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个月就到复活节了。街角的花店橱窗里摆上了百合花，教堂里的雕像盖上了紫色的盖布。耶稣受难日的那个星期五，商店都关门了，到处都是忧郁的气氛。紫色的忧郁。死亡的忧郁。芭芭说我们也不如死了算了。我们打扫完卧室，早早就上了床。我喜欢看书，但芭芭受不了我看书。她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停地问我问题，然后趴到我肩膀上读一段，说这书“纯属垃圾”。

复活节前一日那个星期六，我领了工资，去做了告解，然后到多伊尔织物店买了一双丝袜、一件胸罩和一条白色蕾丝边手帕。我永远都不会用这条手帕，永远都不敢用；在阳光下，它仿佛是一张蜘蛛网，脆弱而精致。我期待着夏天到来，把它绕在妈妈的银手镯上，蕾丝花边撩人地垂在手腕上。我和绅士先生去划船时，手帕会被风吹走，像一只白色蕾丝小鸟掠过蓝色的水面，绅士先生会拍拍我的胳膊，说：“我们再买一条。”仍然没有他的消息，尽管玛莎在信里说他已经回来了，阳光把他晒成了浆果一样的棕褐色。

我买的胸罩很便宜。芭芭说胸罩洗过后就没有弹性了，所以不如买便宜的，穿脏了再换。我们把穿脏的胸罩扔到垃圾桶里，后来发现乔安娜又捡回去洗干净了。

“老天，她是要再卖给我们。”芭芭说，而且和我赌了六便士；但乔安娜没有卖给我们。她把胸罩放进亚麻布柜子里，说会用得着的。我们猜她是不是要在边上续几片布，加大，给自己穿。但她也并没有这么做。后来，做清洁的女人来了，乔安娜把胸罩给她抵了钱。乔安娜可真是节俭到家了，拆拆洗洗，缝缝补补。她拆了一件缩了水、褪了色的开衫毛衣，用拆下的毛线给古斯塔夫织了一双家居袜子。她把正在织的袜子放在扶手椅的坐垫下。有一天，赫尔曼喝醉了，碰到了毛线。毛线脱了针，一圈圈线头像小小的棕色甲虫一样从针上一个个爬下来，爬到了垫子上。

“我的上帝啊！”乔安娜火冒三丈，血压飙升，脑袋里天旋地转。我们扶着她（啊，那个重量，那个邋遢样）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这个会客室里从来没会过客。地上一个桶里放着腌鸡蛋，靠窗的座位上放着一溜苹果。有些苹果放坏了，屋子里能闻到一股甜香的苹果酒味道。赫尔曼给她喂了一勺白兰地，她醒了过来，新一轮怒火又燃了起来。

“这间房子可真豪华。”芭芭对乔安娜说。芭芭又走到壁炉前对着那个瓷做的小仙女说话。乔安娜给小仙女涂上了红脸蛋，还染了指甲油。她成彩虹糖仙女了。

“您要不要试穿一下胸罩，布雷迪小姐？”店员小姑娘问我。细弱的声音，像初领圣体时的小女孩；白皙、纯洁、念珠一样的手指拿着那件轻薄、罪恶的黑衣，她的手指都羞愧了。

“不用了，量一下就可以了。”我说。她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把卷尺。我举起胳膊让她测量。

买黑色内衣是芭芭的主意。她说这样不用经常洗，而且万一在街上出了车祸，或者哪个男人在车后座要脱掉我们的衣服，黑色内衣好一些。芭芭把这些事情都想过了。我还买了黑色丝袜。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黑色丝袜有“文学的”意味，而且我来都柏林后写过一两首诗。我把诗读给芭芭听，她说和那些写在缅怀卡上的诗比起来不值一提。

