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犹豫不决地站在理发店外。有人在店里让理发师刮胡子。另外有些人，看上去也没什么两样，在让人理发。另外有些人靠墙坐在高背椅子上抽烟，等着轮到他们去坐上理发椅，他们有的在欣赏墙上挂的油画，有的在欣赏着长镜子里自己的影子。他，斯克里普斯，该进去吗？他毕竟口袋里有四百五十块钱哪。他可以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他又一次犹豫不决地望着。这是个诱人的光景，与人相处，在暖和的屋里，穿着白大褂的理发师用剪子熟练地咔嚓咔嚓剪得挺欢，或者把剃刀在有些正在给修面的人脸上涂的肥皂沫中打斜地刮去。他们善于使用他们的工具，这些个理发师。他依稀觉得这不是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些别的什么。他需要吃东西。再说，还有他这只鸟儿得照料。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转身背对那理发店，在这寂静冰封的北方城市的大街上大步走去。他一路走着，只见右首有些树枝朝下弯的桦树，枝上光秃秃的没留下一片叶子，一直下垂到地面，被积雪弄得沉甸甸的。雪橇的铃声传进他的耳朵。说不定是圣诞节了吧。在南方，小孩子们就会放爆竹，冲着彼此叫“圣诞礼物！圣诞礼物！”啦。他父亲是南方人。他曾在叛军中当过兵。那是早在内战时期的事。谢尔曼在向海边大进军[威廉·谢尔曼（1820—1891）为美国内战时期北军将领，1864年5月，率领三个军从佐治亚州西北部进入，9月初占领首府亚特兰大，乘胜前进，于年底攻占东南部的萨凡纳港，把南军的阵地一切为二，促使它最后崩溃。]中烧掉了他家的房子。“战争是地狱，”谢尔曼说过。“不过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奥尼尔太太，我不得不这样干啊。”他把一支火柴点着了那座有白色圆柱的古宅。

“要是奥尼尔将军在这儿，你这懦夫！”他母亲曾说，用她那蹩脚英语说，“你就绝对不敢把一支火柴点着这屋子啦。”

浓烟从这古宅袅袅升起。火势越来越大。那些白色圆柱被升起的团团浓烟所掩没。斯克里普斯紧紧抓住他母亲麻毛交织的衣裙。

谢尔曼将军爬上他的马儿，深深鞠了一躬。“奥尼尔太太，”他说，斯克里普斯的母亲后来常说他当时眼睛里噙着眼泪，即便他是个天杀的北佬也罢。此人有良心，老兄，即便他并不听从良心的支配。“奥尼尔太太，如果将军在这儿的话，我们就可以一对一地决一雌雄。照现在的情况看，夫人，既然战争就是这么回事，我就必须烧掉你这房子。”

他朝手下的一名士兵挥挥手，那人奔上前来，把一桶火油浇在火焰上。火焰冒起，一大团浓烟在那风息全无的暮色中腾地升起。

“不管怎么样，谢尔曼将军，”斯克里普斯的母亲得意洋洋地说，“这一团烟将警告南部邦联的其他忠诚儿女们你来了。”

谢尔曼鞠了一躬。“这正是我们不得不冒的风险，夫人。”他把靴刺啪地一扎马腹，骑马而去，一头白色长发在风中浮动。斯克里普斯和他母亲都再没见过他。奇怪，他这会儿竟会想起这段往事。他抬眼一望。面前有块招牌：

布朗饭馆最好试试便知

他要进去吃东西。这正是他用得着的。他要进去吃东西。这招牌上写着：

试试便知

啊，这些个规模较大的小饭馆[这种小饭馆原名为beanery，意为专卖大众食品黄豆炖猪肉的地方，实在也供应其他经济实惠的饭菜。]的主人是聪明的家伙。他们懂得怎样招揽顾客。他们不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登广告。试试便知。这样就行了。他走进去。

进了这小饭馆的门，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朝四下一望。有一只长柜台。有一只钟。有一扇门通往厨房。有两三张桌子。有一堆炸面圈，盖着只玻璃罩。有些标牌挂在墙上的有些地方，标明你可以点什么吃食。难道这就是布朗饭馆不成？

