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波大助痛苦地咬住嘴唇，用双手紧紧攀住竹梯的两侧。他仰起脖子，头顶的梯子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漆黑深处，仿佛没有尽头。

若换作平时，他爬完这段路只要十几秒。可现在右膝盖只要稍微一动，就钻心地疼。这是在两周之前受的伤，拖到现在还没得到治疗。

但难波大助并没有抱怨什么，比起许多人来说，他已算是非常幸运了。

两周之前，也就是公历一九二三年的九月一日，整个日本关东地区遭遇了一次极为惨烈的大地震。大地开裂、海啸咆哮，一瞬间便对东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更可怕的是，地震发生在中午，很多家庭主妇正在用炭火做饭，翻倒的炉子导致了数百处火灾，大火沿着密集的木制房屋一路蔓延，整个城区都陷入火海。无数东京居民不是在地震中被砸死，就是被随后而至的大火吞噬。

这间朝日新闻社的通讯站位于赤羽桥附近的丘坡之上，是一座三层欧式小楼，得益于先进的水泥钢筋结构，在地震中幸存了下来。难波大助花去平时三倍的时间，才爬到了天台上，东京的灾后之景映入眼帘。

那个风华绝代的丰腴美人，如今却化为一具焦黑的尸骸蜷趴在地上。到处是灰黑色的断垣残壁，几乎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无论是有着赤炼瓦屋顶的东京站，还是雄伟的丸之内大楼，都变得东倒西歪。至于浅草那一尊人人仰慕的十二层高塔凌云阁，被损毁了足足一半，凄惶如绝望者伸向天空的断指。

难波大助虽说不是东京人，看到这一幕也忍不住有些黯然。他喘息片刻，想起自己的职责，便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草纸和一张照片。

草纸上用钢笔潦草地写道：“今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援队已抵东京港，总医院院长牛惠霖亲自带队，一行二十六人，携善款两万元，药品器具九十箱，即于麻布区高树町开设临时病院。西历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朝日新闻，东京。”

草纸后面还附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二十多名身穿咔叽短服、臂缠袖标的中国人正鱼贯从一条大船上走下来的画面，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手持一面醒目的红十字旗。

“原来中国人也向我国派遣了救援队呀……”

难波大助微微有些诧异。他的诧异，来自两处不解。一处是：就在几个月前，日本拒绝归还租约到期的大连、旅顺两地，导致中国掀起了强烈的反日运动。他们为什么会跑来救援？另一处不解是：那个贫弱混乱的国家，居然也有医生可以来支援日本？

他一边想着，一边仔细地把草纸和照片分别卷成一束纸卷，塞进两个小木筒里。

天台上有两排鸽子笼，笼子前依次写着东海道线、东北线、上越线等字样。大概是地震余波未了，笼子里的灰鸽子们都显得有些焦躁，不停地咕咕叫着。难波大助打开其中一个写着“大阪本部”的笼子，把木筒绑在两只鸽子的腿上，然后放飞出去。

看到鸽子在废墟上空盘旋几圈后，逐渐飞离，难波大助才算彻底放心。

这是朝日新闻社自明治时期便有的传统。他们豢养了一批军用飞鸽，可以向各地传递最新的新闻照片，这是电报和电话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尤其在大地震之后，通信线路完全断绝，唯有这项古老的手段，能保证大阪本部获得最真实的消息。难波大助，正是坚守在东京的信鸽管理人之一。

他重新爬下竹梯，膝盖疼得更厉害了。眼下东京一片混乱，私立诊所还有公立病院都关闭了，连个游医都找不见。他开始担心，万一留下后遗症可就麻烦了。

难波大助捶了捶腿，忽然想到刚才那则新闻稿，心中不由得一动。不知道那些中国人医术如何，既然可以派到日本来，应该不会太差劲吧？他决定过去碰碰运气。

赤羽桥和高树町同属于麻布区，距离不算太远。难波大助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街道两侧的废墟里弥漫着焦煳味和腐臭味，后者大概是来自坍塌房屋底下的居民。已经两周了，还没人顾得上来为他们收尸，难波大助掩住口鼻，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很快他便看到前方在一座小学的体育馆外，门口挂起了醒目的“红十字临时病院”的竖幅。一些穿着和照片里一样的人，正进进出出地忙碌着。其中最醒目的，是一个身材高壮的汉子。他身穿黄色咔叽装，留着一字胡，手拿着一张东京地图，跟一个翻译交谈着。

这是难波大助第一次接触中国人，他认出对方正是照片里的举旗者。那高壮汉子转头瞥了他一眼，难波大助竟平白涌起一阵恐惧，那眼神锐利而凶狠，仿佛看到什么仇人一般。

所幸翻译及时凑过来解围。这是个文质彬彬的年轻男子，身穿日式学生装，头顶露出一层青森森的头皮，一看就还是个在校学生。

翻译自称是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的干事，叫王兆澄，安徽天长县人，在东京帝国大学读农科，现在负责为中国红会救援队充当翻译。难波不认识他，但听过这个组织。新闻里报道过，好像是一个专门保护在日华工权益的机构。

难波大助说出自己的腿伤，王兆澄转译给那个高壮汉子。那汉子从腰间抽出一条浅蓝色的布巾，给他系在胳膊上，然后让开一条路，冰冷的眼神却始终没变。翻译解释说，这是用来标识不同情况的病人，便于及时诊治。难波大助巴不得早点从那汉子的眼光下逃离，赶紧走进体育馆内。

馆内宽敞的场地，已被划分成诊疗区、准备区、休养区等七八个区块，中间用白帘子隔开，充斥着一股石炭酸和酒精的味道。其中休养区的地面，是用各处搜集来的颜色不一的榻榻米拼成的。每隔半米，就摆着一床棉质白被褥和一套打点滴用的支架。

这个临时病院今天刚刚开设，已经容留了附近街区送来的几十个病人，效率高得惊人。这些病人大多是骨损伤、软组织挫裂和伤口感染患者，没有什么重伤员。难波大助再一琢磨，随即释然。距离地震已过去了两周，那些重伤者要么已得到救治，要么已挨不住死掉了。

他走到诊疗区，接待他的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帅气男医生。男医生正在同时为两位伤员处理伤势，手法纯熟，难波大助尽管不懂医术，也知道他的手段实在不凡。

男医生处理完那两个人，然后转过身来。他迅速检查了一下难波大助的右腿膝盖，通过旁边的翻译说：“难波先生的伤情是半月板发生了严重破裂，受伤后又进行了很剧烈的活动。很遗憾，这是没办法自我痊愈的。”

“为什么？”难波大助惊讶地喊道，“骨头难道不是打了夹板，就可以自己长好的吗？”

“就一般情况而言是这样的，但半月板的位置没有血液供应。好在不会危及生命，只是要尽量避免干重活。先去做一个加压的包扎吧，我再开几片止痛药给你。”

男医生给他写了一份处方，让他去后面的包扎区处理。难波大助沮丧地起身，穿过迷宫一样的白帘，却忽然怔住了。他错走到了女性专用区，看到一个女医生正在抢救一个躺在榻榻米上的孕妇。

那孕妇大概是临产发生了血崩，身下的垫子已被血弄污了一大片。女医生一边镇定地向护士发出各种中文指示，一边俯下身子去抢救，全然不顾身上沾满血渍。看到这一幕的难波大助厌恶地皱皱眉头，产妇的血可是最污秽的东西，他想要转身尽快离开。

可就在这时，他注意到，那个孕妇身下垫着的是一件屠夫用的皮衣，黑黢黢的，泛起积年油光，应该是孕妇自己带来的。

“秽多？”难波大助吃惊。

“秽多”是江户时代的贱民，社会地位极为低下。虽然明治之后，这一贱籍称呼改称为“被差别部落民”，但社会上对于这一类国民仍是极度鄙夷。他们找不到好工作，就只能从事屠宰、皮革、殡葬、收捡垃圾等行业。

