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醒来时，阳光透过病房的玻璃窗洒在我的脸上。父母守在一旁，眼里满是担忧。

以前我并不知道世界可以分为新世界和旧世界两个部分，直到此刻我才明白——我的旧生命经历了旧世界的最后一夜后，如今终于迎来重生。

“我不会再做傻事了，”我握住母亲的手，“官司我要继续打，没有钱我就去赚钱，赚钱是我的老本行。”

曾经的我是个谨言慎行的商人，说话滴水不漏；再次醒来后却成了个话痨。我拉着母亲的手说个不停，仿佛要把积压多年的郁结一吐而尽。我说着说着突然大笑，笑着笑着又泪流满面。医护人员和病友家属闻声而来，看他们的表情，大概他们以为我疯了。

我就是疯了。一个精神正常的人怎么可能在一穷二白、双腿残疾，并且在谋杀自己的人逍遥法外的处境下，依旧像一颗蓄势待发的子弹一样渴望冲出枪膛？我不但疯了，还患上了失眠症——以前失眠是因为睡不着，现在失眠则是因为精神亢奋。

坠崖之后，我的事业陷入停滞状态，再加上疫情的影响，泰国的事业全线崩盘，国内的公司也因为自己长期处于医疗和上诉的状态，导致业务严重流失。而早年的积蓄也都在大大小小的手术、长期的康复治疗和打官司中消耗殆尽。

我需要一条新的出路。虽然身边的朋友都愿意帮助我，但我不想依赖别人，我想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开始。

但我的身体还没完全康复，左大腿的骨头依旧没有愈合，思来想去，自媒体显然是我当下最现实的选择。我在抖音注册了账号，开始用短视频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这份真实的经历，能成为其他女性的前车之鉴，能让女性在爱情婚姻中依旧保持一份清醒。

金边眼镜医生曾告诉我，每个人的骨骼愈合速度都不一样。就像有人发育早，有人发育晚；有人两三个月骨头就能长好，有人却要等上半年。而我的骨头属于陈旧性创伤，用医生的话说，是“一把老骨头”。六个月是个关键节点——如果骨头长不好，可能就永远长不好了。

在六个月的复查过程中，作为最了解我病情的医生，他的希望其实也在一点一点消磨。每次复查的片子都显示，我的骨头毫无愈合的迹象。可他始终选择用温和的语调安慰我：“恢复需要时间，别着急，安心静养就好。”我追问得急了，他就推推眼镜，把话题岔开：“别想太多，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耐心。”

直到后来我才懂得，那些避而不谈的片子里，藏着他作为医者的温柔。

第六个月复查时，我早已不抱希望。可当金边眼镜医生盯着新拍的片子时，镜片后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他突然激动地拍了下桌子，说：“太好了，终于融合了，有了融合的迹象，骨头长起来了。”

“你的骨头虽然长得慢，但很争气。”他摩挲着X光片，像在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然后，他才跟我坦白，别人两三个月就能看到的愈合迹象，我却迟迟没有。那段日子，他和我一样煎熬，却始终不敢告诉我实情。他怕我承受不住，硬是陪我熬了整整六个月。

这时我才知道，其实这半年，他和我一样担忧，始终悬着心——医生的理智让他不能妄下论断，可医者的仁心又让他选择陪我等待奇迹。原来这世上，总有人宁愿自己扛着压力，也要为你留一盏希望的灯。

一想到他的善意，我就倍感温暖。

直到此刻，我们才一起卸下心头重担。

六个月来，我身上像是绑了一万把枷锁，现在好了，两把最重的大锁被我先后解开了。首先，我要感谢崖下的我，当然还有平行世界里的我，是你们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是你们让我明白了活着的意义。其次，我要感谢亲爱的骨头，你们没有放弃我，是你们让我在黑暗的空间里看到了一丝光的存在。

