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下午，尤金的律师从都柏林开车过来了。我们在等他的时候，把客厅里壁炉的火生起来了。这个律师面容严肃，红头发，黄棕色的眉毛，浅蓝色的眼睛。

“你说这些人袭击了盖拉德先生？”他问。

“是的，袭击了。”

“你目击了现场？”

“没，我在那张床下面。”

“那张床？”他不满地挑起了眉毛，冷冷地看着我。

“她表达得太混乱了，她指的是我书房里那张备用床。”尤金马上解释，“那些人来的时候她很害怕，就藏在那张床下面了。”

“对，一张床。”我说，这两人都让我很恼火。

“明白了。”律师冷冷地说着，写下了什么东西。

“你结婚了吗？你的称呼是——？”

“没有。”我回答，瞥见尤金正笑着看我，他似乎是在说，你会结婚的。

律师问了我父亲的教名和姓氏，又问了其他人的姓名和地址。想到是因为我，他们才会收到律师函，我感觉非常糟糕，但尤金说这是没办法的事。

“这只是程序，”律师说，“我们要对他们发出警告，不能再到这里来骚扰盖拉德先生了。你非常确定自己已过二十一岁？”

“非常确定。”我用他的措辞回答。

他接着询问尤金，我坐在那儿把手帕在指头上绕了再解开，解开再绕上。尤金先前已经把他们攻击自己的来龙去脉都做了记录。做这样的事他真是有条不紊。

我端来了茶和新做的司康饼，还有苹果酱和奶油，不过连这些都没能让律师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他和尤金说起了树的事情。

四点钟过了没多久，律师走了，我习惯性地向车子挥了挥手。天色暗了下来，空气中充溢着傍晚各种柔和的声音——奶牛哞哞地叫，树叶沙沙地响，母鸡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咯咯咯欢快地叫着，享受着晚上被关起来之前的最后一段自由时光。

“好了，完事了。”尤金说。我们回到房子里，他摸了摸茶壶，看茶凉了没有。

“他们再也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了。”他说着倒了半杯浓茶。

“他们会一直找我们的麻烦的。”我说。把整件事情复述了一遍，我的心情又跌入低谷。

“他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他说。但是，两天之后的早上，我收到了姨妈的一封信，让我很难受。

“不要回信，什么都别做。”尤金说。

“可是我不能看着他们这么担心。”

“听着，”他说，“感情用事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一旦做了决定，就要坚持。你要学会对别人心硬，要学会对自己心硬。”他说。

这时候是大清早，我们之前发过誓午饭前永不发生争执。早上他情绪常常不好，喜欢一个人先走上一两小时的路再和我说话。

“那太残忍了。”我说。

“没错，用钉着钉子的靴子踢我也很残忍。如果你给他们写了信，”他警告我，“他们就会来这儿，再来我就不管了，你自己去处理。”他的话说得很尖刻，但这也不能阻止我爱他。

“好吧。”我答应了，然后出去想一想这件事情。树林里，所有东西都一片潮湿，树枝上的水滴滴答答，愁雾笼罩，房子也愁雾笼罩，灰褐色的山头在上方压了下来，深陷于沉郁的忧思中。真是个孤独的地方。

我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哭了一场。到了下午，他的心情好多了。

那天晚上，他说：“明天我们去趟城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闲置的钱包，往里面放了一些钱递给我。钱包米色的皮面上，印着几个金色字母，是他姓名的首字母，他说是别人送给他的礼物。

“咱们去给你买枚戒指，再买点别的东西。”他说，然后转身抱起一根大木头往壁炉里塞。趁他背对着我时，我偷偷打开钱包，数了数他给了我多少张纸币。一共有二十张。

第二天，我们在刺骨的寒风中走在格拉夫顿街，我感觉周围的人们似乎要公开谴责我的罪恶。

“砰，砰！”他假装瞄准了我们想象中的敌人射击，但我仍然充满恐惧，所以很乐意逃进一家珠宝店。

我们买了一枚宽面金戒指，他在商店里给我戴上——“执此贵戒，与子同床。”他说。我感觉到一阵轻微的战栗，笑了几声。

我们买了些杂货，买了瓶酒、两本小说，还有几沓信纸。在书店里，我问他是不是很有钱。

“没多少钱了，”他说，“差不多都花完了。不过会有你的嫁妆的，要不，我去工作吧……”他之前说过，到了春天要去南美洲给一个化工公司做一部关于灌溉的纪录片。我现在已经开始焦虑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带我一起去。

