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一章里要写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是那么难忘，那么可怕，和前面发生的一切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从这本记述一开始我就看到，它像平原上的一座高塔，我往下写，它就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对我孩提时代的一些事情预先投下了阴影。

这件事发生以后，许多年中，我常梦见它。我被它惊醒的时候，脑子里留下的印象是那么生动，就是在深更半夜，在我那寂静的卧室里，也会觉得它仍在狂暴肆虐。直到现在，我有时还梦见它，只不过间隔长了，也不定间隔多久了。只要遇到一场狂风，或者稍微提到一处海岸，我就会联想到它，这种联想不亚于我脑子里的任何其他联想。我要尽量把看到的情况如实地写下来。我不是回忆，而是看着它发生，因为它又在我眼前发生了。

移民船启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那好心的老奶妈就上伦敦来了。我们一见面，她的心都快碎了。我一直陪着她和她哥哥，还有米考伯一家（他们总爱在一起）；但是艾米丽，我却一直没见着。

快到日子了，有一天晚上，我单独跟裴果提和她哥哥在一起。我们谈起了哈姆。裴果提向我们述说哈姆怎样依依不舍地向她告别，他的举止多么稳重，多么像个男子汉——尤其是最近，她觉得这是他承受最大痛苦的一段时间。谈起这个话题，这个充满爱心的女人就说个没完。她跟哈姆在一起的时间长，有很多故事要说，而且说起来津津有味，我们听起来，兴致也不亚于她。

我和姨奶奶当时正在腾海格特那两所房子——我打算到国外去，她准备回多佛，去住自己的房子。所以我们在科文特加登找了个地方暂时住一住。这天晚上聊完了以后，回家的路上，我走着走着回想起上次去亚茅斯的时候，我跟哈姆的一段交谈。我想改变原来的计划，我原来打算等到上船向艾米丽的舅舅告别的时候，托他转一封信给艾米丽，这会儿我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给她写封信。我想，她收到我的信之后，也许愿意写几句告别的话，托我转给她那不幸的情人。我应当给她这个机会。

于是我在睡觉之前就在屋里坐下给她写信。我告诉她，我见到了他，他要求我转告她一些话，我已经在这本记述中该写的地方写过了。我老老实实地转达了他的话。即使我有权利，也没有必要把那些话加以夸大。那些话所表达的忠实与善意用不着我或者任何人来美化。我把信放在外头，让他们清早送出去，我还给裴果提先生写了一行，请他把信交给她。我睡觉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那么弱；太阳出来了，我才睡着，第二天很晚才起来，还觉得不解乏。姨奶奶来到我的床边，虽然没出声，却把我弄醒了。我睡着觉，也能觉得出来，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我睁开眼，姨奶奶说，“特洛，亲爱的，我刚才下不了决心叫醒你。裴果提先生来了。让他上来吗？”

我说好吧。他一会儿就上来了。

“大卫少爷，”我们握了手之后，他说，“我把你的信交给了艾米丽，少爷，这是她的回信，她让我请你先看一看，你要是认为没有不妥之处，就请你转交。”

“你看过了吗？”我说。

他点了点头，显出难过的样子。我拆开一看，信是这么写的：

信里就是这些话，还有点点泪痕。

“大卫少爷，我能不能告诉她，你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而且愿意转交？”等我看完了信，裴果提先生说道。

“毫无疑问，”我说道，“不过我在考虑……”

“考虑什么，大卫少爷？”

“我在考虑，”我说道，“我得再到亚茅斯去一趟。开船之前，我还有足够的时间赶一个来回。他孤零零的，我老惦记着他。这时候，把她这封亲笔信交到他手里，你也好在启程的时候告诉她，他已经收到信了，这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我郑重地接受了他的嘱托，亲爱的好伙伴，我无论多么认真去办，都不为过。去一趟，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现在心烦意乱，活动活动更好。我今天晚上就去。”

