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7日，日本占领北平，次日天津沦陷，战争如同旋风，忽然扑面而来。首先出走的是北平各大院校的教师们，因为他们不愿和日本人合作，失节为稻粱谋，这样的事是知识分子们最不能容忍的。

事实上，日军占领北平之后，首先瞄准的找茬单位也是大学。八月，日本宪兵突击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抓住一个男人，问他：“宣传品是谁的？”这个微胖的男人回答：“是我的。”

8月8日，曾经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表姐夫跑来，说日本人可能要抓他，叫他不要再去学校，把他藏在自己的医院里。可是第二天，趁着小护士没发现，他仍旧去了学校，理由是“不能让大家为我担心”。

他便是郑天挺，北京大学秘书长。他以一己之力独撑局面，保护校产和教授安全，沉着应对日本人和汉奸的诘难。

而当时，他刚刚失去妻子半年。

他的妻子叫周稚眉，出身于泰州大盐商之家，读过私塾，两人订的是娃娃亲。结婚时，郑天挺还在北大念研究生。十六年婚姻，他们有五个孩子，家庭和睦，相亲相爱。直到1937年2月10日，除夕夜。郑天挺的女儿郑晏回忆，当时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母亲周稚眉突然肚子痛。因是春节，直到初五，家人才将其送到医院。听说要动手术，她陪母亲说了会儿家常话，当时感觉母亲虽然虚弱，但神志清醒。在女儿眼里，母亲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郑天挺的日记里透露了更多消息，妻子的病并不突然。1936年年终，有人送腊梅给他，“时夫人病，下红已将月，犹起而观之。”下红之症，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凤姐也得过，是典型的妇女病。

正月初七下午四点钟，本来要在医院陪院的姐姐郑雯提前回了家。郑晏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不知道。”是大人们让她回家的。将近天黑的时候，郑天挺回到家里，神情沮丧，一夜无言。周稚眉动了手术，但没有下手术台就去世了，这一年，她四十岁。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五岁。

郑晏说，自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医生把手术器械遗忘在她腹腔内，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母亲因流血过多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郑天挺日记里的记载，周稚眉死于麻醉意外，“以割治子宫，麻醉逾时不复苏”。

不管什么原因，这都属于医疗事故。蒋梦麟、罗常培等都主张郑天挺和德国医院打官司，最终，郑天挺放弃了：“人已经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将人活过来，我就打，否则打这场官司有什么用？”

1937年8月，独立支撑北大的郑天挺在外人看来，显得格外镇定而冷静，他和胡适通信，为了避免搜查，用暗语。他告诉蒋梦麟对于校产的安排和逐步送出北大教授的计划。十月，在接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通知后，郑天挺申请了一笔一万元的汇款，分送给北大各位教授，并送同仁陆续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则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

只有女儿郑晏知道，他每日回来，除了工作，便是念经。没有人能真正体味这个鳏夫的痛苦。

1937年11月17日清晨，天气寒冷。郑天挺拒绝了钱稻孙（后任伪北大校长）的邀请，决心南下。站台上有很多日本人，他和孩子们几乎没有告别，也没有告诉孩子们自己的去向，在车站，他对女儿郑晏说：“每月到东城一位叫沙鸥的女老师家去取一百元钱，作为每月的生活费用。”他把家托付给了弟弟郑庆钰，叮嘱弟弟，无论多难，孩子们都要上学。

在日记[本篇引文除特别标注，均引自《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里，郑天挺对于五个孩子充满歉疚，他一遍遍写着：“苦矣吾儿。”

一路坎坷奔波，郑天挺和教授们辗转来到昆明。因为时任联大总务长、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的沈履辞职，大家推选郑天挺为西南联大总务长。

1940年1月16日，梅贻琦给郑天挺写信：“联大总务实非兄莫属。”一开始，他是拒绝的。在日记里，他早早就决定：“此次南来，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

