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醒来，猛地从床上坐起。只有心里有事时我才会睡不踏实。我的心跳得也比平时快，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怎么了。想起来了，还是那个原因。他没有回家。

下楼前，我在床边又坐了一会儿，手摩挲着绿色的绸面床罩。昨晚我们忘记叠床罩了，我，还有妈妈。我慢慢滑下床，脚踩到了地上冰冷的油毡，脚趾头下意识地缩了起来。我有拖鞋，不过妈妈说去姨妈和表妹家时才能穿。我们也有毯子，都卷起来放抽屉里了，夏天有客人从都柏林来的时候才会铺开。

我穿上踝袜。

一阵煎培根的味道从厨房里飘上来，不过这没能让我高兴点。

我走到窗前拉起百叶窗。窗帘猛地卷上去，绳子缠在了上面。幸亏妈妈下楼了，她经常教育我要好好拉百叶窗，要温柔些。

太阳还没有出来，草坪上星星点点的雏菊仍在熟睡，到处洒满了露珠。窗下的草坪上，草坪周围的篱笆上，篱笆外生了锈的铁丝网上，更远处的地里，处处蒙着一层柔和、游移的雾气。树叶、树干都沐浴在雾里，似乎不是真实的树，像是在梦里。篱笆外长出来的勿忘我上，有一圈一圈的水珠，闪着银色光泽的水晕。非常安静，非常完美的寂静。远处幽蓝的山顶有轻烟升起。看样子会是炎热的一天。

看见我出现在窗前，牛眼从篱笆下跑过来，抖了抖身上的水珠，懒洋洋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神悲伤。牛眼是我家的牧羊犬，我给它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眼睛黑白相间，像那种罐装糖果。牛眼一般睡在草皮房子里，但昨晚它一直待在篱笆下的兔子洞里。爸爸不在家时，牛眼就睡在那儿，一直守着。不用问了，父亲还没回来。

希基这时在楼下喊我。我正在脱睡袍，蒙住了头，一开始没听到他叫我。

“什么？你说什么？”我身上裹着绸面床罩，走到楼梯口问。

“老天，喊得我嗓子都哑了。”他抬头笑着问，“早餐的鸡蛋要白皮的还是红皮的？”

“好好跟我说话，希基，叫我宝贝。”

“宝贝！宝宝，贝贝！亲爱的，你早餐的鸡蛋要白皮的还是红皮的？”

“要红皮的，希基。”

“我给你找了一个特棒的小母鸡的蛋。”他说着回了厨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妈妈一直教不会他轻轻关门。希基是我家的工人，我爱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向圣母玛利亚大声说我爱他。金边相框里，圣母玛利亚冰冷地看着我。

我说：“我爱希基！”她一声不吭。她不怎么说话，我觉得很奇怪。她曾开口对我说过一次非常私密的话。那次，我半夜下了床，对她说出了我的愿望。作为一种赎罪的方式，我每天晚上会下床六七次。我害怕地狱。

没错，我觉得我爱希基；当然了，我的意思是我喜欢他。七八岁时，我经常说要嫁给他。我对每个人，包括教义问答考官，都说我们要住在养鸡场，有免费的鸡蛋、免费的牛奶，还有蔬菜，都从妈妈那儿拿。其实地里种的蔬菜只有包菜。不过现在我不怎么说结婚的事了。一个原因是，希基从来不洗澡，要洗也只是每晚蹲在桶跟前往脸上扑两下雨水。他的牙泛着绿色，床下还放了个桃子罐头桶，每天晚上睡觉前就在里面解决问题。妈妈为此责骂过希基。妈妈晚上经常睡不着，等他回家，等着听到希基抬起窗户，把罐头桶里的东西倒在外面的水泥地上。

“他要把窗子下面的灌木弄死啊，肯定会弄死的。”妈妈常常这样说。有时她气极了，穿着睡袍就下楼敲希基的门，问他为什么不去外面解决。可是希基从来不回答她，真狡猾。

我很快就穿好衣服，弯腰拿鞋时，看见床下积了一层灰尘和毛絮，还有几根羽毛。我这时心里难受得厉害，不想拖地，就把床上的被子拉平，快步走出了房门。

楼梯口和往日一样昏暗，斑驳的窗玻璃非常丑，让这个地方更显阴郁，就像刚刚有人在这房子里死去。

“这个鸡蛋会像个子弹。”希基叫我了。

我说了一声：“来了！”我得先洗漱。卫生间特别冷，从来没人用过。这是个废弃的卫生间，洗手盆上有块锈迹，就在冷水龙头下面，旁边放着一块全新的粉红色香皂，还有一条僵硬的白毛巾，硬得就像在霜冻中挂了一整夜。