我明白，生活没有给我太多的选择，除了向前爬，艰难地向前爬，我别无他路。但至少现在，这条路终于有了方向。

在南京的隆隆雷声中，我收到了一条私信。一个网友告诉我，俞晓冬与我结婚后，曾用同样的手段套路过她，而她看穿了俞晓冬的真实面目。她之前没有站出来爆料，是因为害怕俞晓冬报复她。窗外的雷声轰鸣，而我内心的震动更甚。

那段时间，我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包括被俞晓冬PUA的过程，包括我曾经的虚荣与怯懦。失败容易，难的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失败需要勇气，但这样的坦诚反而让更多人从我的故事中获得警示与力量。那位网友最终也鼓起勇气站了出来。

我想，这就是我重生的意义吧。

有一次，我和凤凰网专家连线时，他们请来了刑事律师和离婚专家。

我问他们：“俞晓冬在泰国判决之后，能不能引渡回国，继续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如果俞晓冬出狱，对我构成直接的威胁，又对更多女性构成潜在的威胁，那我想在国内起诉，会成功吗？”

刑事律师说：“没有先例，但可以尝试。”

离婚专家则建议我先打离婚官司，因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大框架下，我挣的每一分钱俞晓冬都有权利去分。

我告诉他们，他就是被引渡回国，我也会把官司打到底；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追着他打。

打跨国官司，打的是精神头，打的也是钱。已经为康复和官司倾家荡产的我决定尝试直播带货，却遭到部分网友的质疑，说我当了网红，要开始卖惨收割流量了。朋友劝我暂避风头，我跟朋友说，换作以前，如果一直被人骂，我想我会选择换条赛道，或者拍拍屁股直接走人，谁还没一点自尊呢？但现在我要生活，就不能在乎他们对我的评价，我又不是为了他们而活，我想活出自己。

2021年7月9日，我在生日这天开启了首场直播。直播时，我得到了很多网友的鼓励和支持。看到他们的留言，我忍不住哭了，哭到停不下来。

他们说，加油呀，直播带货，为自己后半生存些钱；他们说，看哭了，我能够理解，虽然我是单亲妈妈，但我也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你；他们说，希望你能顺利打赢三审，加油，你不是势单力薄，你身后有一大群网友给你加油！

他们说，这么久以来，大家给的只是同情和鼓励，你身体上的痛和内心的苦只有自己在承受。善良的你会迎来阳光，加油，支持你！

他们说，加油暖暖，相信你的人品，直播带货一定支持。

他们说，加油，你真的好勇敢，希望生活越来越好。

他们说，你可以带货，我们需要的都会买，因为你值得重获新生。

其实，我最怕看到“你这么不容易，我们买点吧”这样的弹幕，只要看到有人这么说，我就会劝导他们，希望他们理性消费。

我告诉他们：如果这东西你确实需要，那你就买，你不需要就不要买。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尤其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需要有一些积蓄应对突发状况。

最让我触动的是那些私信。一个网友私信我，她说：你知道吗？你救过我一命。

原来，她怀孕的时候，丈夫出轨后家暴她，她的自尊心特别受不了，就想跳楼一了百了。就在决定自我了结前，她看到了我的视频，她突然觉得其实生命有一百种绽放的方式，没有必要因此就结束自己。于是她决定勇敢地生下宝宝，最后跟老公离了婚。她还跟我说，希望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因为在她想不开的时候，是我给她点亮了一缕烛光。

还有一位事业有成的男性，因为投资失败破产，事业没了，老婆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他快40岁了，也想一了百了。我理解他，因为一个人突然从“山上”跌下“谷底”，这种挫败感是非常强烈的。他看到了我的视频，惊叹我承受了那么多挫折还顽强地活着，于是就作了一个决定，好好活下去，他要去骑行。他一边骑行欣赏沿途的风景，一边遗忘过去的伤痛，每到一处驿站都会给我寄一张明信片。现在他已经回到家乡，准备做一点小生意。

被人关心的同时还能给予爱和能量，这是我现在活着的价值。爱是一道射线，而我不是终点。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小束光，能给现在失意的、不得志或经历过婚姻生育打击的人带去光芒。当然与此同时，这亮光也会打在我身上，让我咬着牙走下去。