“晚安，布雷迪小姐，复活节快乐！”那个初领圣体的声音说，我也祝她复活节快乐。

我进门时大家都在喝茶。连乔安娜都坐在了餐桌前，胳膊抹成了棕色，手腕上一串垂着挂坠的手链叮当作响。每次她举起杯子，挂坠就叮叮当当地敲打着瓷杯，像鸡尾酒杯里冰块碰撞的声音。凉爽，冰一样凉爽的加糖鸡尾酒，我很喜欢。芭芭认识的一个有钱男人有一晚请我们喝过鸡尾酒。

配的茶点有酿番茄、香肠卷，还有复活节果脯蛋糕。

“好吃吗？”乔安娜问，这时我才刚咬了一口酥脆的点心，还没来得及咽下去。我点了点头。乔安娜是个烹饪天才，能做出我们见都没见过的美食，让我们大为惊喜，加在汤里的黄色小丸子、苹果馅饼、酸包心菜，但我真心希望她别再站在我们身边，一脸殷切地盯着我们，问：“好吃吗？”

“讲笑话吧，我讲个笑话吧？”赫尔曼问古斯塔夫。他喝了一杯酒，一般一杯酒下肚后，他就想讲笑话了。

古斯塔夫摇了摇头。古斯塔夫苍白而精致。他看着像个失业的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他确实没出去上过班。他不知是得了皮肤病还是怎么的。我从来不能确定自己对古斯塔夫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觉得我不喜欢他小小的蓝眼睛背后的那股精明劲，而且我常常觉得他过于完美，不真实。

“让他讲笑话啊。”乔安娜说。她喜欢被逗得哈哈大笑。

“不，咱们去看电影。放松一下。”古斯塔夫说，这时芭芭仰面哈哈大笑起来，椅子往后一翘，靠后面两条腿支撑着。

“电影没汁没味的。”乔安娜说，芭芭的椅子几乎都要朝后倒下了，因为她笑得过于大声，呛住了，一阵猛咳。后来她经常咳嗽，我告诉她应该去看看医生。

“没汁没味”是乔安娜独有的表达方式，意思是看电影是浪费钱。

“去吧，乔安娜。”古斯塔夫轻轻地用胳膊肘碰了碰乔安娜光溜溜、晒成棕色的胳膊。古斯塔夫的衬衣袖子卷了起来，椅子背上搭着他的夹克衫。这是一个温暖的傍晚，夕阳从窗户照了进来，给桌上的杏肉酱点上了一抹亮色。

“好的，古斯塔夫。”乔安娜说。她微笑着看着古斯塔夫，当他们是住在维也纳的一对亲密爱人时，一定也是这样对彼此微笑的。乔安娜开始收拾桌子，告诫我们一定要小心，别碰到那些精美的上好瓷器。

“女士们，跟我去夜店？”赫尔曼戏谑地问。

“女士们有约了。”芭芭说。她的下巴向胸口点了点，意思是她说的是真的。芭芭新做了头发，柔软的黑波浪卷像羽毛一样伏在头顶。太气人了。我的头发又长又蓬，松松散散的。

“再吃点蛋糕？”乔安娜问，但是她已经把果脯蛋糕装到一个棉花糖罐子里了。

“好的，再来点。”我还没吃饱。

“我的上帝啊，你要长成大胖子的。”她用手比画了一个肥胖女人的轮廓。她再回来时，手里拿着一片蔫蔫的海绵蛋糕，可能是留着做果酱松糕用的。我把这片蛋糕吃掉了。

上楼后，我脱掉了所有衣服，站在衣柜镜子前打量起自己的身材。我确实胖了。我又侧过身，掉过头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臀部。线条很不错，皮肤也很白，像裁缝店窗台上摆的那盆天竺葵的花瓣。

“什么是鲁本斯[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代表人物。他所画的女性人物形象大多表现出体态丰腴的特征。]式的？”我问芭芭。芭芭正在梳妆台前涂指甲油，转身面向我。

“拜托，拉上窗帘啊，不然人家还以为你是个色情狂呢。”我赶紧蹲在地板上，芭芭过去拉上了窗帘。她小心翼翼地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窗帘边，以免弄花了指甲油。她的指甲油是橙红色的，正像她刚拉上窗帘时挡在外面的天空的颜色。

