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病床上，露西和我相拥流泪。CT扫描的图像仍然在电脑屏幕上闪烁。我作为医生的身份特性已经不重要了。癌症入侵了多个器官系统，诊断结果已是一目了然。病房里静悄悄的。露西说她爱我。我说：“我不想死。”我叮嘱她要再嫁，一想到她可能孤身一人，我就无法忍受。我告诉她我们应该立刻重新申请抵押贷款。我们陆陆续续打电话告知亲友们这个噩耗。过了一会儿，维多利亚到病房来了，我们讨论了扫描结果，和未来可能采取的治疗方案。她说起重返住院医生岗位的流程，我示意她别说了。

“维多利亚，”我说，“我再也不可能以医生的身份回到这家医院了，你不觉得吗？”

我生命的一个章节似乎已经结束，也许整本生命之书都已临近尾声。我不再是牧师或牧人，可以协助生死的过渡；我发现自己就是那茫然困惑、不知所措、需要度化的绵羊。重大疾病不是要改变人生，而是要将你的人生打得粉碎。感觉仿佛神迹降临，强烈的光突然刺进眼睛，照射出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更像有谁刚刚用燃烧弹炸毁了你一心一意前进的道路。现在我必须绕道而行。

弟弟吉旺来到我床前。“你已经很成功了，”他说，“你知道的，对吗？”

我叹了口气。他当然是好意，但这些话非常空洞，没有意义。我之前的人生一直在积累潜力，现在这些潜力都将是无用的了。我本来有那么多计划，那么接近事业巅峰。现在我体力不支，重病缠身，我想象的未来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轰然崩塌。我面对着我那些病人曾经面对过的，有关“存在”的窘境。

肺癌确诊了。我精心计划和辛苦创造的未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工作中那么熟悉的死神，现在亲自来做私人拜访了。我们终于狭路相逢，正面交锋。然而，我似乎一点也认不出面前这位死神。多年来我治疗过无数病人，如今自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本应该看到和跟随他们密集的脚印，然而眼前却是一片白色沙漠，空空荡荡，艰险残酷，荒无人烟，闪着刺眼的光，仿佛一场暴风雨过境，抹去了所有熟悉的痕迹。

夕阳西下。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出院了。我和肿瘤医生约在那周晚些时候见面，但护士告诉我，我的肿瘤医生晚上下班去接孩子之前，会来看看我。她叫艾玛·海沃德，想在正式治疗开始之前先打个招呼。我和艾玛算是认识，之前接过她的一些病人。但除了偶尔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接洽一下之外，没有过其他接触。我的父母兄弟们也在病房里，各自待着，没说什么。而露西一直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门开了，艾玛走了进来，她那身白大褂一看就知道穿了一整天，而且是很漫长的一天。但她的笑容很精神、很明朗。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同事和一位高级专科住院实习医生。艾玛只比我年长几岁，深色的长发，不过有点灰白的迹象。反正和死神打交道的人，几乎都有过早白头的状况。她拉了把椅子坐下。

“你好，我叫艾玛，”她说，“今天只能待一会儿，很抱歉。但我还是想过来，做个自我介绍。”

我们握手。我的胳膊和输液管纠缠在一起。

“谢谢你过来，”我说，“我知道你要去接孩子。这些是我的家人。”她向露西点头致意，接着又向我爸妈和兄弟们问好。

“很遗憾，你遇到这种事情，”她说，“很遗憾你们遇到这种事情。过几天我们再长谈。我已经让那边开始检测你的肿瘤切片了，这样治疗也好有个方向。可能用化疗，也可能不用，要看检测结果了。”

十八个月前，我因为阑尾炎住院。那时候大家都不把我当病人看，我还是他们的同事，甚至是我自己的医疗顾问。我觉得现在也应该一样。“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我开口了，“但过几天想跟你谈谈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

“不行，”她说，“绝对不行。”

短暂的沉默。她怎么敢这么说话？我心想。在我这样的医生眼里，这种预测是很有必要的，我有权利知道啊。

“我们后面再谈治疗方案，”她说，“还可以讨论一下你回来工作的可能性，如果你愿意的话。传统的化疗方法是用顺铂、培美曲塞，可能还要加阿瓦斯丁，但是引起周围神经病变的概率很高。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顺铂换成卡铂，可以更好地保护你的神经，因为你是个外科医生。”

回来工作？她在扯些什么啊？她是出现幻觉了，还是说我对自己的诊断大错特错了？还有，要是不对我的生存周期做个实际的估计，这些都怎么谈啊？过去几天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感又席卷而来。

“细节我们后面再说吧，”她继续道，“我知道，眼前这些就够你消化的了。我现在来主要是想在周四之前先见见你们大家。那么今天，除了生存曲线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我还晕着呢，“谢谢你过来。真的很感谢。”

“这是我的名片，”她说，“还有诊室的电话。我们下次见面之前这两天，要是遇到什么事，尽管打电话好了。”

我的亲朋好友很快寻遍了各自在医疗行业的人脉，看谁是美国最好的肺癌医生。休斯敦和纽约有比较大的肿瘤中心，我是不是应该去那样的地方接受治疗？至于怎么搬过去，或者暂时转院之类的具体操作问题，就到时候再说了。结果大家很快得到答案：艾玛是全国顶尖、世界知名的肿瘤医生，在一个国家级的癌症咨询委员会做肺癌方面的专家；不仅如此，她还是个很会理解病人的好医生，知道何时进，何时退。我略略想了想冥冥中的一系列事件：我满世界飘游，然后电脑随机地进行一通匹配，我就到这里做了住院医生，最后被诊断出绝症，又被分配到一个最好的医生手里。

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卧床不起。癌症在进一步恶化，我明显更虚弱了。我的身体，与其本身自带的特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上床休息或者下床上厕所已经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皮质下运动程序，需要费大力气，还要事前做好计划准备。理疗师们列了一张单子，要准备些东西，好让我出院回家也住得舒服：一根手杖、特制的马桶座圈、休息的时候垫在腿部的泡沫板；还开了一堆新的止痛药。我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医院的时候，心里真是想不通，仅仅六天前，我还在手术室一站就是将近三十六个小时，难道一周的时间，就变得这么虚弱了？是啊，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不过，那三十六个小时，我也是用了些小办法，同时在有别的医生合作的情况下才挺过来的，而且，即便如此，手术过程中我也感到身体剧烈疼痛。现在，CT片和检测结果都显示了，不仅是癌症，而且是扩散到全身的癌症，病入膏肓，死之将至。难道因为自己的恐惧被证实了，我就不再坚持一个医疗工作者对工作、对病人、对神经外科、对完美的职责和追求，不再硬撑了吗？我心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样一来就有个悖论：我就像个正接近终点线，却轰然倒地的长跑运动员。照顾病患的责任再也驱动不了我前进，因为我自己已经成了个病人。

通常遇到情况特殊的病人时，我会去咨询相关专家，也会去读相关资料。眼下的情况似乎也没什么区别。我开始查阅化疗资料，看到了种类繁多的药剂，还有更为现代和先进的疗法，主要针对具体的病变。我脑子里冒出数不清的问题，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直接研究。（亚历山大·蒲柏[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启蒙主义者。]说过：“一知半解最危险；饮则深透畅饮，否则尝不到知识的甘泉。”）由于没有相关的医疗经验，我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信息世界里，真是找不着北，也没法在卡普兰-迈耶曲线上给自己定位。我只好有所期待地等着和医生见面。

不过，做得最多的事，还是休息。

我坐在那儿，盯着一张露西和我的合影出神。那是医学院时期照的，我们在跳舞，在开怀大笑。真是太忧伤了，照片里的两个人，正一起计划着新生活，对以后的苦难毫不知情，我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体会出什么问题。我的朋友劳里在遭遇车祸去世时，也是有未婚夫的——这是不是比我眼前的情况更残酷？

我从一个医生，一下子变成了病人，整个过程真是措手不及，慌张忙乱，我的家人也被卷入其中。我们在一家药店开了账户，定期把药邮寄到家；订购了一个床栏，还买了一个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床垫，帮我缓解剧烈的背痛。我们本来有个理财计划，几天前还充满信心地觉得，未来一年我的收入会翻个六倍。而现在，这个计划风雨飘摇。好像必须要运用新的理财工具来给露西的未来提供保障了。我爸说，要是真的改变计划，那就是在向癌症投降。他觉得我能战胜癌症，会奇迹般地痊愈。唉，这话我听病人家属说过多少次了？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该跟自己的父亲说什么。

难道还能反着说吗？

两天后，露西和我去诊室见了艾玛。爸妈在候诊室坐立不安地等着。助理医护人员检查了我的生命体征。艾玛和搭档的护理师分秒不差地到了。艾玛拉了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和我面对面，我们注视着彼此的眼睛。

“又见面了，”她说，“这位是艾丽克西斯，我的得力助手。”她指了指坐在电脑前做记录的护理师，“我知道我们要谈很多问题，但我要先问问，你怎么样？”

“大体上来说，还行。”我说，“反正嘛，‘度假’挺开心的。你怎么样？”

“哦，我很好。”她有些迟疑。一般来说病人是不会回问医生这个问题的，但艾玛也是我的同事啊。“这周我负责住院部，你也知道是啥样的。”她笑了。露西和我当然完全了解。门诊的医生会定期去住院部轮班，本来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了，这样一来工作时间又会延长好几个小时。

我们又互相插科打诨一番，然后自然而然地谈起肺癌研究的情况。艾玛说，有两条路可选。传统的方法就是化疗，主要是针对快速分裂的细胞：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癌细胞，但也会影响骨髓、毛囊和肠道等多处的细胞。艾玛回顾了各种数据和不同的方案，也是把我当作一个医生在进行解释，但对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还是只字不提。不过嘛，还有更新的治疗方法，专门针对癌症本身的分子缺陷。我听说过有关这些疗法的一些传言，也为取得的进展惊讶不已。据说这一直是攻克癌症领域的一座圣杯，似乎让“某些”病人得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

“你的大部分检查结果都拿到了，”艾玛说，“你的PI3K[磷脂酰肌醇-3-羟激酶。]有突变，不过现在还说不准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这样的病人最常见的就是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但检查结果还没拿到。我猜你应该是有突变的，要是真的如我所说，那就不用化疗，可以吃一种叫特罗凯的药。明天星期五，结果就应该出来了。但是你病得这么重，我已经帮你安排了下周一开始化疗，免得检查结果出来是阴性的。”

