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有个叫孟德尔的修道院院长，在宗教修习之外，还特别地勤于农事，并且进行了许多异想天开甚至是与其信奉的教义相悖的试验。就在这个修道院的菜园子里，有种植物因此获得了特别的名声，这种植物便是十分寻常的豌豆。也许是豌豆这种寻常植株的花朵特别的美丽吧，孟德尔在修道院寂静的园子里竟然栽种了几十种豌豆，把那个园子变成了一个豌豆花园。然后，孟德尔又把红色花的豌豆与白色花的豌豆进行杂交，他要看看这样做会开出些什么样的花朵。结果，他发现了一些有趣难解的现象，而且这些现象是有规律的。他把深藏在其中的造成这种规律现象的因素命名为“基因”。就是这样，探索生命遗传秘密的科学就从孟德尔的修道院里发源了——时间是1866年。

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生命内部所隐藏的遗传秘密已经被科学家一一解读。人类一步步前进，在倍数越来越高的显微镜下，生命内部的秘密被更多地发现。21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人类基因组图谱在多国科学家的合作努力下，被全面破译。从纯技术的观点出发，这种进步，无疑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我们从科学界，从媒体上听到一片欢呼之声。

这个前景就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的生活方式将发生比过去上千年还要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温饱将不再依赖于农民与土地，食品与衣物将由基因工厂来提供；基因复制可以取代传统的生殖，一个缓慢老去的人将看到一个自己的复本健康成长；人在胚胎期时，很多基因缺陷将得到修复，以避免许多遗传性疾病，甚至通过这个修复，提高其智力、体格与性格方面的素质。一个人捧读自己的遗传密码就像是看一本菜谱。

有一位科学家对基因时代的特征概括得十分精到。他说：“过去我们认为自己的命运存在于自己的星座中。现在我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命运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是的，纯粹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面貌、健康、性格、智慧直至寿命的秘密都全部藏匿在基因那神秘的一组组密码中间。

但是，也有人会在一片欢呼中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并发出一些冷静的声音。其中有个叫杰里米·里夫金的。他说：“生物技术世纪很像是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的协议。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日新月异的未来。但是，每当我们向这个勇敢的新世界迈进一步，我们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这个恼人的问题就会警告我们一次。”

有必要提醒读者不要误会，杰里米·里夫金并不是一个技术保守主义者。他在二十多年前便与人合著《谁应扮演上帝？》一书。那时，生物工程还是一门新兴的技术，他便在那本书里展望了生物工程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福音。他与合作者霍华德甚至准确地预言，许多遗传技术将在21世纪到来前试验成功。这其中包括了基因物种、试管婴儿、租用子宫代孕、人体器官制作与人体基因手术等。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展望是科学而乐观的。但是，作者又进一步指出，这种上帝似的创造也潜伏着一些风险，特别是道德上的风险：比如在身体检查中将增加对遗传病的检测，由此会导致遗传歧视；药品、化学和生物技术公司对地球基因库的开发，而我们却无法预测这些遗传工程改造过的生物体是否会给我们带来长远的毁灭性威胁。

