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站在那儿，

深为这些宫殿和天坛的线条的完美纯净而震惊时，

必定会感觉到那种对形式和结构的敏锐直觉，

以及对比例、结构、曲率的精密鉴别。

它们直接源于中国书法中的美学修养。

北海是美丽的，醉人的，虽然经过几百年来的若干变化，她仍然丝毫无恙。极乐世界的佛像，还是那么端端正正地立在小西天，一个也没有损坏；九龙壁前还是站着那么多的游人在欣赏那精美的艺术；由漪澜堂过海到五龙亭去的游客，还是那么拥挤，忙得那些舟子们透不过气来；白塔更修理得壮丽了，粉刷得像琉璃世界；儿童体育场里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也有不少的成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微笑地望着孩子，他们有的在追寻自己失去的童年，有的在分享孩子们的快乐。

——冰心·《北平之恋》

是艺术使北京成为一座宝石一样的城市，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市；是艺术安排了长长街道、高高门楼，为生活增添了魅力。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还有故宫博物院和琉璃厂的绘画艺术、雕塑艺术、陶瓷艺术、古董艺术、木版印刷的古书——所有这些使北京成为一座重要城市。故宫博物院内有许多世纪以来留下的无价的历史财富，它们被保存在皇宫内，很少被世人看到。它们原被贮藏于中央太和殿左右两侧的文华殿和武英殿中。一九三三年，由于抗日战争来临的迹象已非常明显，那些珍宝被转移到了南京。后来这些珍宝再一次被极小心地从南京转移到台湾，贮藏在台湾的地下室里。中国最出色的艺术都在那儿。它被称为故宫博物院，可在人们头脑中仍旧将这些珍宝与北京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把卢浮宫的珍宝与巴黎联系在一起一样。

中国建筑的特点——形式、线条、色彩和结构——是构思的基础，与西方建筑大相径庭。西方宫殿建筑中色彩的运用不很明显，如凡尔赛宫和汉普顿庭园。这种情况同样表现在英国和法国的古城堡中。欧洲宫殿的主要色彩，像凡尔赛宫，似乎都呈流行的白色或是一种显示时代荣耀的暗黄色、灰色。它们在绿树的环绕下，衬托在绿地中，显得极其美丽。相反地，北京的宫殿及其附属建筑，被建筑师们设计得色彩缤纷。这可能是运用琉璃瓦造成的效果，由此获得漆釉的红、黄、蓝、绿、淡紫或蓝绿等色调，运用油漆和清漆装饰木质建筑也有同样的表现力。

对石头建筑材料的忽视束缚了中国的建筑。劳动力的丧失对于那些暴君来说并不算什么。使用木质材料的结果就是朽坏得快，这使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今天可引为骄傲的古老建筑也就屈指可数了。使用石头的建筑，可保存几个世纪，例如悬崖上和墓碑上的雕刻题字。旧颐和园（圆明园）一八六〇年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当人们参观它的残迹时，便会感触至深。在这有着极多亭榭和塔楼的大规模的皇家庭园中，在这堪称世界上最大的乐园中，唯一存留至今的便是“意大利残垣”或残存的意大利王宫，它是洛可可派建筑师们用石头建筑的。洛可可式石柱横陈在那儿，还有隐现于茂草之间的壁缘和三角顶。它们都是用石头建成的，所以会残留至今。可当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奇妙乐园中修建的玩具大小的西方式庭园已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有池塘和芦苇。

坐落在西安附近的秦、汉、唐代的宫殿也是如此。在秦始皇（公元前三世纪）所建的著名的阿房宫废墟，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座梯形土丘，有五六十英尺高，一百码长，极像一条飞机跑道。汉武帝（公元前二世纪）的宏大的未央宫，就外表而言，今天看来只是一座位于城市西北角的土丘。在今日西安北部，杨贵妃（公元八世纪）的赛马场和宝塔被麦田和农房所取代。所有北京的古建筑都完全消失了——例如十二世纪的金中都。古老的蒙古泥墙现在看起来像一片毁坏的土垒，渐渐地成为历史的陈迹。

当我看到北京的金銮殿时，最令我震惊的是殿内高台和宝座本身的残破之状，它们是用质量不是很好的木头制成的，表面覆着龟裂的褪色的油漆。当然，论理若是每年重新漆饰一次，它看起来就会像新漆的朱红色、金色和绿色。但要永远不褪色却是不可能的。

