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纽伦堡审判还有几个月时，医生给被告们做了次体检，发现赫尔曼·戈林的手脚指甲都被染成了怒红色。他们以为——误以为——这种染色现象是双氢可待因上瘾所致，因为戈林每天都要服用百余粒这种止痛片。据威廉·巴勒斯称，这种药物的效果近似于海洛因，比可待因至少要强上两倍，又有种电光石火的感觉，与可卡因相类。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美国医生被迫要在他出庭之前治好他的依赖症。这事并不容易。盟军抓获这位纳粹头目时，后者拖着个旅行箱，里面不仅装着他化装成尼禄时所涂的指甲油，还有超过两万片他最爱的这种药物——“二战”末期德国产的这种药，剩下多少，几乎全都在这儿了。他的上瘾并不是个例：整个德国国防军的军粮中都配给有甲基苯丙胺片剂。它在市场上的名字叫作拍飞丁，士兵服用以后就可以一连几周醒着，虽说精神完全是错乱的，不是躁狂症式的愤怒就是噩梦般的昏睡，两者交替进行。它是如此强劲，导致许多人都经历了止不住的怡悦：“绝对的静默统治着大地，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也如此不真实。我感觉自己完全失重了，像在我飞机上方飞行。”多年以后，纳粹空军的一位飞行员这样写道，像在回忆一派恬然的景象、一个宁静的出神时刻，而不是战争中狗一般的日子。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从前线给家人写过好几封信，叫他们给他再寄点这种药：“这儿很困难，”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他写信给父母，“我只能两三天给你们写一封信，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今天写这封信主要是想请你们给我再寄点拍飞丁。爱你们。海因。”而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他又给他们写了封慷慨激昂的长信，在末尾又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能不能再给我弄点拍飞丁？我好有点储备。”又过了两个月，他父母收到的已仅仅是颤巍巍的一句：“可能的话，请再给我寄点拍飞丁。”如今我们也知道了，德国不可阻挡的闪电战，其燃料正是甲基苯丙胺。而在尝到药片融化在口中的苦味的同时，许多士兵都精神病发作了。当他们的闪电战最终被盟军暴风雨般的轰炸扑灭，坦克的履带也被俄罗斯的冬天冻结，元首下令毁掉国境内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仅给盟军留下一片焦土。就在这一刻，帝国的最高统帅们尝到了一种十分不一样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他们给世界唤来的这派可怕的景象最终吓垮了他们自己，他们选择了一条最快的出路，咬碎了口中的氰化物胶囊，进而窒息在这种毒物的杏仁甜香里。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一波自杀的浪潮席卷了德国。仅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柏林自杀的就有三千八百人。而在首都以北三个小时车程的小镇德明，人们陷入了一场集体恐慌，因为撤退的德军炸毁了连接这座小镇与外界的桥梁，把所有镇民都困在了这个被三条河包围的半岛上，他们不得不手无寸铁地面对苏联红军。短短三天里，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竞相赴死。一整个一整个的家庭朝托伦瑟河中央走去，腰上绑着根绳子，像在参加一场骇人的拔河，而那些最小的孩子都背上了塞满石头的书包。此间混乱如是，以至于苏军都接到了制止这场自杀瘟疫的命令。有位妇人，他们不得不救了她三次，她三次自挂于她花园里的一棵巨大的橡树，而在树下，她的三个孩子都已经被埋在了那里，她把老鼠药用作了糖霜，撒在了小饼干——他们最后的欢乐上。那妇人活了下来，但士兵们却没能阻止另一位女孩因失血过多而死，她用剃刀拉开了自己的静脉，而此前，她用同一把剃刀划开了她父母的手腕。寻死的愿望也同样支配着纳粹党的上层：在此间相继自杀的，有陆军将领五十三名、空军十四名、海军十一名，外加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司法部长奥图·提拉克、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当然还有元首本人。至于像赫尔曼·戈林那样犹豫了一下，继而被活捉了的，那件不可避免的事也只是被略微延后了。当医生最终宣布他可以受审了，他接受了纽伦堡法庭的审判，被判处了绞刑。戈林申请了枪决：他不想像普通罪犯一样死去。而当他得知他最后的这个愿望也会被拒绝时，他嚼碎了他藏在发蜡筒里的那个装有氰化物的安瓶。在一旁他还留了个字条，说他选择了自杀，“向伟大的汉尼拔致敬”。盟军试图抹去所有他存在过的痕迹，就移除了他嘴里的玻璃片，又把他的衣服、随身物品和光溜溜的尸体一起送到了慕尼黑东公墓旁的市立火葬场。那儿有个专门用来火化他的炉子，他的骨灰会和斯塔德海姆监狱断头台上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和纳粹政权的反对者、被执行了T4行动安乐死计划的残疾儿童和精神病患者，以及不计其数的集中营殉难者混在一起。而最后仅剩的这点东西，盟军在半夜里把它撒进了文茨巴赫河。这条更像小溪的河流是他们在地图上随便选的，为的是避免后人将他最后的归宿当成朝圣目的地。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直到今天，全世界的收藏家还在交换着这最后一位纳粹大领导人、德国空军元帅、希特勒天然接班人的财产和遗物。二〇一六年六月，一个阿根廷人花了三千多欧元买进了这位帝国元帅的一条真丝内裤，几个月后，这个男人又为当初藏有戈林嚼碎的那支安瓶的铜锌发蜡筒付出了两万六千欧元。