我立刻对她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我做神经外科手术也是如此，随时都有方案A、B、C，以防万一。

“如果化疗，那我们主要是决定用卡铂还是用顺铂。针对个体的研究来看，硬碰硬的话，卡铂的耐受性是比较好的。顺铂的治疗效果可能更好，但毒性要高很多，特别是对神经的损伤很大。不过这方面的各种数据都有点旧了，也没法直接和我们的现代化疗法做对比。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不太在意以后还能不能做手术。”我说，“我一辈子还能做很多事情。如果双手不行了，我可以找其他的工作，或者就不工作，诸如此类。”

她稍稍犹豫了一下：“那我问你：做手术对你来说重要吗？是你想做的事情吗？”

“嗯，是啊。我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为这个做准备。”

“好。那我就建议还是用卡铂。我想不大会改变生存的概率，但是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你的生活质量。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似乎很清楚前进的方向，我也乐于追随。我开始说服自己，也许，再次拿起手术刀是有可能的。我感觉自己轻松了些。

“我能抽烟吗？”我开了个玩笑。

露西哈哈大笑。艾玛却翻了个白眼。

“不行。还有什么严肃的问题吗？”

“卡普兰-迈耶——”

“那个我们就不谈了。”她说。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抗拒。毕竟，我是个医生，很熟悉这些数据。我自己也能查到……那我也只好这么干了。

“好吧，”我说，“那一切都很清楚了。就等明天你拿到EGFR结果了。如果有突变，我们就开始吃那个药——特罗凯。如果没有，那就周一开始化疗。”

“对。我还希望你清楚一件事：现在我是你的医生。你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初级治疗还是其他什么，你都要第一时间来找我们。”

又是一阵强烈的亲切感。

“谢谢，”我说，“住院部值班好运。”

她离开了，但片刻之后又探头进来：“这事儿你想拒绝就拒绝，不过有些肺癌相关的募款组织想见见你。你别急着表态，自己先想想，感兴趣的话就跟艾丽克西斯说一声。别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

我们离开诊室，露西说：“她很棒，很适合你。不过……”她笑了，“我觉得她喜欢你。”

“所以呢？”

“嗯，有个研究说，医生在诊断有自己个人感情的病人时，表现比较糟糕。”

我大笑一声，说：“现在那么多烦心事，这事儿估计是最不用操心的了。”

我开始意识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查出癌症之前，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查出癌症以后，同样地，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不过，我对死亡的感觉变得更尖锐和强烈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层面可以解决的了。死亡临近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绕道而活。

慢慢地，医学上的迷雾也“拨云见日”——至少现在我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可以尽情翻阅相关资料了。虽然各项数据还是很模糊，但至少可以说，EGFR有突变的话，大概平均能多活一年，甚至还有长期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如果没有，那就有80%的概率在两年内死亡。要搞清楚我还能活多久，还需要等待检查结果。

第二天，露西和我去了精子银行，我留下一些生殖细胞，也给自己多留了条路。我们原本计划等我住院医生的生涯结束后就要孩子，但现在……抗癌药物对我的精子的影响还不得而知，所以，如果还想要孩子，我们不得不在开始治疗之前冷冻一些精子。一个年轻姑娘给我们介绍了各种付款方式、储存方式，还有关于所有权的法律表格。她桌上摆着各种五颜六色的小册子，都是年轻癌症患者的社交活动宣传：即兴表演小组、无伴奏合唱小组、开放式表演晚会，等等。我对小册子上那些欢快的脸庞真是“羡慕嫉妒恨”，因为，从数据上说，这些人得的癌症应该都比较容易治疗，剩余的寿命也应该比较长。三十六岁就得肺癌的概率只有0.0012%。诚然，得了癌症都是不幸的，但癌症和癌症也是有区别的。如果得了“那种癌症”，那你是真的真的很不幸。姑娘问我们，要是我们其中一个“不幸去世”，该怎么办，法律上来说谁拥有这些精子。泪水从露西脸上滑落。

英语里的“希望（hope）”这个词出现在大概一千年前，融合了信心与渴望的含义。但我现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却是死亡，这两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那么，当我说起“希望”的时候，是不是“为没有根据的渴望留下一些空间”的意思呢？不是的。医学数据不仅仅会显示平均存活率这一类数字，也会测量我们对这些数据的信心水平，测量工具包括置信度、置信区间和置信域等。所以，我口中的“希望”，是不是指“为一个统计学上不大可能但仍然说不准的结果留一点空间，相信自己能超越95%的标准测量置信区间活下来”呢？这就是“希望”吗？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曲线准确地划分区域，从“崩溃”到“悲观”到“现实”到“希望”再到“幻觉”呢？还是说数字就只是数字？我们难道不都曾怀着希望，觉得每个病人都能奇迹般地超越平均值吗？

我发现，当自己成为这个数据中的一员时，我与数据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

住院医生时期，我曾经和无数病人与家属谈过残酷的预后状况：这是一个医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这个病人已经九十四岁高龄，痴呆症晚期，严重脑出血，谈起来倒是比较容易。但是像我这样的病人，三十六岁，癌症晚期，那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医生之所以不跟病人谈具体的预后状况，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当然，如果一个病人的期望实在太不切实际，比如有些人觉得自己能活到一百三十岁，有的又觉得皮肤上长了几个微不足道的斑点就是将死的征兆，那么，医生应该引导他们，让他们的想法变得合理一些。病人们寻求的，不是医生们没说出口的科学知识，而是那种必须靠自己才能获得的稳妥的真切感。过于深入地谈论数据，就像给干渴的人喂太咸的水，无异于饮鸩止渴。面对死亡产生的那种焦虑，远不是数据上的“概率”可以缓解的。

从精子银行回到家，我接了个电话，被告知的确有EGFR突变，可以治疗。谢天谢地，不用去化疗了，我要开始服用特罗凯这种小小的白色药片了。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强壮了许多，而且突然有了一丝希望，虽然如今的我已经不太明白“希望”的真正含义。笼罩在我生命周围的迷雾又消散了一点点，露出一线蓝天。接下来的几周，我又有胃口了，体重回升了一些；我长了严重的痤疮，不过这通常代表药效良好。露西一直很喜欢我光滑的皮肤，但现在上面痘疮遍布，再加上我摄入了血液稀释剂，所以这些疮疤总在流血。如果说以前我身上还有些地方称得上“帅气”的话，现在这种气质正在慢慢地流失，不过，公平地说，我宁愿丑一点，也要保命啊。露西说她还和以前一样爱我的皮肤，才不管痤疮什么的呢。然而，尽管我很清楚人的特性不仅来自大脑，但现在也只能完全听大脑的摆布和支配了。那个热爱远足、露营、跑步，会通过热情的拥抱来表达爱意，会把侄女高高抛起逗得她咯咯直笑的男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充其量也只能把他作为“奋斗目标”而已。

我和艾玛每两周见一次，一开始，我俩的讨论就从医学方面的问题（“皮疹感觉好些了吗？”）上升到更具有存在主义意义的话题。通常来说，得了癌症的人都会选择休假，和家人一起，慢慢接受现实。这也是我的选择之一。

“很多人一查出癌症就彻底辞职了，”她说，“但有的人又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无论怎样都行。”

“我早就给自己做了四十年的职业规划，头二十年是外科医生兼研究人员，后面二十年去写东西。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就在‘后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嗯，这个我没法说。”她说，“我只能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重返手术台，但你必须搞清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我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那就比较容易决定。如果我还有两年，那我就去写东西。如果还有十年，那我就回去做手术，做研究。”

“你也知道，我没法跟你说到底还有多少年。”

是啊，我知道。她经常“打太极”，说我要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在逃避：好吧，可以啊，反正我也从来不跟病人说具体的时间，但我可是一直都很清楚病人该做些什么的呀，不然我怎么去做那些生死攸关的决定？接着我想起我犯过的错误：有一次，我建议一家人撤掉儿子的生命维持系统。结果两年后，那对父母又出现在我面前，给我看一段网上的视频，是他们的儿子在弹钢琴。他们还给我带来了杯子蛋糕，感谢我挽救了那孩子的生命。

我又开始和好些相关的医疗人士定期见面，和肿瘤专家的约诊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这还不够，露西坚持带我去见一个专门针对癌症病人的夫妻关系专家。专家的诊室没有窗户，露西和我坐在并排的扶手椅中，详细讨论了我的病会对两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造成何种影响，还有未来将面对的已知与未知的痛苦，对生活做出计划的困难，以及彼此陪伴的必要。说实在的，癌症，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们的婚姻。

“嗯，在这件事情上，你俩比我见过的任何夫妻处理得都要好。”第一次约诊结束后，专家说，“我还真没什么建议可以给你们的。”

走出诊室的时候，我大笑起来，至少我又在什么事情上杰出了一把。这么多年帮助那些绝症患者，还是有收获的！我转身看着露西，本以为她也在微笑，但她却不停摇着头。

“你没听明白吗？”她握住我的双手，“如果我们就是做得最好的，那说明没有好转的余地了。”

如果死亡的沉重感不会减轻一分一毫，那么至少，能不能变得更习以为常一些？

被诊断出绝症之后，我开始拥有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分别用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称什么“抗癌是一场战斗，我会赢”，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答案是：为什么不是我？）我很了解相关的医疗服务、并发症和治疗方法。我很快从肿瘤专家和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肺癌第四期，在今天的医疗界，算是有变数的绝症，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艾滋病：死亡率依然很高，但也有很多相关方面的专家纷纷涌现，出现了长期存活下去的病例。

借助医疗和科研方面所受的训练，我得以分析各种数据。而根据数据来分析我的预后，显然是不够的，这种局限我也能接受。然而，这并不能帮我做好一个病人。那些训练无法给露西和我一个确切的答案，到底要不要往前一步，生个孩子；也无法告诉我们，当我的生命正在消逝时，去培养一个新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不得而知，在不能保证充足时间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去为我的事业抗争，重新去实现我多年来一心一意立下的雄心壮志。

和我过去的病人一样，我也必须面对自己即将死亡这个事实，努力去弄清楚是什么让我这辈子值得一活。我需要艾玛的帮助。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让我有种撕裂的感觉，我一边钻研医学，一边又转向文学作品寻找答案。面对自己的死亡，我在挣扎，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生活？

