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警察局后，博斯把车开上5号高速公路，继续惠特尼·万斯交代他办的事情。尽管没查到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出生日期及其他信息挺让人失望的，但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挫折。博斯开车往南，向这个藏着许多往事的宝库之地——诺沃克驶去：那里现在是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的所在地。为了调查悬案，他经常去公共卫生局的人口登记办公室，很清楚那里的办事员很喜欢一边喝咖啡一边和他闲聊。博斯有信心在那儿找到关于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一些答案。

博斯把一张音乐光盘放进车上的卡槽，开始聆听年轻圆号演奏家克里斯蒂安·斯科特吹奏的音乐。第一首响起的是《抵御恐惧的总祷文》，这首曲子含着某种坚持和决心，博斯觉得这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缓慢驶过市区的东部边缘以后，博斯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车开到了诺沃克。他把车停进七层大楼前的停车位，在斯科特演奏的《奈马》的乐声中关掉发动机。博斯觉得斯科特的演奏完全可以和约翰·汉迪五十年前的经典版本相媲美。

下车时，博斯的手机响了。博斯看了看手机屏幕，屏幕显示“未知来电人”，但他还是接了手机。来电的是约翰·克莱顿，博斯对克莱顿打来电话并不惊讶。

“见到万斯先生了是吧？”克莱顿问。

“没错，我见到他了。”博斯答道。

“谈得怎么样？”

“谈得不错。”

博斯想让克莱顿一点点挖出实情。这虽然可能会让博斯显得被动，却能把局面掌握在自己手中。另外，他还必须满足客户不对外透露隐情的要求。

“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上忙的吗？”

“哦，不用帮忙，我想我能处理好的。万斯先生希望这件事对外保密，因此我们的对话就到此为止吧。”

克莱顿怔了半晌后才说出话来。

“哈里，”克莱顿说，“我和你的交情在警察局上班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和万斯先生的交情也已经很久了。正如昨天雇你之前说的那样，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重要客户，有事关他舒适和安全的情况发生，你得让我知道。我想作为当警察时的兄弟，你也许会与我分享事情的进展。万斯先生已经老了，我不希望他被人利用。”

“你是不是想说他会被我‘利用’啊？”博斯问。

“哈里，我肯定没这个意思，只是用错了词罢了。我想说的是，如果老头遇到敲诈或是其他需要请私人侦探的情形，那他完全可以用到我们和我们手头的庞大资源。我们需要被引入进来。”

博斯点点头。惠特尼警告他以后，他早料到克莱顿会玩出这样的戏码了。

“我能告诉你的是，”博斯说，“首先，你并没有雇我。在这件事中，你只是个中间人。你把万斯先生开的支票带给我。雇我的是惠特尼，我在为他干活。惠特尼的要求很明确，甚至让我签署了一份法律文书，要我同意完全遵照他的指令行事。他告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做什么，以及这么做的原因。这自然也包括你。如果要我违背这个约定，我必须打电话给他，征得他的同——”

“不必那么麻烦，”克莱顿飞快地说，“万斯先生真是这么要求的话，那就照他说的去办。我只是想让你知道，需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帮上忙。”

“当然，”博斯用矫饰的乐观语气说，“约翰，需要你帮忙时我会给你打电话，谢谢你的关心。”

没等克莱顿回话，博斯便挂断了手机。挂断手机以后，博斯便从停车位朝保存着洛杉矶县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记录的巨大长方体建筑走去。洛杉矶县所有的结婚、离婚记录同样保存在此。这幢大楼总会让博斯觉得是只巨大的财宝箱。只要找对地方，或者认识能找对地方的人，你总能在这儿找到想要的信息。那些无法找到想要信息的人就只能找站在门前台阶旁招徕生意的人帮忙了，他们随时准备向不会填申请书的门外汉提供建议——仅仅为了几个小钱。一些人已经在公文包里把申请书带来了。这是一桩基于天真和众多害怕自己被政府官僚作风吞噬的客户的作坊式生意。

博斯慢慢跑上台阶，没理睬那些跑来问他是否来办理公司执照或结婚证的人。他进入楼内，经过问询处窗口，向楼梯走去。经验告诉博斯，等待楼里的电梯会让他生无可恋，他走下楼梯前往档案登记办公室的出生、死亡和结婚档案区。

推开玻璃门的时候，屋子另一面墙边申请出生、死亡和结婚登记的公共柜台旁的一张办公桌后面传来尖叫。一个女人了站起来，向博斯展开了笑颜。她是个亚洲人，名叫弗洛拉。博斯带着警徽来这里查找资料时，弗洛拉一向对他多有关照。

