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一个温暖的日子里，“好奇号”漫游车乘坐“宇宙神五号”运载火箭从发射台上升起，伴随着滚滚的火焰和浓烟，轰鸣着穿过巴纳纳河的环礁湖。这是火星漫游车系列的第四辆，它前往火星是为了寻找古代宜居环境的证据，寻找一个可能有生命存在的美好地方。它前往了盖尔陨石坑，根据轨道数据，低洼地带的水可能在那里聚集并形成湖泊。

第二天早晨，我做了孕检，显现的是一个模糊的加号。我本来希望2012年8月5日漫游车着陆时我能在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但不久之后医生告诉我，我的预产期也是8月5日，时间似乎巧合得不可思议。两种“生物”穿越时空，注定同时到达两个不同的星球。

尽管做了检查，还有产科医生的确认，在我体内有个正在开动起来的精妙“化学机器”这件事还是使我难以置信。我把安全带系在了我平坦的肚子上，盯着我的丈夫，冲他眨着眼睛，沿着查尔斯河开车回到了我们的公寓。这个从哲学家变成律师的男人冲我孩子气地咧嘴笑着，伸出手臂搂住了我的肩膀。

在发射之后的几天，飞船开始了长时间的巡航，火箭的上面级把它推离了地球轨道。它向深夜驶去，温度稳定且动力充沛，沿着5.67亿千米的轨道飞行。我之前从未过多思考过漫游车外部的机械部件，包括下降平台及相关的硬件、隔热板和后壳。它就像第二个完整的航天器，但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漫游车安全地送达火星。现在的我也是一个容器。我血管中的血液从我的心脏流向了第二颗心脏，随后又返回到我的心脏。很快，第二颗心脏就像一匹疾驰的马一样跃动起来。我生活的重点也在转移，从我目光无法到达的星际飞船舵柄转到我腹部深处的某个地方。

在我的家人来波士顿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告诉了他们我怀孕的消息。我父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的姐姐艾米丽一开始还有点不敢相信，但一感受到了这种兴奋就跳起来拥抱了我。她很快在我床边找到了一本来自梅奥医学中心的关于怀孕的书，潜心研究了几天，她很惊讶还有这样一种书存在。在书页的空白处，她给我建议了几个孩子的名字，其中有一些名字是向她最喜爱的演员蒂姆·艾伦致敬。每当她看到一些似乎很重要的东西，她都会把书拿到我丈夫面前说道：“兄弟，”她这样叫他，“你是她的搭档和教练。”边说边把一个臀位婴儿、一只脚先来到世上的宝宝形象展示在他面前。

按照书上的指示，我做了适当的课程练习。我不再吃软芝士，也不再从事化学品相关的工作。我戒掉了咖啡，避开二手烟、X光、猫砂、热水澡和酒精。我每天早上服用产前维生素并补充DHA。我缩短了我已经计划好的一次实地考察，当我到达机场时，我只是让美国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拍了拍我的身体[这里指的是仅走人工安检通道，避开X光检查。（译者注）]。我穿着舒适的鞋子，走路也小心翼翼。每天清晨我用徒步取代了以前的跑步，开始慢慢地散步。

我肚子里的小家伙开始了持续几周的翻筋斗，直到他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在接近预产期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稳定在一个胎位，每隔几天就翻来翻去。医生们开始担心脐带受到压迫，一有空缺的位置就会给我安排手术。有人告诉我，即使对一个原本健康的女人来说，生孩子的那天也是她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天。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断过一根骨头或是需要做X光检查，我从来没有在医院的围墙里待过。

当生产那天来临的时候，我笨拙地挪到手术台旁并坐在边上，一位实习医生在我的脊椎骨间扎了一针，然后把麻醉剂推进了我的脊柱。我躺在明亮的手术灯下，我的丈夫和母亲站在我身边，所有的事情都蜂拥在脑海中：不眠之夜、开车来医院、静脉注射困难，然后手术刀划向了我的肚子。我只是有压迫感但是没有疼痛感，只是过了一小会儿，我的左臀嗖的一下跌回到手术台上，我的孩子小小的身体里传出来阵阵哭声。

