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看见我家是在一场雨中。我们坐着布伦南先生的车经过我家大门，前面的地里有一匹白马正在飞奔。

“再见了，我的家。”我擦去车窗玻璃内侧的雾气，挥了挥手，最后再看一眼那扇生锈的铁门、那条雨水婆娑的林荫道。

我的手帕已经被眼泪打湿了。一整个上午我都在哭。我哭着在旅馆和希基、莫莉，还有梅茜告了别。芭芭也哭了。我和芭芭那阵子不和对方说话。

玛莎坐在我和芭芭中间，我俩各自朝自己这边的窗外看，但也没什么可看的——风吹弯了的树篱，忧郁的群山，农场里湿漉漉的母鸡蜷缩成一团。

父亲坐在前排和布伦南先生说着话。

“这可是辆好车。一加仑能跑多少英里？”父亲问。他一下点了两支烟，称呼布伦南先生为“医生”。“给你，医生。”布伦南先生含混地说了声谢谢，他从来没有称呼过我父亲的名字。

出于怨恨，玛莎为自己点了支烟。父亲没想到她，他对女人没有兴趣。

我突然担心自己会不会忘了拿什么，就把行李箱里的东西都在脑子里检查了一遍。那些小东西是不是都放进去了？内衣上是不是都缝上了姓名条？芭芭的姓名条是在都柏林印制的，我的是自己用油墨写在白色胶带上做成的，然后缝在衣服上。我不喜欢做缝纫活，大多都是莫莉帮我缝的，我把妈妈的两条裙子给了她作为回报。蛋糕和图伊太太给我的两罐蜂蜜在旅行包里，杰克·霍兰给我的自来水笔在校服裙前面别着。玩具茶具也都放在旅行包里，小杯子和小碟子一个个都用餐巾纸分别包好，茶壶和糖罐放在麦秸托垫里。托垫是从绅士先生送我的巧克力盒最下面一层取出来的。下层只有几颗巧克力，其余的全是托垫。我本打算给生产商写封投诉信，因为里面有张字条，说不满意的话可以写信给他们，但我最后觉得麻烦就没写。

这套玩具茶具是我从家里带走的唯一的东西。我特别喜欢，以前常坐在瓷器柜前看着它们，也不做什么，就只是看着它们沐浴在阳光下的样子。这是一套浅蓝色的瓷器，看起来非常脆弱、易碎。我的意思是，它们甚至比一般的瓷器都更易碎。这是我发现没有圣诞老人的那个圣诞节妈妈送我的礼物。至少是芭芭笑话我还相信有圣诞老人、真是个大傻瓜的那个圣诞节，她说傻子都知道圣诞老人不过是你妈或者你爸扮的。妈妈把茶具送给我，我问能不能把它们放在瓷器柜里。这方面我很像个大人；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从来不玩玩具，不弄坏，也不拆卸。我有五个娃娃，任何一个都没有一点伤痕。妈妈常常会把一块糖放进其中一个小茶杯，作为给我的惊喜。我每次掉了一颗牙，也会在晚上放进其中的一个小茶杯。到了早上，牙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妈妈说，那是仙女夜晚进房间跳舞时留下来的。

想起这些小事，我哭了起来。父亲回头看了一眼说：“你可以想象自己要去的是美国。我们过段时间肯定会找个星期天去看你们，对吧，医生？”我难以开口告诉他，我哭并不是因为他的缘故。我说不出“你一次都不来，我也不会在乎”，或者“我在修道院会比待在门房那个家里更快乐，在门房要用潮湿的木柴生火，还要为你嘴里呼出的威士忌气味担惊受怕”。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我竭力控制住眼泪，祈祷不要为了找一条干净的手帕而不得不翻行李箱。行李箱在玛莎脚下放着。

“现在你们俩必须和好了。”玛莎说。我们看向彼此，芭芭垂下眼皮，睫毛在脸颊上面忽闪着。她的睫毛非常长，像染得墨黑的雏菊花瓣。“走开，垃圾。”她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并把头扭到了一边。