他去一个酒店里的理发馆理发，把我留在休息厅，让我坐那儿慢慢喝杯苏打威士忌。但他在我的视线里一消失，我就赶快喝完酒，跑到了更衣室，怕万一有人会认出我。我把手洗了一遍又一遍，又补了妆。我每洗一次手，服务员就立刻冲过来递给我一条干净毛巾。我想她一定会觉得我脑子有病，把手洗了这么多次，但这好歹能打发时间。洗完手后，我的戒指灼灼发光，手凑近脸，我都能在戒指里看到自己。

我把指甲边上的肉刺压回去，心想以后不能再啃指甲了。记得小时候，我常常啃着指甲，傻傻地想，等我一到十七岁，就会立刻长大，长成一个淑女，留着长长的指甲，涂着漂亮的指甲油，从此再也没有烦恼。我给了那个花白头发的服务员五先令，她一下子慌了，问要不要给我找零钱。

“没关系，我今天结婚了。”我必须把这事跟谁说一说。她握着我的手，善良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祝我长命百岁，永远快乐。我也流了几滴眼泪，算是陪着她哭吧。她身上带着母亲的慈祥，我特别想多待一会儿，把真相告诉她，然后听她肯定地告诉我，我做得对。但这样太荒唐了，所以我走了。

幸好，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休息厅，坐到了扶手椅上。即便就这么一小会儿没见，等我再看见他，看着他橄榄色的皮肤、棱角分明的下颌骨，心里都在想，他多好看啊。

“完事了。”他说着弯下腰，用脸颊蹭了蹭我的脸，他还剃了须。

我喷了很多香水，他说我闻起来真是个富家女孩。为了庆祝，我们穿过大堂，走到空空荡荡的餐厅里去吃饭。那个晚上，我们是第一桌用餐的。他点了半瓶香槟，结果等服务生把酒放在冰桶里拿来时，那酒看着非常糟糕，他又退回去了，重新换了一整瓶。我把瓶塞要来了，到现在都还保存着。在我所有的东西里，这个带着小圆银帽的瓶塞是我认为唯一属于自己的。

我们轻轻碰了一下杯，他说：“为我们干杯。”我喝了一口，希望自己能青春永驻。

那是个愉悦的夜晚。理过发后，他的脸看起来很年轻，有种大男孩的感觉。我买了一件黑色连衣裙，用的是他给的钱。在某个角度的光线下，在某些时刻，大多数女人都能有自己的美丽时光——那晚，我有了我的光线，我的时刻，在墙上的镜子里，我看到了我自己，眉目含情，顾盼生姿。

“我要吃掉你，”他说，“像吃冰激凌一样吃掉你。”后来，当我们回到家，上了床，他又说了这句话。那时，他正转过身来爱抚我。他握着我手指上的婚戒转来转去。

“你戴着稍微有点大了，哪天去裁掉一点。”他说。

“可以的。”我感觉懒懒的，喝了香槟酒。再加上他闻着我头发上温热的香气，在我耳边用让人安心的声音说着话，我有些飘飘然了。

“这戒指你要戴很长时间的。”他说。

“多长时间？”

“你能像小女孩一样笑多长时间，就戴多长时间。”

我心里掠过片刻的失望，他从来都不用“永远”这样危险的词语。

“咚咚咚，我要进来。”他说，然后慢慢哄着我，温存地进入我的身体。

“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对自己说。这些天，他一直告诉我要对自己这样说，要说服自己不要再害怕。刚开始的那一下是痛的，但那一刻的痛唤醒了我，我躺在那里，吻着他赤裸的肩膀，对自己充满了讶异。

我发出一声呻吟，他用吻封住了我的呻吟，我静静地躺着，脚后跟轻轻触摸着他的臀部。这件事很古怪，很滑稽，成为这件事的参与者，非常奇怪。我想起我和芭芭曾经试探着说起过这个特殊的时刻，对它充满了好奇，又为自己有这样的好奇心而感到惊骇。我想起了芭芭，想起了玛莎，想起了姨妈，想起了所有那些把我当成孩子的人，我知道，从此我已无路可退地变成了一个女人。

我没有感觉到快意，只是为自己做了生来就应做的事而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满足。我一直在想着一些愚蠢的琐事。我对自己说，原来是这样的；我曾恐惧的秘密，我曾渴望的秘密……喷过的香水、失落的叹息、染成紫色的胸罩、床上散落的卷发针、杯中摇曳的鸡尾酒、脖子上闪亮的项链，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在我眼里，这件事既滑稽又美好。他越来越兴奋的身体让我着迷——这节奏如同大海。他在我耳边轻轻说出的爱语让我着迷。细碎的呻吟，微雨般的吻，亲吻，轻声的呼喊，都注入了我的身体。最后，他在我身上停止了，用他的爱冲刷着我。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那么安静。安静而温柔，那个柔软无力的东西像一朵潮湿的花歇息在我的双腿之间。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月光一直照着棕色的旧地毯。我们都没有费心去拉上窗帘。

