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关键的录音证据飞鸽传书出去了，但是并没有人来找我。

在战场上，第一发子弹射出去，对面却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大概率是因为子弹没有打到敌人身上。我等啊等，住院后的第五天上午，终于把警察等来了。

两个警察来到我的病房，一个坐在床头，另一个站在床尾。坐在床头的警察体态发福，留着八字胡，他的语气十分官方，非常人道，提的问题也异常简洁，大部分时候我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也可以点头或摇头。

俞晓冬起初站在床尾，随后慢慢踱到床头，目光紧锁在我唯一能活动的左眼上。在他的监视下，我连眼球都不敢轻易转动。

虽然身体不能动，但直觉告诉我，他们很可能已经拿到了录音证据。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从我心底升起，就连平日里不喜欢男人留的八字胡，此刻都显得英勇神武。似乎他随时都能站起来，像美国电影里的西部牛仔一样，从腰间拔出手枪瞬间制伏俞晓冬。

不同的心境塑造不同的情绪，在与八字胡警察的一问一答中，我尽可能表现得春风细雨，甚至比八字胡警察还要官方。

按照泰国警方的办案流程，他们既然已经拿到录音证据，那么下一步的行动应该是想办法引开俞晓冬，好单独给我做笔录。我努力配合着八字胡警察，同时也用那只不敢乱转的眼睛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我想从他的每一个动作里读出暗示——比如暗示我支开俞晓冬或暗示我昏迷过去。可直到我把眼睛都看酸了，看得流泪了，也没有收到任何暗示。

我想，泰国警方可能还有别的招数吧。毕竟我不是警察，也不通晓他们所有的办案流程。

这时俞晓冬突然凑过来，俯身帮我擦掉眼泪，这哪里是好心，这分明是一种警告！

奇怪的是，这次即便被他威胁，而且还是当着警察的面威胁，我却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注意到那个瘦高警察正抱着胳膊站在床尾，饶有兴趣地盯着俞晓冬，像研究犯人似的。

我想，泰国警察的办案方式可能是这样的：八字胡警察负责给我做笔录，吸引俞晓冬的注意力，而高个子警察在一旁观察，用他数码相机般的眼睛记录俞晓冬的一举一动。想到这里，我的情绪随之高涨起来，就像脚下的冲浪板随着巨浪迅速攀升至浪尖。

“这么说，你是自己掉下悬崖的？”八字胡警察问。

我的眼珠转了转，看了一眼八字胡警察，目光又在高个子警察身上流连了好久。但高个子警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他居然走到窗口，看着窗外摇曳的椰子树走了神。我的眼珠不得不转向俞晓冬，他满脸堆笑，我看见了这副假面背后的无垠黑洞。

他的眼神仿佛一把狙击枪死死锁定了我，看架势要是我说错一句话，他分分钟就能扣动扳机爆了我的头。

我不得不按照俞晓冬的话跟警察说，我是头晕不小心掉下悬崖的。俞晓冬握着我的右手，右手食指在印泥盒子里滚了一圈，红指印又按在笔录本上。这一刻，我依旧认为我成功地完成了我的计划，是的，警察完成了初步的试探。

两个警察走后，俞晓冬长舒了一口气。不知为何，我的心里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空空荡荡的，就像小时候开完运动会人群散去的那种空荡，仿佛有个巨大的耳环在耳边晃动。窗外又起了风，走廊传来脚步声——有护士的，有病人的，就是没有警察的。看来，没人留下来监视我们。

我开始怀疑伟大的朋友武元先生了。我并不是怀疑他的能力，只是担心他没能把录音证据送到关键的人手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他不是在泰国递交的录音，而是安全地飞到国内才向乌汶警方提交证据。泰国不是中国，司法程序的迥异暂且不论，关键的是录音里我们说的都是汉语，甚至还有方言，他们需要翻译，翻译过程中难免产生误读，到最后只能用时间来纠正语言的差异和错误。

而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我在和时间赛跑。

看来第一计划已经失败了，我告诉自己，必须寻求第二计划。我的脑子开始飞转，第二计划怎样实施较好呢？首先，我必须找到一个会说泰语的人，然后让他帮我把消息传递出去，但是这个人是谁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了最美的幻境中不能自拔，我幻想有一个人踏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把我带出医院。