我裹在藏蓝色卡其校服连衣裙和藏蓝色套头毛衣里，感觉自己像只乌鸦。毛衣是村里一个有编织机的女人送给我的礼物。妈妈死后，很多人都送了礼物给我。我想，大概是人们都可怜我。我的双腿裹在黑色长筒棉袜里，细弱、可怜，而且痒痒的，一个夏天我都没穿长筒袜，已经不习惯了。对十四岁的我而言，我太瘦，也太高了。

“天哪，人家会说你肚子里是不是有寄生虫啊。”那天晚上我试校服的时候芭芭说。她穿上校服很好看，丰满，圆润。她的鬈发剪短了，脸上的皮肤在阳光下晒成了棕色，整个人看起来像是秋天里的一枚坚果，光滑的棕色坚果。

“你们俩，哎，怎么回事？”玛莎问。我们都不吭声。

“你们到那儿之后必须说话了，再没有别人跟你们说话了。”她说。她说得没错，到了修道院，我们俩就只有彼此了。

“我永远都不会跟她说话，永远！”我心里默默地重复着这句话。芭芭伤透了我的心，摧毁了我的生活。这就是她干的事情。

那天晚上从利默里克回来后，我回想着和绅士先生度过的一天，非常高兴，非常幸福。我坐在床上，双脚蜷在红绸羽绒被下，兀自笑着。

“你自个儿乐着呢。”芭芭脱下衣服搭在藤条椅背上，“赶快睡觉，蜡烛要烧完了。”

她在嫉妒我的快乐。

“我想整晚坐在这里做梦。”我慢慢地说，而且我觉得自己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戏剧性。

“天哪，你疯了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爱情！”我张开双臂，摆出一个绝望而迷茫的姿势。

“是哪个傻子？”

“你不会知道的。”

“德克兰？”

“瞎说。”我说，仿佛德克兰是个我连忍都不能忍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希基？”

“不是。”我自得其乐地回答。

“告诉我！”

“不能告诉你。”

“告诉我！”她说着把睡衣塞进裤子里，“说，不然我就挠你痒痒。”然后她就开始挠我的胳肢窝。

“我说，我说，我说！”为了不被挠痒痒，我什么都可以做。所以等能喘过气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她。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骗人！”

“我没骗人。他送我巧克力，带我去看电影。他说我是发生在他生命中最甜蜜的事情。他说我头发的颜色非常好看，说我的眼睛像珍珠一样，还说我的皮肤像阳光下的蜜桃。”当然后面这些都不是他说的，可一旦开始撒谎，我就停不下来了。

“继续说，还有什么？”芭芭说，她的嘴巴半张着，又是好奇，又是震惊，又是嫉妒。

“那你谁都不能告诉。”我说，准备透露一点点我们拉手的事。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她眼中有一种神色闪过，那是一种嫉妒，她像猫一样眯起了眼睛。此后，我无数次看到过这种神情，在火车上，在婚礼照片上，而这种时候我总会对自己说：“有个可怜的傻瓜要受折磨了。”我又问了一遍：“芭芭，你谁都不会告诉吧？”

“不会，”——停顿——“除了——绅士先生的太太[英文原书在此改变字体，以示强调，本书延续原书的表示方法。]。”

“求求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请求她。

“不说——除了绅士先生的太太，妈妈，爸爸，还有你家老头。”

“我只是开玩笑呀，”我骗她，“我压根就没碰见他，我刚才是在骗你。他不过是让我搭了个便车去利默里克。只是这样。”

“是吧？”芭芭挑起一侧眉毛，“好吧，”她吹灭了蜡烛，“明天我跟爸爸妈妈要和绅士先生夫妻俩吃晚饭，到时候我会和他说起这事的。”

我在黑暗中脱下衣服，回到了床上，她把毯子全都拽到了她那一边。

“不要说，不要说呀！”我央求她，可她已经在我的央求声中睡着了。

第二天午后，他们果真和绅士先生一家去吃饭了，到晚上十二点前才回来。我一直站在客厅的门后等着。

“还没睡觉啊，凯瑟琳？”布伦南先生问我。他翻着电话机旁的地址本，看晚上有没有来电。玛莎抱着一大束剑兰进了门，目光炯炯，满面笑容。

“没有，布伦南先生。”我说。我弯了一下手指，示意芭芭跟我到书房来。

“芭芭，送你个礼物，是妈妈的一枚戒指……你最喜欢的那枚，黑色的。”我把戒指给了她，她在黑暗中把戒指戴在手上。戒指中央镶着一颗钻石，在从客厅传来的微弱光线中，能看到它闪烁着亮光。