在今天，生物技术上的任何一点进步，总会在媒体上激起一片欢呼之声。一些看起来有些悲观的声音，却容易被深深地掩藏起来。

比如在原子能的开发上，很多早期的积极倡导者，都成了和平主义者。费米和西拉德，在爱因斯坦的促成和帮助下，得到美国政府支持，制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但他们后来都成了破坏力更大的氢弹实验的反对者。费米就曾经满怀忧虑地说，氢弹“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几乎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武器”。同样，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最后也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们觉悟了，都成了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积极倡导者，但是，我们假设，这些科学天才，他们的觉悟如果更早一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从历史的经验看，当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带来生产方式的进步时，我们总是以乐观的情怀大声欢呼的。虽然，之前也有人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一柄双刃剑，但真正的觉悟总是要在产生了恶果之后。石油在风驰电掣的汽车发动机中燃烧，引擎在歌唱，但空气被污染；空调使人们永远享受适宜的温度，冰箱使容易腐败的食物保鲜，但那一点点冷却剂却使臭氧层——防止我们受到宇宙射线伤害的保护罩受到严重的破坏。现在，生物技术更是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面积有限的地球上，人越来越多，种植食物的土地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是需要不用土地就能生产食品的基因工程的。人类许多尚未克服的疾病，到了基因的秘密真正揭开的那一天，就可以克服。这对于渴望长寿并摆脱疾病痛苦的人来说，更是一种特别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有绝大多数人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抱着欢迎态度的。更重要的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中，特别是20世纪这个科学大跃进的进程中，在充分享受社会的繁荣进步外，也产生了相当的负面的作用。所以，今天，当科学的地平线上出现新的可能时，人们在评估其正面意义的同时，总会有人对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深入的思考，为其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伦理风险感到忧虑。

因为，当一种新技术面世时，技术乐观主义者们的思想角度总是纯技术意义或者是纯经济意义的。而真正的全面考虑，应该是以人类历史为坐标点，进一步做出社会结构的、道德伦理的评判。一位生物技术的研究者就曾经说过，在生物技术这一学科正预示着众多可能性的，并进入实施阶段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能从物理学和化学在19至20世纪的两次科学革命中吸取教训。那两次科学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也带来了同样严重的问题。假设在正式启动那两次科学革命之前，当时的人们能够对它们的潜在利害进行一场周详的面对公众的辩论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子孙后代，就不至于陷入那两场科学革命所引发的日益严重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困境之中了”。

而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遗传学所引发的生物科学革命，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技术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当基因图谱完全破译，人类可以自由地重新编制生命遗传密码时，是否就终止了生命历经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就像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几十亿年生命进化史上的众多细节与一些关键环节，我们更不清楚这样做最终会在整个生物界产生怎样的后果。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存在都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换句话说，在卡尔·萨根所称的宇宙间这个叫作地球的“暗淡蓝点”上，生物链上某一个环节的超常膨胀，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别的生命的前途。

第二个忧虑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全是经过克隆、基因修改、转基因而制造的生物，人类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来。但我相信，一个问题会从所有那些问题中突显出来。即使不用着重号，不放大字体，这个问题还是会突显出来。那就是，在基因革命以前，生命的形成是美丽的，奥妙无穷，而且具有深厚的感情色彩，甚至给人带来巨大的生理快感与痛苦。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体验，是人类情感形态的一个坚固基石，每一次生命的诞生都像一次惊喜交加的丛林探险、一次极限挑战。但是，当可以用工业化的方式，按照完全可以预计的方式制造生命的时候，人类的情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科学家们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欣喜心情与方式，向我们描绘着这一切所带来的美妙前景，但有一些问题却在有意无意间被隐藏下来，看起来这好像是科学界、政府部门、跨国公司、媒体甚至公众之间的一个合谋，一种默契。因为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全面运作，都会在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图上，拉出一根长长的红线。向上，向上，一根红线飞速向上，差不多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目标了。红线下跌一点，全世界都伤风了；再下跌一点，全世界的感冒加重，全体人类站在摩天大楼上迎风流泪。但是，红线又蛇一样昂起了它的头，全世界人民的心里都像一瓶被振荡的可口可乐从里向外冒着欢乐的泡泡了。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正在向基因时代走去，从孟德尔用开红花与白花的豌豆做杂交实验开始，到今天描画出人类基因图谱，已经过去差不多整整一个半世纪了。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听到为了技术进步与突破而鼓舞欢呼的声音。但对未来的技术风险，表示忧虑的声音太过弱小了。