正如我姐姐之前所说的，他生下来时就不合常规：脚先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脸色红润，浑身发抖，有一双漂亮的深蓝色眼睛。几个小时后，我仍在止痛药的作用下昏昏欲睡，无法走动。我紧紧地抱着他，想把护士们都赶走。我不想休息，我不想去上母乳喂养课，我只想抱着他。当他们试图带他去婴儿室的时候，我解释说我做了剖宫产手术，他的身体刚从我的身体中剥离出来，理所当然地要待在我的怀抱里，因为他是如此迅速地从我腹中被拉到这个世界上的。我十分希望这种说法对我有利。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刚刚回到我们的公寓，好奇号就着陆了。夏日温暖的空气通过窗户上的风扇吹进来，我的丈夫、我的母亲、我的幼小的儿子，他们每个人都睡着了。我一边把儿子抱在怀里，一边看着我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直播，屏幕发出淡蓝的光把房间照亮。我们坐在靠窗的一把大椅子上，他精疲力竭的幼小身体靠在我的身上，渴望着还没有到来的奶水。

我睁大眼睛，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一排排花花绿绿的马球衫中瞥见了我的导师和朋友们。他们曾经为了好运去吃花生，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好奇号是通过“空中吊车”着陆的，这是一种基于科技的飞行方式。不像是勇气号与机遇号在安全气囊的包裹下弹跳直到停止，好奇号的自重实在是太重了，它需要软着陆。它重达一吨，和一辆mini–Cooper[汽车品牌，尺寸为3.729米×1.683米×1.407米。（译者注）]差不多大。“一辆车”在太空中降落，这是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事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在下降阶段，嵌套着四个程序操控引擎的航天器冲向了地面。整个降落过程只用了7分钟，和产科医生把我儿子从子宫中拉出来的时间几乎一致。在稍早于东部时间凌晨一点半的时候，降落伞打开了。漫游车带着缰绳和“脐带”掉到了地上，车轮一碰到红色尘土的地面，缰绳和“脐带”就被切断了。在漫游车安全地分离之后，剩下的下降载具全速推进以迅速离开，在远处着陆坠毁了。

一旦确认着陆，也就是说确认了好奇号确实已经在火星表面、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的讯号，一队由男性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就在冯·卡门礼堂登台。我慢慢地从沙发上起身，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床上。

当我经过浴室的时候，我瞥了一眼镜中的自己。我的身体被撕裂、划伤、包扎，我几乎无法辨认它臃肿的轮廓。但是我怀中有一个被印着毛毛虫的毛毯包裹着的纯洁无瑕的婴儿，我在黑暗的卧室中搂着他。当我胡乱地给他掖着被角时，他发出了一声小小的啼哭。我丈夫挪了挪身体，悄悄地帮我把被子拉开。然后一切又重归寂静了，只能听到我们的儿子发出的细微呼吸声。当我把他放进摇篮时，我感受到了他的颈椎骨，我摸着他那像蕨类植物卷须一样蜷曲的手指。

好奇号是在一片未知的区域降落的。盖尔陨石坑的直径超过150千米，但是远处的深裂口壁面切断了地平线，让一切物体都变得更近了。距离着陆点不远的地方是黑色的沙丘，在沙丘后面是一座令人惊叹的高山，比西雅图圣山——雷尼尔雪山还要高耸。选择盖尔陨石坑作为着陆点是因为它的中心有厚厚的沉积层。夏普山高达5.5千米，被认为是整个太阳系最厚的地质记录之一。地层记录了火星惊人的气候和环境变革历史，包括覆盖着软性黏土的古代地形。

这是一个绝佳的探测地点。在这次任务之前的几年里，NASA的火星探测口号一直是“跟着水走”，但是我们已经发现水了：古老的运河、水合矿物质、沟壑和近地表的冰。NASA借助好奇号正在迈出新的一步，超越了仅仅寻找水的搜索范围，开始去寻找适宜居住的其他迹象。好奇号正在试图弄清楚这些内容：这里是否有机会使微生物存活下来？适当的要素是否具备？这里是否有用来建造生命之屋的砖块——有机物的存在？