不过我每周的主要时间并非在进行认知疗法，而是接受物理治疗。每个我经手的病人，几乎都被送去接受过物理治疗。结果现在我才震惊地发现，原来过程是这么艰难。作为医生，你当然了解生病是怎么回事，但如果不亲身经历，你就不算真正了解。跟坠入爱河或者生孩子是一样的。堆积如山的病历表格需要填写，还有其他烦琐的小事，都会让你心烦意乱。比如，输液的时候，液体进入血管时，嘴里真的会涌起一股咸味。他们告诉我，人人都是这样，但从医十一年的我却是头一回切身体会。

在物理疗法上，我还没进展到举重物的那一步，只是抬抬腿什么的。这就已经累得我筋疲力尽了，真是丢脸。我的脑子还在，但根本找不回以前的自己了。我身体很虚弱，不堪一击，那个经常去跑半程马拉松的人，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这也成为你的特性之一。难以忍受的背痛可以塑造你的特性，疲乏与恶心的感觉也可以。负责我物理治疗的教练凯伦问我有什么目标，我说了两个：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出去跑个步。身体虚弱了，决心就变得很重要。我每天都坚持锻炼，力量每增加一点，我的世界就更宽广一点，我自身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一点。我开始增加锻炼的次数、抬举的重量和练习的时间，逼着自己一直练到想吐为止。两个星期后，我可以连坐三十分钟不觉得累，也能跟朋友出去吃个晚饭了。

一天下午，露西和我开车到了幽谷路——骑单车的好地方，也是我们的最爱。（出于个人的骄傲，我得说一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骑车去那里的，但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骑车怕是爬不上那些小山坡了。）我左摇右晃地骑了十公里左右。去年夏天，我可是轻轻松松就骑了将近五十公里啊，现在和那时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但至少我还是在两个轮子上坐稳了。

这到底是胜利，还是落败？

我开始期盼和艾玛见面。在她的诊室里，能有种找回自我的感觉，至少是某一个自我。走出她的诊室，我就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没有工作，过去的那一个自己，那个神经外科医生，那个科学家，那个相对来说眼前有一片光明坦途的年轻人，仿佛迷失在了某个地方。在家里，我虚弱疲惫，也不是露西的好丈夫。如果我的人生是由很多句子组成的，那我已经从每个句子的主语，变成了直接的宾语。十四世纪的哲学专著中，“病人（patient）”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动作的对象”，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作为医生的时候，我是动作的发出者，动作的原因，但作为病人，我仅仅是某个事件发生的对象。然而，一进艾玛的诊室，露西和我就能轻松自在地开玩笑，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医学术语，敞开聊我们的希望与梦想，试着制订下一步的计划。已经两个月了，对于我生命还剩多久的预言，艾玛仍然语焉不详。而且我无论说起什么相关的数据，她都断然制止，提醒我好好注重自己的价值。尽管我对此略有不满，但至少在她这儿，我感觉自己是个人，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是一个“热力学第二定律”（一切的热量都是要衰落，减退……之类的）的例子。

面对死亡，很多决定都显得迫在眉睫，没有退路，容不得一点优柔寡断。对于露西和我来说，所有决定中最紧迫的是：我们该不该要个孩子？就算我的住院医生生涯快结束时我俩的婚姻关系有点紧张，但我们彼此一直是非常相爱的。我们的关系仍然非常深厚，我们分享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携手成长。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是人生意义的基石，那么生儿育女就为这个意义增添了新的维度。要孩子是我们一直渴望的事情，而现在我们仍然被这种本能驱使着，想为家中的餐桌再添一把椅子。

我们俩都渴望为人父母，同时又极力为对方着想。露西当然希望我还能多活几年，但也很理解我预后的情况，觉得应该由我来选择余生是否想当爸爸。

“你最害怕，或者最伤心的是什么？”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她问我。

“离开你。”我告诉她。

我知道，一个孩子能给整个家带来欢声笑语。我根本不忍心去想，等我撒手人寰后，露西既无丈夫又无孩子陪伴的样子。但我坚持，最终的决定必须由她来做：毕竟，她很有可能需要独自抚养这个孩子；随着我病情的恶化，她可能还要同时照顾我们俩。

“生了孩子，会不会影响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她问，“你不觉得，向自己的孩子告别，会死得更痛苦？”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不是很好吗？”我说。露西和我都觉得，生活绝不是要一味地躲避痛苦。

多年前我就发现，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没有奋斗的人生，就像一幅画里身上没有条纹的老虎。多年来与死亡并肩而行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懂得，最轻易的死亡有时候并非最好的结局。我们就此事进行了长谈。家人也表示支持，并给予祝福。我们决定要孩子。我们要继续活着，而不是等死。

由于我在吃药，借助外力来怀孕看来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去找了帕洛阿尔托一家生殖内分泌诊所的专家。她雷厉风行，非常专业，但显然，她之前接触的大都是不孕不育的病人，对于我这种时日无多的绝症患者，还很缺乏经验。她给我们说了一连串相关的东西，眼睛一直盯着笔记本：

“你俩试了多久了？”

“这个嘛，我们还没试呢。”

“哦，对。当然。”

最后她问道：“根据你的……呃……情况，我猜你们应该想快点怀孕吧？”

“是的，”露西说，“我们想马上开始。”

“那我建议你们先尝试一下试管婴儿。”她说。

我说，我们想尽量减少培养和破坏的胚胎数量。专家看上去满脸疑惑。大多数来这儿的人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在我死后让露西面对好多胚胎，不知如何是好。那是我俩共享的基因组，也是我留存在世界上最后的遗物，封存在某个地方的冰柜里，要毁灭掉太痛苦，又不能把它们变成真正的人——毕竟现在的技术有限。然而，几轮人工授精之后，很显然我们需要借助更高深的技术：我们至少需要培养几个试管胚胎，然后移植最健康的那个。其他胚胎只能自生自灭。就连一个新生命诞生的过程，死亡也占有一席之地。

治疗开始后六个星期，我去做了一次CT，看看特罗凯的疗效。等我从CT机上下来，工作人员看着我说：“医生，这本来是不合规矩的，但你如果想看看就去看吧，电脑在那边。”我把指示器上的图像上传到电脑，把自己的名字打了进去。

长痤疮是令人安心的好现象。我的肢体力量也有所恢复，尽管背痛依然剧烈，疲乏感还是不断袭来。我坐在那儿，回想艾玛说的话，不管肿瘤生长情况如何，只要是比较小规模的生长，都算是治疗有效果。（当然，我父亲之前预言说，一切癌细胞都会消失。“你的片子上肯定什么也没有，保比！”他喊着家人对我的昵称，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不断对自己重复，就算是小规模的生长，也是有疗效的，然后深呼吸一下，在屏幕上点开图像。我的肺部，之前散布着数不清的肿瘤，现在却非常清晰，只有右肺上叶有一个一厘米左右的小瘤子。看得出来，我的脊椎也开始康复。很显然，肿瘤大大减少了，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的癌症病情稳定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去见艾玛，她仍然不愿意预测生命周期，但有点松口了：“你现在好转了很多，我们可以改到每六个星期见一次面了。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谈你未来的生活了。”我感觉到，过去几个月来的那种混乱恐慌在逐渐退却，新的秩序开始慢慢建立。我对未来那种心急火燎的紧张感也放松下来了。

那个周末，有个当地斯坦福神经外科毕业生的聚会，我很期待，因为又有机会寻找一下过去的那个自己了。然而，去了现场才发现，两相比较之下，自己现在的生活显得更不可思议了。我周围这些人，身上洋溢着自信与抱负的气息，他们的生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的和我同届，有的是前辈。我已经远离他们的生活轨迹了，他们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八个小时的残酷手术。他们的生活如同美妙的圣诞颂歌，而我却陷入了“倒带”的苦恼。维多利亚兴高采烈地拆着“礼物”：各种津贴补助、工作机会、发表文章。我本来也应该和她一样的。我的那些前辈则展现着我再也不敢去想的未来：年轻有为，拿各种大奖，升职加薪，乔迁新居。

没人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倒是让我松了口气，因为我什么打算也没有。我现在走路倒是不用拐杖了，但人生的前路仍然像瘫痪病人一样，充满不确定：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继续走在人生之路上呢，能走多久？继续做一个病人，搞科研，当老师？做生物伦理学家？像艾玛说的那样，再次回到神经外科？在家当奶爸？写东西？我能够，或者说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做医生的时候，我也略略体会到那些因为一场病改变一生的病人面对着什么，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我非常希望和他们携手去探索。那么，这样的绝症，对于一个想要理解死亡的年轻人，难道不是一份很好的礼物吗？还有什么，是比亲身体验更好的理解方法呢？但我之前根本无从知晓，这有多么艰难；我需要去跋涉、探寻与摸索多少艰难险阻。我一直觉得，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节铁轨连接到一起，让病人的生命旅程畅通无阻。根本没想到，我自己的死亡之旅，是如此混乱，如此没有方向。我回想更年轻的自己，胸怀大志，要将“人类尚未产生的道德良知锻造进自己的灵魂”；现在，我审视自己的灵魂，才发现锻造的工具太脆弱，锻造的火焰太微弱，就连锻造自己那点小小的良知都有限。

自己的死亡，是一片毫无特点可言的荒原，我迷失其中，科学研究、细胞分子与无穷无尽的生存数据曲线，都无法指引前进的方向。于是我又转而求助于文学：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俄罗斯作家，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等。《癌病房》是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了一群癌症患者的不幸遭遇，以此审视现实，反思历史。]的《癌病房》，B.S.约翰逊[B.S.约翰逊（Bryan Stanley Johnson，1933—1973）：英国实验派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影视制作人。]的《不幸的人》，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内格尔[内格尔（Thomas Nagel，1937—）：美国纽约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和不列颠学院院士，当代西方哲学界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心灵哲学领域内的领军人物。]的《心灵与宇宙》，还有伍尔夫、卡夫卡、蒙田、弗罗斯特、格雷维尔等人的作品以及癌症病人的回忆录。无论是谁，只要写的东西与死亡有关，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寻找那些能够把死亡及其意义解释清楚的字字句句。我要从中开辟一条路，好为自己下个定义；我要在其中探索方向，好继续缓步向前。我“有幸”能亲身体验死亡，所以之前觉得不必再求助文学与学术著作，然而，现在我发现，要理解自己这种直接的体验，还需要将其放回到语言文字之中。海明威也描述过类似的经历：获得丰富的体验，然后退避三舍进行深思，接着将体验付诸文字。我也需要借助这些字字句句，才能前进。