“我不知道，”斯克里普斯问一个从厨房的弹簧双扇门走出来的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儿就是布朗饭馆吗？”

“正是，先生，”女招待回答。“试试便知。”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说。他在柜台前坐下来。“我自己要来些豆子，还要些给我这鸟儿。”

他解开衬衫，把鸟儿放在柜台上。鸟儿竖起了羽毛，抖了一下身子。它试探性地啄啄那番茄酱瓶。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伸出一只手，摸摸它。“这小家伙不是挺有男子汉气概吗？”她发表意见。“顺便问问，”她问，脸上带着点儿惭色，“你刚才点了什么，先生？”

“黄豆，”斯克里普斯说，“给我的鸟儿和我本人。”

女招待一把推起通厨房的小窗上的门。斯克里普斯瞥见了一眼一间温暖的蒸气弥满的屋子，有些大壶大锅，墙上挂着好些亮光光的罐子。

“一客猪肉外加呱呱叫的东西，”女招待用干巴巴的嗓音冲着推开的小窗叫道。“给鸟儿来一客！”

“就好！”厨房里传来一声回音。

“你这鸟儿多大了？”上了年纪的女招待问。

“我不知道，”斯克里普斯说。“我还是昨晚才头一次见到它。我当时正在铁道上从曼塞罗那走来。我妻子出走了。”

“可怜的小家伙，”女招待说。她倒了点儿番茄酱在指头上，鸟儿感激地啄食。

“我妻子出走了，”斯克里普斯说。“我们当时在铁道边喝酒来着。我们惯常晚上出去，看一列列火车开过。我写短篇小说。有一篇登在《晚邮报》上，还有两篇登在《日晷》[《日晷》文学评论月刊于1880年创刊于芝加哥，1918年迁纽约，成为观点激进的刊物，1920年后成为鼓吹现代文艺流派的杰出的月刊，于1929年停刊。]上。门肯竭力想抓住我不放。我太聪明了，不屑干那号事儿。我的作品中不谈政治。政治使我头痛欲裂。”

他在说些什么呀？他在乱说一气啊。这样是绝对不行的。他必须控制住自己。

“斯各菲尔德·塞耶[斯各菲尔德·塞耶任《日晷》编辑时，曾于1925年春退掉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不可战胜的人》，所以他在这里加以戏说。]当过我的男傧相，”他说。“我是哈佛毕业生。我只求人家让我和我这鸟儿美餐一顿。别再扯国际政治啦。把柯立芝博士[柯立芝（1872—1933）于1921年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23年总统哈定突然去世，他继任为总统，1925年在大选中获胜，对内厉行不干涉工商业的政策，使国家繁荣起来，对外执行孤立主义的政策。]撵走吧。”

他神志恍惚了。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他饿得快晕过去了。这北国的风对他来说太锐利、太凛冽了。

“听着，”他说。“你能让我就来那么一点儿那种黄豆吗？我可不想催。我知道什么时候该适可而止。”

那小窗给推上去了，一大盘黄豆和一小盘黄豆，都是热气腾腾的，出现了。

“要的东西来啦，”女招待说。

斯克里普斯动手对付那一大盘黄豆。还有点儿猪肉哪。那鸟儿吃得挺欢，每咽一下总要抬一下头让豆子下肚。

“它这样做是为了这些黄豆感谢上帝，”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解释。

“这黄豆也着实好，”斯克里普斯表示同意。受到了这些黄豆的影响，他的头脑清醒起来。他关于那个亨利·门肯扯了些什么废话来着？难道门肯当真钉住了他不放？这个得对付的前景可并不美好。他口袋里有四百五十元。等这笔钱花光了，他总是能把事情了结的。要是他们逼得他太厉害，他们就会大吃一惊。他可不是个让人生擒活捉的主儿。让他们来试试看吧。

吃下了黄豆，那鸟儿睡去了。它用一条腿站着入睡，另一条腿蜷起在羽毛中。

“等它靠这条腿睡得累了，它会换一条腿儿来安睡，”女招待说。“我们家里有只老鹗，就是这么干的。”