类似的胶囊，其实纳粹党的精英们都收到了。那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首都陷落之前，柏林爱乐乐团最后一场音乐会的终幕。军备部长、第三帝国的官方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为此准备了一场特别的演出：贝多芬的《C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紧接着的是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浪漫》，而最后，无比应景的，是理查德·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伴随着第三幕结尾时布伦希尔德的咏叹调，女武神瓦尔基里在巨大的火焰中献身，那火越烧越烈，最终吞噬了人间，吞噬了瓦尔哈拉的圣殿与战士，吞噬了众神。散场的人朝出口处走去，布伦希尔德的哀嚎还回荡在他们耳边，而就在此时，希特勒青年团旗下德国少年团的成员们——都不满十岁，因为十几岁的都死在街垒上了——用小柳条筐子分发起了氰化物胶囊，就像在发做礼拜时的施舍。同样的胶囊，有些被戈林、戈培尔、鲍曼和希姆莱用作了自杀时的利器，但也有许多纳粹领导人在咀嚼它们的同时选择了对准自己头部射击，他们就怕毒物不起作用，或者有人从中作梗，不能给他们以立即无痛的死亡，而是他们应得的缓慢的痛苦。希特勒过份怀疑他那份毒药被掺假了，以至于想试试它的毒性：他把它喂给了他最爱的布隆迪——陪他来到元首地堡、睡在他床脚下、尽享各种特权的那只德牧。苏联人已经包围了柏林，且离地下避难所越来越近，与其让宠物落进苏联人手里，不如早早结果了它。可他不敢自己动手，就叫他的私人医生把胶囊掰碎在它嘴里。母狗当场就死了。它刚生完四只小崽。由一个氮原子、一个碳原子和一个钾原子构成的小小的氰化物分子进入它的血流，切断了它的呼吸。

氰化物的效果是如此立竿见影，乃至在整个历史上也只有独一份关于它味道的记录。那是十九世纪初一个名为M.P.普拉萨德的人留下的，这是位印度金匠。三十二岁的他在吞下氰化物后还来得及写下了三行字：“医生们。氰化钾我尝过了。烫舌头。酸的。”人们在他遗体旁边找到了这张字条。为了自杀，他在酒店租了间客房。氰化钾的液体形态在德国被称为蓝酸，挥发性极强，沸点仅二十四摄氏度，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杏仁味，甜中带有微苦，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闻到，因为要分辨它需要一种特殊的基因，百分之四十的人都没有。而出于这种进化上的偶然，很可能在奥斯维辛、迈丹尼克和毛特豪森被齐克隆B杀害的人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没有注意到充进毒气室的氰化物的味道，而另一些人则一边死去，一边闻着一手造成他们灭绝的人在嚼碎自杀胶囊时品尝到的同样的芳香。

此前几十年，纳粹在其死亡集中营所用毒物的前身，齐克隆A是被当成杀虫剂，喷洒在加利福尼亚的橙子上的，数以万计的墨西哥移民在偷渡入境美国时所坐的火车也会用它来灭虱。这些车厢都被染上了一层美丽的蓝色。如今在奥斯维辛的某些砖墙上还能见到这种颜色。两者都指向了氰化物真正的源头——一七八二年，第一种现代合成颜料诞生了：普鲁士蓝。

