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作为文学的时候，有人很可能会把它当成擦屁股纸，也有人一辈子不会读上一本文学作品。

当文学作为政治奉献给人们的羔羊时，却成为老幼咸宜的食品，人人都会争着咬上一口。男盗女娼、物价上涨、倒卖黄金、小孩尿床、火车误点、交通拥挤、住房困难、工资不长……无一不是文学的罪恶。文明古国中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诞。

介绍曙光汽车厂厂长陈咏明的报告文学终于问世之后，不仅它的作者叶知秋、贺家彬有幸加入了众矢之的的光荣行列，连郑子云也被卷了进去。因为他给诬陷陈咏明的宋克回过那样一封信；因为他对这篇文章表过那样的态：“发!出了问题我负责。”

反对这篇文章的人，心里全都明白，说到底，这是小事一桩。

根本问题在这里：郑子云几乎在每一个问题的处理上，都有一种让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劲儿。别扭劲儿这东西，既不违反宪法，也不触犯刑律，党员的十二条准则里，哪一条也挨不上边儿。

然而，在人们的意识里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则，它们虽不能制人以刑，却可以像球赛似的把人罚出场外。

按照规定，五次犯规，罚出场外。郑子云却只有三次或者四次。现在的问题是，要给郑子云制造继续犯规的机会。球场上有这么一套心照不宣的战术。

郑子云支持这篇文章的做法，虽然和田守诚的本意满拧，然而，出于这种心理状态，田守诚非但不动气，私下里反倒有几分高兴：郑子云分明又把自己放到风口浪尖上去了。

他希望事情闹大，希望郑子云陷得越深、搅和得越狼狈越好。

文章发表的当天，半夜三更，田守诚就给陈咏明打了个电话：“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陈咏明回答：“也可以说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因为当初我对作者说过，第一，不要宣传我个人；第二，汽车厂之所以做了些工作，和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形势有关；第三，我那个领导班子，是个好班子。”

“你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呢”

“不介入的态度。”陈咏明立刻反问田守诚：“您对这件事又是什么态度呢”

田守诚没料到陈咏明会这样单刀直人地迫使他表态，好厉害。

“我嘛……哈哈，当然是赞成的喽，表扬我们部里的好人好事嘛。”

见他的鬼去。

不久田守诚就在宋克的撺掇下派了干部司的司长，带了二十多个人到厂里来，名义上是考察干部，实际上是来了解文章“出笼”

的经过，前前后后在厂里搞了一百多人次的调查。

一开始陈咏明就对叶知秋和贺家彬说过：“千万别写，断送了我一个人倒没什么，可别断送了汽车厂这点形势。”

他们说什么“文责自负嘛。当然，我们会考虑你的意见。”

谁知道他们怎么又写了。也不知是谁，不知深浅利害地给他们提供了那么多情况。贺家彬在厂里有同学、也有熟人，汽车厂是部里的直属厂嘛。

结果怎么样不幸而言中。“文责自负”!头脑里缺政治哟。

当冯效先和宋克找上门让田守诚表态，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否意在对他们进行指责的时候，他闪烁其词地说：“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文章的发表没有经过部党组的同意。”

使冯效先和宋克怒不可遏的是，文章里写到曙光汽车厂历任厂长中，个别人对“四人帮”时期存在的困难，不是激流勇进，而是激流勇退。其中一位还是部里主管局的局长，在曙光汽车厂工作没有做好，回到部里反倒成了部党组成员。了解内情的人一看便知，这说的是宋克。

一派书呆子的胡言乱语!什么时候胳膊拧得过大腿那个时期，连政治局都让“四人帮”搅得不能过正常的政治生活，一个小小的厂长就能解放全人类表扬陈咏明，就说陈咏明好了，何必说那么多呢这个贺家彬，还在重工业部领工资，还在冯效先手底下混饭吃，也不考虑一下后果，太天真了。知识分子真是一种让人不能理解的怪物。不过文学作品嘛，又不是中央文件，哪能那么周全。即便是中央文件，也不一定每一句话都像数学公式那么严密。对贺家彬，田守诚的态度比较宽容。一个小人物，能掀多大的浪也许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头上，人们也就比较想得开。但对冯效先和宋克来说，绝不是抹抹稀泥就可以了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固然是党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随着职位的不断提高，人的屁股也像老虎屁股一样摸不得了。

