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的事件全部基于卡拉尼什医生回忆的真实经历。不过，书中出现的病人均为化名。除此之外，所有医学案例中的细节，比如病人的年龄、性别、种族、职业、家属、住址、病史和（或）诊断，全部进行了修改。卡拉尼什医生的同事、朋友和治疗他的医师也全部为化名，只有一人除外。若因化名和细节修改引起的任何雷同，纯属巧合，无意冒犯。

献给卡迪

我草草浏览着眼前这些CT片子，诊断结果显而易见：肺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肿瘤，脊柱变形，一整片肺叶被侵蚀。这是癌症，而且已经扩散得很厉害了。我是一名神经外科住院医生，这是我接受培训的最后一年。过去六年来，我已经看过几十套这样的片子，每次都怀着微茫的希望，想帮患者找到某种可能有效的疗法。但眼前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我身上穿的不是防辐射的工作服，也不是手术服或白大褂。我穿着一身病服，和一根输液管“血脉相连”。护士把电脑留在我病房里了。我和妻子露西一起看着上面的片子。她是一名内科医生，现在就守在我身边。我一个断层一个断层地又看了一遍：肺窗、骨窗、肝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再从前到后，这是培训的“标准动作”，好像我能有什么意外发现，能改变诊断结果。

我和露西一起躺在病床上。

她轻声开了口，像是在念台词：“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病？”

“没有。”我说。

我们紧紧拥抱着彼此，就像年轻的情侣。过去这一年，我俩都怀疑过我得了癌症，但一直拒绝相信，甚至都没聊过这件事。

大概六个月前，我的体重开始下降，背上疼痛难忍。早上穿裤子的时候，皮带先是紧了一个扣，接着紧了两个。我去找我的初级保健医生，也是我在斯坦福的老同学。她的哥哥是在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岗位上猝死的，就因为没在意一些病毒感染的征兆，所以她特别关注我的健康状况，像我妈似的。不过，等我到了她的诊室，却发现里面坐着另一个医生。我同学休产假去了，真的要做妈妈了。

我穿了一件薄薄的蓝色体检服，躺在冰冷的检查台上，向这位新医生描述我的症状。“当然，”我说，“如果这是医生资格考试中的问题，三十五岁，体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初发性背痛，那明显该选C——癌症。但也说不定只是我工作太拼命了。我也不知道。想做个核磁共振确定一下。”

“我觉得还是先照X光吧。”她说。背痛要做的核磁共振价格不菲，而且最近全国上下都在不断强调，为了节省医疗成本，不要做这种不必要的检查。但医学扫描的价值，要看你找的是什么：X光基本上是查不出癌症的。不过，很多医生还是觉得，这么早就做核磁共振简直有愧医者之心。她说：“X光是没有那么敏感，但也是个合理的开始。”

“那我们做个屈伸X光，看看更现实的诊断是不是峡部脊椎滑脱？”

墙上有面镜子，我能看到她正在谷歌上搜索我说的术语。

“一种椎弓骨折，发病率大概是5%，年轻人背痛经常是这个原因。”

“好，那我就约你说的那个X光。”

“谢谢。”我说。

为什么我穿着白大褂，就说话自带权威，穿着体检服，就这么温良恭俭让了？说实在的，在背痛这件事上，我可比她在行。接受神经外科医生培训时，有一半内容都涉及脊椎的病。不过，也许真的更有可能是脊柱炎。年轻成年人得这种病的概率是挺高的。而三十多岁脊柱就生了癌？这种概率简直不会超过万分之一。就算这概率再高一百倍，还是高不过脊椎滑脱。搞不好我真的是在自己吓自己。

X光检查的结果没啥问题。我们把所有症状都归咎于工作太累和身体机能老化。约好了下次治疗的日程安排后，我回去处理了当天的最后一个病例。体重下降得没那么厉害了，后背的疼痛也可以忍受了。每天适量来点布洛芬止痛，也能撑过去了。还有，这种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艰难日子也快要到头了。我马上就要从医学生变成神经外科教授了：十年无情残酷的训练都过来了，我下定决心，要把接下来的十五个月熬过去，圆满结束住院医生的生涯。我已经赢得了前辈的尊重，获得了极负盛名的全国性医学奖项，几所著名大学纷纷向我抛出橄榄枝。最近，我在斯坦福的课程主管找我谈了一次，他说：“保罗，我觉得，你不管申请什么工作，肯定都是最优秀的候选人。我就跟你说一声，我们准备找个人加入教职团队，像你这样的。当然，在这儿不能给你什么承诺。不过你应该考虑考虑。”

