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学  作者:曾子

《大学》是中国古代典籍名篇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在唐代以前并没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至唐代,韩愈等引用《大学》,开始为人所注目。到宋代,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非常重视《大学》,称之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后来朱熹又在二程基础上,重新别为次序,分经一章,传十章,并认为格物致知章已缺失,作了著名的《补传》。朱熹对大学的解释,是一种重新阐释,换言之,是从理学角度的新解。充分体现了心性之学,使《大学》升华为哲学。从此理学不仅接续道统之传,还有了自己的规模和节次。

朱熹说:《大学》是“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规模:“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朱熹称之为“三纲领”;节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称之为“八条目”。朱熹认为“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一个“独”字,充分说明了本篇文献的重要性。由于朱熹把《大学》纳入《四书集注》之中,宋理宗时,理学名臣真德秀更作《大学衍义》,向皇帝进讲《大学》,《大学》成了政治读物。到元代文化转型期,《四书集注》成为各级学校必读书,士子求取功名利禄的考试书,整整五百九十二年,读书人昼夜攻读,不仅《大学》本文烂熟于心,就是章句也牢牢铭记。

但不是人人都固守朱注,反对朱注者也不乏其人。如明代王阳明就不赞成朱熹改正《大学》,而是持守古本,不是像朱熹那样突出格物穷理,而是注重诚意。王学在明代中后期成为学术界主导思潮,王门弟子遍布大江南北。但朱学也不乏传人,科举仍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圭臬,因此,王学仍为民间之学。

清代考证学兴起,许多人摆脱理学,崇尚汉学,对“四书”有许多新解,更倾向古籍本义,但《大学》,特别是《中庸》,朱注还无法被取代。

到近代,孙中山先生表彰《大学》。他赞赏《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目标和修养方法,认为这些都是“应该要保存”的中国的“独有宝贝”。以《大学》为规模和节次的中华文明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大学》的作者,《礼记》并无说明,朱熹认为首章“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朱熹认为《大学》大体为曾子思想,但此书可能为曾子后学所写定。

曾子(前505—前435)名参,字子舆,孔子著名弟子,春秋鲁国南武城人。其事迹及言论见于《论语》。《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已遗失。《大戴礼记》中有《曾子》十篇,但无《大学》。

关于本书整理形式,可参见《中庸译注》前言。

---王国轩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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