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星期六，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无数的乌克兰议会代表穿过人群，聚到了议会大楼前。没人数得清到底聚集了多少人：几千人、几万人，还是几十万人？就在这一天，叶利钦在白宫守卫者的葬礼上让戈尔巴乔夫倍感难堪，就在这一天，苏联领导人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可是，8月24日这天基辅发生的事情却在苏联掀起了一波更大的冲击波，力度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那天在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将宣布自己完全从苏联独立出去。

基辅的群众于8月24日聚集在市中心，这和几天前在莫斯科发生的集会可不一样，他们不是要捍卫议会，而是谴责议员中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暗中支持政变。前一天，叶利钦已经签署了禁止俄罗斯共产党开展活动的法令，不仅困惑的戈尔巴乔夫完全知晓此事，成百上千万激动的电视观众都了解了整件事情。许多聚集在基辅的民众认为乌克兰也应该这么做。动员群众的宣传册子称苏共是“一个犯罪的、反宪法的组织，它的活动必须终止”。一时间，应者如云。许多人带来了蓝黄色国旗和张贴画，要求对苏共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

民众并不仅仅关心共产党的命运，不然的话，大家就会选择聚集在离议会大楼仅数条街区之隔的乌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楼了。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乌共中央已经无权授予或是废止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了。民众带来的牌子上写着“乌克兰离开苏联”，他们想要的是国家独立。只有议会可以做到这一点。

集会人群中，大多数人是乌克兰反对派的支持者，他们态度坚决。就在数周之前，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曾在基辅的街道夹道欢迎布什总统访问乌克兰首都。那次，他们带来的牌子上提出的也是这个要求。但是，他们现在并不是向曾经隐约信任的美国客人表达诉求，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本国的失败者——他们毫不信任的共产党官员。

美国驻基辅的代理总领事约翰·斯德潘丘克曾直接参与布什基辅之行的准备工作，现在位于基辅的美国领事馆由他掌管。那天上午，斯德潘丘克很难穿过议会大楼前聚集的人群。他后来回忆说：“成千上万的人把大楼团团围住，愤怒的人群把冲天怒气洒向了共产党，洒向了一切。他们都聚集在那里，因为我身着套装，他们把我当成了共产党员，于是，有位女子拽下了我的外套，高声叫道‘丢脸’，‘可耻’。他们把我也当成了有罪的人。”躲在议会大楼里的乌共官员忽然发现自己成了被围困的少数派。斯德潘丘克在外交席就座，他回忆道：“（我）能看见那些共产党员们都靠在窗户旁，注视着窗外集会的人群越走越近，他们在想这群人究竟能否让自己活着走出大楼。”议会大楼里的共产党员“都紧张不安，不停地抽着烟，走来走去。气氛很紧张。当然，大家都知道克拉夫丘克要发表演讲，但是无人知晓他到底会走多远”。

满头银发的乌克兰议会议长克拉夫丘克，在数周前老布什的来访中给美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且当时貌似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克拉夫丘克很明显处在了防守位置。不仅是乌克兰共产党，就连他本人在苏联政变期间的所作所为现在都受到了质疑和审判。此时议会的命运，围墙之外人群的命运，整个国家的命运，甚至他自己的命运都取决于他的立场。当议会大楼外的集会人士高呼“克拉夫丘克，可耻！”时，这位议长正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奋力一搏。

1991年8月18日发生的事件让克拉夫丘克吃惊不小。这件事不仅对他在乌克兰的掌权构成了重大挑战，同时还挑战了乌克兰的主权运动，而这个运动和克拉夫丘克的个人声誉和政治前途休戚相关。8月19日早晨，克拉夫丘克从自己的政坛主要对手——乌共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古连科那里获知了戈尔巴乔夫被推翻的消息，古连科从郊外的住所打电话给他，让他赶到乌共中央委员会的总部。他们将会见紧急委员会的铁腕人物瓦伦丁·瓦伦尼科夫，他从克里米亚见过戈尔巴乔夫后，已经到达了基辅。

克拉夫丘克拒绝会见瓦伦尼科夫。他后来回忆道：“我立刻明白了权力现在正在转移。我说道：‘斯塔尼斯拉夫·伊万诺维奇，最高苏维埃是我们的权力机关，我是最高苏维埃的领导，如果瓦伦尼科夫想见我们，我们应该在最高苏维埃的办公室接见他。’”古连科不得不应允了。这象征着克拉夫丘克第一次不动声色地击败了他的对手。

