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上新买的法兰绒衬衣、新袜子和内衣，还有我的牛仔裤，把背包裹严实，随地一丢，然后当晚就去了旧金山，只想体验在城里背着包四处走动的感觉。我一路走在使团大街[使团大街（Mission Street），位于旧金山市中心东面，是旧金山最老的街道之一。]，开心地唱着歌。我去了穷街[穷街（Skid Row Third Street），指城镇中的破旧街区，居民多为移民工人、游民和酒鬼。]，享用我最喜欢的新鲜甜甜圈和咖啡，那里的流浪汉都对我很着迷，一个个都想知道我是不是要去勘探铀矿。我并不想就我的追求从长远看远比矿石对人类更有价值这个题目发表一番演说，反而由着他们告诉我：“伙计，你去科罗拉多州乡下就行，去的时候带上你那个背包再加个小巧的盖革计数器[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测量放射性的仪器。]，就能当上百万富翁了。”穷街的每个家伙都想当上百万富翁。

“好的，小伙子们，”我说，“也许我会那么干。”

“育空[育空（Yukon），加拿大西北部一地区。]的乡下也有很多铀矿。”

“奇瓦瓦也有。”一个老头说，“赌多少钱都行，奇瓦瓦有铀矿。”

我离开那里，背着包在旧金山城到处走，很开心。我去了罗茜家看望科迪和罗茜。我看到她时很惊讶，她变化很大，变得干瘦如柴，圆睁的双眼冒着恐惧，从脸上凸出来。“怎么回事？”

科迪把我拉进另一个房间，不想让我和她说话。“她大概四十八小时前变成这样了。”

“她怎么回事？”

“她说她列出了我们名下犯过所有的罪，然后她说她想把罪名表从她干活儿那地方的厕所里冲下马桶，这张长表卡在了马桶里，他们不得不叫个清洁工一类的角色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而她声称，这位穿制服的人是个警察，要把长表带去警察局，而我们都将被逮捕。她真是脑子坏了，就这样。”科迪几年前让我住他在旧金山的阁楼，他是我的老朋友，一个能信任的老友。“你看到她胳膊上的印子了吗？”

“对，我看到她的胳膊了。上面都是割痕。”

“她想用一把旧刀割腕，但是割不动。我很担心她。我今晚出去工作时你能帮我看着她吗？”

“哦，老兄——”

“哦你什么老兄，别这样。你知道《圣经》里不是说‘哪怕是作在其中最小的一个身上……’[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5:40，原文：“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好吧，可是我本来计划今晚要玩个开心。”

“玩不是一切。有时候你得承担一些责任，知道吗？”

我还没机会到“那地方”炫耀我的新背包。

他开车带我去了范奈斯街，在那里我用他出的钱给罗茜买了一堆三明治，然后独自回他家想给她吃。她坐在厨房里盯着我。

“可你不懂那意味着什么！”她不停地说，“现在他们知道了你的一切。”

“谁？”

“你。”

“我？”

“你，还有阿尔瓦，还有科迪，还有那个贾菲·赖德，你们全体，还有我。每一个在‘那地方’晃悠的人。明天我们都会被逮捕，要不就更早。”她带着全副恐惧看着门。

“你为什么要那样割自己的手腕？在自己身上那么做不是一件很恶劣的事情吗？”

“因为我不想活了。我告诉你，有一场新的警察革命就要来了。”

“不，有一场背包革命就要来了。”我笑着说，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这状况有多严重。实际上，科迪和我都没感觉到，我们本应从她的手臂上就意识到她有多极端的。“听我说……”我开始说，但她不听。

“你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吗？”她张大真诚的眼睛，盯着我吼道，仿佛在用疯狂的心电感应来让我相信她说的绝对是真事。她站在小公寓的厨房里，张开那双皮包骨头的手乞求式地解释。她双腿紧绷，颤抖着，时不时抓住自己的脸。

“那只是一通胡扯！”我喊着，突然有了那种每次和别人解释达摩时都会有的感觉。阿尔瓦，我母亲，我亲戚，女朋友们，所有人，他们从来听不进去。他们总是希望我听他们说，他们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笨乎乎的年轻人、一个不切实际的蠢蛋，从来不懂得这个非常重要、非常真实的世界上那些严肃的重点。