三十六岁的我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眼前就是一片辽阔的“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圣经·旧约》中上帝耶和华应许给犹太人的“流奶与蜜之地”。]，从基列到杰利科，一直延伸到浩瀚的地中海。海上有一艘漂亮的游艇，周末的时候，我、露西，还有假想中的孩子们，驾船出海，共享天伦。可以预见，等工作强度降低，生活稍微轻松些，我的背痛也会减轻。可以预见，我终于能像此前许诺的那样，做个好丈夫了。

接着，几个星期以后，我开始感觉到间歇性发作的严重胸痛。是不是工作的时候撞到什么，肋骨骨折了？偶尔我会在夜里惊醒，大汗淋漓，床单都被浸湿了。体重又开始迅速下降，而且速度更快了，从一百七十五磅[1磅约等于0.454公斤。]急剧跌落到一百四十五磅，还不停地咳嗽。我对自己的病情已经不做他想了。一个周六的午后，露西和我躺在旧金山多洛雷斯公园的阳光下，等着见她的妹妹。她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上面是医学数据库的搜索结果：“三十到四十岁人群癌症发病率”。

“啊？”她说，“我没想到你真的在担心这个。”

我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想跟我聊聊吗？”她问道。

她生气，是因为她也有过这样的担心；她生气，是因为我都没跟她提过只言片语；她生气，是因为我向她许诺的生活是一回事，给她的，又是另一回事。

“求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对我说真心话？”她问道。

我关掉手机。“咱们去买点冰激凌吧。”我说。

＊

我们本来安排下周去度假的，到纽约去找几个大学的老朋友。也许一起好好睡一觉，再喝上几杯鸡尾酒，能帮我们俩恢复一下感情，让婚姻的“高压锅”降降压。

但露西别有计划。“我不跟你一起去纽约。”出发几天前，她宣布。她要搬出去住一个星期，想趁这个时间思考一下我们的婚姻状况。她这番话说得很平静，却让我更加头昏脑涨了。

“你说什么？”我说，“不行。”

“我很爱你，所以才感到很困惑，”她说，“但我担心，我俩想从这段关系中得到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俩好像没那么心意相通了。我不想无意中发现你担心的事情。我跟你说我自己觉得很孤单，你好像也不当一回事。我得做点不一样的事。”

“一切都会好的，”我说，“都是因为我在做住院医生。”

事情真的这么糟糕了吗？在全世界最为严格和高要求的医学专家门下接受神经外科的训练，的确让我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多少个夜晚，我很晚才回家，露西已经睡了，而我筋疲力尽地倒在客厅的地上。多少个清晨，天还没亮我就离家去上班了，她却还没睡醒。但现在我俩的事业都正处在高峰期，大多数大学都希望我俩一起去：我进神经外科，露西进内科。这人生之路最艰难的一段我们都熬过来了。这事儿我们不是讨论过很多次了吗？她难道不知道现在闹情绪是最不明智的吗？她难道不知道，我住院医师的生涯只剩最后一年了？她难道不知道我爱她？她难道不知道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奔赴理想的生活了吗？

“如果只是因为住院医师，我没问题，”她说，“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但问题是，如果不仅仅是因为住院医师呢？你真的觉得，等你成了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和教授，一切就会好起来吗？”

我提出不去纽约了，大家都用开放的心态，去看看几个月前露西提议的婚姻咨询师。但她坚持说，她需要时间，要一个人待着。当时，我头脑里那种混乱迷惑的嗡嗡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冰冷坚硬的现实。行，我对自己说，要是她决定离开，那我就认为这段关系应该结束了。如果最后真的诊断出癌症，我也不会告诉她。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动身去纽约之前，我偷偷去看了几次医生，排除了一些年轻人常见的癌症。（睾丸癌？不是。黑色素瘤？不是。白血病？不是。）神经外科一如既往地忙碌。周四晚上到周五早上我一直连轴转，在手术室整整待了三十六个小时，处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病例：巨大的动脉瘤、颅内动脉搭桥、动静脉畸形。主治医生进来的时候我满怀感激地默默舒了口气，至少能靠在墙上松动松动背部的筋骨了。唯一能去照个胸片的时间是离开医院后回家的路上，还有去飞机场之前。我心想，如果我得了癌症，那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那些朋友了；如果没得，那更没理由取消这次行程了。

我急匆匆地回家拿了行李。露西开车送我去了机场，告诉我她安排了婚姻咨询师。

在登机口，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真希望有你和我一起。”

几分钟后，她回了短信：“我爱你。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在这里。”

飞行途中，我的背部感觉非常僵硬。等我终于来到纽约中央车站，赶火车去北部我朋友家时，全身都已经痛得不行了。过去几个月，我有过不同程度的背部痉挛，从可以忽略的小疼痛，到痛得我咬着牙说不出话来，再到痛得蜷缩在地上尖叫。这次的痛比较接近最痛的那种。我躺在候车室一张硬邦邦的长椅上，感觉背部肌肉全都扭曲了。我开始深呼吸，试图控制疼痛，反正现在布洛芬也救不了我了。然后每感觉到一块肌肉抽搐，我就背出它的名字，好把眼泪忍回去：竖脊肌、菱形肌、背阔肌、梨状肌……