就在一年前，55岁的古连科作为乌共第一书记，一直被视为克拉夫丘克登上乌克兰共和国权力巅峰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随着乌克兰在1990年宣布其主权，其议会和议长的角色，也就是传统上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角色所具有的政治分量大大增加，这样一来，克拉夫丘克就成了乌克兰共和国的重要人物。目前，尽管在中亚地区这种趋势并不明显，因为在那些国家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也兼任议会议长，但是在苏联其他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出现了上述趋势。

克拉夫丘克后来回忆他等待古连科和瓦伦尼科夫时的感受，竟是如此毫无防范能力：没有任何军队和警察部队向议长汇报情况，他唯一能调动的武装就是3名配枪警卫。乌克兰共和国已经宣布了自己拥有主权，同时将共和国法律凌驾于苏联的法律之上，然而瓦伦尼科夫的突然驾到，说明共和国领导人拥有的权力不过是昙花一现。克拉夫丘克并不怀疑他面对的是一次政变。说戈尔巴乔夫生病不过是个幌子，因为克拉夫丘克几周前刚在克里米亚见到了戈尔巴乔夫。就在戈尔巴乔夫的福罗斯别墅里，与戈尔巴乔夫的女婿一起，那天晚上他们喝了0.75升的柠檬伏特加。

克拉夫丘克并没有向身边的人隐瞒他对紧急委员会的怀疑，他们居然宣称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糟糕。在那天晚些时候接见二战老兵时，克拉夫丘克还向他们提起了喝伏特加酒的事。客人终于到了，古连科比瓦伦尼科夫及其随从先走了进来。

主人与客人围着长桌就座——军方人士坐一边，文官坐另一边，瓦伦尼科夫正对着克拉夫丘克入座。瓦伦尼科夫先开口说道：“戈尔巴乔夫生病了，国家权力已经转到了新成立的特别情况紧急委员会。”据一位与会者回忆，瓦伦尼科夫还说道：“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考虑到首都的局势日益恶化，以及可能发生骚乱的危险，自8月19日凌晨4点起，莫斯科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到基辅来是为了直接了解情况，如果有必要的话，至少在乌克兰某些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瓦伦尼科夫特别提到了基辅、利沃夫、敖德萨和沃里尼亚西部地区的一座城市。

坐在桌子另一侧的文职官员已是见怪不怪了。会场上至少沉默了一分钟，古连科面无表情。最终还是克拉夫丘克打破了沉默，他看上去镇静自若，自信而不带侵略性。克拉夫丘克回答：“我们知道您瓦伦丁·伊万诺维奇，作为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是受人尊敬的，但是您还没出示任何凭证。另外，我们也没有收到莫斯科方面的任何指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全境或是某一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我们知道基辅和其他地区的局势还是较为平静的，不需要采取特别措施。”

瓦伦尼科夫之所以会来乌克兰，是因为莫斯科的政变者对要求独立的乌克兰反对党联盟——“乌克兰民族运动”深感不安，担心该组织可能在基辅和乌克兰西部城市采取行动，反对政变。瓦伦尼科夫宣布：“在乌克兰西部没有苏联的势力，都在‘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掌控中。必须在西部各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禁止罢工，查封苏共以外的一切政党及其报纸，停止并驱散集会。你们要采取特别措施，这样人们才不会认为你们在重蹈覆辙……军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不惜流血牺牲。”克拉夫丘克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如果将军认为确有必要的话，他可以亲自前往乌克兰西部，看看局势是否平静。

瓦伦尼科夫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对克拉夫丘克说：“你是掌权者，一切大事系于你一身，这是我个人对你的期望，首先，你要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号召人们保持平静，慎重考虑当前形势。”当古连科和其他人离开办公室后，只剩下他们两人面对面，克拉夫丘克像老熟人那样问瓦伦尼科夫（当瓦伦尼科夫在乌克兰工作时，他们在基辅多次参加过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瓦伦丁·伊万诺维奇，一旦你们成功了，你们会回到过去的制度吗？”他指的是改革前的政治秩序以及中央和共和国的关系。将军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别无选择。”此番回答对克拉夫丘克而言，可谓意味深长。他事后回忆说，他在那一刻意识到紧急委员会不会让事情维持原状，而是让时光倒转，一切都可能回到过去的时代。