它甫一出现，就在欧洲艺术界引起了轰动。由于价格低廉，它在短短几年内就完全取代了从文艺复兴以降、画家们用来装点天使的袍子和圣母的披饰的群青。在所有的蓝色颜料中，群青是最精致同时也是最昂贵的，要制作它，必须从阿富汗阔克查河谷岩洞中掘出青金石来研磨。而这种矿物一旦被碾成极细的粉末，就会呈现出一种极其深邃的靛蓝的色调。它一直都无法用化学方法复制，直到十八世纪初，一位名叫约翰·雅各布·狄斯巴赫的瑞士颜料商发明了普鲁士蓝。普鲁士蓝的发明源自于误打误撞，他真正想要产出的是洋红，后者是通过碾碎数以百万计的胭脂虫雌虫获得的。这种小虫会寄生在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仙人掌上，是种十分脆弱的生物，需要比蚕更多的照料，因为它们绒毛状的白色身体很容易受到风雨的吹淋和霜冻的摧残，或被鼠、鸟和毛虫吃掉。它们猩红色的血和金银一起，成了西班牙征服者从美洲人民那里掠走的最大财富。有了它，西班牙王室就对洋红确立起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垄断。狄斯巴赫希望打破这种垄断，他采用的方法是往他的助手之一，年轻的炼金术师约翰·康拉德·迪佩尔所创造的几种动物尸体混合后的蒸馏物上倒钾碱。但如法炮制，产出的却不是胭脂虫的怒红色，而是无比耀眼的一种蓝，以至于狄斯巴赫都以为他找到了人造青金石，一种天空的原色——埃及人用来装点他们神衹的那种传说中的蓝。它的配方曾被埃及祭司们守护了数个世纪，后被一个希腊小偷所盗走，当罗马帝国陷落时，配方便彻底失传了。狄斯巴赫把他的新颜色命名为“普鲁士蓝”，在他偶然的发现与他身处其中的帝国间建立起了一个密切而又持久的关系，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帝国的荣耀必将超越前人。这不怪他，因为，只有能力比他大得多的人，或许还得有点预言的天赋，才有可能想象到它未来的覆灭。而狄斯巴赫，他不仅没有那种卓越的想象力，连最基本的商业技能也欠缺，一点都不会做生意，导致他完全没有享受到自己的创造所带来的物质财富。这些钱最终落到了他的赞助人，约翰·莱昂哈德·弗里施手里，这位鸟类学家、语言学家和昆虫学家把狄斯巴赫的蓝色变成了黄金。

弗里施在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大量批发普鲁士蓝，狠赚了一笔。用这些钱，他在施潘道买下了几百公顷的土地，养起了普鲁士全境的第一批蚕。这位极富热情的自然科学家给腓特烈·威廉一世去了封长信，盛赞了蚕这种小动物独特的好处。在同一封信里，他还描绘了一个宏大的农业转型计划，在梦里，他隐约见到过那个场景：他看到帝国所有教堂的院子里都生长着桑树，每片翠绿的叶子都在哺育着家蚕的宝宝。腓特烈王畏畏缩缩地把这事付诸实践了。两百多年后，第三帝国凶猛地响应了他的计划。无论是废土还是居民区，学校还是墓地，医院还是疗养院，以及新德国所有公路的两侧，都被纳粹种上了这种树，总共有几百万棵。他们还给小农户们发放了手册和说明书，详细介绍了国家认可的桑蚕采收和加工技术：收获之后，要在沸水上悬挂三个多小时，这样蒸汽就会慢慢杀死它们，而它们用来结茧的珍贵材料却不会受到一丁点的损伤。而同样的规程，在弗里施的时代，被他写进了他巨著的附录。这部书总共有十三卷，他把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都奉献给了它。在其中，他以近乎疯狂的细致给德国本地的三百种昆虫编了目。在最后一卷里，他还讲到了蟋蟀的整个生命周期，从蛹的状态到雄虫求偶的歌声，一种高亢刺耳的尖叫，极像婴儿的哭声。弗里施还描述了它的交配机制和雌虫排卵的过程，那些卵的颜色和让他富起来的那种颜料惊人地相似，而后者刚一开卖，就已经被全欧洲的艺术家用了起来。

用它完成的第一幅名作是彼得·范·德·韦尔夫于一七〇九年创作的《基督下葬》。在这幅画里，天空中的云将地平线遮蔽了，而掩着圣母脸孔的面纱泛着蓝莹莹的光，映出了围在弥赛亚遗体旁的使徒们的哀伤，基督裸露的身体苍白无比，竟把亲吻他手背的妇人的脸都给照亮了，她仍跪在那里，似乎想用嘴唇烙上他被铁钉拉开的伤口。