总的说，中国宫殿不同于西方宫殿。中国宫殿不像一个平行封闭的军队列阵，却像展开的，分别行进的队阵。欧洲的宫殿通常包括庞大的建筑，前面有一花园，像卢浮宫前面的杜伊勒里花园，它们都有环绕四周的封闭走廊，以此连结无数房间，这样人们便很少需要通过露天的宽大庭园进入另一建筑了。凡尔赛宫的花园很大，但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一个宫殿就是一座完整建筑。相反，北京的宫殿却遵循了一家之内分屋别室的观点，就是在不同的庭院建起不同的建筑物，由长长的石道和遮阴走廊相连结，它们被人分成不同的生活空间，最后它们又都贯通集中在行礼大厅的开阔空间，突出强调的是梯形大理石台阶，围栏，和它们之间的景色。

宫殿都被高高的带有枪眼和了望塔的粉色城墙紧紧地围在紫禁城内。它酷似一个设防的城池，厚重的城墙上是有着大约三四十英尺高、五十英尺宽基础的塔楼。环绕紫禁城的是皇城，它也围有一圈较矮的粉墙，却没有那样的防御性外观。在皇城城墙和紫禁城的中间地带西面被西苑占去，东面则有各种官方机构的建筑，诸机构负责宫廷生活的管理和供给事宜。

紫禁城的最南端是用作典礼的三大殿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又称作“皇极殿”，是皇帝举行即位、诞辰、盛节等重大庆典时接受廷臣晋见的地方。中和殿的地位在重要性上稍次，主要作为方便的休息场所，皇帝有事去太和殿时在此小憩。保和殿主要是用来召见在殿试中取得佳绩的学者。真正的召见群臣之所是保和殿后面的乾清宫，亦为皇室寝宫，也叫做内廷，或冬宫，是供皇帝、后妃和诸王子居住的一个建筑群。

建筑被分为两大类，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前者强调辉煌壮丽；而后者则隐秘，不规则，奇特，与众不同，需要的是平和、优美的宅院。后一类提供住宅区和庭园。他们的区别类似于宣言，讲演词，历史文献所用的正式文字与另一种非正式文字的区别。在后者之中，个人的看法和热情、亲密的关系构成了主要特色。太和殿在公共建筑中是正式建筑的代表，西苑是皇家庭园的代表。中国建筑的特点都蕴涵其中。

走进紫禁城南端的典礼大殿，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宁静。宁静，是我选择用来描述建筑效果的词儿；它与哥特式教堂的令人振奋向上的精神形成对比。两种建筑的宏大体积都获得了壮丽的效果。对于看惯了法国的修道院和教堂的人们来说，布尔戈斯（西班牙一城市）教堂之庞大，塞维利亚（西班牙一城市）教堂中哥特式柱子之雄壮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就北京来说，宫殿的宏伟壮观首先表现在从前门到天安门的半英里长的一段景观。天安门有七八十英尺高，上面有一完整的塔楼，像一堵防护墙；贯通高墙的大门至少有七八十英尺深；天安门外的广场足以容纳十万人。这是皇城的边界。再向里走，人们还要通过两个宽大的庭院和端门、午门。这两道门标志着紫禁城的起始点。紫禁城如同伊甸园里的苹果，充满了圣洁和神秘色彩，禁锢起来的是诱惑和完美。午门之上也建有高高的塔楼，形似防御城堡。越过这道门人们才可进入太和殿的阔大庭院。只有在皇帝出宫的某些郑重场合，如去天坛祭祀，或出征凯旋时，这些中央大门才被打开。平素朝臣们只从两侧的西华门和东华门进入宫廷。

如此看来，入宫大道的设计构想已显而易见。太和殿前的庭院很大，大约长宽各有二百码。其开阔的空间是体现庄严壮丽所不可少的要素。永乐年间的建筑师曾精细地测算出怎样获得预期效果，因为这种建筑只能站在一定距离处欣赏。宽广的御道，太和门前金水河上的五座汉白玉桥，上达太和殿的三级殿陛，还有较低处蜿蜒展开的大殿金屋顶，交织成浑然一体，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建筑观念。大殿总是坐落在砌高的台基上，白色汉白玉的台阶穿过栏柱直达殿上，拾阶而上，给人以登临圣境之感。庭院的两侧有覆顶的迥廊。台阶被分成三段，中间部分是刻有蟠龙和其他象征图案的石板，当皇上乘轿子时享用。大殿前的露台是一条宽阔的石道，摆放一座大理石日晷，一只大理石嘉量和一对象征长命百岁的鹤、龟，还有一些大铁缸用来装防火用水。