“哈里·博斯！”弗洛拉放声大叫。

“弗洛拉！”博斯高声给予回应。

柜台边上有扇为执法机构服务的窗口，到那儿办理业务的执法人员能够优先得到接待。另两扇窗口负责办理普通市民的请求。有位市民正站在一扇窗口前查看文件记录。博斯便向另一扇市民窗口走去。这时，弗洛拉已经在朝执法机构服务窗口走过去了。

“到这里来办。”弗洛拉高声嚷道。

博斯照弗洛拉的吩咐走到执法机构服务窗口，把身子探过柜台，腼腆地和弗洛拉拥抱了一下。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们的。”弗洛拉说。

“迟早都会来的，”博斯说，“但这次我是以市民的身份来的，我不想给你招惹麻烦。”

博斯知道可以拿出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徽，但他不希望这样的举动被追查到瓦尔德斯或特雷维里奥那里。这会招来他不希望惹上的麻烦。他走回市民窗口前，决定把私人和为警察局进行的调查业务分开。

“没关系，”弗洛拉说，“对你没有公私之分。”

博斯终止了这番你来我往的推脱，留在市民窗口前。

“这次查档可能要花上点时间，”他说，“我手头没有查档用的所有信息，我要查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文件登记。”

“我试试。你想查什么？”

博斯一直避免像弗洛拉那样随意打断对方的话。但和她说话时，他总是会没等对方说完就接话。过去他发现自己这样做过，这次他想尽力避免。

他拿出笔记本，看着那天早晨在万斯先生办公室写下的一个日期。

“查找一份出生记录，”博斯一边看着笔记本上记下的日期一边告诉弗洛拉，“我说的是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的事情。那么久远的记录你们这儿还有吗？”

“数据库里肯定没有，”弗洛拉说，“这里只存有当时记录的胶片，没有硬盘记录。把名字给我。”

博斯知道弗洛拉说的是七十年代转存到胶片上的记录，这些记录一直都没有被更新到计算机的数据库。他把笔记本翻转过去，让弗洛拉看并拼出维比亚娜·杜阿尔特这个名字。博斯希望自己能因为这个名字的不同寻常而交上好运。至少维比亚娜不是加西亚或者费尔南德斯这种拉丁裔的常见名字。记录上的维比亚娜也许不会很多。

“那个年份出生的人大多已经离世了，”弗洛拉说，“你还想找她的死亡记录吗？”

“是的。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死了，死了的话，又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只知道她在一九五〇年六月时还活着。”

弗洛拉皱起眉头。

“哦，哈里，的确会有点难度。”

“弗洛拉，谢谢你。对了，宝拉在哪儿？她还在这儿上班吗？”

宝拉是博斯在警探时代频繁来这里的地下室时认识的另一位职员。查找目击证人和受害人的家属是调查悬案的一个关键，经常会成为侦破一起案件的基础。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告诉受害人家属我们又在积极地调查这起案子。但悬案留下的调查报告很少更新死亡、结婚、搬家信息。最终，博斯只能在图书馆和这里的记录大厅做些基本的查证。

“宝拉今天出去了，”弗洛拉说，“这里只有我。我把名字记下来，你过去取咖啡。这可能要花些时间。”

弗洛拉把需要的信息抄录下来。

“弗洛拉，要帮你带杯咖啡吗？”博斯问。

“不用，”弗洛拉说，“你去拿杯咖啡，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我想在这里四处转转。我早上已经吃饱了，还有些事情要办。”

他掏出手机，举起手机做出有事要忙的样子。弗洛拉走进微缩胶片档案室去查找。博斯走进一个没人占用的胶片查看机隔间。

博斯考虑着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根据他在这里查找到的资料，他应该去圣维比亚娜教堂查找受洗的记录，或者去城里的图书馆查找保存了几十年的电话目录。

博斯调出手机上的一个搜索引擎，输入“USC EVK”这几个字母，想知道会跳出什么结果。引擎很快便为博斯找到了地图。南加州大学的大学食堂仍然开着，位于第三十四街的布林克兰特住宿学院楼内。他把地址输入另一款地图软件，很快便看到中心城区南边朝四周不规则延伸的校园概貌。惠特尼说维比亚娜住的地方离食堂只隔了几个街区，每天步行去上班。校园傍着菲格罗亚街和港口高速公路通道，直接通往大学食堂的居民区道路非常少。博斯把这些路的名字以及地址范围写在笔记本上，这样他在图书馆的老电话簿上找到杜阿尔特家地址时就能马上定位了。

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看的是二〇一六版的校园和周边地图，港口高速公路在一九五〇年也许都不存在呢！那时南加州大学的周边应该完全是另一番情形。他切回搜索引擎，调出港口高速公路通道，也就是从帕萨迪纳斜插至港口的八车道110号高速公路的历史。他很快发现，这条高速公路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间分段建成的。那时是洛杉矶建设高速公路的初始期，那是洛杉矶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南加州大学旁的那段始建于一九五二年，并在两年之后建成，这两个时间点都在惠特尼·万斯在南加州大学入学并遇见维比亚娜·杜阿尔特之后。