虽然他想尽办法劝我不要去，我看得出，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如果说我原来的打算还不够坚定，这样一来，也就坚定了。他按照我的要求，跑到驿站，给我订了车把式旁边的座位。当天晚上我就坐着驿车上了路，我一生起起落落，曾多次走过这条路。

“你不觉得这天空显得非常怪吗？”出了伦敦头一站，我就问车把式，“我不记得见过这样的天空啊。”

“我也没见过——没见过这样的，”他答道，“起风啦，先生。我估摸着海上一会儿就该出事啦。”

天上黑云翻滚——间或出现一种颜色，很像湿柴冒出的烟——乱云聚集成堆，呈现出千奇百怪的样子，使人感到那云彩极厚，比从那里到地上最深的谷底还要深，那发了疯的月亮看上去到处乱窜，好像在自然规律受到可怕的干扰的情况下，迷了路，受了惊。风已经刮了一整天，这时候刮起来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巨大的声响。一个钟头以后，风势大大加剧，天阴得更厉害了，风也在使劲地刮。

夜渐渐深了，厚厚的云彩聚集起来，布满了整个天空。当时天很黑，风越刮越猛，风势还在加剧，我们的马几乎不可能顶着风往前走。在夜里最黑的时候（当时正是九月底，夜已经不短了），前头的马左右摇摆，或者干脆停了下来。我们常常十分担心，怕驿车会被风吹翻。在这场暴风雨到来之前，也有过几次随风刮过来的阵雨，像下刀子一样，碰上那种情况，只要能找到树或者挡风墙躲避一下，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停下来，因为继续奋斗是绝对不可能了。

天亮了，风越刮越大。我以前上亚茅斯来的时候，听水手们说这里刮起风来像打炮，但我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风暴，连类似的也没经历过。我们来到伊普斯威奇——到得很晚，因为出了伦敦，走了十英里以后，每前进一寸都是一场战斗——在集市那里看见一群人，他们夜里就从床上爬起来了，怕烟囱倒了砸着。我们在旅店的院子里换马，有些人就凑过来对我们说，大张的铝皮从教堂的塔楼上掀走了，落在一条后街上，把道儿都给堵了。有的人说，附近村里来的乡下人看见大树从地上拔起来，倒在那里，整堆的草垛吹得七零八落，路上，田里，到处都是。那风势仍然不减，而且刮得更凶了。

我们奋力前进，离海越来越近，这大风就是从海上拼命往岸边吹的，那风力越来越可怕。我们离着能看见海的地方还很远，那水汽已经落在我们嘴唇上，带咸味儿的雨下在我们身上。洪水泛滥，淹没了亚茅斯附近多少英里的平地，每一个池塘和水面都拍打着岸边，那小小的浪头使劲儿向我们涌来。等我们看见海的时候，天边的巨浪断断续续地出现在翻滚的浪潮的低谷之上，看上去就像一段一段的另一条海岸，那里有楼阁，有房舍。最后我们终于来到镇上，人们跑到大门口，斜着身子，头发让风吹得乱飘，他们纳闷在那样的夜晚，怎么还会有驿车到来。

我在老客店住下之后，就出去看海上的情况。我踉踉跄跄地在街上走，那街上到处都是沙子和海藻，一团团海水的泡沫在空中飞舞；一路上我老怕石板或瓦片掉下来砸着；走到难走的路口，碰上谁就抓他一把。到了海边，我看见不光是打鱼的，而且镇上一半的人都在房子后头躲着。有时候，有人顶着怒吼的狂风出来向海上张望，回来的时候，被吹得无法走自己的路，只好曲里拐弯儿地往回走。

我来到人群中间，就看到有些女人在号啕大哭，因为她们的丈夫出海去打青鱼或捞牡蛎去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的船早就翻了，因为来不及到安全地方避风。人群当中有一些花白头发的老水手，他们看看海，再看看天，摇着头，彼此含糊地说些什么；船主们焦躁不安；孩子们缩着身子聚在一起，眯着眼睛看大人的脸色；就连健壮的海员也心神不定，焦急万分，他们从避风的地方举着望远镜往海上看，仿佛是在察看敌情。

