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父亲让我们去请大夫过来，他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感觉特别虚弱。大夫给他打了一针，告诉我们要限制他每天喝酒的量。我和姨妈轮流守着他，把给他喝的威士忌加在苏打水里，每次都减一点量。仍然没有收到尤金或芭芭的回信，我坐立不宁。

我坐在床边，把杯子举到父亲嘴边。“对不起。”他不停地说。他的手抖得厉害，拿不住杯子，也用不了剃须刀。他像个孩子一样哭着。喝了酒后，他总会不住地哭好长时间，也不好意思和任何人说话。他情绪极度低落，让人害怕。

“你回来了，真好。”他说，“你怎么不抽烟呢？现在的年轻人肯定都抽，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很善解人意的……”我想到了尤金的桌子，上面随便放着好几盒香烟，他在有的烟盒上面用清晰方正的笔迹写着“癌症是痛苦的”。

“抽吧，你不抽吗？”父亲说。为了让他满意，我点了一支烟。他什么时候能让我回去呢？

“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是绝对的。”他说，“那天收到了那么一封信，想到你和那样一个流氓混在一起，我差点都活不过来了。”“流氓”，这个词让我非常生气，但我压住了怒火。

“我比你活的时间长，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的话中带了几分歉意，他用被单擦着眼泪，又擤了擤鼻涕。

“等我回去了会好好生活的。我会注意的。”我说。

“什么回去？”他在床上坐起来，“你不能回去，就在这儿干点活，给莫莉姨妈和我搭把手。我在考虑——”他说着，意味深长地向我挤挤眼睛，好像要说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秘密了，“我在考虑，咱们可以在路边开个小店，把门房收拾一下，干出点事来。咱们要打起精神，把这个地方再买回来。”他很认真地说。

“我就是回去一下，把落在乔安娜家的衣服取回来。”我尽量不让自己表现得过于急切。为了能离开，我什么话都可以说。

他攥紧我的手腕说：“哪天去一趟利默里克，咱俩一起去，给你买些新衣服。”

“那不是浪费钱嘛。”我说。

他要再喝一杯，但壶里的苏打水快没了，姨妈让我去杰克·霍兰的店里买一些，趁现在还没关门。姨妈正在厨房里用一个大锡盆做苏打蛋糕，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袋用玻璃纸包起来的褐色葛缕子籽。我们都喜欢在面包里放葛缕子籽，但毛拉不喜欢，她会把这些籽都挑出来，觉得它们是小虫子或者别的什么脏东西。

我拿上那几个空壶，去杰克的酒吧。

“啊，我可爱的红发诗歌，‘亲爱的奥伯恩[“奥伯恩”（Auburn）与形容头发颜色的“红褐色”（auburn）拼写相同。]，平原上最美丽的山庄！’[出自爱尔兰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的诗。]”我进了商店，杰克念起了诗。他从柜台后面跑出来亲了我一下，鼻头湿湿的、凉凉的。

“老家的天气凉下来了，气温还正常吧？”他问。

“是的，我们正在打扫房子，会给你清理出一车空瓶子。”我说。

“那我会给你们清理出一张大大的账单哦。”他咧嘴一笑，用手指点点我的下巴，“你知道我不让你爸赊账时，他是怎么说的吗？”

“不知道。”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说‘装在破酒桶里和记在破账本里不是一样的吗’，不好笑，一点都不好笑。来，我给你看看什么才是幽默。”杰克指着一个白纸板做的告示，上面用墨水写着：今日不赊账，明日免费喝。

我笑了几声，让他高兴一下。

这天是星期一，生意冷冷清清。一个流浪女人背对我们坐着，正看着空酒杯嘟嘟囔囔地咒骂着。她身上的格子披肩已经褪了色。杰克给她又加了一品脱波特酒，他要等杯子里的泡沫下去，才又从酒桶里舀一点出来。我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等到他把酒桶放回柜台，收了流浪女人的钱，对我说：“鄙人有声名变得显赫的极大风险。”

“恭喜了！是怎么回事？”我问。

显赫！他现在首先得收拾一下商店，酒瓶上厚厚的一层灰，去年的粘蝇纸还挂在那儿，货架角上缠满了蛛网。显赫！他总得擦干净鼻子，换件衬衣吧。他现在穿的是一件法兰绒灰衬衣，套了件粗花呢马夹，脚上是一双黑靴子。

