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最能被我们确定存在的，同时也最为我们所了解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所能注意到的其他任何东西都可能被视作外界的或表象的，然而，我们自身的感知力却是内在的和深刻的。那么，我们能发现什么呢？在这个隐秘的话题里，“存在”一词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这里简单地回想一下一个早期研究的结论。

首先，我发现自己游走在一个又一个的状态中。温暖或寒冷、愉快或伤心、工作或休息、观察四周或神游天外。知觉、感受、意愿、观点——我们的存在被划分为种种变化，轮回于不同的色彩。于是，我一刻不停地改变着。然而这么说并不完整，因为改变来得比我们预先料想的更为彻底。

我把我的每个状态说得像是能够自成一体、在整体中又相互分隔的东西。我很确定地说我在改变，但改变对我来说似乎隐藏在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之间的通道上：当我分开来看待这些状态的时候，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们各自在生效的时间段内都不会发生变化。然而，我很容易就会意识到感觉、思想和意志都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如果精神状态不再发生改变，那么它的绵延将会停止流动。让我们看看最为稳定的内部状态，即对一个静止的外部物体的视觉感知。即使那个物体一直保持不变，同时我也以固定的方向、固定的角度，在同样的灯光下观察它，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它和我刚才看到的它也不尽相同，因为至少现在看到的这个物体要比刚才“老”一些。我的记忆将过去的事情传导到当下。我的思想状态在时间的道路上前行，随着绵延的累积不断增强：它一边前进一边增长……像滚雪球一样。同样，越发深层的内部状态就越能表现出此种规律，如感受、感觉、欲望等，它们可不像简单的视觉观察那样恒久不变。但是我们可以忽略这种连续不断的改变，直至其变得足以让物体焕发新的姿态，让注意力找到新的方向。且仅在此种前提下，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发生了改变。事实上，我们一刻不停地变化着，各种状态也都只是改变的表象。

这意味着，转变于不同状态之间与保持在同一个状态里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所谓“保持不变”的状态并非我们所认为的一成不变，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不同状态间转换就是对单种状态的延长，其实转换是不曾间断的，这和我们所料想的完全不同。但是，因为我们对所有精神状态的变化熟视无睹，所以只有当变化已经强大到了能够直接进入我们注意之中时，我们才被迫承认有另一种新状态与前一状态同存。对于这种新状态，我们假设其自身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且会一直如此持续下去。精神生活那明显的不连贯，应归咎于一系列分离的行为将我们的注意力固定在了其上：实际上只有一个缓坡，但在跟随自己支离破碎的注意力轨迹之时，我们会认为自己感觉到的是一级一级的分离的台阶。是的，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充满了无法预知的东西。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是从之前发生的事情上切割下来的，而且与随后发生的事情之间毫无联系。尽管它们看起来一点都不连贯，但从事实上来讲，它们却是在连续性的背景中诞生的，这要归咎于将其分割开来的时间间隔；它们就好比不时出现于交响乐中的鼓点。我们的注意力之所以会集中在它们身上，是因为它们和它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它们都承载于我们整个精神存在的流体质量中。它们都是由我们所有感知、想法以及意志——简而言之，就是任何时刻我们所有的一切——所组成的移动地带的最佳映射点。我们现实中的状态就产生自这个地带。所以，这些状态就不能被视为独立的元素，它们依次处在无尽的循环中。

但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已经将它们人为地区分且隔离开来，所以我们必须再次人为地将其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无形、冷漠而又无法改变的“自我”，它把被视为独立单位的心理状态串联在一起。与互相渗透的色调流不同的是，它会将各种“固态”颜色区别开来，把它们像项链上的珠子一样挨个排好。线必须足够坚固，珠子才能被固定在一起。然而，如果这种无色的内在会被覆盖着它的事物不停地染上颜色，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在其颜色还不确定的时候，它和不存在并无区别，因为我们只能感知到有颜色的东西，或者说，精神状态。实际上，这种内在并不存在，它仅仅是一种符号，不断提醒着我们的意识，让其留意在注意力将切割干净的状态挨个排列的过程中存在着人为因素，整个过程有很明显的连贯性。如果我们的存在是由被冷漠的自我缔结起来的独立状态组成的，那么对我们来说时间也没有了延续性。不变的自我并不“存在”且不被后续状态替换的不变精神状态也不“存在”。因此，要把这些相互紧挨着的状态排列在支撑它们的自我之上完全就是徒劳：这些附着在另外实体上的实体永远都无法构成流动的时间。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获得的是内部生命的仿造品，是更加符合逻辑和语言需求的静态对等物，这仅仅是因为我们从它身上剥离了真实时间这一要素。但在得知了精神时间是在众多掩盖它的符号之下慢慢展开的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时间只是构成它的事物。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加顽固或者一成不变。我们的时间不仅仅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时刻组成，如果生命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时刻，那么生命就只有当下，不再有任何其他的部分——没有延展至现在的过去、没有进化、没有确切的绵延。时间是过去不间断的前进过程，蜿蜒盘旋着延展至未来。而且因为过去是不断增加的，所以它也是无限的。我们一直试图证明，记忆并不是一种机制，不会将搜集到的东西放进抽屉，也不会将其登记注册。并不存在登记册，也没有抽屉，恰当地说，甚至都不存在这么一种机制，因为机制是间歇性运作的，在其愿意或者有能力的时候，能够毫不停歇地将过去一层层堆叠起来。在现实中，过去是由其自身自动保存的。它可能无时无刻不在跟随着我们。我们所有的感受、思想、意愿从早年的婴儿时代就已存在，都依赖于不断变为过去的现在，拥堵在欣然将其关在外面的意识之门口。大脑的机制如此安排只是为了驱赶过去的那种无意识状态，只让那些能映射出当下状况的事物——简而言之，就是那些“有用”的东西——越过门槛。但是一些冗余的回忆也可能会悄悄挤进半掩的门里。这些记忆都是无意识的使者，让我们觉察到被我们不知不觉拖在身后的东西。即便我们对此观点毫无异议，但还是能大致上感觉到对我们来说依然存在的过去。如果不是自出生以来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还未出生时便已拥有的个性——的缩合，那么我们又是谁？我们又有何特性？毫无疑问，我们只将自身一小部分过去纳入了考虑范畴内，但我们想要的、需要的和从事的却是包括灵魂最初火光的整个过去。我们的过去，从整体来讲，其冲量对我们而言非常清楚。它表现为趋向，尽管其很小的一部分以思想的形式为人们所知。

在幸存下来的过去的前方是无法两次进入同一种状态的意识的。环境可能会保持不变，但它们将不再作用于同一个人身上，因为这个人是随着时间变化不断变化的。我们的个性由无数累积起来的经历组成，会不停地改变。通过改变，它阻止了任何一种状态在其深处不断地重复，尽管这些状态表面上看起来和之前并无差别。这就是我们的时间无法逆转的原因。我们不能重复经历某个时刻，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抹去所有后续记忆。就算我们能从人类智能中抹去记忆，但也无法从意志中摆脱它们。

因此，我们的个性就这样不断地发芽、开花、结果。每一个时刻都是对既有的增添。我们还可以想得更远一些：它们不只新鲜，还无法预知。毫无疑问，我当下的状态是由我的内在和上个时刻作用于我的物质所决定的。对此进行的分析并未表明任何其他元素。即便是超人工智能都无法预知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形式，这种形式赋予了这些完全抽象的元素以实体。预言包括将过去发生的映射进未来，或在全新秩序中想象稍后将会出现的已有元素。但从未被看到过的、同时也很简单的事物必定是不可预知的。我们的各种状态都是如此，被视为渐渐闭合的历史时刻，这很简单，而且不可能已经被观察到，因为它的注意点都在其已知的不可分割性中以及当下对其增添内容中。它是不在原始的历史中的原始时刻。

画家通过自己的本能和调色板上的颜料将模特的特征表现在自己的肖像画中。但，即便是知道这一点，也没有人——包括那位画家在内——能够准确预测肖像画最终会被画成什么样。因为要对其进行预测，这幅画必须在被画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荒谬的悖论。同样，在看待生命中的各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就好比是画家。每个时刻都是创造。就像画家的天赋——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自己作品的影响而改变，要么塑造，要么摧毁。状态，在其发生的时候，也会对我们的个性产生影响，使其正好变成自己先前所想象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但稍作延展，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正是在不断地自我创造。这种自我创造越是完整，我们做的事也就越有意义。因为事情的成因并不以几何学的方式发展，所以客观前提只需给出一次便可得出客观的结论。与之相反，同一个原因可能作用于完全不同的人身上，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可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行为，即使两者同样合情合理。但事实上，原因并非完全相同，因为人不同，时刻也不同。这就是我们不能像处理几何学那样，以抽象的方式从外部来解决它们，也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自己在生活中面临的其他问题。我们不应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太深。我们仅仅是在寻找自己的意识赋予“存在”一词的确切含义，而且我们发现，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存在就是改变，改变就是成熟，成熟就是不断地自我创造。那么广泛的存在也能如此解释吗？

任意一个实体都会展现出与我们所看到的正好相反的特性。不管是它保持不变还是成了其他形式，如果它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了改变，我们的思想都会认为这种改变仅仅是变换了各部所在的位置。如果这些部分将要发生改变，我们就应该将其挨个分开。我们应该深入到组成碎片的分子中去，然后深入到组成分子的原子中去，再深入到组成原子的微小粒子中去，一直到“无法估量”的程度，在这个等级上，这种微小粒子可能只是一种旋涡。简言之，我们应尽量扩张分析的边界，但不能触及不变的事物。

现在，我们认为组合而成的物品的改变是通过其各部的移位所产生的。但在某个部件离开其原来的位置之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其回到该位置。通过某种状态的一系列元素总是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就算它们没法自己做到这点，也会有某种外力来将其摆回原来的位置。这就是说群体里的任何状态都能在想要的时候发生重复，因此该群体的时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没有了历史。

同样也没有事物在其中被创造出来，不管是形式还是实体。群落可能有的状态已经在其本身性质中表现了出来，“本质”包括与其相关的万物的所有特征。超人工智能在宇宙系统中的任何时刻、地点都能进行计算。且因为其各部的排列外形都一样，所以该系统未来的外形在理论上可以依照现有的结构进行预见。

我们对物体的看法，我们对科学所孤立的系统的操作，都归因于时间不对其产生影响的理念。我们在以前已经对此有过涉猎，现在应该回到对它的研究中去。现在，我们指出科学赋予一种实体物体或者一个孤立系统的抽象时间t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同时发生的事件中或者更为广义上的某些对应事物中，不论对应事物之间的间隔属性是怎样的，这些事物的数量都会保持不变。在处理非生命事物的时候我们不会在意这些间隔，只在计算新人对应物的时候才会将其纳入考虑，且对这些对应物之间的间隔我们同样不做考虑。常识包含了分离的事物，同样，科学包括了独立的系统，只在间隔结束时，而并非间隔之中被纳入考虑范畴。因此时间的流动不会永远加速下去，实体事物或独立系统的整个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一次性展开，不需要改变科学方程式或常识语言。数字t能够一直代表同一事物，能够一直作为各事物或各系统时间线上的各点——也就是“时间点”——之间的记数。

即便是在物质世界中，延续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对独立系统的推理可能暗示着它们的历史、过去、现在和将来像雨伞一样在瞬间就被撑开，但事实上，其历史是逐渐自我揭示的，仿佛它和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是一样的。如果我想混合一杯糖和水，不管愿不愿意，我都要等待糖溶化。这个小小的事实包含着巨大的意义。在此案例中，我等待的时间并不是整个物质世界中的数学时间，这就像历史瞬间就展开了一样。它与我的不耐烦相吻合，也就是说，拥有我的一部分时间，而对于这些时间我无法任意拉长或压短。它不再是“想象”，而是某种“存在”。它不再是一种相对，而是一种绝对。除了一杯水、一些糖、糖溶于水之外，它只能表示抽象的概念以及被我的感官和理解过程所切割的整个事物，这些能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吗？

理所当然的，科学孤立和关闭某个系统的行为并非完全人为。如果它没有物质基础，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在某些案例中能被清晰地展现出来，而在其他案例中却不能的原因。我们应看到物质有组成“可孤立”系统的倾向，可将其当成几何学来处理。但这只是倾向。物质不会终结，孤立也永远无法完成。科学走到了尽头而孤立也完成了，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研究中。必须了解的是所谓的孤立系统始终受制于某些外部影响。科学只会对微不足道或现在用不上的东西进行孤立。其实这些影响就是各种各样的连接线，将各个系统连接得异常紧密，而且对于包括前两种的第三种情况，以及对于这种被最为客观地孤立开来并且最为独立的系统而言，太阳系是完整的。但即便如此，孤立也并非绝对。即使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也能吸收到来自太阳的热量和光亮。而且从另一方面讲，太阳在某种固定的方向上移动，并将行星及行星的卫星固定在一定距离上。毫无疑问，太阳和宇宙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微弱的。尽管如此，从我们所在世界的最小粒子到整个宇宙中都存在着这种联系。

宇宙包罗万象。我们对时间的本质研究得越多就越应该理解到时间意味创造、形式的创造、绝对新鲜的持续细化。由科学所划分的系统都和宇宙的其他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宇宙自身有两种相对的运动——“下降”和“上升”——我们将在以后对其进行阐释。“下降”只对现存的事物有作用。原则上来讲，这个过程几乎是在瞬间就会完成，就像放开压缩的弹簧一样。但上升运动是对成熟或创造的内在过程的反映，从根本上讲，会首先强化自身的韵律，是其无法分割的部分。

因此，时间，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生命，没有理由不归因于被科学孤立的系统上，因为这些系统也是整个宇宙中的一部分。但它们必须被重新进行统一，对于被我们的认知所切割的事物更是如此。我们在某种物体中观察到的轮廓给予其特性，只是我们对于宇宙中某个点给出的某种“影响”的设计：在观察物体的表面和边缘时，最终行动计划被送回我们的眼睛里，就像镜子一样。压制这种行为，通过感知在现实世界的纠葛中将其勾勒出来，从而这些处在主要方向上的有机物和有机物中的个体又被重新吸收回了普遍的相互作用中。这种相互作用毫无疑问地就是现实其本身。