科幻小说该干什么？

曾经，我们的科幻小说是多么乐观浪漫呀！

如若不信，就想想凡尔纳，想想威尔斯吧。科学最终将是无所不能的。而科幻已经先于科学到达那些假设已经存在的站点，一个个外星、一种种新科技状态下的生活形态。那个时候，即便是在地球上，人类也还在忙于发现新的陆地，奔赴新的边疆。每一次新发现的消息传开，都意味着更多人满怀希望的冒险与奔赴。奔赴截然不同的新生活，奔赴新的宝藏。

如果说那时的科幻小说中有着恐惧，那也是对外星人的恐惧，想想，我们在科幻小说与电影中已经遭逢了多少奇奇怪怪的外星生物啊！而我们唯一的取胜法则，就是拿起日新月异的科学的利器，进攻，进攻，进攻！无往不胜地进攻！于是，对于科学本身，对于人性本身的忧虑便被淡忘了。而从文学产生至今，《浮士德》《红楼梦》及一般人目为志怪的《聊斋志异》，都饱含这种对于人性的忧虑。但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跟着科学发出欢呼，淡忘了这种忧虑。但是，慢慢地这种对于人类前途，对于技术负面影响，对于人性本身的忧虑也就在科幻小说中开始呈现了。

至少在基因题材中，我们就充分地看到了这种忧虑清晰地浮现。现在传媒控制下的社会，非常容易简单地表达。比如，这些在科幻小说中表达忧虑的人，就容易被看成是科学进步的反对者。其实不然，如果他们一贯地对科学深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又怎能如此关注、如此深入对于大众来讲还相当陌生的科学领域呢？正确的结论是，这些表达这种忧虑的人对于科学进步其实是赞成的，只不过这种赞成、这种支持都有一个前提。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我们拥护什么东西都应该有一个前置条件。不然的话，人民这个词义所指称的人群就会像牛羊一样被放牧在某些集团利益的草坡上。

于是，在基因题材的科幻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崇高的科学英雄主义、乐观的科学浪漫主义之外更多的东西。比如，在《科幻世界》过去刊登的小说中，《查莉的心愿》写一个心脏有病的小女孩查莉，每天由父亲带着去看一头可爱的小猪，等待这头小猪长大。因为，这头小猪身上因使用基因技术而长着一颗人的心脏，与其说查莉是在等小猪长大，不如说是在等待猪身上的人类基因心脏长大，因为她那颗有毛病的心脏正等待替换。后来，小查莉的身体康复了。然后，同样作为一个地球生命的猪，却永远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这篇小说写得很优美，惆怅的优美，这种惆怅是为了生命的惆怅。如果仅仅从人的观念出发，我们应该感到欣喜，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技术的拯救。但一个伦理问题随之产生，猪不也是一条生命吗？人与之相比，除了智慧之外，还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科学的达尔文主义发展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便会潜伏人性的巨大危险。

为了这种危险而流露出一丝惆怅有什么不可以呢？

而到了贝尔的小说《血里的音乐》中，人类终于制造出了一种自己对其特性一无所知的基因，接着便失去了对自己制造的基因的控制。基因迅速膨胀、蔓延，四处黏糊糊地流淌着，裹挟一切，比我们经验中所有曾经流淌的、具有强大摧毁力的洪水、泥石流、火山岩浆更加可怕。因为它通过不断生长为自己提供源源不绝的动能，所以才真正能够席卷一切。那是一场四处蔓延而无法控制的可怕的梦魇，属于真正的恐怖。这种恐怖是一种正面的警告，人类开发的技术中，可能包含着我们没有完全认识的，或者干脆就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旦恶性爆发，便完全可能使人类自毁于自己的技术之手。

今天，我们又推出美国新锐科幻作家南茜·克雷丝的小说专辑。我想在这里谈谈其中一篇《西班牙乞丐》。

《西班牙乞丐》是一个未来场景中的生活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就叫作基因歧视或者基因仇恨。

基因歧视在现今世界，已经是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至少在很多社会学家与负责任的科学家那里，这已经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了、一种深深的忧虑了。按照人类保护弱势群体的法理原则，人们害怕有基因缺陷的少数人受到健康的多数派的歧视。但在这个故事中，被歧视的原因不是因为基因缺陷，故事中少数人被多数人歧视，是因为少数人通过生物工程技术而更加优秀。