我还是别自找麻烦了，于是打了一桶水提到厕所。马桶冲不了水，我们盼几个月了，一直没人来修。那天同学芭芭来我家时，问了句能要我命的话：“还没修好吗？”我家的东西要么坏了，要么根本就没用过。妈妈在楼上的一个柜子里放着一把新剪刀、几卷新绳子。她说如果拿下楼，要么会丢，要么会坏，没别的可能。

父亲的房间正对着浴室，房里的椅子上扔着几件旧衣服。他不在家，可我能听到他膝盖嘎嘎的响声。他上床下床时，膝盖总嘎嘎地响。希基又在喊我了。

妈妈坐在灶台旁咬着一片干面包，小小的绿松石色眼睛疲惫不堪。她一晚都没睡。妈妈直直地注视着前方，注视着只有她自己能看到的东西，注视着命运和未来。希基冲我挤挤眼，他正吃着三个煎鸡蛋，几片我们家自制的培根。他用面包蘸了蘸蛋黄液，放在嘴里吮着。

“你有没有睡觉？”我问妈妈。

“没有。你嘴里有块糖，我担心你万一咽下去噎着了，就一直醒着。”我们枕头下总压着糖和巧克力，我入睡前吃了一颗水果糖。可怜的妈妈，没有她不操心的时候。我猜她是躺床上想着爸爸的事，等着听到有车停在我家路口，等着听到他的脚步声穿过潮湿的草地，等着听到大门搭扣响的声音——一边等待，一边咳嗽。她躺下时总是咳嗽，所以在铜床的一根柱子上系了个绒布袋子，里面装了几片旧布当手帕用。

希基给我的鸡蛋抹上黄油。鸡蛋有点硬了，他在上面涂一点黄油润一下。这是一只小母鸡下的蛋，放在那个大大的瓷蛋杯里刚冒出一点头。大杯里的小鸡蛋，看上去很好笑，不过味道很好。茶是凉的。

我问妈妈：“我能带些丁香花送给莫里亚蒂老师吗？”趁妈妈难受的时候提起给老师送花的事，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但我特别希望能赢芭芭，成为莫里亚蒂老师最喜欢的学生。

“可以啊，亲爱的，想带什么就带什么吧。”妈妈心不在焉地回答。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亲了亲她。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把这话告诉她，她紧紧地搂了我一会儿，似乎再也不愿放我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妈妈的一切，一切。

“又婆婆妈妈的。”希基嘟囔。我松开了搂扣着她柔软白皙脖颈的双手，不好意思地放开了。妈妈的思绪飘得很远了，母鸡也还没有喂。几只鸡从院子那边跑过来，在后门外在牛眼的食盘里啄食。我听到牛眼追着母鸡跑，母鸡拍打着翅膀使劲飞，咯咯乱叫。

希基说：“太太，镇上的集会厅里要演戏了，你应该去看看。”

“我应该。”妈妈的声音里有一丝讽刺。她凡事都依赖希基，有时候却对他有些尖刻。她在想事情。是在想他在哪儿？他会被救护车送回来，还是会开着那辆三天前从贝尔法斯特租的车回来？租车的钱还没付。他会不会手里挥舞着一瓶威士忌，踉踉跄跄地走上后门外的台阶？他会对她喊叫，动手，杀了她，还是会道歉？他会不会和某个醉醺醺的家伙一起倒在家门口，喊着：“孩子妈，来，见见哈利，我最好的朋友。我刚把那十三英亩[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草地给了他，换了那只最可爱的灰狗……”这样的场景在我家一次次上演，但凡不是太过愚蠢，都不会幻想父亲会在清醒的状态下回家。他又走了，三天了，走的时候口袋里装了六十镑去交税。

