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亮的时候，姨妈坐了起来，用手背揉着眼睛，惊愕地看着我。

“你在干什么？”她问。我已经穿上了大衣，坐在那面有圣像的镜子前化着妆，用的是她的化妆品，我自己的忘带了。我在一个旧信封里找到了粉，在她的祷告书旁边找到了一个残缺的粉扑，甚至还找到了一支口红，虽然这口红看上去像用了就会让你得病一样，已经干了，上面还粘着头发。姨妈不知是从哪儿找到的，她自己从来不用口红。她和我说话时，我正在涂口红。

“我收拾好了。”我尽量用淡定的语气说。

“收拾好干吗？”她边问边用手指捋着灰白的头发，她用烫发钳时经常烧着头发，很多地方都断了。

“我要回去，”我说，“我必须回去上班了。”

“你不能走，不能就这么跑了，别离开我。”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别走，别离开我。”她哀求我，“要是发现你不见了，他会杀了我的。”她憔悴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一生都是泪。她这一辈子有太多的悲伤。黑棕部队打来时，一天早上，她年轻的爱人在基拉卢大桥被枪打死。她一辈子都忠诚地守护着被害的爱人，把他的照片放在项链吊坠里戴在脖子上。我不能离开她，她这么善良，已经做了这么多的牺牲。

“不走了。”我疲惫地说。她过来搂住了我，我的脖子感觉到了她潮湿的眼睛。

这一天是新年，我们本来应该去望弥撒，但现在必须待在家里照顾父亲，姨妈说主会原谅我们的。

这时，我们听见奶牛哞哞叫着往院门走，毛拉砰砰地拍着后门。毛拉是个本地姑娘，每天早上和晚上会过来挤奶。

“太太，起来了吗？”她边问边抬起门闩，把头探了进来。她戴着一副新钢边眼镜，咧嘴笑着。

“欢迎回家！”她朝我大喊。不管你离她有多近，她都得用喊的方式，好像时刻都是在迎着狂风说话。

“有只小牛犊悬挂在奶牛肚子外面死了。”她对姨妈说。

“谁死了？”姨妈说着朝天花板翻了翻眼睛，毛拉没头没脑的话把她吓了一跳。

“那只牛犊悬挂在奶牛肚子外面，死了。”能报告这么一件重要事情，毛拉非常兴奋。她说要去找兽医，我们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就已经跑了。我也想去找兽医，兽医就是布伦南先生，芭芭的父亲，我知道他是愿意帮我的。或者他的妻子，玛莎，她会帮我的。我想起他家漂亮的房子，枫木地板上铺着白色地毯，灰色的墙上挂着我和芭芭的照片。我喊着让毛拉回来，但她根本没听到，她在前面的田地里大步跑着，时不时还跳几下，高兴地喊几声。

我们出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白天，这个地方看起来更觉荒凉。女贞树篱不知得了什么病，叶子发了黄。野蔷薇花丛被踩得七零八落。篱笆散的散，倒的倒，奶牛从缺口处出出进进。

“降黑霜了。”姨妈说。两条挂出去晾干的抹布被冻得生硬。经过生了锈的空水罐时，姨妈问：“还记得老早以前的事吗？”

希基，我家以前的工人，夏天的午后经常站在那儿训奶牛，让它们把水罐里的水喝完。现在，奶牛大多都成杰克·霍兰的了，在更远处的水泥槽里喝水。

和毛拉说的一样，一只小牛犊的头垂在奶牛肚子外面。可怜的奶牛正不停地呻吟，甩动着尾巴，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着布伦南先生来。姨妈跑回去泡热燕麦片。她走后，去利默里克的公交车从前门开了过去。我落了两滴孤独的眼泪，知道自己注定要留在这一片枯死的蓟草丛中了。