漫游车停在了夏普山的北边，面朝东南偏东的方向。地面是杏色的，点缀着一些小的鹅卵石。就像是我的手术团队一样，工程师们也做了一项出色的工作，他们把漫游车安置在了距离椭圆形着陆区中心仅2.5千米的地方。去往几千米外的夏普山需要驶过很长的一段路，而且好奇号不能马上动身。一切因素都需要经过试验和确认，漫游车的计算机软件必须要更新升级，随后必须测试通信链路。研究团队听到了第一个被传送到另一个星球上再被传回的人类声音，这是来自NASA局长查理·博尔登（Charlie Bolden）的祝贺。漫游车的轮子需要先练习前进，再练习后退。漫游车伸出机械臂探测它的钻头、刷子和筛子这些部件，检查这些仪器是为了确保旅途安全。似乎每个小问题都会使漫游车进入“安全”模式，引发一连串的错误，导致它僵在那里、无法移动。研究小组会有短暂的惊慌失措，然后意识到特定的范围限制或者温度限制不需要设置得同样严格，在这一点上他们会在代码中加入一个覆盖函数。

回到波士顿后，我也开始投入到一连串的事情中了，对于把我的儿子不知何故地丢下、从换衣台上摔下来、忘在汽车座椅上、把他的小身体捂在毯子里热着他，我不再那么慌张害怕这些事情了。我了解了一种特定的哭声意味着他想被抱着，一只手揉搓着眼睛明显代表着他有困意。我自己身上那种灾难性的疲惫感慢慢地减轻了，取而代之的是为他马戏团一般的表演所惊奇。他会张开双手泼洒洗澡水，水花像星星洒落夜空。有时他又像是在睡梦中指挥交通。他时常只是盯着我看，他的脸颊是如此的天真活泼，我能做的就是也回望着他。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生命感觉像是一场终极实验，当你的一半DNA和你挚爱的人的一半DNA结合时会发生什么？谁的会占据主导地位？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意识是如何从这一摊小小的柔软的骨头中产生的？

在我儿子出生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走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儿，我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图书馆，甚至还带着他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每三个小时就重聚在一起。我给他穿上暖暖的衣服，把他放进婴儿车里。他会把头窝在我下巴下面温暖的空间里，然后我们会出去散步闲逛。当好奇号跋涉数千米空旷的路途，到达夏普山山脚时，我们正一起在宜居的地球大地上漫步。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头脑里度过的，大多数时候，只要能握住他的小手，活在当下，就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我仍然远程跟进着这项任务，瞬间我眼前的世界就转换到了太空深处。当我这样做时，有时我对于火星可能正在离我们远去这件事情感到深深的悲痛。机会稍纵即逝。行星排成一列又转动分开，它们不会等待任何人，NASA下一个漫游车在今后的8年内[NASA于2013年向火星发射了一艘轨道飞行器以研究大气，该项任务名为“火星大气和挥发分演化”。于2018年发射了一艘地球物理探测器，以研究地震活动和内部热流，该项任务名为“利用地震勘测、大地测量和热传输进行内部探测工具”或“洞察号”。]都不会着陆。我只是一个博士后，而且还不是一个有丰硕成果的博士后。即使我奋力追赶，也不清楚自己能否会赶上机会。

当好奇号开始有重大发现时，我极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憧憬。任务开始几个月后，漫游车被运河中的圆形石头绊倒了，然后发现了一条露出地表的中断运河，一块块胶结的基岩包裹着从上游滚落下来的石头和沙子。这是一个古老的河床，从盖尔陨石坑北部边缘处一路蜿蜒而下。这里曾经有湍急的河水流过，深度大概相当于人的脚踝到臀部之间的距离。

漫游车继续向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形交界处前进，这三种地形在前往夏普山的途中，在距离着陆点约400米的低洼处汇合。它以我一直想去的加拿大景点黄刀镇而命名，它被称为黄刀湾。地球上的黄刀镇和火星上的黄刀湾都坐落在有着40亿年古老历史的岩石之上。