林绍同告诉田守诚：“听说宋克局长已经派人查过贺家彬的档案了。”林绍同把那个“人”字说得很重。这等于提醒田守诚，宋克的老婆是干部司里一位专管干部的处长。

田守诚不赞同地说：“老宋这事办得太露骨了，传出去又是麻烦。现在人们对查档案的这一套做法很反感，贺家彬不过是个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嘛。”

林绍同又说：“听说有人看见郑副部长和那个女记者在景山公园外面的街上溜达。”

田守诚立刻垂下眼睛，好像听到什么不愿意听的事情：“这算什么，又不是看见他们睡在床上。”凭他和郑子云共事多年的了解，他知道郑子云不会做这样的事，可他巴不得郑子云做出这样的事才好。田守诚知道，再没有比这种事更能毁人的了。有时他觉得孔老二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人物都伟大，那得以跨越二千多年时空的封建意识，之所以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来，直至现在还主宰着很多人的头脑，靠的就是孔老二这个染色体。不过田守诚是讲求实际的人，他从不把精神耗费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上。他对林绍同说：“我看，既然宋克同志他们有这样的意见，你不妨在部里搜集一下对这篇文章的反应，适当的时候在党组会上议一议。”他没有说要搜集什么反应，那是无须说的，林绍同自然清楚。如同一个精明的管家，来了什么品位的客人，席间该上几个冷盘、几道热菜，心里早就有谱。

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风行一时的“兴无灭资”口号大唱反调，上面不但没有微词，反而在报刊上、内部通讯上，左一篇报道，右一篇转载。

前不久国务院某领导人准备召集重工业部有关同志研究工作，在田守诚提出的有关人员的名单后面，亲笔加上了郑子云的名字。当田守诚按照惯例在前排——通常是各部第一把手的座位——某个座位上落座时，那位国务院领导人高声地招呼着：“郑子云，郑子云来了没有”

郑子云简单地答道：“来了。”——听起来却踌躇满志。

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似乎一帆风顺。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自然啦，“四人帮”那个时期，郑子云又不是第一把手，部里的事情也用不着他出来亮相、表态，那些个亮相、表态真他妈的坑人，一次又一次地让人自己往自己腧卜抹黑。批邓的时候，郑子云又住了几个月的医院，谁知道他真病还是假病。真是吉星高照，生病也生得是时候。“生病”真是天才们的伟大发现。那位国务院领导人就曾经笑眯眯地问过他：“守诚同志，那个时候人们都生病住院，你倒好好的，啊”

那笑很有点古怪。

那位国务院领导人还招呼着郑子云：“来，来，坐到前面来，坐到前面来。”之后又加了一句“最近你们部的工作很有开展嘛。”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田守诚非常熟悉高级政治生活，每一句话、每一个姿态都是一个信号。这信号表明，郑子云的地位可能有所升迁。但把他撤下来，把郑子云换到他的位置上这个可能目前还不存在。他知道，只要上面赏识他的人不垮台，他就不会垮台。像洋人那样，今天可以是部长，明天可以去饭馆刷盘子那样的事，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倒不是这个社会对他特别恩典，而是这么一来，便会动摇整个干部制度，危及每一个即得利益者的利益。田守诚是太了解这一点了。只要他政治上不出大问题——他想大致不会了，他已更加谨慎——他这个部长的级别就会一直保持到终年。

再说郑子云也决计不会同意这么干。

但郑子云很可能会另有高就，自然出不了与工业有关的圈子，对他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威慑力量。郑子云虽然不会从个人好恶上对他做什么手脚，何况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私怨，但是郑子云太了解重工业部的内情，指不定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会抖落出来……

还有他那套关于改革的梦想，鬼知道会不会有人赏识，一旦有人赏识，可就乱了套。

至于这篇文章在部里引起的骚乱，并不是一次真正的较量，一切迹象表明，还不到当真的时候，他得稳住神。田守诚自信对中国政局的了解，远比郑子云透彻，目前这种自由化的倾向，早晚会有人出来说话，对郑子云的所作所为，他不必花什么力气认真对待，总会有一个时机，让他坐收渔人之利。

部党组会议结束的时候，田守诚看了看表，差半个小时十二点。可以把那篇报告文学引起的争议提一提，这个时间不长不短正合适。说太多也没必要，点点题就行。

他说：“还有点时间。有件事，需要说一下。”看着大家没太在意，他停了停，等着静场。人们被不同话题分隔成若干小块的注意力，重又聚合到一起。只有汪方亮一个人在“咔嗒、咔嗒”地折腾着别人刚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打火机。