奶牛不吃燕麦片，它的头一直努力向后拧着，想看看那只死了的小牛。

布伦南先生来了，他让毛拉和姨妈把牛慢慢赶到院子里，他在后面开车跟着，一路上要小心地避开地里的树桩和杂草丛生的土墩。

我独自一个人往回走，为那座潮湿又破败的房子透出的悲凉叹息着。我心里想，莫非真像姨妈说的，它是受过什么诅咒吗？寒鸦顺着大大小小的烟囱一会儿飞进去，一会儿飞出来。父亲在厨房里到处找鞋。我不安地从煤桶里找出他的鞋，用一把新鹅翅刷掸去上面的煤屑。

“肯定是掉进去的。”我说。

“掉进去的！”他从碗柜上拿了帽子，都没有等我告诉他病牛的事。他要出去喝酒。

我摆好早餐桌。茶匙污渍斑斑，有股奇怪的味道。妈妈在的时候，会用木条把放刀具的抽屉分成小格，分别放刀子、叉子、勺子。现在，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刀具、旧剪刀、麻绳团、开罐器、变了质的黄油纸，还有牛角。他们用牛角倒煤油或者机油，也用它给小牛喂药。

“你还好吧，刚才都没时间和你握个手。”布伦南先生说，他忙完后过来洗手。我提起水壶往锡盆里倒了水，又拿来一条干净毛巾。

“谢谢。”他说着眼神锋利地看了我一眼。他迅速直奔主题；我想聊一聊芭芭，但他打断了我。“你父亲收到的那封信我看过了。”

“真好笑，人人都愿意相信最坏的事情。”我不知怎么就这样说出来了。

“我对你非常、非常地失望！我本来以为可以信任你。”他说。

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他这个朋友，但我想他的妻子玛莎一定会帮我的，玛莎一向都宣称自己非常懂男人和爱情这类事情。所以他说让我跟他去家里给病牛拿青霉素时，我很高兴。

我们走进有中央供暖的前厅，玛莎正在整理花瓶里的一束玫瑰。

“她来了。”布伦南先生的语气中带着厌恶，他说完就离开了。

“我的天哪，凯瑟琳，你长了有半英尺。”玛莎握着我的手说。一定是蒂姆·海斯，就是我们从车站坐的出租车的司机告诉她我回来了，她看到我一点也不惊讶。

“花挺漂亮的。”我说，感觉有些不自在。布伦南在车里又给我上了一课。

“嗯，你闻一闻。”这是一把塑料玫瑰，但是上面不知洒了什么香水。

“多好看，是不是？”她说。花的味道很呛鼻。

“芭芭还好吧？”她随意地问。

“她挺好的。”

我们进了厨房，她给我泡了一杯茶。墙上新贴了条纹墙纸，我欣赏了一会儿。然后我们点了支烟。

“告诉我都发生了什么。”她说。我坐在桌子的一头，把尤金的事情讲给她听。我只告诉她，我们每星期有几个傍晚会见见面、吃吃饭，他人特别好，长得也挺好。

“你会喜欢他的。”我想说动她。她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只是频繁地眨着眼睛。

“你能帮我离开这儿吗？”我孤注一掷地问。

“帮你！”她惊叫了一声，精致的鼻孔里熟练地喷出了一缕烟。她紧张地笑了几声，似乎还很享受这种感觉。“你一定是疯了吧，把男人想成那样的。完全不可能！”

“求你了，求你了，你听我说。”我央求她。

她毫不动摇。“我和芭芭的父亲都认为你不能再见这个男人了。”这就是曾经和旅行商贩一起喝鸡尾酒的那个玛莎！

我伏在塑料桌上放声大哭起来，上次这么哭还是小时候，当时我要穿妈妈的乔其纱裙子玩，她不让。

“嘘，嘘！老大要进来了，别让他看到你哭。”她说着从精巧的腕表金链上拽下一条丝绸手帕。

“我会为你祈祷的，真的。你如果去求主，主会帮助你承受这一切的。”她似乎变得非常虔诚了。

布伦南先生和我们一起喝茶，玛莎说起了她去年夏天去上阿默高[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旅游胜地，以每十年演出一次大型耶稣受难剧而闻名。]的旅程。