博斯切回地图软件，开始统计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间能进入食堂所在的校园西北角的街道。他很快列出了十四条街道上四个街区内的住户地址。到了图书馆以后，他首先会在老电话簿上找到杜阿尔特这个名字，看看其中哪家住在他所记下的街区。那时，有电话的家庭几乎都会登记在电话簿上。

博斯凑近手机的小屏幕，检查可能看漏的小巷，这时弗洛拉从档案中心交错的走廊里走了出来。她扬扬得意地举起用胶片查看机看的一卷卷轴，博斯为之一振。弗洛拉找到维比亚娜的线索了！

“她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弗洛拉说，“而是在墨西哥。”

弗洛拉的话让博斯感到很困惑。他起身朝柜台走去。

“你怎么知道的？”博斯问弗洛拉。

“死亡证明上写的，”弗洛拉说，“她出生在墨西哥的诺雷托。”

弗洛拉的发音错了，但博斯知道她说的是洛雷托。博斯曾经去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腹地的洛雷托追踪过谋杀案嫌疑人。博斯猜测，现在去洛雷托的话，也许会在那儿找到一座名为圣维比亚娜的天主教或基督教教堂。

“已经找到她的死亡证明了吗？”博斯问。

“没花太长时间，”弗洛拉说，“查到一九五一年的记录时就找到了。”

弗洛拉的话让博斯倒吸了口冷气。维比亚娜不仅死了，而且和惠特尼分手没多久后就死了。得知维比亚娜·杜阿尔特这个名字还不到六小时，博斯已经找到了她的线索——却是她早早死亡的消息。博斯不知道惠特尼听到这个会怎么想。

他伸出手去接胶片卷轴。弗洛拉把卷轴递给博斯时，把要看的胶片编号告诉他——维比亚娜的信息登记在51-459号胶片上。博斯发现这个编号数字还比较小，就算在一九五一年也已经很早了。这是洛杉矶县当年第四百五十九份死亡记录？新年刚过了多久？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博斯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看着弗洛拉。找到死亡证明以后，她看过死亡原因了吗？

“她是难产而死的吗？”他问。

弗洛拉一脸惶惑。

“哦，不是的，”她说，“你自己去确认下吧。”

博斯拿过卷轴，回到查看机旁。他飞快地把卷轴卷进查看机，打开投射光。查看机上有个自动送片按钮。他快速浏览档案，每隔一段时间停下片刻，查看顶角边的记录编号。二月查过一半时，博斯看到了第四百五十九号记录。博斯发现，几十年前的加利福尼亚州死亡证明和现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这也许是他见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死亡证明，但博斯却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他的目光落在死亡证明上验尸官或主治医师填写的部分。死因是手写的：（被晾衣绳）勒死，自杀。

博斯屏着呼吸没有动，久久地看着死亡证明上的这行字。维比亚娜勒死了自己。除了这行死因外，死亡证明上没有提到其他细节。只是在“验尸官”几个打印的字后面有个难以辨认的签名。

博斯把背往后靠，吸了一大口气。他感到无比悲哀。博斯不知道这件事的全部细节。只听了惠特尼的一面之词——八十五岁的老人口中经过脆弱而愧疚的记忆过滤后的十八岁经历。但博斯心里很清楚，维比亚娜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对的。惠特尼以错误的方式与维比亚娜告别，六月的相逢导致了翌年二月的这场悲剧。博斯的直觉告诉他，维比亚娜的生命早在她把晾衣绳套在脖子上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博斯把死亡证明上的内容记录下来。维比亚娜是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自杀的，自杀的时候她只有十七岁，她的近亲那一栏写着维克托·杜阿尔特的名字。维克托的居住地址是霍普街，博斯研究了南加州大学周边地图后记下过这个名字。街道名这时在博斯看来有几分悲凉，又有几分讽刺[街道名的英语单词又有“希望”之意。]。文件上让博斯唯一好奇的是死亡地。文件上只写了西方大街北街的一处地址。博斯知道西方大街在市中心以西回声公园附近，距离维比亚娜家非常远。他打开手机，把地址输入搜索引擎，发现这个地址对应的是收容未婚母亲的圣海伦收容院。博斯搜索到了几个和圣海伦收容院相关的网站和《洛杉矶时报》二〇〇八年一篇有关圣海伦收容院百年庆典的报道链接。

博斯飞快打开链接，阅读这篇报道。

产妇收容院百年庆典

---本报记者：斯科特·B.安德森

博斯渐渐明白了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遭遇，没再把报道继续往下看。

“她生了个孩子，”博斯轻声说，“他们把孩子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