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讨论死亡

前不久，应邀去某市签名售书，中途被一位中学校长请去，要我务必跟她的学生们见上一面。我去了。与学生们见面，谈谈科学，谈谈幻想，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陈校长谈到她如何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时的一些事例也很有意思。其中一件，她给学生这样假设：如果你刚刚死亡，想象你的亲人或朋友会用怎样一句话评价你？

这位有着新鲜教育思想的校长，就这样把死亡很切近地呈现于花样年华面前。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最富有的大概就是时间，大多数情况下，学生的放任与懈怠正是因为觉得来日方长。现在，这个假设使死亡之神一下站到面前，使你不得不像老人一样回首往事，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总结。结果，陈校长说，学生们写有关理想的命题作文时那种高调大多都消失了。在作文里，学生大多都是要成企业家、政治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当学生们被诱导着在想象中反观自己的一生时，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变得真切实在了。有学生说，我是一个孝顺的人；有学生说，我的亲人们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有学生甚至设想自己因公死亡，并希望他的同事们说，这是一个踏实的人。

这使我突然想起哲学家苏格拉底临死时的情形。他不得不饮下了统治者赐予的毒药，苏格拉底躺在朋友们面前，感到毒药马上就要进入心房了，他说出了一生中最平实的一句话。他说：“我还欠阿斯喀琉修斯一只公鸡，不要忘了还给他。”

朋友问他还有什么愿望，毒药已进入了心脏，苏格拉底再也不能回答。

我在写了《生而为人》后，才决定来写这篇文章，与大家一起直面死亡。但是，我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在青春的波光里投射下死亡灰色的阴影。

直到在日本结识了作家洼岛诚一郎先生，才坚定了我的想法。洼岛的父亲水上勉是日本当代的著名小说家，初中语文第三册便选用了他的散文《母亲架设的桥》。在京都拜会水上勉先生，我们谈他的话剧《沈阳月亮》时，他突然问我在长野是否见到了他的儿子洼岛诚一郎。我告诉他，在长野的两天都是由洼岛先生导游的。在这两天的导游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作家创办的两家美术馆，专门陈列早夭的青年人的作品。在洼岛先生的美术馆里，没有杰作，但可以感到这些画家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大师。可是，当他们20多岁，青春与生命刚刚展开，并在画布上寻找最适合的展开方式时，死神降临了。就像美术馆门前的那树樱花，还未到达最盛的花期，就被一夜暴烈的风雨无情蹂躏了。

在长野车站道别的时候，洼岛说：请径直走吧，我不习惯告别。

我停下来，问他：为什么要建筑这样的美术馆。

惯于沉默的他，沉思良久，说：也许只有死亡才能展示生命的价值，生命中天赋才华的价值。

说完这句话，他便转身离去，高大的身体有些伛偻，多少年了，他就这样行走在日本列岛，寻访搜集那些未及展开才华与生命全部美丽便辞别了人世的早死的艺术家的遗作与事迹。坐在时速200多千米的现代化火车里，我又想起了这篇文章，并且再次确认：要认知生命的价值就应该直面死亡。

科学使什么都改变，包括死亡

当我们要认知死亡时，第一个问题便是给这个词语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文学作品中，在电影里，死亡出现得各式各样。烛光照耀，一个人脸色苍白而安详，家人与亲友们围满了床前，有谁发出了隐忍的啜泣。深陷在白色枕头中的人发出最后一声叹息，好像满足，又好像有些遗憾。烛光摇动，一丝笑容浮出并且凝固。是的，这是生命寿终正寝时的应有场景。死亡令人悲伤，但是，我在想象自己的死亡时，会自动选择这样的场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的美感。

但是今天的死亡早已不是这样。

一位医生对我说，现在一个垂亡的老人不可能那样平静地与世界、与亲人清醒地告别了。现在一个垂死的人往往是在昏迷状态下辞别人世的。鼻子、嘴巴，甚至静脉都插上了各种管子。有时，身体上的一些部位被切开，再插上一些管子。生命就这样在现代科学的支持下又延长了一些时候，但是，很多生命是在昏睡，或者是在充满痛苦的条件下被延长的。也就是说，病人失去了对于生命的自主能力。

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现代科学正在使死亡的定义发生变化。在古代或一个较为原始的民族那里，死亡是相对简单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判定另一个生命是否已经走向了终结。而在现代社会里，死亡变得复杂了。也许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生命如何在一个躯体中委顿，直至终止。但从法律上讲，你无权判定并宣布这个人的死亡。在这个事事都正标准化的社会里，死亡也需要特别的定义。