反叛者不会失去什么，但是他们的胜利将意味着不仅克拉夫丘克的政治生涯将会终结，还意味着他可能被监禁。和古连科不同，克拉夫丘克要是和政变者站在一起的话，在政治上将一无所获，但是他也不准备反抗莫斯科的叶利钦。他自有不同寻常的对策，即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避免授军方以口实，从而借此宣布乌克兰进入紧急状态。克拉夫丘克后来回忆：“预感告诉我，要争取时间，不要采取任何不必要的行动，一切都会好的。”他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他后来遭到人们的猛烈抨击也算是事出有因了。

乌克兰政府大多数人对政变所持的立场和克拉夫丘克是一样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副总理谢尔盖·科米萨林克后来回忆，没有谁真的支持政变。在那天召开的政府主席团会议上，科米萨林克把紧急委员会的做法形容成“公开地违宪”。然而，如果紧急委员会的行动得不到大家支持的话，它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依据瓦伦尼科夫提出的方针，政府很快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尽管它的目的和瓦伦尼科夫的建议有所出入。政府颁布成立委员会的法令的标题就表明了他们主要的忧虑：“鉴于出现的复杂局势。”如果乌克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议会和政府一直拥有的权力将被夺走。议会和政府一旦失去了权力，就难以挽回了。乌共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让反对派保持安静，把紧急委员会和军队挡在外面。

处于乌克兰权力顶峰的人物中，只有乌共第一书记古连科能从政变中获益，当他见过克拉夫丘克和瓦伦尼科夫之后，回到了共产党总部，他发现莫斯科方面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乌共委员支持政变。他召集主要的乌共官员开会，向他们通报了事态发展的情况和行动计划：乌共将根据莫斯科方面的电报，起草一份特别备忘录分发给各地的乌共委员会，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支持政变。

依据古连科命令所起草的备忘录比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长得多，说明乌共对此很是激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认为支持紧急委员会是其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指示并且命令乌共党员禁止参加任何集会和示威活动，同时强调维护苏联的统一是乌共最重要的任务。而紧急委员会的行为则被乌共领导人描述成“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态度和乌克兰共产党的原则立场都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克拉夫丘克开始平衡各方利益，他试图取悦每个人，同时紧握自己已经拥有的权力。他在8月19日傍晚时分，通过乌克兰广播和电视发表了讲话。瓦伦尼科夫已经就讲话内容提出了建议，但是乌克兰领导人自有他的主张。克拉夫丘克拒绝表示支持或是谴责政变。他号召大家耐心等待，保持镇静，假以时日才能判断局势。他对听众和观众说道：“最终，人民选举产生的集体组织将主导一切，但是，毋庸置疑，对于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而言，一切行为，包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都将依法行事。”他宣称乌克兰不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份发自基辅的美国外交文件写道：“克拉夫丘克敦促乌克兰人展示自己的智慧、克制和勇气，重要的是不要和莫斯科对抗，因为这样一来，局势可能更糟。”

克拉夫丘克在接受苏联电视新闻节目《时间》的简要采访时，试图采用同样的策略，可是不甚成功。他的一番言论——“要发生的事情终究是要来的，可能不是这种形式罢了”，让苏联听众着实吃了一惊。他辩称，在当前的局势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各个共和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处理好急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克拉夫丘克认为考虑到乌克兰悲惨的历史，此次政变是可悲的，因为它加剧了人们对于重回集权时代的担忧。尽管克拉夫丘克给出了一些警告，但他在访谈结束时表明要保持经济运行的节奏，因此他的谈话给人们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最好的情况是他两面讨巧，最糟的情况是支持政变。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利钦在节目中公开表示抵抗政变，摩尔多瓦总统米尔恰·斯涅古尔则宣布他的国家会继续迈向独立。相较之下，克拉夫丘克的权衡策略看上去更像是对政变的间接支持。

苏联政变不仅让乌克兰政府官员吃惊不小，也让乌克兰“国家民主主义者”深感震惊，这些自由反对派在数周前老布什访问乌克兰时，高举“乌克兰独立”的口号。距离8月1日布什在议会上发表演讲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代表们分布在乌克兰各地，他们要么在选区工作，要么在休假。曾长期被监禁于古拉格集中营的维亚切斯拉夫·车诺维尔现在是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地区政府的领导，在政变发生的前几天，他正待在拥有90万人口的乌克兰南部工业城市扎波罗热市。