“你没说吧？”我问。

“没说什么？哦，没有，我没说。我要是说了，绅士先生的老婆早就举着斧头跑来了。不过嘛，我和J. W.（她指的是绅士先生）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我说起你了，他说：‘哦，看这小家伙被自己的想象折磨的。’”

“不可能！”我大声说。

“哦，正是这样。他当时挽着我散步，把各种各样的花指给我看，还给我摘了一串葡萄，问我这个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还让我和他一起下盘棋。我刚提到你的名字，他就说：‘哦，我们不要说她了。’所以我就没再说这个话题了。我们在花园里待了好长时间，最后绅士先生的老婆把头伸出窗户喊‘你们俩’，我们才只好进去。”

一切都结束了。我再也不能直视他的脸了。而且我竟然还把妈妈最好的戒指给了她。

第二天早上，芭芭去做告解了，十一点的时候，电话响了。

莫莉上楼来叫我，我正在写日记——是一些关于绅士先生的伤心文字。

“绅士先生叫你接电话。”莫莉说。我的心狂跳起来。

我渴望下楼去接他的电话，然而他打电话来是要告诉我，我多么庸俗，多么让人讨厌，我对那天发生的事情的描述是多么虚假。我不能忍受这些！

“告诉他我出去了，回头我打给他。”我对莫莉说。我有了个想法，给他写一封优美的信，一封让他叹为观止的信，大部分文字我会从《呼啸山庄》中摘抄。我将藏在一棵树后等着他，他一出来开大门，我就从树后冲出去把信交给他。

莫莉下了楼，说我去做告解了，说等我一到家就告诉我。他们又说了一会儿话，我快要疯了，不知道他还有什么话要跟莫莉说，莫莉终于放下了电话。

“什么事？”我趴在楼梯栏杆上，脸色煞白，眼睛下面有两片青印。我已经有两个晚上没睡了。

“他感到非常抱歉，他要去一趟巴黎。”莫莉说着挽起袖子，在日光下露出她胖胖的、粉红色的强壮手臂。

“去巴黎？”我立刻想到了女孩和罪恶什么的。他怎么能这样？

“是的，他必须马上走，他有个亲戚快要死了。”莫莉说着拿起一把刷子唰唰地使劲刷起了地板。

我再也没有见到绅士先生，因为三天后我们就动身去修道院了。

我坐在车里想起这些只用了片刻时间。很快我的思绪就回到了被眼泪打湿的手帕上，回到了芭芭递给我的一颗告白糖上。

糖上印着“让我们成为朋友”几个字，但是我悲伤万分，笑不出来。

我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修道院所在的镇上。镇子边上有一个湖，湖面黝黑一片。我们开车经过时，犀利的冷风从半开的窗户吹了进来。车接着穿过一条狭窄的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每隔四五十米就有一盏路灯，绿色的金属灯杆之间种着一棵棵杨树。黝黑的水面，悲伤的杨树，陌生的商店外面陌生的狗，这一切都让我陷入无法言说的郁悒。

“好地方。”父亲吸了吸鼻子说。好地方！他知道得可真多。他只是朝窗外看看，就能知道这是个好地方？

“去喝点东西吧，鲍勃？”父亲问。玛莎正在后座上打盹，此刻她的眼睛亮了起来，说：“好啊，去给孩子们买点柠檬水。”

车停在正街，我们进了一家酒店。我的膝盖都僵硬了。酒店大堂里铺着褪了色的红色土耳其地毯，地毯上了楼梯，又一直延伸到大堂外的地方。右边有一个餐厅，里面有很多铺着白色桌布的小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两瓶番茄酱，一瓶是红色的，另一瓶是褐色的。我们进了一间写着“雅座酒吧”的房间。