现在，我们已经大体上考虑过了实体物品。那么有没有不在此范围内的特权物体？我们看到的物体，从根本上讲，都是我们感官切割后的成果，然后，剪刀又以某种方式沿着行为可能出现的标记线进行裁剪。但是，发出行动物体、在其最终行动尚未明确之前就进行设计的物体、只将其感觉器官指向真实事物流动以把这种流动固定成型从而创造出其他所有物体的的物体——简而言之就是活着的物体——这种物体和其他的东西一样吗？

同样，它毫无疑问地包含着与其他延展相关联的延展比例，是整个宇宙的终极构成，受限于同样的掌控任何事物的物理和化学法则。但是，即便存在于独立物体中的物体分支与我们的感知相关，物质点关闭系统的建立与我们的科学相关，而活着的物体已被自然分离和关闭。它包含着互相完善又互不相同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功能独特但又互相关联。它是一个个体，而不是任何其他物体，甚至不可能是水晶，因为水晶的各部都相同，且其功能也相同。即便在安排有序的世界里也很难确定何为个体。在动物世界中，难度已经很大了，因此在植物世界中，这个难度就变得更加不可逾越了。而且，造成这种难度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稍后再对其进行阐述。我们应看到，个体分为很多等级，即使在人类社会中，这一点也尚未得到完全理解。但有理由认为它是生命的一种特征。以几何学家的方法行事的生物学家准备得太充足，从而利用不了我们无法对个体给出明确和整体定义的优势。只有完整的现实才拥有完美的定义；现在，关键属性从未被完全理解，尽管人们一直在试图理解它；它们是一些和趋势完全不同的状态。那么，这又是如何在总是暗示着敌对倾向的互相作用的生命中发生的？具体而言，虽然有序世界中到处都是个性化的倾向，但个性化却无处不在地对抗着再现的趋势。因为个性总是趋于完美，所以有机物中脱离的部分就无法独立存在。且后续的再现也成为不可能。新兴的有机物与一块脱离的老旧碎片的结合又会是什么呢？在此，个性拥抱着它的敌人。在时间中延续自己的这种急迫的需求使得它无法在空间上达到完整。生物学家必须对每个特例采纳相关的双重趋势，除非他能给出符合所有案例的个性定义。

但人们对生命中的事物的臆测与对天然物质条件的臆测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对于个性的讨论中所展现出来的混乱是最为明显的。我们知道蚯蚓的每节残肢都能长出头，成为新生的个体；水蛭的碎块也可以变成小水蛭；海胆卵的碎片也会变成全新的胚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会被问到，卵的个体是什么，是水蛭，还是虫子？——但，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个体存在，所以这并不能证明在紧挨着的上一个时刻中完全没有任何的个体存在。毫无疑问，当几个抽屉从五斗柜中掉出以后，我就不能再认为这些物品是一个整体了。但事实是，此时五斗柜中的这些东西与之前并没有什么区别，且如果现在它是由几个不同部分组成的，那么它在最初制造成型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从大体上来讲，凌乱的物体，也就是那些我们需要将其组织起来才能使用的物体，被我们用自己的时尚思维进行塑造的东西受到下面这条简单法则的制约：当下包含的东西并不比过去多，在“果”中发现的东西在“因”里已经存在。但要考虑到有机物的特性就是其不间断的成长和变化，最为浅显的观察证明，在最初的时候只有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多，这是事实。单细胞有机物的繁殖是这样的——活体分为两半，每一半都是完整的个体。是的，在更为复杂的动物中，自然赋予了几乎完全独立的性细胞创造崭新个体的能力。但此能力中的某些方面对有机物的其他部分则是毫无危害的，繁殖的事实也证明，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在某些特例中，整体可能自我存在于一种潜在的条件下，一有机会就会自己显示出来。说到个性，我有理由认为实际上有机物也可以拥有分为能够独立生存的碎片的能力。前提是其能够在分裂前就展示出某种系统化了的部分，而同样的系统化也会相继发生在这些部分中。这就是我们在有机世界中看到的一切。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个体永远不能完美，而且要分辨什么是个体，什么不是个体通常都是很难的，有些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生命却表现出了对个体的追逐，就像在努力建造被自然孤立和关闭的系统一样。

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将一种生物从我们所有的感知或我们的科学人为隔离或关闭的所有事物中区分出来。因此将其比作物体就是错误的了。我们应寄希望于在无机世界中找到对应物，这并非针对某种确定的物质物体，而是应该针对与有生命的有机物相比较的整个物质世界。这种对比没有多大价值，因为生命体是可以被观察到的，而整个宇宙却是由思想建造或重建起来的。但至少我们的注意力会因此回到组织的基本特征上。就像宇宙是一个整体，就像意识生物是互相隔离的，有机物的一生都是一种持久的物体。它的过去作为一个整体被延长至它的当下，而且它的行动也受到这个机制的严格制约。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穿过了独特又明确，还会改变自身年龄的象限——简而言之，就是拥有历史的象限？如果细想自己的身体我就会发现，与意识一样，它会一点一点地从婴儿时期成长到老年；就像我自己一样，会慢慢变老。确实，成熟和老迈，正确地说，只是针对我的身体而言的；将同样的词汇用来指代自己意识的改变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现在，如果我从生物链的顶端往下走——从最特殊的到最普通的，从人类的多细胞有机物到纤毛虫的单细胞有机物——我会发现，即使是在单细胞中，也有着同样的老化过程。纤毛虫在分裂了一定次数之后就会死亡，尽管在通过集合而复兴成为必要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环境而将这个时刻推迟是可能的，但是它也不能被无限期地推迟。实际上，在有机物被完全个体化的两个极端案例之间，同样能找到很多其他个体没被那么鲜明地个体化，以及尽管毫无疑问在某处存在着老化的现象，但人们还是无法准确说出究竟是什么在老化。还是那句话，世界上还没有能精确和自动应用于每个生命体的生物法则，有的只是生命进化出物种的大致方向。每个特定的物种，因其创造基础不同，从而拥有自己的独立性、反复性，会或多或少偏离主线、有时甚至重新爬上陡坡好像要返祖一样。说一棵树永远不会变老，是因为它枝丫的尖端总是能产生孕育新生命的新芽。但在这样的一个有机物内——有些东西会老化，至少叶子和树干的内侧是这样的。而且每个细胞，单独进行考虑的话，都在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化。凡是有生物的地方，总会在其某处留下时间的烙印。

有人会说，这只是一种比喻手法——但实际上，这是每一种用于测定一个有效活动的时间和现实本身的比喻手法机制中最基本的一层。直接经验不会告诉我们，我们意识的最基本就是记忆，也就是说，将过去延长至现在，或一言以蔽之，“绵延”，都是始终作用和不可逆转的。原因无法向我们证明，我们离切割出的物体以及被常识和科学孤立的系统越远，对其挖掘得越深，我们和不断在内部最深处改变的现实的关系就越紧密，就像过去记忆的重叠使得再次回到过去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一样。大脑本能的机制比推理和直接经验都要强大得多。我们最初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所拥有的形而上学，以及已被人类在所有生物中占据的特殊地位所解释的现在——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阐述——拥有着自我修复的需求、已经成型的解释、不可缩减的主张：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共同否认了具体绵延的存在。改变必须被简化为各部分的排列和重新排列；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必须成为与我们的无知相关的表象；回溯的不可能性必须成为人类独有的无法将物体放回原处的不足之处。于是老化就只是逐渐获得或丢失某些物质，也有可能同时丢失和获得。对于生物来讲，时间就是现实，就像沙钟一样，在其上部变空的时候，其下部就被装满，在你倒转沙钟之前，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

生物学家确实无法赞同在出生之日和死亡之日获得和失去东西。有些人坚持认为从细胞产生直至死亡的时期内，它的原生质数量会不断增长。根据关于存在于有机物再生“内部环境”中的营养物质数量的减少，以及体内聚集的剩余物质数量的增加，此理论变得越发可能和正确了，最终会“在其表层形成硬壳”。但是我们一定要——与杰出的细菌学家一起——对没有顾及噬菌作用而产生的不充分老化做出解释？我们觉得自己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两个理论都认可某种事物的持续性累积或损失，即使它们的得与失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之处，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解释的框架已经事先演绎过了。在继续研究的时候对这一点我们应该越来越清楚：在考虑时间的时候要逃离沙钟的影像不是那么容易的。

老化的原因一定隐藏得很深。我们坚持认为在胚胎进化和完整有机物之间有不可切断的延续性。促进生命长大、发展和老化的动力与让其通过胚胎生命象限的是一样的。胚胎的发展是形式上永久的变化。任何想要观察其后续方面的人都会迷失在无限之中，就像在和延续性交手一样。生命只不过是这种产前进化的延伸。这个观点的证据就是我们经常无法说明自己是在面对有机物的老化还是胚胎的继续进化；同样，类似的例子还有昆虫和甲壳动物的幼虫。从另一方面来讲，在诸如人体的有机物中，在青春期和绝经期中，个体会经历完全转变，这与发生在幼虫或胚胎生命上的变化非常类似——尽管它们只是我们老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尽管它们会在生命的某个特定时期内发生，而且发生时期较短，没有人能够保证仅仅因为到达了某个特定的年龄，这种事情就会像在120岁时才生效的法令一样突然发生。很明显，类似青春期的改变是从出生之时，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在酝酿了的，而且至少在某些地方，导致其变化的老化也包含了这个逐渐准备的过程。简单来讲，老化的关键就是不知不觉中慢慢发生的外形改变。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改变是与器官衰竭现象相联系的：而对于老化的机械解释只会也只能限定在这个范围内。注意硬化的过程，这是一种残留物质的逐渐累积，是细胞原生质的肥大增生。但在这些明显现象之下存在着深层的原因。生命的进化就像胚胎一样，意味着绵延的不断记录，现在对过去的保有，因此，至少会出现有机记忆。

无序体的当下状态完全取决于上一时刻发生的事情；被科学定义和孤立的系统，其物质点的位置同样是由紧挨着的上一时刻中同一些点的位置所决定的。换句话说，限制无序事物的规则在原则上是可以通过那些微分等式进行表达的，时间（数学家就其意义而给出的词汇）扮演的角色独立而多变。生命的定律也是如此吗？活体的状态能在上一刻的状态中找到完整的解释吗？是的，如果用演绎的方式将此活体比作其他物体，并从辩论的角度出发，用化学、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人造系统对其进行定义的话，是这样的。但在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中，此理论拥有一种完美定义的含义：它表明了当前的某些特定方面——对科学而言非常重要的——被记作上一时刻的功能。在生命的国度里并不存在此类事物。此处的计算充其量只涉及了某些有机毁灭的现象。相反，进化中的有机创造现象形成了生命，我们不能对其进行数学上的定义。这种缺失是由我们的无知一手造成的。但它同样很好地表明，活体的当前时刻并不能在紧挨着的前一时刻中找到自己的解释，有机物的所有过去都存在于那个时刻中，这是一种传承——实际上它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这两种假说中的第二种——而非第一种——确实描述的是生物学的当前状态，以及它的发展方向。至于认为生物体和我们的太阳系一样都由某种超人类计算器做着数学运算的思想，已经在逐渐从形而上学中脱离出来，其比伽利略的物理发现有更为精确的外形，但正如我们所展示的那样，所有的一切都是人脑自然的形而上学行为。其表面上的清晰是我们颇有耐心的欲望所想证明的，而我们的欲望已强烈到很多伟大的思想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它——简而言之，所有作用于我们思想的诱惑都应激起我们的警觉。它对我们造成的吸引力足以证明它满足了一种先天性倾向。但正如我们在后文中会看到的，现在生命在进化中形成的智力的先天倾向并没有向我们揭示生命的含义——它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任何识别人造和自然系统之间、死亡和生存之间差距的尝试都是与此种倾向背道而驰的。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其与想象有序事物拥有绵延和无序事物没有绵延一样困难。当我们说某个人造系统的状态完全取决于其上一时刻的状态时，听起来难道不像是我们对其加入了时间概念，从而使得该系统拥有了真实的绵延吗？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整个过去都参与到了某一活体当下的建造中，有机记忆难道不是在当下之前的那个时刻将其纳入，从而使得上一时刻就变成了当前时刻的唯一成因？——这样说就忽视了伴随着真实系统发展的具体时间和进入我们人造系统预测的抽象时间之间的根本区别。人造系统的状态取决于前一时刻中的状态这一说法是什么意思？在某一时刻之前并不存在紧挨着的前一时刻；根本不存在能互相接触的数学点。“前一时刻”实际上只是与当下连在一起的间隔ds。因此，你想说的就是系统的当前状态是由拥有不同系数——如ds/dt, dv/dt——的方程式定义的，实际上指的是当前的速率和加速度。因此你真正想说的就是当下——实际上是考虑到其趋势的当下。系统科学所处理的实际上是始终保持更新的即刻当下中的问题；这样的系统从未在连接过去和现在的真实、具体的绵延里出现过。在数学家计算处于时间t尽头的系统未来状态时，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假设宇宙从此刻消失，直至突然重现。只有第t个时刻才是有效的——而且也只有第t个时刻才会成为一瞬间。在间隔中流动的东西——也就是说，真正的时间——是无效的，且不能被纳入计算中。如果这位数学家声称将自己放入了间隔中，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他正在把自己放在某个点、某个时刻上，也就是在某个时间t’的极端上；他并未将直至t’的间隔算入在内。如果他通过考虑微分的dt将间隔分成了非常小的很多部分，那么他也就是在表达自己同样会考虑加速度和速率——也就是能够表示倾向和让他在给定时刻对系统进行计算的数字。但他一直所说的是给定时刻——统计时刻——并非流动时间。简单地说，这位数学家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死亡和重生的世界——这也是笛卡尔在谈论延续创造的时候所想到的世界。但在如此构想的时间内，生命基础的进化是如何进行的呢？进化是当下对过去的真实保存，就像一条连字符一样，是连接的一环。从另外的角度说，了解某个活体或自然系统是去理解绵延的间隔，而人造系统或数学系统只适用于时间的末端。