“你的老家在哪里？”斯克里普斯问。

“在英国。在那湖泊地区[湖泊地区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有著名的温德米尔湖和全国最高的斯科费尔峰。诗人华兹华斯诞生并安葬在那里，和柯勒律治及骚塞被称为湖泊地区诗人。]。”女招待带着点儿依恋的微笑说。“华兹华斯的家乡，你知道。”

啊，这些个英国人。他们游遍了这地球表面的所有地方。他们并不满足于待在他们那个小岛上。奇怪的北欧人，念念不忘地做着他们的帝国梦。

“我并不是一直做女招待的，”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说。

“我相信你并不一直是这样。”

“当然不，”女招待继续说。“这段经历着实离奇。没准会叫你听得乏味的？”

“哪里会啊，”斯克里普斯说。“你不介意我什么时候把这段经历拿来写作吧？”

“如果你觉得有意思，我就不介意，”女招待笑吟吟地说。“你不会用我的真名实姓，这不用说。”

“如果你不愿，我就不用，”斯克里普斯说。“顺便问一下，可以再来一客黄豆吗？”

“试试便知，”女招待笑了。她脸上有些皱纹，脸色发灰。她有点儿像那个在匹兹堡去世的女伶。她叫什么来着？兰诺尔·乌尔里克。在《彼得·潘》中演出的。正是这一个。听人说她外出老是戴面纱，斯克里普斯想。这才是个叫人感兴趣的女人。真是兰诺尔·乌尔里克吗？[英国剧作家詹姆斯·巴里（1860—1937）写的童话剧《彼得·潘》从1904年初演起，剧中永远不会长大的少年主人公彼得·潘就由漂亮的女演员反串。本书写于1925年，海明威的确在戏说，因为兰诺尔·乌尔里克后来还在好莱坞影片《茶花女》（1936，嘉宝主演）和音乐片《西北前哨》（1947）中任配角。]也许不是。没关系。

“你真想再来点黄豆？”女招待问。

“对，”斯克里普斯干脆地回答。

“再来一客呱呱叫的玩意儿，”女招待冲着小窗内叫道。“甭管那鸟儿啦。”

“就好，”传来一声应答。

“请继续讲你的经历，”斯克里普斯亲切地说。

“那是举行巴黎博览会那年[指1889年为纪念法国革命一百周年举行的大博览会，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为此而赶建，为当时世界最高建筑。]的事儿，”她开口说。“我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用法语来讲，叫jeune fille，我是陪母亲从英国去的。我们打算参加博览会的开幕式。我们从北站到旺多姆广场我们下榻的旅馆的途中，弯进一家发型师的铺子，采购了一些小东西。我母亲，我还记得，添购了一瓶‘嗅盐’，照你们在这儿美国的叫法。”

她微微一笑。

“好，讲下去。嗅盐，”斯克里普斯说。

“我们按照惯例在旅馆登了记，人家给了我们预订的那两间毗连的客房。我母亲赶了路，觉得有点儿累了，我们就在房间里吃晚饭。我对第二天就可以参观博览会感到兴奋极了。可是赶了路，我累了——我们渡过英吉利海峡时天气挺恶劣——睡得可沉啊。早上我醒过来，叫唤我的母亲。没有回音，我就走进房去叫醒妈妈。床上没有妈妈，倒是睡着一位法国将军。”

“我的天啊！”斯克里普斯用法语说。

“我惊慌失措了，”女招待继续讲下去，“就打铃叫管理人员来。账台人员来了，我就要求知道我母亲的下落。

“‘可是，小姐啊，’那账台人员作解释，‘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你母亲的事。你是陪一位某某将军到这儿来的’——我记不住那位将军的姓名了。”

“管他叫霞飞将军[霞飞（1852—193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半期中任西线法军总司令，大力挽救一开始遭到的惨败，并且在兵临城下的局面中保住了巴黎。]吧，”斯克里普斯出主意道。

“那姓氏跟这个非常相像，”女招待说。“我当时吓死了，就去叫警察来，要求查阅旅客登记簿。‘你会发现我和我母亲在上面一起登记来着，’我说。警察来了，那账台人员拿来了登记簿。‘瞧，女士，’他说。‘你跟你昨晚陪同来我们旅馆的那位将军一起登记的。’