“鲍勃，你喝什么？”父亲问。我发起抖来，害怕他要喝劲大的酒。

“威士忌。”布伦南先生说着摘下了眼镜，眼镜上蒙了一层雾气，他拿出一块干净的白色手帕擦拭镜片。

“你呢，芭芭妈？”父亲问玛莎。玛莎讨厌被称作“芭芭妈”，这样把她叫老了。

“金酒。”玛莎不悦地小声说，她希望她丈夫没有听到，但我看见布伦南先生咬了咬牙，走到那边去看墙上贴的一张褪色的狩猎图片。

“我想，我就喝柠檬水吧。”父亲叹着气。他看着我，意思是让我对他心怀感激，并回看他一眼，用眼神示意他有多么勇敢，多么坚强，多么高尚。但我看向了其他地方，沉溺在自己的痛苦中。我脑海里浮现的是绅士先生的手放在方向盘上的样子，还有他在那个大门前减速等奶牛走过去时，视线从挡风玻璃转向我的样子。

芭芭要了西柚汁。就为了和别人不一样，我恨恨地想。由于要赶路，我们没坐下来。七点之前，我们得到达修道院。红砖壁炉里用泥炭生着一团温暖的火，我真不愿意离开酒店。父亲结了账，我们又动身了。

修道院是一座灰色的石头建筑，上面有几百个没有窗帘的小方窗，就像是有几百只眼睛在窥视着这个潮湿的罪恶小镇。四周围着绿色栏杆，高高的绿色大门通向一条幽暗的柏树大道。父亲下车去开大门，关车门时弄出可怕的声响，布伦南先生皱了皱眉头，我非常羞愧，因为父亲从来不知道怎么能得体一些。

我们把车停在一棵树下，都下了车。走下一段石头台阶后，我们又穿过一个水泥铺地的院子，走向一扇开着的门。一位修女从门廊里走出来迎接我们。她穿着一件宽松的黑色长袍，围着一条黑色面纱。一块叫作温帕尔头巾的硬挺白布围在她脸的两侧，盖住额头、双耳，垂到前胸。头巾几乎盖住了她的眉毛，但勉强能看到眉毛的边缘。她的眉毛乌黑，在红红的鼻子上面、鼻梁中部交会在一处。她的脸庞透着亮光。

父亲脱下帽子，告诉她我们是谁。布伦南先生拎着箱子跟了上去。

“欢迎你们。”她对我和芭芭说。她的手冰凉。

“芭芭，言行举止要注意一点。”布伦南先生不放心地对芭芭说。玛莎亲了我一下，在我手心里放了两枚硬币。我说着“不要，不要”，但还是心怀感激地握住了硬币。然后，我不情愿地亲吻了父亲，又好好地拥抱了布伦南先生，我想对他表示感谢，却不好意思说出口。

那位修女一直在微笑，看我们一一告别。从清早开始，她就在看着一个个告别的场面。

“她们会安顿下来的。”她说。她的声音很坚决，虽然并不严厉，但她说“她们会安顿下来的”时，听起来似乎在说“她们必须安顿下来”。

我们的家长走了，我能想象他们要去那家温暖的酒店喝茶、吃各种烤肉，我似乎都能尝到约克风味酱汁辣滋滋的味道。

“好了，”那个修女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男士银表说，“先去喝茶，跟我走。”我们跟着她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上铺着红色瓷砖，墙上从中间开始贴着闪亮的白色瓷砖。每个瓷砖砌面的窗台上都摆着一盆蓖麻，大厅的尽头立着一排橡木柜子。这里更像一所医院，只不过闻到的是地板蜡的味道，而不是麻醉剂的味道。一切都一尘不染到令人望而生畏。我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连灰尘都可以让人感到亲切和慰藉。

我们把外套挂在衣帽间，她在柜子里找到我们的隔层，上面已经写上了我们的名字，可以把帽子、手套、鞋子、鞋油、祈祷书，还有一些小物品放在里面。这个柜子像个蜂巢，隔层还没有放满。

我们跟着她穿过另一个水泥地面的院子，走到了餐厅。她脚步匆匆，粗粗的黑色念珠串随着她从腰部向外一甩一甩的。我们走进一个大大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下，一张张长长的木头餐桌纵向摆开，餐桌两边摆着长凳。

大一点的女孩，或者叫“高年级”女孩，坐在一张桌上，正热烈地聊着天。聊的内容是她们的假期过得怎么样。我猜很多人都是为了博得关注，在无中生有地编造故事。大多数女孩的头发都洗得干干净净，有一两个长得非常漂亮。漂亮女孩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低年级的桌子上，新来的女孩彼此之间都不认识，个个看起来都很迷茫，闷闷不乐的，正默默地抹着眼泪。

