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胜与败，希望与绝望，这些状态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只要多死几个肌肉细胞、血液中的乳酸高出分毫、脑部稍稍肿胀，就会使人从前一种状态进入后面一种。举着镰刀的死神盘踞在每一个外科医生的肩头，死亡永远是最后的结局。人死不能复生。

1966年11月，我18岁，正在查令十字医院的医学院读第一学期，开学还不到一个礼拜。学校位于伦敦中心，和医院只隔了一条街。当时的我想要亲眼看看一颗生机勃勃的跳动心脏，而不是解剖台上的一块黏糊糊的死肉。学校门卫告诉我，街对面的医院每周三会做心脏手术，我想看的话就该去乙醚厅，爬上没有人去的顶楼，找到屋檐下方的一道绿门。他还警告我不要被抓，因为临床前学生是不许去那里的。

那天下午，时候不早，天色已经暗了。河岸街上细雨蒙蒙，我出发去找乙醚厅。那原来是老查令十字医院手术室上方的一座式样古旧的铅灰色玻璃穹顶。自从入学面试之后，我就再也没踏进过医院那道神圣的大门。我们这些学生只有通过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三门考试后，才能够赢得这份殊荣。于是，我没有通过正门的希腊式柱廊进入医院，而是从亮着蓝灯的急诊室溜了进去。我找到一部电梯，那是一只摇摇欲坠的旧铁笼子，是用来把设备和尸体从病房送到地下室的。

我担心自己来得太晚，手术已经结束，那道绿门也已经锁上。幸好并没有。穿过绿门是一条落满灰尘的昏暗过道，里面堆着老旧的麻醉机器和废弃的手术器械。在不到十米外，我看见了穹顶下手术室的灯光。我站立的地方是一间旧手术室的参观廊，下面不到3米就是手术台。一层玻璃满怀敬意地将参观廊与手术台上的紧张场面隔开。参观廊里有一道栏杆，还有一条弧形的木头长凳，一代代外科学生扭动的背部把它磨得十分光滑。

我坐下，双手扶住栏杆。四下没有别人，只有我和死神。透过蒙了一层水汽的玻璃，我费力地朝下方望去。这是一台心脏手术，病人的胸腔还开着。我边走边寻找最佳的视点，最后在主刀医生的正上方停下。他是个名人，至少在我们医学院是。他长得又高又瘦，仪表不凡，手指修长。在20世纪60年代，心脏外科手术还是激动人心的新鲜事物，能做这项手术的就那么几个人，彼此离得很远。受过这方面专业训练的人也不多，他们往往是老练的普通外科医生，先去某家率先开展心脏手术的医疗中心访问，然后自告奋勇在自家的医院开展新项目。他们必须紧张快速地学习，代价则以病人的性命来计。

两名手术助手、一名洗手护士[亦称“器械护士”。须在手术台上传递手术工具给医生，有时甚至在一些小手术中充当助手。相比于巡回护士，洗手护士须身穿洗手服/刷手服，因而得名。（本书脚注均为译者和编辑编者添加，后同。）]正挤在敞开的伤口上方，急速递送着手术器械。接着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目光的焦点，也是我的兴趣焦点——一颗跳动的人类心脏。严格地说它不能算跳动，只是在蠕动。心脏通过插管连着心肺机，一组成圆柱形的碟片在槽中转动，槽里盛的是富含氧气的血液，一只粗制的滚压泵正在挤压管子，促使这些生命之血回到病人体内。我仔细望去，依然只能看见那颗心脏，病人全身都盖着绿色的手术巾，在场的人谁也看不到病人的脸。

主刀医生不停地在两只脚之间切换重心。他穿着一双硕大的白色手术靴，为了防止袜子沾血，那个年代的外科医生都穿这种靴子。手术团队已经置换了病人的二尖瓣，但那颗心脏仍在为脱离心肺机而挣扎。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颗跳动的人类心脏，就连我这新人也看得出来，它太虚弱了，那鼓胀的样子像一只气球，虽然还有脉动，但已经不在泵血。我背后的墙壁上有一只盒子，上面标着“对讲机”。我打开开关，眼前的这一幕有了声响。

在一片放大了的嘈杂背景声中，我听见主刀医生说了一句：“我们最后再试一次。加大肾上腺素，通气，然后关掉心肺机看看。”

一片寂静，人人都在看着这个挣扎的器官为最后一线生机而奋斗。

“右冠状动脉里有空气。”第一助手说，“给我一根排气针。”他将针头推进主动脉，泛着泡沫的血液从伤口渗出。接着，病人的血压开始好转。

看到时机出现，主刀医生转头对灌注师说：“关掉心肺机！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心肺机已关闭。”灌注师回答。他音调平平，不像有多少信心的样子。

