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力地睁开眼，耳朵贴在地上，隐约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难道是一条蛇正扭动长长的身体向我逼近？

内心的恐惧让我的每根神经都绷得很紧，连风声在我听来都像是在呜咽。

渐渐地，我能感觉到地面传来一阵共振的频率，我不确定那是从哪里传来的。有一刹那，我甚至怀疑那种共振是不是幻觉，可是，如果是幻觉，它会在一个频率上，但它的频率是渐进的。是的，幻觉是不会有渐进的，可它越来越近，由远及近，我停止所有的思考，屏住呼吸，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着那共振的频率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来越紧张。

不知过了多久，我眼前居然出现了人影！一群穿着迷彩服的人正朝我走来，我这才知道，原来刚才地面的共振是他们的脚步发出来的。他们穿着帆布鞋，帆布鞋走路很轻，我听不到那种“嗒嗒嗒”的声音，但我能感觉到脚步和地面接触发出的共振。

看见他们，我仿佛看见了救星，紧张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一点。

最前面的“迷彩服”扑了过来，一下子扑倒在我的面前，用泰语问我：“怎么了，怎么了？”

血在我嘴里弥漫，蔓延进我的气管，我说不出话，叫不出声。

“迷彩服”看出我是中国人，他想了想，嘴角努了努，然后握住我的手，用英语跟我反复地说：“You are safe（你安全了）!You are safe（你安全了）......”

他一直说着“You are safe”，试图安慰我，我的恐惧感渐渐消失。另外几个“迷彩服”也围过来，查看我的情况。

我知道，我得救了。比得救更让我开心的是，我知道这不是幻觉。刚才我在用耳朵听，听那些微小的声响；此刻我在用眼睛看，看到他们弄出巨大的动静，他们从包里掏出各种救援装备，他们在组装担架，他们在打电话联系救护车。

从绝望地躺在崖底，再到被好几个人围着，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我的命运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我看到了生的希望。

我的心里有了强烈的求生欲，我希望他们赶紧把我捞上去，把我送进医院。然而，疼痛的知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蚀骨的疼痛从身体的四面八方向我袭来，连睁眼睛都是痛的。他们想把我抬上担架，有人抬我的胳膊，有人抬我的腿，但无论是胳膊还是腿，他们根本抬不起来，因为我浑身上下的骨头都断了，就像一摊烂泥。

他们好不容易把我弄上担架，我左边站着三个人，右边站着三个人，六个人一起抬着我走在山路上。山路不是很好走，蜿蜒曲折，我的身体跟着担架颠上颠下，浑身仿佛散了架一样，那种疼，真是一分一秒都难以承受。

我以前听别人说过，人的神经麻痹是有时间限制的。我在崖底躺了四五十分钟，救援队找到我又花了四五十分钟，差不多两个小时，刚好过了那个临界点，我的痛觉神经彻底苏醒。

断掉的骨头就像一把把尖刀，把我的身体扎出了无数个窟窿，血液流出来，最后形成了无数个伤口。本来已经凝固的伤口，随着颠簸开始崩裂，像一座座活火山在我身上复活，岩浆般的血开始涌出，撕心裂肺地疼。

终于挨过了山路十八弯，我被抬上了救护车。六个救援者长吐了一口气，他们跟随车护士交代了几句我的大概情况，便转身消失在山林中。他们来过，也好像没来过。他们仿佛鸟鸣，藏在光里，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光。

救护车鸣着笛在山路上行驶。泰国边境的这条路，很像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土路，路面铺满了大小不一的石子，坑坑洼洼的。汽车轮胎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不断颠簸，我的身体也随着上下颠簸。轮胎每转动一圈，我浑身上下所有的伤口便仿佛同时被撕扯，疼痛交织在一起，变得异常剧烈。那种痛楚钻心刺骨，简直难以忍受，就像是全身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神经里都在集体发作结石般的痛。因为疼痛，我一直在掉眼泪，泪水混合着血水，导致我的世界变成了红色。

