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中弥漫着蓝花楹的香气。当我在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访客大门处等候时，那些闪闪发亮的航天器海报让我赞叹不已。看着汽车里的人们在“欢迎来到我们的宇宙”的标语下向门卫出示工作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这样的好运。就在前一天，我收到了我的一位教授的邀请。他邀请我到帕萨迪纳来，加入他和我的两个同学的团队中。他们已经在任务控制中心驻扎了数周的时间，从事“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漫游车的相关工作，这两辆火星漫游车已于2004年1月在火星着陆。教授问我是否愿意来喷气推进实验室待几天，看看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玛丽亚同意让我过去。我跑下五十四号楼的楼梯，兴奋得差点把自己绊倒。我踩着地上的积雪回到公寓，之后就急匆匆地赶去洛根机场乘飞机。我只带了一个背包，里面装着一件套头衫、几条牛仔裤和一个塞满了我研究生一年级课程——地球生物学、地质图像解析和复杂系统动力学——笔记的活页夹。

给我发出邀请的教授是约翰·格勒青格（John Grotzinger）[约翰·格勒青格现任加州理工学院的地质学弗莱彻·琼斯基金奖教授，并在NASA火星科学实验室任务中担任首席研究员。]，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沉积地质学家之一。在精心策划之下，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行星地质学，并且刚好赶上了对火星上沉积地形的第一次探索。他晒得有些黑，身材高挑，走起路来步子很大。当他检查一块块岩石时，他盯着石头看的样子就像一只猎鹿犬。他最喜欢去阿曼和纳米比亚的岩石丛中，追寻远古海洋的潮起潮落。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热爱地质学。他能够捡起任何一块古老的砂岩，并让它看起来充满了可能性。

他走进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证件办公室来见我时，看起来异常的凌乱。火星上的一天比地球上的一天稍长，所以科学研究团队需要努力将他们的生物钟调整到与火星而不是与地球同步。着陆点处的太阳落山后，火星漫游车会通过下行链路将完整的测量结果和行驶结束时到达的新位置的图像发送出去。根据这些数据，科学家们会在火星的夜晚里为火星漫游车规划接下来的行动。当太阳升起至火星漫游车上空时，一系列新指令会被首先发送到火星全球探勘者号或“火星奥德赛号” [NASA于2001年4月发射升空并于同年10月入轨的火星探测卫星，主要任务是寻找火山活动和水的迹象，同时也是一颗通信中继卫星。（译者注）]轨道飞行器上，再由轨道飞行器作为中继将收到的指令发送出去，最终指令会被火星漫游车的天线接收到。

格勒青格解释说，要与一个遥远的世界保持一样的节奏并非易事。火星的自转周期与地球相似，虽然依照“火星时间”生活意味着每天只需要多保持三十九分半的清醒状态，但是从他疲惫的样子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小小的时间差别却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每隔18天，原先火星上白天开始的时间就变成了夜晚开始的时间；而再过18天，夜晚开始的时间又变回了白天开始的时间。任务控制中心的节奏先是被慢慢地拖离地球，然后又被慢慢地拖回来，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时差反应。

我想，这是多么奇怪啊——几十年来这种时差反应在火星研究领域中甚至都算不上什么特殊的现象。现在我们不仅需要适应我们所处星球的自转，还要去适应另外一个星球的自转。格勒青格告诉我，附近的蒙特罗斯镇的一个钟表匠设计了一种每三十六秒钟慢一秒的机械表，这种表有助于团队中的一些成员保持工作节奏。勇气号和机遇号降落在火星上恰好相对的位置。当二百四十六号楼五层的工作人员开始进行机遇号的相关工作时，四层勇气号的相关工作刚好结束，所以当一个楼层的科学家拖着疲惫的身躯进入电梯离开时，另一个楼层则迎来了另一拨人。格勒青格说，最糟糕的是科学研究团队的一些成员需要定期在两个火星漫游车的工作之间切换，这就好像是在中国醒来。

当我们穿过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园区时，他给我介绍了任务的最新情况。这个任务被设计用来了解火星上的水文历史，探查火星上的岩石和土壤，以寻找能够证明火星过去可能温暖湿润的线索，并循着水的踪迹探寻生命。火星漫游车的大小和高尔夫球车差不多，两台火星漫游车完全相同，并且功能都比之前体积更小些的索杰纳号要强大得多。

在充气气囊的包裹下，两台火星漫游车在多次弹跳后停在了火星相对的两侧。勇气号先行着陆，机遇号则在三个星期之后着陆。勇气号着陆在古瑟夫撞击坑——这个撞击坑位于火星北部低地的边缘，面积与康涅狄格州差不多，火星上最大的渠道系统之一马丁谷从南部高地上蜿蜒着进入古瑟夫撞击坑。所有人都希望着陆点会是一个古老的陨石撞击湖遗址，从而能够证明火星表面曾存在巨大的开放水域，然而勇气号着陆的地方纯粹只是一片熔岩平原。这里是一片“玄武岩牢狱”[这个来自科学研究团队成员戴夫·德·马雷斯（Dave Des Marais）的绰号成了研究团队描述古瑟夫陨石坑着陆点的流行方式。]，被尘土和连续不断的横风拍打着。在地平线处，一些看起来可能有探寻价值的山丘矗立着，但是勇气号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移动到那里。