太和殿有一百一十英尺高，二百英尺宽，一百英尺进深，其规模与忽必烈汗的听政大殿相仿。这个殿现在是空着的。中央是高台，有三十平方英尺，可从三面登上御座，殿顶井藻涂着绿色、金色的方形图案。御座上方悬有一方匾额，上有四个金色大字：“正大光明”，强调正直、坦率、光明磊落的思想品质（kwangming一词译成“光明”是不正确的）。我已讲过御座高台破烂不堪的情形，表面主要靠清漆维持华彩。但却不难想象，当皇帝被宫廷侍卫和朝臣们围绕着坐在宫廷之上时，显出一副威严壮观的气派。日本出版的《唐土名胜图绘》一书，以木版画生动地展现了太和殿上大臣们的娱乐活动和午门外的景象。

被这些木版画所表现并被中国文献所证实的一个有趣景象，就是一对对大象面对面地站在道路两旁。当朝臣们通过时，大象就聚到一起，挽起象鼻，挡住午门外的中央大路。大象平时被关在顺治门内的大象房里。

太和殿后面就是略小些的中和殿。一八九八年的一天，当光绪皇帝途经这里准备上朝时，被慈禧太后捉了去。

宫殿建筑的宁静风格并非由巍峨高耸的屋脊，而是由起伏延展的屋脊所造成。朱丽叶·布莱顿正确地注意到，整个屋顶外观没有一根直线。他说：“甚至房瓦的主坡面也有轻微的弧度，有一种波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地用来美饰外形，使其赏心悦目，却没有减少直线形的单纯和闲适质朴的美感。”这情形颇似希腊卫城的柱子，它们并不完全是垂直的，而是向内倾斜，因弯曲的幅度很小，故而人们很难觉察。有一种说法曾很流行，即认为中国建筑的顶部曲线源自蒙古包的天然线条。这种说法似乎颇有道理，实则纯属主观臆想，因为它忽略了中国人对于形式和线条的天然趣味。

当人们站在那儿，深为这些宫殿和天坛的线条的完美纯净而震惊时，必定会感觉到那种对形式和结构的敏锐直觉，以及对比例、结构、曲率的精密鉴别。它们直接源于中国书法中的美学修养。

书法艺术的一条基本纲领是“刚柔相济，宽猛相兼”。很明显，拱形屋顶大约占建筑物一半的高度，与平直的基础和下面的柱子形成和谐的整体。没有坚实结构的曲线产生的是柔弱有加，力量不足的效果，而直线形若无曲线的配合，所产生的则是僵直之感。在这方面，纽约的联合国大楼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给人的印象便是稳健有力，但并不优美。它拥有的是戒尺一样笔削的直线，不过此外它一无所有。只有通过直线与曲线的交互配合，线条的并用才能产生和谐统一的整体效果。

由此可见，不论是建筑，抑或人的形象与性格，刚韧与柔和都是达到美所必不可少的两种因素。

在北京的宫殿建筑中，屋顶是整体结构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在它上面，所有的线条都展示无余。耀眼的屋顶瓦的使用，颜色的选用，又一次突出了屋顶的重要。因此，正像我们将在宫殿庭院看到的色彩效果那样，单层屋顶和多重屋顶的复杂结构几乎构成了建筑中修饰性最强的部分。这一特点在日本的寺庙宫殿建筑中亦可看到。

在中国社会，祖先崇拜在生活中历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坐落在皇城东南角的皇室祖庙——太庙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一年中每个季节的头一天都要供奉牛羊来祭祀先帝的灵魂。按照古代赶庙的习俗，每当做出影响皇族前途命运的决策时，都要在此向死去的亡灵一一通告。与普通人家的祖庙不同，皇家太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殿堂被分成各个祭室，每个祭室供奉一位皇帝，而且为每位皇帝和他的后妃设有御位。皇帝御位置于中央，两侧是皇后的御位。例如，康熙有四位皇后，便另设有四个御位；乾隆有两后，咸丰有三后，可怜的光绪只有一位皇后。庭院里有古老的松柏，许多乌鸦栖聚在上面。这些鸟凭经验已经知道这个场所是禁止射猎的，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许多祭祀场所也是如此。

然而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却要数文华殿后面文渊阁中的皇家藏书处。那是一座两层楼阁，里面的藏书都套在丝或织锦的书套里，书套旁边用玉别针别住。那儿还有皇帝的御书房，分布在底层和顶层，皇帝可以在此读书。那儿有乾隆皇帝的四部大型藏书中的一部，即著名的《四库全书》。藏在圆明园的一部同样图书在1860年被战胜的英法联军烧毁了。那时欧洲人极为欠缺对中国的了解，英法联军的士兵们全然不知他们烧掉的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当年乾隆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有价值的古书，这些书被送往首都，由学者编辑们着手逐一进行研究，并与已有的书籍进行对照。将选出的图书列出书目，用手抄下来，纳入这个庞大的总集。