田守诚接着说：“这两年文艺界很活跃，不少作家提出要干预生活。我们部里也出了个文学家，写了一篇关于曙光汽车厂陈咏明同志的报告文学，也算是干预一下我们重工业部的生活吧。啊——看来我们这个部里，还是有人才的嘛，哈哈。”

他笑，可他明明意识到，哪个单位里要是出了个写小说的，可真是一种灾难。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会不会被他当成素材写进小说里去就是被写的人自己不对号入座，了解内情的人也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件事写的就是他。小说还会在全国的新华书店里发行；也许有人会推荐给哪位副总理或中组部、中纪委的某位领导人……

郑子云点上一支香烟，并不吸，只是歪着头，眯着眼睛，看香烟头慢慢地燃。

田守诚说：“我是个大老粗，不懂得文学。但早年在延安还是聆听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嘛，啊——”

汪方亮插嘴说：“你最近看报纸了没有哈哈——”然后得意地环顾左右。

田守诚知道汪方亮喜欢戳人家的蹩脚。部党组成员里，他能看得起谁最近他的一份关于改革出口本部产品外贸体制的建议，很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赏识，得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不过汪方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说错了什么田守诚在其他人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异常。有人出于礼貌，有人早已练就了安徒生在《皇帝的新装》里描述过的那种本领。汪方亮这么一哈哈，田守诚感到不那么踏实了，决定不再绕弯子，单刀直人地说下去：“文章发表以后，在部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把同志们的反映集中一下，有这么几点：一、作品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二、陈咏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三、把别人的功劳归于自己；四、政治品质有问题。总之，这篇文章从社会效果看，是影响安定团结的。”

宋克急不可待地接着说：“不打倒‘四人帮’，他也搞不上去，现在让我去我也行。我按党性原则办事，所以没搞上去。他拿一百块钱办三百块钱的事，没有鬼办得到吗”

合情合理!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找到合理的依据。

好几颗花白的头颅，深有所感地摇动起来。

孔祥副部长说：“说到底，我们还是集体领导嘛，有了成绩和功劳，应该记在党委的账上嘛，突出个人是不对的。”

孔祥有着四川人特有的嘹亮嗓门，这嗓门儿使他的发言有一种气势汹汹的派头。一双圆睁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冷冷的、奠测的光。眼下好些事都让他反感。文化人也来干预政治，他们懂得个“鸟”!顶好再来个反右运动，给他们全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弄去劳动改造才好。再不老老实实就枪毙他两个。江山是他打下来的，身上两个枪眼还在嘛，现在倒让这帮子文化人来指指点点，笑话!咋咋呼呼!子弹推上膛，全吓得他们屁滚尿流。

自从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作过那个报告之后，郑子云平时那些让他看不顺眼的习惯，更加刺眼了：那总是漂白的硬领；每每坐下来之前总要提提裤缝；给女同志让路；成天挂在嘴上的“谢谢”和“对不起”……郑子云除了知识分子出身这一点之外，再没有什么可抓挠的了。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孔祥希望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抓到些什么，那让他从心眼儿里感到生活的充实。

郑子云的报告一直梗在他的心里，他说不准那报告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弄懂它是相当吃力的。凭着直觉，他感到那是一种威胁。虽说实现它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到那时，不论他，不论郑子云早已化作白灰。可孔祥希望，就是化了白灰，也应该让人毕恭毕敬地供着。

正面反对郑子云不行，因为郑子云的位置排在他的前面。就连“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套已经嚼烂的套话，他也说不周全。更不要说准备一套系统的理论和郑子云较量一番。

妙!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田守诚觉得这甚至是开向郑子云的一枪。比宋克那句话高明多了，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又可以堂堂正正地放到桌面上来。但是没有人接上来。这些年人们变得谨慎多了，私下里说话要多解放有多解放，到了面对面的时候，不是打哈欠，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谁也不愿意得罪那个人。

偌大个会议室，只听见一片“啪、啪、啪”一收一放把玩折扇的声音，和电风扇嗡嗡作响的声音。

蒙在沙发上的灰布套子；久已没有粉刷的、泛黄的墙壁；造型和工艺都极为粗糙的烟灰缸子；十几张或困倦、或木然、或老谋深算、或不以为然、或激愤、或咄咄逼人的面孔，全让人感到沉闷。