红色的护士，红色的“白”大褂，红色的救护车后门紧紧关闭，红色的针头，还有一双时隐时现的红眼珠。我不敢细看那双眼，生怕是俞晓冬躲在后面盯着我。

救护车在那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感觉漫长得像过了四年。好不容易熬到最近的救护站，结果救护站的大夫却摆摆手说：“治不了，伤情太重了，必须转到大医院。”

他们把我抬进去，没有做任何救助和治疗，连片止痛药都没给，又把我原样抬出来塞回救护车。我心里在喊，救命啊！我不想转院，因为不知道从救护站到最近的医院，还要再开多久。我受不了在路上颠簸时伤口撕裂般的疼痛。那种疼痛就像在凌迟一般，堪比古代十大酷刑，对我而言实在太残忍了！

救护车上的护士一路照顾我，她长得干瘦干瘦的，手指细如竹节，她简单地将我有伤口的地方贴一块纱布，却没有包扎，我明白这是常规流程，主要是怕伤口暴露引发感染。

我右眼的上眼皮没了，是被树枝和地面刮掉的，眼睛下面的肉也被刮掉了，要是再刮掉一些，眼球也就没了。女护士用一块很大的纱布才能把我的右眼盖住，我的面前随即黑了一大半。我全身上下，能用夹板固定的地方都用夹板简单固定住了。我只有左眼能动，更确切地说，是眼皮能闭合，眼珠能转动，但几乎无法表达任何情绪和想法。

救护车顶的架子上挂着四爪钩，其中一个钩子上吊着只老式的盐水瓶，应该是给需要输液的人准备的。盐水瓶随着救护车的颠簸而晃动，挂盐水瓶的钩子显然有些老旧了，该是钩子的地方磨秃了，几乎是平整的，我感觉那盐水瓶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好巧不巧，那盐水瓶正对着我的肚子，它晃得我心惊肉跳，我生怕它掉下来砸到我的肚子，砸到我的宝宝……

坠崖时，我的身体数次接触崖壁，撞到树枝，又从崖壁上滚过。坠落过程中，经过磕碰，我的嘴巴经过数次无意识的咬合，嘴唇、舌头和两腮都已经烂掉了，整个嘴巴都肿了起来。刚掉下崖底时，出于本能，我喊了几句“help me”。可后来，我的嗓子里卡着血，血又无法处理，我感到口腔、嗓子、气管和食道里都灌满了血。痛感神经恢复后，我再也无法发出声音，完全无法讲话。我只能听，不能动，我只能用眼神疯狂暗示护士把盐水瓶挪开。

女护士以为我尚未度过恐惧期，她不停地用泰语重复讲着：“你不要害怕，你已经得救了，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真实的情绪是恐惧，但此时的恐惧不是她理解的那样，我怕盐水瓶掉下来砸到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们好不容易活下来，我们可不想死在一只瓶子手上。

无论是做生意，还是过日子，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难题”二字，因为我相信，一切问题都将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下得到完美解决。哪怕俞晓冬把我推下悬崖之前，我最后的想法仍是可以谈，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完美解决，上到几亿泰铢的进出口贸易大单，下到买菜时跟卖菜阿姨因为块八角进行的拉锯战。可我现在说不出话，浑身上下能动的只有左眼珠。

我用唯一可以动的左眼珠，不停地瞪着护士，以此寻求跟护士的眼神交集。只要护士看我，我们的眼神对上了，我立马将眼神瞟向上面的盐水瓶，希望借此把她的注意力也带上去。我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个动作，看护士看盐水瓶，再看护士再看盐水瓶，几近疯狂，可女护士始终没能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救护车在颠簸，瓶子在晃动，我只好直勾勾地盯着瓶子，使出最后的力气不停地用目光表达：嗯，嗯嗯，嗯嗯嗯。最终，护士顺着我的目光，抬头看了一下，就在瓶子沿着平整的钩子滑下时，她用竹节般的手摘下了它。

我总算松了口气，在颠簸晃动的视线里，我看见她给了我一个充满歉意的微笑。

大约一小时后，我被送进乌汶府最大的医院。躺在人流穿梭的门诊大厅里，我的气息微弱至极，一直在叠加的疼痛击溃了我，疼到绝望，疼到无法忍受。我努力向抢救人员表达着想要安乐死的诉求，可无论我怎么说，也说不清楚。