最终，我的目光锁定在白大褂身上。他是我的主治医生，长得像泰剧里面的男主角，他每天下午两点左右都会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ICU看我一眼。他会问我：“哪里疼？哪里不舒服？或者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例行检查，像我这种几年不遇的危险病人，是他时刻关注的对象。

他每次进来时，我都在俞晓冬的看护和监视中，我们讲的都是非常官方的话。我告诉他，我疼，疼得受不了，能不能给我再来一点那个镇痛，或者类似的什么。我一天要打四五支粗的止痛药，都是他特批的，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并不是说我申请止痛药，他便批给我，他需要观察我的情况，推断我的疼痛，以此确定是否特批。

在他面前，撒娇耍赖都是没有用的，他有自己的标准。

我之所以想要接触白大褂，是因为俞晓冬身上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武元离开泰国，俞晓冬放松了一层警惕；其次，陆慧芳留了下来，一个他信任的人在身边，他又放松了一层警惕；再次，昨天我们互相交换了誓言，他再次放松了警惕；最后，今天上午，八字胡警察找我录笔录，我也没有揭发他。几重安心的加持之下，俞晓冬不再把所有精力放在我身上，他开始翻弄我的手机。我猜他应该是在查找我的财产。有时，他还会给他的狱友和马仔发一些语音，大概意思是让他们火速赶到乌汶。

下午一点多，陆慧芳着急忙慌地闯进ICU。她说她住的酒店隔音不好，想重新换一个酒店。一般的酒店都是下午两点钟退房，为了省点钱，她想在两点前把酒店退掉。俞晓冬害怕陆慧芳因为钱着急上火，毕竟老年人的消费观念跟我们不同。于是他跟我说：“我要去帮我妈退酒店，得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俞晓冬前脚刚走，白大褂后脚就进来了。他见ICU只剩我一人，例行公事地问我：“感觉怎么样？伤口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或者有没有什么异样，都可以跟我反馈。”

我内心正进行天人交战。从白大褂进来那刻起，我脑子里就炸开了锅——说还是不说？万一那对母子突然折返拿东西，听见我在告密，我和白大褂都得完蛋。这次说？下次说？还是永远憋着？不同的声音在脑袋里吵得不可开交。

白大褂例行检查结束，起身要走。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现在不讲，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于是，我一把拉住他的白色长褂。

他转过身，问我：“你怎么了？”

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讲。”

他疑惑地看着我。

我抓紧时间说：“其实我不是自己掉下悬崖的，这个事情背后是有……有人做的……”

白大褂坐下来，悄声用英语问我：“Tell me,who is it?（告诉我，是谁？）”

“我不敢说是谁，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一个事实，这个事情不是你们知道的那个样子，不是我自己掉下去的，是有人做的。”我不敢直接说答案，但我可以透露关键信息。

白大褂追问：“到底是谁？你说出来，我可以帮你。”

我摇摇头说：“我不敢说。”

白大褂问：“既然说了，为什么把话说一半呢？”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白大褂是什么性格的人。他是率真的人，还是机智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率真的人，当他知道凶手是俞晓冬，他可能直接去质问或者去对质，到时我连被救的机会都没有。

一瞬间，我思绪纷飞，却沉默不语。

白大褂继续问我，问了大概十来次，到底是谁？我还是没有说。白大褂点点头，没有再问。

他说：“我知道这件事情了，你好好休息。”然后他就走了。

白大褂走后，我有些后悔，我有些拿不准他的性子。作为我的主治医生，我是该相信他的，因为他把我全身碎掉的骨头重新拼到了一起。而且，入院第二天，俞晓冬要把我强行带出医院时，他带着医生死死把着病床。

他说：“你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们不允许你去送死。”

面对生命，他是有人道精神的；可面对一个杀人犯，他还能保持外科医生的冷静吗？

入院第五天下午两点多，白大褂走出ICU后，再也没有出现。

等俞晓冬陪着陆慧芳换完酒店，两人都回到ICU时，我才发现帕登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送来的鲜花已经枯萎了。

以前我并不喜欢枯萎的东西，昙花只有一夜的绽放，秋菊虽美却给我悲凉的观感。现在这束枯萎的花就摆在床头，没有人收拾，也没有人关注。它静悄悄地蔫巴着，花瓣薄得像纸，一碰就碎成粉，飘散在空气中。