不知谁把电风扇的风量开到了最大限度，呛得坐在跟前的郑子云透不过气来。

他站起身，挪到靠近门边的一张软椅上去。对面，是整整一排窗，白杨树的浓阴遮住了视线。透过树叶的缝隙，夏日里，颜色变得深邃的蓝天被切割成不规则的小块。但他知道，越过这片树阴，仍是广阔的蓝天。蓝天!他的心，顿时豁亮了。

人不可不依恋自然，也许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

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出去走走。不过好像时令不对，去香山应该在十月底，去樱桃沟应该在春天，颐和园人又太多。可以去潭柘寺，“文化大革命”以前，郑子云带圆圆去那里打过猎。猎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抄走了，新近又被人送了回来。已经锈迹斑斑，像他一样，老了，生锈了。有个法国电影叫《老枪》，挺不错的片子。《老枪》，这名字听起来有一种老辣、悲怆而壮烈的韵昧。是啊，老也并不意味着报废，只要是条真正的“老枪”。

郑子云那不为所动的漠然神情让宋克看了生气。热极了，纺绸小褂的腋窝全被汗水打湿，宋克解开胸前的纽扣，滚圆的、绷在圆领衫里的肚子，示威一样突现出来。他不满意这个会。其实，这个会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遇到扯皮的事情，总是这么含混和暖昧地沉默着。他不便再说什么，因为他算是当事人，说多了不好，难免不让人感到他带着个人情绪。

他嫉妒陈咏明。正是因为陈咏明，他才从副部长候选人的名单上刷了下来。唉，他是从哪儿蹦出来的都怪郑子云。要是他不推荐陈咏明呢推荐倒也罢了，偏偏又把他推荐到曙光汽车厂，这不是要他的好看吗他渴望着陈咏明和郑子云的失败，哪怕他们吃饭的时候硌了牙呢!他处处和他们作对，哪怕在和他的切身利益毫无干系的事情上。他挨个打量着与会者的面孔，估量着谁会发言，谁会说什么样的话。可是，有什么用呢所以郑子云才会显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宋克把长长一截香烟捻在烟灰缸里，那截香烟仍在冒烟儿，他顺手把茶水“忽”的一下倒进烟灰缸，飘着烟丝、火柴梗、烟灰的黑水立刻溢了出来，沾污了浅蓝色的桌布。

孔祥又说：“听说和贺家彬合写文章的那个女记者离过两次婚呢。”说罢，从眼镜片后头，迅速地向郑子云射来两道警告意味的光。他说到“离婚”那两个字时的口气，就跟说到妓院、说到花柳病一样。

会议室里像加了兴奋剂，就连空气的流速，也似乎加大了许多，所有的脑袋全向孔祥扭过去。

郑子云暗暗苦笑：要是叶知秋能够结两次婚，也算没有白白地当过一次女人。既然婚姻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为什么离婚在孔祥的眼里，却成为一条应该受到指控的罪过呢他自己可以胡来，别人却不可以离婚。

真岂有此理，什么样的乌七八糟，什么样的糊涂!汪方亮从软椅的靠背上直起身子，提高嗓门说：“我们这是在开党组会。”他还想说，这里又不是茶楼酒肆，说话严肃一些。可是他忍了下去，孔祥是主管政工工作的副部长，他手下那些人一向和他不对付。汪方亮并不怕他们，只是让他们时不时地找点岔子，他还得分散精力去对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眼前就有这样的实例：汪方亮准备帮一位老战友把女儿从工厂调到部里工作，孔祥不但卡了他一个多月不给办手续，还告到部纪律检查组。为这点事，纪律检查组郑重其事地找汪方亮谈过一次话。扯他妈的淡!什么东西!装模作样，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是佛门里六根清净的弟子。他当场就骂了孔祥一顿。当着他手下的那帮子人，列举了孔祥某年某月走过什么后门；小姨子安排在哪儿；二舅子安排在哪儿；某年某月孔祥和某某女士在某某饭店……从那以后，两人很久都不过话。

汪方亮说：“我向作者了解过，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陈咏明根本没有看过，怎么能说他品质有问题呢”我告诉他，部里反应很强烈，问他：‘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我认为在中国只能写死人，不能写活人。’”我很同意他的高见。中国真是人口太多，人浮于事。一部影片可不可以上演，有时也要拿到政治局去通过；一篇文章闹得重工业部人仰马翻，还要我们这些党组成员在这里讨论。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女人可以不可以烫头发，据说某个市委讨论了三次……