像这种部落民孕妇，在东京几乎不可能有医生会接待，只能在家里自生自灭。难波大助没想到，这个中国女医生居然会做到这地步。

他呆在原地，怔怔望去，直到一声婴儿的啼哭响彻体育馆上空，他才回过神来。极污秽的生产之血，极低贱的秽多之身，却迸发出有如礼赞生命的第一声啼哭。这一幕极具矛盾性、冲击力的景象，让年仅二十四岁的难波大助陷入呆滞。

女医生把孩子交给旁边的护士，走开几步，一把扯下沾满汗水的消毒帽，恰好与难波大助四目相对。在那一瞬间，难波的胸口如同被电车狠狠撞击了一下。她，她好漂亮啊！即使是和柳原白莲、九条武子这样的大正美人相比，也丝毫不逊色。而且比起日本传统美人的柳眼细眉，那一对杏眼更显得英气十足，生动极了。

女医生此时也发现了难波大助的存在，伸手朝旁边一指，示意他尽快离开这里。难波大助口干舌燥地走出去，整个人完全处于恍惚状态。他甚至不记得接下来护士是怎么给他包扎好膝盖，又是怎么开的药，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

那一幕奇妙的生产景象，与女医生的容貌，在他脑海中神奇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

难波大助在体育馆内休息了一阵，刻意去打探了一下，得知这支中国救援队是从上海出发的。门口那个眼神凶恶的汉子叫方三响，负责担架队和勤务；给自己看病的眼镜医生叫孙希，是个了不起的外科专家；而那个为部落民孕妇接生的女医生，则是叫姚英子，他们都来自红会总医院。

而这里的最高长官，就是那个有着一张鹅蛋形白净面孔的牛惠霖院长。

到了夜里，整个临时病院的气氛稍微放松了些，电气灯恢复了供电，算是一个好消息。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稍事休息。

难波大助注意到，姚英子和方、孙两个人关系最好，其他两个人神态比较轻松，而那个叫方三响的却始终沉着脸，好似一个身处敌国的间谍。

他鼓起勇气走过去，恭敬地鞠了一躬，大声道：“诸君今天辛苦了，我是朝日新闻社的难波大助，虽然是个没用的人，但希望可以留在这里帮忙。”

三个人都吓了一跳，显然没听懂。幸亏这时王兆澄从旁边赶过来：“这里是慈善救援病院。大家都是志愿者，是没有酬劳的。即使如此，您也要来吗？”

难波大助心中一团热气膨胀开来。这些陌生的外国人可以对一个秽多如此尽心，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吧？他上前一步，慷慨道：“我……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是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拥趸。我看到贵方不远千里来到日本，对病人不分贵贱同等治疗的做法，十分钦佩，希望也可以在这里实践自己的理念。”

王兆澄眉头一挑，显然被这个回答惊得不轻。他回过身去，对三位医生如实翻译了一遍。

“社会主义”这个词，他们几个并不陌生，这在中国国内也算是一个热门话题，是苏维埃俄国那边传过来的。方三响率先开口：“他说的这些人，都是谁？”

王兆澄解释道：“大杉荣是一个左翼社会活动家，在年轻人中很有人气。”

“那幸德秋水呢？”孙希敏锐地追问。

王兆澄压低声音用中文道：“幸德秋水是个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主张要用直接的斗争实现革命。十三年前，日本当局指控他图谋刺杀天皇，抓起来处死了，号称‘大逆事件’——难波桑如果崇拜幸德秋水的话，那可要小心考察才好。”

他解释完之后，三人都陷入犹豫。难波大助以为他们怀疑自己的诚意，急切道：“我不是伪装的，我一直在四谷读预科学校，就住在鲛河桥旁边，一直都在参与劳工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小组的讨论会。”

鲛河桥是东京比较著名的贫民窟之一，那里有大量简陋的细民长屋，簇拥着被差别部落民、日雇劳工和乞丐集团。三个人听到这里，不敢自专，急忙把牛惠霖院长请来。

牛惠霖刚刚做完一台手术，手里拎着一把沾满骨屑的线锯就过来了。他脸上永远是一副淡然神色，仿佛这世间没什么事能惊扰到自己。

红十字会总医院之前的历任院长，都是外聘洋人担任。沈敦和去世之后，红会内部有呼声认为中国医院该由中国人来管理。常议会千挑万选，最终选中了人望与资历都堪称沪上翘楚的牛惠霖。他本人一直坚持为法庭做义务医疗顾问，主张每一位医师都要回馈社会，接到邀请后欣然从命，遂成为红十字会总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

这一次红会派救援队来日本，牛惠霖说地震造成的最多的伤害是各种骨折，他作为骨科专家责无旁贷，遂亲自带队上阵，带着总医院的精兵强将奔赴灾区。

听完王兆澄的汇报，牛惠霖沉吟片刻道：“你们要知道，这不只是中国红会，也是中国第一次向海外派出救援队，国际观瞻十分重要。尤其目下中日两国关系十分微妙，我们应当严守中立，以避免所有纷争为上。”

“您的意思是，不要难波先生加入喽？”王兆澄确认道。

“所有的政治派系，我们都不要接触。我们来日本只是为了救人。”

他讲这个话，是有原因的。红会这一次派队来救援日本，在国内不无争议。在地震之前，反日运动闹得如火如荼，有人质疑救援敌国有无必要。牛惠霖坚持认为，人道主义与政治应该分开，何况这一次也是彰显中国医生形象的机会，这才促成是行。

所以红会救援队在日本，一定得谨言慎行，尽量不要招惹麻烦。

再一次强调了“谨言慎行”四字之后，牛惠霖别有深意地看了方三响一眼，这才拎着线锯离去。姚英子和孙希对视一眼，都明白牛院长在暗示什么。

方三响这一生中最大的心结，就是当年觉然和尚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和全村百姓，为此他孜孜以求，一直在寻找这个日本间谍的下落。只可惜中日远隔重洋，调查迟迟没有进展。

这次总医院决定赴日救援，方三响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报了名。他算了一下，父亲在一九〇四年去世，那年觉然和尚四十岁上下，如今是一九二三年，仇人倘若还活着，也奔着六十去了，再拖下去，方三响害怕自己没有报仇的机会。

牛惠霖对这段前史知之甚详，故而有此一提醒。方三响攥了攥拳头，终究没吭声，只是肩膀在微微抖动。

姚英子感受到了这个频率，胸口微微有些刺痛。三年前陶管家去世，她感受到了失去至亲的痛苦，直到那时她才明白，方三响这十几年背负着多么沉重的心结。这一次难得来到日本，无论如何，她都希望他完成这个心愿。

那边厢王兆澄已经把院长的决定委婉地转告了难波大助。后者十分失望，耷拉着脑袋，一瘸一拐地朝病院门口走去。

就在这时，他身后传来一声女子的喊声：“难波先生，请等一下。”这是一句中文，可难波鬼使神差居然听懂了，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发现那位女神一样耀眼的女医生，正对着自己讲话。

“你刚才说，你是在朝日新闻社任职的？”王兆澄替姚英子做翻译。

“是的，是的。”难波大助有些激动。

“如果我们想找一个人，拜托你会很为难吗？”