我突然想，枯萎不一定是走向死亡，也许是重生的开始。

这一夜特别长，我一分钟都没合眼，就盼着白大褂能来。可他一直没来。后来我让俞晓冬去找他，谎称疼得要打止痛针，结果住院医师说——我主治医生今晚轮休。

我从前并不熟悉后半夜的世界，因为曾经的我拥有教科书般的作息，自律到连加班都很少打破这份规律。可这一夜，却比我经历过的所有黑夜加起来还要漫长。陆慧芳离开后，俞晓冬躺在医院临时加的平板床上用手机刷短视频。困意明显战胜了他——他看着短视频就眯瞪过去了，手机突然落下，砸在他脸上，他又从梦里惊醒。而我眼睛刚闭上，就一激灵醒了，根本无法真正入睡。直到走廊彻底沉寂，我才坠入半梦半醒的混沌。

入院第六天下午四点左右，ICU的门突然被推开。上次来做笔录的那个八字胡警察站在门口，他朝俞晓冬招了招手，说：“你出来一下，我要跟你说点事。”

俞晓冬出门没多久，走廊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门再次被推开，一男一女走了进来。男人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皮肤呈麦色，典型的泰国人长相。他身后跟着一位文静的女士，她一进病房就冲我微微一笑，整个ICU都跟着亮堂了几分。

我似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八字胡警察故意支走俞晓冬，便衣警察趁机进入ICU。这次泰国警方一共派出三个人：穿制服的八字胡警察、便衣警察，还有一位五六十岁、穿着黄色立领T恤的阿姨。

“我叫张秀兰，负责翻译工作。”阿姨用流利的中文说道，“昨天他们听你主治医生说了个大概。坠崖背后另有隐情，不是你自己掉下去的，是有人在谋害你，但是你怎么都不肯告诉主治医生凶手是谁，你可能不信任他。”

果然，白大褂比我想的还要聪明。他没有把这件事随便告诉别人，而是选择直接报警，还一字不差地转述了我的话——“不是自己掉下去的，背后有人做的。”

警方连夜展开行动，他们仔细分析和判断，推断凶手，经过研判，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俞晓冬，锁定他就是犯罪嫌疑人。他们又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先让八字胡警察引开俞晓冬，再派从来没有露过面的便衣警察和秀兰阿姨找我接头。

为取得我的信任，便衣警察亮出了证件。秀兰阿姨介绍说：“他是泰国皇家警察。”

便衣警察收起证件，秀兰阿姨继续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才能够帮助你。你现在讲，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找证据。如果不讲，事情已经发生好几天了，很多证据都会消失。你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在背后做的？”说完，秀兰阿姨用手轻轻握了一下我重伤的手，又柔柔地拍了一下我的手背。她的话语和肢体语言，都在告诉我，他们是完全值得信任的。

我丝毫没有犹豫，回答道：“是俞晓冬，是我的丈夫，亲手把我推下去的。”

便衣警察和秀兰阿姨互相交换了下眼神。在得到我的确证后，他们迅速撤离。

俞晓冬警惕性很高，回来以后就开始怀疑了，他皱着眉冲过来问我：“刚才是不是有人来找你了？他们来干什么？”

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就说：“刚才来的是公园方的人，说过来看看我啊！”

俞晓冬不信，他高声问：“公园的人为什么要来？”

我急中生智答道：“我也不知道啊。前两天不是也来了，还送燕窝什么的。你忘记了？”

俞晓冬冷冷地看着我，问：“他们真的没说什么？”

我继续坚持，说：“没说什么啊。”

接着我开始转移话题，我问：“刚才那个警察叫你出去干什么？”

他放松下来，答道：“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又把之前的问题问了一遍，然后走掉了。”

俞晓冬沉默了一会儿，开始主张让他妈妈回中国去。陆慧芳不愿意，说就要和我们一起待着。她选择待在这里，照顾我是次要的，照顾俞晓冬是主要的。俞晓冬看向我的目光是阴沉的，我猜测他可能想要逃跑，但又纠结要不要把我灭口，所以他想让陆慧芳先回中国，不要在这里妨碍他。