所以，在这段难熬的时光，是文学让我重获新生。关于未来的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感令人死气沉沉；不管我走到哪里，死亡的阴影都会模糊任何行动的意义。我还记得那豁然开朗的一刻，压倒一切的不安终于消散，似乎不可逾越的惶恐之海里终于显现出前进之路。当时的我在疼痛中醒来，又要面对毫无意义的一天，除了吃早餐，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无法前行，我心想，然而心中立刻有声音附和，完成了这句来自塞缪尔·贝克特的话。这句话我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时期就读到了：我仍将前行。我下了床，向前一步，一遍遍重复着完整的句子：“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那天早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逼迫自己，回归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因为那就是我。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我会把死神看作一个威风凛凛、不时造访的贵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仍然还活着，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改变了一下物理治疗的重点，主要集中练习恢复手术时需要的力量：长时间的站立，对小物件的精密操纵，手掌向内翻转放置椎弓根钉。

接着我又去做了一次CT，肿瘤略微缩小了一点。艾玛和我一起看片子，她说：“我不知道你还能活多久，但我想说，今天我在你之前见的那个病人，吃特罗凯已经七年了，还没出什么问题。当然距离你的癌症稳定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看你现在的样子，说能活十年也不算疯话。你可能活不到那么长，但也不是天方夜谭。”

终于做了预测了，不，不是预测，是理由，是我决定重回神经外科的理由，重回过去生活的理由。我一方面为自己可能再活十年而欢欣鼓舞，一方面又希望她说：“重新做回外科医生太疯狂了，做点更容易的事情吧。”我很震惊地意识到，不管怎么说，过去几个月至少有一个方面是轻松明快的：不用去承受身为神经外科医生那种重若千钧的责任。我竟然隐隐地希望有人能给我个台阶，让我顺着走下去，不再重拾这沉重的负担。神经外科真的很辛苦，就算我不回去，也没人会指责我。（总有人问这是不是一种使命召唤，我总是给出肯定的回答。你不能把神经外科看作一份工作，因为，如果是工作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有几个教授非常不赞成我回去的想法：“你难道不该花点时间陪陪家人？”（“难道不该吗？”我也扪心自问。我做出重返工作的决定，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份工作是非常神圣的。）露西和我才去爬过山，整个硅谷尽收眼底，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地标，很多建筑上的名字都标示着上一代的生物医学和技术革新，我要是想去，随便哪一家都可以。然而，最终，想重握外科钻的渴望变得过于强烈，不容忽视。道德义务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东西就有引力，所以道德责任的引力又将我拉回手术室。露西也表示全力支持。

我给课程主管打了电话，说我准备好了，要回去了。他非常激动。维多利亚也和我促膝长谈，讨论如何让我重新融入团队，迅速适应工作。我要求随时给我配一个后备的住院医生，以防万一。另外，我一天只能处理一个病例。等病人出了手术室，我就不管了，也不会值班。我们需要保守前进，一步一步来。手术安排出来了，我被派去做一个颞叶切除术，这是我最喜欢的手术之一。一般来说，癫痫是海马体异常放电引起的，而海马体就在颞叶的深处。切除海马体，癫痫就治愈了。但这项手术还是很复杂的，需要手法轻柔地将海马体从脑膜上切除。覆盖着大脑的透明脑膜非常脆弱，就在脑干附近。

手术前一晚，我熟读各种手术教科书，复习解剖图和手术步骤。我睡得很不安稳，脑子里一直浮现着头颅的角度，锯子锯开颅骨的情景，切除颞叶之后反射在骨膜上的灯光。我起了床，穿上衬衫，打好领带。（几个月前我把所有的刷手衣[刷手衣是医生上手术台前进行洗手消毒时穿的衣服，比较简洁和宽松。进了手术室，医生会在刷手衣外面，再穿一件手术衣。]都还了，以为这辈子都用不上了。）我来到医院，十八个星期以来头一次换上那身熟悉的蓝色衣服。我和病人聊了聊，确定没什么最后的问题了，就开始手术的准备。病人插了管，主治医生和我也消好毒，准备开始了。我拿起手术刀，划开病人耳朵上方的皮肤，慢慢地进行每一步，努力确保毫无遗漏，不犯任何错误。我一边进行电凝止血，一边继续切到骨头的部位，然后钩起皮瓣。一切都感觉很熟悉，肌肉记忆并未消退。我拿起钻子，在颅骨上钻了三个洞。主治医生在旁边喷水，给钻子降温。我又换了开颅器，也就是从侧面切割的钻头，把几个洞连了起来，钻开一大片头骨。“咔嗒”一声，我把头骨撬开，银闪闪的硬脑膜就出现在眼前。值得高兴的是，我没有犯很多初学者常犯的错误，钻子没有伤到这片区域。我拿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割开硬脑膜，也没有伤到大脑。接连的成功让我放松下来，我略微在硬脑膜上缝了几针，把它勒起来，免得进行主要步骤的时候碍事。大脑在轻轻地跳动，发着微光。巨大的脑静脉纵贯颞叶顶部，这情景原始而质朴。我熟悉的大脑啊，一个沟壑纵横的桃子，正在召唤着我。

突然，我视力的余光有些模糊，只好放下工具，从手术台旁后退。眼前的黑暗逐渐扩大，蚕食着我的视力，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占据了全身。

“抱歉，先生，”我对主治医生说，“我有点晕，可能需要躺下。我的助理住院医生杰克会完成这台手术。”

杰克很快就赶来了，我离开了手术室，到休息室喝了点橙汁，躺在沙发上。二十分钟后，感觉好些了。“神经心源性晕厥。”我低声自言自语。自主神经系统突然引发短暂的心律不齐。说得通俗点，就是神经出了毛病。这是菜鸟才会出的问题，和我想象中重返手术室的情景可不一样。我走到更衣室，把脏了的刷手衣扔进脏衣篮，穿上便服。离开的时候，我抓了一摞干净的刷手衣，告诉自己，明天会更好。

的确是这样。所有病例感觉都很熟悉，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越来越平稳顺畅了。第三天，我给一个病人的脊椎做退变椎间盘移除手术。盯着那凸出的椎间盘，我记不起之前到底是怎么做的了。负责监督我的同事建议用咬骨钳一点一点地来处理。

“嗯，我知道一般的方法，”我含糊地说，“但还有别的办法……”

我一边用咬骨钳一点点弄了二十分钟，一边在脑子里寻找之前学过的更为优雅从容的方法。进行到下一节脊椎时，我在电光石火间想起来了。

“剥离器！”我大声说，“骨锤、超薄咬骨钳。”

三十秒内，整个退变椎间盘就被移除了。

“这就是我的办法。”我说。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的力量继续回升，操作手术的流畅性与技巧也渐渐重回巅峰。我的双手重新熟练起来，能够操纵和调整那些只有几微米细的血管，又不造成任何伤害。我的手指又找回曾经的灵活。一个月后，我几乎是全负荷地在做手术了。

不过我还是有意识地限制自己。只做手术。相关的行政文件、病人看护，以及晚上和周末的病例，都交给维多利亚和其他资深高级住院医生。反正，那些技巧我已经烂熟于心了，只需要做一些更复杂精确的手术就算圆满了。每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都感到极度疲乏，身体肌肉火辣辣的，就像要燃烧起来，它们在慢慢恢复力量。但事实上，我却丝毫不觉得快乐。曾经在手术中获得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不知所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冰冰的专注，要去克服不断袭来的恶心、疼痛与疲乏。每天晚上回到家，我会赶紧吞下一把止痛片，然后上床，在露西身边躺下。她也恢复了全职工作，而且已经怀孕了，还没满三个月，宝宝的预产期是六月，刚好我也将在那时结束住院医生生涯。移植之前，我们给孩子的囊胚照了张相片。（“她的细胞膜长得像你。”我对露西说。）此时此刻的我，仍然想让自己的生活重回原来的轨道。

诊断出癌症后的六个月，再次照片子，病情稳定。我又开始找工作了。既然癌症没有再扩散，我也许还能活好几年。那么，我为之辛勤奋斗多年的事业，经历了病痛的阻碍之后，似乎又重回到咫尺之遥的地方。我几乎都能听到嘹亮的胜利号角了。

接着，我去见艾玛，谈论宏观意义上的生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走向。我说起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代表作为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并因此获得普利策奖。]，他曾比较过内燃机带来的科学力量和圣母玛利亚的存在带来的力量。现在，关于我的科学问题算是暂时尘埃落定，关于我的存在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不过，这两种问题都是医生所关心的。最近我听说斯坦福那个外科兼科研的职位，就是那个我几乎已经被内定为“法定继承人”的职位，在我病假期间已经找到人了。我很崩溃，也跟艾玛倾诉了。

“嗯，”她说，“这件事情还真是挺折磨人的。你肯定已经深切体会到个中滋味了。我很遗憾。”

“嗯，我觉得科研给我的兴奋点是，能花个十几二十年去做项目。现在那么长的时间我是不敢想了，所以也就不那么迫切想当科学家了。”我想安慰自己，“短短几年，也做不成什么。”

“说得对。只要记住，你做得很好。你又开始工作了。你就要有孩子了。你在寻找自己的价值。这可不容易。”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比较年轻的教授——过去也是住院医生，我的好朋友——在走廊里叫住我。

“嘿，”她说，“系里开会，都在讨论拿你怎么办。”

“拿我怎么办，为什么？”

“我觉得有些教授很担心你毕业的问题。”

住院医生毕业有两个条件：一是达到一系列国家级和地方级的要求，这我已经做到了；二就是系里的批准。

“怎么了？”我说，“不是我骄傲，我也算很好的外科医生了，比得上——”

“我知道。我觉得他们只是想看到你完全承担起住院总医生的责任。那是因为他们很喜欢你。说句真心话。”

我意识到她这话的确真心：过去几个月里，我的表现仅仅称得上是一个“外科技师”。我拿癌症当借口，没有履行对病人的全部职责。话说回来，癌症也真是个好借口啊，妈的。但现在我已经渐渐早出晚归，又开始看顾病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之外，还加班四个小时。我再次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了。头两天我以为自己快不行了，无时无刻不在忍着波涛汹涌的恶心、疼痛与疲乏，撑不住的时候找张没人的病床就睡了。但是，到了第三天，尽管身体还是不行，我却又开始享受工作了。与病人重新亲密接触，让我又找回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手术与看顾的间隙和查房之前，我会记得吃止吐药和非类固醇的抗炎药。的确很痛苦，但我又完全回归了。我不再去找没人的病床，而是在初级住院医生的沙发上休息，指导他们看顾我的病人；一边忍受背部痉挛，一边给他们讲课。身体上的折磨越多，完成工作的乐趣就越大。第一周结束后，我整整睡了四十个小时。