难波大助怔了一下，旋即大声道：“我会尽力的！”朝日新闻社的档案以齐全而著称，甚至比地方户籍所还丰富。虽然眼下兵荒马乱，但怎么能拒绝女神的请求？

姚英子得意地拽了方三响一下，向他表功。牛院长要求医生们谨守岗位，可没说不许他们雇人去查。这个人既然是新闻社的，消息必然比别人灵通。

方三响眼神闪动，从怀里掏出个破旧的荷包，从里面拿出十日元。王兆澄小声提醒道：“这个酬劳有些多了，可以买四十斤白米了。”

一向小气的方三响，这一次却一点不心疼，依旧递过去，钱里还夹着半张照片。

林天晴的哥哥林天白曾在日本留学，寄回过一张合影。合影里，位于林天白正上方的正是觉然和尚，只可惜照片被剪过，只残留着下颌部分。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林天晴和方三响一直尽力联系日本，可惜线索太过模糊，始终未有进展。

当然，这一层恩怨，不必对难波大助详说。方三响指着照片上缀有一大一小两颗黑痣的嘴唇说：“我希望找到这个人，年纪在六十到七十之间，曾经在陆军士官学校上过学，参加过日俄战争。”

难波大助没想到，对方手里的线索居然只有半张脸。但自己海口已经夸下，也只好硬着头皮接过照片。他临走前看了眼女神，一看到姚英子满怀期待的双眸，陡然又充满了力量。

目送难波大助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方三响忽然开口问：“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些什么主张？”王兆澄道：“这个很复杂，每个人的政治理念都不一样。不过大体来说，他们主张废除君主制、贵族院和秘密警察，实行十八岁以上全民普遍选举，八小时工作制，农村平均土地，而且反对干涉外国，林林总总很多。”

“这些主张听上去都不错呀。”方三响面露赞同。

王兆澄苦笑道：“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被当局所不容。比如他崇拜的那位大杉荣，就主张工人不要沉迷于政治空谈，要果断采取自主行动——这在政府耳朵里，形同暴动了。”

“所以可以信任他吗？”方三响问。

“怎么说呢？日本人的性格有点一根筋。无论是哪一种学说，支持者都普遍表现得很狂热，哪怕付出性命也不奇怪。如果他发现你是同志的话，做出那样的举动也不奇怪。”

“那么你呢？你对社会主义者怎么看？”

王兆澄摸了摸鼻子，坦然道：“大杉荣的《劳动运动》、河上肇的《贫乏物语》，还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髄》，我都看过了。说起来，这些书，还是共济会的会长王希天借给我的，他还抄录了一首诗给我，我想那诗，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王兆澄大声朗诵起来：“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

这诗浅白易懂，不似旧体诗那么晦涩，即使是方三响亦能体会到其中含义。这种苦苦追求答案的心境，很让他觉得有共鸣。

“这诗是王会长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一位好朋友写的，他也是个留日的中国学生。有一次他去京都岚山旅游，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诗。王会长很喜欢，抄录了好多张字条，见到人就会送。”

王兆澄有意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道：“王会长是个大好人，他这几年一直在从事劳工救济。他经常说，要爱同胞，爱世人，才能追寻到内心的真理。我就是受他的感召，加入了共济会，正为旅日劳工解决困难——这次你们能来，我真的很高兴。”

方三响从王兆澄身上感受到了和萧钟英一样的气息。那是一种澎湃的、纯净的气息，和国内政坛那些蝇营狗苟的味道截然不同。他忍不住问道：“那位王希天会长如今在哪里？”王兆澄忽然神色一黯，正要说什么，恰好护士喊他，便先赶过去了。

王兆澄离开之后，方三响陷入了一阵沉思。他在国内也接触过不少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读物，甚至还定期从曹主任那里免费拿《新青年》。这些论述比起当年的《猛回头》《革命军》更有条理，似乎更能解答自己当年在老青山下发出的疑问。

别说自己了，就连孙先生都认同这些理念，要不然今年他怎么会邀请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呢？方三响对于政治的这些事，比姚英子和孙希都热心，只是不大当着他们两个的面提起。

他正发着呆，后背猛然被人推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孙希和姚英子拎着食盒走过来，叫他来吃晚饭。

食盒是当地赤十字社送来的，里面只有几碗白米饭，上头盖满了福神酱菜和伍斯特酱汁。这是几年前从大阪流行开来的“酱烧饭”，便宜简单。

他们拿起筷子吃了几口，发现味道还真不错，酸辣的伍斯特酱配上香甜的米饭，很是解乏。孙希一边吃一边抱怨道：“唉，难得来一次东京，却赶上了这样的景象。本来我还想去银座逛一逛呢。”姚英子用筷子敲了敲盒边：“如果不是发生这样的灾难，你根本就不会来好伐？不要讲这样的话，会被人误会。”

“我和老方其实无所谓，你又何必跑过来吃这个苦？”孙希说。这几年来，姚英子除了专注于保育讲习所的事务，又和张竹君建起一个济良所，专为收留遭遗弃的妓女而用，按说是没时间跑到日本来的。

“我家里那些亲戚，真是越来越烦，我来日本还清净些。”姚英子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她今年三十二岁，尚未婚配。在宁波当地人的口中，她从一个人人称羡的大小姐变成了一个不孝的怪胎。加上这几年来，姚家其他房的人已多次要求过继，连族内大会都开了几次。姚永庚本人倒是疼爱女儿，可也不免念叨几句。

孙希道：“实在不成，我跟你去登个记，堵住你家里亲戚的嘴，再抱养个孤儿过来。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姚英子白了他一眼：“婚姻大事哪能这么儿戏？我无所谓，可是要把你给耽误了。”

孙希哈哈一笑：“我无牵无挂，还能耽误啥？再说，你还有别的人选吗？总不至于选老方吧？”

两人一齐看向方三响。他之前发过誓，父仇未报绝不结婚。这次到了日本，万一真找出真凶，回国后怎么办？林天晴好好一姑娘，可是等了他这么多年。方三响面孔一板：“你们聊你们的，别扯上我。”说完继续低头扒饭。

接下来的两天里，救援队十分忙碌。周围居民得知有临时病院后，陆陆续续都围拢过来，其他收容点也转运来一些轻重伤员，牛惠霖还要分出一支队伍，前往横滨拯救留日学生，每个人都忙得分身乏术。

到了第三天一早，难波大助再次出现在病院门口。他十分兴奋地找到王兆澄，要向几位医生展示自己的成果。

两天就查出眉目来了？方三响和王兆澄都吃惊不小，再一听难波的讲解，更是佩服。

当初方三响和林天晴的调查方向，是寻找林天白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这个方向并没有错，但一来中、日学生是分开授课，彼此并不熟悉，二来这些人毕业后分散于天南海北，想要找到他们，难度极大。

而难波大助独辟蹊径，没去找人，乃是从照片上的背景柔道馆入手。

其实照片里的柔道馆背景被林天白遮住了大半，并没有太多线索。但难波大助知道，柔道是嘉纳治五郎在明治时期融汇百家柔术而成的一项运动，开始是在海军兵学校、陆军宪兵学校、陆军士官学校、警察学校等地推广，一直到一九一一年之后才被允许进入普通学校和社会。

林天白是一九一〇年入学，所以他所在的柔道馆，几乎可以确定是陆军士官学校的自设馆。而且自设馆并没有专职的师范代，都是请退役的学长过来教习。

难波注意到，照片上，林天白系着一条赭色腰带，而觉然和尚系的是黑色腰带。这是嘉纳创制的段位标志，从低到高划分为五到一级，然后是初段到十段。赭色腰带，说明林天白位于三级到一级之间；而黑腰带则是初段以上的高手才有资格系的。

可见觉然和尚必然是陆军士官学校的早期毕业生，一九一〇年已是退役状态，所以会来自设馆与学弟切磋。

在地震发生前不久，朝日新闻社为了报道陆军大将山梨半造的大裁军计划，恰好搜集了一大批军官的履历。难波大助只要推算一下觉然和尚参与日俄战争的年龄，再与历届毕业名录对照，便很容易锁定其身份。