一个月前议会宣布开始总统选举，车诺维尔是主要的民主派候选人，而扎波罗热市似乎是开启总统竞选的理想之地。1991年夏，扎波罗热市正举办乌克兰“第二届红芸香歌唱节”，在这届歌唱节上，歌曲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表现形式综合了传统民歌、配以摇滚和地下音乐文化。音乐节的压轴节目于8月18日在当地的足球体育场上演，正是在这天晚上，政变者出乎意料地前往附近的克里米亚，看望了戈尔巴乔夫。歌唱节变成了一场盛宴，那是赞颂乌克兰文化以及展现一度被压抑的、如今刚刚崭露头角的音乐新潮流的盛宴，然而，当地共产主义政府却无暇顾及此事。第二天上午，车诺维尔和其他多位民族民主派领导人按计划将离开扎波罗热市。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离开扎波罗热市变成了一种煎熬，因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惊闻政变的消息，于是纷纷涌向机场、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他们要尽快赶回基辅。

8月19日上午，也就是政变发生的第一天，和车诺维尔住在同一家酒店的一位记者叩响了他的房门，告诉他莫斯科发生了政变。对于车诺维尔而言，他在苏联度过了15年的监狱和流放生涯，所以能从记者而不是克格勃的官员那里得知政变的消息，他应感到释然了。“如果我能在这里睡觉，做着梦，而不是待在监狱里，说明暴动不算太严重。”车诺维尔对喊醒他的人说道。

美国驻基辅的代理总领事斯德潘丘克也参加了“红芸香歌唱节”，当时恰好和车诺维尔同住一家酒店，他急忙跑到车诺维尔的房间。斯德潘丘克看到车诺维尔正在给利沃夫市的克格勃和军方总部打电话，以探明究竟，车诺维尔已被选举为该地区的行政领导。喀尔巴阡山脉军区司令员对车诺维尔说，他的部队其实是反对政变的，只要乌克兰西部地区政府不宣布大罢工，他就不会干涉政府工作。车诺维尔向司令员保证，他一定竭尽所能地维护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和平。

车诺维尔听到政变时的第一反应基本上和克拉夫丘克是一样的：他们都急于和军方做交易，他们保证街市风平浪静，以此换得军方不干涉政府事务。叶利钦的亲密伙伴、列宁格勒市的民选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采取了这种策略。在市长助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帮助下，索布恰克和军方及克格勃达成了协议，他们维持街市的相对平静，作为交换，对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负责的安全部队保持中立。采取这项策略是为了维护改革中取得的政治成果。作为乌克兰西部最大的中心地区的行政长官，车诺维尔下达了命令，可是他的反应并没有得到基辅反对派领导人的认同，他们中有些人主张采取激进的抵抗态度。

乌克兰议会中地位最高的改革派领导人、副议长弗拉基米尔·格里诺夫那天早晨来到广播电台，他强烈谴责政变。他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态度说道：“如果这些官员彼此态度一致，那么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有人和我的看法保持一致了。”格里诺夫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族人，他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哈尔科夫市选出的领导，他的所思所想代表了反对派的大趋势。尽管他和他的支持者并不赞成叶利钦的“俄罗斯优先”的态度，但是他们还是和叶利钦以及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党员结成紧密的同盟。格里诺夫及其所在选区代表的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俄罗斯化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在俄罗斯领导的联盟中建设民主的乌克兰。格里诺夫的盟友是第一批在扎波罗热等城市高举起反政变大旗的人。

一面是克拉夫丘克的摇摆不定，一面是格里诺夫和叶利钦其他乌克兰盟友的激烈反对，车诺维尔和国家民主党党员深陷其中，左右为难。“乌克兰民族运动”是国家民主运动的联盟组织，包括许多民主党派和协会，该组织花了些时间起草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虽然在政变第二天才发表，但却言辞犀利、态度鲜明地谴责了政变，并且号召乌克兰人民准备举行全国罢工，这样会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瘫痪状态。对乌克兰国家民主党党员而言，举棋不定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在那天，利沃夫地方议会宣布莫斯科政变是非法的。位于东部地区的哈尔科夫市议会也做出相同反应，顿涅茨盆地的矿工准备举行罢工。“乌克兰民族运动”宣布8月21日中午开始举行政治大罢工。在乌克兰的每座城市里，民主激进分子到处传播叶利钦号召人民抵抗政变的消息。人们寸步不离地守着广播，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西方电台播出的广播。从莫斯科白宫传出的消息越来越令人担忧。俄罗斯的民主能否熬过今晚，答案无人知晓。