僵持了几分钟，抢救人员才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如果他们答应，我会毫不犹豫地签字。我真的熬不过去了，那种百爪挠心、蚀骨钻心般的疼痛，我是多一秒都不能忍受了，给我注射一针安乐死药剂，好让我停止这种疼痛和折磨。

但他们不同意，所有抢救人员都不同意，其中一个护士表现得相当决绝，从她的身体语言来看，她是能理解我的疼痛的。她怜悯地看着我的肚子，刹那间有一些走神，想来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吧！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俞晓冬。

他一路尾随我来到了这里，警察看他鬼鬼祟祟的，上前盘问。起初他还装作看热闹的路人，当警察发现他不会泰语，要查看他的护照时，不得已，他只好承认是我丈夫。他是被工作人员从门外喊进来的，对方示意他进来安抚我的情绪。他被喊进来以后，站在离我床位四五米远的地方看着我，迟迟不敢走近我，停顿了大概半分钟。我们互相盯着对方，彼此脸上都写满了错愕与震惊。一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突然，他提高嗓门，夸张地喊道：“老婆你去哪里了？我找你也找不到，我急死了。”

我瞬间怒火中烧，用尽全身力气反复嘶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经过一路颠簸，喉咙里淤积的血终于咽下，我又能出声了。

俞晓冬听到我的反驳，整个人僵在原地，脸上交织着震惊、恐惧与错愕。他瞪大眼睛，活像见了鬼——显然，他没料到我能开口说话。其实他刚刚那句“老婆你去哪里了”的关切，不过是演给旁人看的戏码，他根本没指望得到我的回应。

按常理，一个人从34米高的悬崖坠落，不是粉身碎骨就是重度昏迷，或者是摔到头变成植物人。他只知道我还有生命体征，却不清楚具体状况。他这番试探本是为探虚实，却没想到我不仅口齿清晰、思维敏捷，最关键的是，我还能在第一时间回复他，甚至指认他。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判，因此他备感震惊，那张虚伪的面具瞬间裂开了一道缝隙。

不过，他反应极快，迅速调整好自己，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的床边，蹲下身凑近我的耳边，低声跟我说：“你闭嘴！不要乱叫，这里没有人听得懂中文。刚才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也没有监控，如果你继续大喊大叫，等会儿我看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弄死你！”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却像毒蛇般渗着刺骨的寒意。他此刻的语气在我听来，和在悬崖边推我下去前的那句“你去死吧！”如出一辙——这是他给我下的第二张死亡通知书。但奇怪的是，当死亡再次被赤裸裸地摆在面前时，我浑身的血液反而沸腾起来。就像在悬崖半空努力伸手想要抓住什么救命那样，那种灼烧般的求生欲又回来了。

你叫我死，我还偏就不想死了！我死死咬住牙关，不是屈从于他的威胁，而是在蓄积反击的力量。

随后，我被紧急送往手术室。医生取来一把巨大的医用剪刀——我身上的灰绿色T恤和牛仔背带裤早已被鲜血浸透，紧紧黏在皮肤上。剪刀的寒光闪过，布料被一片片剪开，像剥落一层血痂般从我身上剥离。

麻醉医生给我注射了麻醉药，我的意识渐渐涣散。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醒来，也不知道醒来后我的孩子是否还活着，在昏睡过去前，我拼命在心底祈祷：活下来，我们一定都要活下来。

我被麻醉时，俞晓冬也在给媒体和泰国警方打“麻醉药”，面对警方的询问，他编织着精心设计的谎言——

“我们原本是去看日出的，中途我去服务站上厕所，回来就发现她不见了……”

“我打她电话也不接，我以为她已经独自下山，便开车下山寻找……”

“后来我去机场的路上看见一辆救护车和我擦肩而过，听到有游客坠崖，我担心她遇险，立刻折返，想去现场查看。”

“我估计她可能是孕期头晕导致的意外……”