“看一看那些人对你会很有好处，”她说，“所有男人都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蓄发，而且并不知道会由谁来扮演耶稣的角色。”她说到“耶稣”的时候低了一下头。

我身体里的一小部分为了安全起见在听她说话，但身体里剩下的大部分都在琢磨怎么才能离开。

布伦南先生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只看见他朝我皱了皱眉头。

“她正难过着。”玛莎解释说。

“她会好起来的，一两个月就过去了。”他们中不知谁说了一句。

我想大喊几声，但看到他们的眼神，我笑了，故意迷惑他们。

我拿了青霉素，在往回走的路上又想起了他们的眼神：苦涩，坚决。玛莎说我应该待在家里，可以跟着她去技术学校学习钩线和织毯。

我快步走着。头顶上方，云朵在欲雨的天空中迅速掠过，云朵之间，是一片片湖水一样的蓝天。

待在家里！谁将会是第一个提议让我进修道院的人？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讨厌一个他们根本就没见过的人？所有这些婚姻不幸福的人都想确保我回到家里，是要让这样的不幸也在我身上重演？

疯子毛拉藏在墙后面窥探我，我心一沉，知道是姨妈让她守在那儿的，很可能还给了她六便士来干这事。

那天再没有什么事发生，除了姨妈把我叫到一边，悄悄问我身上有没有出什么问题。我说没有，她似乎并不相信。

“但是真的没有！”我又强调了一遍，她这个问题真是龌龊，我非常生气。我想起在那张柔软的大床上，我是如何让他失望。真是巨大的讽刺，我几乎都要笑出来了。

午后，我骑着自行车去村子里买些日用杂物。父亲喝多时就会忘了日常开支这回事，我只好花一点从他挂在乔安娜家的衣帽架上的衣服口袋里偷的那三镑钱。

阵雨过后，太阳出来了。湿漉漉的路面泛着亮光，树篱也闪闪烁烁，仿佛上面撒满了钻石。

我买了火腿片、茶、鸡肉火腿酱、桃子，还头脑一热买了一块不怎么新鲜的打折冰蛋糕，希望它能让我们心情好一些。

村子里，我确定人们都会停下来看我，想要用野蛮的不瞪死人不罢休的眼神杀了我。小孩子们嘴里还喊着什么。难道父亲把那封信给所有人都展示了一遍吗？

“离婚比杀人都可怕。”姨妈总是这么说——我永远都忘不了，忘不了这句话，还有他们瞪我时满是谴责的眼神。

我拨通了绅士先生的电话，想问他能不能开车捎我去都柏林。但接电话的是他妻子。

“请问是哪位？”他妻子问，我吓得一把扔下电话，跑出了电话亭。在总机偷听的女邮政员责怪我怎么能这样。我一直都不喜欢她。小时候，有一次她问我玛莎和布伦南先生是不是睡在两张单人床上，我没告诉她，从此她便对我怀恨在心。

我买了两张明信片，一张给芭芭，一张给尤金，然后赶着去杰克·霍兰的店里，想求他帮帮我。他的酒吧关着门，百叶窗拉起来了。借着微弱的光线，我看见门环下贴着一张墨水写的告示：外出考古，八点返回。

我不能停留，姨妈还在等我喝茶，我只能往家走。我在黄昏中蹬着自行车，装在包里的东西一下一下地碰着我的膝盖，我想起了尤金。有时候，他的形象会突然而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心神不宁。我能看到他胸口的皮肤在汗毛下稍稍发红，那是因为他挠了几下。为了躲一群懒懒散散地走回家去让人挤奶的牛，我靠水渠边骑着。