8月21日晚，也就是政变发生的第三个决定性的夜晚，克拉夫丘克在凌晨4点前被反对派代表打来的电话吵醒，对方要求克拉夫丘克召集议会的决策层——议会主席团开个紧急会议。他得到消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俄罗斯议会大楼。克拉夫丘克的态度一如既往地模糊不清：深更半夜，对于莫斯科的局势谁也无能为力，还是等到白天开始上班时再召开会议吧。等到克拉夫丘克第二天早上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局势已陡然急转。莫斯科方面传来的消息使人们相信，政变土崩瓦解了，一度被困白宫的叶利钦已然成为胜利者。

克拉夫丘克立刻照着反对派代表几日以来一直要求的那样，倒向了叶利钦。他随后宣布在整个政变期间，一直和被困的俄罗斯领导人及其团队保持联系。8月19日早晨，第一个接到叶利钦电话的共和国领导人是乌克兰议长。尽管他未能说服克拉夫丘克调动各方力量对抗政变，但是，叶利钦得到了克拉夫丘克的保证，不会承认紧急委员会。克拉夫丘克从未真正违背自己对俄罗斯总统的承诺。政变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告诉布什总统，他认为能够信任克拉夫丘克。看起来克拉夫丘克又一次在历史的抉择中，站对了队伍。可是，乌克兰反对派的领导人可不这么看。得知政变失败的消息后，人们涌向了基辅的主要广场，他们高呼：“叶利钦！叶利钦！打倒克拉夫丘克！”对于乌克兰的议长克拉夫丘克而言，这一天以担心政变者可能发动军事镇压为开始，以担心自己在国家民主党派完全掌权后的政治前途为结束。

8月22日，就是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的这天，克拉夫丘克终于同意召开议会的紧急会议。他提交了自己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议事日程，他说将在那天解释自己在政变期间为什么会举棋不定。克拉夫丘克希望议会谴责政变，使得议会就此掌控乌克兰境内的军队、克格勃和警察，成立国家警卫队，退出苏联的新联盟谈判。克拉夫丘克对媒体说：“没有必要急着签署新联盟协议。我认为目前苏联需要建立过渡时期新政府，或者成立一个9人左右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能够保护民主组织的各项活动。所有的政治形式都需要重新评估。然而，我确信我们应该立刻签署一项经济协议。”克拉夫丘克没有提到独立。他的提议完全瓦解了政变前苏联的权力核心，并且以共和国领导人组成委员会代替之。这是邦联制的纲领。

第二天克拉夫丘克就动身前往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克拉夫丘克的莫斯科之行就发生在他前日向媒体发表讲话之后。共和国领导人成立的委员会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一致同意新的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和克格勃主席的任命。他们还讨论了新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人选，该执委会将取代原来的苏联政府。最重要的是，新的官员都是由俄罗斯总统任命的。叶利钦否定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国家安全部门部长的任职名单，因为他不会允许任何人攫取自己的胜利果实。

表面上看来，虽然共和国领导们仍然是苏联人，但是他们并不介意叶利钦在苏联迅速攫取独裁的权力。这些老到的政客都遵循传统模式，通过“拜占庭式的阴谋”（西方的一句谚语，因为拜占庭宫廷中经常充斥着皇室斗争，经常出现兵变、政变、阴谋），在党内一步步提拔上来的，俄罗斯总统曾是他们反对中央的盟友，可是面对眼前这位强势的总统，他们谁也没有表示异议。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数日前还支持政变，现在却异口同声地谴责起政变。他们谁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叶利钦对苏共的攻击，尽管他们仍是共产党员。就在那天，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和塔吉克斯坦的领导人马赫卡莫夫退出了政治局和苏共中央委员会。

但是，共和国的领导人并非全都站在叶利钦这边。尽管他们被迫在每件事上都同意叶利钦的意见，并且认可其所有的关于政府人事任命的决定，但是，他们又向戈尔巴乔夫允诺，他们将和他一起合作，努力达成新的联盟。第二天中央媒体发布的官方公告，特别强调了共和国领导人有意签署这样一份新联盟协议。那天，戈尔巴乔夫对美国大使施特劳斯说：“就我们的联邦而言，我们已经确定要努力达成新的联盟协议。而且，这次我们决定所有的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签署协议，而不是一个一个地签。”戈尔巴乔夫继续说道，集体签署新联盟协议意味着“根据以前确定的最后期限，有些事能稍微等一下。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必须尽快作出决定”。