心肺机一关，病人的心脏就全靠自己了。左心室正将血液泵往身体，右心室将血液泵往肺部，两者都在苦苦支撑。麻醉医生期盼地盯着监护仪，看着上面的血压和心率。几位医生都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他们沉默着从心脏上拔掉插管，然后缝合创口，每个人都巴望着它能强健起来。心脏先是无力地颤抖了几下，接着血压开始缓缓跌落。有什么部位在出血，血量不大，但出个不停。出血点在心脏背面，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将心脏抬起的动作使它发生了纤颤。它又开始蠕动了，就像一袋软虫扭个不停，这不是正常的收缩，因为缺乏协调的心电活动。它在白费力气。麻醉医生看了一会儿监护仪才发现这个异常。“是VF！”他喊道——我后来明白，“VF”意思是心室纤颤（ventricular fibrillation）。“准备电击。”他接着说。

主刀医生已经料到这个，把除颤器的电极板紧紧贴上病人的心脏。“30焦耳。”呲啦！没有起效。“加到60。”

呲啦！这一次心脏除颤了，但接着它就呆在了原地，完全没有心电活动，仿佛变成了一只湿漉漉的棕色纸袋子。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心脏停搏”。

血液继续流入胸腔，主刀医生用手指捅了捅心脏，左右心室都收缩了几下。他又捅了捅，心律恢复了一些。“太慢了，给我一针管肾上腺素。”他接过注射器，毫不手软地从右心室扎到左心室，针头中射出一股清澈液体。接着他用修长的手指按摩心脏，想把这股强力兴奋剂推进冠状动脉。

感恩的心肌立刻有了反应。接下来的一幕和教科书上写得一模一样：心率开始加快，血压开始飙升，它越来越高，几乎到了冲破缝合线的危险境地。接着，就像是慢镜头，主动脉上插管的部位破了一个口子。哗啦！就像间歇泉喷射，猩红色的血液直喷到手术灯上，几名医生也给溅了一身血，绿色的手术巾也浸湿了。有人小声说：“坏了。”他说得太保守——这场战斗，他们输了。

还没等他们用手指堵住创口，心脏就已经流空了血。血从手术灯上一滴滴落下，几道红色的溪流在大理石地面上流动，粘住了他们的橡胶鞋底。麻醉医生发疯似的朝静脉里挤压血袋，但已经不起作用了。生命的气息迅速消逝。当注入的肾上腺素效力减退，这颗肿胀的心脏像气球一样鼓起，再也不动，永远停止了。

几个医生在绝望中默默伫立。每周都是如此。接着主刀医生离开了我的视野，麻醉医生也关掉呼吸机，等待心电图变成一条平线。他从病人的气管中拔出管子，然后也从我的视野中消失。病人的脑已经死亡。

就在几米开外的地方，雾气笼上了河岸街。下班的人们匆匆走进查令十字车站躲雨；辛普森餐厅和鲁尔斯餐厅[河岸街辛普森餐厅（Simpson's-in-the-Strand，1828— ）和鲁尔斯餐厅（Rules，1798— ）都是伦敦的老牌餐厅，主打英国传统风味和高端宴聚。]里，有人终于吃完了午餐；华尔道夫酒店和萨伏伊酒店内，酒保正在摇晃鸡尾酒。那些皆是生机，这里只有死气。手术台上刚刚有人孤独地死去。不再痛苦，不再气短，不再有爱，也不再有恨。什么都不再有了。

灌注师把机器推出手术室。在服务下一个病人之前，它还要用几个小时来拆分、清洗、组装和消毒。只有洗手护士还待在原地，接着麻醉护士也进来了，她刚刚在安慰等候室里的下一位病人。两个人摘下口罩，默默站立了片刻。周围所有表面都洒满了黏稠的血液，病人的胸腔也依然敞着，但她们好像都不在意。麻醉护士的手探到手术巾下，握住了病人的手掌。洗手护士从病人脸上拉下浸透鲜血的盖布，把它甩到一边。这时我看见了，那是一名年轻女子。

她们都不知道我就在上层的乙醚厅里。没有人看见我进去，除了死神，而现在它也带着病人的灵魂离开了。我在长凳上轻轻挪动，想看清女子的面孔。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凝视上方的穹顶。她肤色苍白，但颧骨精致，秀发乌黑，仍看得出是个美人。

