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埃利奥特邀我去“帕尔默之家”与马图林父子共进午餐。只有我们四人。亨利·马图林也是大块头，几乎与儿子相当，脸面红润，下巴厚实，也长着短钝而咄咄逼人的鼻子，但他的眼睛比儿子的要小，也不像他那样湛蓝，但非常非常犀利。尽管他至多五十一二，但看上去却要老十岁，头发日益稀疏且已一片雪白。他给人第一眼的感觉并不如意，好像这么多年来他都只顾着自己的业务。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冷酷、聪明、富于才干的人，只要是生意上的事那绝不会心慈手软。起初他谈话很少，我感到他在试探我，而且我觉得埃利奥特在他眼里根本就是个笑料。格雷温文尔雅，几乎一言不发，若非埃利奥特以其娴熟的社交技巧轻松驾驭着谈话，那场面或许就很难堪了。我猜他一定和中西部的商人打过很多交道，忽悠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此时马图林先生开始放松了下来，片言只语间也显示出他比看上去还要睿智，甚至不乏少许干涩的幽默感。话题很快转向了股市。我毫不意外地发现埃利奥特同样深谙此道，我很清楚虽然他总是夸夸其谈，可的确样样门槛都精得很。也就是在此时马图林先生说道：

“今天早晨我收到格雷的朋友拉里·达雷尔的一封信。”

“你没告诉我嘛，爸爸。”格雷说。

马图林先生转向我。

“你认识拉里的，对吧？”我点点头。“格雷劝我让他入我这行。他们是好朋友。格雷对他推崇备至。”

“他在信里说了什么，爸爸？”

“他感谢了我，说他明白这对于年轻人而言是绝好的机会。他仔细思考过了，得出的结论是他会令我失望的，想来还是不接受的好。”

“他这样太愚蠢了。”埃利奥特说。

“是啊。”马图林先生说。

“太遗憾了，爸爸，”格雷说，“如果我们能一起共事该多好。”

“你可以牵马到河边，可是没法硬让马饮水。”

马图林先生说这番话时看着儿子，犀利的目光也柔和起来。我意识到这个商场上的强人还是有自己的另一面，他疼爱着这庞然大物般的儿子。他又转向我。

“你知道不，这孩子星期天在我们的场地上两次打出了低于标准杆，分别以七杆和六杆赢了我。恨不得用我的九号铁头杆把他脑袋敲碎哩。想想还是我教他打高尔夫的呢。”

他的自豪溢于言表。我开始喜欢他了。

“是我运气太好了，爸爸。”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球打出沙坑就落在离球洞六英寸的地方，这是运气吗？打偏了一英尺就会误差三十五码。我想让他参加明年的业余锦标赛。”

“我可腾不出时间来啊。”

“我是你老板，没错吧？”

“我能不知道吗！迟来办公室一分钟瞧你火冒三丈的样子。”

马图林先生笑出了声。

“他一心要把我弄成个暴君的模样，”他对我说，“别信他。我就代表了我的公司，我的合伙人实在不行，而我对这份产业非常自豪。我让自己的孩子从基层做起，期望他像所有我雇的年轻人一样努力向上，这样有朝一日他接班时就胸有成竹了。责任重大啊，像我做的这种生意。我照管着客户的投资，有的在我这儿已经有三十年了，对我非常信任。说句心里话，我宁愿赔上自己的钱也不能让他们遭受损失。”

格雷笑起来。

“前些日子一个老姑娘过来想做笔一千美元的投资，是她的牧师推荐的一个不靠谱的项目。她坚持要做，他却把人家冲得老远，她走的时候还抽抽搭搭的呢。接着他还打电话给牧师，把对方也骂了一通。”

“人们总是对我们这些经纪人说三道四，可这圈子里也是鱼龙混杂的。我不想让人做赔本买卖，想让他们赚钱，可是大多数人啊，你看他们的操作，你会觉得他们毕生的目标就是赔光每一分钱。”

“嗯，你觉得这个人怎样？”埃利奥特问我，此时马图林父子已经回了公司，我们也走了。

“我一向喜欢接触不同类型的新人群。我觉得他们的父子亲情还是挺令人感动的。这在英国可未必很常见。”

“他很疼爱儿子。他是个奇怪的混合体。他说的客户的事儿都是真的。他手上有好几百个大妈、退伍军人和牧师，得照管好这些人的积蓄。我觉得他们的麻烦比价值更多，可是他们的信赖让他感到很骄傲。不过他在做大手笔，在跟敌对大鳄打商战时，没有人比他更强硬、下手更无情。那个时候他可绝不留情面。他要的那磅肉[那磅肉（pound of flesh），指合法但有悖情理的要求，典出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一丝儿都不能少，谁也阻止不了他。如果和他作对，那他不但要干掉你，还要干得不亦乐乎。”