我觉得，既然很多网友知道了我，不如大大方方地站出来，让他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人的人生轨迹。在直播带货的同时，我更多的是在分享生命的意义。

对有贸易经验的我来说，直播带货只是一种互联网形态下的消费形式。我不想让直播带货完全充斥自己的账号，这会改变我建立社交账号的初衷，我一多半短视频内容分享的是自己“大难不死”后积极的人生态度。

就像那位网友说的那样，生命有一百种绽放方式，而我的人生只是其中一种。

自媒体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希望，让我找到了我活着的意义，但是，如果想要活得更好，还需要我的身体争气，我想要重新站起来走路。

其实，脱拐站起来在一年之前我就可以完成了，但依旧无法正常走路，在我看来，不会走的站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三年来，我做过八次手术，由于左腿粉碎程度比较严重，它比右腿短了一截，最要命的还不是左腿短，是两个股骨头，它连接大腿和骨盆，左右对称。骨折以后，有两个地方痛感神经最为敏感，一个是锁骨，一个就是股骨。

坠崖时，我的股骨头从中间摔断，断到错开，后来医生帮我做了复位手术，再用长钉打进去，把它固定，像穿糖葫芦一样。而股骨头连接人的盆骨，上面有个球面，对于人体来说，球面是不可替换不可再生的，手术时，一根长钉直接打进盆骨，也把球面软骨给击穿了，直接导致软骨中间发炎了，光滑的球面变得疙疙瘩瘩。所以，我能站起来却走不好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股骨，因为股骨是负责承重的，每走一步都需要它来承担重量。

骨科专家不止一次指出，我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但这辈子都别想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我的第一任康复师也选择放弃，他说我的情况已经超出康复范围，他不想浪费时间；有两个康复师倒是想试一试，但我从他们的表情里迅速读出了死马当活马医的意味。

走路，无非是左腿迈完迈右腿，但对我来说，走路是一道精密的计算题。完成一次左右腿交替需要牵动至少8个部位的肌肉，比如臀大肌、胫前肌，至少3组关节，艰难复健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肌肉和关节逐一被调动、发力。

父母也很着急，他们迫切地希望我能够站起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有一天，父亲陪我去上复健课，课程内容是练习左腿单独站立一秒的动作。我的左腿受伤比右腿更重，这个动作我很难完成，我双手扶着助行器，抬起右脚，撑不住放下来的时候，计时器总停留在零点几秒。

父亲急了，对我说：“你的左腿支撑一会儿不就可以了吗？”

我被父亲的话刺痛了。我告诉父亲，我做不到。

有的时候我也会愤怒，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正常人会觉得单腿站立这个动作有什么难的，但我就是做不到。当初练习站起来，这个动作我重复了成千上万次，后来练习“站起—坐下”这组动作，我又用了将近半年才算掌握。

这个时候，人变得容易崩溃，触发点往往是旁人看来很小的事情。有一天，母亲带我到医院复诊。挂号排出去长长一队，排到我们时，我坐在轮椅上看不到一米多高挂号机的电子屏。母亲倒是能看到屏幕，但因为年纪大了，不知道如何操作，只能一个指令一个指令地询问我，久久没研究明白。时间在那几分钟内拉得十分漫长，我想保持理智。我看向四周，没有导医，情绪霎时崩溃了，我在医院大厅哭了起来。会操作的人站不起来，能看到的人不会操作，只要站不起来，就永远面对着这种尴尬和痛苦。

我做了决定，我不仅要站起来，还要站稳、走稳，我不再更新社交媒体，放下所有事情，专心复健。

那一阵，所有能接触到的康复机构，我都去过了，可还是毫无进展。我待在家里愁眉不展，但我从不是坐以待毙的人，我决定去健身房做康复。

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父母和朋友都觉得这个想法太疯狂了。因为健身房是正常的、健康的人才能去的地方，我连路都走不明白怎么去健身房？但是我有种执念，健身健身，就是让身体变得更加强壮，更加结实，而这些也是我的需求。说不定我能在健身房里找到一线生机？经过反复斟酌，在没有人同意的情况下，我开始了新的尝试。大家都不看好没关系，我自己想清楚就好，我就是要去做思维的转变和突破。