和两个护士一样，我也不能离开。我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们从病人的裸体上揭下血淋淋的手术巾。我在心中无声地呐喊：把撑开她胸骨的丑陋牵开器也拿走，让那可怜的心脏回到原来的位置吧！当她们终于撤掉牵开器，她的肋骨缩了回去，那可怜的没有生命的器官重新被盖住。它平躺在那里，空了，败了，上方只有一道可怕的深深裂缝，分开了她两只浮肿的乳房。

对讲机依然开着，两名护士交谈起来。

“她的孩子怎么办？”一个说。

“大概是给人收养吧。她没结婚，父母也在伦敦大轰炸的时候死了，她没有别的亲人了。”一个回答。

“她住在什么地方？”

“在白教堂一带，可能皇家伦敦医院还不能做心脏手术吧。她在怀孕的时候得了重病，是风湿热。生的时候差点死掉。也许那样倒好呢。”

“孩子现在在哪儿？”

“大概还在病房，得让护士长来安排了。”

“护士长知道她死了吗？”

“还不知道，你去告诉她吧。我找人来帮忙把这里收拾一下。”

她们的口吻那样平淡无奇。一个年轻女人死了，留下一个孩子举目无亲。再没有爱，也没有温暖，她就这样在手术室里那些缠着管线、泡着鲜血的机器之间永远消失了。我对这一幕准备好了吗？这是我要追求的吗？

两名护士生进来清洗遗体。我认出她们是我在周五晚的新生舞会上见过的两个女孩，都来自受人尊敬的私立学校。她们带了一桶肥皂水和几块海绵，开始擦洗她的身体。她们拔掉了血管插管和导尿管，但是看得出还是很害怕那道切口和它下面的东西。切口仍在不停流血。

“她动的是什么手术？”和我跳过舞的那个女孩问道。

“看样子是心脏手术。”另一个回答，“大概是瓣膜置换术吧。可怜的姑娘，才和我们差不多大。她妈妈肯定伤心坏了。”

她们在切口上盖了一块纱布吸血，然后用胶带封好。洗手护士回来了，她谢了两个女孩，说工作完成得很好。接着她又叫外科住院医师进来关闭切口，准备把遗体送去太平间，因为所有死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都要送到验尸官那里尸检。这个年轻姑娘的身体还要切开一次，从颈部切到耻骨，所以眼下关闭她的胸骨或是缝合那几层胸壁根本没有意义。住院医师拿了一根大针和几段粗线，把她像缝邮包那样缝了起来。她的切口边缘仍旧张着，向外渗着血清，邮包可比这要整洁多了。

现在是晚上六点半左右，我本来说好了去路边那家酒馆和橄榄球队的人一起买醉的。但是我怎么也走不开，仿佛被眼前这个空壳、这具皮包骨头的尸体吸住了。我从没见过这个病人，现在却感觉跟她很熟了似的。毕竟我陪她度过了她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三个护士用力给她穿上了一件浆得很白的拉夫领寿衣，在背后系上扣子，然后用一根绷带固定好她的脚踝。她已经因为尸僵而有些变硬了。两名护士生带着善意和尊重完成了这项工作。我知道将来会再和她们见面，也许到时候可以问问她们此刻是什么感觉。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我和遗体。手术灯依然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她们为什么不给她闭上眼睛呢，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透过那两只扩散的瞳孔，我能望见镌刻在她脑海中的痛苦。

根据我偷听到的零星对话，再加上一点医学知识，我大致描绘出了她的生平故事：她今年20多岁，出生在伦敦东区。父母在德军轰炸中丧生时，她肯定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带着那些战争景象和巨响留下的创伤度过童年，她总害怕一切会分崩离析，只留下她孤单一人。她在贫困中长大，患上了风湿热，那是单纯由链球菌引起的咽喉痛，但会诱发破坏极大的炎症。风湿热在贫困拥挤的地区相当常见。也许她有几个礼拜关节肿痛。她不知道同样的炎症发展到了心脏瓣膜。那个年代还没有这方面的诊断测试。

她患上慢性风湿性心脏病，成了大家口中的病孩子。她或许还得了风湿性舞蹈病，身体不受控制地抽动，步态不稳，情绪混乱。她怀了孕，这是干她这行常有的风险。这让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她那颗患病的心脏必须更加辛苦地工作。她开始呼吸困难，浑身浮肿，但总算熬到了生产的时候。也许皇家伦敦医院成功地为她接了生，但是也发现了心力衰竭的迹象。心脏有杂音，是二尖瓣关闭不全。他们给她开了心脏病药物地高辛，想让她的心跳强健一些，但是她没有遵医嘱服药，因为那药让她恶心。很快她就浑身乏力，呼吸困难，没法再照顾孩子，就连平躺都做不到。她的心力衰竭越发严重，前景很不乐观。他们推荐她到城里找一位外科医生，那是一位真正的绅士，穿一套晨礼服，裤子是细直条纹的。他和蔼而富有同情，说只有在二尖瓣上动手术才能治好她的病。但结果并非如此。手术终结了她悲哀的生命，东区又多了一个孤儿。