此外，还附加了未能包含在内的一些优秀书籍目录。当时的编辑们尽皆广闻博学者。尤其是老学者纪晓岚，他是一位聪明过人、富于幽默感的地道学者，乾隆非常敬重他。当年对《四库全书》中每本书的风格，著述情况和价值所做的简要编辑评论，亦即提要，至今仍保持在经典评论的水平。较早编就的永乐年间的全书——《永乐大典》，除了大约二百本今存者外，其余著作已尽被烧毁或已散逸。这套《四库全书》的编纂亦效其法，由专门学者们认真标注，每一笔都加以认真查验。用墨精美，用的是又白又厚质量上乘的宣纸，用丝线装订成册。

当世人看到康熙、乾隆学习汉语的巨大热情，早期许多汉人对满族统治者的怨恨便逐渐化为乌有了。这些帝王都是文学艺术的保护者，许多令人折服的百科全书、字典、参考书都是由他们下令编辑的。幸运的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执政皆达六十年。事实上，乾隆在位将及六十一年时，他便退隐了，声称他不敢超过伟大的康熙统治的年限。他死前在内廷东侧又平静、舒适地生活了几年。由于乾隆深诸汉族文化，且作有精湛的诗句和书法作品，因而世间有一传说也许不是无稽之谈，即乾隆父母是汉人，幼年时他被偷带进宫，由他人用计袭了皇位。

清代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在四岁时就被推上了宝座。我在北京时，溥仪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仍住在内廷，跟从R.F.庄士敦（R.F.Johnston）先生学英语，庄士敦先生为他取了个很妙的皇室名字——亨利。我的一位朋友曾看到这位亨利·溥仪的桌上放着一罐亨特莱和帕尔默公司出品的饼干，毫无疑问那是他的英语导师送给他的。人们还看到他从旧书上撕下一页来擦鼻子。后来他被“基督徒”将军冯玉祥戏剧性地赶出了皇宫，当然这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过咎，再后来便被日本人绑架，软禁，送至天津；然后被立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在广岛事件后，他又在前往满洲里途中被俄国人逮捕关押。

我最后一次听到溥仪的消息是在一九六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一名普通人，正在彻底交待他那与生俱来的“资产阶级”罪行，发誓要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工作。

西苑中的南海、中海和北海是历代皇帝的娱乐场所，覆盖着古树，有北海的藏式白塔君临其上，从远处便可依稀望见白塔的丽影。法语称白塔这种奇形怪状的结构为“薄荷瓶”，这比喻很恰当。这一带原是忽必烈汗所建诸宫殿的中心。当初那些宫殿中挂着野猫和貂，地板上铺着黑貂皮。忽必烈汗的猎鹰房在西部。马可·波罗写道：“他的公园内有许多白色雄鹿，黇鹿，瞪羚和不同种类的乖巧的松鼠。”奥德里克曾对宫中一只机械孔雀的技术奇迹大加赞叹，那里还有一座金制的水钟。（参看第四章）

南面是南海，有着极美的景色，也发生过令人寒心的惨剧。由一道狭长的地带与北面陆地相连的一座小岛便是瀛台，它常被此间译为“海洋平台”。实际上，“瀛”的含义是让人想起广为传说的中国海中的仙岛。

改革派皇帝光绪被软禁于此达整整十年之久。它还使人忆起被戴上铁面具然后关进地牢的法国王子，他在那里腐烂、死去，却不为人知，那小岛就在法国戛纳以外的海中。光绪的命运不及王子那么悲惨。这岛虽小，景色却美，光绪帝只在这点缀着美丽建筑群的小岛内才有自由。他是在太监们的严密看守下生活的。那些太监们晓得，他们的小命能否保全就取决于是否服从太后的旨意。他们常常换班看守皇帝，这样便无人能与皇帝密谋逃跑。一次有位太监在寒冷的冬天里看到纸窗上有些漏洞，出于对年轻皇帝的怜悯，把洞给补上了。第二天，这位太监便被解除了职务。原来，瀛台中发生的一切，都会立即传进光绪的这位婶娘、专横的皇太后的耳朵。光绪皇帝想推动中国政府进行一系列现代改革，但他的计划遭到了叛徒袁世凯的出卖。三十岁时，他想必产生过一种令人遗憾的听天由命的态度，满足于自己对南海中景致变化的玩赏。这也许没什么不好，面对这样一位母老虎似的婶娘，这位年轻人能做什么呢？适值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际，他所爱的妃子珍妃在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他与慈禧太后仓皇出逃的前夜，被太后直接下令投入了井中。