虽然八字胡警察把他支出去没问什么新的问题，但是，俞晓冬不信我说的话，他感觉到了蹊跷。

下午五点多白大褂来到病房例行检查，他在官方的问候之中夹杂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让我安全感爆棚。动作很简单，只是对我浅浅地点点头，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太多了：他让我放心，他完成了我的重托，他谢谢我对他的信任，还有就是，一切都会好的……

俞晓冬来到床头，面对白大褂，他的目光逼人，他问：“暖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院？”

白大褂回了两个字：“快了。”

然而，就在下午六点多，经白大褂特批，护士毫无征兆地把我从狭小的ICU VIP调到了外面的普通ICU。相比之前的单间，这里占地巨大，灯火通明，那种感觉仿佛第一次见到大海。

我在南京的江边长大，而长江之水奔流到海不复返，所以从小我便向往大海。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我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浩渺烟波，无边无际，以至于我对海的迷恋超过了一切。我喜欢冲浪，喜欢坐着游轮满世界游荡，为此，我还专门买了一艘游轮，载着游客在美丽的湄南河上畅游。

毫不夸张，躺在普通ICU的病床上，我甚至能听见海浪声。

可我还是不太明白，白大褂为何突然决定让我离开VIP病房。俞晓冬倒是十分满意地跑前跑后，像极了一个完美的丈夫。我能看清他的内在动力，因为离开ICU VIP进入普通ICU，意味着我离出院已经不远了。

普通ICU里面有十多张床位，而ICU VIP整个医院只有两间，里面住的是像我这种随时可能死去的重症病人。

ICU VIP和普通ICU，也有不同的规定：VIP病房，因为病人随时可能死亡，家属是可以24小时看护的；而普通ICU，每天只有三个时间段可以探视，即早上的六点半到七点半，中午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晚上的五点半到六点半。

晚上六点半，护士准时来清场，把家属都往外赶，包括俞晓冬。俞晓冬不愿意，护士还向俞晓冬出示了探视时间卡。俞晓冬还是不愿意执行，坐在我床头表达抗议。他说：“我老婆伤得比较重，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必须守着她，24小时跟她待在一起。”

但医院规矩就是铁律，护士根本不听他解释。

眼看护士就要动手撵人，我赶紧开口：“要不你把手机留给我？如果你不在，我会觉得很不安心。万一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你。你有什么事情，也可以第一时间打来。我虽然不能拿手机，但我可以让护士帮我去接。”

俞晓冬只犹豫了几秒就掏出手机——与其说是被我说动，不如说是怕失去对我的掌控。他担心自己走了后，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无法跟我及时沟通，不方便他监控我，不利于他判断形势。

他把手机往床头一搁，还假惺惺叮嘱：“有事马上叫我。”

我当然知道：这哪是关心，这分明是他安了个监视器。要是真联系不上我，他还怎么遥控局面？

很快，在护士的驱逐下，俞晓冬带着不舍的目光离开普通ICU。

在别人看来，他目光中的不舍是一个丈夫对于患病妻子的担忧，还当是夫妻情深。可在我看来，那分明是猎人对猎物要脱钩的焦躁。

俞晓冬走后，我迅速从病房的布局中看到了某种故意安排的迹象：我的床紧挨护士台，也就是说24小时我的旁边都有护士，有任何事情，护士都能第一时间协助我。感知到这一点，我非常安心，而且，手机也回到我身边了，安全感满满。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白大褂的真实用意：他把我调到公共病房，相当于有效地利用医院的规定和制度把我跟俞晓冬隔离开了，同时也在给我释放安全的信号。

没有了家属的病房变得很安静，我闭上眼睛准备睡一个安稳觉，结果没过多久就被人摇醒了。六个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是清一色的便衣，其中包括秀兰阿姨。

原来，警察下午拿到我对俞晓冬的指证后，连夜制订了新的方案。他们联系了医院领导，双方开始协商，目的有两个：为了我的安全，不能把我单独放在ICU VIP里面，更不能让俞晓冬跟我单独接触。双方协商的结果是把我调到ICU VIP外面的一个公共病房中，安排到护士台旁边。这个方案非常周全，既没有打草惊蛇，又卸下了我的心理负担。