机遇号的情况则要好得多。它被送到了子午线高原上，那里是火星上最安全的着陆点之一。它的表面十分平整，以至于很多科学家担心那里没有什么值得探索的有趣的东西。尽管不如古瑟夫撞击坑那么有希望，但是那里看起来也有探寻到水的可能。火星全球探勘者号从其运行轨道上已经发现了像信标灯一样闪闪发亮的名为“灰色赤铁矿”的氧化铁矿物。这是铁锈的晶体形态[赤铁矿在颗粒较小的状态下呈现红色，在颗粒较大时则呈现灰色。轨道飞行器获取的红外光谱数据中的大颗粒灰色赤铁矿特征吸收光谱是决定让机遇号着陆于子午线高原的重要驱动力。]，表明火星表面可能曾经与水有过相互作用。不过，火山熔岩中的磁铁矿在没有水存在的条件下也能转变为赤铁矿，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有着十足把握的赌局，但事实证明，它太诱人了，让人无法抗拒。

滚动着掠过火星表面并最终停下来之后，机遇号开始像一片折纸一样展开。太阳能电池板翻开，高增益天线的桨叶向天空倾斜。在车轮咔嗒一声固定到位之前，导航摄像头已经开始拍摄黑白照片。

当第一张照片出现在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屏幕上时，团队爆发出了一阵喝彩声[对于包括这一时刻在内的“火星探测漫游者”任务，早期许多特殊时刻的描述都写在了史蒂夫·斯奎雷斯的第一手资料中。]。但是玛丽亚的朋友，负责两台火星漫游车的康奈尔大学地质学家史蒂夫·斯奎雷斯却没有办法搞清楚火星车当时的方位。当他看着那张照片时，他感觉完全迷失了方向。岩石在哪里？从克里斯平原和乌托邦平原，到阿瑞斯谷和古瑟夫撞击坑，之前拍摄的所有照片都显示火星表面布满了可供火星漫游车研究的岩石。火星漫游车传回地球的第一张照片是面向后方拍摄的，照片画质上呈现出一些颗粒感，但清晰度足以让人在均匀的深色土壤上分辨出气囊弹跳所留下的凹痕。这些凹痕是照片上唯一可辨认出的特征。或许那些对着陆点选择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对子午线高原的担心是正确的。

当由导航摄像头面向前方拍摄的第二张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时，史蒂夫迫不及待地盯着它。由于曝光不足，这张照片太暗了以至于无法辨认。当一位工程师调整照片的对比度使它能够看得更清晰时，房间变得异常安静。

突然间，突出于地表的火星基岩露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眼前是一面令人瞠目结舌的美丽的基岩壁。团队欢声雷动——笑声、欢呼声、哭声交织在一起，还有人兴奋得跳了起来。史蒂夫激动地宣布：“欢迎来到子午线高原，希望你能享受在这里的时光。”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火星基岩。当然，在火星上的其他着陆点也有岩石存在，但那些岩石可能来自任何地方。而这里的岩石就是在子午线高原上形成的，并且还是在水的作用下形成的。

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水底的沉积岩——换句话说，就是那种能够清楚地讲述地质历史的岩石。对于史蒂夫来讲，这简直是好到让他感觉有些不大真实。史蒂夫主张将子午线高原而不是其他一百多个候选地点选为着陆点，是因为他希望能够找到水存在的证据。但在心里，他也从未敢于对真正能够发现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抱什么希望。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这些。他跌跌撞撞地走到房间前面，说道：“我不会去尝试做任何科学分析……我的天呐[这里史蒂夫的原话为holy smoke，表示惊叹，但逐词直译则为“圣烟”。由于对这句短语的含义产生了误解，韩国一家主流晚报的新闻标题中写道：“第二台火星漫游车着陆，并在火星上观察到了神秘的烟雾。”]……不好意思，我只是，我觉得这太震撼了。”有人喊道：“我们是成功了吗？”史蒂夫结结巴巴地回答道：“这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成功。”

在那之前，人们认为火星上可能没有水底沉积岩，也没有地层学的用武之地。没有地层，没有地层间的相互关系，因而也无法将地质、气候和火星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其随时间演化的过程。这次任务中发现的沉积岩如同一座圣杯。终于，我们可以去回溯火星的演化史了。

然而，当其他导航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发送回来时，地平线看起来离得异常的近，这导致无法感知空间尺寸。团队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图像，努力想办法弄清楚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慢慢地，他们意识到安全气囊肯定是滚进了一个小型陨石撞击坑的洼地中并停在了那里。人们开玩笑说这是一次行星间的“一杆进洞”，由此这个撞击坑被命名为“鹰撞击坑”——在高尔夫球中老鹰球是指低于标准杆两杆。之后，当机遇号终于启动并靠近这块基岩时，团队的视野又发生了变化：他们曾称之为“长城”的地形变成了“机遇号岩架”。事实上，它只有脚踝那么高。