铁、金、银、铜、锡、铅、磷、砷：十八世纪初的人类所知道的单质也就这么一小把。化学还没有从炼金术中分隔出来，而那一系列有着神秘名称的化合物，辉铋、矾、辰砂和汞合金等，就像培养液，孕育着各种幸福而始料未及的意外。就好比普鲁士蓝，要不是在颜料坊供职的那位年轻的炼金术士，就不会有它。约翰·康拉德·迪佩尔，自称虔信派神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医生，而骂他的人呢，都仅仅当他是个骗子。他出生在弗兰肯斯坦的那座小城堡里，位于德国西部，距离达姆施塔特不远，他打小就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只要谁跟他待一起久了，就会被他给绕迷糊。他超人的说服力使他得以诱惑同时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瑞典神秘主义者伊曼纽·史威登堡，后者在最开始时曾是他最热心的弟子，后来却成了他的死敌。据史威登堡称，迪佩尔有种天赋，可以叫人背离信仰，继而夺走他所有的智慧与善良，让他“在一连串的谵妄中弃绝它们”。而在史威登堡最激昂的一篇檄文中，他更是把迪佩尔直接比作了撒旦本人：“他是最邪恶的魔鬼，不仅不受任何原则的约束，而且总体来说，还反对一切的原则。”可他的批评没有对迪佩尔造成任何影响，后者在因异端思想和行为坐过七年牢后，已经对丑闻免疫了。刑满释放的他已经彻底放弃了所谓“人性”的虚荣：他在活体和死体动物身上进行着不可名状的实验，尤其热衷于解剖它们。其本来的目的是作为移植灵魂的第一人被载入史册，而最终让他成为传奇的却是他在拿那些遗体开刀时极端残忍的做法和扭曲的快乐。在他《肉身的病症与解药》一书中——在莱顿出版，用的是假名，克里斯蒂安努斯·德谟克里特——他自称发现了长生不老药，液体版的哲人石，可以治疗任何病痛，谁喝了谁就能不死。他想拿配方去交换弗兰肯斯坦城堡的地契，而那汤药唯一的作用仅仅是杀虫和驱虫：它是用腐败的血、骨头、鹿角、牛角和牛蹄混在一起制成的，所以臭得无与伦比。可正是因为它的这个特质，这种很像沥青的黏液才会在几个世纪之后被德军所使用，“二战”中，为了延缓巴顿将军部队的行进——他的坦克一直都在沙漠中追击他们——他们把它当成一种非致命的化学试剂（因而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倒进了北非的水井。迪佩尔的灵药的成分之一最终产出的蓝色不仅装饰了梵高的《星夜》和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也装点着普鲁士步兵的制服，仿佛在这种颜色的化学结构中包含着什么，将那位炼金术士的暴力、阴暗和污秽都继承了下来，再度唤醒。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里，迪佩尔肢解着活生生的动物，用它们的部件拼成了狰狞的奇美拉，试图用电击复活它们。而正是这些怪物激发了玛丽·雪莱的灵感，让她写下了她的名作《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在书中，她曾发出过这样的警告，科学的盲目发展将是所有人类技艺中最可怕的。

发现了氰化物的那位科学家亲身经历了这种危险：一七八二年，卡尔·威尔海姆·舍勒用一把沾有硫酸残留物的勺子搅拌了一罐普鲁士蓝，从而创造了现代最重要的一种毒物。他把这种新化合物命名为“普鲁士酸”，并当即意识到了它极强的活性所赋予它的巨大潜力。可他没能想到的是，在他过世的两百年后，到了二十世纪，它竟会在工业、医疗和化学领域拥有这么多的应用，以至于每个月都要生产这么多的足以毒死这颗行星上所有人的氰化物。舍勒是个被人无端遗忘了的天才，终其一生都被灾星所追逐：尽管他是发现了最多种自然元素的化学家（九种，包括氧，他称之为“火气”），他也得跟天赋比他低得多的科学家分享每一项发现的功劳，只因他们公布得更早。舍勒的出版商花了五年多的时间才把他用爱、用极端的严谨写就的著作出版出来，为此，这个瑞典人有好几次都是亲自闻过，甚至品尝过他在实验室里变出的那些新物质。虽说他很幸运地，没有对他的“普鲁士酸”做过这个——不出几秒他就会死的——但这个坏习惯仍然在他四十三岁的时候夺去了他的生命。去世时，他肝脏碎裂，从头到脚长满了脓性的水泡，因关节积水而动弹不得。这正是同时代千千万万欧洲儿童的症状，他们的玩具和糖果是用舍勒生产的一种色素染的色，是含砷的，而他完全不了解它的毒性。那种翠绿是如此耀眼、如此诱人，还成为拿破仑的最爱。