在古代河流变成积水的地方，岩石会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特征。随着流水的冲击力逐渐减弱，细小的颗粒有机会慢慢沉降下来。好奇号发现的岩石单元是一种叫作希普贝德的泥岩，来自一个浩瀚湖泊的湖底，携带着会被我们脚趾压扁的那种泥浆。在火星过去的某一时期，这个湖泊曾经一定是奔流涌动，继而又蒸发消失，它先是充满了水，随后又干涸了。陨石坑中心的山峰曾经甚至可能是一座岛屿。

在2016年的时候，经过好奇号着陆后3年半的艰辛探索，我终于有机会加入了火星科学研究团队。那时，我的儿子已经上了幼儿园，他的妹妹也已经出生了。在这期间，我阴差阳错地搬到了华盛顿，开始了一份行星科学研究助理教授的工作。

NASA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作为好奇号上一个主要仪器的操作基地，位于我在乔治敦大学刚成立的实验室的东北方向，距离仅25千米。我知道玛丽亚在那里已经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我立刻意识到为什么她如此喜欢那里，那里有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共享精神。周二早上是“早餐和学习”，周五下午有“科拉啤酒派对”。我开始在那里度过大量的时间，几个月后我就被邀请成为行星环境实验室的访问科学家。

实验室主任是一位名为保罗·马哈菲（Paul Mahaffy）[现任NASA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太阳系探索部主任。]的才华横溢的化学家，他曾经建立了火星样本分析仪，该仪器也被称为SAM。保罗在厄立特里亚长大，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当他不学习的时候，他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一起吃一种用当地谷物做的酸饼、收集蝎子、看令人发笑的鬣狗和当地的狗打架。他所在的村庄附近有一个巨大的花岗岩山锥——恩巴·马塔拉，山顶上有一个像建筑物一般高耸的铁十字架。他小时候会爬上山顶，然后再爬到十字架的顶端，坐在那里倾听风的声音。

他现在管理着SAM，它就像是这个任务跳动的心脏，现在被交付到了一个乐于寻找生命的人手中。SAM是有史以来最精密的航天器机载仪器之一，重量几乎相当于好奇号其他所有仪器的重量之和[SAM占仪器总重量的42%。]，整个漫游车的底盘就是围绕它的镀金外壳所设计的。

SAM的工作之一是测量同位素，也就是同一种原子的不同形态，不同同位素间的比例有助于揭示曾经有多少空气和水流失到了太空中。通过前后激光扫描，SAM能够在火星的空气中搜寻甲烷，一种在地球上几乎全部由微生物产生的气体。甲烷已经困扰了火星科学家们近半个世纪，水手七号的科学家团队宣布在南极附近发现甲烷烟羽，但1个月后他们撤回了这一研究结果[结果发现，南极圈上方的红外吸收带可以用二氧化碳冰来解释。]。在21世纪初，位于智利和夏威夷功能强大的望远镜报告了探测结果。极为成功的欧洲轨道飞行器“火星快车号”也发现了蛛丝马迹，但是浓度要小一个数量级。后来令人费解的是，甲烷消失了，而且数年都不曾再见到甲烷的踪影。

SAM又重新发现了甲烷，不仅揭示了它的存在，而且发现了季节性的变化——夏季甲烷含量会显著激增。有这样几种可能性：它可能是来自一个纯粹的地质过程——地下深处的水和岩石之间的反应；它可能很古老了，是很久之前就生成的，被禁锢在了融化的冰块矩阵里；或者它可能是一个仍然存活的微小生物圈呼出的气体。

SAM还携带了气相色谱仪和质谱仪，这是用于研究化学物质，尤其是有机化学的核心工具。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质谱仪。我父亲在位于坎伯兰山山麓的伯里亚学院获得了化学本科学位。他作为位于肯塔基州首府法兰克福的州卫生部的一名技术人员，负责主管和维护质谱仪，这些质谱仪有助于在尸检过程中精准地确定尸体中的化学物质。我记得就在州政府决定挖出前总统扎卡里·泰勒的遗骸，以验证他在办公室的猝死可能是砷中毒的论断后不久，就是在“带着女儿去工作”的那天，我和父亲一起去上班。当我父亲打开门时，我穿着Keds牌休闲鞋站在实验室冰箱前铺着瓷砖的地面上，他递给我一个141岁的脚指甲。我把小瓶举过头顶，在灯光下转动着，我听见这个人体组织撞在透明塑料瓶上的响声。我那时12岁，我手里拿着来自总统的一部分身体组织，那时我父亲发现这位总统并不是被毒害身亡的。