正如火星全球探勘者号所预测的那样，子午线高原上到处都是赤铁矿，这是火星上存在水的又一证据。不过，火星上赤铁矿的存在形式并非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这些赤铁矿的样子如同散落在地表上的滚珠轴承。照片上的地表看起来就像是那种卡通人物弗莱德摩登原始人踩在上面会滑倒的动画片里的地面一样。在色阶拉伸后的照片里，那些赤铁矿小球呈现为蓝灰色，所以它们被称为“蓝莓石”。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因为它们遍布在岩石中，看起来就像是蓝莓在蓝莓松饼中的样子。

起初，研究小组怀疑这些“怪异的赤铁矿小球”是火山喷发出的金属液滴在被抛入寒冷的空气中后，于飞行过程中凝固并落回到地面上所形成的。但是它们并非都分布于同一地层，比如火山灰层之中，其中的许多被埋在地层浅表的沉积物中，从而导致它们在不同的地层间分散开来。如果它们是由火山产生的，那么火山又去哪了呢？新墨西哥州白沙国家公园也有金属小球散落在光彩夺目的地质景观中，曾经在那工作过的地质学家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或许它们是由地层浅表中细小的赤铁矿膨胀团聚所形成的，越来越多的赤铁矿慢慢地团聚在上面，形成了一层又一层，就如同牡蛎中珍珠的形成过程一样。

红外光谱的特征图谱也不支持这些小球起源于火山的假说，相反，它表明这些赤铁矿是在有低温渗透地下水存在的条件下形成的。散布在着陆点附近的蓝莓石个头很小，仅有胡椒粒那么大，并且它们的尺寸也较为均一，这表明在整个区域曾经有等量的地下水，并且整个区域内地下水存在的时间也一致。在地下水位下降之后，风继续吹打地表并风化了周围质地较软的岩体。慢慢地，周围岩体包裹的蓝莓石从中掉出并滚落到地面上。

基岩和蓝莓石并非机遇号运行早期仅有的发现。那里到处都是硫酸镁——也就是泡澡时用的爱普生盐，它们向四面八方延展，有可能是在湖泊或者浅海中沉降形成的，那里还有一种令人更为惊讶的硫酸盐。在着陆后不久，机遇号就行驶到了一块名为“酋长岩”的岩石处，并使用它的小砂轮钻探进岩石的内部。通过查看数据，研究小组观测到了一种硫酸盐矿物，他们认为是黄钾铁矾。黄钾铁矾的存在表明当地具有高酸性条件[这对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地质学家罗杰·伯恩斯（Roger Burns）来讲是一个可喜的进展。他早于其他研究者很多年就提出了一种火星上富含铁的玄武岩的酸性风化模型。基于此，子午线高原上由蒸发岩组成的伯恩斯地层以他的名字命名。酸性水体的存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火星表面很少检测到白垩碳酸盐的谜团，因为碳酸盐无法在低pH条件下从溶液中析出。]，不过研究团队的成员很快就指出，这并没有排除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毕竟微生物是可以在诸如阿尔玛格拉山脉的矿井以及有“火之河”之称的西班牙力拓河等酸性水域中存活的。此外，黄钾铁矾是一种水合矿物，这意味着在没有水存在的条件下黄钾铁矾是无法形成的。

火星车还找到了积水存在的证据：岩石层重叠并嵌入其他岩石层中，形成一种独特的微笑形图案，这是过去沙和沉积物在浅溪中相互冲刷所形成的化石印迹，这种微笑形图案也存在于地球的大多数河床上。那里曾经有过咸海、湖泊或溪流，而其沉积物在风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火星科学界的使命——寻找在另一个行星上存在液态水的确凿证据。当研究团队仔细观察子午线高原的岩石露头时，他们甚至能够看到软岩上面的涟漪。

二百六十四号楼的电梯门打开，我跟随格勒青格进入任务控制中心。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了这里面昏暗的光线。任务控制中心的窗户全都被厚厚的黑色乙烯基塑料布盖住了。在这个没有阳光的、好似剥离了时间的房间里，二十多名科学家坐在高靠背的蓝色座椅上，围坐在电脑桌旁。运行着的时钟在巨大的屏幕上闪烁，指示着火星上的时间。在房间中央是一张表面光滑的大概三四米长的写字台，桌面上堆满了从火星环绕轨道上拍摄的着陆点照片。这个房间看起来就像是一艘在黑暗海洋中穿行的护卫舰船舵。