朗伍德别墅的卧室和浴室，其墙纸上都覆盖着舍勒的绿色。这阴暗潮湿、蛛鼠成灾的府邸，便是皇帝被困于英国人之手、在圣赫勒拿岛上被囚禁了六年的地方。装点他房间的油漆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去世的两百年后，人们在他头发的样本里检出了高含量的砷。或许正是这种毒素引发了他的癌症，在他胃里蛀出了一个网球大小的洞。在这位皇帝生命的最后几周，病魔在他体内摧枯拉朽，当年他的军队在夷平欧洲时也是同样迅速：他的皮肤呈现出了尸体般的灰色，无光的眼球陷在眼窝里，稀疏的胡子上沾满了呕吐物的残留。他手臂上的肌肉都消失了，腿上布满痂块，仿佛那些记忆一下子都回来了——他戎马生涯的每一道伤痕和每一处创口。然而，在岛上过着流放的苦日子的还不止他一个，和他一起被禁闭在朗伍德别墅的仆人里也有不少可以为此作证：他时常胃痛和腹泻，手脚肿得可怕，且一直都在口渴，喝什么都没用。而这些仆人里也死了好几个，症状跟他们服侍的对象大抵都相同，可哪怕是这样，也没能阻止那些医生、园丁和其他工作人员争抢着故去的皇帝的床单，把它扯成了条条，尽管它染着血，沾着屎尿，且必然沾染着让他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毒物。

如果说，砷像耐心的刺客，会潜入你身体里最深层的组织，在那儿蓄力多年，那氰化物就是强盗，它会直接叫你断气。足够浓度的氰化物会突然刺激颈动脉体的化学感受器，触发一种反射，名副其实地“切断”你的呼吸。医学文献把它称作“一声可以听见的喘息声”，接踵而至的就是心动过速、呼吸暂停、抽搐和心血管衰竭。其起效之迅速，让它成了许多刺客的最爱。就比如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仇敌们，他们欲将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位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从邪术中解救出来，就把掺着氰化物的花色小蛋糕端给了这位教士。但由于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拉斯普京对此免疫了，于是为了杀掉他，他们不得不在他胸口上开了三枪，又照头补了一枪，绑上铁链，投进了冰冷的涅瓦河。诚不想，毒杀失败反而抬高了这位狂僧的名声，也强化了沙皇皇后和她四个女儿对他身体的虔诚：她们派出了最忠实的仆人，把它从冰水里又捞了出来，放到了一个林中祭坛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寒冷都把它完好地封存着，直到有一天，当局终于把它烧了，用那个唯一可以让它彻底消失的办法。

被氰化物所引诱的还不仅仅是杀人犯和刺客。在因同性恋而被英国政府处以化学阉割，继而长出乳房之后，计算机之父、数学天才阿兰·图灵咬下了一口注射了氰化物的苹果。传说此举是在模仿他最喜欢的电影、《白雪公主》中的一幕，他在工作时也时常会自顾自地唱出其中的对句——把苹果浸上毒/让沉睡之死渗入。可那个苹果却从没有被检验过，以证实他自杀的假说（虽然苹果核里确实包含着一种物质，可以自然释出氰化物；只要半碗的量就可以杀人）。也有人相信，他是被英国特工害死的，尽管在“二战”中，是他带头破译了德国人通讯用的密码，对盟军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的一个传记作者称，他之所以死因存疑（他的家庭实验室里有个装氰化物的瓶子，床头柜上的条子里则很详细地写着他第二天要买什么），都是他自己给安排的，都是为了让他母亲相信，这只是场意外，从而为她卸掉他自杀的包袱。这或许是他的最后一个怪异举动了，他历来都是用自己独特的目光看待生活中那些奇形怪状的事。就比如，他讨厌办公室同事擅用他最喜欢的杯子，就把它绑到了暖气片上，还加了把挂锁，直到今天它还挂在那儿。一九四〇年，当所有英国人听说德国人即将入侵时，他花全部积蓄买了两块巨大的银锭，埋到了他工作地附近的森林里。他精心绘制了一张地图，还设计了一套密码，用来标记银锭的位置。可他藏得太好了，以至于战后，他连金属探测器都用上了，也没有找到它们。在空闲时，他喜欢玩“荒岛”——一个尽可能自己为自己做各种家用物品的游戏：他制作了自己的洗涤剂和肥皂，他自制的杀虫剂强大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把邻居的花园都给毁了。战争期间，为了去位于布莱切利园的密码破译中心，他会骑上一辆链条坏损的自行车，他坚持不修它。坚决不去修车店的同时，他会计算那根链条转几圈会掉下来，一到快要掉下来的时候，就先跳下车来。到了春天，花粉过敏叫他忍不住了的时候，他选择戴上防毒面具（战争开始的时候，英政府给每人都发了一个），见他经过的人都十分恐慌，以为毒气袭击就在眼前。

德国人会对这个岛国实施毒气袭击这件事似乎是无可避免的。英政府的一名顾问相信，如果真的发生这样性质的攻击，第一周的死亡人数就会超过二十五万人，因此，连新生儿都收到了特别为他们设计的面具。而学龄儿童用的则是被称为米老鼠的那个型号，一个可笑的别名，为的是消除他们的恐惧，毕竟他们一听见拨浪鼓的声音，就得把胶皮带绑到头上，呼吸着罩住他们面部的生橡胶的臭气，同时还得遵循着战争部的指示：