但是梅贻琦和蒋梦麟等联大决策层认为，郑天挺在蒙自时为租借房屋、建筑校舍、安排教职员与学生之伙食，以及学校保安诸方面表现出来的干练，已经为人称道。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等还专门跑到郑天挺家里，给他留了纸条：“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我们印象里的西南联大，是学生们努力治学，教授们艰苦教书，大家在战争中怀着战斗的心情，为中华民族留读书的种子、未来的希望。但这一切背后，并不代表一团和气。恰恰相反，三校之间的矛盾，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郑天挺的日记里，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琐事：罗庸教授和闻一多教授都要开《楚辞》及中国文学史一，两人相持不下，要找郑天挺。生物系女助教的房子被男职员霸占，要找郑天挺。学生宿舍被偷了被褥铺盖，要找郑天挺。赵西陆要评职称请升讲师，游国恩等不同意，“此难通过之”，来找郑天挺。朱自清推荐一个叫张敬的女士当国文系助教，结果有人举报张敬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和罗常培有绯闻，罗以权谋私，这件事也需要郑天挺调停。蒋梦麟太太的司机老徐和教授们发生口角，教授提议辞掉老徐，蒋太太不同意，还是需要郑天挺来说合……一地鸡毛，光看看我已经要炸裂了。

可是郑天挺不仅一一调停得当，还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做学问。比如到观音殿读《明实录》，临睡之前读《东维子文集》：“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

他曾经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

当然是做不到的，为了不让人打搅自己，他甚至不得不把房门反锁，换得一点时间，给学生出考试题：“反扄房门，作书，记日记，出试题。数日来惟今日得此半日闲，然而研究考试又逼来矣。”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为：“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校内）。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

印象里，郑天挺似乎只有一次生了气。年末考评，校中有人说郑天挺难以服众，理由有二，一是容易迟到，二是魄力不足。郑天挺说，我喜欢睡懒觉（其实我看都八点起来，比我好多了），所以第一件事你批评得对，但是第二件事，不说别的，“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

我恨不得穿越过去，帮郑先生说一句，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

更何况，在这些日常琐事中，在这些夹缝求学中，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故去的妻子。有人介绍他续弦的事，他坚决不同意，主要还是为了五个孩子。看了蒋梦麟夫人陶曾穀与蒋梦麟前妻所生的女儿蒋燕华发生口角，他更笃定不能续弦，因为“尝谓继室视前室子女之优渥，盖无逾蒋师母者”。郑天挺作为旁观者深受刺激，认为不让“前房儿女”受委屈的唯一办法，是不续弦。但我相信，多半原因仍旧是郑天挺心中，对于妻子周稚眉的那份爱与思念，斯人已去，感情却刻骨铭心无可替代。

每年妻子的生日、忌日，甚至入院的日子，他都念念不忘，每每登记。到了后来，朋友们知道夫人忌日将至，会主动来看望他，陪他散心：

看见梅花，想起妻子：

过年在别人家里吃到一道十香菜，猛然想起这是妻子的拿手菜：

喝酒打牌过了头，想起的是从前夫人的告诫：

听到其他女眷吵架的事情，回来忆及过去夫人之处世原则，想的是我夫人就不是这样：

抗战终于胜利了。

1945年9月初，郑天挺到达重庆，准备回北平接收北京大学。十月到上海，见到了三表姐。三姐支支吾吾，这时他才得知，之前留在北平，帮他照顾孩子的弟弟郑庆珏已在这年清明去世了。

这位毕业于北平大学、曾赴东京明治大学法律系深造的高材生，在沦陷区国立华北编译馆担任编辑并兼任伪北大法学院讲师。他日常很少说话，看上去脾气很大的叔叔从来不让孩子们进入自己的房间，也不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因为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绝症。郑庆珏的病情迅速恶化，大咯血不止，三周后即去世。郑天挺在得知弟弟去世的消息后，整整一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自己从前拍的家庭录像里“亡弟亡室之像”，日记里说：“吾负弟矣！吾负弟矣！”

他对孩子们也充满愧疚，郑晏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北平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少，最开始供应一次粮食可维持三至五天生活，后来只能维持两天，最后一人供应两斤粮食，要维持若干天。粮食有玉米面、玉米豆、豆饼、杂豆、混合面等。玉米面是最好的粮食，白面从来没卖过。所谓混合面，实际除了少量豆面外，大都是豆饼、豆渣、扫仓库的库杂粮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面粉，面里还混有许多麻线、羊毛等杂质。“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个舀子摘除粮食里的杂毛，筛干净中午才能蒸窝头。窝头蒸熟以后怪味刺鼻，粘得难以下咽，吃后还要涨肚……二弟克晟经常饿得在夜里哭，每当这时我就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分给他们吃，家里人人营养不良，小弟克扬骨瘦如柴，十二岁的孩子体重仅二十多公斤。”