“我陷入困境了。后来，我想起了那发型师的铺子的地址。警方把发型师去找来。一名警探把他带进来的。

“‘我跟我母亲到过你的铺子，’我对发型师说，‘我母亲买了瓶芳香剂。’

“‘我完全记得小姐，’发型师说。‘不过你不是陪你母亲来的。你是陪一位上了年纪的法国将军来的。他买了，我记得，一把卷小胡子用的钳子。反正在我账簿上能查到这笔账的。’

“我绝望了。就在这时候，警方带来了那名把我们从车站送到旅馆的出租车司机。他发誓说我绝对没有跟我母亲在一起。说呀，这段经历叫你听得腻味吗？”

“说下去，”斯克里普斯说。“要是你曾跟我那样苦于想不出故事情节来，就会明白！”

“好吧，”女招待说。“这故事也尽在于此了。我就此没见过我母亲。我跟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可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最后证实了我的确陪我母亲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可是此外他们就无能为力了。”泪水从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眼中涌出。“我再没见过妈妈。就此没见过。一次也没有。”

“那位将军怎么啦？”

“他最后借给我一百法郎——即便在当时也不是笔大数目——我就来到美国，当上了女招待。这段经历也尽在于此了。”

“还不止这些，”斯克里普斯说。“我拿生命作赌，还不止这些。”

“有些时候，你知道，我认为的确还有，”女招待说。“我认为一定还不止这些。在某处地方，用某种方式，总该有个说法吧。我不知道今儿早上是什么使我想起这事来的。”

“这是好事，能一吐为快，”斯克里普斯说。

“是啊，”女招待带着微笑说，这一来她脸上的皱纹就不那么深了。“我现下觉得好过些了。”

“跟我说说，”斯克里普斯要求这女招待，“在本城有什么给我和我这鸟儿做的工作吗？”

“正当的工作？”女招待问。“我只知道正当的工作。”

“对，正当的工作，”斯克里普斯说。

“人家的确说过那家新开的水泵制造厂在雇人手，”女招待说。为什么他不该用双手干活呢？罗丹这么干过。塞尚曾当过屠夫。雷诺阿做过木匠。毕加索小时候在香烟厂里干过活。吉尔勃特·斯图尔特[吉尔勃特·斯图尔特（1755—1828）为美国早期的肖像画画家，开创了一种特有的风格，对下一代画家颇有影响。]，他画过那些著名的华盛顿像，在我们这个美国到处加以复制，挂在每间教室里——吉尔勃特·斯图尔特当过铁匠。再说还有爱默生。爱默生当过泥瓦小工。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他听说过，年轻时当过发报员。就像车站上那家伙一样。也许眼下那车站上的发报员正在写作他的《死亡观》或《致水鸟》[这是美国诗人洛威尔（1819—1891）的著名抒情诗。他出身新英格兰望族，同时是有影响的政论家、文艺评论家及外交家。]呢。为什么他，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就不该进水泵制造厂干活呢？

“你会再来吗？”女招待问。

“如果可以的话，”斯克里普斯说。

“还把你的鸟儿带来吧。”

“好，”斯克里普斯说。“这小家伙眼下挺累了。毕竟对它来说这一晚真够呛。”

“我看也是这样，”女招待表示同意。

斯克里普斯走出去，又投入这城里。他觉得头脑清醒，能对付生活了。进一家水泵制造厂会是很有意思的。水泵如今是了不起的玩意。在纽约华尔街上，每天有人在水泵上发大财，有人变成穷光蛋。他知道有个家伙不到半小时内在水泵上就净赚了整整五十万。人家是懂行的，这帮华尔街的大经纪人。

到了外面街上，他抬眼望那招牌。试试便知，他念道。人家懂这一套，没错，他说。不过是否当真有过一名黑种厨子？就那么一次，就那么一刹那，当那小窗朝上开的时候，他自以为瞥见了一摊黑色的什么东西。没准那家伙不过被炉灶的煤烟闹了个大花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