这个故事出奇之处，是处于强势的、经过优选的一个少数群体被占有绝对多数的在生理与智力上处于劣势的群体所歧视。这些人的优秀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是生物工程的一项对于人的有限生命来说，几乎挖掘出了全部时间潜力的一项创举，使少数被精选的人有两个大脑可供支配，所以无须睡眠。这群无须睡眠的成长期中的少年人，因为其超常的精力，以及用这种精力获得的更多知识而使整个社会感到了一种带着嫉妒色彩的惶恐，并激起了公众对他们的仇恨。这种以数量取胜的群体战胜以思想取胜的少数人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中，作为惨痛的人性弱点与制度缺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所以，一个科幻故事，便有了当代世界文学主流中所普遍具有的那种寓言特性。而当一些不成熟的作家来写这个题材，可能用极煽情的方法，写一个有基因缺陷的人受到基因健全者的歧视，就像今天很多写对于残疾人滥施同情的三流作品一样。

所以，这种警醒的声音便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这些科幻小说创新的变化、题材的发展、眼光的独特，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敏感。但是，很遗憾，大多数从事科幻文学创作的人并没有这种敏感。甚而至于，正像我们一些敏锐的读者所指出的那样，一些作者还在从日本那种文化品位极低叫作卡通的纸上肥皂剧情中寻找灵感。有天早晨，我来到办公室，做我每天的功课，拆阅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一位叫张赢的读者写来的一封信。他先抄了某篇科幻小说里的一段话：“花开花落，再灿烂的星光也会消失。这个地球、太阳和银河系，就连这个宇宙也有消失的时候。人的一生与这些相比，简直是刹那的事。喜欢与悲伤，爱谁与恨谁，笑与眼泪，战斗和受伤，而最后都要归入死的长眠。”然后，他指出，这段话一字不改的出自车田正美的《圣斗士星矢》。而且，这位叫张赢的读者朋友进一步指出：“而在同一篇文章中对于颠茄的描述又和斋藤千穗的《十三月的颠茄》是何等相像呀！”我相信，在我们的科幻创作中，这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我们作品思想的苍白，以及对于新科技提供的题材中潜伏无数可能性的探索能力的贫弱却是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根本原因。

谈到这里，关于专辑中发表的《轻舞飞扬》与《进化》我觉得已经没有太多话要说了。根本原因是，基因技术与生物工程进展到今天，已经开始与我们每个人发生深浅不同的关系。而且，会比今天的信息技术在更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政治家、伦理学家甚至法学界都在深刻关注的问题，而中国科幻作家还将其视为一个浅表性的言情空间——和当下网络题材一样——最多加上一点点异化感，这至少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我曾经说过，我不害怕大家缺少小说技巧，而是害怕我们没有思想与敏感。

一天上午，我从北京飞回成都，在机场书店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本是《剑桥插图考古史》。两本书都很沉重，于是又买了一本财经类杂志。封面文章《新新经济》，就已经把基因工程带来的变化当成一种现实问题进入深入讨论了。但在中国的科幻小说里，却没有人来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合上这本杂志，望着机翼下的茫茫云海，突然为我们的想象能力与思想能力感到担惊受怕。在这里，我要对这本财经杂志说声对不起，在封面文章中，他们援引了一位名叫奥利佛的作者开出的一份清单。这份清单告诉我们，基因工程现在准备做些什么和将来能做什么。他们开出这份清单，是指出新的经济形态将会怎样出现，我再次转抄这份清单，是为了让我们的科幻作者与读者知道，基因题材还有多少种可能性。如果说，基因图被描述出来以后，基因的数量远远低于了人类的估计，但是，我相信，基因题材的小说相比而言，却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下面，就像完成一部电影的长长的字幕一样，让我们看看这些题材库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