我扫了一眼房间，看到了十几个我认识的科学家，不过大部分也只是知道名字而已。然后我看到了我本科时期的导师雷·阿维森。他笑了笑，问我说：“最近怎么样啊，孩子？”片刻之后，史蒂夫穿着一双牛仔靴走到房间前面。他扔下了一个麦克风，然后又把它拿起来说道：“该去sog了。”当我在尝试去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房间里所有人都从他们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很快我就明白了，他说的是“SOWG”，指的是科学行动工作组（Science Operations Working Group）会议，这是当天最重要的会议。我跟随其他人前往旁边的房间，手里还拿着我的书包。在走廊上有一个装着冷冻食品的大冰箱，雷告诉我这是当地一个甜点经销商送来的礼物，说着便扔给我一个巧克力棒。

作为任务的第二指挥，雷坐在了一个蓝色的小标语牌后面。他是科学行动工作组的主席，也是当天会议的负责人。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位坐下，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人们谈论的是“昨火星日”“明火星日”和即将到来的“假期火星日”。这真是太孩子气了，就像是冰激凌滴汁了一样，不过同时又充满了技术含量。机遇号的下一次测量旨在跟进蓝莓石的发现情况，这对于理顺火星上水存在的历史十分关键。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起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讨论工作的优先级及实施方案，决定哪些特定的指令将通过深空网络发送到火星漫游车上。对于外行人来讲，他们就好像是在用代码进行交谈一样。

不过当会议结束的时候，房间里又回归了轻松愉快的氛围。这个团队很团结[研究团队按照科学专业领域被划分为不同的小组，如地质科学组、大气科学组等，而不是按照火星漫游车上的七台仪器来进行划分。正如后来我所意识到的，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这一决定的目的是消除那些在各自小组中工作多年、制造特定硬件的成员之间存在的竞争关系。根据专业领域所划分的小组需要为更宏伟科学目标的价值而争辩，而不是为了他们心爱的技术而争夺时间和能源。]，他们总是在密谋各种善意的恶作剧。当我和雷一起离开时，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早上，负责操作位于火星漫游车机械臂上微型热辐射光谱仪的MiniTES小组来到办公室时，发现他们的电脑和椅子被包裹在保鲜膜里。接着第二天，负责运行位于火星漫游车桅杆上全景照相机的Pancam小组发现他们所有的键盘帽都被拔了下来，只剩下了一行字母“M–I–N–1–T–E–S”。

机遇号正在前往坚忍撞击坑的途中，格勒青格建议我留在那里直到机遇号抵达它的目的地。我睡在朋友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房间的沙发上，每天坐出租车往返喷气推进实验室。随着火星日一天天地过去，机遇号离它的目的地越来越近。坚忍撞击坑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从任务初期开始，研究团队就一直盯着地平线处的这个撞击坑。机遇号在前进的线路上需要翻越一个又一个陷于地面下方的撞击坑，相比于撞击坑本身，撞击坑边缘的岩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研究目标，它们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窥探火星历史的机会。它们展示了原本如同合着的书页一样堆积在一起的地层，这些地层紧紧地贴在一起，记录着火星过去的一段段时光。

在离开酋长岩之后，机遇号先后在一块名为安纳托利亚的弯曲裂纹和一个名为弗拉姆的撞击坑处稍作停留。在通往坚忍撞击坑[以著名探险船只来命名很快成了火星上撞击坑的命名惯例。“弗拉姆”是阿蒙森（Amundsen）一行人前往南极洲时所乘帆船的名字，而阿蒙森和他的队伍成功完成了人类第一次到达南极点的成就；“坚忍”是沙克尔顿探险船的名字，这艘船被浮冰围困并损坏；“奋斗”是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航行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时所乘船只的名字。研究团队开玩笑说如果机遇号能够抵达奋斗撞击坑，那就只能有少数研究生可以留下来，就好像在库克的旅行中只有少数船员没有患上疟疾和痢疾一样。即使是鹰撞击坑的命名也符合这一惯例，因为“鹰”也是将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lden Armstrong）和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送到月球表面的著名登月舱的名字。]的路线上，地表的沙质化程度越来越高。工程师们不得不每天为机遇号绘制危险区域地图，而机遇号每天的移动距离也只能被限制在当天绘制的地图上。

在第94个火星日，一位名为蒂姆·帕克（Tim Parker）的科学家从房间的另一头喊道：“导航相机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传回来了，有人想来看一下吗？”我们围到了他的电脑前。他打开文件时，我听到很多人倒吸了一口气。机遇号在很多个火星日之前已经驶出了它着陆时所在的撞击坑，它在火星上驶过的距离已经比之前任何一辆火星车都长。现在它在坚忍撞击坑的裂谷边缘，车身向前倾斜着。火星车的两个前轮向前探出了岩壁的边缘，岩壁边缘的实际位置比工程师们料想的近了3米。机遇号就那么一直向前行驶着，直到一个危险预警切断了它的电源。

他把这张照片投到了房间前面的大屏幕上，我们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这是人类第一次看到这个神秘的深渊，而这也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震撼的景观。当我盯着撞击坑中心看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主人公掉进了兔子洞中的梦幻世界一样。“这是个什么世界”，我睁大了眼睛看着坚忍撞击坑的边缘，心里想着“这个无比荒凉的地方是哪儿啊”。这个巨大的撞击坑里散布着沙丘。撞击坑的中心位置是缥缈的薄纱状沙丘，这种沙丘和我之前见过的都不一样，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搅出轻柔尖顶的蛋清。而环绕于边缘的则是起伏的基岩露头，上面刻着比我身高还要深的华丽条纹。我本来打算在这里待几天就飞回波士顿的，但是面对眼前这番景象，我没法让自己离开。

