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维娅的话没错，梯子的确很晃。是个折叠梯，连接着二楼楼梯口镶嵌在天花板中的阁楼下拉门。博斯不是个大块头，大家一直说他是个瘦长体格的人。但在他爬上木梯后，梯子却咯吱咯吱地直响，博斯担心折叠处的螺栓会突然脱落，害他摔在地上。奥利维娅在梯子下面站着，紧张地看着他。登了四步以后，他伸手抓住天花板的网格，有惊无险地找到了平衡点。

“那里应该有根灯的拉线。”奥利维娅说。

博斯顺利地到达梯子顶端，他在黑暗中挥动着手，找到灯的拉线。灯亮以后，他望向四周，确定自己的方位。奥利维娅在下面朝他嚷。

“我好几年没上阁楼了，但我想他的东西应该在后方靠右的角落。”

博斯朝那个方向走去。阁楼深处依然很暗。他从后面的口袋里拿出奥利维娅要他带上的手电筒。他把手电筒指向屋顶垂直下降的阁楼右后角，立刻发现了熟悉的军用手提箱。他必须猫下腰才能到那儿，但还是无可避免地撞上了一根木椽。他只得伏下身子爬向手提箱。

手提箱上面放着个纸箱。博斯把手电筒照在纸箱上，发现这就是奥利维娅先前提过的那只多米尼克从岘港寄回家的纸箱。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既是这只纸箱的收件人，又是这只纸箱的寄件人。寄件人地址是岘港的第一医疗营。箱子上的胶带泛黄剥落，但看得出纸箱在放上阁楼前被打开又重新封上了。博斯把纸箱从手提箱上抬起来，放在一边。

手提箱是个漆成灰绿色的胶合板箱，灰绿色的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胶合板上的纹理隐约可见。顶端的木板上印着一行褪色的黑字。

博斯轻易地解开了这行密码。在部队里“HM3”代表三级医务兵。这意味着多米尼克是三级海军士官。

博斯从口袋里掏出橡胶手套，在翻看两个箱子之前先把手套戴上。手提箱上只有一个没有扣的搭扣。他打开手提箱，用手电筒照着箱子里的东西。一股泥土味立刻充满了博斯的鼻腔，他想到了在越南钻过的地道。这只胶合板做的手提箱让他回想起越南。

“你找到了吗？”奥利维娅喊。

回答前博斯先定了定神。

“找到了，”他说，“都在这儿，我会在上面待一会儿。”

“那就好，”她回复道，“想要什么东西的话叫我。我先下楼去趟洗衣房。”

手提箱最上方整齐地放着一摞叠好的衣服。博斯小心翼翼地拿起每件衣服，检查完以后放到旁边的纸箱上。博斯在部队服过役，知道后勤部门的章程，在阵亡士兵的遗物被送到悲痛欲绝的家人手里之前，为了不让家人难堪或徒增伤感，它们首先会被消毒和分拣。所有登着裸体女郎照片的杂志和书籍，所有越南和菲律宾女孩的照片，任何毒品和吸毒器具，透露军队移动、任务策略甚至战争罪行的个人日志都会被拿走。

留下的就只剩衣物和一些随身物品了。博斯从手提箱里拿出几件军服——都是绿色的野战服——还有些内衣和袜子。手提箱最下面是堆六十年代末的流行小说——包括博斯记得自己手提箱里也放着的那本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手提箱里还有一整条好彩烟和一只带着美国海军菲律宾奥隆阿波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人字鳄徽章的之宝打火机。

手提箱里有沓用橡皮筋捆起来的信。博斯正想拿起这沓信，橡皮筋突然断了。他看着散落的信，都是家里人写的，寄信人地址都是博斯现在所在的这个家。大多数信是奥利维娅写的。

博斯觉得没必要介入这种个人联络。他猜测信件里大多包含着鼓励，多米尼克挚爱的家人们祈祷他能安全顺利地从战场归来。

手提箱里有个皮制的拉链盥洗包，博斯小心翼翼地把盥洗包取出。他要找的就是这个。他打开拉链，把包口敞开，然后把手电筒照进去。包里放着常用的盥洗用品：剃须刀、刮脸粉、牙刷、牙膏、指甲钳、刷子和梳子。