一回家埃利奥特便告诉布拉德利夫人，拉里回绝了亨利·马图林的聘用。伊莎贝尔此前一直在和闺密们吃午饭，她进来时家里人仍在议论。他们告诉了她。从埃利奥特对接下来的谈话的转述中可以推测，他是相当雄辩有力的。尽管他自己十年来无所事事，而以前为他敛了大财的营生也根本谈不上艰苦卓绝，但他极力主张，对于人类的成功之道，勤勉工作是根本。拉里完全是出身布衣之家的年轻人，没有显耀的门庭，因而也没有理由不遵循本国的优良传统。对于埃利奥特这样富于远见卓识的人而言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国正进入空前的盛世。拉里已有机会站在起跑线上了，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到四十岁时或能有数倍于百万富翁的财富了。那时如果想急流勇退，生活得更体面些，比方说搬到巴黎的杜波依斯大街的公寓里，同时在都兰再拥有一座château[法语: 别墅、府邸。]，他（埃利奥特）对此就无可厚非了。可是路易莎·布拉德利说得更干脆且无可争辩。

“如果他爱你，他就应该准备好为了你去工作。”

我不知道伊莎贝尔当时是怎么应对的，但她很明智地看出来，长辈们言之在理。周围熟识的少年人都在为某种事业学习着，有的已经在职场忙开了。拉里不能指望一辈子都躺在空军时代的功劳簿上。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很厌倦，只求尽快淡忘。最终的讨论结果是伊莎贝尔同意就此事与拉里彻底谈一次。布拉德利夫人建议伊莎贝尔让他开车送她去马文。她订购了客厅的新窗帘，但是量错了，所以她要伊莎贝尔再去量一次。

“鲍勃·纳尔逊会招待你们中饭的。”她说。

“我有个更好的想法，”埃利奥特说，“给他们准备个餐篮，就在门廊吃，吃完可以谈心。”

“很有意思。”伊莎贝尔说。

“舒舒服服地吃着野餐式的午饭，没几件事情比这更惬意了，”埃利奥特用过来人的口气补充道，“想当初年迈的于泽思公爵夫人对我说，再顽固的汉子也禁不住这样的诱惑。给他们准备些什么作午餐呢？”

“包蛋鸡肉三明治。”

“瞎说。没有paté de foie gras[法语: 鹅肝酱。]还能叫野餐么。你得先用咖喱大虾作为开胃菜，佐以鸡胸脯肉冻，还有生菜心沙拉，这个我可以亲自来调味。吃过鹅肝酱后，要是喜欢的话，作为对美国习俗的让步，还可以来一道苹果馅饼。”

“我就准备包蛋鸡肉三明治，埃利奥特。”布拉德利夫人说得很坚决。

“那记着我的话吧，这样不行的，到时候只能怪你自己的。”

“拉里吃得很少，埃利奥特叔叔，”伊莎贝尔说，“而且我相信吃了什么他也不会注意到。”

“我希望你不会觉得那是个亮点吧，我可怜的丫头。”她叔叔回敬道。

可是布拉德利夫人说了吃什么，他们只得吃什么。之后埃利奥特告诉我此次马文之行的结果时，他很法式地耸耸肩。

“我说行不通的。我恳求路易莎加一瓶‘蒙夏锡’，那还是开战前我寄给她的，但她就是不听。他们只带了一瓶热咖啡。你还能指望什么？”

那天路易莎·布拉德利和埃利奥特坐在客厅里，忽闻汽车停在门口的声音，伊莎贝尔走了进来。天色刚暗下来，窗帘已拉上了。埃利奥特懒洋洋地坐在炉边的扶手椅上读小说，布拉德利夫人正在织一张挂毯准备作为炉挡。伊莎贝尔没进客厅直接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埃利奥特从眼镜上方看了看姐姐。

“我估计她是去放帽子的，一会儿就会下来。”她说。

可是伊莎贝尔没有来。好几分钟过去了。

“也许是累了，她可能躺下了。”

“你难道原本就没有指望拉里会来？”

“别让我动气，埃利奥特。”

“好哦，你的事，与我无关。”

他又把头埋到书里。布拉德利夫人继续她的针线活儿。可是半小时后她霍地站起。

“我觉得也许要上楼看看她是不是好好的，假如她在休息我也就不便打扰了。”

她出了房间，但没过多久就下楼回来了。

“她在哭。拉里要去巴黎了，要走两年。她答应等他。”