“警察会冲进来把我们全都逮捕，不光那样，我们都会被审问几个礼拜甚至几年，直到他们查出我们犯过的所有的罪，这是一张网，到处都布好了，最后他们会把北海滩[北海滩（North Beach），本是旧金山意大利裔聚集地，后产生了诸多文化场所，垮掉派的大本营城市之光书店和主要活动区域即在北海滩附近。]上的每个人都抓起来，甚至格林尼治村[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位于纽约西区，美国东海岸文学艺术重镇，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先后聚居于此，是美国各种激进思想和文艺潮流的发生地之一。]的所有人，然后是巴黎，然后他们会把每个人都关进大牢，你不知道，这只是开始。”她不时被走廊里的声音惊得跳起来，觉得那是警察来了。

“你为什么听不进我说的呢？”我不停乞求。但每次我这样说，她就用凝视的眼睛把我催眠。有一阵，这几乎让我信了她信的那一套，她对自己一心编出的洞鉴产生了完全忘我的投入感，这投放出一种绝对沉重的力量。“可你这些傻死了的罪名和念头都是无中生有，你难道没有意识到生活的全部就是一场梦吗？你为什么不放松下来享受神？神就是你自己[佛家的看法是，人皆有佛性，因此人皆可成佛。]，你这个蠢货！”

“哦，他们会把你彻底毁了，雷，我看得到，他们会搜查每一个宗教广场，把那些地方也收拾干净。这才刚刚开始。这都是为了俄国的事情[此处显然暗指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当时美国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以反共为名的政治搜捕和政治迫害现象。]，不过他们不会这么说……我还听到太阳射线有些什么现象，跟我们睡觉时候发生的事情有关。哦，雷，这世界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

“什么世界？那又有什么区别？请别说了，你吓到我了。天知道实际上你没有吓到我，而我不会再听一个字了。”我气呼呼地走了出去，买了一些红酒，刚好碰到科迪和几个音乐家，我和这伙人一起回去继续看着她。“喝点儿红酒，给你的头脑里装点儿智慧。”

“不，我把酒都给甩了，你喝的酒会搞烂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胃烧穿，让你头脑麻木。我看得出来你身上有点儿毛病，你不够敏感，你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哦，少来了。”

“这是我活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晚。”她说。

几个音乐家和我喝光了红酒，聊了会儿天，直到午夜。这时，罗茜看起来正常了，躺在沙发上，聊着天，甚至笑了几声，吃着她的三明治，喝着我给她泡的茶。几个音乐家离开了，我睡进新买的睡袋，就在厨房的地板上。当科迪当晚回家时，我已经走了。她在他睡着后爬上屋顶，敲碎天窗，拿碎成锯齿状的玻璃割自己的手腕，然后坐在那儿流血，直到第二天黎明一个邻居看见了她，叫来了警察。警察冲上屋顶去救她，而她看到伟大的警察冲上屋顶以为要逮捕我们所有人，便从屋顶上逃走了。那位年轻的爱尔兰裔警察扑了个飞抱，但是只抓住了她的浴袍，她从浴袍中摔出来，裸身摔到六层楼下的人行道上。住在地下室里的几个音乐家整晚都没睡，聊着天，放着唱片。他们听到那声“砰”的巨响，从地下室窗户里望出来，看到了那恐怖的景象。“兄弟，这件事把我们吓散架了，我们那晚没法去演出了。”他们拉上遮光帘，瑟瑟发抖。科迪还在睡梦中……当我第二天听说这件事，当我在报纸上看到那张用X标记她落地地点的照片时，我的一个念头是：“她要是听了我的话就好了，我说的话就这么没用吗？难道我对何去何从的想法就是这么傻气、愚蠢，这么孩子气吗？这不正该是开始追随我心中所知真义的时候吗？”

这就够了。之后那个星期，我收拾好东西决定上路，离开那座愚昧的城市，现代的城市。我向贾菲和其他人道了别，跳回那辆沿着海岸线开往洛杉矶的货运火车。可怜的罗茜，她是那么确信她心中的世界是真实的，并对真实的东西感到害怕，而现在什么又是真实的呢？“至少，”我想，“她现在在天堂里，她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