有记者追问，我对他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怎么回事。

俞晓冬解释：“那只是她在埋怨我为什么没陪在她身边。”说完还不忘补充，“可能是现场翻译偏差造成的误解。”

手术后的苏醒像从深海浮出水面。意识先于知觉复苏，睁开眼的瞬间，刺眼的白光中，俞晓冬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他的眼神阴鸷冰冷，与我记忆中那个曾为我做饭的丈夫判若两人。

我下意识地想要动一动，却发现自己一动都不能动，全身都被夹板绑死了。一切如旧，还是只有左眼能动。即便它能动，我也不能让它乱动，因为我担心俞晓冬从我的眼神中读出我的真实情绪。

我如同被封印在石膏中的木乃伊，僵卧在ICU（重症监护室）的VIP病房里。麻药劲还没过，浑身上下一点知觉都没有。我缓缓转动眼球，观察着周围。我发现自己戴着氧气面罩，浑身插满了管子，就跟恐怖电影中的异形似的。余光中，我看见两个女护士坐在床的这一边，她们见我醒了，便围了上来。她们说的是泰语，我只能听出个大概。她们说，手术做了11个小时，而且非常成功，体内的断骨接了一半，气管和脏器内的瘀血也被清除，最重要的一点是，孩子保住了。

我用泰语说了一声“谢谢”。

两个护士把俞晓冬拉到门口，低声说着什么。俞晓冬不停地点头，不停地哈腰。两个护士一前一后走出ICU后，房门缓缓关上。

俞晓冬转过身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击中了我：这是一个单独的病房，病房里没有监控，而俞晓冬可以24小时陪伴我。说是陪伴，其实就是监视，他练过泰拳，又经常健身，健硕的身体可以让他做到不吃不喝不睡。关键是这个ICU跟国内的不一样，国内的重症监护室周围全是玻璃，方便医护人员从外面透视观察。可这里的病房上半截是玻璃窗户，下面差不多有一人高，全部都是木头围挡，有很大的视线盲区。

ICU VIP里只剩下我和俞晓冬。他死死地盯着我，突然俯身逼近，我吓得想躲，可根本动弹不了。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特别凶狠，让我想起推我掉下悬崖时的那张脸。

“你记住！”他咬着牙说，“你是自己头晕掉下去的。无论谁问，你都要说，你是自己掉下去的。我跟警方和媒体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敢和我说的不一样，我就弄死你。”

“好……”我艰难地挤出回应，声音细若蚊蚋。这不是屈服，而是重伤之下的权宜之计。

我刚刚做完大手术，精气神受损，身体虚弱不堪，非常乏累，但我不敢真正入睡。我像只惊弓之鸟，只要俞晓冬稍有动静，我立刻绷紧神经。因为我担心他走火入魔，对我下死手。他此刻要杀我易如反掌：一个枕头，或者拔掉氧气管，都能让我悄无声息地“意外死亡”。

而我毫无反抗之力。

我躺在病房里，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在这极致的被动中，一股前所未有的求生欲却在疯狂滋长。

幽闭狭窄的病房，就像薛定谔眼中的盒子，而我是盒子里的猫。如果薛定谔站在盒子外面观察盒子里的我，在没有打开盒子的情况下，我既是生的也是死的，我处在这种叠加态里，或生或死都在俞晓冬的一念之间。他在病房的透明玻璃前踱步，不停观察走廊的护士和医生，他在经历人生最大的一次赌博，他要杀死我，必须在视线盲区内，他赌别人看不见。

赌赢了，他就可以继承我所有的遗产，过几年挥金如土的好日子；赌输了，他的后半辈子就只能在牢里度过，或者被判死刑。多年的商场经验让我对人性有着清醒的认知，我告诉自己，我能做的就是在他去往赌场的路上，在他孤注一掷的途中，把他拉回来。

首先，我要争取他的信任。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所谓的信任是求饶。我向他求饶，跟他保证，再三保证：“我不会报警，而且我会原谅你，你想让我跟警察说什么，我就跟警察说什么，你想让我说我是自己掉下去的，我就说我是自己掉下去的。”