难怪我们大事抓不好，力气全消耗在拔鸭子毛这样的事情上了。“

田守诚赶紧把撒出去的网往回收：“看来是作品本身不够实事求是，不是陈咏明同志的责任。”

孔祥和宋克的脸色立时显得更加阴沉了。

当第一把手真不容易啊。

郑子云说话了：“什么责任这篇作品到底有什么应该追究的责任还是不要忙着下结论。我们可以一项项地、把那些所谓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做一次核实。我会派人去，然后我们再做结论。

至于有人散布说，文章发表投有经过部党组的同意，这个情况，有必要澄清一下。“郑子云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向田守诚射去。没有两下子的人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会感到张皇失措。然而田守诚却超脱地微笑着，仿佛郑子云说到的事，与他毫不相干。田守诚的涵养可谓功夫到家，即使听了使他顶难堪的话，也还是显得那么谦和。人家不是说吗，会逮耗子的猫不叫。不论和谁有了矛盾，就冲这谦和，道理一准在他这边。有些人就是这么去评判是非的。”据我所知，那天部党组会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参加。

这是一。第二，在讨论该不该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党组内有好几位同志还没有机会看到这篇作品，他们是在文章发表之后才看到的。

第三，当时表示不同意发表的只是个别的同志，其他同志没有表示可否，更没有形成什么决议。“他停了停，吹了吹香烟头上的白灰，好像不打算再说什么了，沉默了一会儿，又轻笑起来，说：”我们好像成了文学评论家了，要是我干的不是现在这个买卖，我真准备写小说去。现在我打算为这篇文章写篇评论，表示支持。田守诚同志刚才说到社会效果问题，我很同意这个提法。要注意社会效果，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社会效果好坏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是领导说了算，还是广大读者说了算是只看近期效果，还是也要看远期效果“我看这篇文章的社会效果就不错。我认识他们厂子里的几个青年工人，有位同志到家里去闲聊，还随身带着登着这篇文章的杂志。我看了看那本杂志的标价：一元二角钱。我问他：‘你干吗花工资的百分之三点五买这本书’他是二级工。

“他说：‘过瘾。’”我问他：‘怎么过瘾’“他反问我：‘您看过吗’”我逗他：‘没看过。’“他说：‘您怎么不看这第一篇写的就是我们厂长。您看看就知道怎么过瘾了。’”我说：‘文学作品都是夸大的。’“他说：‘不，这里件件写的都是真事。’”我跟他开玩笑：‘厂长是你亲戚吧’“他正色地说：‘瞧您说的，不信您去厂里问问。’”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我羡慕陈咏明，要是我的部下对我也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就太知足了。

“当然，也不是没人有意见。因为他撤消了大庆办、政治部和车间的专职书记……

“我们绝不能挫伤这样的干部。挫伤了他，就等于挫伤了几千名工人群众。这样的干部不多，我们应该保护他。这个人也有毛病，过于严格、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使人下不来台、民主作风差，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能耐心地说服。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对这篇作品也应如此。虽然结构上、语言上、技巧上还有些缺点，没有很准确地表现陈咏明这个人，但作者有勇气去表现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点就应该肯定。”

田守诚决计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这就跟下围棋一样，眼瞅这块活不了，就别再往里头填子儿。于是，匆匆宣布散会。

一觉醒来，身上是绵软的，嘴里也发苦。郑子云翻身起床，冲了一杯热茶，然后在临街的窗前站下。

马路上，几个游泳回来的年轻人，把五颜六色的游泳衣挂在车把上，小旗子似的随风飘扬。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女孩子很像圆圆。短短的头发、两手满不在乎地抱在胸前，交叉着两条晒得黝黑的长腿，也不怕从车上闪落下来。

圆圆又和夏竹筠吵架了。就这么几口人，日子过得并不安宁。

大至一个社会，小至一个家庭。安定团结!要是人的愿望能像萝卜、白菜那样可以栽培就简单多了。想1止它长什么就种什么。她说话越来越随便，太过地刻薄，也许像他。就连对夏竹筠也不够尊重：“您又想把我拉到骡马市去!您应该当个配种站的站长。”

天哪，女孩子。

最近她对婚姻问题很敏感，而且明白地拒绝和家里人交谈。

还振振有词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您也有您的秘密。”