“为什么要去巴黎？”

“我问了也没用，埃利奥特。我不知道。她什么也不会讲的。她说她能理解，不会从中阻挠的。我对她说，‘如果他打算离开你两年，那不可能爱你有多深。’她说，‘我也无能为力，关键是我爱他很深。’我问，‘即使是在今天的事情之后？’她说，‘今天的事让我前所未有地爱他，他也爱我，妈妈。我很肯定。’”

埃利奥特思索了片刻。

“那两年之后呢？”

“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埃利奥特。”

“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糟糕吗？”

“糟透了。”

“唯一可以说的，就是他俩都还很年轻。再等两年倒也没什么问题，而这期间会发生很多事。”

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最好还是让伊莎贝尔静一静。他们准备晚上出去吃饭。

“我不想惹她难过，”布拉德利夫人说，“旁人只会奇怪她的眼睛怎么肿了。”

可到了第二天午饭后，布拉德利夫人又老话重提。家里只有她俩，但她什么也没从伊莎贝尔嘴里套到。

“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其他没什么好讲了，妈妈。”她说。

“可是他想在巴黎干什么？”

伊莎贝尔笑了，因为她知道她的回答在母亲看来会是多么荒诞不经。

“闲逛。”

“闲逛？你究竟什么意思？”

“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说真的我没耐心和你这么耗着。如果你神志还正常的话就该当场解除婚约。他就是在耍弄你。”

伊莎贝尔看了看左手上的戒指。

“我能怎样呢？我爱他。”

此时埃利奥特以他那人人皆知的老练加入了谈话。“我不是作为她的舅舅去劝的，老弟，而是作为精通世故的过来人，跟一个不谙世事的丫头谈。”然而他也比她母亲好不了多少。我得出的印象是，她很委婉但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别管闲事。埃利奥特是后来白天在我住的布莱克斯通的小屋里告诉我的。

“路易莎说的当然没错，”他补充道，“太糟了，可是碰到这种事也没什么奇怪，年轻人自顾自谈婚论嫁，以为互相爱慕就是最好的婚配基础。我对路易莎说过了，让她别担心。我觉得事情会比她预料的要好。拉里远在天边，年轻的格雷·马图林却近在眼前，嗯，假如我还算了解我这些同胞的话，那么结局是清楚的。在十八岁这个年纪，感情会冲动得要命，但长不了的。”

“你真是很懂人情世故的，埃利奥特。”我微笑道。

“我可没白读拉罗什福科[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1613—1680 ），法国思想家。]。你是了解芝加哥的；他们会时常碰面的。有这么个对自己死心塌地的人，姑娘家心里是很受用的，等她明白了周围的闺密没有不想嫁他的——那我就要问你了，人的天性能抵挡得住力压群芳的诱惑吗？我的意思是，好比你要参加的酒会闷得要死，唯一能吃的就是柠檬水和饼干；但是你还得去，因为你最好的朋友们都削尖了脑袋想去却得不到邀请。”

“拉里什么时候走？”

“我不知道。我想还没决定吧。”

埃利奥特从衣袋里取出一只狭长的金质镶铂烟盒，夹了一支埃及香烟。法蒂玛、切斯特菲尔德、骆驼或是好彩这些牌子，都是他看不上的。“我当然不会存心跟路易莎说，但我不妨告诉你，其实我心底里挺同情这个年轻人。我明白他在战争期间见识过巴黎，很难责怪他被这座世上唯一可供体面人居住的城市所俘获。他还年轻，毫无疑问他想在成家立业之前先浪荡个够。这很自然也无可厚非。我会为他留份神儿，并为他引见该见的人。他温文尔雅，加上我的一两句话他会很出彩。我可以保证让他领略没几个美国人有机会见识的法国生活。相信我，亲爱的朋友，普通美国人上天堂都比上一回圣日耳曼大街更容易。他才二十岁，风华正茂。我能为他牵手一位年长些的女子，帮助他打造形象。我一向认为，年轻人要想成熟得快，最好找个成熟的女人谈恋爱，当然假如她是那种我眼里的femme du monde[法语: 都市名媛。]，你懂的，那么他马上就能在巴黎占上一席之地。”

“你和布拉德利夫人谈过这些了吗？”我笑问。

埃利奥特也轻声笑起来。

“我的好老弟，假如我还有什么引以为荣的，那就是我的处世之道了。我没有告诉她。她不会理解的，我可怜的姐姐。这也是我怎么也弄不懂路易莎的一点；她在外交界也待了半辈子了，全世界的首都也住过一半了，还是这么无可救药的美国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