难波大助查出来的这个人，叫作江木精夫，是陆军士官学校旧第五期毕业生。

江木精夫出生于一八六〇年，是家中的三男。江木家族非常显赫，老大江木千之是文部省高官；而老二江木衷则是赫赫有名的民法律师，而且还是个汉诗名人。

江木精夫与两位哥哥相比，要黯然得多。他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便加入朝鲜驻屯军，后来被派去营口，以三井洋行为掩护从事间谍工作。日俄战争结束后，他选择了退役，利用精通朝鲜语与汉语的优势，成立了一家叫作江木建筑会社的企业，招募大量中国、朝鲜劳工在东京从事民居开发。

众人看向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眼神充满钦佩。

难波大助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拿出一期叫作《郊外生活》的园艺杂志。当期访谈的主角江木精夫站在满是盆栽的院子内，照片上的他已有六十三岁，一脸慈祥。事隔十九年，方三响还是立刻认出那一张深深烙在脑子里的恶魔面孔，唇边一大一小两颗黑痣，格外醒目。

“就是他！”

方三响的血压转瞬间飙升，不由得抓住难波大助的胳膊，急切道：“江木现在哪里？”难波大助翻看了一下杂志内文：“他住在东京市郊的南葛饰郡大岛町，有没有受地震影响就不清楚了。”

“带我过去。”方三响有些失态。

孙希赶紧抓住他的胳膊，低声道：“老方，冷静一下。我不是不让你去啊，但你得先想清楚，等会儿见到这个仇人，你准备怎么办。你别忘了，自己是个医生啊。”

方三响愣住了，他这么多年来，心心念念要找到觉然和尚，却还没想过，找到以后要怎么样。他现在的身份是红会医生，一旦动手杀人，且不说医德有亏，必会在日本激起轩然大波，红会救援队都要被牵连。

方三响在心中天人交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姚英子也赶过来，她的态度和孙希不太一样：

“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总归先去见上江木一面。当面告诉他，沟窝村的人没死绝，十九年来一直有人惦记着。让他知道，作恶是有报应的，你看他晚上还能不能睡着。”

孙希和方三响都没想到，姚英子居然对这件事看得如此通透。姚英子见两人眼神诧异，轻轻喟叹一声：“这还要感谢陶伯伯。这几年来我一直想着他的事。我当然不希望他是那样的结局，但他临死之前能直抒胸臆，明白地讲出自己的愤怒，清楚地让对方听到，令对方害怕、后悔，也不失为一种圆满。复仇这种事，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去做。不讲讲清爽，不让对方知道前因后果，就算真杀了对方，也没有意义——所谓明正典刑，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既然姚英子都这么说了，方三响便下定了决心，先去那个大岛町看看。

姚英子赞赏地看了难波大助一眼：“真是太感谢你了，两天之内就解决了他多年的疑惑，真是太感谢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难波大助激动得肩膀发抖，一拍胸脯，“南葛饰那边我有很多同志，如果你们要去那里，我一定可以帮上忙的。”孙希眯起眼睛，感觉到这个年轻人过于热心，对姚英子道：“英子，你注意点啊，这家伙可有点动机不纯。”姚英子耸耸肩：“别把别人想得和你一样，他只是出于好心。”

姚英子觉得事到如今，再对难波大助隐瞒实在过意不去，便把方三响和江木精夫的恩怨和盘托出。难波大助听完之后，大为气愤：“大杉荣老师曾经说过，统治阶级对于无产者的压迫，其中一种形式就是无理地对外扩张，用侵略外国来掩盖对国内的压榨。我们社会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也一直要求政府从朝鲜、从中国台湾、从桦太撤军。”

有女神的注视，他说得手舞足蹈，应该是没少在私下集会里演说。姚英子听得津津有味，孙希却一脸不爽地抱起手臂：“胡博士说年轻人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看他的主义就挺多的——哎，老方，你什么时候去？”

方三响恨不得立刻就走，可按照红会救援队的纪律，他必须向牛惠霖院长提出正式申请。可以想象，牛院长是不可能批准这种事的。这时王兆澄忽然道：“其实我有一件事，能不能拜托方医生？”

“嗯？”

王兆澄略显局促地道：“我们共济会的会长王希天，其实失踪很久了，至今不见下落。他最后一次露面，应该就在大岛町附近，我想和你们一起去找一找。”

“哦？他也是在地震中失踪的吗？”

“不是，他是地震后去大岛町的。因为王会长收到一个华工的消息，说那里有可能出现袭击华人的现象，他赶去了解情况，后面就再没任何消息了……”

对方三响来说，王兆澄这个请求，恰好可以解决自己的麻烦。牛院长对救援队做过明确要求，要以救助华侨同胞、留学生为主。以搜救王希天为理由去请假，名正言顺。

方三响二话不说，立刻赶去向牛惠霖请假，很快得到了批准。可惜姚英子和孙希的申请被驳回了，他们几个是主力，全走光的话病院都没法运转了。姚英子只好拜托难波大助跟着一起去，后者拍着胸口一口答应下来。孙希酸溜溜地说了一句：“哼，真是忠感动天……”

在方三响的催促之下，三个人立刻离开病院，踏上前往大岛町的路途。

大岛町位于东京市东边的南葛饰郡。这一带在江户时代还属于郊野，随着东京都市圈的扩张，原本的村子纷纷改制成町。不少达官贵人趁机在这一带购入土地，江木精夫赶上这股风潮，才把建筑会社做大。

本来他们如果乘坐东武龟户线的电车，可以很轻松地抵达。但大地震导致所有的轨道线路都停摆了。幸亏难波大助找来三辆自行车，三个人沿着崎岖不平的废墟朝南葛饰郡骑去。

这一路上的路况并不太平。方三响握住车把，一边不断避让着断木或石块，一边观察周围的疮痍景象。他在中国亲身经历了无数次的灾难，从淮北水灾到上海鼠疫，从辛亥战乱到胶州旱灾，此时看到的东京市民与中国民众并无不同，人类在灾难面前的反应都差不多。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东京这里几乎每一个路口都有警察驻守，沿途时常能看到区公所的公务员在废墟上忙碌——这说明日本政府在震后的反应速度很快。而在中国，从前清到如今的民国政府，很少能在大灾面前履行政府的义务。红会救援队往往只能单打独斗，他们早就习惯了。

方三响虽然憎恶日本，但也不得不承认，仅就动员能力而言，两国的差距实在太大。他正埋头蹬着车子，忽然王兆澄在后面惊呼：

“小心，前方有人！”

方三响猛然回过神来，发现前面突然蹿出一个人影。他拼命捏住刹车，右脚垂到地面死死蹭住地面，这才勉强没撞到。

前面这人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壮，头发刮得只剩青皮，身穿立领的诘襟学生服，却把领口扣子敞开，头绑一条白束带，右肩扛着一把竹刀。而在他身后，不知从哪里拥出十几个人，一半穿着诘襟服，另外一半则披着粗布和服，下身光着两条毛腿，行走间甚至可能看到兜裆布。

这些人个个手里都拿着竹枪、木刀，有一个甚至拿着一把真正的武士刀，在阳光下泛着危险的光芒。

为首的青壮恶狠狠地盯着方三响，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黄澄澄的硬币，递给方三响，说了一句日文。这个举动让方三响有点糊涂，如果是拦路抢劫，他能理解，但拦路给人钱，是怎么一回事？