改变的延续，在当下保存过去，真实的绵延——生物似乎在有意识地分享着这些属性。我们能否更进一步，说生命就像有意识的活动一样是发明、是不断的创造呢？

我们还不打算在进化论的证据这里停下。我们只希望用一两个词来解释我们为何会在当前的成果中接受它，将其作为对已知事实足够确切的表述。进化论的观点早已存在于有序生物的自然类别中的微生物中。博物学家实际上是将彼此相似的有机物分为大组，然后将大组分成依然有着很高相似度的小组：通过此法，特征看起来就类似于对更小组别进行细分的大致依据。在分别扮演创造者和消耗者角色的动物和植物世界中，我们找到的关联也基本如此：在从祖先传承下来的通常情况下由其后代所持有的画布上，每个人都会留下自己独有的刺绣。确实，后代和祖先的区别很小，人们可能也会问，同样的生命物质是否拥有足够的可塑性，能够反过来变成类似鱼类、爬行类和鸟类等不同的外型。但对于这个问题，观察给出了一个不容置辩的答案：在其发展的某个时期，鸟的胚胎与爬行动物的胚胎没什么区别，在胚胎期间，它们的个体会发展出一系列的形变，根据进化论，这种形变和从一个物种变为另一个物种的情况相比是非常明显的。由雌性和雄性结合产生的单细胞会通过分裂完成这道工序。每天，在我们的眼前，生命的最高形式都在非常基本的形式上跳跃。经验表明，通过进化，最简单的生物都能产生出最复杂的后代。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尽管证据不足，但古生物学仍然要我们相信它；不管物种传承的顺序是从何而来的，这个顺序都是从观察胚胎发育和会让人思考的对比解剖学中得到的，而且每个新的古生物考古发现都会给进化论带来全新的证明。这样仅从观察得来的证据永远得不到强化，而在另一方面，实验也在一个个地排除异议。比如，弗里斯最近的实验展示了重要变体能突然产生并有规律地遗传下去，这一实验解决了理论上一些最大的难题。它们极大地缩短了生物进化所需要的时间。它们同样使我们对古生物学的态度变得不那么苛刻。所以进化论者的假说似乎越来越接近事实了。虽然不能精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在没有明确理论或实验结果的时候仍然有继续增长的可能，因为即便直接证据不足，但看似正确的证据依然存在：进化论所拥有的可能性也是如此。

但我们要承认的是，进化论有可能是错的。假设通过推理或实验，我们证实了物种确实是通过一种非连贯过程出现的，但这种过程现在已经不再为人所知。这个对我们影响极大的理论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吗？从大体上而言，分类可能还会存在；胚胎发育的确切数据可能仍然存在；相对胚胎发育和相对解剖学的对应也可能存在。因此生物学就能够也可能会继续在活体之间建立起与今天进化论相同的关系和相似性。这可能是，也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伦理关系，而不再是实体联系了。但在古生物学确切数据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是要承认，我们所发现的理想关系表现出来的是各种表象的连续性而不是同步性。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基本原理，不再需要更多的证据了。它包含了建立理想伦理关系的所有，且不管各种形式间的逻辑从属关系存在何处，在物种间同样会存在按时间顺序的继承关系，在此种关系中，这些形式得到了具体化。在任何情况下，两种争论都各持己见。从而，进化论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可以相信的，无论怎样，在创造性理论中，不同的物种是彼此相互促成的，这与进化论中的物种是自己从土地中生成的理念完全相同；或者，在这能够自我生成的自然所固有的生命组织中，逻辑和顺序之间纯形式上的交流关系，正是在进化论中所说的生物之间的真实交流关系；或，最终，在某种未知生命起因里，它们就好像互相促成一样发展着自己的作用。进化的顺序能因此而被颠倒，从可见变成不可见。几乎所有进化论在今日告诉我们的都能被保存下来，以另一种方式进行阐释。那么，像几乎所有科学家那样生硬地照搬进化论的字面意思不是更好吗？是什么延伸了描绘出实相的进化理论，又是什么延伸了象征这些的它，除了这两个问题，就再没有什么与它想要取代的教条——甚至关于特殊造物的理论——不相容；通常它们都是相对立的。因此我们认为进化论的语言在所有基本原理上都在对其本身进行着压迫，就像科学对进化论的武断肯定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停止将广义生命称为抽象概念，或者作为一个描述所有生命的标题。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在宇宙中的某个点上，一条可见的流体冉冉升起。这条生命之流贯穿了自己一个接一个创造出来的个体，一代一代地传递着，对各物种进行了分割，在不流失任何力量的情况下分配到每个个体身上，极大地加强了自己前进的动势。在威斯曼的“胚胎延续性”理论看来，生产的有机物的性元素直接从其本质中传入该有机体产生的性元素中。在此极端模式下，理论看似无可辩驳，因为只在一些特例中才存在着受精卵分裂之时的性腺表征。但存有性元素的细胞内并非普遍地在胚胎初期就能表现出来，这样说依然正确：它们一直都是由那些未经过任何特殊功能型变异的胚胎组织构成的，而且这些细胞都是由未经改变的原生质生成的。换句话说，受精卵的基因力量越弱，它就越有机会在胚胎组织上散布开来。虽然通过此种方式它会被稀释，但是它却将集中于在某个特殊的点上创造全新的自己，它的卵子或精子就能得到发展。因此，我们就能说，尽管种质无法继续，但是至少还有基因能量的延续，这种能量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扩张，有足够的时间向胚胎注入脉冲，从而在新的性元素中得到尽快的回馈，这一切都是在等待中进行的。这样来看，生命就像一条以成熟有机物为媒介的流转于基因之间的河流。就好像这个有机物自身就是赘生物，这是在前基因中努力、在新基因中延续自己的努力之下产生的一种芽体。其本质是无限期追求的延续过程，这是一种不可见的过程，所有的可见有机物都在其存在的短时间内基于它而存在。

我们越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生命的延续性上，我们越能发现有机进化就像意识进化一样，都是过去对抗当下，产生出不可与前者相比较的意识新形式。某种植物或动物物种的外观是由一些因素决定的，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这只能表明如果我们能在事后知晓原因的细节，我们就能够用其来解释这些物种的外观是什么样子的；预测外形是决不可能的[一系列生物的不可逆转性已经由鲍德温进行了极佳的阐释［《发展与进化》（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纽约，1902年；327页］。]。我们也许能说在知道其他所有创造此种生物的细节和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预知外形到底是怎样的。但这些条件同时也存在于形成这种生物的过程，是这种生物存在的一部分，对它历史的那个阶段——其中，生命发现自己正处于创造形式的那一刻——来说它们是很独特的：我们如何能预知某个独一无二、从未发生过也不会再发生的现象？在未来，只有那些类似于过去或能像过去的其他元素那样被重新制造的事物可以被我们预见。诸如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中的案例与此类似，所有的这些案例都包含系统的一部分，这些系统由不变的元素组成，在其中，唯一改变的东西就是位置的改变，不存在假设事物会自动回到原来位置的谬论。同样的现象或至少同样的元素现象会进行重复。但是，一种将其自身的某些初始性注入到其元素之中——即注入到看见它的那部分视野之中——的初始状态，要怎样才能被描绘成它尚未产生出来之前的样子[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很久，并且尝试着在《论意识的即刻材料》[（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140-153页]中对其进行阐释]？能断定的是，一旦产生，分析力即将刻画出的元素就能为其做出解释。那么，新物种诞生的真相也就是新个体诞生的真相，更笼统地说，也就是任何时刻任何生存形式的真相。因为形成了新物种，这些变体肯定具有某种重要性和共性，所以它无时无刻从不间断地发生在所有的生物身上。很明显，即便我们现在所知的“突变”只在孵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成熟的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但它还是会在数代的时间内保持不变。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说生命就像意识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创造[在他的著作《艺术天赋》（Genius in Art，Le Génie dans l’art）中，M．希尔创造出了这个双重理论，即艺术是自然的延续而生命是创造。我们应该主动接受第二个公式，但对于创造，我们必须如作者一样将其理解为元素的“合成”吗？预先就存在，而合成则是实质上既定的，在此种情况下只会出现一种可能的排序。这种超人类智能的排序能在周围所有可能的事物中进行预测。相反，我们则坚持认为，在生命的领域中，各个元素没有真正和独立的存在。它们都是个体过程的多重心理感官。因此整个过程充满了紧急性，在先前和事后之间存在着不可比较性——简而言之，绵延。]。

但是，是我们的智力在对抗此种形式的绝对原始性和不可预知性。我们智力的根本功能是由生命的进化所赋予的，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灯塔，让我们做好应对时事的准备，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都会在给定情况下预见一切会随之而来的未来。因此，智力本能地选择了一个不管是否已知的既定环境；它可能会根据“同类相生”的原则来寻找答案。常识只在这种情况下才拥有预测未来的能力，科学将这种能力提升到了最高等级的精确度，但并未改变其根本特征。像普通的知识一样，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科学只关注重复的方面。尽管完全是原生的，但科学总会将它分解成元素或特征，这些元素和特征近乎于对过去的翻版。科学只对会自我重复的事物起效——也就是那些由假说从真实时间中抽离的东西。任何在历史连续时间内具有不可简化性和不可逆转性的事物都不在科学的范畴之内。要获得这种不可简化性和不可逆转性的概念，我们必须打破科学习惯，不再依赖对思想的基本需求，必须对自己的大脑狠一点，与智力的自然属性对抗。但这都只是哲学的功能。

因此，生命在我们眼前以一种不可预知的连续创造形式进化着：此理念一直都坚持形式、不可预知性和连续性都只是表象——我们自身无知的外向反映。我们知道，呈现给感官的连续性历史会断裂，变成一系列连续的状态。“根据分析，给予你原始状态感受的东西会变成各种元素般的事实，它们都是已知事实的重现。被你称为不可预见形式的东西只是一种旧元素的新排列。在它们的整体中确定出这种排列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其旧原因在一个新秩序中的重现。生物形式是元素以及元素成因的总和与造成的结果，关于元素和元素成因的知识能让我们对这种生物形式进行预测。在我们将现象的生物特性解析为物理化学因素的时候，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就能跳过物理和化学的框架；我们的世界观会从整体细致到分子级，从分子级细致到原子级，从原子级细致到微小粒子；在天文学上，我们最终一定会触到能被当做太阳系对待的事物。否认它就是否认科学机械论的基本原理，你也就擅自断言了生命物质并不是由组成其他物质的元素组成。”——我们回复道，我们并不会质疑非生命物质和有序物质的基本定义。唯一的问题就是被我们称为生物的自然系统是否一定会被科学从内在物质中分割出来的人造系统吸收同化，或者它们是否一定不能与代表整个宇宙的自然系统进行比较。我非常同意生命是一种机制的说法。但它是整个宇宙中被人为地孤立开来的部分机制，还是真正的整个机制呢？我们认为，真正的整个机制可能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延续性。确切地说，我们在其中分割出来的系统可能根本不会成为部分，它们更可能变成整体的局部缩影。在这些缩影首尾相连的情况下，你甚至不可能找得到整体的重建开端，你只能够通过给同一个物体洗印一千张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来复制这个物品本身。你试图缩减的生命和物理化学现象也是如此。分析会毫无疑问地将有机创造过程解析为不断增长的物理化学现象，而化学家和物理学家都会理所当然地一门心思着手于此。但这并不代表化学和物理会赋予我们打开生命之门的钥匙。

曲线中极短的一部分会接近于直线，越短就越接近。在到达一定极限之后，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愿，把它看成曲线的一部分，或者直线的一部分，因为这一段曲线上的点都和其切线相重合。同样，在任何一个点上，“生命力”就是物理和化学力量的切线，但事实上，这些点只是一个意识投放出来的想法，是不同时刻停留在意识里的弧线上的形象。在现实中，生命是由物理化学元素构成的，而不是直线。

从大体上而言，科学中最为积极的进程就是将完整结果变为全新的整体体系。当代和古代的几何学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其中的后者是绝对统计，针对的都是数字，而前者研究的是一个功能的变化——即，用于表述数字的不间断运动。更为严格地说，确实应将所有运动的考虑都从数学过程中排除，但是把运动导入数字的创造绝对不是现代数学的由来。我们认为如果生物学永远无法像数学那样接近自己的对象，那么对于有序体的物理学和化学来说，它就可能变成已被当代数学证实了的，与古代几何学相关的东西。从物理学和化学中得知的质量与分子的整体表面错位，通过与内在生命运动（这种运动是转化而非移动）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在空间中运动的客体的所处位置。就我们可预见的而言，我们应该从某种重要行为的定义转向物理化学事实的系统，这些事实代表从功能至衍生功能，从曲线公式（即，产生曲线的不间断运动定律）到会给出及时方向的夹角公式。这样的科学可能是一种变形机制，我们的翻译机制也可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一种简化、一个纯数量平面上的投影。正如功能的无限拥有同样的差异，这些功能因一种恒量而彼此不同，所以，对适当生命行为的物理、化学元素的整合可能只会确定出这种行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无法确定。但这样的融合只能出现在梦境里，我们却并不能假装我们的梦境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得到实现。我们只是试着通过进行某种可能的比较，来展现我们的理论和纯机制有哪些共同之处，而它们又是在何处分离的。

