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而言，冬天往往是一个不速之客。因为它，街道无法通行，人行道和田间小道成了摔跤现场。只有公园里的草坪和树木都被雪染白时，才勉强显现出仙境般的景象；大多数情况下，雪一落地，就与尘埃和污泥混在了一起。城里的雪只有在无须被铲走时才是美丽的。城市能够承受的降雪量十分有限，因为基础设施随时会被雪破坏。城里的居民已经习惯在离开温暖的家前，仔细考虑该走哪条路。对大城市的青年来说，冬日的喜悦无疑十分有限。阿尔弗雷德·波尔加[阿尔弗雷德·波尔加（1873—1955），奥地利专栏作家、戏剧评论家。]认为，商贩卖炒栗的场景是少数能让人体味到冬日喜悦的事物之一：“他那热气腾腾、闪着红光的铁炉，无论是对那些衣衫褴褛、僵直着身子在街上闲逛的穷人家孩子来说，还是对那些牵着母亲或家庭女教师的手、体态像自己的礼服和鞋子一样雍容华贵的富家子弟来说，都有着同样的吸引力……他嘴边呼出的热气总是和铁板上腾起的蒸汽交织在一起；灼热的烟雾，直熏得他双颊发红。”

当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马可瓦尔多》的同名主人公在一个冬天的早上打开窗户时，眼前的一切让他简直不敢相信：“城市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白纱。”他朝妻子喊了句“下雪了！”，这声音在空中显得无比缥缈：“白雪不仅可以覆盖线条、颜色和外观，也能覆盖一切声音，甚至起到消声的作用。在降噪空间中，声波几乎不发生振动。”由于电车在雪天停驶，马可瓦尔多必须步行上班。此时，车道和人行道已经没了差别。他仿佛身处另一座城市，甚至幻想着将雪堆成两道矮墙，铺出一条路。这条路只供他一个人行走，通向一个只有他才知道的地方。他甚至打算重新建造城市，将雪堆得和楼房一样高，让它们难分彼此。

雪改变了城市的容貌，也掩盖了它往日的妆容。冬天像一口钟罩在城市上方，所有的街道都陷入了静谧。冬天使街道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安静，还抹去了夏天和秋天的痕迹。回首过去，夏天就像南柯一梦。周围变得十分宁静，那些不敢外出的人，仿佛已在寒冷的荒漠中失去了方向。此时如果再下一场大雪，整座城市都将被染白。大雪迫使人们放慢节奏，同时，它也会成为人们逃避日常责任的常用借口，甚至成为破坏规则的理由：反正街上的车很少，开得又慢，为何不闯个红灯，赶紧过马路呢？

有一次，伊斯坦布尔下了一场大雪。积雪使整个交通系统几乎陷入瘫痪。人们将仅有的盐撒在了主干道上。在这样的日子里，城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图书馆停止开放，学校停课，人们纷纷蜗居在家。如果下雪天还伴随着电闪雷鸣，想必会出现十分罕见的景象。

如果严寒地区的人口聚居区被群山环绕，或是遇上无风的时节，便很可能会被一层雾气笼罩。这种所谓的“人烟”，其实是热废气和人们呼出的气体相互聚合的结果。它像一口大钟笼罩在城市上方，或多或少起到了隔离高空气流的作用。

雪对城市生活提出了考验。严峻的寒冬一再清晰地表明，人类只能任凭自然摆布。但也有特殊情况。蒙特利尔每年都逃不过寒冷和降雪的打击，可人们却成功地摆脱了它们的影响。人们在地下挖了长达32千米的隧道网，可容纳50万人避寒居住。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外面究竟有没有下雪。这番场景，不禁让人想起迷宫般的宇宙飞船。但那里的人们显然并未满足，他们还想在荒废的冬日体验新奇的城市生活：他们将图片、影片和互动游戏投影到原本很暗的建筑表面，营造了一种全新的氛围。此外，蒙特利尔灯光节、白色之夜等冬季庆典和光疗等艺术活动也让人们不顾严寒，一次次聚到街头和广场上。