那茫茫大海，等我有时间停下来看一看它的时候，加上那使人睁不开眼的风，那飞沙走石，那可怕的声音，叫我心烦意乱，弄得我不知所措。那一面面高耸的水墙滚滚而来，在最高处化为飞沫，就连最矮的好像也能把镇子吞没。浪花带着沙哑的吼声退去的时候，好像在岸边挖了点点深坑，似乎其目的是要毁掉这个世界。有些白顶巨浪轰鸣咆哮，未到岸边就已撞得粉碎，整体化为碎片之后，每一碎片仍然充满了原有的怒气，很快就被后面的浪头吸收，形成另一个怪物。一会儿起伏不定的山头变成了谷底，一会儿起伏不定的谷底（有时还有孤独的小海燕从水面掠过）逐渐上升，而成为山头；汹涌的大海带着深沉的响声震撼着海滩；各种形状的浪头轰鸣着向前滚动，刚一成形，便改变其形状和位置，并挤掉另一形状的浪头，取代其位置；地平线上那幻想的海岸，连同其楼阁、房舍，也在时起时伏；云层很厚，飘得也很快，我觉得仿佛大自然全部瓦解，天翻地覆了。

我在因这次难忘的风暴——直到现在当地人还记得这次风暴，认为这是那一带海岸经历过的最大的风暴——而聚在一起的人群中找不到哈姆，就向他的住处走去。门关着，我敲门也没有人开，我就顺着后街小巷到他干活儿的船厂去了。我从船厂了解到，他到洛斯托夫特去了，因为那里有一项紧急的修船任务，需要他的技术，明天一早儿就回来。

我又回到旅店；我洗了洗，换了衣服，想睡一会儿，可是睡不着，这时候，已是下午五点了。我在咖啡厅的炉火旁坐了不到五分钟，堂倌过来捅炉子，借机跟我说话，告诉我几英里外有两条运煤船已经沉没，全体船员都在上面，还说有人看见停泊处还有几条船在危难之中奋力拼搏，以免冲上海滩。他说，要是今天晚上还像昨天晚上那样，就得乞求上帝保佑他们，保佑所有那些可怜的水手了！

我的情绪非常不好，也很孤独，哈姆不在，使我感到特别不安。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对我影响很大，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清楚。老呆在外面，那狂风也把我吹得蒙头转向。我心里想的和我回忆起来的事都乱作一团了，时间、地点也都记不清了。所以，假如我出去，到了镇上，碰见一个人，而我认为他当时应当在伦敦，我想，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换句话说，在这些方面，我的心思老不能集中，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然而我的思想又非常活跃，因为这个地方自然而然使我回想起许多事情，特别清楚，特别生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听那堂倌说的悲惨沉船的消息，并没有主动地联想，就一下子想起了我所担心的哈姆。我相信我的确是害怕他从洛斯托夫特走海路回来，在路上出了事儿。我越来越担心，就打定主意在吃晚饭之前再到船厂去一趟，问问厂主哈姆是不是有可能走海路回来。只要他说出一点儿理由，认为有这种可能，我就到洛斯托夫特去接他，而不让他走海路回来。

我匆匆订了饭，就又到船厂去了。我来得可不算早，因为那厂主手里提着灯笼，正在锁船厂的大门。我一问他，他就大笑起来，他说不用担心；有头脑的人，或者没有头脑的人，都不会顶着这样的大风出海，哈姆·裴果提从小就出海，尤其不会干这样的事。

我事先也意识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不过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跑去问了，实在感到不好意思，便又回到旅店。假如那样的风还能加剧，我觉得那风的确是加剧了。那狂风怒吼，那门窗碰撞，那烟囱呼呼地响，我在里面躲风避雨的这所房子摇摇晃晃，那海面上波浪翻腾，都比早上更加可怕了。不过除此之外，现在到处一片漆黑，这就使得这场暴风雨愈加恐怖，这恐怖有真实的一面，也有虚幻的一面。