那青壮见方三响无动于衷，面色变得亢奋起来——对，不是愤怒，而是亢奋，他的眼角张开，鼻孔变大，呼吸变得粗重起来，而手里的竹刀也悄然调整了位置。方三响觉得不太对劲，只好先接过去。

硬币上面写有汉字和数字，方三响不懂日文也大概能猜出来。一共有五枚一元龙洋、两枚稻米旭日五圆和一枚双凤五十钱的银币，这一把合计是十五元五十钱。

青壮又嚷了一句日文，方三响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王兆澄在旁边已急切地用日文喊道：“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朝鲜人！请你们不要误会！”

可为时已晚，那青壮已经一脸兴奋地举起竹刀，恶狠狠地朝方三响头上砸去。方三响比他高出将近两头，骤见竹刀袭来，伸手攥住刀身，振臂一挥，便把他扫倒在地。

青壮的同伴们一片哗然，有几个胆大的嗷嗷叫着冲上来，却被方三响三拳两脚，悉数打翻在地。搏击之术，说到底还是取决于体重，方三响膀大腰圆，又跟陶管家学过一点粗浅的功夫。这些身材矮小的倭人，等闲几个真不是对手。

那个拿真刀的见同伴被打得东倒西歪，不由得勃然大怒，高举着大刀猛劈下来。方三响听到风声，急忙闪避，结果胳膊上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登时血流如注。那人一见血变得更加疯狂，又劈斩过来，方三响旋身避过，攥紧拳头狠狠砸在那人腰眼处。只听对方惨叫一声，“当啷”一声扔下武士刀，蜷缩在地上。

这一下子，其他举着竹枪的人都被吓得退后了几步，嘴里还骂骂咧咧。难波大助主动上前，跟他们交涉。方三响趁这个机会，从腰间的挎包里取出酒精与绷带，给自己的胳膊包扎，没想到，这些急救物资倒先给自己用上了。

王兆澄站在旁边，一脸紧张地解释。原来关东大地震发生之后，东京坊间传出许多奇怪的流言，说朝鲜劳工趁着地震大乱的时机四处杀人、抢劫、强奸，还会在水井里投毒、组织大规模暴动，甚至还有说这次地震是朝鲜人在伊豆半岛引爆炸弹引发的。这些流言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各地民众自发组建了自警团，歇斯底里地到处捕杀朝鲜人。

朝鲜人和日本人、中国人都是黑头发、黄皮肤，无法从外貌上进行甄选。这些自警团的成员，就用数钱的方式来鉴别。日文的“十五元五十钱”读出来有数个浊音，朝鲜人很难准确发音。他们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活活打死。

“就凭这个？”方三响骇然，“未免太野蛮了吧？这根本就是屠杀呀。”

王兆澄也是一脸苦笑。其时在日本的朝鲜劳工特别多，地位比“秽多”还要低下，却在基建行业占据重要地位。所以日本社会但凡有什么怨气，都会引到这个群体身上。拦街检查都还是轻的，甚至他还听说有暴民冲进朝鲜劳工聚集点，把人全家不分老小统统杀掉的事。

“如此明目张胆，警察竟然不管吗？”

“大震之余，他们哪有余力管这个？官方恐怕也想借这些谣言，把老百姓的注意力转移开来。”王兆澄道，“我们华人的地位，也仅仅比朝鲜人高那么一点。这次地震之后，也有不少华人被误伤。我们共济会的王会长，就是为了保护华人劳工不受冲击，才四处奔走，去大岛町的。”

方三响用绷带缠满胳膊，心中惊诧到了极点。救援队在临时病院里接治的那些病人，个个文质彬彬，不住鞠躬道谢，满口谦辞，看上去都很客气知礼，难以想象他们在街上会疯狂到这地步。

王兆澄道：“您来日本时间还太短，待长了就知道了。日本人的性格比较极端，讲起礼貌来，哪怕心里恨得要死，面上也不会有一句重口；耍起无赖来，一言不合就是杀对方全家，要么全家自杀。别说我们，就是那些政府高官，也动不动就会被反对派在街头干掉。远的不说，前两年有个首相叫原敬，就因为劝说皇太子裕仁出访国外见见世面，便被右翼分子刺杀在东京车站前。”

方三响听得瞠目结舌。陈其美就喜欢动用暗杀手段，看来也是从日本人这里一脉相承。

那边难波大助费尽唇舌，总算把自警团的人暂时劝住。这时附近的巡警也赶过来，查验了方三响和王兆澄的证件后，冷冰冰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请你们尽量不要乱跑。”

方三响闻言大怒。你对这些暴徒动用私刑的行径熟视无睹，反倒怪我们添麻烦？王兆澄拽了拽他的衣袖，劝他暂且隐忍。

自警团站在街道两侧，目视着这三个人重新跨上自行车，忽然齐声唱起《君之代》来，中间还夹杂着“天皇万岁”的喊声。这并不是警察要求的，完全是自发行为，方三响霎时毛骨悚然，不由得加快脚蹬。

好不容易骑离了那个区域，方三响忍不住问难波大助：“你周围的人，也都是这样子吗？”难波大助迟疑片刻，回答道：“大部分吧。”

“那你是怎么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方三响觉得很神奇。

难波仰起额头，鸡窝一样的头发朝后飘去，似乎在努力地回想。

“我原来和我父亲一样，是一个皇室中心主义者。第一次转变，应该是我在山口县上中学的时候吧。当时陆军大将田中义一要返回山口家乡，我们被老师驱赶着，顶着暴风雪在道路两旁排队迎候。那一天可真冷啊，我的一个好朋友因此得了肺炎。没想到老师非但不慰问，反而训斥他无礼，还说田中大臣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我朋友居然在迎接他的时候生病，简直就是亵渎。我在旁边听得气不过，直接揪住老师打了一顿，结果被退学了，转去了鸿城中学。”

“能去鸿城中学读书，你家的条件好像还不错呀。”王兆澄问。

“我家是长州藩清水氏的一支，我父亲是众议院的庚申俱乐部成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压迫无产者的集团之一。”难波大助面无表情地说。

王兆澄倒吸一口凉气。长州藩清水氏且不说，这个庚申俱乐部是近年来在众议院结成的一个派系，没想到这个满脑子革命的小家伙，居然是议员家庭出身。

“我在鸿城中学也没待很久，对于学校内的腐朽气味无比反感，索性搬去了东京的四谷，看到了穷人的生活和很多不公正的事，但我那时只是单纯觉得气愤而已。直到我参加了社会主义联盟的一次集会，听了大杉荣先生的演说之后，才知道产生这种不公正的根源在哪里。不在于种族，不在于国策，也不在于政治家的个人品德，而在于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

“从那以后，我便豁然开朗了。我参加过友爱会的足尾铜矿山大罢工，也参加过新潟县的三升米佃农纠纷事件，还有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的米骚动。我清楚地看到，藩阀、地主和贵族院那些可恶的家伙是如何勾结起来，榨取无产阶级的血汗的——这非得采取果决的行动不可。”

难波大助说到激动处，猛地一拍车头，铃铛作响。方三响听他讲着，心中感慨。孜孜以求寻找答案的人，原来不止自己。

这场自行车上的即兴演说，持续到了他们抵达大岛町。

大岛町的惨状，与东京其他区域并无区别，同样被层层叠叠的瓦砾与断木所覆盖。好在这个区域位于京郊，房屋不算密集，没有燃起成片的大火，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按照那本《郊外生活》的杂志所说，江木家的宅邸位于中川河畔，是一栋最新式的水泥钢筋房屋。据隔壁的邻居说，宅邸里只有江木家的眷属，他本人并不在里面。

方三响听说之后，大为失望。难得他请假出来，却扑了个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至少江木精夫没有死于地震，要不然他可是白来了。