车站保安走到我身边：“先生，您不能躺在这儿。”

“抱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吐出几个字，“后……背……抽……痛。”

“你还是不能躺在这儿。”

这些话都到嘴边了，但万一我没得呢？也许那些经常背痛的人就是会有这样的遭遇。我算是很了解背痛了：解剖学原理、生理学原理，还有病人们用来描述不同痛感的不同词汇。但我从不知道背痛的感觉，也许就是这样的，也许。又或许，我不想给自己添霉运，也许我就是不想把“癌症”这两个字说出口。

我努力站起来，蹒跚着走向月台。

到朋友家已经要临近黄昏了。这里在曼哈顿以北八十多公里，是哈得孙河附近的冷泉小镇。多年来交往的十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全都出来迎接我，他们热情的欢呼中夹杂着快乐的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我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不过很快就聊到让我脸色阴沉的事了。

“露西没来？”

“工作上突然有急事，”我说，“快出发了才通知的。”

“哎呀，真扫兴！”

“话说，能不能让我把行李放下休息一下？”

我本来希望能远离手术室几天，睡眠充足，好好休息，多多放松，简单地说，就是过过正常的生活，能让我的症状得到缓解，背痛和疲累都能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但一两天之后，很显然没有任何缓解。

早饭时间我通常都在呼呼大睡，午饭时才摇摇晃晃地走到餐桌前，盯着盘子里满满的豆焖肉和蟹腿，却完全没有胃口。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准备继续睡觉了。有时候我会给孩子们读点故事，但他们一般都在我身上和周围玩耍，一边跳，一边大叫。（“孩子们，我觉得保罗叔叔需要休息。你们到那边去玩好吗？”）我想起十五年前，请了一天假去做夏令营辅导员，坐在北加州的湖岸边，开心的孩子们在玩复杂的夺旗游戏，把我当作障碍物。而我读着一本名为《死亡与哲学》的书。过去，每每想起这很不搭的一幕，都会发笑：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湖光山色、鸟鸣绿树、四岁孩子嬉闹的一片祥和之中，却埋头于一本关于死亡的黑暗之书。而此时此刻，我才感到命运冥冥中的交会：只是太浩湖[太浩湖（Lake Tahoe）：又译作“塔霍湖”。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边界，是内华达山脉北部断层形成的淡水湖。]换成哈得孙河；陌生的孩子变成朋友的小孩；那本让我和周围一派生机勃勃分离开来的死亡之书，变成我自己行将就木的身体。

第三天晚上，我跟男主人麦克聊了聊，说要提前结束旅程，第二天就回家。

“你看上去不是很好，”他说，“没事吧？”

“要不我们拿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坐下来聊？”我说。

在他家的壁炉前，我说：“麦克，我觉得我得了癌症，而且还不是那种良性的。”

那是我第一次把这话说出口。

“好吧，”他说，“这应该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恶作剧吧？”

“不是。”

他顿了顿：“我也不知道该问你什么。”

“嗯，可能首先我需要说明，我的癌症还没有确诊。我只是自己比较确定，很多症状都指向癌症。我明天回家就去检查清楚。希望是我错了。”

麦克提出帮我把行李邮寄回家，这样我就不用受累一路拎着了。第二天一早，他开车送我去机场。六小时后，我回到旧金山。刚下飞机，手机就响了。是我的初级保健医生，打电话告诉我胸片结果：我的肺部有模糊的阴影，就像曝光时间太长似的。医生说，她不确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

露西到机场接我。但一直等回了家，我才把坏消息告诉她。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开口对她一说，她就知道了。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我们之间的距离都消失了。

“我需要你。”我轻声低语。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她说。

我们给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请他收治我。他是医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我拿到了所有病人都必须戴的塑料手环，穿上熟悉的浅蓝色病号服，走过那些我都叫得出名字的护士，住进了一间病房——多年来，我在这里见过成百上千个病人。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坐在病人身边，解释我最终的诊断和复杂的手术；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祝贺病人痊愈，见证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幸福；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宣布病人死亡。我曾在椅子上坐过，我曾在水槽里洗过手，我曾在通知板上写下过潦草的说明，我曾把日历翻到新的一页。甚至，在完全筋疲力尽时，我还曾经渴望过，可以躺在这床上好好睡一觉。

现在，我就躺在这床上，很清醒。

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护士在门口探进头来。

“医生马上就到。”

于是乎，我想象中的未来，就要实现的未来，那么多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都随着这句话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