毒气弹从未降临英国，而孩子们都学会了从面罩里往外吹气，听起来就像连环屁。然而，在“一战”的壕沟中经历过沙林毒气、芥子气和氯气攻击的士兵们，他们恐怖的遭遇已经渗入了这整一代人的潜意识。要知道这一史上最初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了怎样的恐惧，“二战”中没有一个国家用它就是最好的证明。美国人是有巨量的毒气储备的，随时可以动用，而英国人在遥远的苏格兰群岛上用成群的绵羊和山羊试验过炭疽。即便是希特勒，他在灭绝营里用起毒气时是丝毫没有顾忌的，也拒绝在战场上使用它，尽管科学家们为他制造了近七千吨的沙林毒气，足以杀死三十个像巴黎这样规模的城市的居民。但元首了解毒气，他在战壕里见识过，当时的他还只是个普通士兵，毒气所带来的痛苦，他也有所体验。

历史上的第一次毒气攻击将驻守在比利时小城伊普尔附近的法军杀得片甲不留。那是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一个星期四的早上，士兵们醒来时，见一大团绿幽幽的云从无人区朝他们爬将过来。它大概有两人高，浓得有如冬雾，从地平线的一端延展到另一端，长度整整六千米。它所到之处，树叶都枯萎了，飞鸟从天上落下来死了，草地被染成了病态的金属色。一股类似菠萝和漂白剂的味道搔挠着士兵们的喉咙，毒气与他们的肺黏膜发生着反应，盐酸生成了。随着那团云雾沤进了壕沟，成百上千人抽搐着倒下，被自己的黏痰堵住了呼吸。他们的嘴里冒着黄色的黏液，皮肤因缺氧而泛出了蓝色。“预报相当准。天气太好了，阳光明媚，有草的地方都闪着绿光。我们真该去野餐，而不是做我们计划做的那件事。”威利·西伯特这样写道。那天早上，他作为德军士兵之一，和战友们一起，把那六千罐氯气倾倒在了伊普尔的大地上。“突然，我们就听到了法国人的喊声。不到一分钟，步枪和机枪就都扫射了起来，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猛烈的齐射。法国人的每一门炮、每把步枪、每挺机枪都应该在开火。我从没听过这么响的声音。不可思议的子弹雨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却止不住毒气。风仍旧在把它推向法国人的防线。我们听到了牛叫、马嘶，法国人还在射击，他们一定看不见自己在射什么。大概过了十五分钟的样子吧，枪炮声开始平息了，半小时后，就只有零星的几发了。一切重归平静。又过了一阵，气体散了，我们才跨过空毒气瓶往前走去。我们见到的是彻彻底底的死亡。什么都没有活下来。所有动物都倒在了洞外。兔子、鼹鼠、老鼠，死得到处都是。毒气的味道还弥漫在空气里，黏挂在所剩无几的灌木上。而当我们来到法军的战线时，战壕已经空了，但就在距此半英里的地方，法军尸体这儿一具那儿一具。太不可思议了。然后我们还看见几个英国人。只见他们挠着脸，撕扯着喉咙，只想重新呼吸。还有人开枪自杀。那些还在马厩里的马啊、牛啊、鸡啊，什么都死了。什么都死了，连虫子都是。”

筹划了伊普尔的这场毒气袭击的正是这种新战法的创造者，化学家弗里茨·哈伯。拥有犹太血统的他是个真正的天才，可能也是这个战场上唯一能弄懂那复杂的分子反应的人。在伊普尔死去的那一千五百名士兵，他们的皮肤为什么变成了黑色，只有他才能说清。此次任务的成功让他荣升上尉，成了战争部化学处的负责人，也为他赢得了和德皇威廉二世共进晚餐的机会。可当他回到柏林时，却遭到了来自他妻子的质问。克拉拉·伊莫瓦尔——在德国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女性，她不仅在实验室里见到过毒气在动物身上产生的效果，还差点失去了她的丈夫。一次野外试验中，风向突然改变，毒气直朝哈伯所在的山丘冲了过去，当时的他还在马上指挥着他的部队。他奇迹获救了，他的一名助手则没有能够逃过那团毒云。克拉拉眼看他倒毙在地，扭拧着，像有一群饿坏了的蚂蚁入侵了他的身体。哈伯从伊普尔的屠杀中得胜归来时，克拉拉指责他败坏了科学，创造出了一种以工业规模灭绝人类的方法，但弗里茨全然没有理会：在他看来，战争就是战争，死亡就是死亡，管它是用什么方式造成的呢。他用他两天的假期请了所有朋友来聚会，一直欢庆到黎明。临近结束时，他的妻子下到了花园里，脱了鞋子，用他的军用左轮朝胸口开了枪。她因失血过多死在了她十三岁儿子的怀里，后者听到枪声便下了楼。而仍处震惊之中的弗里茨·哈伯，第二天就不得不赶往东线，监督又一次毒气的袭击。在战争余下的那段时间里，他仍在不断研究更有效的施放毒气的方法，同时被他妻子的鬼魂所困扰。“真还挺好的，每隔几天就要到前线去一次，看子弹飞过来飞过去。在那儿，唯一重要的就是当下，而唯一的职责就是在战壕里尽我所能。但随后，我会回到指挥部，和电话绑在一起，那个可怜的女人对我说过的话就会回荡在我心里，而我一疲劳，电文中就会浮现出她的脸，叫我难过、痛苦。”