其次，在这个要命的时刻，我必须尝试换位思考，是的，该死的换位，我要站在凶手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一个凶手现在想要的应该是行凶后的心理慰藉，他需要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于是，我跟他说：“我觉得你可能也是一时冲动，才对我这么做的，毕竟我们现在有孩子了，以后孩子还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啊。如果我把你弄进去了，我也没办法跟孩子交代，我说什么，我说孩子啊，你爸是被我亲手送到牢里面的，因为他要杀你的妈妈。”

当然，我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你都要杀我了，都要我的命了，我怎么可能继续跟你做一家人，而且还让你来跟我一起升级做爸爸妈妈呢？你不配！但是，现在我被封闭在薛定谔的盒子里，身不由己，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命，我希望他手下留情，不要对我进行二次谋杀，哪怕保持这种既生又死的状态也好。

俞晓冬见我服了软，只是微微一笑，就转过身走到透明玻璃前，继续观察走廊。他时不时抬腕看表，像特工一样记录着走廊里人流的走向和护士的状态，他应该是在寻找时间的缝隙吧。

时间的缝隙，就是下手的时机。

我一动都不能动，只能默默躺在床上。我在祈祷：老天爷呀，让我动起来吧。

我的眼球扫向右半边身体，微光中飘浮着灰尘，清晰得粒粒可见。我怔住了，因为我看见我的右手食指在床单上有节奏地敲打着，手指敲打床单，激起了灰尘。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想要多恢复几根手指，可任凭我怎么努力，还是只有食指能动。

一只眼睛，一根手指，这是此刻的我能拿上台面的所有筹码。

有那么一瞬，我恍惚看见俞晓冬窜过来，拿起枕头捂住我的脸。我浑身一动也不能动，只有一根手指在拼命抖动。灰尘，更多的灰尘在我的上空急速荡起，而后慢慢归于平静。

哦，是我走神了。真正向我走来的是护士，护士后面跟着一个手持POS机的男人，原来是院方要我缴纳住院费和手术费。俞晓冬在我的包里找到了我的银行卡，他们让我在POS机上输入银行卡密码。原以为右手食指的恢复是为了抵抗俞晓冬的攻击，可老天爷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它不是用来抵抗攻击的，而是用来输入银行卡密码的。

当我用唯一能动的食指输入密码的那一刻，内心涌起一阵巨大的悲凉——即便刚刚经历了生死浩劫，醒来后依然要面对这个充满金钱交易的现实世界。万一我银行卡上余额不足呢？万一我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呢？万一我坠崖导致头部受伤，意识模糊不清呢？只要这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发生，我都可能无法获得及时的救助，甚至会被医院拒之门外。泰国的医疗体系不同于我国的“先救治，后结算”模式，一想到如果那一刻我无法结账，可能会被赶出医院，喉咙突然发紧，一股无尽的悲凉在我心中蔓延开来。即便我经历了那么大的背叛与伤害，这个世界对我依旧是那么残酷无情。

收费的人一走，病房顿时空荡起来。麻药劲过去了，剧痛卷土重来，我疼得直叫唤，喊着要打止痛针。这时，我的主治医生进来了，只见他穿着白大褂，长相俊朗，有点像泰国电视剧里的男明星。他轻轻碰了下我的左腿，我立刻发出杀猪般的号叫；他又捏捏我的右腿，我再次嚎得撕心裂肺。他用一口标准英语告诉我：是他和团队给我做了11小时的手术，我的右腿已经打好石膏；我的左腿粉碎性骨折太严重，暂时用夹板固定，还得再做一次修复手术。

他站在我和俞晓冬之间，宽厚的肩膀让我稍微安心了些。当俞晓冬提出要转院回曼谷治疗时，他直接回绝：“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她的病情我比你更清楚。”

说完，他直视着俞晓冬，目光毫不退让。俞晓冬冷笑一声，转身避开对峙。我的“白大褂”医生亲自给我注射了止痛药，疼痛立刻减轻了一半——我知道，一半是药效，另一半纯粹是因为他在场带来的安全感。