我吃不下东西，我坐不稳当，我做什么都安不下心来。我心里有一件什么东西，隐隐约约地跟外面的暴风雨相呼应，把我记在心底的东西翻了出来，搅得乱作一团。然而我这些匆匆而过的想法，与大海的雷鸣交织在一起——那风暴和我对哈姆的担心却一直处于最明显的地位。

我的晚饭几乎没吃就端走了。我喝一两杯酒，想振作一下。一点儿作用也没有。我在炉火前头迷迷糊糊打起盹儿来，但我并没有睡着，我还意识到门外的风声，也意识到我所呆的地方。一阵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恐惧把这两方面都遮住了；在我醒来的时候——或者说在我摆脱了困意，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浑身发抖。

我来回走了一会儿，试着看一本旧杂志，听了听那些可怕的声音，又盯着炉火，看里面的面孔、人物和景色。最后，墙上挂钟那稳定不乱的滴答声把我折磨得受不了了，我就决心去睡觉了。

在这样一个夜晚，知道店里有几个仆人愿意守夜到天明，心里也就踏实了。我去睡的时候，昏昏沉沉的，困极了；可是等躺下以后，好像有什么魔力，使这种感觉完全消失了，我清醒得很，所有的感官都很灵敏。

我在床上躺了好几个钟头，一边听着风声雨声，一边想，一会儿觉得听见海上有人喊叫，一会儿觉得清清楚楚地听见信号枪声，一会儿又听见镇上房屋倒塌的声音。我爬起来好几次，往外看，但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窗玻璃上映出来的我未熄灭的昏暗烛光，和我自己那张无精打采的脸，从黑洞洞的外边往里看着我。

最后我烦躁极了，就匆匆穿上衣服，到楼下去了。在宽大的厨房里，我模模糊糊地看见咸肉和成串的洋葱挂在房梁上，人们以各种姿势聚集在一张桌子周围，他们特意把这张桌子从大烟囱旁边挪开，放到靠近门的地方了。有个漂亮姑娘用围裙把耳朵堵起来，两眼盯着门口，见我进来，便大叫一声，以为我是鬼呢；不过别的人倒还镇静，觉得多一个人跟他们做伴儿，都挺高兴。有一个人说他们正在谈论运煤船上的船员，他们淹死之后，他们的灵魂是不是在风暴中游荡，问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呆在那里，我敢说，呆了两个钟头。有一次，我打开院子的大门，往街上看了看，空荡荡的。狂风卷着沙子、海草和一团团泡沫从地面上掠过，我不得不叫人帮忙，才把大门关上，并且关紧，免得叫风吹开。

后来我又回到自己屋里，屋里冷清而阴郁，但我这时感到困倦，就又上了床，从一座高塔上坠落下来，贴着一片悬崖，坠入了梦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我梦见我是在别处，而且是在不同的地方，我的印象是到处都是风。到后来，和现实之间这一点微小的联系也失去了，我梦见在隆隆的炮声中跟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一起攻打一座小镇去了。

炮声连续不断，而且声音很大，弄得我非常想听的东西，怎么也听不见，于是我一使劲儿，就醒了。这时天已大亮——有八九点钟了。呼啸的风声代替了大炮声，我门口有人一边敲门，一边喊。

“有什么事儿？”我问道。

“沉船啦！就在附近！”

我从床上跳起来，问他沉的是什么船。

“一条帆船，从西班牙也许是葡萄牙开来的，装的全是水果和酒。你要是想看，先生，就快去吧！海边的人说，那船随时都会变成碎片儿。”

我听着那激动的声音顺着楼梯渐渐远去，连忙穿上衣服，跑到街上去了。

在我前头，已经有许多人，都往一个方向跑——海滩。我也往这个方向跑去，超过了不少人，一会儿的工夫，眼前就是汹涌的大海了。

这时候，风势可能减轻了一点儿，但不大容易觉察，正如我梦见的炮声，几百门炮，停放几门，声音也小不了多少。但是那海面，经过一整夜的翻腾，比我前一天看到的情况又可怕得多了。从各方面来看，都给人一种上涨的印象。那浪头那么高，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压过一个，连续不断，滚滚而来，真可怕极了。