这时一辆车向我开过来。它老派的外形告诉我，很有可能是绅士先生。我立刻跳了下来，把自行车推到水渠里，向车招手。车没停，但前面有牛群，不得不慢了下来。我气喘吁吁地追上去。开车的人是绅士先生。

“我刚才一直在找你。”我说，他把车窗摇下来。

“凯瑟琳！”他惊愕地说。已经有两年没见他了，他看起来更瘦了，也更憔悴了，但脸上仍然带着那种奇怪的圣像一般的气息，让我想到了月光，想到他曾给我的那些圣洁的吻。

“是的，我回来了。”我说，把胳膊架在车窗上，差不多和他平视着。

“最近怎么样？”他淡然地问。他的语气会让你觉得昨天才和他见过面。我把这看成是害羞的缘故，他每次开始一段谈话，总是这么害羞，慢热。

“不算太糟吧。”我说。此时此地，我不想跟他讲起事情的全部，担心会伤害他的感情。但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了我的事情。不管怎样，我知道他会让我上车的，说不定还会带我去兜一圈。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了。”我说。想起曾寄到他都柏林办公室的那些信，我感觉很不好意思。

“我一直特别忙，千头万绪，你知道的。”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带点外国味（他有一半法国血统），又非常温柔。

“是的，我常常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他曾说服我和他一起去维也纳度几天假，然而在我们要出发的那天傍晚，他并没有来接我。

他悲伤地看着我，暮色下，他的脸看起来更为忧伤。他说：“实际上，这是最好的结果，否则我们都会后悔。”

“我不会。”我实事求是地说。

他皱起了眉头。我知道了，他实际上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怀着一种苦涩的羞愧，那时我们互相拥抱，亲吻，彼此说着“我爱你”。

“你还年轻，年轻人会做很多傻事。”他说。

“那不是傻事。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他突然直起腰，深吸了一口气。“你是个非常——傻——的小——女孩，你知道吗？”

“我让你感到羞耻了？”

“不，不，不。”他说，带着和以前一样的不耐烦。曾经，我让他在我纪念册上写一些话的时候，我为了能感觉离他近一些，让他把红猎犬留在我那儿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的，“不，不，不”。

“回来很久了？”

“没多久，我要订婚了。”我说，想让他受点伤。

“你父亲知道吗？”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开始激动起来。“我们准备办一个很大的婚礼，从利默里克请办宴席的人来……”

“好消息。”他说，然后微笑着看了看表说他该走了。

“想要什么礼物，告诉我。”他说着，白净纤细的手摸到仪表盘上的钥匙，发动了车。

“再见。”他说，神情中又带上昔日那种受了伤的孤独感。他总是让人觉得，不是他想离开你，而是命运，或者是责任，或者是家庭逼迫他离开。我记得在他开车离开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知道他每个星期三都要去教区神父家打桥牌，这个习惯是去年养成的，当时他重新开始信教，每次去望弥撒都会拿一本大大的弥撒经书，本地人是这么传的。

我扶起自行车，推着往家里走。姨妈是不是在等我，我完全不在乎。夜色降临了，一轮满月指引着我。我非常愤怒，全身都在战栗，没办法骑车。我脑子里想的全是绅士先生苍白的脸，漂亮、无情的眼睛，想到我曾把他当作我的神明。我希望自己能有什么办法伤害到他，因为他的虚伪。

月光把田野和水渠照得一片亮白。几头牛卧在树下慢慢地反刍，一头牛在呼呼地喘着气。月光把我的影子投在身前，有时我的自行车前轮能超过它。

“怎么这么久？”姨妈咳嗽着向我走过来，她有支气管炎。

“没什么。”我说。她让我厌恶、愤怒。所有人都让我厌恶、愤怒。

“家里一点茶都没有了，我想着你用不了这么久。”她说。我推着车走到房子的侧面，把它一推，靠到了侧墙上。姨妈说父亲还没有回来。

我们泡好了茶，打开一听桃子罐头，然而并没有感受到享用美食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