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毒贩支配着美国的非法毒品批发市场，年收入在140亿到480亿美元之间。墨西哥是美国市场最大的海洛因供应国，是全世界大麻和甲基苯丙胺（一种中枢兴奋药）的最大供应国。据美国官方数据以及戴尔教授拿到的机密数据，大约有14%的墨西哥城市种植罂粟和大麻。此外，美国消费的可卡因中有90%都是通过墨西哥入境的。美国毒品市场远比墨西哥本国的毒品市场大得多，墨西哥毒品市场每年的销售额才5.6亿美元，和美国的庞大市场根本无法相比。

戴尔教授研究的这段时期是从卡尔德隆总统上台时的2006年12月开始，这个时期墨西哥有一个由六大毒贩组织组成的贩毒联盟（简称DTOs）。墨西哥2 456座自治市中有68%拥有贩毒联盟中的一个主要毒贩组织或其他小的当地贩毒黑帮。大约49%的自治市的毒品生产是由六大毒贩中的一个控制，其他的则由地方黑帮控制。但这六大毒贩组成的这个贩毒联盟并不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卡特尔组织，只是一个很松散的联盟[Murphy, Tommy E., Martín A. Rossi. 2020.“Following the Poppy Trail: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Mexican Drug Cartel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143.]。所谓“卡特尔”组织，是指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或国家构成的组织，作为生产者采取集体行动，目的是控制该类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国际上最著名的卡特尔组织就是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油价大幅提高，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所以，如果六大贩毒集团组成的这个贩毒联盟是一个卡特尔组织，那么，它们就可以减少毒品的生产或者操纵价格。但实际上，贩毒联盟内部相互之间的联合非常不稳定，内斗相当剧烈，不时还会发生火并。每天的贩毒计划都是由地方的分部制定，这也就确保了如果毒贩被抓，不会让警察获取上一级更大的贩毒集团的信息。墨西哥贩毒联盟内部的这种斗争，使得在戴尔教授研究的这段时期（2007—2011年），主要组织成员从6个分裂到了16个。

除了贩毒之外，墨西哥贩毒联盟还从事大量其他的非法活动，其中包括收保护费、绑架、走私人口、组织卖淫、洗钱、走私武器等，可谓无恶不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收保护费的工作吸纳了不少人口就业，在墨西哥毒品战争的这些年里，从事这个行当的人数在逐年增加。

从2005年以后，与毒品贸易有关的暴力犯罪活动迅速增加。在2007—2012年间，每年就有超过5万人死于这类犯罪活动，杀人案件每年增长至少30%。到了2010年，暴力犯罪导致的平均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同期处于战乱之中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死者当中95%是男性，45%不足30岁。暴力活动随处可见，血腥残酷。在繁忙的立交桥上悬挂受害者的尸体，在公共场合悬置着数颗人头的情景，生活在墨西哥相关城市的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舆论认为，此时公民的人身安全是墨西哥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卡尔德隆总统发动了墨西哥的扫毒行动。在他上台后的第二个星期，卡尔德隆总统即调动6 500名联邦政府军打击毒贩，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一共调派了45 000名联邦政府军参与扫毒。

我们再来看墨西哥的政治历史。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墨西哥都是由革命制度党执政，一党独大。对于毒品贸易，革命制度党的态度颇为消极，而且他们主政的政府与毒品有关的腐败行为非常普遍。2000年，墨西哥人选出了第一个反对党总统。现在墨西哥政坛主要有三个政党：右翼的国家行动党、革命制度党和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在卡尔德隆上台之前，虽然前两任政府也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但规模上都要小得多。而且，卡尔德隆总统的扫毒行动似乎毫无征兆，他在总统选举中提到打击毒品犯罪的次数并不太多。

有趣的是，墨西哥的扫毒行动主要体现在对毒贩的抓捕上。由于政府的有限资源分散到了对暴力犯罪活动的打击上，对罂粟和大麻这类非法作物的种植进行打击和摧毁的活动反而减少了，这导致同期墨西哥的罂粟和大麻等非法作物的种植规模反而更大了。

墨西哥的自治市经过选举产生的市长有权任命自治市警察局局长，制定相关的安全政策。因此，在卡尔德隆发动毒品战争后，作为国家行动党党员的自治市市长通过任命相关的负责人，并鼓励他们与联邦政府密切合作来协助总统的扫毒行动。证据显示，作为国家行动党党员的市长比那些非国家行动党党员的市长更积极地协助联邦政府的扫毒行动。之所以如此，原因也不难理解，作为党组织的一员，每位市长都有更强烈的职业动机与联邦政府合作。墨西哥的市长禁止连选连任，所以要确保下一次能够在其他城市的市长选举中胜出，这就需要取得党魁的大力支持。这样，卡尔德隆总统发起的墨西哥毒品战争，就更多地得到了国家行动党在地方上的胜选市长的支持，而在那些不是由本党成员出任市长的地方，这种支持力度就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