2022年春节过后，天气还很冷，我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坐着轮椅，去健身房寻找合适的健身教练，指导我复健。

我复健的唯一诉求是能够正常走路。

为我这样身体脆弱的人进行康复训练，不仅要担风险，设计训练课程和授课也要耗费更多精力和耐心。健身教练们一听我的情况，纷纷摇头走开。唯独一个健身教练留了下来，他叫宋智超，他表示愿意担任我的健身教练。他说，我让他想到了自己的经历。

宋智超是一名退役运动员，曾在国家青年队专攻百米和二百米短跑项目。几年前，他因为膝盖受损，做了手术而退役。这是每一个职业运动员都会面临的风险，他比普通人更清楚躯体上的伤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根据他的经验判断和评估，他认为，如果只是帮我恢复到能够正常走路，是可以做到的。

宋智超给我制订的复健计划，主要思路是锻炼力量，增加核心稳定，训练下肢敏捷。除了安排技术性动作，他还特别注意鼓励和称赞我动作做得到位。他总在我完成动作后竖起大拇指：“漂亮！比上次稳多了！”尽管他只有23岁，可他对我的鼓励却让我想起远在泰国的警长禅猜，他们都像在护着一个受欺负的小女孩。

来健身房的人大多为了拥有更健美的身体努力，他们多是练腹肌或马甲线，而我练的是“如何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对于我这样一位肢体显得僵硬的女士，并没人投来异样眼光，这份沉默的尊重，让我每周四的复健时光成了最放松的时刻。

有时候，我会用“钢铁侠”称呼自己。我已经能驾车了，在汽车仪表盘上，我放了一个迷你钢铁侠手办。这个漫威英雄对我而言不仅是偶像，更是隐喻：以血肉之躯，比肩神明。他的躯体早已超越凡人——绝境病毒重塑了他的力量与速度。在我眼中，绝境病毒既是病毒，也是契机，赋予宿主超强的自愈能力。它撕裂血肉，却赋予血肉重生的力量。而我体内的钢板、浑身的伤疤，就是我的“绝境病毒”：痛起来撕心裂肺，愈合时重获新生。我像钢铁侠一样，一边战斗，一边崩溃，一边自愈。

我甚至改变了生活习惯，让一切细节服务于身体恢复，作息时间和打拼事业时完全不同，晚上十点入睡，早上七点起床。为了吃得健康，我研究营养学的书籍，吃蛋白含量更高的食物。得知吃辣可能导致上火，我就戒掉了爱吃的川菜。而我以前可不是这种人，以前我追求的是骑最快的马，登最高的山，吃最辣的菜。

骨头也是有意识和感情的，它比大部分人类都纯洁和忠诚，你爱它，它也会爱你。几个月后，我的身体给了我积极的反馈，骨头和血肉在重新磨合。我弃用了手拐，双脚又一次踩在地上。我站起来了，那种真实的重量感颇为奇妙。抬起脚往前，落下的过程也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迈出第一步，又迈出第二步……虽然还不是那么稳当，但整整一天都有人鱼第一次上岸的那种雀跃、陌生和奇妙的感觉。

听说人类是从鱼演化而来的——当第一条鱼挣扎着跃上岸，鳍化作蹒跚的足，骨骼在重力下重塑。他们跌倒亿万次，才换得挺直脊梁的权利。而我，正重复着这场古老的驯服仪式：跌倒，爬起，再跌倒。筋膜在挛缩中尖叫，我却逼它继续训练。明知是折磨，仍咬牙默念：“再争气些，再撑一会儿。”