然而，无序体的生存模拟情况良好。不仅化学能进行有机合成，我们也能成功地、人为地再现有机物指定特征的外貌，比如间接细胞分裂和原生质回收。细胞的原生质会影响其所在环境中的很多运动，换言之，间接细胞分裂是一些非常复杂的运转的产物，其中的一些运作包含了细胞核，而其他的细胞则包含了细胞质。它们后来通过中心体的复制而开始运作，这种中心体指的是细胞核旁边的一个小球体。两个中心体就这样分裂开来，吸引、撕裂并复制原来保存细胞核的薄膜边缘，然后它们再互相融合形成两个新鲜的细胞核，这样，两个新的细胞才能开始建造，但首先进行的是细胞核的分裂。现在，在它们广阔的阵线和它们的外部表象上，这些作业中的一些已经被成功地复制了。如果家里用的糖或盐碎成了粉末，加入几滴老油混合后放一滴在显微镜下观察，你就能看到类似于原生质结构的气泡状泡沫，从某种理论上来讲，在这种结构中所发生的运动和原生质的循环运动显然非常相似[比奇利，《关于泡沫和原生质的围观调查》，莱比锡，1892年，第一部分]。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气泡吸入空气，那么它就会形成一种锥形吸引力，像细胞核分裂时的中心体一样[鲁姆布勒，《间接细胞和细胞核分裂力学解释》，［鲁氏档案馆（Roux’s Archiv）, 1896年］。]。即便是单细胞有机物的外部运动——比如变形虫在某种速率下——有些时候都能找到机械的解释。变形虫在一滴水中的位移相当于一粒尘土在干燥的房间里飞行时所作的位移。它一直都在吸收周围水中的可溶性物质，并从体内排出某种其他物质进入水中，这些不间断的交换就像两条由多孔隔膜分开的动脉一样，能够在微小的有机物中产生一种不断变化的旋涡。就像变形虫能够暂时性伸长或长出伪足，以从周围介质中吸食物质[贝特霍尔德，《原生质力学研究》（Studien über Protoplasma Mechanik），莱比锡，1886年，102页，比照莱·丹特克的解释，《生命新理论》（Théorie Nouvelle de la Vie），巴黎，1896年，60页]。我们也许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解释更加复杂的运动，比如纤毛虫颤动的纤毛可能只是一些僵硬的伪足。

但是科学家们还尚未就此类解释和计划得出一致的结果。化学家们指出即便是在有机物中——暂且不用走得太远涉及无机体——科学迄今除了浪费生命活动的产品外没有任何建树，那些异常活跃的塑料物质硬生生地与合成作对。我们这个年代最为著名的一位博物学家坚持认为在活体组织中观察到了两种不同现象的相异性，进化（anagenesis）和退化（katagenesis）。进化能量的作用是通过同化有机物质将低等级能量的水平提升至它们的高度。它们建造了身体的组织。从另一方面来看，生命的实际机能（当然要除去同化、生长和繁殖）就是退化顺序的实际机能，展示能量降低而非提升。物理化学只能处理退化顺序的事实依据——这也就是说，简而言之，它们只能处理死去的，而对活着的无效[科普，《有机进化的主要因素》（The Primary Factores of Organic Evolution），芝加哥，1896年，475-484页]。另一种事实看起来理所当然地公然藐视物理化学的分析，即使在它们并不处在进化这个词汇所表现的范畴之内的时候也是如此。鉴于原生质的外在表象可以进行人为复制，那么，在这个针对原生质物理框架的问题尚未出现时，是不是应该把一个真正的理论重要性赋予其上呢？我们距离自然合成原生质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最终，对于变形虫移动的物理化学解释看起来似乎并不能被那些近距离观察过这些初级有机物的人们所接受，更不用说纤毛虫的行为了。即使是在最微小的生命形式中他们同样能够观察到有效的心理活动的痕迹[莫帕，“滴虫纤虫研究”（Etude des infusoires cilies）（《动物学实验档案》（Arch. De zoologie experimentale），1883年，47页、491页、518页、549页）。P. 维尼翁，《对上皮细胞的一般细胞研究》（Recherches de cytologie generale sur les épithéliums），巴黎，1902年，655页。是对纤毛虫运动的杰出研究，同时也是对詹宁斯最近提出的向性（tropism）理论透彻的批评［《献给对低等有机物的行为研究》（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Behavior of Lower Organisms），华盛顿，1904年］。这些低等有机物的“行为类型”，正如詹宁斯所定义的那样（237—252页），毫无疑问按照的是心理上的顺序。]。但最具教育意义的，是趋向通过物理和化学去解释万物的做法与其说因深谙组织学现象而被强化，不如说它反受到了阻碍。历史学家E. B. 威尔森针对细胞发展所做的著作给出了同样的结论：“对细胞的研究从整体上似乎拓宽了而非缩小了分裂最低生命形式和无机世界之间的鸿沟。”[E. B. 威尔森，《发展和遗传中的细胞》（The Cell in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纽约，1897年，330页]

总之，那些只考虑活体功能活动的人更容易相信物理学和化学会给我们带来打开生物进化大门的钥匙[达斯特，《生与死》（La Vie et la mort），43页]。他们实际上只是对在活体中不断“重复”的现象进行了观察，就像对化学反应瓶中那样。这从某种方面能够解释心理学上的机械趋势。反之，那些把注意力集中在活体组织每分钟的建造、它们的起源和进化上的历史学家、胚胎学家以及博物学家上，对驳回本身而不仅仅是其内容更感兴趣。他们发现这种驳回通过一种独特的系列行为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形式，同时也真正形成了历史。因此，组织学家、胚胎学家和博物学家们以及心理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相信生命活动中的物理化学特征。

事实上，不管这两种理论中的哪一种，不管是否承认用化学方式创造一种基本有机物的可能性，都不能证实实验的权威性。它们都无法被证实，前者是因为科学并未对活体物质的化学合成有任何的涉猎，后者则是因为没有找到从实验上证明一个事实的不可能性的方法。但是我们已经提出了理论上的原因，这阻止了我们将活体生物这个被自然关闭的系统比喻为我们的科学孤立的系统。我们认为，这些原因在诸如变形虫的初级有机物的案例中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它们基本上没有进化。但它们与我们所认为的通过一个规律周期进行变形的复杂有机物相比，获得的东西更多。绵延用其痕迹对生物的标注越多，这个有机物与单纯的机制差距也就越大，因为绵延只在这种机制上轻轻划过，并未将其穿透。展示在应用于整个生命进化——从最微小的开端至最高的形式——的时候最具有力量，因为这种进化通过支撑它的动态物质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形成一个单独的个体历史。这样看来，进化论学家的假说与生命的机制之间并没有看起来应有的密切关联。当然，我们并不会用此种机制理念来修饰某种数学的和最终的驳议。但是我们从真实时间的考虑中得出，也就是在我们看来唯一有可能的驳议便是：越是严格和具有说服力，进化论学家的假说就越为诚恳。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处理得当。但让我们先来清晰地展示一下我们所领导的生命概念。

我们认为，机械解释对我们思想从整体中人为剥离出来的系统有好处。但就它自身整体以及包括在这整体之中，似乎是随它出现的系统而言，我们不能承认一个由机械解释的先天的存在，因为如此时间将变得毫无用处，甚至不真实。机械解释的根本，实际上就是将未来和过去看做当下可计算的功能，从而证明所有的东西都已存在。在这种假说中，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会对能够用作计算的超人类智能有一瞬间的开放。实际上，相信机械解释具有完美客观性和广义性的科学家们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实践着这种假说。拉普雷斯对其的评述最为确切：“在某个给定时刻中，智能能够知道自然运动的所有原力以及组成自然的这些存在各自所处的境况——在假设所称智能足够广泛，能够将这些数据用于分析的情况下——能够接受最具有最广大体积的宇宙和最微小外形的原子的运动公式：对它而言，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未来就像过去一样终会展现在它的眼前。[拉普雷斯，《概率理论分析》（Introduction à la théorie analytique des probabilities）（《未发表的完整作品》（Euvres completes），卷7，巴黎，1886年，6页）]”而杜波伊斯-雷蒙也说过：“我们可以想象自然知识到达了一个点，在此，世界的整个过程都能通过一个单一的数学公式，通过一个同步微分公式的巨大系统表达出来，通过这种演算，世上任何时刻原子的位置、方向和运动都能被推测出来。[杜波伊斯-雷蒙，《超越自然》（über die Grenzen des Naturerkennens），莱比锡，1892年]”赫胥黎以一种更为具体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理念：“如果对于进化的根本推测是真实的，即，不管是对于活着的生物还是其他没有生命的东西，根据具体的定律，整个世界都是组成原始宇宙的微粒所拥有的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同样确切的是，现存世界有可能是潜藏于宇宙蒸汽之中，一个足够的智能可以利用这些蒸汽特性的知识来进行预测，说出1869年出版的《大英动物志》（the Fauna of Great Britain）上的内容，全然就像人们可以准确说出在寒冬中呼出的水汽将有怎样的结局一样。”在这样的理论中，时间仍然是如此：说出这个词语的人其实并没有在思考这个事物。因为此处的时间是效力的剥夺，如果它并没有做出某种行为，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放射机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其中实相的整体性已被全盘假设，同时，其中存在的事物的表象绵延仅仅只能显示出一个无法即刻全知的脆弱意识。但时间因为我们的意识而与此拥有巨大的差距，这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历中的那些最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猜测时间是一种我们无法对抗的流体。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同时，正如我们所感觉的那样，也是我们所居住世界的非常重要的根本。在我们眼前展现通用数学令人眼花缭乱的前景是毫无用处的，我们不能牺牲经历来迎合某个系统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驳斥放射机械论的原因。

但出于同样的原因，激进目的论（radical finalism）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接受的。我们能在莱布尼茨的著作中找到目的论原则的例子，其极端的例子展示的是事物和生物只能感受到预先安排好的程序。但如果在没有预测的可能性，宇宙中不存在任何创造的情况下，时间就又会变成无用的东西。在机械假说中，它同样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给定的。这样被理解的目的论又被转化成了机械论。它从同一个假设中涌现出来，唯一的不同在于，在我们的有限智能沿着连续事物——它们的连续性被弱化到了虚有其表——而展开的运动中，它在我们之前抓住了那道光芒，并宣称要用它来指引我们，而非将其抛于身后。它用过去的脉动替换了未来的吸引力。但尽管如此，后续事物仍然只是一种表象，运动其本身也是如此。在莱布尼茨的理论中，时间变成了相对于人类立场而言更为混乱的理念，那是一种像冉冉升起的迷雾一样会消失的理念，因为思想处在所有事物的中心。

然而，目的论并不像机械论是一种拥有固定框架的理论。它拥有着我们所希望的一切拐点。机械哲学要么被采纳，要么被遗弃：如果最小的灰尘偏离了机械学所预见的道路，它就应该表现出最轻微的自发性特征。而另一方面，最终起因的理论将永不会遭到反驳。如果其中的一个表象被排除，那么它就会采用另一个表象。它的原则从根本上来讲是出于心理学的，也是非常具有弹性的。它的延展性极强，同时也具有超级的全面性，所以只要有人对纯机械论产生了驳斥，这个人也就接受了它其中的某些东西。我们应在此书中提出的理论将因此不可避免地对目的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延伸。出于这种原因，搞清楚我们究竟要从中获得什么以，及避免其中的什么东西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必须要讲的是，通过将其破碎为一系列的碎片来削弱莱布尼茨的目的论对我们而言似乎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但这却是终局论理论的倾向。人们已经完全意识到如果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制订某种计划，那么我们就不能凭借经验来对其进行阐释，而且，即使有序世界本身是这样的，要和谐地证明所有的东西也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事实能够很好地证明与之相反的事情。自然将生物创造为彼此不一致的东西。它无处不在地向人们展示着无序和有序、倒退和前进。但是，尽管终局论不能被事物整体或是生命整体所证明，目的论者也会问，它是不是同样适用于被分别对待的有机物？有机物中的各部分间有没有一种完美的劳力分配以及是否非常团结，在无限的复杂性中是否有完美的秩序？所有的生物都因此意识到潜藏在其根本中的计划了吗？——从根本而言，这种理论包含在将终局论的最初理论破碎为小块中。它并不接受反而嘲笑“外部”终局论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生物互相作为参照在有序的环境中生存着：假设青草是牛吃的，羊羔是狼吃的——所有的理论和尝试都认为这完全是胡搅蛮缠。但我们却得知，存在着一种“内部”终局论：所有的生物都是为自己而造，其所有的部件都是在为整体服务的，并且由此而进行了智能的排序。长久以来被奉为经典的终局论理论就是这样的。目的论已经缩小到一次决不采纳超过一种生物的地步了。通过让自己变得更小，它可能认为这样能够减少打击面的面积。

但事实上，它对其却敞开了大门。终局论跟我们的理论一样的激进，也是一种外部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考虑到最为复杂和最为和谐的有机物，我们所知的所有元素都在谋求对整体的最大利益。这非常好，但我们却不能忘记，所有的这些元素可能自己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有机物，出于这种有机物的存在服从于更大个体的生命的前提，我们才能承认外部的终局论。总是出于内部的目的论理论因此也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理论。有机物是由组织构成的，而所有的组织都是自我活动的。组成组织的细胞同样拥有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严格地来讲，如果个体中所有元素与个体的从属关系非常完整，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它们并非有机物，个体拥有有机物的名字，只对内部终局论产生反应。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元素完全能够进行真正的自我运作。更不必说吞噬细胞了，它们独立到了向养育它们的有机物发动攻击，再加上跟随体细胞发展生命的生发细胞，再生的事实就非常足够了：虽然其普通体积和功能受到限制，但仍然可能有一个元素或一组元素会突然表明其自身会偶尔进行复制传播；甚至在某些案例中，它们还能够被视为与整体相等的物体。

在生命理论中存在着绊脚石。我们不能像最开始的时候那样用问题自身来回答问题的方法来接近它们：“生命原则”实际上可能并不具有解释意义，但它至少是一种与我们的无知相关联的标签，同样也会偶尔提醒我们，而机械论却将我们引入忽略这种无知的歧途。但是生命哲学的位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自然中既没有纯粹的内部终局论，也没有完全独一无二的个性。组成个体的有序元素自身拥有某种个性，而如果个体倾向于拥有自己的法则的话，那么其中的每个个体都会拥有自身独有的生命法则。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个体本身并非足够独立，和其他的东西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不足以被隔离开来，因为我们允许其拥有自己的“生命原则”。一个有机物，如更高级的脊椎动物，是所有有机物中最具独立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它只是其母体所产生的一颗卵子以及其父体身体产生的精子的发展，而这颗卵子（比如受精卵）就是两个供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因为它含有其二者的基本物质，那么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每个个体有机物，即便是产自人类身上的，都只是其父母双方相结合之后产生的牙胚。那么，个体的生命原则又是从何产生和结束的呢？渐渐地，我们会越退越远，直到个体最遥远的祖先那里：我们应会发现它与其他的所有都休戚相关，与那些可能出于生命基因树最根部的原生质浆液中极小的一部分有关联。从某种程度的延伸上来讲，拥有此种原始祖先的个体也与所有从祖先处以各个方向流传下来的东西有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个体都能被认为通过隐形的联系与生物的总体保持着统一。试着将终局论限定为生物的个性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在生命的世界中存在着终局论，那么它就在单个不可见的联系中包括了生命的整体。这种对所有生物都很平淡的生命毫无疑问地代表了很多断裂和不连贯性，而且同样，它也并非是某种数学意义上的不能让任何一种生物个体化至某种程度的“个体”。我们要么彻底否定终局论，要么假设协调并不仅仅存在于一个有机物和它自身之间，同时还存在于每一个生物和其他生物的整体共性间。