我当时就决定要尽一切努力去说服研究团队让我留下来，在这之前我从没有对什么事情如此渴望。那天晚上，当天的火星日已经结束了，我却依旧在喷气推进实验室里徘徊，盘算着如何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我意识到自己还有些课程没有完成，我可以把它们补上；我可以睡在朋友的沙发上，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睡在地板上；我可以帮忙管理闪存存储的数据，完成日常的检查工作；我可以把自己训练成一名载荷上行链路的负责人，负责将代码上传至显微成像设备上。我向我的导师们发出了恳求，当他们同意将我的请求传达给史蒂夫让他考虑时，我高兴得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

那时候，我不确定作为整个任务负责人的史蒂夫是不是知道我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会对我的请求做出什么回应。但实际上，史蒂夫自己进入行星科学领域的过程也是相当偶然的，这始于他的一个在攀冰时摔落的高中朋友。当时十几岁的史蒂夫正在学习攀冰以锻炼自己的登山技巧，好让自己能够被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朱诺冰原暑期项目录取，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去了马萨诸塞州西部。当他的朋友摔断了自己的手腕后，史蒂夫不得不用夹板固定住朋友的手腕，并把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他朋友的母亲给他写了封项目推荐信，而这封推荐信帮助他拿到了项目的录取资格。

所以1974年的一整个夏天，史蒂夫都在滑雪，他的那副红色雪套在冰面上闪耀。从此，他爱上了广袤而遥远的地方。一开始他觉得自己会从事海洋地质学相关的工作，并在海上度过一生。他认为自己或许可以去绘制海洋底部的地图，在当时还未有人对这片巨大的区域进行过勘测。之后，在他本科时期的一天下午，他看到了地质学系张贴出的一张新地图，这张地图以繁杂的细节展示出了大洋中跨越整个星球的海底山脉。“好吧，”史蒂夫心里想，“看来海洋是没得研究了。”接下来的一个学期，他很随意地选了一门关于海盗号火星探测任务结果的研究生课程，课程的期末作业是分析火星表面的原始图像。一天傍晚他去了一趟“火星室”，想花15到20分钟的时间挑一个主题。4个小时之后，他忽然明白自己今后想要做什么了。

当时在美国只有少数学校提供行星科学的博士学位，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地球以外其他行星上的地质学，史蒂夫本科就读的康奈尔大学刚好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史蒂夫是为了保证申请学校列表的完整性，才申请了康奈尔大学的项目，他更期望自己能够去一所新的大学，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伊萨卡度过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几星期之后，他收到了卡尔·萨根给他的手写信件。卡尔·萨根看过了史蒂夫的申请，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一起从事旅行者号任务的相关工作。萨根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利福尼亚州工作。之前他们两个人从未见过面，但还有什么能比“壮丽旅程”项目更令人兴奋的呢？——在这一项目中，两台旅行者号小型探测器将第一次到访太阳系中位于地球外侧的所有行星。于是，史蒂夫接受了康奈尔大学的录取。在史蒂夫读研究生的时候，尽管萨根很少去伊萨卡[史蒂夫后来与康奈尔大学的其他几名教授，包括约瑟夫·韦弗卡（Joseph Veverka，史蒂夫的科学顾问）、亚瑟·布鲁姆（Arthur Bloom）、史蒂文·奥斯特罗（Steven Ostro）、威廉·特拉弗斯（William Travers），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尤金·休梅克（Gene Shoemaker），以及旅行者号成像小组的几名成员有着紧密合作。]，但他们俩经常在喷气推进实验室见面。那时，史蒂夫还不知道进行一项太空任务需要做多少相关领域的规划——工程学、火箭学及各种准备工作和资金投入。他还只是一名学生，当他参与到任务中并且接触到任务相关资料时，他是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拿到了通向宇宙的钥匙。

当格勒青格告诉我可以留下，雷提出帮我准备工作证，以及玛丽亚向我保证她会帮我解决因我研究生学籍而存在的行政方面的障碍后，我所体会到的也正是这种感觉。这就是一段新经历的开始了，我心里想：运气还不错。那个时候我对此并未心怀感激。史蒂夫已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学习火星车上的每条电路、线缆及它们连接的位置，他已经和所有工程师有过会面，并且考虑了任务失败的所有可能性。在将火星车送上火星这件事上我没有做过什么，但正是因为有了他的辛勤工作，我也才有机会能够进入现代行星科学研究的中心领域一探究竟，这里的一切都渐渐变得明晰起来。我没有打包行李坐飞机回家，而是给航空公司打了电话。当电话那头的女士跟我确认说“返程无限期推迟”时，我不禁笑了起来。