“珍妃井”的故事，据一位亲眼目睹的太监讲述原是这样：太后亲自下令后，又亲自坐在庭院对面看着太监投人下井。她的这一恶毒之举起于她内心的危机感。由于她采取了鼓励义和团的方针，导致了全面的暴乱。皇帝本人对此手足无措，但珍妃却总是有独到的见解。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企图劝说慈禧太后，让皇帝留在京城与外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世人皆知皇帝对“洋鬼子”颇有善感，可那老妇人害怕洋人通过这一突变的事件使皇帝重握大权。这是她绝不能忍受的，因而她命令皇帝跟随她一道出逃。除上述原因外，珍妃遇害还由于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宫中只要有一位聪明的女人就足够了。今天在内宫后面的东北门内，有处景物总被介绍给游客，那就是“珍妃井”。

历史上总是有很多“伟大”的皇后和女皇。唐皇后武则天本以皇帝，即自己的儿子的名义统治天下，却终于以叛逆罪废之，一连数年不许他与外界联系，禁止他见客接人。一位忠诚的宫中侍卫为了保护年轻的皇帝，曾剖腹落肠，以此阻止太后加害于她的儿子。此处对光绪帝的情形加以叙述，不仅是由于我从英文著作中读到了对这位“伟大”女皇、宫谋魁首的毫无意义的颂扬，还因为这段史事影响着整个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

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只比慈禧太后早一天离开人世，这绝非巧合。很显然，一想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后自己而死的皇帝说不定要向自己的亡灵报仇，毁坏自己的令名，这位老妇人根本无法忍受，因此皇帝便在她前一天“适时地”去世了。传说皇帝咬破他的手指，用鲜血写下了他最后的愿望，即在一八九八年应将背叛他的袁世凯永远驱逐出朝廷。不管这传说是真是假，袁世凯在光绪死后四年间的确被驱逐出了官场，直到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期他才重又掌权。

南海、中海、北海目睹了一系列事件串成的悲剧。在南海，光绪皇帝像囚犯一样死去；一个与中海相关联的人物——袁世凯出卖了他。袁世凯在民国成立后，重又登上了政治舞台。因为他控制着军队，一九一五年他企图自立为皇帝。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地破灭了，因为民众的意志是反对君主制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便要脱离民众。袁世凯被那些同谋者所欺骗，竟以为全国上下都支持君主制的计划，因而利令智昏，悍然称帝。按现今的说法，梁士诒（绰号“财神”）曾建有一家报馆。他每天早晨都为袁世凯提供上海的报纸，筛选新闻内容，改编后在北京印刷，从那些报纸中，袁世凯得出了民众强烈要求恢复中国的君主制的印象。明代最后一位皇帝临终时一番话听起来非常像袁世凯的最后感想：“然皆诸臣误朕。”

自从一九一一年建立了民国，三海的大部分区域已向公众开放。金鳌玉蝀桥头，屹立着北京国立图书馆。这是一座极高雅的建筑，与周围古典格调的环境十分协调。它构成了中海与北海的分界线。这一地区，尤其是中海，是慈禧太后常去的地方。现在孩子们可以在湖面上划船或滑冰，但在帝国时期，这里却是禁地。这里的紫光阁是同治皇帝（公元一八六二至一八七七在位）第一次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这座建筑有四五十英尺高，虽不像其他大殿那样给人深刻的印象，却显得很亲切。宫殿内点缀着建筑艺术的珍品：此处可以看到隐在树丛中的拱形屋顶，彼处有一条修饰性的拱廊护卫着上桥的通道；这里是缤纷灿烂的琉璃瓦，那里是一尊大佛——但整体都很严谨，与周围景致协调一致。唯一的例外是一座隐蔽的欧式建筑，那是慈禧太后突发奇想兴建的。袁世凯将其改建成他的总统府，可是，把它改得非常难看。它衬托在典型的东方景致下，在西方的游客看来，显得不伦不类，非常难看。

朱丽叶·布莱顿用优美的文笔描述了三海区域的难以名状的美。“分析北海这块被遗忘的角落的迷人之处……是不可能的。这魅力是一种应仔细品尝的味道，是一股泌人心脾的香气，是我们眼中的色彩，倒映湖中的柳影；是灰色的石堤，如同沿湖岸扭动的巨龙。这魅力存在于南飞的鸭群中，存在于微风吹动的青草中。那青草爱抚着破旧的汉白玉石栏，一如鲜嫩的灌木在金色屋顶中伸展。它们还存于蓝蓝的水中琉璃瓦的倒影，存在于被淡紫色的通道略微染成紫色的乌鸦翅膀上，存在于黄昏站立在岩石上的挺拔的苍鹭，苍鹭们像立在基座上的铜像一样凝然不动，也存在于对于惆怅地凝视着我们的历史的思忆中，存在于轻柔地融入尘埃的今日之忧伤中。”