终局论不会轻易退出。生命内在的终局论假说要被整个摒弃，则必须经历非常不同于粉碎的对待。

激进目的论的错误与激进机械论的错误是相同的，在于将原本属于我们智能的某种理念的运用延伸得太远。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思考的目的是为了行动。我们的智能已经被塑造成行动的模式了。推测是奢侈品，而行动则是必需品。现在，为了行动，我们从假设一个结尾开始。我们制订计划，然后进行机械论细节的设计，这会让计划拥有可执行性。后一个步骤可能只会在我们知道自己所估计的事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试着从自然中分离出相似性，通过它我们才能预测未来。这样不管是在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时候，我们都一定要利用好随机法则。更有甚者，我们头脑中定义的有效随机性的理念越为锋利，它就越会采取机械随机性的外表。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在描述更为严格的必要性的时候也就更为数学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要跟随自己的意志就能成为数学家的原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自然数学只不过是我们意识之下的无意识框架而已，是一种将造成相同效果的相同原因联系起来的本能习惯；而这种习惯的目的通常都是引导由诸如意图之类的东西所产生的行动，引导行动与仿制某种模版的观点相结合。我们生来就是艺术家，同样也是几何学家，而且实际上我们能成为几何学家只是因为我们是艺术家。由此可见，人类智能，因为它本就是为了人类行为而生，所以它的运转是由意图和计算在同一时刻引领，通过尝试引导出结论，并思考出越来越几何化的机能。不管自然是被设想为一台依赖数学法则运行的庞大机器，还是计划的觉醒，这两种观点都只是两种头脑倾向的完成，这些倾向是互补的，它们也都在同一种生命必需品中拥有它们的起源。

出于此种原因，激进目的论在很多方面与激进机械论非常接近。这两种理论都不愿意从宏观上观察事物，甚至不愿意观察生命的发展这种无法被预知的创造形式。在考虑现实的时候，机械论只会着眼于相似性或重复性。因此，它就受这种定律的束缚，即在自然中只有相似的东西能产生相似的东西。机械论中的几何学得到的重视越大，那么机械论本身就越不会承认所有已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甚至只是单纯的形式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是几何学家，所以我们会反驳不可预见的东西。我们可能会接受它，这毫无疑问，而我们同时还是艺术家，艺术存在于创造的基础上并且暗示着对自然自发性的潜在信仰。但无私的艺术是奢望，就像纯粹的猜测一样。在成为艺术家之前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是工匠，虽然很低级，但所有的生产都具有相似性和重复性，就像作为自然支点的几何学一样。生产作用于模版，模版被用于复制。在被发明的同时，它也在运转着，或者通过一种对已知元素的新的排列方法来想象自己正在运转。其原则为“我们必须用相似的东西来创造相似的东西”。简而言之，终局论原则的严格执行，就像对机械随机性理论的严格执行那样，产生了“所有的东西都是已经给定”的结论。两个原则都在用自己的语言指代同一种东西，因为它们都对同样的需求有反应。

这也就是它们为什么在废除时间方面有一致性。真实的时间是对事物产生影响的时间，它会在这些事物上留下自己的牙印。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及时发生，那么所有的东西都会在内部发生变化，于是同样的确切事实就永不会再现了。重复因此也变成了一种相对的可能性：被重复的东西是我们的某种感官，特别是我们的智能，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智能的直接导向，只能在重复中进行活动，而从现实中分离出来的某个方面。这样，将注意力集中到重复的事物上，将会把相同的东西焊接到一起，智能会从时间的视野中消失。它并不类似流体，会将自己所碰到的所有东西固化。我们并不考虑真实时间。但我们却住在里面，因为生命要传递智能。我们对自身以及万物在纯粹绵延中进化的感觉就在其中，在智能观念的周围形成一圈淡入到黑暗之中、可被称为模糊流苏的东西。机械论和目的论只在针对中心闪亮的明亮细胞核的时候有共同之处。它们忘记了这种细胞核是通过压缩形成的，而且整体、流体以及压缩之后的物体必须有用以抓住生命的内在运动。

实际上，如果这种边缘确实存在的话，就算其既纤弱又模糊，与其所包裹的明亮细胞核相比，它也应该对哲学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让我们能够确认细胞核是一个核体的东西正是其外表，所以纯粹的智能就是一种通过压缩之后对更为广泛的力量进行的收缩。并且，正是因为这种模糊的直觉在引导我们对于事物的行为上没有任何的帮助，而行动只发生在现实的表面上，所以我们能够假设其并非只在表面上作用，而在表面以下也是如此。

只要我们走出激进机械论和激进目的论钳制我们思想的范围，现实就好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新事物发生器一样，当下产生的速度并不比其成为过去的速度快。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它落到了智能目光的下面，智能的双眼永远都不会向后转动。这就是我们内部生命的真实写照。我们在所有行动中都能轻易地发现在某些时候可能被称为机械结果的起因。同样它还可能被描述为所有的行为都是意图的意识。从这方面来看，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机械论简直无处不在，终局论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能对且只对我们个人产生影响，那么它就不能被预见，即便它的起因能够在其完成的时候对其进行解释。而虽然它是对意图的一种实现，但作为一种当下的全新实相，它不同于意图本身，永不针对何物，但却可对过去进行重启或重新排列。因此，这里的机械论和目的论变成了我们前行轨迹的外部表象。它们会延展自己的智能。但是，我们的前行会滑入它们二者之间并且延伸得更远一些。还是那句话，这并不意味着自由行动是变化无常的、不合理的行为。根据随想而行动就是在两个或更多个已经准备好的选项之间以已经针对其中某个选项设定好的长度做机械摆动。这并非是内部状态的成熟，也不是真正的进化，它只是——不管这个断言看起来有多么荒唐——将意志屈服与模仿智能的机械论。进化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就是决不模仿智能的意志，它会保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是说，进化——渐渐地成熟为能将智能在不达到其目标的情况下能够分解为智能元素。自由行为与这种理念不相称，而且它的“合理性”必须通过这种不对称性得到定义，这种不对称性承认了其像我们所愿意的那样在自己内部存在着足够多的智能。我们自己的进化之路也是如此，同样，毫无疑问地，生命的进化也是如此。

我们的推理实在太过放肆，总是认为自己通过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征服后得到的、先天被赋予的和后天学习到的权利拥有真相知识中的所有基本元素。即便是在自己承认对看到的事物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它都仍然相信自己的无知仅仅存在于不知道自己由来已久的范畴中的哪一种适用于这个新的物体。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哪个准备着随时打开的抽屉里？我们应该把它塞到哪件已经做好的衣服里？而“这个”和“那个”还有“其他东西”都总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某种东西。对于一个新物体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新的观念或某种新的思考方法的这种思想深深地让我们觉得厌恶。然而，哲学的历史一直存在，它向我们展示各个系统的外部争斗、令人满意地将现实套入我们早已形成的观念中已经做好的衣服里的不可能性和测量的必要性。但是，与走向如此这般的极端相比，我们的推理更喜欢一劳永逸地用一种骄傲的谦逊来宣布，它只需要应付相对关系，同时绝对性并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这种初步的宣言使其能够毫无顾虑地套用其习惯的思考方法，并由此对万物下定结论，哪怕它所掌握的信息根本触及不到这样的结论。柏拉图创立了这个理论——通过找到的理念来认知真实的结构，这意味着要在我们的安排下把它强行推入一个既存的框架，就好像我们悄悄地学到了宇宙的知识一样。但是这种信仰对人类智能而言却是很自然的，总是处在一种决定之前向其靠近的东西应该分在哪种新物种的状态中。我们还能这样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天生的柏拉图学者。

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生命理论中无处不在。如果，在大体上朝向脊椎动物，具体说来就是人类和智能发展的方向里，生命不得不通过很多与这个特定组织模式不相容的元素的方法，像现在我们这样放弃和托管它们，进入另一条进化的线路，那么我们再次找到并重新加入到智能阵营里以抓住生命活动的真正本质就是这些元素的全部。我们可能也应该通过环绕我们独特——也就是智能——代表的模糊本能的边缘来帮助它们。如果进化原则并未缩小到我们组织的形式这个等级上，而是在其周围停顿下来，那么什么才是这种无用的边缘所不需要的？相应地，我们必须找到能够扩张我们思想智能形式的线索；从那里我们才能获得提升自己所需的动力。要形成整个生命的概念，不是简单地把那些在进化道路上被生命本身弃于我们身后的单个概念糅合起来。部分是如何等同于整体、容器的内容、其操作本身生命运作的副产品的？然而，这就是我们在把生命进化定义为一条“从同一性到多样性的通道”时所看见的假象。同样，通过把智能碎片挨个拼接摆放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观念都会带来这样的错觉。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进化时机成熟的其中一个点上——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一个，但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们也不会带走所有找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所持有的智能只不过是众多观念中的一两个而已，它们通过理念来表达自己；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声称代表了整体的部分，我所指的进化运动，在这种运动中，这个“整体”只是当前的状态！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所需的整体智能并不太多——要不它就不够了。我们有必要在其中增加我们在所有其他进化终端中发现的东西。这些众多的不同元素必须被视作相互完善的众多精华，至少在它们最为微小的形式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进化运动真实属性的暗示；即便如此我们都应该完全将其抓住，因为我们仍然应该只注意进化后成为结果的东西，而并不是进化其本身，结果就存在于这种运动中。

我们发展出来的生命哲学也是如此。它同时传承机械论和目的论，但是，就像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和第二个理论相比它更接近第一个。停留在这个点上，并且更加确切地展示这个生命的哲学与目的论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多少区别，这些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正如激进目的论一样，尽管形式更模糊，但是我们的哲学还是将有序世界描述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但这种和谐却远不如其所声称的那么完美。它之所以如此不和谐就是因为各个物种，甚至是每个个体都只保留了某种来自普遍生命冲动和使用这种能量造福其自身倾向的动力。这里面还包含了适应性。物种和个体都只为自己着想——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其与其他生命物种产生冲突。因此，和谐并不实际存在，而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中。我的意思是，原始的动力是一种普遍的动力，我们将生命之流提升得越高，互补的多样趋势就越多。因为，街角的风就被分成了很多股相同的气流。和谐或“互补”，能在质量、倾向中而不是在状态中被揭示出来。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这是目的论最为误解的一点），和谐是处在我们之后的而非之前。这应归咎于冲动的一种特征而非普遍的志向。在人类的世界观里，要给生命设定一个终结点是不可能的。说到结束也就是想到一个已经存在并被领悟到的模型。因此，这一点基于假设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给定，以及未来能在过去被读到。我们相信，生命就像我们的智力一样完全靠自己行动，去上班，而我们的智能只是一种无法运动的碎片化生命观，很自然地站在时间之外考虑问题。相反，生命在时间中前进，也在时间中持续。当然，一旦踏上道路，我们就能从上方对其进行观察、标记它的方向、用心理学词汇来对它进行记载，并且以已经到达其尽头的预期来说话。这样我们才会谈论到自己。但是，在这些我们即将踏足的道路上，人类的思想可能会一言不发，因为这条道路自被创建起就与其上的旅行行为相同步，它不是什么别的，而是行为本身的方向。那么，每时每刻进化都必须允许心理上翻译的存在，这在我们看来是最好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除了回顾之外既没有价值，也没有重要性。永远不要将目的论的解释作为对未来的预判。这是一种在现在的灯光下观察过去的模式。简而言之，终局论的经典理念立即就变得太多和太少了，同样也太宽和太窄了。在通过智能解释生命的时候，它对生命的意义限制得太多：智能，在其进程中已经被进化所改造，至少我们自己发现的结果是这样的；它是从某种更大的东西上切割下来的，或者说，它是同时具备前沿和深奥现实的唯一投影。更为全面的事实是真正的目的论应该在一种观点中重建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被树立起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仅仅是因为它已经超过了智能的界限——联结相同事物感知，以及创造重复性的天赋——这种事实毫无疑问地具有创造性，也就是说具有效果的丰满度——进行自我扩张和提升的能力。这种效果因此也并未被赋予在它之中，同样它也不能将其作为终点，尽管一旦开始，它们允许某种激进的解释，就像复制模型的人造事物所做的一样。简而言之，最终原因的理论在将自己限定在把一些智能归咎于自然局限内的时候前进得并不够远，而在当其在支持以理论的形式存在的未来、存在于当下的时候却走得太远。而第二个理论扩张得太过头，是缺点太多的第一个理论的外向产物。在定义何是智能的时候一定要用更加全面的事实进行取代，智能是其中唯一能被保存的东西。这样未来就会像是对当下的延伸了：因此，它并没有以一种被代表的断电形式出现在当下。而且，一旦被意识到，它就能解释当下，当下也能对其做出解释，甚至还会出现更多的内容；它必须尽量被视作终点，甚至是结果。我们的智能有权利从其习惯的角度来抽象地考虑未来。

事实可能是，这些原因远远超过了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生命论中的目的论已经避开了所有确切的验证。

要是我们能在其中一个方向上超过它呢？事实上，在这里，在提出必要的题外话之后，我们回到那个自己将其视为基本点的问题上：机械论的先天性不足能通过事实来加以证实吗？如果这个假说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坦诚地接纳进化论学家的假说。我们现在必须表明如果机械论不足以对进化进行阐释，那么证明此种先天性不足的方法就不是停留在终局论的经典理论之上了，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仍然要放开对其进行限制或缩减以走得更远。

