞧着新起的房子犯愁。“这房子盖得不易。先是建设银行不给现钱。为这，老陈答应给人家也盖点。你要说他实在也实在，滑头也滑头。他给人家抻着来，一年打基础，二年盖房子．三年再完工。他不敢一家伙干完，怕银行再提新的要求。施工队伍又泡蘑菇，三栋房子两年还不交工。这就决定自己干。车间里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支付施工队的钱，一部分给在车间坚持生产和抽出去盖房子的工人发奖金，剩下的用来提高房子的平米造价。

哪个车间出人，就先给哪个车间房子。比施工队的进度自然是快多了。可是。银行和咱们这么干对吗“

为这，吴国栋找陈咏明谈过，提醒他注意，不要违反了政策。

陈咏明说：“我们只好来点变通手段，不然我们没法过日子。

不过这些变通办法都是沿着政策的边缘，在它允许的范围内浮动。

既有利于群众，也不损害国家利益。违法的事当然不干。“

陈咏明一天到晚，不知要花多少脑子，琢磨在哪儿还可以抠出一点变通的方法，好为工厂的生产发展、职工生活的改善创造点条件。有时他觉得自己简直像那菜市场旁边专门等着给顾客宰鸡宰鸭的人，为的是弄几个小钱，得点鸡鸭下水。

除了牢牢把住政治大方向，李瑞林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吴国栋显得豁达。“嗨，这算什么，比这邪乎的事多了。怎么样，你的肝炎好了吗”

“好了。”吴国栋感慨地摇摇头。自打生病以来的种种苦处，尽在这无言的摇头之中了。

李瑞林是很能理解个中滋味的，毕竟他们是同一代人，不论对社会、对生活的负荷，他们的感觉总是相通的：“那也要好好注意，千万别再累犯了。”

说着话，吕志民也骑车进了厂。蜻蜓点水似的把右腿从车上骗下来，用脚尖点了一下地，然后又把腿骗上车座，算是“出入下车”了，接着又“叭”的一声从嘴上吐下来个烟屁股。

李瑞林高嗓大叫：“下来!你给我下来!”心里想，这下买卖可开张了，先罚他一元钱再说。

吕志民给他叫懵了，眨巴着眼睛：“怎么啦，怎么啦。”

“怎么啦拿一元钱出来!”

“干吗”

李瑞林伸手往传达室那边一指：“墙上贴着哪，五罚一元钱。”

吕志民光翻眼睛，不见动静。

李瑞林和吴国栋都有些兴奋。不论吕志民掏不掏这一块钱，他们都会觉得称心。在这点上，他们也是相通的。要是他不掏，就是“五罚一元钱”的失败。他们乐得这一套瞎胡闹的新玩艺儿受到大家的抵制。要是他掏，那叫活该。他们就乐意看吕志民这种小青年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巴不得他们一个个像牛一样穿上鼻眼儿才好。

李瑞林说：“瞎起哄的时候挺来劲，拿一元钱就像从身上割下一斤肉。”这句话是有所指的。在陈咏明宣布撤销大庆办和政工组的大会上，李瑞林曾跳上台去痛心疾首地喊叫：“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还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台下的小青年又是哄笑，又是吹口哨，又是拍巴掌。就是这个吕志民把他从台上拽下来的，还说：“一边玩儿去吧，您哪。”

吴国栋插嘴说：“陈厂长不是在全厂宣布过吗你不知道”

吕志民开始慢慢腾腾地解上衣口袋上的扣子。陈咏明说过的话，吕志民愿意捧场。吴国栋那个得意劲儿，却让他窝火，他正琢磨来句什么话噎噎吴国栋才好。别看他是他的车间主任，他才不吃他那一套呢。

李瑞林不知怎么，想起刚才老吕头推着的那辆破车，穿着的那件破棉大衣。他忽然改变了主意：“算了，下次记着吧，这回你自己把烟头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就得了。”

吕志民乖乖地捡起烟头，朝李瑞林挥了挥手，又朝吴国栋挑衅地瞥了一眼，骑上车子，扬长而去。

吴国栋忙转向李瑞林：“老李，您这是——”

“算了，何必从他开刀呢我得先从头头抓起。这条条是他们定的，对不对”