事实上，克拉夫丘克可不准备匆忙作出决定。戈尔巴乔夫提到了布什总统在基辅发表的懦弱演讲，他对乌克兰领导人说，甚至美国总统也认为乌克兰的独立运动是没有“历史前途”的。克拉夫丘克的态度看上去模棱两可。当戈尔巴乔夫允诺乌克兰领导人在新联盟中将获得显赫地位，试图以此讨好他从而对抗叶利钦时，克拉夫丘克没“上钩”。戈尔巴乔夫问克拉夫丘克，乌克兰总理维托尔德·福金是否愿意帮助过渡时期的联合政府开个好头，这正是叶利钦希望俄罗斯总理伊万·西拉耶夫得到的位置，克拉夫丘克推诿道：“福金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但是他可能不想离开乌克兰。”事实上，福金已经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克拉夫丘克那天在莫斯科目睹的一切坚定了他支持乌克兰独立的决心。他前往莫斯科时，计划建立由共和国领导人掌控的委员会，以此取代原来的苏联政府。但是叶利钦成功地把戈尔巴乔夫的提名者赶出了新政府，同时他还突然决定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此举大大改变了莫斯科的政治版图，其意义之大不逊于两天前在对抗政变领导者时获得的胜利。

相对于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衰落的苏联中央，由叶利钦掌控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正在形成。无论是克拉夫丘克，还是他在乌克兰政府和党内的同事都不想参与叶利钦领导的联盟。因为他们明白，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权力分享不可能恢复了；此外，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最后几年里，他们已经习惯于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自由。正如他们所看到的，现在中央除了带给他们比以前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和麻烦之外，什么也给不了他们。克拉夫丘克现在面对着出乎意料的挑战，这一切再次考验着他的生存技巧。

在这场政变中，乌克兰议长克拉夫丘克第一次为自己赢得了不需要保护伞的名声：当真是人从雨中过，半点不湿衣。20年后，当被问及这个比喻是否属实时，克拉夫丘克带着难得的坦率，回答说：“原则上，这完全正确：我处事灵活、老到，我很少当人面说出事实真相，我很少畅所欲言。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政治上的任何坦率或是公开都可能反过来将自己置于不利的境地。”他的这番回答已经比大多数的政治家要坦率了。1991年8月23日，在莫斯科淋雨而归的克拉夫丘克回到了乌克兰，他将要面对一场政治洪流。这次他不再需要雨伞了，要的是一件救生衣。人人都在猜测他到底能不能找到救生衣。

8月24日早晨，民众仍然聚集在乌克兰议会前高呼：“克拉夫丘克可耻！”看上去疲惫不堪的议会议长告诉代表们，他从未承认过政变是合法的，他的言论被实时转播到了议会墙外的集会人群那里。他提议要颁布反对派所倡议的大批法律，加强乌克兰的主权。他对代表们说道：“必须颁布法令，明确现在驻扎在共和国边境的军队的地位。内务部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和内务部必须服从乌克兰国家领导人的指挥。而且，他们不能卷入到任何苏联体系中去。剩下的就是协调行动的问题。另外，必须颁布适当的、相关的法律。至于将共产党从共和国执法机构中分离出去的问题也必须解决。”

国家民主党想要的更多。他们的议会领袖哈伊尔·尤赫诺夫斯基院士主张乌克兰独立。作家弗拉基米尔·亚沃里夫斯基朗读了一篇名为《独立宣言法案》的文章，要求就此进行投票表决。议会陷入混乱之中。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古连科要求暂时休会。克拉夫丘克也表示同意，宣布休会片刻，以便议会各方总结各自对该问题的立场。要想通过该倡议，最大的困难是共产党人。

独立宣言草案的主要作者之一是乌克兰共和党领导人列夫科·卢基扬年科，共和党显然是当时组织最好的政治力量。卢基扬年科一直致力于乌克兰独立运动，他在古拉格集中营度过了25年。他是乌克兰为了自由而斗争、为了自由而牺牲的象征，民主派人士希望由他来第一个朗读宣言。因为民主派内部的混乱，这份荣耀才落到了亚沃里夫斯基身上。

在政变发生的几周前，当布什总统和乌克兰政治领袖共进午餐时，卢基扬年科走到了布什身边，递给他一张写有三个问题的便条。其中两个问题和乌克兰反对派有关，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乌克兰独立的。便条上用不太流畅的英语写着：“既然俄罗斯帝国的瓦解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政府能否帮助乌克兰成为国际关系中拥有主权的主体呢？”