罗伯特·哈特爵士曾组建了中国的邮政系统。朱丽叶·布莱顿是他的侄女，她怀着深厚的感情撰写了关于北京的文章，而且常常写得很美。她所著的《北京》（Peking）一书堪称是关于这一古都的英语书籍中的典范作品。

她所写的所有庙宇和景观都是她怀着特殊的游览兴趣做过实地考查的。说来真巧，写北京写得最好的几位作者，名字的起首字母都是“B”，布莱契奈德（Bretshneider）写出了最好的考古研究报告；布莱顿（Bredon）带着一个探幽钩沉者的明敏志趣，写到了北京城中所有被遗忘的角落。J.P.O.布兰德（J.P.O.Bland）和柏克豪斯（Backhouse）是一对搭档，柏克豪斯的中国知识和布兰德的生花妙笔相结合，便写出了两部读来颇似探案小说的历史著作——《北京宫廷纪事与闻见录》（The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nrt of Peking）和《女皇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这里无意贬损其他作者的成就，但上述著作的价值将永存不灭。

将中海与北海隔开的大理石拱桥称为金鳌玉蝀桥。这座桥历来就是一条供人们从城区进入皇城的公共通道。在桥的两侧，人们可以瞥见湖上景致。著名的团城便坐落在桥的东端；与团城相连的小岛上，建有一座壮美的白色舍利子塔，也称白塔。这团城也称圆城，面积虽不大，但它却以承光殿中所供的玉佛闻名于世。佛像面露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据传说，不论一块多么洁白的玉石，只要一靠近这尊玉佛，便会黯淡失色。玉佛置于玻璃后面，游者可以贴近身去仔细端详。在承光殿的庭院中还有一件稀世之物，即玉瓶，它高约二英尺，壁上雕刻有龙和鱼的形象。它很可能是忽必烈汗的遗物。马可·波罗曾描述过这类玉制容器中的一件，说它价值连城，饰有珍珠缀成的流苏，高度“达五英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与承光殿这只相近的玉瓶，如内廷养心殿乾隆寝宫中存放的那只，但承光殿这只玉瓶的规格却是世上罕见的。据史籍记载，元宫城被毁时，此瓶逸失，后乾隆在一小寺庙中发现了它，遂付出相当于一千美元的高价将它买下，并移置于此。乾隆还在瓶上题写了自己的一首诗。

我们应当记得，我们此刻正站在俯瞰蒙古统治者荣耀的小岛上，再向前去便是清统治者的遗迹了。

白塔显得很奇特，并非中国通行的样式。在园中观览的人们可以越过莲花覆盖的湖面看到它投在水上的倒影。人们若不走近前去，登上它作为基础的台基，便很难估测出它的体积之庞大，它的顶部很可能是北京城中的最高点。一般说来，舍利子塔的形状都是厚重而圆的塔身，顶部有一小巧的机关，令人想到在中国西藏、泰国、缅甸等地发现的高僧遗骨。白塔在北海御苑中所占的显赫位置，表明了佛教自十二世纪以来对中国的影响之深。实际上，佛教的影响还可上溯至四、五、六世纪（有紧邻北京的山西云冈石窟造像为证）。长久以来，佛已深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而佛教实际上则是十九世纪以前中国所受的唯一重大的外来影响。唐朝以来，佛教故事一直是中国民众深感兴趣的。佛经用语也已渗透进了中国习用语言之中。慈禧太后被尊称为“老佛爷”，一个可爱的胖小子则被叫成“小菩萨”。至迟在四世纪时印度的僧侣便已来到了中国，他们被称作“西僧”，而佛教的天堂则被称为“西天”。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北海便已同非凡的道士邱处机有了联系。邱处机道号长春，当时住在昆仑山，成吉思汗闻得他的盛名，便派人前去相请。邱处机遂前往蒙古的额尔德尼会见成吉思汗，可是汗王已离去，他便继续寻访，在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艰辛与奇遇后，两人终得在印中边界处相见。邱处机向大汗建议禁绝杀戮。自那以后，他便返回国内，在北海附近的赠地上住了下来。那座白塔实际上是一六五二年在第一位满族皇帝顺治督命下，为纪念达赖喇嘛来访北京而建造的——也许政治和宗教的意义各参其半吧。登上塔基便可看到，靠近塔基处有一神龛，内供一尊七头三十四臂十六足的偶像，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串人颅项链，清楚地显示了喇嘛教的影响。