警方六人组由乌汶府警长禅猜带队，其中四个便衣全是刑侦专家，另外一个人是翻译秀兰阿姨。警长很像西部牛仔，一双眼睛露出矍铄的光芒，仿佛黑夜中的两盏车前灯。

六个人进来后，围在我的床边。

我的心情愉悦至极，是的，我安全了，我安全了。每天提心吊胆，随时要被人再次杀死的阴霾，被六道阳光驱散。我拼尽全力要保护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哪怕再委曲求全，但是那一刻我真的知道，我安全了。据说人在拥有安全感的时候，身体会加速自愈，我惊喜地发现，右手的中指可以动了。

警方跟我说，他们光是得到一个初步的指证没有用，需要有个口供，包括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立案。我们现在要跟时间赛跑。虽然这几天经过和俞晓冬的斗智斗勇，我已经身心俱疲，但我还是靠巨大的信念支撑着，像倒豆子一样诉说我的被害经历。警方六个人各司其职，他们有的翻译，有的做笔录，有的拍照。

做笔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描述整个事件的经过，还要说清我和俞晓冬的婚姻状况、家庭情况和财务状况，以及来泰国的情况，中间还掺杂了一些问答。全部对话都需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所以笔录的进程异常缓慢，从晚上六点四十左右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多钟，所有人都进入疲惫状态。警长禅猜觉得我的身体不能这样熬下去，想要让我休息，所以他带人离开了，说第二天过来继续做笔录。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俞晓冬和陆慧芳进来探视我，俞晓冬对我进行短暂的观察后，继续和陆慧芳上演母慈子孝的戏份。看着他俩，我似乎明白了什么，陆慧芳对俞晓冬毫无底线的溺爱把他养成了妈宝男，妈宝男开始赌博、抢劫、杀人……我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我应该是一个宿主，俞晓冬、陆慧芳和他们一家人则是附在我身上的寄生虫。当宿主不能给寄生虫提供食物和营养，他们势必要反噬，杀死我，夺取我身上所有的营养，然后再去寻找其他宿主，继续寄生。

这次见到俞晓冬，我的心态和之前六天完全不一样，前几天都是担心、恐惧、害怕，但是现在好像找到了靠山。我继续伪装虚弱，但不再说什么求饶的话。

一小时后，俞晓冬和陆慧芳离开，警长他们迅速闪了进来。原来，警长带领的六人组从早上六点钟就开始在医院门口蹲守。他们目睹了俞晓冬和陆慧芳进院探视的过程，又在七点半时看着他们走出医院大门。仅仅一分钟之后，警长他们就迅速进入了医院。

这次的笔录避开中间的探视时间，从早上七点半一直持续到深夜凌晨一点左右，而整个事情的原貌通过两次笔录被完整还原。

从警长口中，我得知了一个爆炸性的秘密。之所以称之为秘密，是因为这件事俞晓冬只跟我讲过，除了我们之间有限的几个朋友，别人都不知道；之所以又称之为爆炸，是因为这个秘密再次颠覆了我对俞晓冬的认知。

之前，一个偶然的契机，我从俞晓冬口中得知，他坐过牢。那时他18岁，他妈妈给他买了一辆车，有一天，一个朋友说要借他的车去厂里拖点东西。当时，他也没多想，出于好心，他晚上就开着自己的车陪他朋友走了一趟。至于他朋友去厂里到底拖什么东西，他并不知道。那个行为是抢劫，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被动成了从犯，被判入狱十二年，最终经过减刑，八年后得以释放。

然而，警长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联系了中国警方，拿到了当年抢劫案的档案资料，俞晓冬并非从犯，而是主犯，换言之，那起抢劫案便是他一手策划，带队完成的。另外，国内的媒体和网民也将俞晓冬的案底挖了出来，甚至有几个网络破案高手看到俞晓冬接受记者采访的视频时就已经断定他是凶手。

我很悲伤，因为我跟一个抢劫犯在同一个屋檐下过了两年，其间还做着各色的美梦，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录完所有的口供，警长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事，他指着厚厚一沓的笔录和文件，缓缓说道：“迷则乐境成苦海，如水凝为冰；悟则苦海为乐境，犹冰涣作水。”我点点头，在笔录本上再次按上大红的手印。

离开之前，警长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回去马上申请逮捕令。警长嘴唇动了动，又摇摇头，转身离开ICU，他似乎有话要说，最后又把含到嘴里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警长其实想告诉我关于我父母的事，但当时时机未到，不方便透露给我。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的父母已经飞到了泰国。