除了风浪的吼声，很难听见别的声音。我在人群中间，不知如何是好，屏着呼吸，奋力迎风站着，迷惘之中，我往海面上看去，想找到那条出事的船，但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巨浪尖儿上的白沫。当时有一个水手，光着膀子，站在我身旁，他抬起胳臂，指着左边，他的胳臂上文了一个箭头，也指着那个方向。这时候，我的天哪，我就看见了，就在我们附近呀！

一根桅杆已经在离甲板约六英尺或八英尺的地方折断了，躺在一边，与帆布和绳索缠绕在一起；船体在风中摇动——一刻也不停，而且其猛烈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这一堆乱东西就撞击船帮，仿佛要把它撞碎。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船上仍然有人尽力把这一堆东西砍下来，因为那船侧面对着我们，船体朝我们这边一歪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船上的人在挥动着斧子干活儿，有一个长着长鬈发的人特别积极，在干活儿的人当中显得格外突出。就在这时候，岸边响起一片叫声，即便在那大风大浪的情况下也能听见：原来海浪从颠簸的破船上掠过，把船上的人、桅杆、酒桶、木板和船舷像一堆堆玩具一样一扫光，通通扔进翻滚的波涛中去了。

第二条桅杆还立着，撕破了的帆和乱七八糟的断了的绳索还在上面飘来飘去。还是刚才那个水手，哑着嗓子凑到我耳边说道，那船已经撞了一次，离开以后，又撞了一次。听他的意思，他还说那船要从中间断裂；我很容易也看出了这一情况，因为颠簸、冲击得太厉害，任何一件人造的东西，时间长了，都承受不了。他正说着，岸边又响起一片表示怜悯的喊叫声：原来有四个人随着破船又浮出了水面，他们紧紧地抓着还没折断的桅杆上的绳索——最高处的就是那个长着鬈发干活儿积极的人。

这条船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被逼到了发疯的地步，一会儿向岸边倾斜，我们可以看见整个甲板，一会儿又猛地歪过去朝着大海，我们就只能看见它的龙骨，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船上有一口钟，船这样颠簸、冲撞，钟就响了起来。那钟声顺着风向我们飘来，这是为那些不幸的人们而敲的丧钟。一会儿我们看不见它了，一会儿它又浮了上来。两个人不见了。岸上的人更加焦虑。男人呻吟，手指交叉紧紧攥在一起，女人尖叫，把脸转向一边。有些人在岸边疯狂地跑来跑去，向无法救助的人呼救。我也跟他们一样，拼命央求我认识的一伙水手，不要眼睁睁看着那两个落水的人送了命。

他们也都很激动，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明白的，因为我即便能听见一点儿，也几乎无法沉住气，听个明白——一个钟头以前，勇敢的人就登上了救生船，但是毫无办法；他们还说，由于没有人肯不顾一切带着绳子涉水过去，使那条船跟岸边建立联系，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忽然注意到岸上的人群中又出现了骚动，接着就看见他们往两边分开，哈姆穿过人群，来到前边。

我记得，我跑到他跟前，是想把我希望救人的话再对他说一遍。但是我虽然被眼前一种可怕的新景象弄得六神无主，他脸上那种坚定的神情和他向海面上张望的那种眼神——我记得，他那眼神和艾米丽出走的那天早上的眼神一模一样——使我意识到他会遇到的危险。我用两只胳膊拦着他，恳求刚才跟我交谈过的人不要听他的，不要让他送死，不要让他动一动！

岸边又是一片喊声。我们朝破船一看，只见那残暴的帆一下一下把两人之中下面的一个打落下来，然后骄傲地往上一卷，向着桅杆上唯一剩下的那个干活儿积极的人飞去。

面对这一情景，面对这个沉着、不怕死的人那样坚定的表情，而且此人能号召一半在场的人跟他走，我向他恳求还不如向风恳求更有希望。“大卫少爷，”他双手攥着我的手，热情地说道，“要是我的时候到了，那就是到了。要是还没到，我就再等等。愿老天保佑你，保佑所有的人！伙伴们，帮我收拾收拾，我要去了！”