可白大褂刚走，俞晓冬就快步冲到床前。他坚持要让我转院，不想让我继续在乌汶府的医院治疗，他说这里离事发地太近，而且警方也在盯着坠崖事件，这里不安全。他提议先转到曼谷的医院，之后再回中国治疗。

他俯身逼到我面前，脸离我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低声问我：“转院，你同不同意？”

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眼睛，知道此刻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我心里充满抗拒，还是轻声回答：“好，听你的。”

当天下午，俞晓冬向医院提出转院申请，医院直接驳回了他的请求。医院不放，他就强行带我走。他直接打电话给曼谷的一个私立医院，要求对方从曼谷开一辆救护车到边境乌汶，为此他预付了一万多元人民币。救护车开了十几个小时到达乌汶，司机给俞晓冬打电话，说：“救护车已经到医院门口了，你可以把人送过来，我们把她带回曼谷。”

俞晓冬拔掉我身上所有用来监护体征的仪器，包括氧气面罩、导尿管和引流管。由于我睡的病床是可以直通手术室的，病床底下带着滚轮，他就推着移动的病床强行往医院外面闯。

有护士看到这阵势，赶紧过来阻拦。

俞晓冬镇定地说：“我们需要回曼谷更好的医院去治疗，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够，而且我们自费叫了救护车了，不需要你们管。”

他边说边推着病床向前走，前面有医务人员拉住病床。

俞晓冬有些发狠了，他说：“你们要签那个什么，就是后果自负之类的东西，没关系，我是家属，我来签。”

他的态度强硬，眼睛充血，猩红猩红的，但是，医务人员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他们就是不放我走。

医务人员再三强调：这个患者现在已经是濒死的状态了，而且刚做完11个小时的大型手术，身上全是创口。创口一旦感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人可能就救不过来了。之所以把患者送进ICU，而且还是ICU中的VIP，就是因为患者是重症中的重症，连动都不能动，现在把她弄出院，相当于看着她去送死。

冲突爆发得异常激烈，双方争夺的焦点是病床，确切地说，是病床上的我。而我只能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躺着，既不能反抗也无法发声。我的身体动弹不得，更可怕的是，我连抗争的意志都不敢表露。要是让俞晓冬发现我和医护人员站在一边，他立刻就会起疑心，就会察觉到我承诺的“不报警不揭发”都是假话。所以我只能继续装乖，继续顺从。可天知道，看着他们拖曳我的病床时，我的五脏六腑都在绞痛。

其实，只要医务人员把免责文件拿过来，俞晓冬签了字，他就可以把我带走，我就再也没有以后了。我可能被俞晓冬捂死在救护车上，也可能死于创口感染。我躺在床上，任由俞晓冬拖曳着病床横冲直撞。他的力气大得吓人，医护人员在前面拦着，他就拖着病床在走廊里左右突围。我的身体随着病床剧烈晃动，好几处伤口同时崩裂，鲜血渐渐染透了白色绷带。在剧痛和眩晕中，我仿佛看见俞晓冬正把我和整张病床一起拖向鬼门关——那里空荡荡的，只有一片刺眼的白光。

我想，这次大概会死吧。

把我从那个白色世界里拉出来的是另外一抹白色。我的主治医生白大褂站在病床的前方，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第一次见他时，觉得他很俊朗，也很绅士，可面前的白大褂变了，变得像一头发怒的雄狮，圆溜溜的眼睛闪烁着像黑宝石一样的光芒，锐利又充满威严。

他的手搭在病床围栏上，掷地有声地对俞晓冬说：“患者不能出院，无论你讲什么都不能出院，即便你已经把曼谷的救护车花钱调过来了，即便你愿意在出院申请书上面，自己签后果自负，我们还是不能放她走。因为她是一条生命，从医学的角度判断，她现在出院，伤口暴发大量的感染可能会引发免疫系统的问题，她会死的，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死去。”

听到这些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白大褂疯狂、执拗甚至是固执地握着病床的栏杆，死活也不肯退后，在他眼里，我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不允许他的病人去送死。而我也不希望白大褂遇到任何不测，这比我自己死去还要难以接受。我知道俞晓冬身上可能藏着枪，我不敢想象他会不会做出鱼死网破的事情。