“鄙人近日常去新教墓园进行私人考古勘察，一些重要物品因此重见天日。”他压低了声音，担心被那个流浪女人听到。他拉开抽屉，给我看放在一小堆蔗糖上面的几样锈迹斑斑的物品：两枚胸针、一个合金杯、一把剑、一个夜壶，还有几团缠绕的金属线。流浪女人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想凑过来看一眼。杰克马上关上抽屉，流浪女人看着快要熄灭的草皮炉火，叽叽咕咕地骂起了脏话。

“杰克，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问。

“啊，”他说，“我这刚有可能声名显赫了，你就想要嫁给我啦？”

他看着我，灰白的长脸上绽开了笑容，我看着他水灰色的眼睛，意识到他是周围所有人中唯一有同情心的。

“杰克，你能不能帮帮我？”我央求他。

“这话听着很不祥啊。那是不是得用一个小小的吻让一个单身汉干渴的嘴唇欢欣一下呢？”他把我带到包厢里好亲吻我。包厢是从商店里分出来的一个小隔间，用磨砂玻璃围了起来，所以看不到里面。我蜻蜓点水地亲了他一下，算是交了差。其实，我也不介意亲他，他都六七十岁了，我才只有二十一，而且我从生下来就认识他。他爱妈妈，后来又说爱我，还给我们写了诗，但谁也没见过那些诗。他只是透露自己写了诗，然后就把诗藏在布赖恩·梅里曼[布赖恩·梅里曼（约1745-1805），爱尔兰诗人，《午夜法庭》是他最有名的一首长诗。]那本发黄的粘着苍蝇印的《午夜法庭》里。杰克在厨房的壁炉上面放了两本书，这是其中一本，旁边还放着岩盐和牛角念珠。另一本书是《摩尔年鉴》，上面列了个猪牛交易会日子的单子，他根据这个单子事先囤好酒，一桶桶满满的波特酒，为交易会做准备。

晚上，等那些喝酒的人都离开了他的酒吧，穿过漆黑的村庄，回到各自的家，杰克就会坐下来，大声朗读梅里曼的诗。附近有些小孩曾蹲在他窗下偷听，听见他在重复朗诵这样的诗行：“最顽固的恶棍上了山头/他头发已灰白，仍是处男身。”

在那本不正经的小书里，在我闪亮的红褐色头发里，在妈妈羞涩、只言片语的感激里，杰克找到了他的爱。星期天的夜晚，当他把一瓶雪莉酒塞到妈妈怀里，或者害羞地把苹果籽扔到她的上衣领口里时，会换来妈妈几句腼腆的感谢。

“我想离开这里，可他们不让我走。”我说。

“啊，小流浪者，那些有着陌生名字的遥远之地在呼唤，呼唤着你。”他唱起来了，脚上的脏靴子头轻轻踢着一个空烟盒。他走出去给我倒了一杯甜果汁，完全没想过我的口味也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果汁甜得发腻。

“我爱上了一个人，但他们要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去见他。”为了博得他的同情，我稍稍夸张了一些。听我说爱上了别人并不会让他受伤，对他而言，大约十五年前，时间就已停滞不前了，我一直都是那个上学路上会从他商店窗口经过的小孩，会敲敲窗户问声好，然后把一束风铃草留在窗台上。

“整件事我都听说过了，镇上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他说。

他随意地背起了《阿林酋长的女儿》[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1777-1844）的代表作之一。]里的几句：“‘我会给你一镑银币，帮我们渡到河的那边，回来吧，回来吧，他悲哀地喊，水势迅速减弱[杰克的背诵与原诗有差异，这句原诗为：水势迅猛汹涌。]，奔腾的河水淹没了他的孩子，留下他独自悔恨。’”。

“隔墙有耳。”他说，然后让我跟他走到前厅，从一包新蜡烛里拿了一支。烛光下，他的脸更显苍白，病恹恹的。他把头伸到门外去看了看，确保流浪女人没在偷东西。

“你要什么时候走？”他问。

“随时。”

门闩响了一声，店里进来一个顾客，用硬币敲着柜台。杰克过去招待他，把蜡烛也带走了。我一个人留在黑暗中，听见护墙板后面有老鼠窸窸窣窣的动静。商店里通了电，但杰克没给房子各处都拉上线，太费钱了。

他过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告诉我：“星期五能办成。九点来这儿，我给你找一辆车，把你送到尼纳。”