但我已经是那个威风凛凛发号施令的人了。

“嘿，老大，”我说，“我刚刚在看明天的病例。第一个病例预备从大脑两半球之间动手术。但我觉得经过颅顶骨从皮质入刀会安全很多，也容易很多。”

“是吗？”主治医生说，“我看看片子啊……嗯，你说得对。你能改一下方案吗？”

第二天：“嗨，先生，我是保罗。刚刚在重症监护室见了F先生和他的家属，我觉得明天应该给他做个融合手术。我现在预约可以吗？您什么时候有空？”

手术室里，我也重新变得雷厉风行：

“护士，呼一下S医生好吗？他进来之前我这儿就可以结束了。”

“我打电话了。他说你肯定不可能做完。”

主治医生是跑着来的，上气不接下气。刷手消毒后，他透过显微镜看着手术的地方。

“我稍微切了个锐角，避开静脉窦，”我说，“但是整个肿瘤都切除了。”

“你避开了静脉窦？”

“是的，先生。”

“你整个一次切除的？”

“是的，先生，就在台子上摆着呢，您可以看看。”

“看上去不错，真的很不错。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快的。不好意思，我没能早点到。”

“没关系。”

人一旦遭遇顽疾，最需要小心的，是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答案也会接踵而至。感觉就像信用卡被人拿走了，我不得不学会讨价还价。你可能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宝贵的时间要投入到神经外科的工作中，但两个月以后，你的想法又会有所改变。再过两个月，你可能就想去吹吹萨克斯，然后每天去教堂，全心全意去敬拜上帝。死亡也许只是一生一次的短暂事件，但与绝症共存则是个长期的过程。

我突然惊觉，自己已经经历了悲痛的五个阶段，就是老生常谈的“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但我完全是反着来的。刚诊断出来的时候，我对死亡已经做足了准备。我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完全接受现实，有种万事俱备的笃定感。接着我开始消沉，因为我毕竟不大可能很快就死去。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也令人困惑迷茫，甚至很奇怪地令我萎靡不振。抗癌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各项相关数据，说明我也许可以再活十二个月，或者一百二十个月。本来，这种大病是应该让你完全看清自己和生命的。然而，我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呀。我所知的东西仍然一样，但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随意约见朋友，享受正常生活了。要是我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还剩多少个月或者多少年，前路也许会清晰很多。你要是告诉我，还剩三个月，那我就全部用来陪家人；还剩一年，我可能会写一本书；还有十年，我就回去救死扶伤。“活在当下”这种真理对我根本没有帮助：我这当下到底该怎么活啊？

接着，在某个时刻，我又开始讨价还价，嗯，其实也不算讨价还价吧。我心里默默地说：“上帝啊，我读了《约伯记》[《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共42章，记载了义人受苦，以及他的朋友们与他的辩论，还有上帝给他的回答等。]，不能完全理解。但如果这是测试我信仰的方式，那你应该已经看到我的信仰很弱。可能你在熏牛肉三明治上留点那种辣芥末也能测试我的信仰呢？真的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地给我来个‘核爆炸’吧，真的……”讨价还价之后，怒气就一阵阵涌上心头：“我这小半辈子都在努力奋斗，已经到了这份儿上了，居然得了癌症？”

现在，可能我终于来到“否认”这个阶段了。也许是完全的否认。也许在缺乏任何定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假设自己能活很久。可能这是前进的唯一办法。

现在，查出癌症九个月了，我几乎天天做手术到深夜，甚至到凌晨，一心一意要好好毕业。我的身体遭受了沉重打击。每天回到家，我都累得吃不下东西。而且慢慢在加大泰勒诺、非类固醇抗炎药和止吐剂的用量。我开始不停咳嗽，大概是肺部恶性肿瘤纤维化引起的。我告诉自己，只需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结束这种马不停蹄的工作状态，顺利从住院医生毕业，安心做个相比之下更平静、更轻松的教授。

二月份，我飞去威斯康星参加工作面试。他们的一切条件都正合我心：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供我开设神经系统科学实验室；领导自己的临床医学团队；工作时间和内容都灵活，根据我的健康情况而定；终身教授职位；对露西也有很优厚的工作安排；高薪、美景、田园牧歌般的城市、完美的老板。“我了解你的健康状况，你和你的肿瘤医生应该也很亲密。”部门主管对我说，“如果你想继续在那边的治疗，我们就帮你来回飞。不过我们这儿也有一流的抗癌中心，你愿意的话就去看看。我还能不能再做点什么，让这个工作更有吸引力？”

我想了想艾玛说过的话。我之前不相信自己能继续外科医生的事业，如今却已经成功重返手术台，这个转变是很有分量的，甚至有点宗教层面的意味。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她还一直记挂着我的这个身份。我多年前立志成为医生时对自己提出的挑战，她做到了：审视灵魂，接受自己作为凡人的责任，让我重新找回自己。我已经抵达了很多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的制高点，立志不仅要做个神经外科医生，还要做个神经系统科学家。这是每个学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但能实现的却寥寥无几。

当晚晚饭后，主管开车送我回酒店。他在路边停了车。“我给你看个东西。”他说。我们下了车，站在医院门口，面前是冰封的湖水，对岸是科系办公室星星点点的灯光。“夏天，你可以游泳或者开船去上班。冬天呢，滑雪滑冰都可以。”

真是太梦幻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这只是梦幻而已。我们不可能搬来威斯康星。万一我这两年癌症严重复发呢？露西得孤孤单单在这里，远离朋友和家人，仅凭一己之力照顾病入膏肓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我近乎暴怒地抵挡着想接受这份工作的欲望，也意识到，癌症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对人生的规划打算。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全力以赴，想让生活恢复到癌症之前的轨迹，否认癌症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任何影响。然而，现在的我，不管多么希望感觉到胜利的喜悦，还是感到癌症如同螃蟹的大钳子，紧紧夹住我，阻止我前进。癌症的诅咒是奇怪而紧张的存在，也是对我的极大挑战，对于死神的步步逼近，我既不能无视，也不能任其摆布。就算现在死神蛰伏起来，他的阴影也时刻笼罩着我。

一开始丢掉斯坦福那个教授职位的时候，我安慰自己，要管理一个实验室，至少需要有二十年的计划。现在，我觉得这安慰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弗洛伊德一开始就是个成功的神经科学家，后来他认识到，神经科学还需要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满足他在了解心灵和思想方面真正的抱负，于是丢开显微镜，另起炉灶。我的感觉跟他可能有点像。通过研究来创造神经外科的变革就像一个长期的赌局，因为我的病，这个赌局几乎没有了胜算。我所剩的筹码不多，不想押在实验室里了。

我耳边又响起艾玛的话：你必须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

如果我已经不想再问鼎神经外科与神经系统科学这两座高峰了，那我想干什么呢？

当个爸爸？

做个神经外科医生？

教书？

我也不知道。不过，就算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还是有收获，这收获并非来自希波克拉底、迈蒙尼德或者奥斯勒，而是我独有的顿悟：医者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与看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

现在，我那些属于外科医生的骄傲自负实在毫无用处。我的确是本着对病人尽职尽责的态度，全心全意地救死扶伤，但说穿了这就是暂时的责任，是转瞬即逝的全心全意。解决了严重的健康危机，病人醒来了，身上的管子拔掉了，然后出院了，病人和家属继续生活，但事情永远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医生的话能安抚人心，就像神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能减缓大脑的疾病。然而，这其中的不确定性与后续的发病率，还是需要继续去克服、去缠斗。

艾玛没有让我恢复原来的个人特性，而是保护了我创造新特性的能力。终于，我明白，必须去创造新的自我了。

大斋节[基督教的斋戒节期，又称“封斋节”。始于圣灰礼拜三，一直持续到复活节的前一天，一共四十天。]的第三个星期日，明澈通透的春日清晨，我们夫妻俩和我的父母一起去了教堂。他们俩从亚利桑那飞来过周末。我们一起坐在长长的木凳子上，妈妈和坐在旁边的一家人攀谈起来，先是对那位母亲说，她小女儿的眼睛真好看，接着迅速聊起格局更大的话题。她充分展示了一个倾听者、好闺密和联结者的高超能力。牧师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偷笑起来。这段《圣经》文字中，沮丧的耶稣说了一些隐喻，而使徒们非要去做一些字面的解释：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这其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两段文字都出自《圣经·约翰福音》。]

正是这样的文字，很明显地讽刺了对《圣经》进行拘于字面意义来理解的行为，也让我在对基督教长期的疏离之后得以回归。大学以后，我对上帝和耶稣的概念逐渐变得贫乏（这个词算是用得比较委婉了）。当时我一头扎进坚不可摧的无神论。对抗基督教思想的主要武器，就是基督教义在实际运用中的失败。启蒙的理性当然更说得通，更能解释身边的种种；“奥卡姆剃刀理论”[公元十四世纪，由英国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提出。他主张的“思维经济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其主张最终使科学、哲学从宗教中彻底分离。]当然也将信众们从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没有证据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信仰上帝并不合理。

我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祷告和阅读《圣经》是每晚的仪式。尽管如此，我和大多数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一样，相信现实的物质概念，拥有终极的科学世界观，遇事会力求用完整的形而上的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不去考虑那些陈旧的概念，什么灵魂啊，上帝啊，穿着长袍、留着大胡子的白人男子之类的。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努力去建立这样一种认知框架。然而，最终问题还是显现出来：把科学作为形而上的最终裁决标准，不仅否定了上帝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同时否定了爱、恨与意义；这种思想中的世界，本来就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差地别。当然，并不是说如果你相信人生的意义，就必须也要信仰上帝。准确地说，如果你认为上帝在科学中无立足之地，那么你就几乎一定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在科学中也无法容身。因此，生命本身也毫无意义。换句话说，那些关于存在主义的言论没有任何分量，一切认知都是科学认知。