热带季风吹进走廊，所有人的衣角都被掀了起来。风笼盖了一切，也刮在我的脸上，刚刚流下的眼泪居然被风吹了回来，重新灌进了眼睛。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见医院走廊里黑压压一片，挤满了人，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能赶过来的都赶过来了，他们站在白大褂身后，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人墙。

那一刻，一股巨大的暖流瞬间涌上我的心头，眼泪再次滑落眼眶。

俞晓冬的手伸进裤兜，我知道他在犹豫。如果枪在裤兜里，他掏出枪，那么事件性质就会由强行带老婆出院转变为持枪劫持人质，到时候警察会出现，狙击手也会出现。

季风刮过，大雨倾盆，砸在住院楼外的铁皮车棚上，发出“啪啪啪”的响声。我从每个人脸上都看到了急切、焦躁，甚至是颤抖。突然，手机铃声响起，铃声就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散开。俞晓冬接起电话，他的脸上也出现了涟漪，不，应该是巨石投入湖面砸出的黑洞。

电话是曼谷的救护车司机打来的：他们从曼谷开了十几个小时，已经人困马乏了，司机提前半个小时给俞晓冬打过电话了，他们的预想是车到人也该送到，然后把人推上车，他们赶紧返回曼谷。可是，俞晓冬折腾了这么久还没把人弄出去，司机很不耐烦，一直催催催。

救护车从曼谷出发之前，俞晓冬已经把车费打过去了，相当于曼谷的医院已经收到车马费了。救护车到了乌汶，却迟迟接不到人，司机和随车护士给俞晓冬打了好几次电话，问走不走，不走他们就回程了，因为救护车还要给别的病人用。司机最后一次跟俞晓冬沟通后，没有经过俞晓冬的同意，直接开车回曼谷了。

我想，救护车上的司机和医护人员也算变相救了我一命吧。

救护车“呜哇呜哇”地开走了，俞晓冬也松开了我的病床，他说：“算了，那就先安定下来吧。”

白大褂和护士把我推回ICU时，我看见棚顶的灯向后掠过，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移动医院里，窗外风雨交加，走廊内人影幢幢，他们全是天使，他们拼死保护着病床上的我。是的，我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我去送死。所以，我不能辜负了他们。

我想，是时候主动出击了。

窗外，风消雨歇，屋顶积蓄的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雨滴晶莹，每滴雨珠都映着躺在床上的我。我的意识早已穿越到那辆来自曼谷的救护车上。救护车会把我带回曼谷或带回中国，我将远离案发地，我将死于一只手，我看到那只手拿着枕头，活活将我捂死了。

如果说我被俞晓冬推下悬崖是一场八级大地震，那么悬崖便是这场地震的震源，或者说，地震以悬崖为中心，向外蔓延，波及乌汶府医院。俞晓冬强行带我出院，其目的显然是尽量远离震源，企图远离一切可能揭露真相的证据。而我，则必须围绕震源中心捕捉到地震的所有相关数据，因为只有这些数据与证据，才能揭示地震的真实成因，证明这绝非一场意外，而是一次蓄意的谋杀。

我得想个办法，得找个人证。我希望有第三方人证，证明俞晓冬是蓄意谋杀，或者用手机录下他对我的威胁。可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骨头碎的碎，断的断，所有指甲盖全被掀起来了，就剩一只眼珠和一根手指能动。别说拿手机了，我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怎么有办法自己拿着手机去录音？更糟的是，我的手机根本不在身边，在俞晓冬那儿！因为，去帕登悬崖看日出那会儿，我把手机落车上了。当时让俞晓冬开门拿，他说：“我们就去一会儿，看完就回来了。”现在想想，这分明是掐断我求救的后路啊！

得找个人帮忙录音才行……这样想着，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人的名字。

乌汶的热带季风彻底消隐后，我瞅准一个时间点。大概是日落前，晚霞染红了整个西部天空，霞光经ICU对面的窗户折射进来，我跟俞晓冬说：“不如这样吧！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答应不举报你，不揭发你，我也答应跟你回中国好好过日子，但你要给我一个承诺。承诺你以后不会再对我做同样的事情，不会再伤害我和孩子。”