说好了，吃过中饭杨小东找葛新发和吴宾有“要事相商”。到时候，却不见了杨小东。哪儿去了呢是不是还没吃完他们又折回食堂。果然，杨小东端着两个胳膊肘，和吕志民在食堂门口站着。小吕一脸的不自在，脸上那个蛤蟆镜，像一对蜻蜓的眼睛，往下耷拉着，给吕志民那无精打采的脸，更添上一种百般无奈的样子。小东呢，两道浓眉，却得意地、时不时地往上一挑，嘴巴咧得挺大，谁也说不出他是在干正事，还是在逗乐子。吴宾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这两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站在食堂门口。不过他并不露声色：“吃饱了撑的，跑食堂门口站岗来啦。”

杨小东不愧是杨小东，一向直来直去：“中午吃饭，是厂里人员顶集中的时候，我把他拽来，在这儿瞧瞧，到底有多少个戴蛤蟆镜的。”他转向吕志民，“瞧见了吧一共就俩，你是第三个，那两个是什么人，你心里全清楚。”然后，他严正起来，“我告诉你，咱们组就不能有这样的事，你压根儿就不是那号人，赶哪门子时髦”

“得，得，趁早收起来，没劲。装什么假华侨。”吴宾一把把吕志民的眼镜抓了下来。

葛新发眯着眼睛往天上瞅了瞰。太阳，整天整天地躲在灰蒙蒙的雾啊、云啊、煤烟子的后头。“就说是戴吧，大冬天的，也不是时候。”

“我当初可是有言在先，你们选我当班长，你们十三个人就是副班长，别管咱们组有什么事，你们都得把自己摆在班长的地位上，想想自己该怎么处理，那样，事就好办多了。你们当时都点了头的，没忘吧”

吕志民认账：“没忘。”

别管杨小东说什么，吕志民从来不带翻脸。

小哥们儿相交，讲的是仗义。

为他穿喇叭裤的事，小东已经跟车间主任吴国栋顶过一回：“喇叭裤全让小流氓给穿糟了。其实，穿的人不见得就坏，穿得油渍麻花的人，也不一定就好。”

至于吕志民和他父亲不对付的事，究竟谁对、谁不对，那笔账是算不清楚的。

老爷子任吗不懂，管得还宽，见人就数落儿子的不是。动不动就告给小东，吕志民和他吵架；早上不起床；洗脸水、洗脚水不倒，就在地当间儿放着，谁不注意就“当”地踢上一脚，闹得满地都是水；晚上一出去就是半宿，说是“厂里有事”；又说吕志民床底下压着一把三棱刮刀，可能是对付他的……去年，吕志民带回家一个新洗脸盆，两条新毛巾，老爷子竟然问小东那些东西是不是偷的……

净把人往邪里想，吕志民拧劲儿上来了，越是这么着，他越是任着性儿来。这关系好得了吗小东既不听信老人那些狭隘的偏见，也批评吕志民成心给父亲找气的不是。仗义的是，他从不拿那些挑三窝四、恨不得把人人家里闹得鸡飞狗叫的人散布的闲言碎语当回事。该顶的顶回去，该解释的解释。在这点上，吕志民觉着小东比老吕头待他还好。

这样的领导——别看是个小班长，难得遇上啊。

“好吧，再戴你就给我没收。”吕志民下了决心，何必呢，为了个蛤蟆镜和小东惹气。

“你再戴我就抓下来给你摔了。”杨小东毫不含糊。

吴宾把眼镜往吕志民兜里一杵。问杨小东：“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杨小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纸条，递给了吴宾。吴宾一看，是前天小组里搞的那个民意测验。题目是：今年五十元安全卫生维护机床先进班组奖金如何处理吴宾数了数，一共十四张，其中十三张写着离厂子顶近的“新风饭店”，一张写了“老莫”，都想到一块去了。

写条子的时候，谁也没和谁商量过，十四个人，心齐得都绝门了。

杨小东说：“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没活儿，就是搞卫生，你和葛新发就别参加了。莫斯科餐厅太远，又是个别意见，就到新风饭店去订菜订饭。你们俩占座、吃馆子有经验。五十元钱，该订什么菜，什么酒，看着办。我们三点钟干完，车间一封门，队伍就开去了。”

葛新发说：“哟，那笔账你还记着哪。”