站在这座绿宝石般的小岛之巅，人们可以看到天赐美景，看到广袤的乡野和都城的辉煌。十二世纪的周恽曾对这座小岛做过描绘，另一篇同类文字见于《辍耕录》，它述及了蒙古时期的古老荣耀。下面不远处的湖水闪着金色的波光潋影，远处的西山在褐色的暮霭中逐渐隐入了地平线。在晴和的日子里，西山便会映着朝阳，山峦由红转为微紫，再向上的山顶便转为紫红和幽蓝的色彩。前面的下方绿叶丛中隐约露出檐角的奇妙造型，饰有描金绘彩的朱红门柱与粗糙的皂荚树和松树的枝干形成悦目的对比。湖岸之上，彩绘瓦顶的牌楼散布于僻处，大理石桥横跨在碧蓝的湖水之上。仲夏时节，湖水常被绵延数英里的莲花所覆盖，那柔柔的花香并不为匆匆的过客所注意，却惹动了船中闲荡或岸上漫步的人们。向东不远处，内宫和三座雄伟的典礼大堂的檐顶历历可见。

在远近各处，特别是北面，小山上遍布着亭台楼榭，游廊隧洞，石甬路引人游历各处奇绝的景点。向低处的水平线看去，北面横亘着一道游廊，现已显出几分破旧之迹。我记得在那游廊上曾品尝过一种中国式的玉米糕，是用皇家御膳房的方法蒸制的（北海在一九二五年对公众开放）。这窝窝头用中国玉米制成，平时被看做穷人的食物，是买不起稻米的农人们吃的。可在御厨们的调制下，这粗糙的食品却变成了可口的美味。

在湖的北面，和白塔相对处有两座建筑。其中一座确是美奂美轮，那就是九龙壁。我记得它足有三十或四十英尺长，由龙云交织的浮雕构成，雕像皆覆以光彩夺目的琉璃瓦。另有一座九龙壁存于内廷的东部，但常人难得见到。在湖的最西北角上，坐落着两个非比寻常的建筑物，即小西天和大西天。大西天中有一座小山，山上凹雕着数百个高僧的造像。这一景观与其说是为了引起赞佩之情，毋宁说是为了镇服信徒。它令我心生一丝恐惧，犹如柬埔寨吴哥窟和印度庙宇给我的感受，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人的形象。有时我从中能见出一种倾向，我称它为中国的洛可可，一种过于雕饰的倾向。这种情形在中国的园林中亦有表现，形状各异的门窗太多，普通的院墙也要在顶部现出波浪状的饰样，那种简洁线条的古典美已被置诸脑后。同样，出现在彩绘陶瓷上的装饰风格也往往显得过分，比之宋代的白色单彩瓷瓶具有的朴素美，已显得大为逊色。

在中国的园林中，亭子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亭子是一种很小、很简单的建筑，它的轮廓让人一目了然。它还必得作为一种美，独立在那儿，如花瓶一般。亭子的形制、比例、飞檐彩饰等方面都凝聚着深远的匠心。若要达到完美，便须依据特别的目的选择色调和形体，上下高低都要比例匀称，或小巧或雍容，风韵有别。若干亭子联合在一处，其色调与形制就更显重要了。我们在这一带便可以见到两处实例。

第一处是五亭岭，坐落在西北角。那岭的形体恰似舞动之龙，跃入水中，五座亭子略呈半圆状分布，像通常那样以廊道相连。这一布局造成的美妙组合打破了湖岸轮廓的单调之感。

另一组亭子见于煤山的岭上，在北海北面入口不远处。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过的煤山，在内廷后面中央处拔地而起，也许有三百英尺高，且与内廷相隔，因而它与许多城门处在同一中轴线上。这中轴线是从外城的南门延伸过来的。因为北面没有中心门，所以煤山便成了这条线的终点。它无疑成了观察烽火台上烟火的地点。那些烽火台是一套战时报警设施，它们列成一线从北面的长城穿过乡间直达此地。山岭上的五座亭子顺着向下的山势匀称地分布，它们的造型和色彩总是令游人赞叹不已。据朱丽叶·布莱顿的记述，这些亭子经过使臣们的描绘，其美名传到了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耳里，于是她命人在彼得格勒的皇宫中为她复制了一座。

再向下去，便有一株铁链拦护的树，指示出明朝末帝在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时上吊自尽的地点。皇帝一大早便换了衣裳，脱去了皇袍，宫中响起了早朝的钟声，可是没有一人上朝。皇帝穿了一件短小的绣龙上衣和黄紫二色长袍，赤着左脚，由一名叫王承恩的忠心太监陪伴，从神武门出宫，进到煤山园内。他凄然凝望着城中，在长袖的袖口上写下了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联。联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他便在有名的“皇家冠带”亭内上吊而死，那位忠心的太监也一同赴死。