搬运工来的时候，手术灯已经关掉很久了。太平间的推车（一口装着轮子的铁皮棺材）给拖到手术台边上并排放着。她的四肢已经僵硬，身体被随随便便地拖进这只人肉沙丁鱼罐头，脑袋“砰”地撞了一下，令人心里一揪。然而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她了。我终于不用跟她对视，松了一口气。搬运工在棺材上罩了一块绿色毛毯，让它看起来像是一部普通推车。他们走了，去把她锁进冰柜。她的孩子再也见不到她，也永远不会有妈妈了。

欢迎来到心脏外科的世界。

* * *

我还坐在原地，手臂搭着栏杆，双手撑着下巴，从乙醚厅的穹顶望向空荡荡的手术台的黑色橡胶表面。在我之前，一代代预备外科医生都曾在这里观望。乙醚厅是一座上演角斗赛的环形剧场，人们来到这里，俯瞰一幕幕生死戏剧。如果当时有人和我一同观看，分担这可怜女孩的死和她孩子的悲惨命运带来的冲击，这景象或许还不会那么残忍。

几个助理护士带着拖把和水桶进来了，她们要抹掉她最后的痕迹——干结在手术台周围地面上的血，迈向手术室门口的血脚印，麻醉机和手术灯上的血。到处都是血，现在她们正小心翼翼地擦掉。一个瘦小的女孩抬起头来擦手术灯，正好看见穹顶下的我，看见昏暗中我苍白的面孔和凝视的眼神。她吓了一跳，我知道自己该走了。但是我看见手术灯的顶上还有一点血迹，除我之外没人能看见。它粘在那里，已经变成了黑色，好像在说：“我的一部分还在这里。记住我。”

绿门在我身后关上，我走进那部颤巍巍的电梯。她的遗体刚才就是从这里送去太平间，放进一只冷冷的冰柜里。

尸检通告贴在医学院门廊的公告板上。尸检的对象一般都是老年病人，要是有年轻人也都是吸毒成瘾者，交通事故死者，跳地铁自杀的，或者是心脏手术失败的病人。我看见她也在名单里，时间是周五上午。她名叫贝丝，不是“伊丽莎白”，只是贝丝[“贝丝”是“伊丽莎白”的昵称。]，今年26岁。准是她。尸检那天，遗体会从医院地下室的太平间里推出，装进铁皮箱子，由一个滑轮系统在轨道上拖行。箱子经过地下通道进入医学院，然后上电梯送进解剖室。我该去吗？该去看她的肠子和脑子被挖出，看她已死的心脏被切片，告诉大家她是如何在泉涌般的猩红色血泊中死去的吗？

不，我做不到。

那天在乙醚厅里，贝丝给我上了相当重要的一课：不要纠结。要像她的主刀医生一样，手术完了立即走人，明天再救别的患者。罗素·布罗克爵士（Sir Russell Brock）是那个年代最有名望的心脏外科医生，他对病人死亡的态度出了名地直率，他说过：“今天的手术名单上有三个病人，我不知道哪一个能活下来。”这样说好像太麻木了，甚至有些残忍，但在当时，纠结于病人的死亡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们必须从失败中学习，争取下一次能有所改进。如果沉迷于悲伤或者悔恨，只会带来无法承受的痛苦。

我在之后的职业生涯里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的兴趣转向了心脏外科中的一个艰难领域：给心脏有复杂先天畸形的婴儿和幼儿做手术。有的小患者还在蹒跚学步，他们开开心心来到医院，一只手抱着泰迪熊，另一只手牵着妈妈。他们嘴唇发紫，小胸脯不停起伏，血液黏稠得就像糖浆。他们从来不知道健康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我的任务就是努力给他们健康。我要让他们拥有粉红的皮肤、充沛的精力，将他们从迫近的厄运中解放出来。我诚心诚意做着这件事，但有时也会失败。那时我该怎么做？和哭泣的父母一起坐在黑暗的太平间，握着一只没有生命的冰冷小手，责备自己不该冒这个险吗？

心脏手术都有风险。既然做了外科医生，就要一意前行，决不回望。一台手术做完，就接着治疗下一个病人，我们总是期盼更好的结果，从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