一九一八年停战后，弗里茨·哈伯被列为战犯，尽管盟军自己对毒气的热衷丝毫不亚于轴心国。为此，他不得不逃出德国，在瑞士避难，并在那里收到了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他在战前不久的一项发现不仅为他赢得了这个荣誉，也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

一九〇七年时，哈伯率先将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主要的营养物质之一，氮，从空气中直接提取了出来。这样一来，他在一夜之间解决了从二十世纪初就存在，且可能引发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饥荒的肥料短缺问题。要不是哈伯，直到当时还在用鸟粪、硝石等天然物质给作物施肥的数以亿计的人都可能因为缺少食物而死去。先前几个世纪里，在欧洲人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的驱使下，一伙伙的英国人远赴埃及，掠夺古代法老们的陵墓，为的不是黄金、珠宝和古董，而是奴隶们骨头中的氮气：尼罗河的王都有成千上万的奴隶陪葬，以便在死后继续得到他们的伺候。此前，英国的盗墓者们已经耗尽了欧洲大陆的储备，掘出了三百多万具尸骸，其中就包括在奥斯特里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中丧生的士兵和战马的总共几十万具骨骼。它们被运到了英国北部的赫尔港，用约克郡的碎骨机磨成粉末，作为肥料撒进了阿尔比恩的绿野。而在大西洋彼岸，贫穷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把他们在北美大草原上屠杀的三千多万头野牛的头骨一一捡了起来，卖给了北达科他州的骨头公会。公会把它们堆成了个教堂那么大的骨堆，然后送到厂里去研磨，制成肥料和“骨黑”——当时能找到的最深的颜料。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卡尔·博施将哈伯在实验室里所实现的一切转化为了工业流程，从而能在一个像小城市那么大的工厂里，通过五万多名工人的操作，产出成百上千吨的氮气。哈伯—博施法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化学发现：可利用的氮气翻了一番，使世界人口得到了爆炸式的增长，不到一百年，就从十六亿增加到了七十亿。如今，我们体内将近百分之五十的氮原子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而世界人口的一半多都仰赖于用哈伯的发明施过肥的食料。正如当时报纸上所说的，没有这个“从空气中提取面包的人”，可能就没有我们的现代世界了，尽管他这项神奇的发现最直接的用途不是喂饱饥饿的人们，而是为战争提供所需的原材料，使得德国可以在被英国舰队切断了来自智利的硝石供给后，仍有能力在“一战”中继续生产火药和炸药。而有了哈伯的氮气，欧洲国家间的冲突又拖长了两年，两边的伤亡人数也增加了几百万。

因战争延长而遭罪的人里就有个士官生，时年二十五岁。他真正想做的是艺术家，因而千方百计地逃避过兵役，直至一九一四年，警察来到慕尼黑施莱丝海姆街三十四号，把他揪了出来。面对坐牢的威胁，他去萨尔茨堡参加了体检，却被宣布为“不合格，体格过弱，无法携带武器”。而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成千上万人抑制不住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热情，都自愿报名参军了，我们这位年轻画师的态度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给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三世写了封亲笔信，请求作为奥地利人在军中服役。许可第二天就到了。