颐和园有着同北海、中南海一样的景致。它也是建在山水之间，装点有塔庙、游廊，只是它规模要大得多，也更加奢华。有案可稽的是，它是一个老太婆的五千万美元的即兴之作。慈禧太后挪用了二千四百万两银子，营造这座供她玩赏的巨大游乐场。

常听人说中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海军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之手，致使中国不得不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我很怀疑这一说法。即便中国建起了一支规模更大的海军，它也会在战争打响后片刻即告溃灭。挪用海军军费的主意是受到太后的著名首席大臣李鸿章的赞同的，即便当时朝廷的情形换个模样，中国也不会拥有像样的海军。李鸿章的搜刮之手从煤铁矿到河运是无孔不入的，他和盛宣怀都是那一代人中的首富。他们所办的中国轮船运输公司以贪污腐败而臭名昭著。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民众的大暴动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推倒盛宣怀。如果说这类人连赢利性的商业航运公司都办不好，还谈得上什么办海军呢？在天津，八国联军打算将带来的近百万磅弹药和杂凑的来福枪、炮弹卖给买办，这些军火都是俄、德、法、英、捷克诸国造的，实际上是否能用就另当别论了。在一艘海战中被俘获的中国炮舰上，人们发现它只携有两发炮弹。如此看来，即便是那笔钱不被那满脑子私欲的老太婆挪作他用，难道中国就能在海战中战胜日本吗？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曾想部分毁掉颐和园，可他们终于未能做成。几年以后，园子又经修复，得以重放昔日光彩。

有一幅传世的画轴，是为庆贺康熙皇帝六十寿辰作的，节日中充满喜庆气氛的城市风光尽展在妙笔长卷之中。它引导观赏者的视线从内宫经过城西北的景致，再穿过西直门，进入西北郊，停在老颐和园外的几道门那儿。画面展现了那个重大日子的庆贺场面。列阵的士兵、骑兵、御用车马仪仗、聚集在各处的满族旗手以及乐工和杂技艺人，最后还有沿西郊大路分布的客栈，来自各省的行会把它们都占用了。画上的文字说明着各个戏院是由哪个行会或衙门出资承办的。

颐和园即新圆明园，它的园址毗连圆明园的废墟。那场浩劫发生在咸丰朝。那时，著名的慈禧太后还是个年轻姑娘。她随同她的国王夫君一道，可耻地逃到热河。那段回忆想必如创痛一样令她无法释怀，她是亲眼目睹了圆明园的昔日风采的，可眼下却为兵燹所夷，显然再无修复之望。那是一种惨绝的践踏文明的行径。她在晚年以为她应当建一座新园以享快慰，于是便有了现在这座颐和园。她为此颇觉得意，以致于在这新游乐处所竣工后，她在里面度过了她的大部分时日。

这座颐和园，从建筑学的观点看，确实代表了中国关于地上天堂的幻想。有时它被称为万寿山，因为园中最显耀的便是万寿山，它坐落在西山之麓，靠近玉泉山。山上的建筑鳞次栉比，山北的入口处还有一座建筑群，入口通至湖的北岸，那里有一座宏伟的佛香阁，绮丽高峻，矗立山顶，直薄云天。这座建筑最能代表中国人“阁”建筑的理想，建阁于高处意在望远。在园中不计其数的建筑物中，包含着一座三层的戏台，一个设有铁制转藏轮的亭子和庭院。这是为慈禧太后建成的一处绝妙居处，位于一片美丽的石庭之前，装点有一对铜鹤和其他摆设，最讲究的是从特定角度、位置上观览景致时可见出的匠心。正如现代建筑中观景窗的设计追求那样，亭台楼榭通常都选在前景与远景水乳交融、和谐一体之处。从不同的地方都能见到玉泉山上汉白玉塔的姿影，因此人们在远处也会看到装点着汉白玉牌楼的整个景观，犹如置身梦境之中。

在较低处，一座华美的拱廊立于岸上，两端立有两尊来历久远、闻名遐迩的铜狮。整个湖岸线都是由绵长的汉白玉栏杆和蜿蜒伸展的彩绘长廊环绕着的，以秀美著称。站在拱廊之下的人们可以看到隔湖相对的龙王岛，以及通向岛上的十七孔桥。再向远望，在岛的一角，横有一座以其精美而著名的桥，人称罗锅桥或驼背桥。

那条大石船，又称石舫，有两层楼高，长约八十英尺，伫立不动，泊于水中，其状如真，构想新异。有一次慈禧太后弄来了一条游玩的汽船游湖，船游一周达四英里长，但她后来却没有再游——也许是她买不到零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