我们按照吩咐面对面坐下，芭芭在桌子那边对我笑了笑，但我俩到现在还是没有开始说话。一个小修女用一个白色的大搪瓷茶壶给我们倒了两杯茶。她那么小巧，我都担心茶壶会从她手里掉下去。她的黑色长袍外面系着白色的平纹细布围裙，这个围裙意味着她是役工修女。役工修女们负责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她们会成为役工，是因为进修道院时，要么没钱，要么没受过教育。其他修女被称作唱诗班修女。我那时还不懂这些，是一个高年级女孩讲给我听的。她叫辛西娅，后来的很多事情都是她教给我的。

面包上已经涂了黄油，旁边的一个迷糊女孩不停把一盘灰塌塌的面包递给我。

“这面包看着都难吃。”我摇摇头。我箱子里有蛋糕，回头可以吃一点。但那女孩又给我传了两次面包盘，芭芭吃吃地偷笑。喝完茶，我们排着队到修道院的小教堂去大声念诵《玫瑰经》。

教堂很漂亮，圣坛上摆着浅粉色的玫瑰花。修女们在祈祷赐福时唱着歌。有个修女的声音像云雀一样，和其他修女的歌声都不一样。她唱着：“嬷嬷，嬷嬷，我来了。”我想到了妈妈，哭了起来。我想起有一天，我和妈妈坐在厨房里，看着一只云雀啄下挂在带倒刺的铁丝网上的羊毛，然后衔回去筑巢。

“你长大了会当修女吗？”妈妈问我。她愿意让我当修女，当修女比结婚好。干什么都比结婚好，这是她的观点。

在教堂的第一个傍晚，一切都是陌生的，我的心情波荡不定。焚香的烟在中厅飘荡，神父字正腔圆的声音也在中厅飘荡，他穿着金色披风跪在圣坛前面。

我们在教堂后面跪在木头长凳上，前面有一排木隔栏，把我们和修女们跪的地方隔开。修女们前后相接地跪在固定在两边墙上的橡木小隔档里，从后面看一模一样，只有见习修女和她们不一样，见习修女戴着蕾丝帽子，蕾丝缝间头发隐约可见。

我们排队走出教堂，发出的动静几乎像二十匹马奔腾在石子路上。有的女孩鞋底带着钉子，能听到钉子呲呲地划着教堂走廊的瓷砖地面。我们来到休闲厅，玛格丽特嬷嬷坐在台上，等着跟我们讲话。她对新来的女孩们表示了欢迎，又对之前入学的女孩们再次表示了欢迎，然后把修道院的规矩简要讲了一下：

在寝室里保持安静，吃早餐时也一样。

进寝室前要脱鞋。

寝室柜内不能放置食物。

上楼后二十分钟内就寝。

“听着，”她说，“晚上想喝牛奶的学生请举手。”我的胸肺不好，就举起了手，因此，每天晚上都会得到一杯温吞吞的灰白色牛奶，父亲每年也会因此得到一张两镑的账单。奖学金可不会考虑你的胸肺怎么样。

我们早早就上了床。

我们的寝室在二楼。卫生间在寝室外面的楼梯拐角，二三十个女孩在门口排着队，她们两只脚跳来跳去地轮流支撑站着，好像实在等不及了。我把鞋脱了，拿在手里进了寝室。这是一个长长的房间，两边都有窗户，最里面有一扇门。门上挂着一幅硕大的耶稣受难像，黄色涂料粉刷过的墙上挂着几幅圣像。房间两侧顺长边摆了两排铁床，上面盖着白色棉布床单，铁床架也刷成了白色。床都编了号，我很轻松就找到了自己的。芭芭的床和我的之间隔了六张床。知道她离得不远还是挺好的，万一我俩要说话呢。墙上有三个暖气片，但都是冰凉的。

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解下袜带，慢慢褪下长筒袜。袜带太紧了，在我腿上勒出了印痕。我看着这几条红印，担心天还没亮就会得静脉曲张，却不知道这时玛格丽特嬷嬷已经站在我身后。她穿着橡胶底鞋，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了。听到她说“同学们”，我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转过身，正好和她面对面。她眼里闪出怒火，我能看到她眼膜上长了个囊肿。她和我几乎面贴着面了。