地中海地区的冬天常常笼罩在一种特殊的忧郁氛围中。或许是对炎热长夏过于思念，寒冷的季节会让人觉得更加难以承受。这儿的防护措施往往做得不如高纬度地区好，所以即便气温尚可，当地的居民也会觉得难以忍受。城市里几乎没有游客，显得毫无生气。或许，这恰好是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在冬天对作家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的原因。雾气氤氲的巷道，空无一人的贡多拉[独具特色的威尼斯尖舟。]，不时覆满白霜的小桥，都散发着一股阴郁的魅力。空旷的圣马可大教堂奇妙静谧，闪耀着金光。当风从多洛米蒂山吹来，那些早已陷入迷茫的访客，可能就更会觉得完全选错来的时间了。

俄裔美国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就绝不会在夏天来威尼斯，因为彼时遍地都是“碳氢化合物和腋下汗水的味道”，以及“穿着运动短裤的人们”。这位自诩是“北方人”的作家强烈推荐人们在冬天来威尼斯：“即便在亚得里亚海畔，生命在这个抽象的季节也显得更为真实，因为冬天更加寒冷，更加无情。”他所供职的大学在冬天会放五周寒假，他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威尼斯“朝圣”。布罗茨基说，迷雾“阻隔了一切倒影，也吞噬了建筑、人群、长廊、桥梁、雕像等一切有外在形状的事物，使威尼斯比任何圣殿都更超然”。他还说，冬日的阳光可以“使肉眼具备显微镜般精准的分辨力”。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物理学原理，但用来形容冬日暖阳那“最为纯粹的存在形式”，却并无不可：“它既不送来温暖，也不带来能量。这些都被投射在了宇宙之间，或是被遗弃在了卷积云之后。它唯一的追求，就是来到大大小小的物体跟前，使这些物体能被人看到。那是私人的光线，属于乔尔乔内[乔尔乔内（1477—1510），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架上画的先行者，威尼斯画派中最具抒情风格的画家。]和贝利尼[乔凡尼·贝利尼（1430—1516），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乔尔乔内的老师。]，而不属于提埃坡罗[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1696—1770），巴洛克及洛可可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和丁托列托[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作品色彩富丽奇幻，在威尼斯画派中独树一帜。]。”只有在冬天，他才能向威尼斯这样倾诉爱意。后来，布罗茨基被安葬在了威尼斯潟湖内的圣米凯莱岛上。

如果天气足够干爽晴朗，人们从巴塞罗那就能眺望马略卡岛。1838年，乔治·桑[乔治·桑（1804—1876），法国著名小说家，曾与肖邦有过一段恋情。]和肖邦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传奇的冬天。他们到这里是为了躲避巴黎湿冷的冬天。他们刚到马略卡时是十月，迎接他们的是炎炎夏日，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儿的天气难以忍受。虽然所有马略卡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的岛上终年无雨，但从十一月底起，降雨却一直持续了两个月。他们租住的房子由于没有采取防潮措施，很快便无法居住了。

这座被戏称为“风之屋”的别墅显然经受不住暴风雨的考验。墙壁上的石灰很快就吸水膨胀成了海绵状。乔治·桑说出了那个地中海游客再熟悉不过的自相矛盾的事实：“虽然天气并不冷，但我却从没有这般受罪过。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了供暖的人来说，没有壁炉的房子就像一件披在肩膀上的冰外套。我整个人就像瘫痪了一样。”后来，房东听信了他们患有会传染的肺结核的传言，要求他们立即退房离开。

于是，这两位法国来客再次陷入窘境：他们必须在有限的选项中，找出一个合适的住处。最终，他们选中了浪漫的瓦尔德莫萨镇作为自己的“冬日避难所”。那些习惯夏天在那儿居住的人，早已经被严寒赶跑。肖邦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虽然天气状况不佳，乔治·桑还是能在住处苦中作乐：在那重叠的建筑群中，她开始探索最为隐秘的僧侣生活。虽然日照时间很短——整个上午，房子都处在一侧山峦的阴影之下；下午三点之后，阳光又被另一侧的山挡住——留下的光影却十分美妙：“从岩缝或山巅斜射过来的日光，将中庭染成了金黄色和紫色！原本像方尖碑一样藏在暗处的柏树，此时终于在日辉中探出了脑袋；棕榈树的果实像成堆的钻石一样闪耀。一道长长的斜影，将山谷一分为二：一侧如夏日般光照充盈，另一侧则是一派阴冷的冬日景象。”但正如她在另一篇流传甚广的游记中提到的十二月的“灿烂秋阳”一样，这只是一番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