我被挤到一边儿去了，这倒并不是出自恶意，周围的人把我拦住，我恍惚听见他们劝我，说他不管有没有人帮忙，都非去不可，还说他的安全措施全靠那些人，我若去打搅他们，就会危及他的安全。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也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不过我看见岸边的人忙了起来。有人拿着那里一座绞盘上的绳子奔跑，钻进一圈儿人里去了，由于有这一圈儿人挡着，我看不见他。后来我看见他独自站在那里，穿着水手的上衣和裤子，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也许是斜搭在手腕上，还有一根绳子系在腰间；有几个最强壮的人在不远的地方拉着系在他腰间的绳子，他就把这绳子松松地放在海滩上他的脚边。

那破船，就连我这没有经验的眼睛也看出来了，断裂了。我看着它从中间断成两截，桅杆上那个孤零零的人，他的性命也是一发千钧。他还在抓着，不松手。他戴着一顶奇怪的红帽子——不像是水手的帽子，颜色更好看；他赖以生存的几块木板翻来滚去，越来越不中用了，丧钟也预先为他响了起来。这时候，大家都看见他在摇动那红帽子。我这时候也看见他在摇动那红帽子，我还觉得自己神经错乱了，因为他这个动作使我回想起一个一度很要好的朋友。

哈姆一个人站在那里，注视着海面，前面是风暴，身后是屏住呼吸一声不吭的人群，最后他趁着一个大浪往回退的时候，回头瞥了一眼那些抓着他腰间系着的绳子的人，随着那浪扑到海里，霎时间就跟海水搏斗起来——一会儿跟着山头升起，一会儿随着山谷落下，沉入沫底，冲到岸边。他们就连忙把他拽上来。

他受伤了。从我站的地方，我就看见他脸上有血，但是他毫不在意。他好像匆匆地给他们提了些要求，让他能够活动自如——或者说这是我根据他胳膊的动作而作出的判断——接着就又去了。

这一次，他朝着破船冲了过去，一会儿跟着山头升起，一会儿随着山谷落下，一会儿沉到翻滚的白沫下面，一会儿漂向岸边，一会儿又漂向破船；他在英勇不屈地奋力搏斗。距离并不远，但那风浪之大使得这场搏斗九死一生。最后他终于来到破船旁边。他已经离得很近了，只要他再用力划一下就能抓着它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大浪像一座绿色的高山从破船那边朝着岸上压了过来，他好像用力一跳，钻进浪里，那破船也不见了！

我朝着他们往上拽的地方跑去，看见海面上有些碎片在打旋儿，好像只是摔碎了一只酒桶。每一个人都惊呆了。他们把他拽上来，放在我脚边——失去了知觉——死了。大家把他抬到最近的一所房子里，这时候，没有人再阻拦我了，我就在他身边忙活；各种起死回生的办法都用到了，但是他已经让那个大浪给打死了，他那颗火热的心永远不再跳动了。

我坐在床边，不抱希望了，能做的，都做了。这时候，有一个打鱼的，他从我和艾米丽小的时候就认识我，在门口小声叫我的名字。

“先生，”他嘴唇发抖，脸色煞白，饱经风霜的脸上流着眼泪，说道，“你能来一下吗？”

看样子，我回想起来的那个人，他也回想起来了。我非常害怕，他伸手来扶我，我倚着他的胳膊问道：

“有死尸漂到岸上来吗？”

他说，“有。”

“我认得吗？”我又问道。

他没有回答。

但他领我来到海边。就在我和她小时候一起捡贝壳的地方——就在昨晚吹倒旧船，碎片散落的地方——就在他危害的这个家破败的地方——我看见他枕着胳膊躺在那里，上学的时候，我就常见他这样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