难波大助见在江木宅邸这里没有机会，建议说：“我们不妨去旁边的龟户町。那里有一个南葛饰劳动协会本部，人脉很广，也许能得到一些帮助。”方三响问这是个什么组织。难波大助回答说：“是社会主义者结成的一个工会联盟，领导人河合义虎还是日本共产青年同盟的委员长呢，平时我受过他很多照顾。”

方三响忍不住道：“你们日本的左翼组织未免太多了吧？这几天我都听了不下十个名头。”难波大助羞赧一笑，抓了抓头皮：“人多力量大嘛。”旁边王兆澄插嘴道：“我听说苏俄那边，都是一个政党，延伸出去很多分部在各地基层，由共产党员主持工会。你们干吗不这么搞？”

难波大助有些为难地叹息道：“没办法呀，大家总会有分歧。就拿我参加过的友爱会来说，有人主张协调主义，与资本家谈判；有人主张工团主义，要积极地采取斗争的方式。结果先分裂出去一个矿工总联合会，然后友爱会也改名叫日本劳动总同盟了……”

方三响及时阻止了难波大助的讲解，否则他的脑子里还要至少被灌入十个组织名称。

他们从大岛町骑到龟户町，只用了十几分钟，还不够难波把所有左翼组织介绍完备。当三人来到劳动协会本部的长屋前时，难波大助突然“啊”了一声，惊慌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差点摔倒。

这是一间江户时代的破旧长屋，没有玄关与院子，一层开门即当街。它夹在一间和果子铺和一间酱油铺之间，奇迹般地从大地震中幸存下来。但此时这间长屋的门板向内倒在地上，中间裂开，一看便是被大力踹开的，里面的榻榻米上洒满了斑斑血迹和碎纸片，煤油灯与木屐散乱不堪，一片狼藉。

难波大助惊慌地冲进屋子，里面空无一人，只看到地上扔着一块写有“南葛饰劳动协会”的牌子。方三响和王兆澄站在门口，望着难波上上下下地搜寻，心中生出一股不妙的预感。过不多时，难波满脸惶急地冲出长屋，说二楼的劳协成员名册也没有了。

“是不是临时搬家了？”王兆澄问。难波摇摇头：“不可能，如果是搬走，不可能留下这样的混乱。”

凭他的犀利眼光，一眼便看出这是一次意外突袭造成的结果。而且袭击者明目张胆，撤离得极为从容。他在榻榻米之间来回扫视，忽然蹲下身子，从两叠之间的空隙里，抠出一枚铜纽扣。

纽扣上有一朵菊花——这难道是龟户警署干的？难波心中一凉。过去几年，他们社会主义者的聚会与住所经常会被警察突袭，已经是家常便饭。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警察还搞这个做什么？

难波又跑去两侧的店铺询问，可惜没有一家是开门的。这时他侧眼瞥到，从和果子铺旁边的侧巷里伸出一个人头，又飞快地缩回去。他迈步追过去，只看到一个人影慌张逃开。听到难波喊了一声，方三响和王兆澄也追了过去。

日本这种临街的长屋，叫作表长屋。在表长屋的后方，是一排排彼此紧密相连的隔间平房，叫作里长屋，平民们就住在这些只有几张榻榻米大小的隔间内。这一带的里长屋本来就犬牙交错，格局复杂，再加上大地震损毁了将近一半的屋子，更把街区变成了迷宫。

他们三个人在半坍塌的木屋与废墟中追逐了许久，最后还是方三响腿长体壮，一马当先，在一处水井旁绊倒了那个人，用大腿压住了其脖颈。

这人身材瘦小，一身皱皱巴巴的和服，袜子几乎要磨出脚指头来，在方三响的压制下，根本动弹不得。

“金性伍？”难波大助和王兆澄同时认出了这个人。那人抬起脖子，发现是他们俩，也停止了挣扎。方三响狐疑地松开大腿，听名字这是个朝鲜人？

原来这个叫金性伍的老头，是一个在日朝鲜人，负责为朝鲜劳工团做翻译，日、韩和中文都挺流利。南葛饰劳协主张国籍无差别论，而共济会也曾救济过朝鲜人，所以金性伍跟两边都很熟悉。

据金性伍自己说，地震之后，南葛饰郡的各町都出现了朝鲜人袭击事件，他也被几个拿镰刀的少年攻击，砍伤了手指，侥幸逃脱之后，就躲到了这一带的废弃长屋里。刚才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打算到表长屋一带找点吃的，结果正好被撞见。

“等一下，你说这长屋被废弃了？那劳动协会呢？”难波急切地催问道。金性伍面色煞白，瘫坐在地上不住摇头：“都死了，都死了。”难波双目圆瞪，几乎要吼出来：“怎么死的？地震遇难吗？”

“不是，是地震以后的事了，差不多是九月三日吧。我当时本来想找河合先生寻求庇护，没想到刚赶到协会附近，就见到龟户署的警察冲进长屋，抓走了河合先生和其他十几个成员，指控他们挑唆朝鲜人发起暴动。到了第二天，我听附近的人说，警察把他们移交给军方，统统押到荒川放水路处决了。”

难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从咽喉里发出悲鸣。他满心来找劳协求援，没想到这些同志竟然惨遭灭门。河合义虎之死，对他的冲击尤其之大。

河合是难波大助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老师，也是带着他去实践工人斗争的领导。骤闻噩耗，难波根本无法接受，只能用拳头一下一下砸向井边的护栏，护栏被砸折，尖刺把拳头割得鲜血淋漓，他仍浑然不觉。

王兆澄同样脸色铁青，问金性伍是否在大岛町见到过王希天。金性伍摇摇头，说现在的大岛町十分危险。这里有个劳工寮，住着两百名朝鲜工人和一百多名温州华工。地震之后，当地的自警团数次发起袭击，劳工们奋起自保，两边冲突不断——他就是怕卷入其中才逃出来的。

“那糟糕了，王会长就是去的这个劳工寮！”

王兆澄的表情登时绷不住了。王希天这几年一直为华侨与华工权益奔走，得罪了太多日本人，早成了政府眼中的麻烦分子。听金性伍这么说，他在大岛町简直凶多吉少。

王兆澄毕竟还是个年轻学生，一想到王会长凶多吉少，眼泪便哗哗地流下来。他和难波大助一个哭，一个砸井，都陷入彷徨无计之中。

方三响默默地走到井边，打上一桶井水来。地震之后，地下水浑浊不堪，他就把这一桶浑浊的井水毫不客气地泼到了他俩头上，两个小年轻同时打了一个激灵。

“你们清醒一下，敌人是哭不死的！”方三响训斥道。王兆澄擦擦眼泪，总算敛起了表情，难波大助也默默地缩回了拳头，用兜里的手绢缠了一圈伤口，但还是有血迹沁了出来。

虽然王希天的事情跟方三响无关，但他这几天听了不少关于这位劳工领袖的事迹，心存敬意，更不能袖手旁观。他蹲下身子，把金性伍扶起来：“所以大岛町那边，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金性伍拼命摇头，“我离开的时候，骑兵队已经把大岛町的劳工寮附近都封锁了，只有江木社长能进入。”

“等等！你说谁？”方三响的大手猛然把瘦小的金性伍拎了起来。

“江……木精夫社长。”金性伍战战兢兢地回答，两只脚悬离地面，不安地抖动着。这个名字一报出来，他感觉几乎要被对方眼神里蹿出来的赤焰所灼伤。

直到王兆澄过来劝方三响松松手，金性伍才得以喘出一大口气，解释前后情由。

大岛町劳工寮里住的朝鲜人和中国人，正是江木建筑旗下的劳工。如果他们被袭击，江木建筑肯定要蒙受损失。所以身为社长，江木精夫肯定要出面去劳工寮保护公司“资产”。

看来有必要去一次大岛町的劳工寮，无论是为了王希天还是江木精夫。方三响暗自下了决心。

他扫了周遭一眼，王兆澄只是一个普通留学生，这时情绪几乎崩溃；难波大助虽然是日本人，但他此刻双眼赤红，浑身散发着一股绝望的戾气。劳协的溃灭对他的精神冲击实在太大，方三响有一种直觉，只要现在给他手里塞一把刀，难波大助就敢直接去冲击警察署。