他有吗他要有也许就好了。遗憾!生活里原该有许多的支撑点，一个不行，其他备用的还可以投入运行。

街上有树，有行人。但在炎热的阳光下，全像晒蔫了似的，显出没精打采的样子。只有马路对面的树阴下，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不屈不挠地吆喝着：“冰棍——巧克力冰棍——”郑子云常看见她，和他差不多的年纪，筋骨蛮好的样子。矮小、于瘪，棕黑色的面孔，像一具风干的面具，带着劳顿生活的痕迹。但她那还是很有弹性的吆喝声里，还有一种可以和生活挣扎一番的力气。他呢，却已经在生命和死亡的边缘地带摇晃了。秘书、保姆、办公室、汽车……已经使他软化。物质生活愈是发展，人体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可能就越差，而精神的触角却越发地敏感。

他分明烦躁。为了什么上次的党组会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大不了的烦恼，他经历过的多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五二年打老虎，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这算得了什么!他渴望人和人之间的相通、谅解、支持。圆圆却说：“傻瓜才说这种话呢，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翻那本皇历。”

现在该翻哪本皇历呢她的话不对。现代青年人的偏激。

寂寞，寂寞极了。让烈日晒得冒烟的那条马路，让人联想起阿拉伯的沙漠。

郑子云开始盼望有谁敲门，或有谁打来电话。哪怕跟谁聊聊常宝华的相声也好。

隔壁的电话铃果真响了。郑子云微笑，巧!铃声响了很久，夏竹筠才去接它。她的语气干干巴巴，不怀好意。

只听见她一连串地发问：“喂，哪里”

“你要哪里”

“找谁”

“你是谁”

“找他有什么事”

对方大概连个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心里有鬼或是反应慢的人，让她像扫机枪似的这么猛一通扫射，准得丢盔卸甲地落荒而去，往他家打电话的人，应该先穿上尼龙避弹衣，或戴上防毒面具。

夏竹筠在隔壁叫了：“老郑——你的电话。真讨厌，又是那个姓叶的女记者。”

声音那么大，叶知秋在话筒里一定听到了。

“是，我是郑子云。”

叶知秋的声音里，有种神经质的兴奋：“我收到编辑部转来的一封匿名信。”

“什么意思”郑子云看见夏竹筠伸长了耳朵停住了手里正在摇动的绢扇。

“说我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除了和合作者睡觉，还和被写到的主人公以及某副部长——也就是阁下，勾勾搭搭，编辑部不该发我那篇文章，诸如此类。”

“我很抱歉。”郑子云打心眼里感到歉然，好像是他侮辱了她一般。

“你觉得奇怪吗其实并不新鲜。连大名鼎鼎的某记者，写了一篇为好人伸冤的报告文学，不也让人糟踏得一塌胡涂吗。”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夏竹筠“啪”的一声把小折扇摔在茶几上。郑子云下意识地用手护住电话机，好像夏竹筠会过来砸它。

“不，不必，谢谢。告诉您的意思，不过是希望您当心暗箭，我估计这匿名信是田守诚手下那些人干的。再见!”

“再见。”

太过分了。

有过很多不愉快的事，郑子云可以不去计较，但不计较不等于不存在。

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似乎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各个方面到部里索取讲话稿和听取重工业部研究、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情况的人络绎不绝。接待来访者的工作，一直由部调查研究室的同志负责，因为在开展这项工作中，他们是起实际作用的人，是了解情况的人。他们读过不少书，做过不少研究，还到几个工厂去蹲过点，郑子云在讲话中提到的不少情况，都是他们总结、提供的。

田守诚事前对这次会议持否定态度，会后又对会上未能贯彻大庆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兴无灭资”的讲话精神很有意见，后来不知又从哪里听到了什么风声，突然通知部值班室，凡是到重工业部了解这一工作开展情况的单位，一律由林绍同组织接待。

用意很清楚。郑子云不愿把这件事的动机想得太庸俗。但到底，那是同志们日日夜夜辛劳的结晶。

现在，又去糟踏一个无权、无势，没有反抗和保护自己能力的弱女人。这些人对付恶，是那样的懦弱、胆怯，对付一个女人，却是那样的强大、勇敢。何等的可悲啊。

夏竹筠连珠炮似的发问：“你抱歉为了什么你要替她做什么”天哪，她想到哪儿去了。

郑子云定睛看她。

闪着珠贝一样色泽的拖鞋里，是一双如普希金在诗文中多次热情描绘过的、迷人的小脚。那双脚，裹在进口尼龙丝袜里。白色丝绸的睡衣上，绣着两只暗红色的凤凰。茜色的、洒满银色小花的绢扇，斜躺在丰腴的腿上。