条件如此艰苦，儿女们的读书成绩仍然优异：“得廉致侄书，知大女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二女入光华女中高三，昌儿在盛新中学高一，惟未言晟儿、昜儿学校，且未提及晟儿，不知何故。年余无儿辈书矣，得此念过于慰也。”

女儿郑晏这样回忆父亲回来的那天：

1946年2月2日，又是一个除夕夜，距离郑天挺失去妻子，已经过去了九年。郑天挺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天伦之乐：“六时回家上供，与六嫂，董行佺表侄，柴志澄表甥，养富、维勤、绍文三侄，晏、昌、晟、昜四儿共饭。饭后儿辈跳舞，并作游戏，掷色子，推牌九，极热闹有趣，至二时余就寝，儿辈仍有馀欢佳兴也。不知雯儿一人在昆如何过年。”

雯儿是大女儿郑雯，之前在北平读伪北大，郑天挺得知，跟出版社借了钱，让她到昆明读西南联大。1943年8月14日，父女在昆明街头相见：“忽见公司汽车来，仅一女子，似是雯儿，又不甚似。车停，果雯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

好景不长，1946年7月12日，郑雯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时年二十三岁。友人李君告诉郑天挺：“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一开始，郑天挺还不相信：“买报读之，仍疑信参半，而友好来电话询问者不绝。”“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他的日记在这一天骤然而止：“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五年之后。

1951年6月9日，郑天挺有了一本新日记本。他专门题下一句：“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

一年后，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郑天挺被调至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做清史研究的郑天挺显然更适合留在北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要服从组织分配。南开也成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站。

历史学家谢国桢回忆，五十年代初期，南开大学搞教改，要求教师在上课之前，每写完一章讲稿，须要试讲一次，由教务处、历史系负责同志来听讲。“郑先生总是叫我不要着急发慌，叫我坐下来吸一口纸烟，慢慢地谈。他坐在一旁，慢慢地听着，讲完之后，别位同志提出意见，郑先生总是不着一语；人散之后，他才把我错误的地方告诉给我。”

他从北京带去一株太平花树苗，这是他的好友张伯驹所赠，是“用故宫里的‘御苗’压条培育的”。郑天挺的邻居辜位廉回忆，种树的时候，郑天挺告诉他，太平花原来生长在深山中，“传说宋朝时被花匠从成都选进开封御花园，仁宗皇帝看到盛开的此花，喜爱它的素雅清香，遂赐名太平花。”1960年，郑天挺搬家时，把太平花托付给辜位廉照管。但1968年春天，太平花被人偷挖走了。郑天挺听说花丢失时，十分惋惜。

1966年，他的学生田余庆去南开看望郑天挺，发现“郑师所住楼房不供暖气，原因是住户普遍贫困，宁愿领一点烤火费自己生炉取暖。那时郑师已是望七之年，生活竟是如此”。儿子郑克晟回忆，郑天挺刚到南开的时候没有宿舍，按照学校规定，一位教授只能住一间房，儿女们来看望父亲的时候只能睡地板。困难时期，郑天挺每次开完会回到食堂，根本什么菜也没有，“每个人只能打到一勺酱，然后自己再去买主食吃。”

“文革”期间，郑天挺已经是南开大学的副校长了。做思想检查时，“诚恳从容，给人以坦荡荡的印象，在压力下不乱方寸。对同人提意见，也是平和务实，没有留下一句过火的言辞。”红卫兵在家门口贴了很大幅的标语，他的日记也被查抄，幸好，经过审查，这些日记并没有被销毁，一直放在南开大学历史系里。为郑天挺平反之后，相关部门归还了郑天挺的日记，每本日记上留下了题签，是红卫兵写的。

无论受到怎样的对待，郑天挺都是这样温和从容。十年浩劫后，他编写的教材丢失，可是他毫无怨言，继续投入工作。针对南开历史系没有文博专业的情况，郑先生努力争取，最终在1980年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共识，使南开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

1981年12月20日，郑天挺病逝于天津，享年八十二岁。在女儿郑晏和儿子郑克扬的印象中，“父亲的一生，没见过他和一个人吵架，也没发过脾气，他不爱出风头，也不站党派。”

他最终的遗憾，仍旧是一生没有时间读书治学。不知道到了生命最后，他是否想起1938年岁初，他和罗常培、陈雪屏等友人游玉泉街书肆，无意间，买到一副曾国藩的“描金红蜡笺行书”对联，上面写着：“世事多从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