亲爱的骨头，请再帮帮我，让我少受一点屈辱，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

由于我的左腿比右腿短，教练帮我定制了特殊的增高鞋垫，一是为补齐两腿之间的高度差，二是为了减震。每天的训练，都像在与狂风搏斗：每向前走一步都要破开密不透风的墙，而我却经常被它弹开，就像撞到弹簧一样。作为一个破风者，我的双腿第一次尝到穿越障壁的痛感和快感，一步是一个障壁，百步就是百个障壁。当我放下助行器穿越一千个障壁时，我想起了《阿甘正传》中的小阿甘摆脱腿上的枷锁时的场景，他的耳边传来了风声。我的耳边也响起了风声，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风声，而是我想象出来的。

经过一年的康复治疗，我已经能脱拐走到1000步，1000步是我的人生极限，这个关口卡了我半年，直到2023年春节。

大年三十中午，父母推我去附近的超市买年货，回来的时候我让父亲用手机帮我录像，我从轮椅上站起来迈步向家走去。

回家的路很不太平，需要登上一个坡度很大的路段，我一步一步走在大街上，像西西弗斯一样带有仪式感地推动自己的身体。我想起国字脸医生对我的告诫，站起来并不意味着自由，学会像正常人一样走路才能绽放自由之花。我吃力地走上斜坡，计步器显示1378步，当我回头看着父母，我看见给我录像的父亲老泪纵横，母亲推着轮椅跑过来，她让我坐上去歇一会儿。我摇摇头，迈步继续朝前走。

我是有野心的，这个野心来自我内心的屈辱和卑微，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坚强，我也会在四下无人时崩溃大哭。我深陷于往事的阴影里，在懦弱与坚强中来回切换，但现在我要和每一个卑微的自己说再见了。

当计步器显示2200步时，我的双腿疼痛发软，头晕目眩，耳边传来巨大的噪声，仿佛一架超音速飞机在穿越音障。我听见无数个卑微的自己在喊，她们让我停下来；与此同时，我又听见无数个坚强的自己在吼，她们让我昂首挺胸走回家。

是的，我的野心也在于此，我要在摆脱拐杖和助行器的情况下走回家，我要一雪前耻，更要为父母争口气。坠崖前，父母是小区里的“明星家长”，有个在泰国经商事业有成的女儿；坠崖后，他们却像受惊的鸵鸟，终日低着头匆匆进出，生怕遇见熟人探询的目光。

当我挺直腰板走进小区那一刻，街坊邻居、小区保安、保洁以及在外贴春联的居委会阿姨通通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着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几秒钟。直到有人惊呼：“她站起来了！”小区里的人才通通围了上来。他们有的恭喜我，有的说我争气，而那一刻，父母终于也挺直了腰板。

那晚的年夜饭，父母杯里的酒映着久违的光。他们眼里的火苗，比窗外烟花更亮。这是出事后，我们第一次认真过春节。

没过几天，我将自己走路的视频上传到社交平台，视频登上不同平台的热搜榜。很多媒体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够讲述自己的复健经历。最多的一天，我接到超过五家媒体的电话。线上的关注延续到了现实生活，登上热搜榜后，我带着朋友去面馆吃皮肚面，未承想老板娘一眼认出我：“暖暖！昨天刷到你视频了！你真的好棒！”

巨大的关注出乎我的意料。朋友们提议，趁着这次的热度，不如把自媒体的副业拾起来。“你之前的积蓄都用来看病和打官司了，”朋友说，“作为朋友，我想得很实际，我希望你能好好搞事业，开始新的生活。”

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开了直播解答网友的问题，对弹幕有问必答。有人想让我站起来走走，看有怎样的不同。我站起来，有些紧张，退离了镜头几步，向前走着，边走边说：“你们看，现在其实还是有点瘸，但是我相信会渐渐变好的，我会努力的。”

在这一刻，我就好像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孩童，正跌跌撞撞地开启新的人生。这是我坠崖后的第四年，我终于站起来了！生理的站立只是开始，心理的重建才是终局。事业要重启，生活要重建，前路必然还有沟壑，但这一次，我带着钢钉般的意志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