眼下这个疯狂的环境里，只有身为红十字会医生的方三响，还算是有安全保障。

方三响权衡再三，开口让他们回临时病院去。王兆澄和金性伍还没说什么，难波大助却捏着拳头吼道：“我要去，我要为河合先生和劳协的同志们报仇！”

“你要找谁报仇？”方三响反问。

难波大助一下子呆住了，劳协是龟户署警察抓的，人是军队杀的，命令也许是东京都厅或军部下达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的意志，而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联动。他喊着要报仇，总不能推翻整个体制吧？

难波大助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可他还是倔强地拒绝离开。如果就此转身离去，在他看来是彻头彻尾的懦夫行为。王兆澄也站直了身子，表示：“方医生，你不懂日文，没有翻译怎么行？何况王会长生死未卜，我岂能轻易撇开？”

方三响扫视着这两个义愤填膺的年轻人，忽觉唏嘘。往常他和姚英子、孙希一起行动，他总是最冲动的那个，如今年岁渐长，反倒要安抚更年轻的人。方三响稍微松了口，说：“我们先去那附近看看情况，但不要轻举妄动。”

只有金性伍拒绝前往，他实在是骇破了胆，一猫腰，又钻回那一片破败的长屋废墟里，活像一条丧家的野犬。

三人重新返回大岛町之后，根本不用打听，只需要一路朝坡下走，很快就找到了劳工寮的位置。

大岛町的劳工寮建在整个町地的最低洼处，这是所谓“恶地”，日本人即使是农民也不愿意在这里安家。它的边界，是用疏浚横十间川的污泥堆出来的，与外面形成鲜明对比。所谓的寮，其实就是一大片高高低低的木板钉屋，里面没有干净用水，也没有公共厕所，只有一片片黑乎乎的灰泥。

讽刺的是，地震对于劳工寮的影响并不大。因为这些钉屋实在太简陋了，塌与不塌根本没什么区别。

三个人一路走过去，并没有军队或自警团的人阻拦。他们走进劳工寮门口，才发现为什么。整个寮区此刻静悄悄的，空无一人，只有污泥之中残留着无数皮靴、木屐与光足的脚印，仿佛居民在一夜之间全部匆匆撤走。

三个人面面相觑，金性伍明明说他离开时，劳工寮被军队封锁起来了，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难波蹲下身子，在脚印之间发现了一只被踩死的腐烂的幼鼠。通过幼鼠的腐烂程度和蛆虫数量，难波判断这里的人是九月十日，也就是七天前撤离的。

这个时间，恰好与王希天进入大岛町的时间是前后脚。

恰好一个手持竹枪的少年兴冲冲地跑过河滩，难波把他叫住。这少年不过十五六岁，难波用一小块吃剩下的芋羊羹，便轻而易举取得了他的信任。

小家伙叫弥助。按照他的说法，自从地震之后，大岛町劳工寮里的朝鲜人便十分不安分，他们趁着混乱出来偷东西、抢劫贵重财物，甚至还杀了几个独居的老人和寡妇。周围的居民组成了自警团，那些朝鲜人便把劳工寮的大门封闭起来，变成一座独立城堡，拒不交出罪犯，差点演变成了一场笼城合战。最后军队及时赶到，才把他们从劳工寮里驱赶出来，带去了别的地方。

“那些肮脏的郑某，一看到军队来到，立刻就乖乖开城投降啦。实在可惜，我本来还打算像真田幸村那样，把他们全都斩杀掉！”弥助挥动竹枪，沉浸在一代名将的威风中。

所谓的“郑某”（チョン），是日本人对朝鲜人的蔑称。看到这孩子小小年纪便用得如此纯熟，方三响和王兆澄脸色都不太好。

难波又问弥助，是否知道“郑某”们去了哪里，弥助摇了摇头。他又拿出王希天的照片，弥助盯着看了半天，忽然一拍巴掌：“是啦，我记得！自警团在笼城的时候，这个人高举起陛下的写真，进入寮内。我跟着我大哥正爬在附近的松树上，负责观察敌情，正好看到。”

王兆澄对方三响解释说，天皇的御影写真，对普通市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亵渎的物品。王希天靠这个办法避开自警团的骚扰，进入寮内，倒真是绝妙。

可王希天进去之后做了什么，军队把劳工转移到了什么地方，弥助就全然不知了。难波把他放走，王兆澄怔怔地看着那棵松树，忽然“哎呀”一声，一拍脑袋：“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了？”方三响问。

“我们共济会为华工争取权益，警察经常来找我们麻烦。所以王会长发明了一个传递消息的可靠办法，把文件藏在天皇御影的相框里。日本人极为尊崇天皇，没人敢拆开来检查，每次都能顺利过关。”

难波恍然：“你的意思是，王会长如果和劳工一起被军队带走，他一定会设法把消息藏在御影写真的相框里，寄存在附近？”

“是的，以王会长的缜密风格，这是极有可能的。事实上，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方三响耸耸肩，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心态。中国那边，可没见过谁把光绪、宣统或者袁世凯的照片当成圣物供奉，连搜都不敢搜。

不过既然王兆澄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他们当即离开劳工寮，开始搜寻。在附近差不多数百米开外的地方，居然真的有一家写真馆，或者说，曾经有一家写真馆。

整个店铺已经在地震中彻底坍塌，照相器材也尽数损毁。不过侥幸活命的店主倒是真有韧劲，他从瓦砾中扒拉出一批御影，索性在建筑残骸前摆摊开卖。地震过后，人心惶惶，这些带有祈福性质的照片，销量反而比平常更好。

他们三人找到店主，询问最近是否有寄存的御影送过来。店主表示先前确实有人寄存了一张在这里，但他们得证明是主人才可以取走。

这个难不倒王兆澄。共济会为了避免混淆，都会在藏文件的御影上留下一个独特的记号。这个记号，其实是宋徽宗使用过的花押。它是一个字，但独特的书写风格，可以呈现出“天下一人”四个字来。很少有日本人懂这个，作为共济会的暗号再合适不过。

王兆澄先手写了“天下一人”给店主看，然后店主在那一幅御影的侧框也看到了同样的符号，两下验证无误，很痛快地交出来。

这是一幅明治天皇的西式戎装照，三人没敢在公开场合拿出来，找了一条僻静小巷钻进去，这才开始动手拆。王兆澄在撬开相框之前，看了一眼难波大助，毕竟他是日本人，怕当面做会有忌讳。没想到难波毫不客气地伸出没受伤的拳头，“哗啦”一声，捶碎了镜框，明治天皇的脸上，顿时裂成数块。

“皇室也是统治阶层用来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我们社会主义者主张废弃君主制，砸碎写真不算什么。”他面无表情地解释着，把手掌上的玻璃碴一一拂干净。

方三响觉得，难波自从得知劳协全员被杀之后，性格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不擅掩饰，所以这变化连方三响都觉察得到。

“找到了！真的有！”

王兆澄忽然欣喜地喊道。他小心翼翼地从御影后面取出一张对折的牛皮字条。纸上的字迹非常潦草，句序也欠齐整，一看就是在匆忙中写出来的。

王希天这封信里，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处境，而是发出了一个可怕的警告：“劳工众，或习志野转移，屠杀可能，至急。”