我双手托着乳房，试着掂量它们的重量，再一次问芭芭：“芭芭，什么是鲁本斯式的？”

“不知道，性感吧，我猜的。怎么了？”

“一个顾客说的。”

“哦，那你最好确实是鲁本斯式的，为了咱们这个约会。”她说。

“和谁？”

“两个有钱人。我这个有家糖果厂，你那个开了家长筒袜厂。免费丝袜哦，多棒！你大腿围是多少？”她手指做着弹钢琴的动作，这样指甲油能快点干。

“他们好相处吗？”我踌躇地问。我们已经有过和她找的朋友度过两个灾难性夜晚的经历了。芭芭下午放学后，有时会和别的女孩一起去酒店，在酒店的休息厅里喝杯咖啡。都柏林是个小城市，人们爱交朋友，一起去的女孩中，总有人能碰到认识的人，于是芭芭就结识了很多人。

“好得很。他们都快有八十岁了，我那个在他用的所有东西上都印着自己名字的首字母。领夹、袖扣、手帕、车座靠垫。所有东西。他车里用豹子做吉祥物。”

“那我不能去了。”我忐忑地说。

“拜托，怎么就不能了？”

“我怕猫。”

“听着，凯瑟琳，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了？我们都十八岁了，生活无聊得要死。”她点了一支烟，使劲吸了一口，继续说：“我们要生活，要喝金酒，要挤进大轿车的前排，车要开到大酒店门口。我们要去很多很多地方，不能就在这堆湿不拉几的垃圾里坐着不动。”她挥着手，指指墙纸上潮湿的斑迹，又指指壁炉台，我刚要插句话，她就抢着说下去。“我们晚上待在这个破地方，给乔安娜灭蛾子，一有蛾子从衣柜后面飞出来，我们就像疯子一样蹦起来。成天不是往墙缝里喷滴滴涕，就是听隔壁那个神经病拉他的破小提琴。”她用右手在左手腕上做了个拉提琴的动作，然后精疲力竭地坐到了床上。这是她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段发言。

“听听！听听！”我啪啪地鼓起了掌。芭芭把一口烟喷到了我脸上。

“可是，我们要的是年轻男人。我们要浪漫，要爱情，要这种东西。”我沮丧地说。在我的想象中，那应该是雨中的傍晚，我站在路灯下，发丝狂乱地散落下来，双唇做好准备等待着一个奇迹之吻。一个吻。一个吻就够了。我的想象止步于此，不敢再往下想。过去那些狂风肆虐的年月里，妈妈曾那么痛苦地做着反抗。但是，吻是美妙的。他的吻。落在唇上的吻，落在眼睛上的吻，他撩起浓密的长发时落在脖颈上的吻。

“年轻人有个屁钱。至少我们碰到的呆子都没钱，一股发油味，就会爬到都柏林山上呼吸什么新鲜空气，再跑到潮乎乎的小旅馆喝杯寡淡的茶。茶喝完，跑到树林子里，湿乎乎的手还要伸到你裙子里笨手笨脚地乱摸。坚决不行！我们已经把一辈子的新鲜空气都呼吸够了。我们要的是生活！”她向着空中张开了双臂。这个姿势狂野而不羁。说完她就开始收拾。

我们洗了澡，全身都扑上了爽身粉。

“用点我的。”芭芭说。但我坚持说：“不行，芭芭，你用我的。”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就互相分享，但碰上日子平平淡淡，也不去哪儿的时候，就都像守财奴一样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芭芭会说：“你摸一下我的粉试试。”我会说：“房子里一定是有鬼了，我的香水谁动过。”她就装作没听到我的话。那时候，我俩从不把衣服借给对方穿，谁要是买了什么新东西，另一个心里就不安了。

一天早上，我正在上班，芭芭打电话过来说：“老天，我要打爆你的头，别让我看见你。”

“怎么了？”电话就在商店里，伯恩斯太太正站在我跟前，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

“你是不是把我的胸罩穿走了？”