然而，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悖论。科学的方法论是人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因此无法涉及一些永恒的真理。我们建立科学理论，是为了组织和掌控这个世界，将各种现象局限在可控的范围内。科学的基础，就是各种现象的重复出现以及人为制造的客观性。这是很强的后盾，让科学有能力去建立并阐释各种关于物质和能量的主张，但也让科学知识无法解释人类生命中存在主义的本能特性。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也许在组织和研究重复出现的经验主义数据时，科学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学却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生命中最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惧、爱、恨、美、妒忌、荣誉、软弱、奋斗、痛苦和美德。

这些核心的情感与科学理论之间，总是存在一道鸿沟。没有任何思想体系能够完整地包含人生所有的体验。形而上学仍然停留在提供启示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宽泛（毕竟，奥卡姆的核心观点是这个，而不是无神论）。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神论才是合理的。最典型的无神论者，大概是格雷厄姆·格林[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后文提到的《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是其代表作之一。]的著作《权力与荣耀》里的中尉，他的无神论，来自“上帝不在”的天启。唯一名副其实的无神论，必须建立在创造世界的愿景之上。很多无神论者都喜欢引用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1910—1976）：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其实在掩饰无神论的一个富有天启色彩的特征：

古老的圣言已经灰飞烟灭，人类终于知道，自己是这冷酷无情的广阔宇宙中孤独的存在，而自己在这宇宙的诞生，也是偶然的。

而我最终回归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牺牲、救赎、宽恕。因为吸引力实在太大，令人叹服。《圣经》里，正义和仁慈，在《新约》和《旧约》之间都存在一种拉锯。《新约》说，从善没有尽头：善良就是人生的目标，你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我相信，耶稣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无论何时，仁慈都重于正义。

不仅如此，也许原罪传递的主要信息也不是“应该时时刻刻抱有愧疚之心”。也许这样解释反而更为恰切：“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善的概念，但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得到。”大概这才是《新约》想要传递的信息。就算你心中对“善”的认识和《圣经·利未记》中一样严苛全面，你也不可能像那样生活。真的不可能，疯子才会那样。

当然，关于上帝，我无法提出任何明确的观点，但人类生命的基本现实，本来就是极度反对盲目决定论的。另外，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认为天启论在认知领域拥有任何权威。我们都是讲求理性的人，天启论不足以解释所有疑惑。就算上帝真的与我们对话，我们也会认为那是幻觉。

那么，我会想，有追求的形而上学者，应该做什么呢？

放弃吗？

几乎就要放弃了。

朝着终极真理挣扎向前，但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有可能找到正确答案，但证实这个答案，是绝对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最终能看到的，都只不过是生命的局部。医生看到一个方面，病人看到另一个方面，工程师、经济学家、潜水采集珍珠的人、酗酒的人、有线电视修理工、牧羊人、印度乞丐、牧师……看到的都不尽相同。没有什么人能完全包揽人类所有的认知。认知产生于我们所创造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永远不可能完整全面。而终极真理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其存在之处，播种者与收割者可以一同欣喜狂欢，正如礼拜天的《圣经》布道的最后。因为，终极真理之中，有句话说得清楚明白：“那人撒种，这人收割。”[出自《圣经·约翰福音》。]我派你去收获你并未付出努力的东西；辛苦劳作都是别人的，你分享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我跳下CT台。这已经是重返外科的第七个月了。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CT，这之后我将结束住院医生生涯，成为一个父亲，我的葬礼也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想看看吗，医生？”扫描人员问我。

“现在不看，”我说，“今天我还有很多工作。”

已经下午六点了，我必须去查房、探视病人，做明天的手术室安排，看看各种扫描片子，向别人口述我的临床笔记，查查病人术后的情况……很多事等着做。晚上八点左右，我在神经外科的办公室坐下，旁边就是放射照片观测台。我打开来，看着第二天要做手术的病人的扫描片，是两个比较简单的脊椎病例。最终，我输入了自己的名字。片子出现在屏幕上，我不断缩放着，仿佛孩子在随意翻看画册，把新的片子和上次照的对比。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变化，原来的那些肿瘤还是一个样。啊，等等。

我滑动滚轮，再看了一下今天的片子。

一个新的肿瘤出现了，有点大，填满了我的右肺中叶。看上去竟有点像一轮几乎照亮了整个地平线的满月。再回去看原来照的片子，我能辨认出这个肿瘤非常微弱的迹象，原来只是幽灵一般的预兆，现在则完全变成了现实。

我既不愤怒，也不恐惧。本来就是如此。这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事实，就像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我开车回家，告诉了露西。那是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和艾玛的见面要等到下周一。露西和我坐在客厅，各自打开笔记本电脑，列出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活检、体检、化疗。这次的治疗肯定更艰难、更痛苦，而活得久一些的可能性更为渺茫。我又想起艾略特写过的诗句：“可是在我背后的冷风中，我听见／白骨在碰撞，得意的笑声从耳边传到耳边。”[出自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的经典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也许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永远，我都无法再重返神经外科了。但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可以等到周一再来考虑。今天是星期四，我已经做好了明天手术室的安排；我决定，要去当最后一天的住院医生。

第二天早上五点二十分，我在医院门口下了车，深深吸了口气，闻着桉树的气味。好像还有什么气味……是松树吗？以前都没注意到呢。我把住院医生们集合到一起，准备上午的各项工作。我们先回顾了前一晚发生的事情，入院的病人，新的扫描片子，然后去查房，之后还开了“M&M”会，也就是定期召开的关于发病率与死亡率的会议，神经外科医生们会聚集到一起，检讨一段时间内犯的错误和处理得不好的病例。开完会，我又跟病人R先生多待了几分钟。他得了一种罕见病，叫格斯特曼综合征[格斯特曼综合征（Gerstmannsyndrome，缩写为GSS）：年发病率为亿分之一到二，目前所有病例都发生在北半球，多为家族性病例。]。我切除他脑内的肿瘤后，R先生开始显露出一系列行为缺陷：读写能力缺失，说不出每根手指的具体名称，不会算术，分不清左右。这种事我之前只碰到过一次，还是八年前做医学生，刚刚进入神经外科实习时跟过的一个病例。和那个病人一样，R先生也是精神愉快，情绪高昂，我怀疑这会不会也是症状之一，只是从来没人当作症状描述出来而已。不过R先生正在好转：他的语言能力几乎已经恢复正常，算术能力也只是有一点点偏差。他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很大。

上午很快过去了。我刷手消毒，准备做最后一次手术。突然间，我感觉到这个时刻意义重大。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刷手了？也许真的走到头了。我看着肥皂水顺着手臂流下来，然后流回水槽里。我走进手术室，穿好手术衣，给病人盖上无菌布，专门扯了扯四个角，确保没有褶皱。我希望这台手术完美无缺。我割开他背部下方的皮肤。这个男人已经上了年纪，脊椎退化，压迫神经根，造成严重的疼痛。我拨开脂肪，筋膜出现，感觉到凸起的椎骨。我割开筋膜，又顺利地割开肌肉，直到眼前的伤口中只剩下闪着亮光的宽阔椎骨，干净纯粹，不沾一丝血迹。主治医生进来了，我正在切除椎骨后面的椎板，那里有增生，再加上下面的韧带，一起压迫着神经。

“看着挺好，”主治医生说，“如果你想去今天的会，我找同事进来接手做完。”我的背痛又开始了。我之前怎么不再吃点消炎药呢？不过，这台手术应该很快了，我快做完了。

“不用，”我说，“我想把这台手术做完。”

主治医生也刷手消毒进来了，我们一起切除了增生。他开始拨弄韧带，下面是硬膜，里面有脊髓液和神经根。这一步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硬膜上弄个洞。我负责处理另一侧。突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他的手术用具旁边有一抹蓝色——硬膜开始破裂了。

“小心！”我说。此时他手上的器具已经夹到硬膜了。清澈的脊髓液开始填满伤口。一年多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漏液的情况。修补这个漏洞又需要一个小时。

“把刀头拿出来，”我说，“漏液了。”

等我们修补完这个漏洞，把压迫神经的软组织切除之后，我的双肩火辣辣地痛。主治医生脱掉手术衣，向我道歉又道谢，离开了，留下我收尾。一层层组织整齐地合到一起。我又开始用尼龙线一针一针缝合皮肤。大多数外科医生都会选择缝合器，但我一直觉得尼龙线的感染率比较低。这个病人，这“最后一役”，要按我的想法来做。皮肤完美地缝合，没有拉扯褶皱，仿佛这台手术从未发生过。

很好，这样很好。

我们掀开病人身上的无菌布，一个以前没合作过的手术助理护士问我：“这周末你值班吗，医生？”

“不。”也许永远都不值班了。

“今天还有手术吗？”

“没有了。”也许永远都没有了。

“啊，那好。那就是大团圆结局了！工作做完啦。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你也是吧，医生？”

“是啊，是啊，我也喜欢大团圆。”

我坐在电脑旁边输入一些术后指令，护士们进行着清理工作，麻醉师开始唤醒病人。我一直半开玩笑地威胁说，如果是我主刀的手术，就不许听那种人人都喜欢的“打鸡血”的流行音乐，只能听巴萨诺瓦舞曲。我播放了巴萨诺瓦风格的经典专辑《不老的传说》[巴萨诺瓦是一种源自南美洲的音乐形式。“巴萨”（Bossa）为里约热内卢俚语，意为不受拘束的聪慧与才华，同时也是一种拉丁双人舞节奏；“诺瓦”（Nova）来自葡萄牙语，意为“新”。因此，巴萨诺瓦（Bossa Nova）意为一种新的节奏，一种无拘无束且极富创意的音乐。《不老的传说》（Getz/Gilberto）是巴萨诺瓦风格最为经典和畅销的唱片之一。]，萨克斯柔和而又铿锵的演奏响彻整个手术室。

过了一会儿，我出了手术室，收拾好七年来用的所有东西——一些为通宵工作准备的备用衣服、牙刷、几块肥皂、手机充电器、零食、我的头骨模型和一系列神经外科的书，诸如此类。

我转念一想，又把书留下了。它们在这儿，应该更能发挥作用吧。

走向停车场的路上，一个同事走过来想问我什么事，但他的呼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挥挥手，转身往医院里面跑。“晚点再找你！”他回头朝我喊了一声。我坐在车里，热泪盈眶，转动钥匙，慢慢开到路上。回到家，我走进家门，挂好我的白大褂，摘下我的名牌，接着取出呼机的电池，脱下手术衣，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再晚点的时候，我给维多利亚打电话，告诉她周一我没法去上班了，可能永远都不能去了，所以就做不了手术室的安排了。