在那里不乏吸引人的工作。当看到机遇号在坚忍撞击坑西侧边缘的山脊下方缓慢行进时，我们发现沿途的岩石上都散布着蓝莓石。我们查看了火星环绕轨道上拍摄的照片，看起来与此相同的地质构造纵向延伸了几十到上百米，横向跨越的范围则有数千米。仅有少量的水是不够的，只有存在很多的水才能形成分布范围如此之广的蓝莓石。

在这个星球的另一面，勇气号正向着哥伦比亚山[哥伦比亚山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命名。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解体，机组成员全部遇难。哥伦比亚山上的七座山峰即以遇难的七名宇航员的名字命名。]进发。哥伦比亚山看起来就像是在绵延不断的玄武岩海洋中升起的岛屿，我们推测那里可能有沉积岩，这些沉积岩于水中沉积形成且未曾被岩浆覆盖。勇气号的行进过程非常顺利，过去从来没有哪次探测任务能像勇气号一样在行进中每天都能看到新的风景。当勇气号到达距离着陆点3千米外的赫斯本德山西侧尖顶的底部时，它发现了赤铁矿的踪迹及从流水中富集的化学成分，而在山体数十米高的地方，甚至有分层的迹象。

我的主要工作是记录旱湖湖水退去、沉积物成岩时发生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并追踪蓝莓石的尺寸和分布等情况。夏初，在我来到这里几个月后，格勒青格返回纳米比亚继续他的野外研究工作。在那期间，我搬到了格勒青格在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教授时住的一间像洞穴一样的房子里，和他的一名研究生住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家当，也从来没有住过如此宽敞而空旷的地方。这房子看起来好像是曾经被塞满、后来又被清空了的样子，就像我开始研究的岩石中的平板状结晶模孔一样。这些结晶模孔被称为“晶洞孔隙”。这些小的孔洞是另一种成岩特征，它们曾经被石膏一样的矿物质所填补。后来矿物质溶解流失，便留下了有棱角的小空穴。我们知道子午线高原曾经是湿润的，但是那些小晶洞孔隙和蓝莓石对于理解水饱和度的变化时序十分关键。它们将是我们理解水是否曾经在这里消失又出现，以及理解这种湿润的环境维持了多久的依据。

我们开始找到一些线索，比如在晶洞孔隙中形成的赤铁矿蓝莓石，这表明我们眼前的这块岩石在数十亿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小空穴了——蓝莓石必然是在矿物质晶体形成又溶解之后才在空穴里面形成的。不久后又有充足的证据可以断定蓝莓石是最晚形成的地质特征之一，并且它们形成于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如此一来就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了：子午线高原的地下水位曾经在远古时期反复升起，那里的地表被水一次又一次地浸湿。

我来加利福尼亚时几乎没随身带什么东西。到这里之后，除了工作证、安全令牌、在二手书店找到的几本书，以及一辆租来的用于经高速公路去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车，我也差不多没有再添置什么东西。我会沿着橡树林路向北进入山谷，有时在清晨的阳光中，道路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玫瑰碗体育场里没有慢跑者，拉卡纳达高中校舍的阳台上没有混杂在一起的学生，弗林特里奇马术俱乐部里也看不见跳跃的骑手。即使任务时间已经按照修正后的火星时间进行了调整，并压缩了计划周期以避开深夜的时间，还是会让人觉得外面的世界好像消失了一般。当我进入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大门，我想起了到荒野中寻访阿索斯山修道院的希腊文学巨匠尼可斯·卡赞扎基斯。我在橄榄树和橡树下走过，然后进入昏暗而神圣的大厅。一天的工作开始时，我和同事们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面前是一台打开了一个终端窗口的电脑。每一台屏幕上都显示着很多行代码，这些都是将从任务团队发送到火星上的指令，可以以远超人类思维的速度重建数据文件及组合图像，以此来揭示这个遥远而荒凉的世界的真实面貌。这些脚本看起来十分耀眼，白色的字母和数字在黑色的背景上发出明亮的光芒。所有的零都被分割了，如同一行行镀了金的文本。能在这样的房间里工作，我感觉十分神圣，我全身心投入这项任务中，相比于过往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加投入。我已经淡忘了时间，头脑中剩下的只有更为宏大的事情，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上面。

有一天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地被邀请去观看道奇队的比赛。史蒂夫正要开球，我和其他几个人被选中去加入他。当我走进体育场时，有人给了我一张棒球形状的蓝色贴纸，上面用几个大写字母拼出“赛前宾客”的字样。我把贴纸粘在夹克上，跟着史蒂夫走进场地。我们带去了一个火星漫游车的手持模型，并在观众入场时将它展示给了几位球员。

在奏国歌之前，一位比赛官员示意我们该去投手丘了。球场的草青翠而柔软，仿佛要从我的脚下跃出一般。当我走进球场时，我慢慢地转着脑袋，想把球场上的事物都尽收眼底。旗帜在飘扬，远处有几棵棕榈树。当走到草地和沙土地相接的位置时，我不小心绊了一下，之后我就站在投手丘边上了，这里恰好是这个巨大的体育场中间的位置。