“没，我没穿你的。”我说。

“你肯定穿了，胸罩又没长腿。我把房子翻遍了都没找着。”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学校外面的电话亭，现在出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个鬼地方摔了个大马趴。”我哈哈大笑，一抬头正好撞上伯恩斯太太的脸，便赶快放下电话。

“亲爱的，我知道你人缘一定特别好，但告诉你的朋友们，别在上午打电话过来，可能会有人打电话来订货的。”伯恩斯太太说。

那个晚上，芭芭找到了裹在床罩里的胸罩。她只有晚上才收拾一下床。

我们迅速打扮好。我小心翼翼地穿上黑丝袜，没有让戒指挂住一根丝，穿好后扭头看看接缝直不直。真迷人呀。我说的是丝袜，不是接缝。芭芭哼着《戈尔韦海湾》，把一根金色的新腰链系在蓝色粗花呢连衣裙上。

我仍然穿那条绿色的背心裙，搭白色的舞蹈上衣。衣服上能闻到陈旧的香水味，这是以前我每次去跳舞时喷香水留下的味道。真希望我能有件新衣服。

“我受不了这个了，”我指着裙子说，“我不想去了。”

芭芭着急了，借给我一条长项链。我把项链绕啊绕，绕到差点勒着自己。项链和我的肤色非常搭，它是绿松石色的，珠子是玻璃做的。

“今晚我的眼睛是绿色的。”我看着镜子说。这是一种奇异的绿色，明亮、熠熠生辉的绿色，湿润青苔的颜色。

“现在给我记住了——波巴拉，别‘芭芭、芭芭’地叫。”她警告我，并没有理会我眼睛颜色的话头。她嫉妒了。我的眼睛比她的大，而且眼白是一种淡淡的蓝色，像婴儿的眼睛。

房子里再没别人，我们离开时关掉了门厅的灯，确认门锁好了。隔两户的那家，煤气表让人偷走了，乔安娜警告我们一定要锁好门。

我们挽着手，步调一致地走着。大道尽头有个公交车站，但我们走到了下一站。从下一站坐车到纳尔逊纪念柱能便宜一便士。那晚我们带了不少钱，但出于习惯，还是选择多走点路。

“我喝什么？”我问。在脑海中，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来，她正指责着我。我看到她向我晃动着指头，眼里含着泪水，责备的泪水。

“金酒。”芭芭说。她的嗓门很大，我从来都没办法让她小声说话，走在街上人们老是瞥我们，仿佛我们是荡妇。

“我的耳环坠得疼。”我说。

“摘下来，让耳朵休息一下。”她说，一如既往的大嗓门。

“可是那儿有镜子吗？”我问。到那儿之后我想戴上耳环。这是一对长长的炫目耳环。我喜欢晃晃脑袋，这样耳环就会摇荡起来，而且上面小巧的蓝色玻璃石会反射出光芒。

“有，我们先去卫生间。”芭芭说。我把耳环取了下来，耳垂更疼了。有那么几分钟真是痛苦不堪。

我们路过我上班的商店，百叶窗拉下来了，但里面亮着一盏灯。百叶窗的宽度和窗户的宽度并不完全相等；两边各有一英寸的空隙，能够透过那两道窄缝看到里面的光。

“猜猜他们在里面干什么？”芭芭说。店里的事她都知道，而且老缠着我问东问西——他们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晾衣绳上挂的是什么样的睡衣，她说“亲爱的，我现在上去整理床”时，他会怎么回答。

“他们正吃着巧克力，数着今天挣的钱。”我说。我好像尝到了很久以前绅士先生给我的酒心巧克力的味道。

“不对，他们在干别的。他们正从你称好的半磅火腿片上切一片下来，然后再上楼去做告解。”她说着走了过去，试图透过角上的一个缝往里看。这时我看见一辆公交车过来了，我们赶紧往三四十米外的公交车站跑去。

“你们打扮得真漂亮。”售票员说，那晚他给我们免了车费。我们每隔一晚就要进出城里一次，已经认识他了。我们祝他复活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