“什么经验，都有用得着的时候，但要看场合和时问。你们吃馆子的经验这回不就用上了。”

说罢，四个人都笑了起来。

葛新发说的是上次发季度奖的事。那天，还没把奖金发到个人手中，杨小东就和他们两人打招呼了：“今天发奖金，你们可不许上班时间出去吃馆子。”

杨小东这个招呼，当然不是随便说说。他从不跟人说那号没有把握、没有根据的话。

葛新发和吴宾是班组里有名的馋鬼。拿到奖金就吃馆子是他们的老习惯。杨小东也多次劝说过他们：“又去吃馆子也不攒点钱，还打算不打算娶媳妇”

每每提起娶媳妇的事，葛新发总是满腹狐疑地摇着大脑袋：“媳妇儿不行。那玩意儿太受限制。你说说，你现在有单身那会儿自在吗”

杨小东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是不那么自在。可这不自在里，又有点儿美不滋儿的味儿。那是没媳妇的人，咂摸不出来的。”

吴宾不以为然地说：“今天说今天，明天说明天。再说，一个月就吃那么一两次。”

葛新发继续表示着对婚姻合理性的怀疑：“是啊，就算你有了钱，没房子也不行啊。你看小宋，就差没给车间主任吴国栋磕头下跪了。”

“叫我，我他妈的两口子就搬到吴国栋的办公桌上睡去。老浑蛋，他敢情结了婚，下过俩崽儿了。”提起小宋要房子的事，吴宾总是一肚子火。

杨小东表示：“不能那么说他。车间里生产抓得还不错。他不走后门，也不利用职权，就连厂子从乡下拉来的梨、苹果，一昕不是国营商店里趸来的，他都不买，生怕违反了政策。像这样的干部，就算不错了。他那样一个芝麻官，能有多大的权。还能要求他什么”

吴宾说：“那也不能净往歪处想我们。小宋跟他要房子，他连正眼都不瞧，在那儿翻报纸，看广告。让小宋在一边站了老半天才开腔：‘结婚你多大年纪了’”‘二十七。您前些日子还问过我的年龄呢。’“你瞧瞧，他心里有咱们工人吗车间干部大小也是个官儿，他应该了解自己的工人。我看了本小说，说的是战争年代的一个团，上千人，不算少了。这个团政委的工作做到什么程度三天可以叫上团里新兵的名字，一个星期了解了新兵的家庭情况。咱们车间到头不过三百人。”

葛新发插嘴了：“那是小说。”

“别打岔，听下去。吴国栋接着说：‘你年龄还小嘛，咱们车间还有三十多岁的人没结婚呢，还是再等几年吧。党和国家不是提倡晚婚嘛，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要考虑服从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我要是小宋，我就问问他：‘你多大岁数结的婚少给我来这套假招子。’“小宋太老实，说什么‘我的事不一样，非得赶快办不成，。

“你猜吴国栋想到哪儿去了没有比他更歪的心眼了。马上问小宋：‘出了什么问题’”他妈的!出了什么问题，他怎么就不知道小宋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多么漂亮的事。这号人，还配给人家做思想政治工作，兼任什么支部书记他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我们，拿我们当人，和我们心贴过心他应该知道我们有权利娶媳妇，提意见，要房子，吃馆子……好像我们是专政对象，他是专来监督我们的。小东，你说的不全对。一个车间的干部，不光把生产抓上去了就是好干部，他得把每个人的心都拢到一块，像你那样。你体贴大伙，大伙再累，也心甘情愿。人到底是人，又不是牲口，他是需要点儿温暖，同情，安慰，关怀的。这些东西带来的力量，是钱、是压制命令永远做不到的。“

为了吃馆子，吴宾和葛新发确有一两次没下班就提前走了。

杨小东早已警告过他们，再这么干，非得把这事儿拿到吴国栋那儿去说说不可，他决不再姑息他们。上次发完季度奖，他们俩没听小东的劝告，还是去了。一回车间，杨小东就批了他们：“我不让你们去，你们非去，这是第一个错误。上班吃饭，违反劳动纪律，这是第二个错误。你们应该主动去找吴国栋承认错误，不要让我去告状。”

他们耍赖，谁也不肯动窝。杨小东两只手像两把大台钳，拧着他们一人一只胳膊：“不去我押着你们去，我和你们一块检讨，检讨我这个班长没当好，你们才会上班吃馆子去。”