本来我不希望父母为我担心，叮嘱过武元不要把此事告诉我父母，但没想到他还是没忍住。武元离开后乘坐下午的飞机，从乌汶飞到曼谷，又从曼谷飞回南京。到达南京已是凌晨一点多了，武元没有回家，而是从南京机场直奔我父母家，他把一切和盘托出。我的父母听完后，请武元赶紧帮他们买机票，他们要来泰国看我。当天晚上，他们就订了来乌汶的机票，也就是第二天最早班的飞机，从南京飞曼谷，又从曼谷飞乌汶。

那一夜对我父母而言非常漫长，他们没有睡觉，也没有上床，他们一直在客厅坐着，看似平静，可内心却很焦虑。为人父母，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孩子在国外遇害，那种心疼和难过，让他们夜不能寐。

他们因为担心女儿，熬夜航一路飞了十几个小时，转机到了乌汶。到乌汶后，他们先到警署了解了案件的情况，然后就强烈要求到医院见我，他们要看女儿怎么样了，但被警长拦了下来。警长帮他们安排了酒店休息，他们求人家要来见我。可警长却说，现在他们去医院就可能打草惊蛇。俞晓冬一旦逃回中国，泰国警方无权跨国追捕。

父母问：“那什么时候能见女儿？”

警长说：“我们正在申请逮捕令，把俞晓冬逮捕以后，你们就能见到女儿了，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起见。”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我得知这一切后，我非常难过，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不但没有让父母放心，反而让他们隔着千山万水为我揪心，为我难过，为我担心。他们已经年过半百，在没有见到我的时候该是何种煎熬！

在泰国，逮捕令大概需要一周时间才能申请到，而在一周之内俞晓冬是有逃跑的可能的，他随时一张机票就可以逃出生天。对此，我也无能为力，俞晓冬留在我的身边一天，我和肚子里的孩子便会有一天的风险。小时候，我总希望自己有时间加速的超能力，让自己快点长大，长成一个有能力有出息的人，为父母遮风挡雨。可是，世界上没有超能力，谁都无法加速时间，天黑之后才能天亮，天亮之后才能天黑，这是这个世界的规律。

住院第七天晚上，天黑之后，俞晓冬和陆慧芳离开医院，我躺在ICU病床上，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颜色、动作、人影、灯光，都被拉长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真理，你越是希望时间加快，时间越是比正常时间还要缓慢。我仿佛置身于汪洋大海中，挥臂朝着海岸游去，无论我怎么游，都无法接近海岸线。我被海水呛得透心凉，那是一种濒死的状态。那一夜，我睁眼看着天花板直到天亮。

住院第八天下午两点多，白大褂领着医生护士例行查房。他走到我的面前，低声对我说：“逮捕令已经申请下来了。”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海岸线在向我招手，我不停地挥动胳膊，向海岸线游去。我游得飞快，以光的速度——就像这次在泰国，警察只用一天就拿到了逮捕令，也是光的速度。

我问：“申请下来以后呢？”

白大褂说：“抓人，但我也不知道警方什么时候抓人。”

尽管我不是警察，但我也明白，警方抓人需要论证，需要严谨的计划，还需要保护我，更需要保护其他人不受伤害，尤其是面对这种危险的罪犯。我知道，我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得住气，我这只猛虎要学会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在白大褂面前，我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V字手势，他应该明白这个手势的含义，它代表着胜利。

我对胜利充满着期待，这场胜利注定带有仪式感。

住院第九天，中午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俞晓冬和陆慧芳照例来探视我，他们维持着模范家属的假象，一个扮慈祥婆婆，一个演体贴丈夫。我闭上眼睛，将他们彻底隔离在我的世界之外，直到我听见一些轻微的脚步声。我睁开眼睛，看见两个穿着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们手里拎着水果，就像两个探望病人的家属朝我的病床走来。他们走到俞晓冬身后，电光石火间，他们扔掉水果篮子，一个人突然抓住俞晓冬的右手，快步上前用双臂锁住俞晓冬的右臂，向后一压；另外一个人则抓住俞晓冬的左臂，向后一别。眨眼间，两个人已合力制服俞晓冬，把他按倒在地。

俞晓冬还没反应过来，双手已被反剪身后。他本能地挣扎起来并大喊：“你们是谁？放开我！”