一般而言，一项完备的法律中，有来自于医学界的关于死亡的精确定义：所有生命机能的永远停止。这就是死亡。也就是说，人的某些机能的失去，可以理解为一个生命的部分死亡。比如，失去双腿，是行走的死亡；失去眼睛，是观察的死亡。

真正的死亡在医学上是特指两种现象：大脑功能、血液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自发功能的停止。是的，这就是真正的死亡。这个死亡是一个平常人无权鉴别的。这要医生来严肃地宣布。但是，最高明的医生有时也会面临一些看来简单，细想起来却是有些棘手的问题——一些正在改变生命定义的问题。

比如，一个人的心脏一旦停跳，血液循环便会终止，因为失去了动力，肺部也停止工作，呼吸系统也随之停止工作，大脑因为缺血与缺氧而窒息。这个人便完全死亡了。但医学技术的进步，可以给心脏安一个用干电池作为动力的起搏器，使疲惫的心脏像一只水泵一样恢复工作。一旦电池耗尽，就必须另一次手术，来更换一只电池，否则，这个生命系统便会停止运转。于是，一个疑问便产生了，这个因一个起搏器而延续的生命，算是一个人工的生命，还是一个自然的生命？那么这个人工的生命，与未来社会中可能出现的高度智能化的仿生机器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与我们这些自然生命又有着什么样的分别？

我们都知道双肾是人体中的一对毒素过滤器，双肾功能衰竭的人，会很快被自体中的毒素杀死。现代医学的器官移植术，可以把另一个人体内的肾脏移植过来，以此延续生命。这其实是中止了一个机体的自然过程，用人工的方式来使个体的存在时间得以延长。还有人移植了另一个人的手，当这只手向我伸过来，我会想到另一个生命。更何况，由于基因技术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一只猪身上可能长出一颗适宜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前一段时间比较引人注目的科技新闻中，有一条就是在一只老鼠身上长出了人的一只耳朵，这张照片曾经在媒体上广为传播。

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体会变成一台机器，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可以像机器部件一样随时更换。那时的人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人的死亡。是全部器官都已经更换了一遍、两遍，还是三遍；或者说那时就像消灭了某些疾病一样消除了死亡。死亡太多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死亡的消失则更为可怕。生命的规律就是由死亡给新生腾出空间，换句话说，没有死亡便没有新生。人人都不愿死亡，惧怕死亡，也便杜绝了新生命诞生的权利。所以，我们说，是科学教会了我们正视死亡，同时，也迫使我们以更严肃的方式思考死亡对于世界的意义。

面对生命：医生的两难选择

人性中有善恶正邪，生活中便有对生命个体的褒扬惩戒。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死刑。人性本身的复杂性使得人类一方面拼命研究延长生命的方式，一方面又用强行结束一小部分人生命的方式来保障整个群体的利益。我看过一本书，便总结出了40多种处死人的方法。

总体说来，随着文明的进展，死刑的执行是从公开血腥变得隐秘与痛苦较少。最新的一种方式是注射致死。这种死刑不再像过去的死刑一样，由专门的刽子手拿起屠刀或绞索，而是由具有医学知识与技能的人像注射抗生素一样，给临刑的人注射致命的毒药。这成为医学界面临的一个悖论。

第一个注射死刑于1982年由善于创造的美国人在得克萨斯州施行。

被执行者叫查理·布鲁克斯，他在试图偷汽车时杀死了一名修理工。他的死亡时间为七分钟。一位现场目击者为这七分钟留下了一段记录：“一种化学液体通过针管流入了犯人的体内。当透明的液体流进他的身体时，他一直大睁着眼睛，目光充满了紧张。突然，他开始紧张，透不过气来，尽管被皮带捆绑着，他的右臂剧烈抖动。随后，他打了一个大哈欠，闭了眼睛，又困难地喘息了约十五秒，最后，一切都停止了。”资料显示，这种致人死亡的针剂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使人丧失意识的硫喷妥钠，第二是麻痹心脏和中止肺部活动的溴化双哌雄双酯，最后是用来终止心脏跳动的氯化钾。这种死刑要求专业人员的积极参与，于是，医生便被推向了前台，来充任刽子手或刽子手助手的角色。

在另一种情况下，医生面对着死亡时，那种境况也相当微妙，那就是安乐死的问题。医生的使命从古至今到将来都是救死扶伤，但是，有些时候，被医疗技术维持着生命形式的绝症病人，其实是在极度的痛苦中苟延残喘，这时生命延长其实是延长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而不是生命的美丽。于是，有很多病人便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时，就需要医生出来帮忙了。这样，也就对医疗这个行业的古老定义发起了巨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开始施行安乐死。

是的，人有生存权，但是人也许真的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人选择死亡是为了使生命更完美、更具尊严，而不是为了选择更多无谓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