他们挨了吴国栋的批评，扣了工时，可他们谁也不记恨杨小东。因为他从来把话说到明处，不背后整人；不编排事情算计人：不背地里打人的小报告，踩着别人的脊背往上爬；也不给人小鞋穿。

三点多钟，吴国栋看见杨小东那个班组的人，匆匆忙忙地换下工作服，在水管子上洗手。呼啊吼啊地彼此吆喝着，催促着，像有什么急事要办的样子。他才发现，这伙人里，不见了吴宾和葛新发。他走过去，顺手在吴宾那台车床的导轨上摸了一下，再看看手指头，除了机油以外，没有铁末子染污他的手指头。床子是擦过了。再看看床子周围的地面，打扫得挺干净。加工好的轴盖，整整齐齐地码在木架子上，边角上没有磕碰的地方。工具箱锁得好好的，没有工具遗留在外面。找来找去，实在没有什么毛病可挑。吴国栋并不死心，觉得自己既然兼任了支部书记，就得尽尽自己的责任，便问杨小东：“你们这样成帮成伙地干什么去”

“到新风饭店会餐去。”

“谁请客”

“自己请自己。你不是说了吗奖给集体的奖金，各组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车间不管。”

旁边，吕志民还加了一句：“杀人放火去。”这不是成心噎他么，太无法无天了，到底他还是个支部书记。

吴国栋眼瞅着他们一伙人，从车棚里推出自己的车子。那些车子，辆辆都是车座拔得老高。一个个在车把上猫着腰，撅着屁股，车铃哗啷啷地响成一片，像一群蝗虫一样地飞去了。

蝗虫!在吴国栋的眼睛里，他们真是一群蝗虫!好哇，这还了得。拿着奖金，就这么大摇大摆，明目张胆地下馆子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当初怎么就鬼使神差地把这些刺儿头全拢到车工组来了可他也纳闷儿，这伙子人怎么那么扎堆儿呢干活也好，玩儿也好，说干什么，呼啦一下全走了。没看见他们之间闹过什么矛盾。就拿评工资这种最难平衡、最棘手的事来说，也没见他们组有谁到车间主任这里告过状，诉过委屈，争上一级。不像别的组，哭天抹泪的有，吵架不团结的有，工作甩耙子的有……怨谁呢谁也不怨，没办法，穷啊。要不是为钱，为穷，他能和自己老婆打架吗要是他们组里有人生病，歇了两天病假，眼瞅拿不上奖金了，大伙全去帮他。吴国栋就见过，有次吕志民感冒，因为体温没超过三十七度，医务室没给开病假条，杨小东就让他一旁歇着，自己开两台床子。

再说干活。七八年以前，车间里老是完不成生产任务。全车间的人都埋怨车工组不给劲，拖了壳体大组的后腿。吴国栋没少批评他们拉了生产进度，影响钳工装配。

他们不服气，说壳体大组的组长是六八年进厂的，资历浅，技术水平不高，经验少，办法不多，群众威信低。他是铣工，不懂车工，乱派活，怎么能当大组长他们说，“一完不成任务就赳我们，是我们的问题吗”要求调整生产组织，把车、钳、铣、装配四摊分开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到底是谁完不成任务。

就这么着，吴国栋调整了车间里的生产组织。

车工小组成立的那天，他们还开了个会。

大家说：“这回咱们成了独立的一个组，再不能干不好。让他们瞧瞧，咱们不是刺儿头。”

“不论车间布置的什么工作，咱们无论如何要搞起来，非争这口气不可。”

“这是给咱们一个翻身的机会，咱们行不行”

“行!”十四个人一齐做了回答。

开过会以后，还贴了一份小组成立公告，说明小组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正式成立，表示了把工作做好的决心。都挺好，就是最后来了一句：“年底见!”给吴国栋留下一种非常狂妄的印象。有这么写公告的吗“年底见!”跟谁较劲儿啊好像向他这个车间主任示威。