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布什向他的苏联专家休伊特口述了一段有关卢基扬年科问题的备忘录：“在今天基辅的午宴上，卢基扬年科先是很礼貌地向我打了招呼，然后是向克拉夫丘克主席。他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作为一位异见人士，卢基扬年科在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现在他代表的是独立运动——人民议会。”布什让休伊特准备作出回应。关于乌克兰是否被国际认可的问题，休伊特在8月5日起草的方案中给出了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标准立场：苏联体制的转变只能“通过共和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和平而诚恳的对话完成”。

卢基扬年科不再相信对话。但是，他的确认为，粉碎政变将为他实现目标提供突破性的进展。在8月23日上午民主派代表召开的大会上，卢基扬年科提出，有关乌克兰独立的问题将在议会紧急会议上讨论，这着实让他的同事吃了一惊。他事后回忆起当时号召其他代表时，说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此时此刻，我们应该解决根本性问题，并且宣布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我们现在不这么做，也许我们永远也不能这么做了。共产党员一时有些迷惑，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过来，他们毕竟占据多数。”

民主派代表明白他们手握实权的时间有限，所以他们不仅接受了卢基扬年科的观点，而且还把起草宣言的任务也交给了他。卢基扬年科亲选了另一位起草者，对他说：“我们有两种写法，要么长篇大论，要么短小精练。如果我们长篇大论的话，宣言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讨论；如果我们写一篇短文的话，他们就没那么多机会对其品头论足了。让我们把宣言写得越短越好，这么一来，他们在讨论到底要在哪里加个逗号、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时候，就没什么发挥的空间了。”起草者确实是这么做的。美国驻基辅的代理领事斯德潘丘克后来谈起这篇宣言是如何简洁时，开玩笑说，这确实不同于美国的独立宣言。

当卢基扬年科在民主派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把这份新鲜出炉的文章递给他的同事时，他们都赞成他的逻辑。经过大家的讨论，这份宣言没怎么改动，就在紧急会议刚召开时分发给了各位代表。

尽管代表们支持卢基扬年科将独立问题交付议会投票，但是对于他们在这项议程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才算合适，各位民主派领袖的意见仍有分歧。包括议会中职位最高的民主派人士——副议长格里诺夫在内的部分代表主张，只有先中止共产党的活动，才能就独立问题进行投票。因为格里诺夫担心，除非先颁布禁止共产党活动的禁令，否则乌克兰独立的结果很可能是创造出一个由共产主义主导的国家。一些来自基辅的民主派代表也赞同他的观点。可是，对于共产党员占主导地位的议会而言，究竟能有多大的概率通过中止共产党活动的禁令，同时就独立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呢？尽管有卢基扬年科和其他人的支持，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他们首先代表独立，其次代表去共产主义，尽管要实现后者尚需时日。有位代表甚至扬言，他准备为此坐10年牢，只要那是独立的乌克兰的监狱。他的许多同事并没有这番雄心壮志，但是卢基扬年科的观点在与会代表中占据了上风。

其实民主派来参加议会会议时，他们支持独立的立场更坚定了几分，共产党员对此深感惊讶。古连科要求暂时休会，克拉夫丘克也表示同意，这样共产党员们第一次可以作为一个集体共同讨论该议题。一直以来坚定地反对独立的代表们，发现自己现在已经身陷困境。共产党员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但团结一致、形成合力的时代早已远去。曾经支持他们的克拉夫丘克和共产主义阵营，早就致力于推动乌克兰谋求主权，准备实现完全独立了。当紧张而困惑的共产党员来到议会大楼的观影厅时，他们的领导古连科要求他们支持独立，否则他们自己和乌共都会引火上身。

乌共的保守人士知道莫斯科的领导层基本上已经抛弃了他们，因为就在今天早些时候戈尔巴乔夫辞去了总书记一职，对此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据他们所知，叶利钦已经向共产党员大开杀戒，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莫须有的迫害”何时席卷乌克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事实上，一切已经发生了——10万名聚集在议会大楼外的民众正在闹独立，也准备好了审判他们。集会民众仅仅满足于独立吗？许多乌共党员愿意向独立妥协，从而使他们免于遭受从俄罗斯刮来的反共浪潮，或许他们还能掌控乌克兰。

当反对派代表出现在会场，并且要求他们作出妥协时，原本还犹豫不决的乌共党员一点也不再迟疑了。反对派的建议是：关于乌克兰独立的全民公投将在12月1日总统大选后进行。这在许多人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现在赞成独立宣言可以立刻保护他们，而将来的全民公投可能不会发生。乌共党员因此决定支持卢基扬年科。