“你能借我钱坐火车吗？”我非常不愿意开这个口。他答应借给我五镑，条件是一定要还。

“最后一件事，”他加了一句，“我帮你，你帮我。你能不能说服你爸爸和莫莉姨妈，让他们搬回那个舒适的小房子去住？”

“舒适的小房子”就是那间潮湿的门房，杰克想让他们搬回去，然后把那幢大房子租出去。我答应他会尽力而为，但实际上我知道父亲压根就没打算离开大房子。

杰克递给我一小杯威士忌、三壶苏打水，在袋子底下铺上谷壳，防止里面的东西被碰坏。

“把壶放好了，给杰克一个小小的吻吧。”他说。我碰了碰他的嘴唇，收到了两三个笨拙的吻。

“玫瑰堪折直须折。”他说，然后吻了下手指，在我身后挥了挥手。

“你是个天使！”我大声说。我是真心实意的。

我一边往家里骑，一边想着各种各样的借口，能让我星期五晚上出门。裁缝给我提供了解决办法。她站在桥头正提着泔水桶往河里倒，我从桥上过的时候差点撞到她。倒泔水这种事只能在晚上没人看见的时候干。她想拉着我问长问短，我请她星期五晚上到我家来。

到家后，我趁给父亲送两片阿司匹林和一杯茶时说：“星期五晚上我要去利默里克看场电影，布伦南家请我去的。”

他吞下阿司匹林，说：“我可能也会去，要是能起来的话。”

“医生说了，你星期天才能下床。”我提醒他。

“你姨妈呢，她说不定也想去？”他说。

“也许吧。”我说，心里知道姨妈不得不待在家里了，因为要招待裁缝。

我取来了他的剃须刀、剃须皂，还有一碗水，扶着镜子让他刮胡子。

“放的啥电影？”他问，把脸上蘸了肥皂水的胡子刮下来，抹在一个裂了缝的碟子里，那是我专门放在那儿让他用的。

“《穿短裤的上尉》[电影名实际上是《穿短裙的上尉》（1956）。]。”我说，想起了在都柏林曾经看到过的一个电影的名字。

“听着应该是部好电影。”他说。

接下来的三天过得非常缓慢。我一直在想象刚跑出去就被发现并抓回来的场面。我特别勤快地干着活，和父亲也聊了很多。我用仕龙搽剂按摩父亲风湿疼痛的地方，每天早上都把茶送到姨妈的床上。

“你要惯坏我啦！”姨妈说。

我对她笑笑，心里想，不会太久的。这几天，我经常保持微笑，担心话说得太多会暴露自己。多微笑，多干活。我用抹布蘸上煤油擦楼下的窗户，还刮干净了院子里石板上的鸡粪。毛拉主动来帮我，像个疯子一样狂刮了两分钟就失去了兴趣，说要去窖里帮姨妈挖土豆。我自己一个人把七间空荡荡、孤零零的房间打扫干净，房间地板上粘上了斑斑点点的蝙蝠粪。

“楼上有两只蝙蝠。”我没话找话地对父亲说。

“在哪儿？”他跳下床，抄起一把扫帚，身上穿着长内衣裤就跑上了楼，找到那两只正在冬眠的褐色小东西，将它们打死了。

“烦人的鬼东西。”父亲说。姨妈把蝙蝠扫到一片纸板上，下楼倒进炉子里烧了。她说我们必须收拾这几间房了，墙壁很潮湿，壁纸上有些地方都发了霉。但我们做的只是关上门，赶紧下楼去厨房取暖。

星期五的傍晚，喝过茶后，我对着厨房里的镜子化好了妆，进去对父亲说晚安。

“你在我裤子口袋里拿张十先令的票子吧。”他说。我手伸进口袋里找到了那张钞票，钞票褶皱里还夹着烟草末。一支香烟在他口袋里折碎了。

“回头见。”我说。

“好，”他说，“你回来时给我泡杯茶，我要是睡着了就叫醒我。”我没有和他握手，也没做其他任何举动，担心他万一生出疑心。

“你们好好聊吧。”我对姨妈说。她坐在厨房里等着裁缝，身上穿上了最好的黑裙子和最好的鞋子。她系鞋子用的不是鞋带，而是黑丝带。

“好好玩。”她笑着对我说。她是那么慈爱，我差点就控制不住要告诉她真相了。她坐在那里，脸上搽了粉，手拨弄着脖子上的项链和项链坠，看起来很美。她身旁放着喝茶的托盘和抹好了黄油的甜蛋糕。

“不用等我了。”我说着亲了亲她，然后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