他怔了一下，赶忙接住了话茬。他说：“我不会的！只要你不揭发我，不向警察说出我的罪行，我就会加倍疼爱你和孩子，以后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你和孩子身上，带着你和孩子好好过日子。”

我顺着他说道：“你光对我说不行，因为这里只有你和我。如果有一天你反悔了，或者说你食言了，那我找谁说理去？”

我见他坐在霞光里，沉默不语，继续表达我的想法，我说：“这样，从我们两家人里面，或者是我们两个的朋友里面，找一两个我们共同信任的人，我要求你当着他们的面对我立誓，保证这一辈子不会再对我做出同样的事情，你会永远对我和孩子好。立过誓言，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去计较了，我就当它过去了。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俞晓冬犹豫了几秒，同意了我的要求。

霞光散去，灯光亮起。我和俞晓冬选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妈妈陆慧芳，另一个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武元先生。经过大概一个小时的谈判，俞晓冬同意让他的妈妈陆慧芳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武元来听他立誓。

其实，我说的承诺不追究这件事是假的，我怎么可能原谅杀人犯呢？我是希望我的朋友武元飞来泰国，帮我录音取证。

大概是晚饭时间，俞晓冬坐在椅子上摆弄着我的手机。我听见走廊里响起了四个轱辘的小推车由远及近的动静，各个病房里的家属和病号出门买饭，声音有些嘈杂，有要泰式米粥的，也有要香菜肉丸粥的。俞晓冬突然从椅子上坐起来，凑到我的跟前，我的右手食指下意识地动了一下。

俞晓冬说：“我不同意。”

“不同意什么？”我心想，莫非他后悔要找人来见证他立誓的事？

俞晓冬这个人精明得很，而做贼让他更加心虚，他对这件事保有警惕心。

“我只能跟一个人立誓，我只相信我妈妈，别的人我不相信。”俞晓冬说。

俞晓冬的妈妈向来护犊子，如果只是他妈妈来，肯定不会站在我这边，我也无法取证。我得想办法说服俞晓冬，让他同意朋友一起来。

“你妈妈年纪大了，她能一个人先飞曼谷，再从曼谷转机来乌汶吗？再说了，入境的话要填很多资料，都是英文和泰文的，你妈妈能不能看得懂？”我循循善诱。

“看不懂。”他说。

“那就需要一个人来带她呀。”我顺水推舟。

他又坐回到椅子上，不再说话。其间，护士进来了两次，第一次给我打了一针止痛药。护士用余光瞥了一眼俞晓冬，好像在观察对方，她甚至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我捕捉到了她的善意，却无法用同样的目光给她回应。我只能在心底对她表示感谢。

护士第二次进来，是通知我第二天上午九点进行二次手术，临出门前还提醒我，手术可能会很漫长，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护士两进两出，我则被俞晓冬两次放在巨大的显微镜下观察，我的每一个表情都是被放大的，一旦被检查出了反抗细胞，不知道他又会做出什么。

可我扛住了，尽管内心波涛汹涌，表面上却显得风平浪静。

俞晓冬最终还是答应，让武元飞来泰国，但是角色有所改变，武元不再是见证俞晓冬立誓的证人，而是陆慧芳的护送者。在这种事情上，我还是比较了解俞晓冬的。他心疼他妈陆慧芳，他觉得他妈过来没有人护送，一个老太太坐飞机出国，先到曼谷又要到乌汶，她可能搞不定入关和转机的事情。出于这个考虑，他才同意武元护送他妈来泰国，只不过护送完毕，武元就得打道回府。

不管怎么说，我达到了我的目的，或者说我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在俞晓冬的安排下，陆慧芳和武元连夜从中国飞来泰国，也就是说二次手术结束后，我会见到我的朋友，我希望他能找到时机帮我完成录音取证。

我迫切期待着武元的到来，尽管这里他人生地不熟，还要面对俞晓冬的威胁。但他现在不仅是我的希望之星，也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