博斯没有从盥洗包里拿东西，他想把这项工作留给DNA实验室去做。盥洗包里的东西年代久远，博斯担心拿它们出来会遗失包里原先附着的毛囊、皮肤组织或血渍。

博斯把手电筒换一个角度，发现刷子的刚毛里混有几根头发。每根都有一寸来长，他猜想多米尼克进入丛林以后，也像大多数战士那样留起了长发。

博斯接着把手电筒照向用皮扣扣着的小袋子里放着的一把老式双面剃须刀。剃须刀看上去很干净，但博斯只能看见其中的一面刀锋。他知道剃须刀上如果能找到血迹那就太棒了。往脸上轻轻一割就会渗出血，刀上有血的话，就能鉴定出他想要的DNA了。

博斯不清楚在过了差不多五十年后，实验室能否从头发、牙刷干结的唾液或双面剃须刀留下的胡须中分离出DNA，但他知道血液一定能行。在洛杉矶警察局悬案组时，他办过类似的久远案子，从血液里提取出的DNA证据为案件提供了铁证。兴许盥洗包里的小袋子能给他带来好运呢！他会把盥洗包完好无虞地交到米基·哈勒推荐的一处实验室。只要奥利维娅能把盥洗包借他用一下。

把拉链拉上以后，博斯把盥洗包放在右边的木头地板上。他把想让奥利维娅允许他带走的东西都放在一起。接着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看上去已经空了的手提箱上面，用手电筒和手指查看下面有没有夹层。他从当兵时的经验知道，有些士兵会把没用过的手提箱的底板取出，把底板放在自己的箱子里，构建出一个秘密的夹层，他们常在夹层下面藏上毒品、未经授权的武器和《花花公子》杂志。

手提箱里没有可以移动的木板。多米尼克没有在手提箱里藏东西。博斯觉得这个手提箱有点怪，箱子里没有照片，也没有除了家人以外的信件。

博斯小心地把东西装回箱子，然后放下盖子。之后，手电灯光像是照到了什么东西。他认真地查看盖子内侧，把手电筒斜照在盖子的一面，发现内侧木头上有几行污点。博斯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扯下胶带时上面的黏合剂留下的。多米尼克一定在盖子内侧粘过什么东西——多半是照片。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士兵常常把手提箱当高中时的储物柜用。博斯回想起许多士兵曾把女友、妻子和孩子的照片贴在手提箱里。有时他们也会贴上孩子们寄来的画和杂志的中间插页。

博斯不知道手提箱里粘着的东西是多米尼克自己拿下来的，还是海军处理阵亡士兵遗物时拿掉的，但他对多米尼克自己寄回家的那个箱子更感兴趣了。他打开多米尼克寄回家的纸箱，拿手电筒照在上面。

纸箱里放的显然是对多米尼克相当重要、希望能在服役临近结束时寄到奥克斯纳德的东西。顶上放着两套折叠好的便服——多米尼克在越南不允许穿的非军队服装——包括牛仔裤、斜纹裤、带领子的衬衣和黑袜子。衣服下面是双匡威鞋和一双闪亮的黑靴子。尽管士兵不允许穿便服，但拥有便服却很普遍。执行完任务回家和到外国城市出差时，如果身上穿着军装，就很可能会和反战的普通市民发生冲突。

但博斯知道拥有便服还有另一个目的。在一年的值勤任务中，每位士兵每六个月有一周的假，每九个月有次备用假期——备用假期得等飞回去的班机上有空位才能享用。军方规定了五个休假目的地，但没一个在美国本土，回国是不被允许的。但带便服的士兵可以在火奴鲁鲁的机场换衣服，然后回到机场登上前往洛杉矶或旧金山的航班——只要能躲过在机场监视的宪兵就行。上前线以后留一头长发对偷跑回国也有好处，多米尼克也许正是为了这个才留的长发。没有胡楂，留着平头的话，即使穿着便服也可能被宪兵认出来。拥有一头长发就不用太担心了。

博斯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就偷跑回国两次，一九六九年回到洛杉矶和女朋友一起待了五天。六个月之后，尽管和女朋友已经吹了，但他还是回了一次国。多米尼克是在去越南十一个月后阵亡的，这意味着他至少有一次休假，甚至可能有两次。兴许他还偷跑回过加利福尼亚。

博斯在衣服下面找到一个小型盒式磁带录音机和一个照相机，录音机和照相机都放在原包装的盒子里，盒子上还留有岘港军中服务社的价格标签。旁边工工整整地摆放着两排磁带。纸箱里也有条好彩烟和一只之宝打火机，这只打火机已经用过了，打火机上刻着个海军医务兵的臂章。纸箱里有本皱了的托尔金的《指环王》，还有多米尼克在海军服役的不同地方买的串珠项链等纪念品。