“新来的女孩不知道，我们修道院一直以来都以谦恭为傲。我们的女孩，在品德上最重要的就是善良、端庄、谦恭。我们说的谦恭，表现之一就是一个女孩如何穿衣和脱衣。她要以端庄和谦恭的态度来做这些事情。在这样一间无遮无拦的寝室里……”她停顿了一下，因为有人从后面的门里进来了，水壶撞到了木门上。我听得面红耳赤。她接着说：

“楼上高年级的女孩们有自己的隔间，但是，我说过了，在这种没有遮挡的寝室里，女孩们要在睡袍的遮盖下穿脱衣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面对床脚，而不能面对床边，那样会惊吓到别的女孩。”她咳嗽了几声，手里捻着一串钥匙，打开房间那头的橡木门走了。

被安排睡我旁边床的女孩眼睛朝天看着。她眼睛斜视，我不喜欢她。不是因为她斜视，而是因为她看起来没有一点品位。她穿着一件漂亮晨衣，一看就价格不菲，脚穿一双毛茸茸的华丽拖鞋。可你会觉得她买这些东西只是为了炫耀，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漂亮。我看见她把两条巧克力压在了枕头下面。

在睡袍下面脱衣服可是一种需要培养的才能，我尝试了六七次都失败了，但最终我想办法深弯着腰把这事做成了。

我在旅行包里翻东西，灯突然灭了。一个个穿着睡袍的小小黑影在铺着地毯的过道上匆忙跑动起来，然后消失在冰凉的白色床上。

我想把蛋糕取出来，但它放在包的底部，上面放着那套茶具。我只好先把茶具一件件取出来。芭芭悄悄溜到我的床脚边，我们终于又说话了，更准确地说，是说悄悄话。

“天哪，这个鬼地方，”她说，“我一个星期都待不下去。”

“我也是。你饿吗？”

“我能吃下一个小孩。”她说。我正要从洗漱袋里找出指甲锉切一块蛋糕下来，房间那头门上的锁就转动起来了。

我迅速用毛巾盖住蛋糕，玛格丽特嬷嬷打着手电筒向我们走过来，我们一动不动地站着。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她已经知道我俩的名字了，叫我们的时候用的是全名，不只是布里奇特（芭芭的名字）和凯瑟琳，而是布里奇特·布伦南和凯瑟琳·布雷迪。

“嬷嬷，我们感到很孤独。”我说。

“不是只有你们感到孤独，孤独也不是违反规则的借口。”她低声说着，声音却有很强的穿透力，整个寝室的人都能听到她说了什么。

“回床上去，布里奇特·布伦南。”她说。芭芭轻手轻脚地跑回床上。玛格丽特嬷嬷打着手电筒前后左右地照了照，亮光照在了床上的那套小茶具上。

“这是什么？”她拿起一个小茶杯问。

“嬷嬷，是茶具。我妈妈去世了，我就把它们带来了。”这话太蠢了，刚说出口，我立刻就后悔了。我老说蠢话，因为说话不过脑子。

“感情用事，幼稚。”她说着拢起黑长袍的下摆做成兜状，把茶具装进去带走了。

我钻进冰凉的被单，慢慢吃着一片籽香蛋糕。整个寝室里一片哭泣声，能听到女孩们都在被子下抽泣、哽咽。那是尽量压着声音的哭泣。

我的床头靠着另一个女孩的床头。黑暗中，一只手从床头的隔栏处伸过来，把一个小面包放在了我枕头上。那是个糖霜面包，糖霜上面还有个什么东西，可能是樱桃。我给了她一片蛋糕，然后我们俩握了握手。我在想这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呢，灯还亮着的时候我没注意到她。不管她是谁，她一定是个好女孩，面包也很好吃。在隔了两三张床的地方，我听见有人在被子下啃苹果。似乎每个人都在吃东西，哭着想念自己的妈妈。

我的床正对着一扇窗，能看到天空小小的一角，有几颗星星在闪烁。真好，躺在床上，看着星星，等待着它们黯淡下去，或是消失不见，或是闪耀起来燃成一片绚烂的焰火。在这片死寂、伤感的沉默中，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