我站在球场中时，播音员通过扩音器介绍了我们的火星探测任务，并宣读了大量有关任务成功的统计数据。一段由艺术家制作的火星漫游车着陆的动画在卡乐星餐饮连锁店广告上方的大屏幕上播放。当体育场开始响起喝彩声时，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慢了下来。我能感觉到被我的凉鞋踢到的棕色沙土的温热，沙砾轻柔地落在我的脚趾间。我意识到我应该向人群挥挥手，但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根本没法将自己的视线从拥挤的人群中移开。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一个物种，成千上万的生命，成千上万微小的身体一排排地延伸到天空。

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到喷气推进实验室，用我的工作证刷开了旋转门。我在园区里面漫无目的地徘徊，直到发现自己回到了二百六十四号楼，独自一人坐在一张蓝色座椅上。但是我的思绪还在游荡，我回想起投手丘上的那一小群科学家，他们站在阳光明媚的体育场里，然而心中所想的却仍是遥远的事物。我意识到随着自己对这个任务变得越来越专注，我与过去在波士顿的生活联系也已经开始渐渐被切断。我不再去做一些日常的事情，比方说去银行或是去买袜子，我同朋友及家人之间的通话变得越来越少。但是当我注视着那些球迷的时候，我猛然间回到了这个我仿佛已经遗忘了的人类世界。我想知道洛厄尔离开他的望远镜、从干涸的亚利桑那州沙漠回到赛文奈尔时，或者杜夫斯从空中降落到奶牛牧场时，他们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觉。

从最宏大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成功抵达了火星。如果太空是一片广袤的海洋，那我们就已经找到了邻近的环礁。我们飞进了一片散落着岛屿的黑暗中，然后又成功着陆了。我们现在就像是不消停的小鸟一样探索着，在石头间跳来跳去。

我们甚至能够从火星环绕轨道上看到漫游车行进的轨迹，即便看起来十分模糊。这些轨迹印刻在寒冷的土地上，直抵坚忍撞击坑的边缘并沿侧面下到撞击坑中。我想起了沙克尔顿[英国南极探险家。1914年8月沙克尔顿及探险队的其他船员乘“坚忍号”探险船从伦敦出发前往南极进行探险活动。但坚忍号于1915年1月开始被浮冰围困，并最终于1915年11月沉没。沙克尔顿及他的船员最终全部获救。（译者注）]的探险船，坚忍撞击坑就是以它命名的。它也曾被困在冰中，在严寒中被浮冰挤压损坏。当我环顾房间时，我看到了详细说明“预期疲劳”预防策略的标识。少食多餐，多喝水，尝试锻炼身体，但不要在睡前锻炼。我还看到了空荡荡的座椅，以及成堆的一动不动的纸张。

自任务初期开始，我的脑海中就在思考一些事情。起初发现的一切都令人振奋，因为多年来，NASA的火星探测策略一直都是“跟着水走”，而我们不仅发现了水，还是相当于成千上万个游泳池容量的水。这些水曾经淹没过地表，曾经聚集于旱湖中，映照着天空的景象。

但我一直不停地想着机遇号在酋长岩发现的黄钾铁矾[机械臂上的光谱仪是专门设计用来观察不同类型的铁矿物的，这有助于区分过去的环境条件，因为铁在有水和氧气的情况下会生锈。]。我们所知道的在我们星球上橙黄色裂纹和缝隙中发现的所有黄钾铁矾都形成于酸性水体中。不仅是酸性水体，还必须是高酸性的水体[例如，尽管高浓度的钾也会在较高pH下导致黄铁矿的形成，但表面化学支持了酸性解释。]。即使是美国邮政都拒绝让科学家们邮寄黄钾铁矾样品，因为它的腐蚀性实在是太强了。

在一些地方，比如澳大利亚西部的伊尔加恩克拉通的季节性湖泊里，微生物可以与黄钾铁矾共存于pH小于2的环境中，但是地球上的生命是不可能起源于如此酸性的水体中的。如今有一些微生物，甚至是真核生物，是可以耐受这种环境条件的，但那是它们利用复杂的进化机制适应了环境的结果。黄钾铁矾一类的矿物质基本上都形成于硫酸中，我们真的能期望生命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吗？

研究团队还一直在研究子午线高原的盐分含量，并且我知道即将有一篇关于此研究的论文刊登在《科学》上。这篇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子午线高原上的盐浓度太高了，即便对于最顽强的微生物来讲也是如此。喷气推进实验室餐厅中的酱油不会变质也是同样的道理，酱油含有很多的水分，却没有充足的游离水来保证微生物的生长。

化学改变事物的速度是多么快啊。我们在火星上发现了水，这是这次火星探测任务的首要目标。但在集体的兴奋中，我慢慢地意识到，并非所有的水都能孕育生命，火星上的水可能就是致命的。

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中与世隔绝的那几个月里，世界上热点事件的新闻层出不穷。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些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承认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了一系列虐囚事件——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事件也只是使火星感觉更像是一个可以让思绪安然地停留于地质时代的地方。