虽然我知道这些仪器检测能力很强大，但当时我对它们作为空间科学工具的潜力一无所知。多年后在研究生学院，当有一个操作质谱仪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时，我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开始翻阅关于科学家是如何使用质谱仪发现古岩石中生命痕迹的论文。在适当的情况下，某些分子（如细胞膜中的脂质）可以保存数十亿年。即使是一组原子像手指或脚趾一样在各处脱落，由分子的主链仍然可以获知细胞的来源信息，就像我们根据恐龙的骨骼了解恐龙一样。非常简单的分子间的排列也可以作为生命的有力表征。据我们所知，即使没有这种排列，仅仅检测有机物也是确定生命存在与否的关键。

在20世纪70年代，当海盗号着陆器载着第一台质谱仪到达火星表面时，它们没有发现有机物存在的确凿证据[我们在火星上发现高氯酸盐后重新解释了这些结果。]。但是好奇号上的三件利器将要实现有机物的探测。SAM上带有一个更复杂精密的探测器，它甚至能够分辨出浓度低于十亿分之一的物质。好奇号着陆器的地点专门选在了有细颗粒黏土和黏性泥的地方，这些物质曾经能够储存和保藏有机物。此外，漫游车可以移动到最佳的采样地点，并使它的钻机触及岩石内部受保护的部分。

当好奇号开始钻探泥岩时，它钻出的碎屑不是坚硬的、暗橙色的氧化岩石，而是一种柔软的、浅灰色的粉末。尺寸大约是婴儿阿司匹林药片一半大小的一小撮，磨碎的黏土顺着筛子进入了漫游车的“腹部”。在那里诊断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岩石是由黏土矿物构成的，通常是在pH为中性的条件下形成，毕竟那时火星还没有完全被“浸泡”在酸性环境中。与火星的子午线高原不同的是，这些泥岩中几乎不含盐。我们知道的生命所需的碳、氢、氧、氮、磷和硫这六种元素都在这个样本中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结果。那里不仅有水，而且是一种在合适的地方存在的合适的水，希普贝德泥岩正是我们要寻找生命的地方。在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上，该项目的负责人约翰·格勒青格宣布，我们终于确切地发现了一个可居住的星球。“如果你在火星上，这种水在你附近，”他强调道，“你就可以喝了它。”

更重要的是，终于确凿地检测出了有机物分子。SAM的小烤箱把样本加热，把泥岩中的分子变成气态，然后把它们吹入一根直径约为尘螨宽度的细长管子。分子一个接一个地从管子的另一端飞出，质谱仪检测发现这些分子是与表面的高氯酸盐相互作用而被氯化的简单有机物。后来又发现了更复杂的通过硫原子键合在一起形成的分子。检测到的浓度高达十亿分之三百，这平息了关于火星最长久的谜团之一：生命的基石确实存在[一些由SAM得出的最令人兴奋的结果可能还尚未到来。迄今为止使用的加热方法是热解，将复杂的有机分子分解成更简单的组分。但是九个湿化学容器已经配备于SAM上，在这些容器中有与有机物结合的溶剂。在这些溶剂存在的条件下，测试过程中只需少量的加热，减少了燃烧时长，使得更大、更复杂的分子能够飘进SAM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当我加入科学研究小组时，好奇号的轮子上已经有了破损，它那老旧的钻机[好奇号的钻机在2016年底因电机故障而中断工作。2018年，喷气推进实验室工程师设计的一种新的冲击式钻探技术：进给扩展钻探，在18个月后成功地使钻机恢复使用。]也开始有了磨损的迹象。它已经漂泊了4年，但是这项任务即将进行到最有趣的阶段：攀登维拉·鲁宾山脊。它以一位杰出科学家的名字命名，是维拉·鲁宾发现了第一项暗物质存在的证据，暗物质是一种被认为约占宇宙总物质含量达85%的神秘形式的物质。当她还是个女孩时，就学会了通过窗外的星星在天空中的运转来判断时间。当她作为一名年轻女性时，她被鼓励去从事天体绘画工作而不是天文学方面的工作。当许多天文学专业甚至还没对女性开放时[1965年，鲁宾也成为第一位能够在加州理工学院帕洛玛天文台观测的女性。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内塔·巴赫卡尔（Neta Bahcall）回忆的那样：“他们告诉她，‘有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我们没有女厕所’，于是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一张小纸片，剪成一条裙子，走到浴室门前，贴在门上的男性标志身上。她说，‘看，现在你们这有了一间女厕所’。”]，她毫不犹豫地继续在乔治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继续留在那里担任助理教授。和我一样，她也不喜欢争强好胜，她会被一个“没有人会打扰她”的研究课题所吸引。她孑然一身、默默无闻的工作改变了宇宙学，证明了宇宙中的绝大部分物质都是看不见的，这一发现一直让我觉得是切中要害的。