被李斯特团的战友们亲切地称为阿迪的这个男人直接被送上了战场，而这场战斗，德国人后来叫它伊普尔“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因为在短短的二十天内，就有四万名新入伍的年轻人死亡。一个连队的二百五十个人里，只有四十个活了下来，阿迪就是其中之一。他收获了铁十字勋章，被升为下士，做了指挥部的传令兵。因此，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他和前线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每天就是看看政治书，和他收养的一只猎狐玩玩，他叫它小狐狸。死寂的战争时光里，他画着蓝色的水彩画，给宠物和军营生活画着素描。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正当他百无聊赖地等待着新命令时，英国人投放的芥子气让他瞬间失去了视力。战争的最后几周，他是在波美拉尼亚的帕瑟瓦尔克小镇里的一家医院度过的，只觉得眼睛变成了两块烧红的木炭。而当他听到德国战败、威廉二世签署退位诏书的消息时，他再度失明了，但这次失明和毒气造成的那次又是如此不同：“我眼前一片漆黑，我是踉踉跄跄摸索着回的屋，我一下扑到床铺上，把烧灼着的头颅埋进了枕头。”多年后，在兰茨贝格的一间牢房里，他是这样回忆的，他因领导了一次失败的政变而被指控为叛国。他在那里待了九个月，被仇恨所吞噬，为战胜国强加给他国家的接管条款以及将军们的懦弱而感到屈辱：他们选择了投降，而不愿战斗到只剩一个人。在狱中，他规划着他的复仇：他写了本关于他如何奋斗的书，并详细描绘了一个让德国屹立于所有国家之上的计划——如有必要，他准备亲手实现它。“一战”与“二战”之间，阿迪攀升到了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顶峰，而在他高喊着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口号并被加冕为德国元首的同时，弗里茨·哈伯也在努力收复他祖国失去的荣光。

由于氮气的成功，哈伯信心爆棚，开始着手重建魏玛共和国，并计划出资，将扼杀德国经济的战争赔款尽早还清。为此，他想出了一个有如奇迹的方法，和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同样神奇：从海浪中收获黄金。为避免怀疑，他用假证跑东跑西，从世界不同的海域收集了五千份水样，还包括南北极的冰块。他坚信自己可以采收溶解在海洋中的金子，可辛苦工作数年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原本的计算把这种贵金属的含量错估了好几个量级。最后，他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在德国，他仍是威廉皇帝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研究所的所长，他在工作中寻找着庇护。而在他周围，反犹主义已经愈演愈烈。暂时被保护在学术绿洲中的哈伯和他的团队制作出了多种新的物质，其中之一是用氰化物制成的一种气体杀虫剂，其效果之强大，为它赢得了“齐克隆”的名号，亦即德语中的“飓风”。这种化合物的非凡功效让首次使用它的昆虫学家们都惊呆了。在尝试用它给汉堡—纽约航线的一艘班船除虱后，他们直接写了封信给哈伯，夸赞它“在除虫过程中极致的优雅”。由此，哈伯创立了全国虫害防治委员会，组织了对海军潜艇上的臭虫和跳蚤，以及陆军军营中的老鼠与蟑螂的灭杀。而他战斗的对象还包括名副其实的一支夜蛾军团，后者袭击了政府囤积在全国各地筒仓中的面粉。哈伯在向他的上级报告时，把它描述为了“一场足以载入圣经的灾难，已经威胁到了德国人的福祉和生存空间”，却不知，他报告的对象已经对所有和他一样拥有犹太血统的人们实施起了迫害。

弗里茨在二十五岁时就皈依了基督教，他认同他的国家和习俗，以至于他的孩子们直到他告诉他们说必须逃出德国时，才知道他们的祖先。哈伯是在他们之后走的，到英国申请了避难，却被当地同行们狠喷了一把：他在化学战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太了解了。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这个岛国。此后，他从一个国家逃亡到另一个国家，希望能抵达巴勒斯坦，胸口被疼痛紧压着，因为他的血管已经无力向心脏输送足够的血液了。他是一九三四年死的，死在了巴塞尔，去世时手里还攥着扩张冠状动脉用的一瓶硝化甘油。他完全不知道，仅仅几年之后，他帮忙创造的那种杀虫剂会被纳粹用在毒气室里，从而杀掉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的妹夫和外甥，以及其他那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蜷缩着身子，肌肉僵硬，皮肤上是红色和绿色的斑块，他们的耳朵在流血，口吐白沫，年轻人把孩子和老人都压在了身下，他们在赤裸的尸堆上攀爬着，只想多呼吸几分钟或几秒，因为齐克隆B在从房顶的开口倒下来之后，是会积聚在地面附近的。随后，一待风扇把氰化物的雾气吹散，这些尸体就会被拖到几个巨大的炉子里去焚烧。他们的骨灰会被埋进万人坑，倒进河里、池塘里，或是撒在附近的田地里当作肥料。

在弗里茨·哈伯去世时随身带着的少数几样东西里，人们发现了一封他写给妻子的信。在信中他坦言，他感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内疚，但并不是因为他在这么多人的死亡中直接或间接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是说，他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做法改变了地球的自然平衡，他担心世界的未来将不再属于人类，而是属于植物，因为，只要世界人口缩减到前现代的水平，哪怕只有几十年，这些植物就会刹不住地疯长，借着人类遗留给它们的过剩的养分，到那时，它们就会在地球表面蔓延开来，直到将它彻底填满，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淹死在一片可怕的绿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