“加点盐，宝贝。”希基说着，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了一点盐撒在我的鸡蛋上。

“不要，希基，不要加。”那时候我吃鸡蛋不加盐了，装模作样地，我认为不加盐也不加糖才是大人的做派。

“太太，要我干点啥活呢？”希基问，一边趁闷闷不乐的妈妈无暇注意，给面包片两面都使劲抹上了黄油。妈妈对食物并不吝啬，但希基实在是太胖了，再胖下去就没法干活了。

“要不，去泥塘吧。草皮干得差不多能站人了，后面可能再没好天气了。”她说。

“他是不是不该去那么远的地方啊。”我说。万一爸爸回来了，我希望希基能在身边。

“他可能一个月都不回来了。”妈妈说。她的叹息声让人心碎。希基拿了放在窗台的帽子，起身去放牛。

“我该去喂鸡了。”妈妈说着，从下面的炉子上端出一锅熬了整晚的鸡饲料。

妈妈到外面的牛奶场把鸡饲料捣烂，我则为自己准备在学校吃的午餐。我拿起鱼肝油和复合糖浆瓶子摇晃了几下，这样妈妈就会以为我喝过了。我把瓶子放回碗柜，旁边的那一排道尔顿盘子是妈妈结婚时收到的礼物，但我们从来没用过，怕碰坏了。盘子后面塞了一堆账单，有几百张。爸爸从不为账单操心，他把账单塞到盘子后面，然后就忘了这回事。

我出来采丁香花。站在石阶上眺望田野，我看着远处各种各样的树和一幢幢的石头建筑，看着田野，它们是那么绿、那么宁静。像往常一样，我感觉到自由和喜悦正喷涌而出。栅栏外有一棵胡桃树，树荫下开着蓝风铃花，高挑的花茎，浓郁的蓝，天空一样湛蓝的花朵，在石灰岩块围成的洞里开成了一个花窟。我的秋千在风中摇荡，所有树梢的叶子都在轻轻颤动。

“午餐带一块蛋糕和几块饼干。”妈妈说。她很宠我，经常给我准备美味的小点心。她正在鼓捣一桶鸡饲料和土豆块，说话时也没抬头，算是对着鸡饲料喊了。

“唉，这就是生活，有的人干活，有的人花钱。”她说着提起桶走到院子里。几只母鸡跳到桶沿上去啄食。由于总要提桶，她的右肩比左肩低。重活把妈妈压垮了，她努力让家里的一切正常运转，晚上还要自己做灯罩，做壁炉屏风，让家里更好看一些。

一群大雁鸣叫着飞过头顶，飞过房子，又飞过远处的榆树林。到了夏天，奶牛会去榆树林里乘凉。到了树林里，牛群后面就跟着一团苍蝇。我常在树林里用残缺的瓷器和纸盒玩开商店游戏。那里也是我和芭芭坐在一起分享秘密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脱掉内裤，互相挠痒痒，这是我俩之间最大的秘密。芭芭常说她要说出去。她每次这么一说，我就会送她一条丝绸手帕、一条格子丝带，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别无精打采的，我亲爱的小宝贝。”希基边说，边准备好给小牛喝的四桶奶。

“希基，你想事情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呢？”

“美女啊，漂亮小媳妇啊。想嘛，就是哄自个儿开心的。”希基说。小牛在牛栏后哞哞地叫着，他一过去，每头小牛都把脑袋伸进桶里贪婪地喝起来。那头长着紫罗兰色大眼睛的白脑袋小牛喝得最快，把鼻子都伸进旁边的桶里了。

“它会消化不良的。”我说。

“可怜的小东西，晚上该给它吃顿荤菜了。”

“长大了我要当修女，这就是我常常想的事情。”

“在我眼里，你就是修女。凯里修道会——两个脑袋枕一个枕头。”我觉得有点恶心，就去采丁香花了。房子侧面的水泥地发绿了，滑腻腻的。接雨水的桶就放在那儿，有时会溢出来。那地方正好就在希基的窗户下面，他每天晚上都把桃罐头桶里的东西倒在那儿。

我走在草地上的时候弄湿了凉鞋。

“走路注意点。”妈妈说着从院子里走过来，一只手提着一个空桶，另一只手里拿着几个鸡蛋。妈妈总能在你告诉她之前就知道一切。

丁香花湿漉漉的，我每折一枝，上面的水滴就像熟透了的醋栗果一样洒落在草地上。我采了一大捧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截花树。

“别，不吉利。”妈妈忙喊，我就没往屋里走。

她拿来一张报纸将花茎包住了，免得打湿我的裙子。她又拿出我的外套、手套，还有帽子。

“这么暖和，用不着的。”我说。但她温柔地坚持要我穿上，再次提醒我，我的胸肺不好。于是我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拿了书包，还拿了一块蛋糕和一柠檬水瓶牛奶当作午餐。