他静静地躺着，抱着我。泪水慢慢涌上我的眼睛，又顺着脸颊流下来。我侧过头，不想让他误解，他刚才那么快乐。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现在是一个被毁了的女人了。”他的声音似乎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刚才听了他含糊的爱语之后，我都忘了他说话的声音原来是那么清脆。

“被毁了！”我重复着他的用词，怪异地战栗了一下。

现在我觉得自己和芭芭不一样了，和我认识的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了。我在想，芭芭经历过这样的事吗？她是害怕，还是喜欢？我想起了妈妈，想起她递给我热汤时总要先吹一吹，想起她在我的袜筒里缝上橡皮筋，好让袜子不滑落。

他挪开身子，仰面躺着，没有了他身体的重量，我感觉到了孤独。他点了一支蜡烛，用蜡烛的火苗点了一支烟。

“嗯，新的身份，责任更大，困难更大。”

“对不起，我不该没受到邀请就这样来了。”我说，听到他说“责任”，感觉有些受到了侮辱。我把“责任”和“负担”混淆了。

“没关系的，我不会把你这样的好姑娘赶下床的。”他开着玩笑，我心里却想，他对我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我不太懂人情世故，说话不得体，也不会开车。

“我会好好学习人情世故的。”我要剪短头发，买几条紧身裙，再买一件塑身内衣。

“我不想让你学会人情世故，只想让你生几个可爱的宝宝。”他说。

“宝宝——”听到他这句话，我差点晕了过去，我坐起来急切地说，“你说过的，我们不要宝宝。”

“不是现在。”他说。我的声调突然变了，他吓了一跳。婴儿让我感到恐惧——我想起芭芭第一次给我说起母乳喂养的那一天，当时我放学后正穿过田地，边走边吃着一袋果味粉，听到后感觉很恶心，现在那种恶心的感觉又来了。那天我恶心得吃不下去，就把果味粉藏在了酸模叶子后面，但芭芭吃完了。

“别担心，”他说，然后扶着我的背把我放回床上，“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要想了，这可是你的蜜月。”

“床好乱啊。”我说，想把自己的思绪转移到简单的事情上来。但我们俩都躺得太舒服了，谁也不想起来整理。他伸手从床尾拿了衬衣和背心，背心裹在衬衣里面。我帮他把衣服穿好，亲了一下他肩胛间凹进去的地方，想起在白日的阳光下他的肩胛是杏色的。

“你饿吗？”他躺下时我问。这时我已经彻底清醒了，想把这个夜晚的幸福再拉长一些。

“不饿，只是很困。”他打了个哈欠，紧靠我躺着。

“我是个好女孩。”他把手放在我肚子上时我说。

“你是个特别棒的女孩。”

“那个也没那么恐怖嘛。”

“不能再和你聊了，”他说，“睡觉吧。”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在他的手下面轻轻地起伏。

“你用子宫帽了吗？”我问。

“明晚九点，雅各[此处应为引用《圣经》中犹太人祖先雅各的典故，以其多子多孙，尤其是其妻子利亚的多产，嘲讽凯特对自己受孕可能性的过度高估。]家门口见，大肚小姐。”他几乎话音没落就睡着了，手也慢慢地从我肚子上滑了下去。

我本来没想着能睡着，但是不知怎么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已是满屋明亮，他正盯着我看。

“早上好。”灿烂的阳光照得我直眨眼。

“凯特，”他说，“你睡着的时候是那么宁静。这半个小时我一直在看你，你像个洋娃娃。”

我把头移到他枕头上，这样就能贴着他的脸了。

“嗯。”我快乐地说，然后伸展了一下双脚。我俩的脚尖从凌乱的床尾伸了出来。他说在起床洗漱前我们应该再来一小会儿快乐时光，于是很快地和我做了爱，这一次，这件事好像也没什么奇怪的了。

我们一起去卫生间洗漱，炉子还没点着，水很冰冷，洗不成澡。水是从树林里的一个水箱里接出来的，刺骨地冰凉，他用一块湿海绵轻轻地擦着我的身体，冻得我直吸冷气，但又感到有几分快乐的刺激。

“不要，不要。”我央求他，但他说这样有利于血液循环。

他洗自己的那个地方时没有脱掉衣服，只是用接在水龙头上的一个橡胶管哗哗地冲洗，一边洗一边说这东西一直过的是出家人的生活。

“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用一块干净的毛巾把那个东西擦干，问他爱不爱我，这不是个明智的问题。

“幸好你不打呼噜，”他说，“不然就要把你送回去了。”

“你爱我吗？”我又问了一次。

“十年后再问我吧，那时候我就更了解你了。”他说，然后拉着我去吃早餐，告诉安娜我们结婚了。

“哦，真是大喜事啊。”安娜说，但我知道她知道我们说的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