没人回答他的问题。这时，两个身穿警察制服的人跑了进来，他们手里持着枪，枪口对着俞晓冬。其中一人向俞晓冬亮出一份文件，文件上印着一个巨大的泰国国徽，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逮捕令了。手持逮捕令的警察让俞晓冬配合办案，回警局录口供。

俞晓冬脸色煞白，再次激烈地反抗，他喊着：“你们弄错了，怎么没有王法了？”可当他发现手枪抵在他头上时，他才缓过神，故作镇静地说：“不是已经录过口供了吗？我老婆都说了，是她自己掉下去的，你们抓我干什么？你们误会了。”

陆慧芳被吓傻了，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她突然发疯似的扑向那两个便衣警察，先是推搡，推不动就捶打。她哭喊着：“你们凭什么抓我儿子？你们抓我儿子干什么？放开他！松手！”

母子二人拼命挣扎，但警方不为所动，干脆利落地给俞晓冬戴上手铐，然后押着他往外走。俞晓冬挣扎着不肯走，警察直接架起他的胳膊往外拖。在被拖出去前，俞晓冬突然回过头，狠狠瞪着我。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手指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就是这个人，这个我曾经深爱的丈夫，亲手把我推下悬崖；就是这个人，在我侥幸活下来后，还阴魂不散地守在病床前威胁我；就是这个人，让我住院的这九天都不得安宁，过得心惊胆战。

现在，他终于被铐上了手铐。

我死死盯着他，胸口翻涌着滔天的恨意，却又奇异地感到一丝解脱。恨，是因为他差点杀死我，也毁了我的身体和生活；解脱，是因为这场噩梦终于要结束了。我的嘴角不受控制地扬起一个冰冷的弧度——不是微笑，而是一个幸存者对施暴者最后的宣战。

俞晓冬似乎从我的眼神里读懂了什么，突然扭头对陆慧芳喊道：“泰国是可以保释的！快帮我去交保释金！”

陆慧芳听俞晓冬说可以保释，可她又不懂保释是什么意思，只好跟着警察跑。跑到门口，她又折返回来，跑到床边，问我：“保释是什么意思？怎么保？拿什么保？去哪儿交钱？”

陆慧芳问我，怎样救她儿子。我却在问自己，如果我的儿子是一个杀人犯，我会变成陆慧芳吗？不，我不是陆慧芳，我的儿子也不会成为俞晓冬那样的妈宝男，杀妻弃子的恶魔。

我看着陆慧芳，说：“我不知道。”

陆慧芳缓过神，死死瞪着我，她应该猜出她儿子被抓跟我有关系。所以，她转过身开始往外面跑。

后来，警察跟我说，因为陆慧芳强烈要求跟着她儿子，所以就把陆慧芳跟她儿子一起关到押解车带到警局去了。

俞晓冬和陆慧芳离开后，我终于见到了我的父母，是张秀兰阿姨带着他们过来的。我妈哭号着冲进ICU，我爸腿脚不好，但也跟在她的后面步履蹒跚地跑着。

此刻，我的右腿打着厚厚的石膏，左腿做的是开放性手术，里面都是缝合钉钉起来的；右眼和头上都是外伤，锁骨、手臂桡骨、盆骨、股骨大转子、足弓骨不是碎了就是骨折了，因此他们看到的我是个全身上下绑着绷带的木乃伊。唯一不同的是，我能说话，可面对父母，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哽咽着，用能动的两根手指摆出了V字造型。

母亲走到床前抱住我，尽最大可能展开她的双臂，就像玩老鹰捉小鸡游戏中的鸡妈妈一样，她轻轻拥着，生怕碰到我身上的伤。她在哭，我在哽咽，父亲站在一旁，默默流着眼泪。

整个下午，ICU里弥漫着一种悲伤的喜庆。悲伤是因为我被谋杀险些丧命，如今变成一具会说话的“木乃伊”；喜庆是因为我大难不死，我们一家能团聚，更因为俞晓冬被抓。就连每天给我清创的护士，脸上都是挂着笑容的。