难波对习志野这个地方很熟悉。它位于千叶郡西北的津田沼町，原本是一片沼泽与原野，后来被拓宽成一片练兵演习场，被命名为习志野演习场。这里没有居民，只在附近驻扎着几个骑兵联队，还有一个日俄战争时期的战俘营。

“这可是几百条人命啊。民间的自警团也就算了，军方真的会这么疯狂吗？”

方三响捏着牛皮纸，喃喃自语。听到日俄战争战俘营，他蓦然想起了十九年前的一件往事。

那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当时他还是一个在营口医院里苦苦求生的小男孩。当日军攻克旅顺要塞的消息传入医院时，一个旅顺籍的老人吓得伤口迸裂，血流不止。原来日本人早在甲午战争时就占领过旅顺，整整屠杀了四天三夜，两万多人遇难，全城一共只活下来三十六人，他是其中一个。所以老人一听日本人又一次打下了旅顺，噩梦重来，竟这么活活吓死了。

旅顺口的疯狂屠杀，本来也是毫无必要的，但日军不也这么干了吗？在陷入魔怔的日本军人眼里，这几百名劳工，恐怕不比习志野的一丛野草更贵重。

方三响放下牛皮纸，两条浓眉紧紧拢在了一处：“不行，身为医生，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难波桑，习志野离这里远吗？”

难波大助立刻回答：“从大岛町这里向东跨过中川和江户川，有个十二三公里的距离吧。”方三响“嗯”了一声：“那就拜托你带个路，我要去那边的战俘营调查一下。”

“可您只请了一天假。”王兆澄提醒。

“人命关天，顾不得许多了。何况我一直要找的仇人，应该就在那里。”

这些劳工都是江木精夫的会社资产，如此大规模的移动，他本人一定随行。所以于公于私，方三响都必须去一趟。

方三响把那张牛皮纸递过去：“兆澄，你带着这个消息，尽快返回临时病院。”

“啊？”王兆澄愣住了，不是说好了一起去吗？

“这件事太大了，不是我们能解决的。我负责去战俘营搜集第一手的证据，免得日本人不认账。你尽快通知中国驻日官员，让他们从外交途径施压。”

方三响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去战俘营还能顺便找找王会长的下落，他一定也被困在那里。”

王兆澄嘴唇动了动：“我是华工共济会的干事，又懂日文。于情于理，应该我去战俘营才对，该是您把信送回。”

方三响一拍他肩膀，微微一笑：“别忘了，我是个传染病医生。那么多劳工聚在一块，有极大的时疫风险。我进入战俘营去防治疫情，是理所当然的事——谅他们不敢对红会成员有什么歹心！”

王兆澄承认方三响说得不错，只是那种临阵脱逃的歉疚，在心里始终挥不去。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难波大助忽然开口：“方医生，你是从中国来的医生，是打算只把中国人救走呢，还是连朝鲜人一起救？”

“当然一起救。都是一样的性命，哪有什么国籍之分？”方三响想都没想，立刻回答。难波大助眼神泛起光亮来：“大杉荣先生和河合先生一直以来的主张，是劳动者权利的国籍无差别化，全世界无产者都要团结起来——我也要陪您去习志野，完成河合先生的遗志。”

他说得郑重其事，王兆澄却想起一个技术难题：“你不懂中文，方医生不懂日语，我若是走了，你们两个怎么交流？”

“这件工作，就交给我来做吧。”

难波大助还没答话，一个嘶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们回头一看，居然是去而复返的金性伍。面对三个人诧异的目光，这个朝鲜老头畏畏缩缩道：“其实我刚才一离开就后悔了……龟户町那边的自警团越来越多，挨家挨户地搜。与其被他们揪出来像狗一样杀掉，还不如跟着你们踏实一点。”

“可我们是要去习志野的战俘营，一样很危险。”

金性伍嘴角一耷拉，语气苦涩：“如今哪有安全的地方啊？你们中国人遭了难，好歹能找大使馆求助，至不济还可以偷渡回国。我们朝鲜人呢？无家可归，无国可回，出了事只有自己的同胞帮着收尸。若连同胞都没有，那可真成了‘郑某’啦。”

大韩帝国一九一〇年便被日本吞并，金性伍这样的在日朝鲜人除了一纸劳工帖之外，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比“被差别部落民”还要等而下之。他前几天曾目睹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一个朝鲜商人在街上被同时拦住，自警团的人羞辱了留学生，但把他放走了，而那个朝鲜商人却被拖到大街中央，浇上灯油活活烧死了，周围的人齐声鼓掌，说消毒啦消毒啦。

可见同样被歧视，有祖国和没祖国，在日本国民心目中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异。

金性伍愿意加入是最好，他通晓中、朝、日三国语言，又常年为劳工担任翻译，是最适合的人选。

王兆澄又叮嘱了几句，告别三人。他担忧王会长的安危，一分钟都不愿意耽搁，骑上车子风驰电掣地赶回红会临时病院。

说来也巧，中国驻日代办张元节恰好前来视察，在牛惠霖院长的陪同下在救护区转悠。他身旁还跟着几个人。这几个人身穿日本军装与马靴，皮带扎得严整。他们紧随张元节之后，却并不关心他的行动，反而不时四处张望，眼神犀利。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没穿军装，而是着一袭松散的棋盘格和服，仁丹胡，手持拐杖悠闲地走着。

王兆澄顾不得计较这些，他钻过人群空隙，冲到张元节的跟前，众目睽睽之下喊道：“张代办，大岛町出事了！请您快去救救他们！”

周围的军人一听，纷纷把目光对准王兆澄。张元节脸色一僵，赶紧让牛惠霖继续带着他们参观，然后恶狠狠地拽住这个愣头青的胳膊，把他扯到一处帘子后头。

“你胡说什么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王兆澄气喘吁吁地一口气说出劳工寮的事，恳请张元节尽快向日本政府抗议，派人去阻止屠杀。张元节的脸登时耷拉下来：“这次赶上关东大地震，咱们正好借救援的机会缓和关系。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乱嚷嚷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可是会影响中日邦交的！”

王兆澄急道：“屠杀的消息，是王希天王会长亲笔所留，绝非捕风捉影啊！”张元节眯起眼睛：“你们王会长这几年天天搞事，每次惹出麻烦来，还得我们驻日使馆去擦屁股。这次他又想耍什么花样？”

“没有花样，他是为了救人！”王兆澄厉声大喝。

张元节吓了一跳，赶紧让他放低嗓门，闷声训斥道：“大岛町劳工寮里主要以朝鲜人为主，中国劳工没几个。朝鲜的事，是人家日本的内政！轮得着咱们管吗？”

“就算朝鲜人占大多数，可也有中国劳工啊。难道人数少，就不去救了吗？”

“日本人很较真的，我手里总得有凭据，才好跟他们交涉。”

“救援队的方医生，已经潜入战俘营去收集证据了。”

“那等他收集回来再说吧。”张元节伸直脖子向外面张望了一下，复又警告道，“你看到外头这些人没有？那都是东京宪兵司令部过来巡查安保的。明天有一位皇室成员要来咱们医院视察，我费尽心机才请来的。你可别煞风景！”

张元节威胁完，甩脱王兆澄的手，重新走出帘子，笑意盈盈地重新加入人群中。

王兆澄在原地气得浑身发抖，中日邦交，中日邦交，如果中国同胞的命都无法保全，这邦交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忽然，王兆澄身后的帘子唰地被扯开。他急忙回头，发现原来帘子后头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医生，刚才的对话，他们全程都听清楚了。

“姚医生，孙医生！”王兆澄仿佛抓到了两根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