“嗯，我一直做噩梦，梦见这一天来了。”她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这么久的。”

星期一，露西和我一起去见了艾玛。她肯定了我们列出的计划：支气管镜活检，针对性地寻找突变，实在不行，只有化疗。但我去见她的真正原因，是希望得到一些引领和指导。我告诉她，我已经在神经外科那边请假了。

“好，”她说，“没事。嗯，要是你想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别回神经外科了。但别单纯因为你病了就不干了。和一个星期前相比，你的病情并没有加重。这一路上的确有些颠簸，但你还是可以维持现有生活轨道的。对你来说，神经外科的工作很重要。”

我再一次走上了从医生到病人的轨道，从行动者变成被动者，从主语变成了直接宾语。生病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心想事成，按照既定的轨道一帆风顺地前进着。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都是由自身和旁人的人为行动决定的。《李尔王》[莎士比亚经典四大悲剧之一。]中的葛罗斯特伯爵埋怨过，说人类的命运之于神明，正如“苍蝇之于顽童”。然而那部作品主要的戏剧冲突，还是来源于李尔王的虚荣与专制。从启蒙运动开始，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就是个人。但现在，我所在的世界已然不同，这是个更古老的世界，人类的行动在超人类的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个世界比起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具有希腊悲剧的色彩。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俄狄浦斯[俄狄浦斯：西方文学史中典型的悲剧人物，是希腊神话中忒拜的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约卡斯塔的儿子，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和他的父母都逃脱不出命运的股掌；他们只能通过神谕与预言，通过那些既定的占卜，才能接触到掌控他们命运的力量。我来找艾玛，不是想要治疗方案。我读的资料已经够多了，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医学手段我已经了然于心。我想要的，是眼前这个“神谕家”充满智慧的安慰。

“这不是结束。”她说。这种说辞她恐怕已经用过成千上万遍了。想想我自己，难道就没有跟病人说过类似的话吗？反正面对那些想寻找不可能的答案的人，她肯定都这么说。“甚至都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这仅仅是开始的结束。”

我居然感觉好些了。

活检后一个星期，护理师艾丽克西斯打电话给我通报情况。没有可以采取针对性治疗的突变，这样化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已经安排好周一开始。我问具体用什么化疗药物，她说这个问题必须跟艾玛谈。艾玛正和孩子一起在太浩湖玩，不过周末会抽空给我个电话。

第二天是星期六，艾玛的电话来了。我问她对化疗用药有什么想法。

“嗯，”她说，“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加阿瓦斯丁吧，”我说，“我知道最近有研究说这个药没有好处，副作用还比较严重，有的抗癌中心逐渐弃用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研究而已，之前那么多数据都证明是有用的，我比较倾向于还是要用。如果我反应不好，再弃用也不迟。你觉得这样行吗？”

“嗯，没什么问题。后期加的话还要过保险公司那一关，比较难。所以前期就使用比较好。”

“谢谢你打电话来。我就不耽误你享受湖边的美景了。”

“好的，但我还要再多说一句，”她略有迟疑，“很高兴咱们可以一起制订你的医疗计划，因为你是个医生，你什么都懂，而且这也是你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让我单独来做你的医生了，我也是很乐意的。”

我还从来没想过，可以不负责自己的医疗计划。我还理所当然地以为所有的病人都是久病成医。我还记得医学生时期的我，刚刚开始进入医学实践，对什么都懵懂无知，经常会让病人解释他们自己的病症和治疗手段，问他们为什么出现蓝色脚趾的症状，这个粉色的药片是干什么的。但正式成为医生之后，我从未要求病人自己做决定，我对他们有责任。我意识到，自己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心中那个作为医生的自我在对那个作为病人的自我负责。也许我真的被哪个希腊的天神诅咒了，但放弃对自己病情的控制仿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算可能，那也太不负责任了。

化疗开始的周一，露西、我母亲和我一起去了输液中心。我安好一个静脉注射的针头，找了把舒服的椅子坐好，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化疗的混合药物需要四个半小时才能全部输完。整个过程中，我要么打盹，要么读书，有时候又百无聊赖地看着身边的露西和妈妈，偶尔聊两句，打破沉默。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健康和精神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头发已经秃了，有的发型还很不错，有的形容憔悴，有的活泼爽朗，有的不修边幅，有的衣冠楚楚。不过所有人都静静地躺着，任凭注射管里那些毒副作用剧烈的药物慢慢输入伸展的手臂。我每三周来接受一次治疗。

第二天我就有反应了。非常强烈的疲乏感，深入骨髓，全身无力。本来特别能唤起愉悦感的进食，对我来说就像喝海水一样折磨。突然间，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变咸了。露西给我做了贝果面包加奶油奶酪做早餐，吃起来就像盐碱地里那种经常被动物舔舐的盐块。我只吃了两口就放到一边。看书也让我筋疲力尽。本来答应了要为两本重要的神经外科教科书写个几章，阐述我和V的研究是否有临床治疗的潜力，现在也被搁置了。一整天，我都只能靠看电视和强制进食来打发时光。几周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等恢复常态的时候，恰好又到下次治疗的时间了。

就这么循环往复着。我因为一些轻微的并发症在医院进进出出，也就排除了任何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神经外科认为我无论从国家标准还是地方标准来说，都已经符合毕业的条件。毕业典礼安排在一个周六，露西预产期的前两周左右。

那一天来了。我站在卧室里，为毕业典礼穿衣打扮，这毕竟是七年住院医生生涯的高潮。但突然之间，强烈的恶心感气势汹汹地袭来。感觉不像化疗引起的通常的恶心。那种恶心一般像潮水一样涌来，也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却。我开始不断呕吐出绿色的胆汁，那种粉笔一样的味道和胃酸大不相同。这是内脏深处涌上来的。

说到底，我还是去不成毕业典礼了。

我需要马上静脉注射，防止脱水。于是露西开车带我去了急救中心，开始复水过程。呕吐变成了腹泻。急救处的住院医生布兰德和我友好地交流了一会儿，我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医疗史，历数了所有的用药。最后我们讨论了分子疗法取得的进步，特别是我在用的特罗凯这种药。眼前的医疗计划很简单：一直用静脉注射的方式保持我不脱水，直到我状态恢复，可以正常用嘴喝水。那天晚上，我住进了医院病房。但护士在看我的用药单时，我注意到上面没有特罗凯。我请她打电话给住院医生，改正这个疏忽。这种事也是常有的。毕竟我同时在吃十几种药呢。随时随地滴水不漏是很难的。

午夜过去很久，布兰德出现了。

“听说你对自己用的药有疑问？”他问道。

“是啊，”我说，“没有开特罗凯。你补开一下，不介意吧？”

“我决定不让你再服特罗凯了。”

“为什么啊？”

“你的肝酶太高，不能再吃了。”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的肝酶已经高了好几个月了。如果这是个问题，之前为什么没讨论过呢？不管怎么说，这肯定是搞错了。

“艾玛，就是我的肿瘤医生，你的上司，也看过这些指标了。她想让我继续吃。”

如果例行公事，住院医生做出治疗决策都是不用主治医生从旁指导的。不过现在我向他转述了艾玛的意见，他肯定会让步吧。

“但这个可能就是你胃肠道问题的原因。”

我更摸不着头脑了。一般来说，转述了主治医生的命令，就不会再讨论下去了。“我已经吃了一年了，没有任何问题，”我说，“你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特罗凯突然引起的，不是化疗？”

“有可能。”

我的困惑升级成了愤怒。这孩子，才从医学院毕业两年，和我的助理住院医生一般年纪，居然跟我叫板？嗯，如果他是对的，那就另当别论，但他现在说的这些毫无道理啊。“呃，今天下午我是不是提过，不吃那个药的话，我的骨转移癌就会很活跃，引起剧痛？我不是想小题大做，以前练拳击的时候我也骨折过，但现在痛得比那时候厉害多了。从一到十打分的话，现在是十分痛。我很有可能很快就会痛得忍不住尖叫起来。”

“嗯，考虑到这个药的半衰期，估计还要等个一天左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得出来，在布兰德眼里，我不是个病人，是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在任务栏前面的方框里画个勾。

“听我说，”他继续道，“如果你不是你，这场对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会直接给你停药，然后让你自己来证明，病症都是这个药造成的。”

怎么回事？下午我们不是相谈甚欢的吗？我回想起医学院时期遇到的一个病人，她说自己去医生那儿看病，都会穿最贵的袜子。这样等她换上病号服，不穿鞋的时候，医生也能看到她的袜子，知道她是个体面人，会以很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她。（啊，原来问题在这里——我穿的是医院发的袜子，这么多年了一直占着这个小便宜！）

“不管怎么说，特罗凯是特殊的药，需要专科训练医生或者主治医生的意见。你真的想让我大半夜的为这事叫醒别人吗？不能等到早上再说？”

原来如此。

如果他要完成对我的义务，就需要在“待办事项”上加上一条：给上司打电话，难为情地暴露自己的错误。他又在值夜班。住院医生培训的规定迫使很多培训项目都设置了轮班工作制。轮来轮去地，有些人也就变成了“滑轮”，巧妙地利用制度去推卸责任。如果他再拖延几小时，我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这药我一般是凌晨五点吃的，”我说，“我们俩应该都明白，‘等到早上再说’的意思是等到早上查房完再说，也就是说基本上要到下午了，对吧？”

“好吧，好吧。”他说着走出了病房。

到了早上，我发现他还是没开药。

艾玛打了个电话来问好，说她会解决特罗凯的问题。她祝我早日康复，很抱歉整个星期都不在。仅仅一天的时间，我的病情就开始恶化，腹泻迅速加重。我一直在输液防止脱水，但补水速度跟不上脱水速度。我的肾功能开始衰竭。接下来做检查时，我的血清钠浓度已经快达到致命的地步。我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因为脱水，我的软腭和咽头都有部分坏死，从我嘴里脱落出来。我身体剧痛，意识飘忽不定，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来了一大堆专家抢救我：重症护理人员、肾病专科医生、肠胃病专科医生、内分泌医生、传染病专家、神经外科医生、一般肿瘤科医生、胸腔肿瘤科医生、耳鼻喉科专家。怀孕三十八周的露西每天都守在我身边，还偷偷搬进了我原来的值班室，离重症监护室就几步路的距离，这样她晚上好随时来看看我。她和我爸爸也对病情发表了一些看法。