看着这些物品，博斯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越南他也读过托尔金的小说。老兵们很喜欢这部小说，这部有关另一个世界的狂想曲使他们脱离现实，暂时忘记了置身战场的事实。博斯看着塑料磁带上的乐队名和歌手名，想起自己在越南也听过同样的音乐：亨德里克斯、奶油乐队、滚石乐队、忧郁蓝调乐队，等等。

熟悉的音乐令他想起在东南亚的经历以及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岘港白象码头卖项链的女孩们也卖大麻，她们卖的都是十包装的，能完美地装在香烟盒里，便于在丛林里携带。如果你想多带一点，买个可乐罐假装封好盖就行。抽大麻的现象很普遍，士兵们都这样想：“已经被送到越南了，即便抽大麻被抓又能怎么样呢？”

博斯打开那条好彩烟，拿出其中一包。和他猜测的一样，里面放着十支用保鲜的铝箔精心卷好的大麻，他想其他几包必定也是一样。多米尼克一定在服役时养成了抽大麻的习惯，希望在回家以后还能有充足的存货。

博斯觉得这很有趣，因为这让博斯想起了在越南时的记忆，但他在纸箱里没有立马找到能进一步证实惠特尼·万斯是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父亲的证据。这是他上阁楼的目的——证实惠特尼是多米尼克的父亲。如果要向惠特尼报告他的血脉断在西宁省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就必须确保告诉老人的一定是事实。

他把那包烟重新装回盒子里后放在身旁，然后接连拿出放着照相机和录音机的盒子。博斯正琢磨照相机拍下的照片会在哪里时，突然发现纸箱底部放着一些照片和一个放有几卷底片的信封。大概是几十年没见光的缘故吧，这些照片都保存得不错。

他把两排磁带从箱子里取出，想拿到那些照片。他怀疑多米尼克故意把照片藏在底下，生怕家人在他回家前会把箱子打开。博斯把照片摞在一起，然后从箱子里取出。

总共有四十二张，这些照片反映了他在越南的全部经历。其中有丛林的照片，有白象码头上越南女孩的照片，有博斯认出是“避难所”号医务船上的照片。颇为讽刺的是，其中竟然还有在直升机上飞越丛林和似乎无边无际的稻田时拍下的照片。

博斯既没按时间顺序，也没按主题把照片摞在一起。这些纷乱的照片再次让他备感亲切。但看到三张几百名伤兵簇拥在“避难所”号上甲板，观看圣诞夜船上鲍勃·霍普和科妮·斯蒂文斯的演出时，他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在第一张照片中，鲍勃和科妮肩并肩站着，科妮像是在唱歌似的张着嘴，前排士兵的目光都很专注。第二张照片拍的是站在船首的众士兵，海的另一边似乎看得见岘港的猴山。最后一张是演出最后霍普和向他们起立致意的观众道别的情景。

博斯当时就在演出现场。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在地道里被竹枪伤了以后，博斯在“避难所”号上疗了四周伤。枪伤很快治好了，但枪伤引起的感染却迟迟未愈。在医务船上治疗期间，他本已瘦削的身体掉了二十磅体重，但在当月的最后一周，他恢复了健康，在圣诞节之后的那天可以回到服役岗位上去了。

霍普和他的剧团准备在战地演出好几周。和船上所有人一样，博斯一直期待着这位传奇巨星和他的嘉宾——著名歌手和演员科妮·斯蒂文斯——的到来。博斯从电视节目《夏威夷之眼》和《日落大道七十七号》里认识了科妮。

可在圣诞前夜，南中国海上起了狂风，海面上波涛汹涌，“避难所”号在海面上四下颠簸。当载着霍普、他的剧团成员及乐队的直升机快要在扇形船艉上降落的时候，船上的人们开始聚集在上层甲板上。临降落时，飞行员们却觉得降落在如此动荡的船上实在太危险了。“避难所”号建造时直升机甚至都还没发明呢！从空中看，船艉的那块小停机坪像张不断移动的邮票。

船上的人们看着直升机掉头飞回岘港。人群中发出一连串呻吟声。人们缓缓走下甲板，朝各自的舱房走去，这时有人望向岘港的方向大声喊：“别急着走——他们又回来了！”