让我们来表明我们这个假说的原理。我们认为生命从其最初的开端起，就一直是对同一个相同原动力的延续，它被分到了进化过程中的各条互有所异的线路中。通过一系列的添加，有些东西成长了，有些东西发展了，期间的创造有许许多多。这个发展的历程带来了各种趋向的分离，这些趋向必须变得互不相容，才能越过某一特定的点向前发展。严格地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认为生命的进化可能是在一个以千万年为单位的时间段里，发生在经历了一系列各式各样形式变化的个体上。或者，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个体，而是任何可能数量的个体，以一种单线性的方式互相传承。在这两种情况下，进化可能，可以这么说，都只拥有一个维度。但是进化实际上却发生在那些完全不同的线路中数以百万计的个体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一个辐射出新道路的交叉口终结，然后无限地延续下去。如果我们的假说得到了证实，如果着力于这些不同道路的根本原因与心理学上的本质有关，那么就算它们的功效大相径庭，它们也必须保有某种共同点，就像那些分离很久的校友保有同样的关于兄弟情谊的记忆一样。道路可能会分叉，或者道边的小路会开放着，分离的元素可能会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在这条小路上进化，然而，凭借整体的原始动力，各部分的运动才得以继续。因此，整体中的某种东西一定存在于这些部分之中，而这种普遍元素在某些方式下，对我们而言会变得明显起来，也许是通过同一器官在不同有机物中的存在。举个例子，假设机械论的解释是正确的：进化必须通过互相垒叠的一系列事件而发生，每个新事件都是通过是否对前面有利的事件的整体都有利选择而得到保存，当前生物的形式都是通过这个选择得以呈现的。通过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系列加入到对方之中，那么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进化方能够达成的共同结果的相似性有多高？偶然的外部影响或内部变化是不是能带来同样的结构——尤其是当这种结构在二者进行分离的时刻没有显露任何表象的前提下——两条进化路线的分歧越大，可能性就越小。但是此二种产品的相似之处，从另一方面来看，可能在被放在我们所提出的假说中的时候更为自然一些：即便是在离我们最近的通道里也可能存在着从源头处得来的脉动。纯粹机械论是可驳倒的，而终局论，在我们能够理解它的特殊感官中，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进行阐释的，前提是能够证明生命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进化路线上产生同样的结构；证明的力量对于各条被选中的进化路线之间的不同与在它们中间所发现的相同结构的完整性而言，都可能是成比例的。

我们可以认为，结构的相似性是由生命进化的大条件的相同程度所决定的，尽管瞬间就会发生变化的外部影响和偶然发生的内部变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但是这些永恒的外在条件可能在构建各种结构的力量上强加了同样的方向。当然，我们并非对适应性在今天科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熟视无睹。生物学家当然不会对其进行相同方向的研究和使用。有些人认为外部条件能够造成有机物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一种明确的方向，通过在活体物质中引起的物理化学变化而进行改变，比如艾默的假说就是如此。而其他的人则对达尔文的理论精神更加虔诚，他们认为条件的影响只是“间接地”、通过促进剂、在生存的挣扎中产生效力。这些物种的代表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已经适应了环境。换句话说就是，有些人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致以“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因素实际上“创造了”相异性，同时，另一些人则对这些条件带来的影响报以“消极”的态度，并且认为它们带来的是对相异性的终结。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外部条件都被认为是在为各种环境下的有机物带去了某种确切的调整。所以我们必须在进一步接触细节之前，立刻从广义上指出为什么对“适应性”进行解释对我们而言远远不够。

让我们首先声明，在刚才描述的两种假说中，后者是唯一不具有歧义的一个。达尔文理论中，关于自动消灭不适应的物种而达到适应的理论是一个简单而又清楚的理论。但是，就是因为它对控制进化的外部条件报以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很难证实此种进程——或者说是诸如我们即将检验的这种复杂结构——的直线发展。在两条完全不同的进化大道上，两个极为复杂的有机物其结构相似的难度有多大！一个偶然的变化就能表明众多微小物理和化学因素的作用。对偶然变化的累计，这可能对产生一个复杂结构非常必要，因此需要接近于无限的微小原因并行发生。为什么这些完全偶然的原因会以同样的顺序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点上进行同样的重复？没有人会在这个案例中坚持上面的观点，而且达尔文的理论其本身就很可能并不认为从不同的原因中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可能也并不认为不同的道路能够通往同一个地点。但是不要让修辞手法把自己迷惑了。到达的地点并不能表现出通往此地的道路的特征，同样，一个有机结构只是进化不得不经历的众多微小差异的集合而已。面对生存和自然选择而做出的挣扎，对我们在解决此类问题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我们在此并不关心那些灭亡的事物，我们不得不只对生存下来的事物进行研究。现在，我们知道了完全相同的结构是通过一个对各种效力进行逐渐累积的过程，而在独立的进化路线上塑造的。发生在偶然顺序中的偶然因素是如何被假定为会不断造成相同结果的，而这些原因又是无限地多，这种效力又是无限而复杂的。

机械论的原理为“同样的原因造成同样的效果”。当然，这个原理并不总是意味着同样的效果必须由同样的原因造成，但它却又确实存在于某些原因在产生效果的同时又是其组成元素中仍然能被观察到的特定案例里。两个从不同点出发且随机漫步的人最终总会碰面的说法并不正确。但是，若在这个说法中加入下面一点又是不可能的：漫游的过程中他们沿着两条完全相同又互相重合的曲线行走。路线越是复杂，非必然性就会越大，而且如果他们的路线拥有数不尽的曲折的话，那么这种非必然性就会最终变为不可能性。那么，路线中曲折的复杂性，与一个在其之中有着数以千计不同有机细胞的有机物的复杂性相比，前者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明确顺序排列着的呢？

那么，让我们转向另一个假说，再看看它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假说认为，适应性并不仅仅是不适应事物的消逝。因为外部条件具有积极影响，所以有机物才能按照其本身的形式进行塑造。这个时候，不同效果之间的相同点就能被不同原因之间的相同点解释。很明显，我们应该坚持纯粹机械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点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解释仅仅是一种字面上的解释，我们又再次成为了被文字愚弄的对象，而且这种理论会将“适应性”这个词汇同时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官。

如果我轮流地将水和红酒倒入同一个玻璃杯，那这两种液体就会变成一个形式，而这种形式将取决于此二者占据容器的比例。在这里，适应性才确实地代表着机械调整。这是因为那种物质将其自身变成的形式是已经存在的，而它也将自己的形式强加到其中的物质之上。但是，在一个有机物对它不得不存在于其中的周围环境的适应性里，那个等待物质进入其中的预先存在的形式又在哪里？周边环境不是那个承托生命的模具，而生命也并未采纳其形式：这实际上是一种修辞方法给出的歧义。生命必须为自己创造一种形式，但却没有任何一种形式适合有助于生命的环境。它必须最大化地利用周边环境，消除它们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并且利用好环境中存在的各种有益事物——简而言之，也就是通过建立起一种与外部环境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机器来对外部条件进行回应。此类适应并非“复制”而是“回应”——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完全同意被理解透彻的适应性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的进化过程能带来同样的结果：当然，相同的问题也和相同的解决方法。相呼应。但正如几何学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样，有必要引入一种麻木活动或至少是以同样方式行为的起因。这就又会带入终局论，而终局论在这个时候充满的拟人化元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总的来说就是，如果适应是被动的，如果它只是重复着条件在模具中所给出的特征，那么它绝不会建立起人们所希望其建立的东西；而如果这个过程是主动的，通过解决在同样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同样的问题能够做出回应，那么在一开始我们给出的方向上，它就要比我们所能走的更远——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它走得太远了。但是事实却是在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着一条秘密通道，只要有人通过采纳第二种而在目的论的“犯罪现场”被抓个现行，那么采纳第一种的人就能逃脱升天。为一般科学实践服务的都是第二种，但是第一种却是慢慢地逐渐为哲学做出证明的。在任何“特定”案例中，人们会认为适应的过程就是有机物建造一台能够将外部环境转换为最佳机会的机器时所做的努力；然后会有人从“全局上”对“适应性”进行总结，称“适应性”受到的是环境的影响，以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被动接受。

但还是让我们用例子来进行解释吧。首先在这里要进行一种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大体比较。没有人会不被这二者身上在性方面完成的平行过程所打动。不仅是在高级植物或在动物中的受精——它们都存在于这二者之中，都是两个之前在属性和结构上都完全不同的核子的融合，而在融合之后它们立刻变为了和彼此相等同的事物——还是在处于相同条件下时发生在二者身上的性元素的准备都是相同的：在根本上，都包括染色体数量的减少以及对某些特定染色物质的抛弃[P. 介朗，《对开花植物受精的现有知识》，巴黎，1904年，144-148页。比照德拉热，《遗传》（L'Hérédité），第二版，1903年，140页]。而动物和植物是在独立的路线上进行进化的，它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所遇到的障碍也不同。下面是两个明显分化的系列物。在两条线上，数以十万计的元素结合起来，共同决定了其形式上和功能上的进化。而这些存在于两个系列中的无尽的复杂原因都在同样效果的作用下得到了完善。且这种效果不能够被称为“适应”的现象：适应性体现在何处，外部环境的压力又在哪里？在有性生殖中并不存在惊人的工程公式，它们都以最为多样的方法进行了阐释，而一些非常急切的人甚至还将植物的性行为视作一种自然本来已经将其抹除的奢侈品[麦比乌斯，《论植物传播理论》，耶拿，1897年，203-206页。比照哈尔托赫，《论繁殖现象》（Sur les Phénomènes de reproduction）（《年度生物学》，1895年，707-709页）]。但我们并不希望在如此具有争议性的事实上纠缠不休。“适应”一词的歧义和超越机械随机性和拟人化终局论的必要性会从更为简单的例子中表现得更为清晰。终局论的理论一直都在感觉器官精巧的结构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从而将自然的丰功伟迹和智能的产物结合起来。现在，因为存在于低等动物身上的这些器官都在一种初步的状态下被人所了解，而且还因为自然在最为简单的有机物上的色素斑和脊椎动物身上无限复杂的眼睛之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媒介，所以同样可以说自然选择的结果会自发自觉地完善有机物。简单的说也就是，如果存在着能够合理调用适应性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也只能有这么一个。只要它与发生这种情况的环境相关，人们就有可能对这样一个例如有性繁殖的事物的功能和意义进行讨论。但是眼睛和光亮之间的关系则是非常明显的了，在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适应性”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这其中的含义。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特定的例子中展示出双方都采纳的原理的不足性，那么我们的演示就会立刻达到一般性的高等级别。

我们要考虑一下终局论一直以来都在坚持主张的例子：诸如人眼的器官结构。它们毫不费力地就能说明在这种极端复杂的结构中，所有的元素都以非常协调的方式运行着。只有在这样的顺序下视力才能运转，有一本关于《最终因》的著名作品，其作者这样说道：“巩膜在其表面上的某处一定是透明的，因为这样才能让光线穿透它……虹膜必须用精确控制的透光口的开合来做出响应……在这个透明的开口背后，必须要有折射媒介……在这个黑暗的空间的最前端一定要有一块视网膜[保罗·珍妮特，《最终因》，巴黎，1876年，83页]……一定要有无数的透明椎体与视网膜垂直，它们只允许光线先通过自己再和神经薄膜接触。”作为回应，《最终因》的主张被用于假设进化论学者的假说。所有的东西确实都非常精巧，实际上，如果有人对我们的眼睛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在这个机体中，成千上万的元素都为了一个功能而互相协作。但是回到源本来看眼睛的功能，比如在纤毛虫身上，眼睛已经弱化为一种能够感光的斑点（几乎是纯化学反应）：这个功能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完全的巧合而已，也只是有机物复杂性的冰山一角而已，这个机体对眼睛的功能进行了实际的改造。通过某些未知的机制才能直接或间接完成它，仅仅通过自己赋予该生物的优势影响让这种生物牢牢地将其抓住，从而才成为了自然选择中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眼睛的形成过程也许能被解释为功能和机体之间那近乎无限且不受机械因素打断的行为和反应的产物。

实际上，在功能和机体之间是很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就像终局理论和机械论其自身遇到过的那样。因为机体和器官是不同属性的词汇，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关系都非常紧密，所以要事先决定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无从得知到底应该像机械论那样从前者开始，还是像目的论那样从后者开始。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从对具有相同属性的二者进行比较开始，以机体与机体之间的比较而非机体与该机体所具备功能之间的比较开始的话，那么上述的讨论就应该完全地转变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一点一点地朝着答案进发就可能变得越来越似是而非，而且我们越是坚决地假设进化论学者们提出的假说就越有发生问题的可能性。

让我们将脊椎动物的眼睛和诸如普通贝类的软体动物挨个排开。我们发现在这二者中都存在着同样的基本器官，都是由类似的元素组成的。贝类的眼睛也有视网膜、虹膜和巩膜的镜面结构，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它们甚至还具备视网膜元素的某种反转能力，这种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并不存在于无脊椎动物身上。现在，软体动物的起源可能还是一个富有争论的话题，但是不管我们持有什么样的观点，所有人都同意的是，在像贝类眼睛那样的复杂眼睛出现之前很久的时候，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从它们共有的父系干细胞中分裂出来。那么，此种结构类比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这点上，我们会向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化论者解释系统——纯粹的偶然变化假说，以及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以一种完全一致的方式发生改变的假说——依次提出问题。

前者为世人所熟知，在今天被分为两种差别巨大的形式。达尔文声称所有的微小变化都是由自然选择进行的累积。他并未忽视突变的事实，但是他居然认为这些“运动”——他这样称呼它们——只是无法自我保持的庞然大物而已。他同时还认为物种的基因是“看不见的”变化的累积[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二章]。现在很多博物学家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就趋势而言，这种假说开始逐渐向其相反方向的理念投降了，认为在几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物种特征的新特征出现的同时，新的物种也就立马诞生了。后面的这种假说在贝特森的一本著名著作中已经被很多的学者所证明[巴特森，《变化研究材料》（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Variation），伦敦，1894年，特别版567页。比照斯科特，《变化和变异》（Variations and Mutations）［《美国科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1894年11月］]，它已经因为雨果·德·弗里斯那些令人震惊的实验而变得极为重要，拥有巨大的力量。这位植物学家在月见草上做实验，在一些新世代的这类植物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种。这个他从自己实验中得出的理论具有极高的价值。物种会遗传不同的稳定性和外形改变。当“易变”周期发生时，未知的各种外形就会从众多不同的方向中出现[雨果·德·弗里斯，《变异论》（Die Mutations théorie），莱比锡，1901～1903年。比照同一作者，《物种和变化》（Species and Varieties），芝加哥，1905年]——我们不应偏袒这两种假说中的任何一方，以及那些拥有不可感知的变化的事物。实际上，也许它们二者都是对错掺半。我们只是希望指出如果产生的这些变化都是偶然的，那么它们不管是大还是小，都不能解释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些结构相似性了。