我心里充满恐惧，浑身发着抖往学校走。我可以在路上等着他，不然他可能会回到家杀了妈妈。

“你会来接我吗？”我问妈妈。

“是的，宝贝，等希基吃完饭，我收拾一下就去路上接你。”

“一定会吗？”我的眼泪已经出来了。我总是害怕自己在学校时，妈妈会死去。

“别哭啊，亲爱的。好了好了，你得走了。你午餐有好吃的蛋糕，我也会去接你的。”她正了正我的帽子，把我亲了三四下。她站在水泥地上目送我，朝我挥着手。她穿着那件褐色长裙，看起来是那么忧伤。我走得越远，她看起来就越是忧伤。她仿佛是雪地里的一只麻雀，褐色的麻雀，忧虑，孤独。很难想象妈妈结婚时的样子：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穿着蕾丝长裙，戴着一顶缀满金凤花的帽子，欢喜湿润了她的双眼；而现在，她的眼里都是泪水。

希基正把牛群赶往远处的田地，我叫住他。他走到我前面，裤腿扎进厚厚的羊毛袜子里，帽子反着戴，帽檐搭在后脑勺下面。他走起路来像个小丑，不管在哪里，我都能凭走路姿势认出他。

“那是什么鸟？”我问他。开花的马栗树上有只鸟，叫声听起来似乎是：“听呀，听呀！”

“黑鸟。”他回答。

“不是黑鸟，我明明看见是棕色的。”

“好吧，聪明鬼，是棕色的鸟。我有活要干，总不能到处问鸟叫啥名字、多大了、有什么爱好、爱吃什么味道的蜗牛，这个那个的。像那些来布伦看花的傻帽一样。还真是来看花的！我是个干活的人，得把这个地方扛起来。”没错，希基干了大部分的活，然而，这个地方会被毁掉的，整个四百英亩[约合161.9公顷。]的地方，全部都会被毁掉。

“快走吧，小家伙，不然我要打屁股了。”

“你敢！希基！”我都十四岁了，希基不能还这么随便地跟我说话。

“来啄一个。”希基说着，温暖的灰色大眼睛看着我笑了起来。我耸耸肩赶紧跑开。“啄一个”是希基的专用语言，意思是亲一下。我已经两年没有亲过他了。两年前的一天，妈妈拿一块软糖激我，问我敢不敢亲希基十下，那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亲过他。那天，爸爸因为大喝了一场进了医院，正在恢复中。那是难得见到妈妈快乐起来的时候。只有在爸爸大醉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妈妈才能松一口气，可接下来又得为他下一次的大醉担忧了。那天，妈妈坐在后门外的台阶上，我胳膊上套着一卷毛线，她在把毛线绕成团。希基从集市上回来，告诉她买小母牛花了多少钱。就是这时候，妈妈问我敢不敢为了一块软糖亲希基十下。

我匆匆穿过草坪，心里很害怕，爸爸随时都可能出现在面前。

他们把它叫作草坪，因为以前的确是一片草坪，那时还矗立着一座大房子。后来黑棕部队[在爱尔兰独立革命中，英国为了镇压爱尔兰共和军，招募了一批退伍军人组成保安队预备队，这些军人身穿黑色或棕色军装，因此被称为“黑棕部队”。]来了，烧了大房子，而我父亲并不像祖先那样以土地为荣，这块地方就逐渐荒芜了。

我穿过田野尽头多刺的灌木丛，再过去就到了藤条大门。

灌木丛里长满了野蔷薇、蕨草苗、泽菊，还有针簇状的蓟草。这些花草下，数不清的小野花星星点点，覆盖了整片土地。细密的蓝花、白花、紫罗兰色的花——从土壤里涌出来的小小的纯净的歌谣。这些花儿，藏在荆棘丛和蕨草苗下面，多么神秘、美丽、珍贵。

我换了一只胳膊抱丁香花，出了大门，走到路上。杰克·霍兰正在等我，看到他靠墙站着，我吓了一跳，以为是爸爸。他们身高差不多，而且都喜欢戴宽檐帽子。

“啊，凯瑟琳，好孩子。”他和我打着招呼，把藤条门拉开让我侧身出来。门不能全打开，我只能侧着身挤出来。他把铁丝搭扣挂上，和我一起走在纤道上。

“一切都好吧，凯瑟琳？你妈妈还好吧？你爸爸肯定没在家。这些天，我早上常看见希基去乳品厂。”我回答说一切都好，心里想着妈妈的格言：“要哭也要自己一个人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