劲儿铆得是足，小组成立以来，连续二十四个月完成生产任务。一九七八年评了个车间先进生产小组，今年，又评了个厂先进生产小组，公司里还评上了质量信得过小组。

去年车间要求各班组建立废品报告单，别的组都搞不起来。

过去习惯了，出了废品，随手一扔，下班走人，谁也不愿意去搞那个原始记录：今天干了多少，出了多少废品，为什么出废品，最后还要请检查员签字认账。是杨小东他们组先搞起来的，没错儿。可是吴宾怎么说“他们不灵我们灵，他们干不出来，我们干出来了，怎么样”

吴国栋把心一横：“就冲你们这种态度，不怎么样。”

吴宾说：“哟，原来您就这么个水平。”

他们靠的是什么呢靠觉悟没门儿，他们组一共才两个党员，三个团员。

靠领导难道杨小东真有这两下子杨小东的情况，吴国栋清楚。他爸爸参加过国民党，本人不是党团员，一九六七年因为私自开车挨过批判……在汽车厂，私自开车并不稀罕，只是他的办法实在刁钻。自己配了一大堆车门上的钥匙，想开哪辆就开哪辆。

把路码表一摘，跑回来再安上，让人察觉不出来新车是跑过的。下了夜班以后把汽车推着出去，离厂子很远才打火，回来的时候老远就熄火，滑行回到厂门口，再把车推进来。那时候，反正大家工作都不负责任，好长一段时间，领导和门卫都没发现。这些事，说明杨小东贼得很。他用什么办法拢住了这帮子人难道像帮会那样，因为他招数高，大家都拜他做老头子不成靠集体的荣誉感能指望这伙人有什么集体观念、荣誉感这不，拿着自己的荣誉、集体的荣誉下馆子去了。

他们靠的是什么对吴国栋来讲始终是个谜。别看他们样样走在前头，他始终对他们不放心，样样事情，他都提防着他们。就连他们加工好的轴盖，他也觉得像是土地爷吹的一口仙气变的，糊弄人的。等仙法一过，又会变成一堆铁疙瘩。

但是，吴国栋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工厂是凭技术干活的地方，班组长要过得硬。要是技术上不行，跟他关系再好，他也不能用那样的人。虽然从吴国栋个人来说，他不喜欢杨小东，可是杨小东技术上有一套，干活也不偷奸耍滑，把一个工人的力气全卖在这儿了。吴国栋要把自己车间的生产搞上去，就得用杨小东这样的人。

吴国栋发现，陈咏明却是打心眼里喜欢他们。他常看见陈咏明和杨小东那帮子人在一起聊天，什么都聊：生态平衡、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尼斯湖怪、国际足球赛……有时，他们还叽里呱啦地讲几句英语或是日语。扯那些有什么用这些人不好管，就是因为懂得太多。

陈咏明还很拿他们的意见当回事。比方他们提出，齿轮加工完了之后，随手往筐里一扔，容易磕碰，精度就会降低，严重地影响产品的质量，前面辛辛苦苦的许多道工序就白废了。应该设计一种推车式的、有几层格子的工位器具，加工好的齿轮可以直接摆上去。一层多少格，一格摆多少个，一共多少层，便于计算，防止磕碰，还便于运输。这道工序到下道工序，一推就推过去了。但是这种车子，除了前头两个轱辘以外，后头应该是两个可以落地的撑腿。这种车子停下来的时候稳定，不会晃动。杨小东解释说：“因为平时工人看旋转的车床看得太多了，应该尽可能地在生产环境里消除一切影响工人精神状态的不利因素。”

车间里的工具箱，从打有工厂那天起，刷的就是黑色。杨小东小组，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全刷成了绿的。这么点屁事，也说得天花乱坠：“厂房黑乎乎的、机器黑乎乎的，看起来多沉闷啊。来点绿，可以调剂调剂人的精神，多出活儿啊。这是心理学。，，这，挨得上吗陈咏明也跟着瞎哄哄，让大家把工具箱全刷成了绿色。还说：”好得很。这样的主意，科室干部肯定想不出来，只有在第一线的工人和管理干部才能想得出来。所以我才决定取消政治部。我们要把每一个基层管理干部变成政治工作者，让他们懂得企业管理心理学。我看，杨小东是懂得这一点的，所以他们班组的样样工作，才能做得出色。吴国栋，他们的经验要是你们车间能够认真地消化、推广，你们的生产肯定会更上一层楼，你信不信“

难道使吴国栋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底就在这里就在这个什么心理学上吴国栋觉得玄乎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