让我们开始假设达尔文的不可见变化理论为正确的，并假定因为概率和不间断的累积而发生的细小区别也是正确的。一定不能忘记的是，有机物中的所有部分都必须互相协作。不管它的功能是机体的效果或是机体的成因，都完全没有影响。只有一点是确定的——机体只有在自己施展功效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才能进行选择。然而，无论视网膜结构何时发生改进，也不管它将变得如何复杂，一旦在此过程中，视觉中心——以及视觉器官本身的一些部分——没有同步发展，则可能阻碍它的进展，反而无法提升视觉能力。如果这些变化是偶然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在同一时间内，在保证整个器官能够继续有效地发挥自己功能的情况下，把所有的部分都集中起来进行升级换代？达尔文对此理解得非常透彻，这就是他为何不把变化归纳于众多不可见的原因之中[达尔文，《物种起源》，第六章]。在视觉器官的某一点上偶然发生的某种变化，如果它非常的小，将不会阻碍整个器官的运作，而这个首先发生的偶然变化在某种情况下能够“等待”互补性变化的发生，从而累积起来将视觉提升至更高等级，逐渐趋于完善。我们认为这个假说有道理，但是既然不可见的变化并不会对眼睛的功效产生影响，那么它也不会帮助眼睛发挥功效，至少在具有互补性的各种变化发生前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又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被保留下来的？不知不觉中，人们将这种微小的变化比作被有机物留给日后建造的边角料。这种假说和达尔文理论的原理毫不相符，甚至在沿着进化的主线进行发展的器官上都无法避免，比如脊椎动物的眼睛。但在我们观察脊椎动物眼睛结构和软体动物眼睛结构的相似之处的时候，这种思想又会强压在我们身上。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这些无法计算的微小变化怎么可能以同种方式发生在两条相互独立进化的路线上？还有，它们又是如何通过两个案例中所说的，在它们二者完全分开进行的时候，用同样的顺序做出的同样的选择和累积，从而得到保存的？

那么，让我们转向突变假说，看看它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假说毫无疑问地减少了某一点上的难度，但却又增强了另一点的难度。如果软体动物的眼睛和脊椎动物的眼睛都是通过相对少量的突变而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那么我就能够理解两个机体之间的相似性，是源于一些无法计算、相继发生、无穷无尽的相似性：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机会发生完全相反的事情，但在前一个案例中，奇迹的出现不需要机会，这与在第二个案例中不一样。我能理解的不仅是原本应该增加但却不知如何就被减少了的相似点的数量，还有这二者是如何被保存下来并且互相叠加的。初期的变化现在被认为对生物而言足以成为一种优势，而且它对于选择的进行的影响也是同样如此。但是这里却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比前者简单，即可见结构的所有部件是如何在突然变化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协调性，从而使眼睛继续施行自己的功能？单独一个部分的变化就足以让眼睛失去视力，除非这个变化是绝对的无限小。各个部分都必须立即发生变化，每一个都参考其他部分的变化而变化。我也认为在运气不怎么好的个体身上会发生很多的不协调变化，我也相信自然选择能够将这些东西消灭掉，我还同意只有那些能够应对挑战的组合可以被保存下来，提升视力，从而生存下来。而且，这种组合一定会产生。在这样的事情曾经确实出现过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承认它在物种的历史上得以自我复制和重复，就像每次一次性产生出新的互相固定的并发症那样，这些并发症与先前发生的并发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相同的方向上共同走向未来。尤其是，我们如何认为仅仅通过一系列“偶然事件”，这些突变就会在相同的顺序中发生相同的事情——所有的案例中的元素都有完美的和谐关系，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却是在两条互相独立的进化道路上。

在此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与查林、德拉马尔和穆叙在实验中所发现的相差无几，他们把孕期豚鼠的肝脏或肾脏破坏掉，然后这些豚鼠会将自己的残疾遗传给正在腹中的胎儿，这是因为这些母体所受到的器官损伤已经产生了某种“细胞毒素”，这种物质会在胎儿体内的相应器官上发生作用[查林、德拉马尔，《细胞遗传》（Hérédité cellulaire）（C. R. de l'Acad. des sciences，1901年，69-71页。）]。在实验中人们发现，正如这几位生理学家在自己以前进行的观察中所得到的结果那样，已经成形的胎儿才会受到这种细胞毒素的影响。但是查林所进行的另外一些研究却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同样的效果能够通过在精子和卵子上进行一种类似的过程而产生[查林，《遗传病理学》（L'Hérédité pathologique）［《科学综合杂志》（Revue généraledes sciences），1896年1月15日］。]。总而言之，就是：在布朗·赛卡尔实验中发现的对某种既有特点的遗传现象能够用一种毒素作用在基因上的效果来解释。然而，这种残疾看起来似乎作用在了正确的地方，它是通过类似于感染酒精中毒的过程而得以传播的。但是在所有成为遗传的既有特点的案例中是否都是如此呢？

实际上，在那些肯定既有特征遗传的人和那些否定这个理论的人之间存在双方都认可的一点，那就是某种特定的影响，如酒精的影响，能够在该生物和它所拥有的原生质上同时产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缺陷就会被遗传下去，就“好像”父母的肉体细胞直接作用在了原生质上，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肉体细胞和原生质都会受到相同原因造成的结果的影响。那么，就像那些坚信既有特征是可以转移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假设肉体细胞能够影响原生质。认为发生在第二个案例中的情况和发生在第一个案例中的情况是一样的，以及肉体细胞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原生质的一种普遍替代的这种假说难道不是最为自然的一种假说吗？假设情况就是如此，那么后代身上发生的改变与在其父辈身上发生过的改变是一样的，这就是一种意外，并且有某种程度上的偶然性。这就像酒精中毒症的遗传一样：它会从父亲那里被传给孩子，但在每个孩子身上可能表现出来的程度不一样，而且所有孩子的表象都和父亲有所区别。我们用字母C来代表原生质中发生的变化，C可以是阴性的，也可以是阳性的，这就是说，这个字母同时代表某种物质的得到或者丧失。可能并非基因的确切再现，在原生质当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原生质中的变化是由肉体细胞中某种特殊部分的某种特定变化而激发的，原生质在形成过程中决定了新有机物中相应部分的类似变化，除非此有机物所有的新生部分都对C具有了某种免疫力：同样的部位会在新有机物中经历改造的过程，因为该部位的发展受到新影响的作用。在此之后，该部位在生产有机物中发生的变化可能完全不同于其相对应的部位以某种方式发生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建议在“偏差”遗传性和“特征”遗传性之间引入一个分别彼此的机制。获得了新特征的个体会因此从其先前所有的形式中“偏离”出来，它所包含的基因形式或者半基因形式可能会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发生复制。如果这种改变并不包含能够改变原生质的物质的产生，也不会影响营养物质的产生从而剥夺了其包含的某种元素的原生质，那么它对这个个体的后代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通常来说，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从相反的方面来看的话，如果它拥有某种影响，那么这就极有可能是因为其引入原生质的某种化学变化。这种化学变化可能会给拥有发展基因的有机物再次带来原始的变化，但是它做其他一些事情的可能性也很大。在此后一个案例中，被创造出来的有机物极有可能会从正常类型中脱离出来，就像创造它的那个有机物一样，但是它的方式又并非类似于其母体。它将继承的是这种偏差，而非特征。因此从大体上来说，个体所形成的习性可能在自己后代的身上不会产生共鸣，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后代身上的变化可能也不会和前者具有视觉上的相似性。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个假说就是这样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缺乏反面的证据，就好比那位杰出的生物学家所做的那次决定性的实验没有成功一样[吉尔德，《传递性争论》（Controverses transjorrtnstes），巴黎，1904年，147页]，我们必须坚持实际得到的观察结果。现在，即便我们从既有特征传递性理论中最为有利的观点来看，并且假设表面上的既有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不会是某种内在特征迟缓发展，事实证明遗传转移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并非必然。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推论出类似眼睛这种结构的产生呢？当我们在考虑为数众多方向一致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纤毛虫的斑点变为软体动物的眼睛再变成脊椎动物的眼球成为可能之前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我们并未看到遗传，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样，能够决定不同之处的累积，即便是在假设个体努力能够独自产生这些变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新拉马克理论并不比其他的任何一种进化论理论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种情况下，在普通的测试中进行各种进化当前形式的尝试，表明了所有的这些形式的测试都有着同样的不可逾越的困难，但我们绝对不会将它们全部一杆子打死。相反，所有的这些当前形式都有相当大量的事实为支撑，其自身运行的方式必定是正确的。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对应进化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的方面。也许理论应该将其自身限制在某个特定的观点之中，从而保证其科学性，这也就是说，给予所有的眼睛某个特定的细节方向。但是事实却是，所有的这些理论的观点都不全面，它们必须变得全面。这个事实就是哲学中的特殊客体，这种特殊客体并不受精密科学的限制，因为它没有被想要用于任何有实践意义的应用。因此，我们能够用一两个词汇来表述此种积极的贡献，进化的三种当前形式对我们而言都好像是通往问题答案的道路，在我们看来，它们所留下的和这三种努力所做的汇合在了一处，获得了一种更为全面的——尽管因为其必要性而变得不是那么明确——关于进化过程的理论。

我们认为，新达尔文理论中所认为的变化的根本原因并非个体在其生命周期中所经历或者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是个体所承载的基因中遗传下来的各种不同之处。我们对这些生物学家的误解在于将基因中遗传的不同之处视为完全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我们会不自觉地认为，这些不同之处是一种脉动的发展，这种发展在不同个体的基因上相互传递着，它们因此也就不是纯粹的偶然性了，它们可能会在同一时刻，以同一种形式，在各个物种的所有代表身上表现出来。而且，实际上，变异理论正在此点上对达尔文理论进行极大的修正。这种变异理论认为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之后，在某个给定时刻上，整个物种都被围绕在发生变化的倾向之中。这种改变的倾向，因此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诚然，这种改变其自身可能是偶然的，因为根据徳·弗里斯的理论，变异会在不同的物种里不同的代表上以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的是这个理论是否能在其他的植物物种身上得到证实［徳·弗里斯旨在拉马克月见草（Oenothera Lamarckiania）上证实了这个理论］[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类似的事实，它们都存在于植物世界中。参见布拉林根，《物种的概念和突变理论》（La Notion d'Espece La et Théorie de la mutation）［《年度心理学》（Année psychologique），第七卷，1906年，95页］。以及德·弗里斯，《物种与变化》（Species and Varieties），655页]，之后才能得出其可能性，从这时开始，我们应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概率的作用在动物变化上的影响比在植物身上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在植物世界中，功能性对于外形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直接。即便如此，新达尔文主义者却更倾向于认为变异的周期是确定的。变异的方向因此可能也是确定的，至少在动物世界中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将其指向更深的层次。

这样一来，我们获得了跟艾默一样的假说。这个假说认为不同特征的变化以确定的方向在不同的世代之间进行着传递。艾默的假说在他所持有的限定范围之内对我们而言显得似是而非。当然，有机世界的进化不能作为整体而被预先确定下来。相反，我们认为，生命的自发性是由一脉相承的新形式的不断创造中被表现出来的。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是无法完成的，它必定要留下一些确定了的部分。一个器官，比如眼睛，必须要在朝着固定方向进行的连续性变化的过程中才能够形成。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该如何解释拥有不同发展进化历史的不同物种都存在着眼睛结构上的共同之处。在此理论中，我们与艾默的不同在于，物理和化学原因的组合足以确保这种结果会发生。相反的，我们曾经尝试过用眼睛的例子来证明，如果确实存在着“定向进化”，那么心理上的因素就能够介入。

一些新拉马克主义者确实也注意到了心理属性的存在。在我们看来，新拉马克主义中存在着一个最为坚固的立场。但是，如果这个原因只不过就是个体有意识的努力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被用于数量限制更为严格的案例中了——比如在动物世界，而非所有的植物种类中。即便是在动物之中，这也只会作用于受到意识直接或间接的引导的那些点上。即便是在发挥效力的地方，我们也不清楚它是如何在复杂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如果已有的特征能被传递给后代并不断累积的话，这就是可以想象的了；但是这种传递看起来似乎并不符合常理，是一种例外。一种发生在固定方向上，不断累积和自我扩张从而创造出一台越来越复杂的机器的遗传变化是一定和某种努力相关的，但是对于那种在更为独立的周边环境之中，比个体努力更加深层次的努力，以及那种在同一物种中绝大多数的代表身上都是常见的努力而言，它们所拥有的固有东西是存在于自己的基因中的，而非组成它们的物质之中的，因此，在此种条件下，某种努力就能被传递给下一代。

于是乎，在绕了一大圈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我们开始的那个理论，即生命原动力理论，这种原动力通过作为连接不同世代的纽带，以基因的形式代代相传。此种动力与进化路线一同前行，并在其中被分化，它是改变的根本因素，至少对于那些被有规律地传递的变化是这样的。总的来讲，当物种开始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它们在进化的道路上会逐渐凸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然而，在某些确定的点上，它们可能会进化出相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只会在普遍动力的假说被接受的时候才会这样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利用我们已经选定的例子，对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眼睛形成进行更为细致的解释原因。这样，“原动力”的理论就会变得更为清晰明了了。