他只说对了一部分。四架直升机中只有一架掉头朝“避难所”号飞来。三次艰难的尝试过后，飞行员终于把直升机降落在停机坪上。滑动门打开后，鲍勃·霍普、科妮·斯蒂文斯、尼尔·阿姆斯特朗和一个叫昆汀·麦金齐的萨克斯管乐手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博斯在近五十年后想起回到甲板上的人群发出的声浪时，脊背仍然有一阵触电般的震动。载着伴奏乐队和伴唱歌手的直升机都飞走了，但霍普和同伴却让飞行员掉头登船。尼尔·阿姆斯特朗刚在五个月前成功登月，让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医务船上又会有多难呢？

阿姆斯特朗为众官兵鼓气，昆汀·麦金齐独奏了一段萨克斯管音乐。霍普说了些小笑话，科妮用动人的歌喉演绎了朱迪·柯林斯的名曲《一体两面》。博斯记得那是服兵役时经历的最棒的一天。

多年以后，博斯作为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被集结到舒伯特剧院为音乐剧《妈妈咪呀》的西海岸首演做便衣保卫工作。许多要人都会来观看首演，剧院请警方出马加强警卫。博斯站在大厅前方，目光在一张张脸和一双双手上游移，突然，他看见了科妮·斯蒂文斯的身影。博斯像个跟踪狂似的在人群中悄然向科妮走去。他从腰带里掏出警徽，握在手掌心，以备需要时出示，自己好过去并追上她。他没费多大工夫就走到科妮跟前，瞅准她没跟人说话的时候上前打了个招呼：“您是斯蒂文斯女士吗？”

科妮看着他，博斯试着把两人的渊源告诉她。他想说，鲍勃、她和一些其他人让飞行员掉头那天，他正好也在“避难所”号医务船上。博斯想告诉科妮她当时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但他的喉咙似乎被什么堵住了，很难说出话来。他只能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眼：“一九六九年的圣诞前夜，医务船。”

科妮看了他一会儿，突然间明白过来。抱住他搂了搂。科妮在他耳边轻声说：“‘避难所’号医务船是吗？你终于回家啦！”

博斯点点头，两人分开了。他不假思索地把警徽放进科妮手里。接着他就离开了，回到人群中执行安保工作。因为没戴警徽，连续几周他都要受好莱坞分局其他警官的白眼，之后他向上面汇报了遗失警徽的事。但他一直把在舒伯特剧院遇到科妮当作警察生涯中的巅峰时刻。

“在阁楼上找得顺利吗？”

博斯从回忆中惊醒，发现自己仍然在看着人群在“避难所”号上层甲板狂欢的那张照片。

“很顺利，”他说，“差不多快找完了。”

他重新审视着这张照片。他知道自己在人群中的哪个方位，却找不到自己的脸。他再次翻看着多米尼克的这些照片，知道从里面找不到多米尼克的身影，因为他正是拍这些照片的人。

最后，博斯看着一次夜间战役时拍的延时照片，照片中猴山的轮廓在磷弹的白色光芒中若隐若现。他记得人们会列队站在“避难所”号的甲板上，观看山顶因通信集线器频受干扰而造成的五光十色的盛景。

博斯认为多米尼克是个很有天赋的摄影师，如果没有牺牲，或许能当上职业摄影师。这些照片他完全能看上一整天，但此时他却把照片放在一边，结束了对牺牲战士个人物品的搜索。

他接着打开了放着多米尼克照相机的红色盒子。这是部徕卡M4型照相机，一部可以放入工装裤大腿口袋的袖珍相机。机身是黑的，可以减少在丛林里发生反射的情况。博斯想看看盒子里有无放其他东西，却只找到了一份操作说明。

博斯知道徕卡相机很贵，认为多米尼克对拍照是认真的。可纸盒里却没几张冲好的照片。他看了看信封里的底片，发觉底片远比冲好的照片要多。看来多米尼克在越南没有足够的钱或渠道冲印底片。或许想等回美国再把底片冲印出来。

最后，博斯把相机后盖打开，想知道多米尼克有没有利用相机内部的空间偷运更多的毒品。但卷轴上只有一卷拍过的胶卷。起先他以为这是卷未曝光的胶卷，但展开后，他发现这是卷冲印好的底片，卷起来藏在照相机里。

由于时间久了，底片很容易破碎，展开的底片在他手里咔嗒咔嗒地撕裂了。他拿着碎裂的三张底片对准手电筒灯光，发现这些底片拍的是同一个女人，女人的背后像是有座山。

女人手里还抱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