精致，淡雅。现代物质文明的精华。包括那头用乌发乳染黑、用阿莫尼亚水弄鬈曲了的头发。

只是她座下的沙发套子，相形之下，太过寒伧。

在这简单的，凑凑和和、得过且过的客厅里，她像天外来客一样显得不真实，让郑子云想起“七仙女”、“画中人”那一类的故事。

他们结婚四十年了。每每郑子云越是细细地打量她，便越是感到陌生。

“你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他说。

夏竹筠恨透了郑子云这种居高临下的绅士派头。一个喜欢胡搅蛮缠的人，老是激不起对手的反应，比有个可以打平的对手更让她感到恼火。夏竹筠和许多浅薄的女人一样，并不知道夫妻问最理想的关系，莫过于恩爱和谐，互敬互重。她喜欢炫耀自己对丈夫的支配权以及自己在家庭里的统治地位，尤其喜欢当着外人，一展夫人的威风。而郑子云这种该死的绅士派头，明明地透着一种彻骨的轻蔑，像一道铁门，把她拦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使她超越不得。

“你不要用这种口气和我讲话。”夏竹筠恨得用扇子骨敲着沙发的扶手。

“我觉得你好像得了一种猜忌狂。你防范这个女人，防范那个女人，恰恰不防范你自己。为什么把你自己看得这么轻，又为什么这样死乞白赖呢我对有些女人感到不理解。她们年年过三八节，天天高喊妇女的解放，回到家里却和依附于丈夫的旧式妇女没有什么两样。我以为仅仅把妇女解放运动理解为争取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不够的，妇女解放还应该靠自己的自强，而不是靠——”他停下来，看着夏竹筠的头发、服饰。“她应该不断地进取，让她的丈夫崇拜她的人格、精神、事业，而不是把她当做一朵花来观赏……”

他还想说，借婚姻的锁链，把自己挂在男人脖子上的办法，是消极的办法，是妇女无能和无志气的表现。只靠法律和社会压力把丈夫和自己压合在一起，反映了妇女人格上的不独立。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如果没有事业和理想上的一致，爱情也不可能存在或维持。恩格斯说：“婚姻不仅决定一个人的肉体生活，也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在这方面，知识水平、共同的志趣，往往是爱情的基础。

但是他打住没说，他知道，她不但昕不懂，而且还会导致极大的误会：以为他有了外遇，要和她离婚。

何况活到六十多岁，又忽然心血来潮地研究起什么是爱情的基础，岂不滑稽!说到底，这东西影响他吃了，还是影响他喝了，还是影响他当部长了契诃夫说过：“爱，或者，它是一种正在退化的东西，一种本来是伟大的东西的残余；或者，它是一种将要成为伟大的东西的因子；可是现在，它却使人不满意，它所给的，比人所希望的少得多。”

既然如此，顶好的办法是不要希望它。

也许他自己才应该上医院，他的神经准是出了什么毛病，鬼知道。

他现在希望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倡议，将会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也许五十年以后，人们将会从理论到实践建立起一整套完整而科学的体系。为什么那么悲观，干吗是五十年而不是二十年他希望生活将更加正直；陈咏明那样的人更多；再也不会有人花那么多的力气、用那样不公正的手段去砍杀一篇振奋人心的报告文学和它的作者。

郑子云有那么多小小的、却又比爱情那东西更切合实际的希望。

各自有各自的岗位。爱情，那题目属于社会学家和未来。

夏竹筠的怒气、妒意，渐渐为一种恐惧所代替。郑子云在干什么仿佛在对一个陌生的女人，传授如何保持对丈夫的魅力的秘诀。

一个女人，等到要她的丈夫冷静地告诉她，如何去吸引他，那意味着什么呢夏竹筠知道，她其实早已从感情上、精神上失去了郑子云，如今，或是多年来，她占有的不过是一个躯壳。不，连躯壳也没有占有，所占有的不过是视觉上的一个影子。那么，她牢牢想要守住，战战兢兢生怕失去的是什么呢是那许多女人都逃不脱的虚荣的诱惑。

她开始嘤嘤地哭泣。

女人的眼泪是无坚不摧的武器，它是超越千百条道理之上的，有理没理都可以取得最后胜利。

郑子云立刻缄默。走开是不合适的，人在流泪的时候，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弱者的地位，何况她还是个女人，男人是不能这样对待女人的。