在类似于眼睛的器官中有两个具有同等爆炸性的要点：其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其功能的简单性。眼睛是由各个不同的部件组成的，比如虹膜、角膜、视网膜、晶状体，等等。在所有的这些部件中，细节是无穷多的。光是视网膜一个就由三层神经元组成——多极细胞、双极细胞、视觉细胞——所有的这些都具有其特殊的个性，而且毫无疑问的都是极其复杂的有机物：实际上，视网膜薄膜的内部结构都极为复杂，它复杂得让人无法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详尽的描述。简而言之，眼睛的机制包含了无穷多的机制，所有的这一切都拥有极度的复杂性。虽然视觉只是一种简单的动作，只要眼睛张开着，视觉效果就能产生。但就是因为其动作很简单，所以在形成这种具有无穷复杂性的自然属性上有任何轻微的纰漏都会让视觉变为不可能的任务。这种器官复杂性与功能统一性之间的对比成为了我们研究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机械论是能为我们展示在外部环境下——无论是通过对组织的直接作用还是通过选择更为适合个体的间接影响下——机器逐渐被建立起来的过程的理论之一。但是，不论这种理论采取的是哪一种形式，即便它有助于对所有部件的细节进行解释，它也无法阐释清楚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

然后我们又将目光转向终局论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各个部件是在一种事先形成的、有某个特定终结点的计划的基础之上被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论就将自然的工作比作了工人的工作，工人的工作同样也是对某种理念的实体化或者对某个模具的仿制，他们在此基础上将不同的部件组合在一起以达到最终的效果。在这里，机械论用其拟人化的特征对终局论进行了正面的驳斥。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理论却并未看到自己正在根据这种方法一步步走向支离破碎！不过它倒真避开了其追求的最终结果，或说一个完美的模型。然而这个理论同时也认为自然像人类一样工作，将不同的部件组合在一起，虽然在对胚胎进行粗略观察的时候会得出生命的形成方式与之大为不同的结论。生命并不通过元素的结合和增加来延续，而是通过元素的分离和减少来延续。

但是我们必须越过机械论和终局论这两个观点，将立场置于人类大脑通过思考人类的工作所能指向的那些立场之上。但在哪些方向上我们才能超越这两种观点呢？我们曾经说过，在分析器官结构的时候，我们能对其进行无穷尽的细分，尽管其作为整体时的功能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在器官无穷的复杂性与其功能的极度简单性之间的对比是应该能打开我们眼界的道理。

总的来说，当一个方面的物体表现得极为简单，而另一方面的物体则是极度复杂的时候，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或者甚至都不存在于同一种真实性上。在这些案例中，简单性隶属于物体其本身，而无穷的复杂性则属于我们对此物体进行的全方位的观察，属于我们的感官或智能向我们自身所反映的各种符号，或者，更为笼统地说，还属于以某种不同顺序排列的各种元素，我们试图对这种东西进行人为的模仿，但是其自身又始终保持着不可比较性，拥有不同的属性。天才画家能够在画布上画出图像，我们能用各种彩色的马赛克对他的作品进行模仿，我们使用的马赛克的面积越小、数量越多、色阶越丰富，我们就能对他的画作进行越细致的模仿。拥有无数多个体积无限小，能够表现出无限复杂色阶的元素，对于与这位画家作品保持完全相同的效果必不可少的，可是这位画家将其作品视为一个简单的物品，他只希望将其作为整体表现在画布之上，而且它越是完整，作为不可分割的直观投影，对我们的冲击力就越大。现在，我们假设自己的眼睛能够透视马赛克效果是组成的作品，或者假设我们的智能无法将出现在画布上的图像解释为除马赛克拼接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我们就应该简单地表现为小方块的组合，也就处于了机械论假说的范畴之中。我们或许能够增加一些内容，除了实际的组合之外，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那位画家所使用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成为了终局论者。但我们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无法进入到真正的流程中去，因为这些方块都没有被聚拢在一起。画布上反映的就是这副图画，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当中，这副作品就在我们的眼睛前面被分解成了数以千计的小方块，经过重新构建，它们呈现出的是一种美妙的排列。所以，眼睛，和其结构上精妙的复杂性可能只是视觉的简单动作，被我们分成了各种的小格子，这些格子的排列顺序对我们而言显得极为壮观，因为我们将其整个存在视作一种组合后的结果。

如果我将自己的手臂从A点移动到B点，这个动作对我而言从两方面看来是同时进行的。从我自身的内在感受而言，它是一种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动作。而从外在来看，它形成了一条特定的曲线AB。在这条曲线中我能指定任意多的位置，而这条线其本身也可以被定义为所有的这些位置的一种特定的相互位置关系。但是，这些位置的数量是无限多的，它们相互关联的顺序是在我的手从A点移向B点的这一不可分割的过程中自动跳出来的。在这里，机械论可能就只包括看到这些位置了。终局论会将这些位置的排列顺序纳入计算范畴。但是机械论和终局论都会处在运动现实所在的一边之上。就某种意义来说，运动比位置以及位置之间的排列顺序更具有意义，因为它足以实现其不可分割的简单性，以确保后续位置的无限性以及它们被同时给出的排列顺序——还有另一种既不是排列顺序，也不是所处位置，但是却很重要的东西，机动性。但从其他意义上来讲，运动决不是位置的连续和这些位置之间相关联的顺序，因为，要将各点以一种特定的顺序进行排列，首先就需要拥有此种顺序的概念，然后再在各点上将其实现，在此过程中比如存在着组装的工序以及智能，然而，此种过程的简单运动却不包含此二者。以人类的理解看来，它并非智能，也不是组装，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由不同的元素构成的。而眼睛和之间视觉的关系也是如此。视觉功能包括的不止有眼睛的组成细胞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协调关系：从这个方面来看，不管是机械论还是终局论都无法做出足够的解释。但是，在其他的方面说来，机械论和终局论走得也太远了，因为它们让自然拥有了阿喀琉斯功绩中最为伟大的一种力量，它们认为是自然将视觉的简单行为强化成了拥有无限复杂性的元素的无限性，但是自然在制造眼睛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我在举起自己的手臂时所遇到的困难一样微不足道。自然的简单动作被它自己自动地分成了元素的无限性，而这些无限多的元素又是与一种理论处于一种协调同一的关系之中，就像我举起手臂形成了无限多个最终满足某个特定公式的点一样。

我们发现要在这种条件下看见事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会不自觉地将组合视作制造。但是组织和制造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制造是人类特有的，它是将各个互相关联的部件组装到一起的过程，我们在自己能将这些部件组装到一起并依靠它们实现某种功能的前提下将其裁剪出来。可以说，这些部件都是围绕在作为完美中心的那种功能性的周围的。因此，制造就是从边缘向中心工作的过程，或者，就像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化繁为简的过程。而在另一方面，组织却是从中心到周边的过程。它从一个几乎是理论点的点上开始，通过不断扩大的同心波环绕在这个点的周围。处理事物的数量越是庞大，制造的工作就越要高效。它通过集中和压缩来产生作用。相反地，组织的过程却带有某些爆炸性：在最开始的时候，它需要最小的可能点，即最少的物质，就好像组织的力量只是勉强进到了空间中。精子是发动胚胎生命中进化过程的要素，它是有机物中最小的细胞之一，它只是真正参与到此种作用中的精子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不同而已。我们认为，往它们下面深挖下去，能够发现更为深层次的不同之处。

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事物将制造工序其自身完整地勾画了出来。我的意思是说，制造者能够在其产品中发现所有他用来制造这个物体的原料。如果他想制造一台机器，那么他必须一个又一个地将其各个部件剪裁出来，然后再拼装到一起：这台机器在被制造出来之后能够展示出所有被使用到的原材料以及组装工序其本身。这整个结果代表了整个工序过程，在这个工序过程中的每一步骤都代表了在结果中相应的某个部分。

现在我们知道，实证科学能够也应该能进行好似制造机器一般的组织。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将组织起来的各个部件稳定在一起。因为其目的并不是向我们展示事物的本质，而是为我们提供施作用于这些物体上最好的方法。物理学和化学是非常先进的科学，而只要我们通过物理和化学的工序对其进行处理，活着的事物就能够自动上前迎合我们的需求。因此，在被组织的物体最开始被比拟为一台机器的前提下，我们就只能对组织行为进行科学上的研究。众多的细胞就像机器上的各个部件，有机物的组成以及将各个部分组合起来的基本动力都会被视作将其合为整体的动力的真实元素。这是科学的立场。而在我们的主观观点中，哲学的立场与之截然不同。

对于我们来说，组装好的机器作为一个整体，严格来讲能够代表整个组织工序，但是这部机器的各个部件并不与组织工序中的各个步骤一一对应，因为这台机器的物质性并不代表所使用方法的总和，而是代表了被避免的障碍的总和：这是一个被动而非主动的事实。所以，如同我们于前面一个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视觉有能力以一种正当手段获得无限多原本无法进入我们眼睛的事物。但是这样的一种视觉不会在发挥作用时持续存在：它可能适用于某种幻象，但是对于活生生的物体都不适合。一个活生生的物体拥有的是一种有效视觉，它受限于这种活物能够作用的物体范围之内：它是一种受到导向的视觉，视觉器官只不过是将这种导向的作用符号化了而已。因此，视觉器官的创造也不过只是通过将其解剖学元素组装起来，就像开凿运河能够被解释为不过是将一处土壤移开，用于建造河堤一样。机械论可能会认为土壤是被一车接一车地运走的，终局论在此基础上可能还会认为这些被运走的泥土并不是被随机堆放起来的，所有的这些搬运工都在遵守着某个计划。但是，这两种理论都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运河的建造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的。

在更精确的范围里，我们能够通过其本质来讲这个过程与我们举起自己的手臂这一动作进行比较。但是，我们首先要假设在举起手臂的过程中不会遇上任何的阻力。现在让我们开始想象，我们的手臂并非是在空气中移动，而是必须穿过压缩后的钢铁填充物，这种填充物会在手臂前进的道路上产生成比例的阻碍。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手臂会因为力气用尽而被迫停下来，而在这个时刻，这些填充物将以另一种特定的形式互相关联起来，这也就是说，它们会形成手掌以及一部分手臂的样子。现在，假设手掌和手臂都是隐形的。旁观者将在这物质当中，对让这些填充物进行如此排列的原因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有些人会将每个填充物的位置变化归咎于其周围填充物施展到其身上的作用：这些人被称为机械论者。其他的人会更倾向于认为其整体的计划对这些元素的移动负有责任：这些人被称为终局论者。但是实际上仅仅存在着一种不可见的行为，那就是穿过填充物的那只手：这些颗粒的无穷尽地移动，以及它们最终停止下来后形成的排列，都在以某种方式被动地表明这种不可分割的运动，它形成了一种阻力的单一形式，而并非是主动元素作用的综合。出于这种原因，如果颗粒的排列被称为一种“效果”，而手的运动被称为一种“原因”，那么我们就能够认为一个作为整体的效果能够被一个作为整体的原因所揭示，但是对于效果中和原因中的某些部分而言，它们是不对等的。用其他话来说，不管是机械论还是终局论在这里都不太恰当，我们必须倾向于某种与之不同的解释。现在，在我们提出的假说中，视觉与视觉器官之间的关系以及之后提出的手和钢铁填充物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接近了，都是引导和限制其动作的。

手的动力越大，它插入填充物的距离就越长。但是不管它在哪个点上停下来，这些填充物都会分毫不差地自动形成另一种排列顺序，它们中的每一个颗粒都能找到一种平衡、均势。对于视觉和视觉器官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这种不可分割的过程或多或少地为视觉带来了某种进步，那么视觉器官的物质性或多或少地也是由数量相当可观的相互关联的元素所组成，但是它们的排列并不是非要完整得无懈可击的。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某些部分上，因为，真正的过程会在所有的部分上都产生作用。这就是机械论以及终局论都不具备的东西，也是对诸如眼睛这种器官的精妙结构感到大惑不解的、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在我们迷惑的最底层是这样一种情况，这种协调系统中只有某个部分被我们所了解，对其完整的了解只不过是一种奢望罢了。这种奢望会立即被终局论者通过最终的结果而分配到所有的部分上，而机械论者会通过自然选择的效果一点一点地对其进行解释，但是此二者都在这种协调中看到了某种积极的东西，从而看到了其原因中某些可以被分离出来的东西——某种允许所有可能出现的东西。在现实中，这种原因，尽管或多或少的有些强烈，但它也无法避免在某些部分上产生作用，它会同时在所有部分上发挥效力。远，可能会诞生出某种属于低级器官的简单的有色斑点，要么是龙葵的那种简单眼睛，要么是稍有不同的眼蚕眼睛，或者是鸟类那惊人完美的眼睛，但是所有的这些器官，它们的复杂性都不尽相同，但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相互联系都是相当的。出于这种原因，不管两个动物物种相隔有多远，如果在二者体内朝向视觉的进化都大同小异的话，它们二者很可能就会形成同如果它在视觉的道路上越走越样的视觉器官，因为视觉器官的外形只能代表其所拥有的功能的适用程度。

但是，在讨论视觉进化的过程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会回到老旧的终局论观点上去吗？如果这种过程要求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存在着终点思维，那毫无疑问我们会如此。但是，这种情况要凭借生命的原始动力才会真正发生，在此种运动其本身中表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为什么在独立的进化路线上才能发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现在我们被问及它是为何以及如何被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回答生命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相同，它是一种作用于内部非生命物质的趋势。这种行为的方向并不是事先决定的，因此生命在进化的道路上拥有了众多形式的不可预见性。但是从某种延伸程度上来讲，这种行为总是为我们展示着偶然性的存在，它至少代表了一种选择的雏形。现在，选择包括了关于几个可能行为的预期理念。因此，一定要在动作发生前为活着的生物标示出这些行为的可能性。视觉也不过如此：[关于此课题，参见《物质与记忆》（Matière et Mémoire），第一章]物体的可视轮廓就是我们对该物体施展最终行为的设计。因此，视觉将以不同的角度，在最为多样化的动物种类身上被我们发现，而且只要它达到了同样的强度就会展示出同样的构架复杂性。

我们一直在广义上对这些结构的相似之处以及诸如眼睛之类的具体案例进行研究，因为我们必须要为自身找到关于一边是机械论，一边是终局论的定义。我们仍然需要对其本身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要做到这点，我们现在应该通过展示进化的各种互不相同的结果，不是为了表现出它们的相似之处，而是表现出它们之间互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