这种奇妙的氛围一直持续到晚上。留守在医院的警察告诉我，陆慧芳帮俞晓冬交了十万的保释金。我不免有些担忧起来，陆慧芳初来泰国，她从哪里弄到十万块钱，而且能在第一时间内交了保释金，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陆慧芳坐上押送俞晓冬的车去了警局，而医院到警局大概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事情的转变一定发生在两个半小时内的囚车上，俞晓冬一定会跟陆慧芳交代好一切。

可是十万块钱呢，从哪儿来的？当初我和俞晓冬到乌汶旅游前，我给了他五万块钱人民币作为旅游金。我觉得五万块钱出来玩一趟，又不买什么东西，怎么用都够了。买机票、吃饭、住酒店，我们花掉一些，后来，他为了把我转回曼谷，从曼谷雇了一辆救护车花掉一万多，陆慧芳和武元从国内飞过来的机票用的也是这笔钱。算来算去，五万块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突然想起住院后，俞晓冬跟我说，他要拿点现金用。当时我处于保命阶段也没办法，只好乖乖地把我的泰国银行卡给他，并告诉他密码，嘱咐他不要多取，取个五万铢就行了。当时我们没有撕破脸，他跟我要钱交房费和住院费，我只能给他。但他取完钱后，并没有把卡还给我。那么，陆慧芳是不是用我银行卡里的钱去交的保释金呢？

这么一想，我赶紧让我妈帮我翻看手机短信确认，这才发现开泰银行给我发过提示信息：我的银行卡里被取走了五十万泰铢，也就是十万人民币。这也就确认了陆慧芳为俞晓冬交的保释金是从我银行卡上划拉的。看来，俞晓冬应该是在和陆慧芳待在囚车上时，把我的泰国银行卡和密码给了陆慧芳。

泰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在一周内交纳保释金有权进行保释，这意味着俞晓冬最迟三天就可以从警局看守所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病房的氛围开始转变了，我的父母也变得疑神疑鬼，他们甚至去找主治医生白大褂商量秘密转院的事情。说白了，他们想悄悄把我带走，藏进一家隐秘的医院，直到俞晓冬被绳之以法。

当天晚上，我又做了那个梦，我朝海岸线游去，我的父母站在岸上，朝我伸出手，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依旧抓不住我的手，我朝手看去，我的手已经变成了两根黝黑又满是黏液的鱼鳍。

第二天早上，风雨大作，电闪雷鸣，窗玻璃被涂满了水雾，窗外朦朦胧胧，一切都是模糊的。留在医院的警察兴奋地朝我跑来，时间仿佛静止了，ICU里的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警察告诉我，他们的警长禅猜以警长的名义签了一个反保释协议，也就是说，在法院宣判之前，俞晓冬只能在拘留所，不能被保释。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警长那双如灯一般的眼睛，还有他为了安慰我说过的话：迷则乐境成苦海，如水凝为冰；悟则苦海为乐境，犹冰涣作水。这一刻，我才理解它的真正含义，是的，冰可以化为水，前提是要把苦海当成乐境。我在苦海里游啊游，却一直无法上岸，直到很多双手同时抓住了我：我的主治医生白大褂，所有护士，所有警察，秀兰阿姨，当然还有亲爱的警长禅猜和朋友武元。

秀兰阿姨告诉我，武元递交的录音已经翻译完了，可以作为证据在庭审上使用。录音里，俞晓冬和陆慧芳用江阴话描述了从推我下去到发现我并开着车跟我到医院的完整经过，他故意杀人的动机有三个：第一，我没有帮俞晓冬还全部的赌债；第二，我给俞晓冬买的豪车没有借给他的亲戚使用，让他妈妈丢面子了；第三，我给他缴纳医保的钱，被他挪用去赌博，导致医保卡断缴，陆慧芳无法使用医保卡买东西。陆慧芳听到事情经过后没有责怪他的意思，让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原来，武元回国后把录音证据翻译后，发送到乌汶旅游局的电子邮箱。乌汶旅游局拿到证据后，第一时间交给警方，警方的反应也非常神速，立即安排当地级别最高的国家翻译员确认内容。

上帝用七天创造世界，我用九天挣脱魔鬼的镣铐。

俞晓冬被抓的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奇怪的梦，我在自由落体，却没有一点飞的感觉。瞬间的失重感让我感觉身体不再是自己的，仿佛要离我而去。

醒来后，我跟母亲说：“我回到了过去。”

母亲说：“那是梦。”

我说：“那不是梦，那里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