在她的生命接近尾声时[继1828年卡罗琳·赫歇尔获得皇家天文学会金牌之后，鲁宾是第二位获得该殊荣的女性。1993年，她还获得了美国最高科学奖——国家科学奖章。许多人还认为，她的工作值得被授予诺贝尔奖。]，她写道，她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两个目标——拥有一个家庭和成为一名天文学家。她四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在她22岁时出生，现在成了一名行星地质学家。他目前在好奇号科学研究小组工作，努力研究以他非凡的母亲所命名的山脊的形成。

她的旧天文台仍在校园中，就在我实验室对面的一座小山上。我有时会在早上路过那里，因为我孩子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是观看毗邻幼儿园前池塘里的蝌蚪。在下山的路上，他们停下来为老师捡松果，把鹅卵石装入口袋。他们对面前的任何事物都充满了疑惑，他们的注意力像灯光一样照亮面前的一切事物，他们花费所有的时间，每时每刻把事物运作的线索拼凑到一起。每天我都会思考我们是如何懵懵懂懂地、对我们世界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地出生。孩子们看着我向我寻求解释，问我他们不理解的词语，找我帮忙连接那些线索点。他们的所有问题似乎都以另一个“为什么”结尾。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这让我想起了鲁宾曾说过的一段话：“对不起，我知道得太少了，很抱歉我们都知道得太少，但这恰恰是有趣之处，不是吗？”

我希望时间在这些瞬间驻足，把他们的小手指和我的紧紧连在一起。即使我们走得很慢，沿途为一些风景停下脚步，但最终还是会到达终点。孩子们一看到他们的小伙伴们时，就会从我怀里跑出去。我把午餐放到他们的小房间里，然后徘徊着，指尖抵着玻璃窗，透过大楼的窗户再注视他们一会儿。

但随后我会发现我身处火星，在好奇号仍然漂泊的地方。在我帮助引导好奇号的日子里，我要么开车去操控SAM的戈达德科学和行星操作控制中心，在那里，真人大小的《星际迷航》中的斯波克雕像装饰着SPOCC的大厅；要么就在乔治敦的办公室远程访问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服务器。下行链路的图像通过火星轨道飞行器传输到巨大碟形深空网络上，再转输到观测软件上。它们让我感到身临其境，让我十分吃惊。当科学研究团队在检查指令时，我对好奇号如何在数千万千米之外完成任务感到诧异。在黑暗中矗立在那里，听着机器的响声会是怎样一种感觉？

当那些日子结束时，当我最终意识到我该离开时，我又一次感觉到几乎难以把我和另外一方割裂开时的情感。有时我会慢慢浏览火星景观的最后一幅组图，目不转睛地观察陆地与天空相交的某个角落，这就是我下一次打开笔记本或是传送机时会看到的。接下来呢？上山的最好途径是什么？这是新的还是以前见过的？这是何种含义？一片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荒野，辽阔且充满各种可能，我把这幅图像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