有人敲门。三点半。是小纪每日送文件、报纸、信件的时间，郑子云如释重负，立刻走去开门。夏竹筠停住啜泣走回自己的卧室，郑子云心里浮起对夏竹筠的一些感激，在公众场合她还算通情达理，给他留面子的。

纪恒全有侦察员的天才，立刻感觉到气氛不够正常。他的眼睛迅速地掠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茶几上并没有客人喝过的剩茶，自然是没有人来过；样样东西井然有序地停在原来的位置上，显然也没有人因为激动，顺手挪动过什么……但还是不对头。征候在于郑子云似乎在翻阅文件，其实他什么都没有看见，那不过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是通常缓解激动情绪的办法。

郑子云丢开手里的文件，问小纪：“到曙光汽车厂验收企业整顿工作的工作组部里定下来了没有”

“定了。”纪恒全在郑子云面前从不多说，他愿意看着郑子云瞎摸。就像那些乖僻的、心理畸形的孩子，在一旁看别的孩子捉迷藏，明明看见那个被蒙着眼睛的孩子再迈一步就会踩上一堆牛屎，或是落进池塘，他也不会哼一声去提醒。

人对人的恶感有时真是莫名其妙。

“谁带队”

“主管局的朱一平处长。”

连一个局长都不去!显然是要给陈咏明一个白眼。像这样一个大厂，至少派一个局长，甚至会派一个副部长带队，历来如此嘛，宋克真做得出来。

“企业管理司有没有人去”

“没有。”

显然是在回避矛盾。那篇文章的风波还没有过去吗这样的事情，也值得记一辈子过去验收哪个厂企业管理司不去人他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嘛，抓的就是企业整顿嘛。

田守诚不知道吗知道了也会装聋作哑。

“还有什么事要办吗”纪恒全决不愿意和郑子云在工作之外还有什么交流，也用不着着意讨好，郑子云不吃这一套。和郑子云相处，最好像写那些用不着任何定语的报告一样，干巴巴、硬邦邦的一、二、三条。

“没什么了。谢谢。”

人在施舍善的时候，怎么那么悭吝啊。盛怒之下，郑子云真想自己带队去曙光汽车厂验收。但他必须冷静，不能随心所欲。在这个把一切简单的事都要复杂化的环境里，他怎么能不设防呢。

这叫什么滑头还是善于斗争陈咏明，陈咏明，那高高大大的汉子，将会又一次感到孤独。

郑子云想起春天的那个夜晚，他们在郊外的田野上，曾仰望那使人感到孤寂的星空。

还有杨小东的那一些“哥们儿”呢厂子里的群众会怎么想好像他们是后娘养的。好大的一盆冷水啊。几千名工人群众的心哪。这样对待他们于心何忍无非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既没有点名，也没有影响谁的既得利益。

郑子云，郑子云，你这个副部长又能奈何呢。他觉得他像陈咏明一样，处在同一种可怜巴巴的境地上。他们是渺小的，无力的。

窗外，马路对面的树阴下，卖冰棍的老太太又在吆喝了：“冰棍——巧克力冰棍——”也许应该像那老太太一样，围上一条白围裙，戴上一顶白帽子去卖冰棍。

郑子云叹息，摇头。在桌前坐下，拿过一摞信纸，坐在那里反复地忖度着。现在他能办到的，只是下面这几行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的字。要是王羲之的字倒也罢了，还能拿去卖几个钱。可惜是他的，卖都卖不出去。

陈咏明同志：曙光汽车厂一年来企业管理整顿，在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因病不能前往参加验收，非常遗憾。望验收顺利，并将验收的各项分数及时告我。

致

礼!

郑子云

是啊，生病。这些年，人们早已学会用生病来搪塞一切难以应付的局面。

郑子云猜对了。就在他给陈咏明写信的同时，田守诚也给陈咏明打了电话：“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以利改进工作。”

陈咏明将田守诚的电话记录和郑子云的来函全都公布在布告栏上。他也不作任何说明。他又能说些什么!让群众去揣摸里头的意思吧。

葛新发傻乎乎地说：“嘿，部里对咱们厂真重视啊，一个验收，正、副部长又是来信，又是打电话。”

吴宾拍了一下葛新发的后脑勺：“傻蛋!你没看出来吗信和电话的意思满拧。一个是真支持，一个是打棍子。”

杨小东说：“你开会没带耳朵没听见陈头在验收大会上说的话‘我们取得这点成绩不容易，我们是在克服来自上、下、左、右的阻力中前进的。’上、下、左、右是什么意思好好寻思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