后来有一天晚上，在任务控制中心，我听到几位团队成员在谈论奥运会。一万名运动员聚集在雅典，回到了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参加2004年奥运会的比赛。作为一种纪念的方式，团队的一名成员建议我们使用勇气号的岩石磨削工具在火星的一块石头上刻上奥林匹克的标志。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开始利用这一工具在岩石上凿刻图案了。我们在火星岩石上凿刻出一些直径5厘米的圆圈来观测尘土和岩石外皮下面的东西，为了适应部分仪器的大视场，通常会凿刻出一簇圆圈来。在火星表面上我们留下了很多这样的图案。我们把这些圆圈簇称为“雏菊”，因为这图案看起来很像花朵：中心是一个圆圈，周围则是一圈圆圈。

有时这些雏菊相比于明亮的尘土要显得更黯淡，有时则要比岩石显得更明亮。当然，这些雏菊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它们对于开展科学测量是必要的。但它们也让人想起火星漫游车在那个世界上所留下的多到难以置信的印记，尽管这不是有意而为之的。所以在8月的一天，我们决定在一块名为克洛维斯的岩石上凿刻出五个圆圈后便停止常规的洗刷流程。这五个圆圈中三个位于同一排，另外两个则位于它们下方，彼此套接在一起。勇气号上的相机拍下了这个标志的照片后，才开始继续原先正常的工作。这是刻画在另一个世界表面的第一个人类符号。

这让我想起了我之前读到过的一些故事。19世纪初，一名奥地利天文学家提出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挖出一些巨大的壕沟。这些壕沟要排布成数学符号的形状，里面倒满煤油，并在沙漠的夜晚时分点燃，他期望这些火光能够在火星上被看到。在此之前不久，据说有一位德国人建议在西伯利亚冰原将小麦播种成一个巨大的直角三角形的形状，三角形的每条边上都有一片正方形的松树林，从而能够从太空中援引勾股定理。当然，这个定理“任何一个傻子都能明白”。不久之后，一位法国人提出了用七面镜子搭建一个网阵，如果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能够恰当地安置，这七面镜子就能映照出北斗七星的形状[近年来，这些故事——包括约瑟夫·冯·利特罗（Joseph von Littrow）在撒哈拉大沙漠拟建的火运河、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在西伯利亚打造的三角形麦田、查尔斯·克罗（Charles Cros）在欧洲各处搭建镜子——已经被引用了十多次，不过尚不清楚这些提议是真实的、猜测的，还是单单只是谣言。不过，这些流传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故事表明，在那个时代人们专注于向地外生命发出信号，告知它们地球上居住着智慧生命。1900年，法国科学院设立了奖金10万法郎的皮埃尔·古兹曼奖来奖励第一位与除火星外的其他天体实现通信的人。火星被排除在外，是因为它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并不是一个有足够难度的挑战。]。

那会是多么温柔的景象啊——夜晚的火焰、一片松树林、一束闪光。那么的温柔，可又是那么的徒劳。而现在我们也已经参与其中了，只不过我们是在火星上留下标记，将我们这短暂的到访刻画在了火星坚实的土地上，刻画在了这里最为干燥、最为古老而又从未被镌刻过的石头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圆圈是一个美丽的图腾。它们就如同达马拉兰被压印在颓废方丹[位于纳米比亚西北部的一处岩画景观。（译者注）]赭石墙上的岩画一样闲适而令人回味：平原上的一头羚羊、一把弓箭。又如同利比亚沙漠中位于大吉勒夫高原的泳者洞穴[位于埃及西南部靠近利比亚的边境附近，因其壁画上描绘的游泳姿态的人物形象而得名。（译者注）]中的岩画：几个人弓着身体在古老的湖中畅游。如今这岩画已经隐匿并被埋没在撒哈拉大沙漠的沙土之下。

与此同时，如果这些其实都没有意义呢？这些雏菊，这些圆圈，还有运动员们在雅典挥舞球棒、快速奔跑，或是跳入环绕我们这个星球的凉水中。在虚空的宇宙中，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夏末秋初之时，我终于回到了波士顿。当飞机靠近洛根机场时，我看到了附近渺小的建筑，天际线变得清晰起来。降落之后，我走出航站楼，找到了一辆出租车。“没有行李吗？”司机向我问道。

当我们沿着斯托罗大道快速行驶时，我把我的头靠在车窗上，看着河面上的帆船荡漾。当出租车把我送到位于比肯大街旁的公寓楼前时，它看上去还和过去一样。我走了两段楼梯进了公寓，在我卧室的窗台上，我注意到了我离开前一天的早上为自己泡的一杯茶。我把它忘在了那里，现在它看起来像是石化了一般。里面的液体已经消失了，当我提起茶包的线时，这轻飘飘的茶包毫不费力地就从陶瓷杯壁上脱离了。我盯着它看了很长时间，心里想着我能够如此轻易地走出自己的生活说明了什么，以及重新回到这里的生活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