清醒的时候，我能很清楚地听到大家嘈杂的声音，众说纷纭的意见。这在医学上被称为“WICOS”（Who Is the Captain of the Ship，谁是船长）问题：到底谁掌舵，谁说了算？肾病专家不同意重症医生的意见，重症医生和内分泌专家起争执，内分泌专家和肿瘤医生意见相左，肿瘤医生和肠胃病学家争论不休。我感觉到自己也应该负起责任，所以在偶尔清醒的时候，会把目前病情的一些细节打出来，并且在露西的帮助下，努力引导所有的医生，不要偏离事实，进行准确的解读。后来，半睡半醒之间，我依稀听到父亲和露西跟每个医生团队讨论我的病情。我们觉得目前还是应该以静脉点滴为主，一直到化疗的影响消失。但每个团队的专家必须去挖掘属于他们专业的可能性，多做一些检查，主张自己赞成的疗法。不过有的看上去真的没有必要，而且很欠考虑。各种采样检查都做了，约了很多扫描照片，开了很多药。我开始搞不清治疗的进展，时间概念也模糊起来。我要求他们向我解释这些治疗计划，但听着听着对方的声音就渐渐变得沉闷飘散，常常是医生说着说着，我就眼前一黑，几乎都听不全。我万分盼望艾玛在场掌控着一切。

突然间，她就出现了。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

“你都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多星期了，”她说，“但你别担心，你的病情在好转。很多指标都正常了。你很快就能出去了。”我听说她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和医生们保持着联系。

“你之前不是说，你可以单纯地做个医生，我可以单纯地做个病人？”我说，“我觉得说不定这样更好。我一直在读科学和文学读物，想为自己找个比较正确的观点，可是没找到。”

“我觉得你光靠看书是找不到的。”她回答。

终于有了艾玛这个掌舵人，为一派混乱的会诊注入了一丝平静。我脑中忽然涌现出艾略特的诗句：

哒密阿塔：小船欢欣地响应

那熟于使帆和摇桨的手

海是平静的，你的心灵受到邀请

会欢快地响应，听命于

那节制的手[出自《荒原》。]

我靠在病床上，闭上双眼。黑暗再次袭来，意识渐渐模糊，我终于放松了。

露西的预产期到了，却没有阵痛反应。我也终于被安排出院了。自从诊断出癌症之后，我体重下降了四十多磅[约18公斤。]，仅过去一个星期就下降了十五磅。我现在的体重大概就是八年级时的体重，但头发相比那时稀疏了不少，基本上都是在过去一个月掉的。我从间歇性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头脑清醒地面对这个世界，但身体却油尽灯枯。我能看到自己皮囊之下瘦骨嶙峋，像行走的X光片。回到家，光是抬头挺胸就让我劳累至极。要使出双手的力量才能拿起一杯水。看书？根本不可能。

露西和我的双亲都来家里帮忙了。我出院后两天，露西经历了第一次宫缩。她待在家里。我妈妈开车送我去见艾玛，进行出院后的追踪看诊。

“心情不好吗？”艾玛问。

“好啊。”

“你心情应该不好的。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

“嗯，好吧，是不太好。整体来说我心情是挺不好的。但日子要一天一天过，我已经做好准备，继续做物理治疗，开始康复过程。我之前也做过，所以肯定驾轻就熟的，对吧？”

“你看了上次照的片子吗？”她问道。

“没有。我已经不看了。”

“片子看着还不错，”她说，“病情比较稳定，肿瘤甚至有轻微缩小。”

我们聊了未来的一些流程。继续化疗，直到我身体稍微强壮一些。以我目前的状态，那些试验性治疗不会接收我，也不可能进行其他治疗，至少得等我身体恢复一点力量。我用头靠着墙，因为脖子上的肌肉松松垮垮，已经难以支撑头部。我脑子里一团糟，如坠云里雾里。我又需要她变成那个“神谕家”了，需要她再次占卜预言，获知生命的秘密：不管是听取鸟语，还是观察星图；不管是探测突变基因，还是研究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

“艾玛，”我说，“接下来怎么办？”

“强壮起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癌症复发的话……我是说，这个可能性……”我犹豫了。一期治疗（特罗凯）失败了。二期治疗（化疗）差点要了我的命。如果我还能活着接受三期治疗的话，还有点希望。除此之外，还有试验性治疗，这是个广阔的未知领域。我情不自禁地将各种疑问和盘托出：“呃，重返外科的可能性，甚至是重新走路的可能性，还有——”

“你至少还有五年好活。”她说。

她终于说出来了，但语气根本没有“神谕家”的权威，一点也不自信笃定。相反，这句话像一句恳求，令我想起那个只会说数字的病人。与其说她在告知我，不如说是在恳求我。此时此刻她不是医生，只是个普通人，对抗不了冥冥中真正掌控这些的力量和命运。我们面对面，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前者对后者绝对的权威和把控，有时候呢，就像现在，只是两个凑在一起互相安慰的人，而其中一个正面对着死亡的深渊。

原来，医生们也是需要希望的。

见完艾玛回家的路上，露西的妈妈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往医院去了。露西要生了。（“一定要早点上腰麻。”我对她说。露西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爸爸用轮椅推我去了医院，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产房里支了一张简易床，我在上面躺下，盖了保暖袋和毯子，这样我骨瘦如柴的身体才不至于冷得发抖。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目睹了露西和护士一起经历生产的过程。随着宫缩渐渐加剧，护士一直在报数让露西使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露西转身，微笑着看我。“还以为我在打比赛呢！”她说。

我躺在小床上，用微笑回应她，看着她起伏的孕肚。露西和女儿的生活中，将会有很多缺失。如果我只能陪伴到现在这个份儿上，那就尽量陪伴吧。

午夜之后，护士把我叫醒。“快了。”她低语道。她抱起毯子，扶着我坐在露西身边的一张椅子上。产科医生已经来了，和我年纪差不多。宝宝的头露出来了。她看着我：“有件事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女儿的头发和你一模一样，”她说，“而且很浓密呢。”我点点头，握住露西的手，和她一起经历这生产的最后时刻。接着，她最后使了把劲，七月四日凌晨两点十一分，她呱呱坠地，伊丽莎白·阿卡迪亚，昵称卡迪，我们几个月前就把名字想好了。

“能让她贴贴你的皮肤吗，爸爸？”护士问我。

“不，我太——太凉了，”我上牙和下牙直打架，“但我很想抱抱她。”

她们用毯子把她裹好，递给我。我一只手臂感受着这新生命的重量，另一只手与露西十指紧扣，生命的无限可能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我体内的癌细胞在慢慢消亡，但也有可能重新生长。展望无限广阔的未来，我看到的不是寂静无人的空荡荒原，而是更简单纯粹的东西：一页我将继续书写的白纸。

然而，家中却充满了色彩与活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卡迪像朵小花般慢慢绽放：第一次抓握，第一个微笑，第一声大笑。她的儿科医生定期用图表记录她的成长，在那些表明她逐渐长大的指标前画勾。她周身散发着一种崭新的光明。她坐在我膝上微笑，沉浸在我不成调的哼唱中，整个家似乎都被炽热的光照亮了。

时间对于如今的我，就像一把“双刃剑”：每天，我都从上次复发中恢复一些，但又距离下次复发更近一些，当然，也离死亡更近一些。也许那一天比我估计的要晚，但肯定比我希望的早。我想，意识到这一点，大概会做出两种反应。最明显直接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行动的冲动，“最充分地享受生活”，去旅行，去大快朵颐，去把握那些曾经忽略的梦想。然而，癌症的一个残酷之处，就是这种病不仅限制了你的时间，还限制了你的精力，极大地减少了你一天里能做的事情，就像一只疲惫的兔子在赛跑。不过，即便我有这个精力，我也更希望像一只乌龟，深思熟虑，稳步踏实地向前。有些时候，我只是单纯地在坚持而已。

如果一个人高速行动时，时间会膨胀，那要是几乎一动不动，时间会收缩吗？一定会的吧：现在，每一天似乎都缩短了很多。

一天天过得千篇一律，时间似乎也静止了。英语中，“time”这个词的意思多种多样：“现在的时间是两点四十五”，“我这段时间过得不太好”。对于现在的我，与其说时间是时钟的嘀嗒作响，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的状态。

疲惫成为稳定的常态，反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做医生的时候，在手术室全神贯注地治疗病人，对指针的走动也许的确没有感觉和概念，但从没觉得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而现在，每天的一分一秒都变得毫无意义，每一天整体来看也好不到哪儿去。医学院的培训非常残酷无情，完全是着眼于未来的，一直都给人未知的满足。你会一直思考，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然而，现在的我，完全看不到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已经去世，也许没有。也许恢复了健康。也许在从事文学创作。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花时间去思考未来似乎没什么用处，只要想想午饭吃什么就好了。

说话时的措辞也变得混乱起来。怎么说才对呢？“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曾经是一个外科医生”？格雷厄姆·格林曾经说过，人真正的生命是在头二十年，剩下的不过是对过去日子的反射。那我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态之中？我是不是已经过完了现在时态，进入了过去完成时？将来时态似乎一片空白，用别人的话来说，就是“说不准”。几个月前，我在斯坦福参加了第十五次大学同学会，站在场地边，喝着一杯威士忌，看着一轮粉红的夕阳一点一点沉到地平线下面。老朋友们依依惜别，向我承诺：“第二十五次同学会还是会见到你的！”——如果我回一个“呃……可能见不到了”，那就显得太不礼貌了。

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屈服。我想，进入这种过去完成时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大多数的梦想和抱负，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抛弃，无论如何，都属于过去。而我的未来已经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标，而是一路平坦，铺陈为永恒的现在。金钱、地位，这一切的虚荣浮华，都像《传道书》[《圣经·旧约》的一部分。]里对其毫无兴趣的传道者所说的：不过是捕风而已。

然而，有个小东西是有笃定未来的：我们的女儿，卡迪。但愿我能活到她记事，能给她留下点回忆。语言文字的寿命是我无法企及的，所以我想过给她写一些信。但是信里又能说些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十五岁时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我们给她的昵称。这个小婴儿完全代表着未来，而我的生命呢，除了特别微小的可能，很快将成为过去。她与我，只有短暂的交集。也许，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她。

我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