在开会的休息期间，克拉夫丘克给莫斯科打了电话，他这么做似乎遵循着乌共领导人事无巨细皆要请示莫斯科方面批准的老传统，然而，这一次情况正好相反。克拉夫丘克向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通报了乌克兰议会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投票通过乌克兰独立已是在所难免了。叶利钦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消息，但是戈尔巴乔夫明显有些不安。最终，他对克拉夫丘克说，乌克兰议会的投票结果并不重要，就像1991年3月乌克兰举行的全民公投表明，人民对苏联的支持是压倒性的。议会不能凌驾于公投结果之上。克拉夫丘克表示同意。打完电话之后，克拉夫丘克逐渐肯定了自己的想法：通过公投来表决议会是否应该就乌克兰独立问题进行投票。一项公投将因另一项公投的结果而被废止。精明的克拉夫丘克这次似乎又能成功地平衡各方势力了。

就在会中休息的一小时里，克拉夫丘克准备让各方就乌克兰独立宣言进行投票。那天，他有力地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并且认为这件事能帮他渡过眼前的政治危机。他的爱国主义也可以算是动机之一吧。克拉夫丘克事后回忆说：“当我们在为通过那项历史性的文件而奋斗时，我有怎样的感觉呢？我感到高兴。”他努力让那些不情愿的人投赞成票。他知道有两派领袖在这件事上意见相左，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在接见地方团体的代表时，他告诉那些来自西部地区的代表，别纠结于那些传闻，说什么要先解散乌共，然后举行乌克兰独立投票。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对共产党员说了些什么，但是他传递的信息是清晰的，即希望他们能投票支持独立。

通往卢基扬年科一直以来梦想的乌克兰独立的道路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障碍了，那就是赞成独立的议会法定人数不够。克拉夫丘克等待着代表们回到会场来，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支持独立的人来说，分分秒秒都是度日如年。有传闻称克拉夫丘克已下令封闭连接议会和附近乌共中央大楼的秘密通道，因此共产党员不可能避开愤怒的示威民众而离开议会大楼。最终，登记的议员超过了300人。谁来朗读独立宣言？克拉夫丘克建议让卢基扬年科朗读宣言，然而，克拉夫丘克和人民议会的“联络员”——诗人德米特罗·帕夫雷奇科，却让克拉夫丘克朗读宣言。他希望议长本人来朗读决议；否则的话，共产党员可能会改变想法。克拉夫丘克在政变期间因为犹豫不决而遭受攻击，现在他又身处政治危机中，不得不同意此人的要求。

他大声读道："1991年8月19日发生的苏联政变使乌克兰正蒙受着致命的危险，而数千年来，乌克兰一直努力成为一个国家，鉴于以上原因……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此庄重宣布乌克兰独立，宣布独立的、由乌克兰人民组成的国家——乌克兰，诞生了……该决议自通过之时起生效。”

克拉夫丘克请代表们投票表决。投票支持和反对乌克兰独立的票数，片刻之后就显示在克拉夫丘克身后的大屏幕上。议院忽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代表们纷纷起身，彼此拥抱，此时很难分出谁是民主派，谁是共产党。整个议院洋溢着欢欣鼓舞的气氛。乌克兰议会已经就独立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是346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此时距离下午6点还有5分钟。外面的人群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庆祝投票通过独立。各国外交官纷纷赶往自己的领事馆发布报道。加拿大领事内斯特·格亚斯基就此事发表了报道，标题是《胜负已定》。

晚上9点，在人群已经欢呼了数小时后，民主派胜利的象征——蓝黄相间的乌克兰国旗已经被带到了议院。佩特罗·斯德派金是来自扎波罗热市哥萨克合唱队的主唱，他在大楼外不停地呼喊，嗓子已经哑了，可还是叫道：“把旗子插到议会大楼上去！”

尽管斯德派金和其他拥护者没能把蓝黄色的国旗插到楼顶，但是他们把国旗带到了议院内。这是典型的克拉夫丘克式的妥协。共产党代表们仍然把国旗看作民族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可是克拉夫丘克违背了他们的想法，他同意人们把国旗带进了议会，并且承认民主在莫斯科取得了胜利：车诺维尔宣布，那面特殊的旗帜已经竖在了捍卫俄罗斯议会大楼的坦克之上。即使在莫斯科已经抛弃了共产党人之后，他们还是不能对树立在莫斯科的胜利旗帜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