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主导的扫毒行动，不但对自己主政的自治市的暴力犯罪活动产生了影响，还影响了其他并不由他们主政的自治市，因为这些扫毒行动迫使毒贩们开辟新的地区以继续贩毒活动。这种影响，戴尔教授称之为墨西哥毒品战争的溢出效应。

要把这种溢出效应识别出来，还需要建立一个贩毒的网络模型。其实这个模型也很简单，假如你是一个毒贩，想要从离美国较远的A地运送毒品到美国边境城市B地，你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你一定会选择一条直线运送毒品，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所以直线运输毒品的成本最低。如图2.4所示。

这里，深色的这条路线几乎是一条直线，它代表着从A地运输毒品到B地的最优路线，因为它最短，所以运送成本最低。但现在，由于这条路线上历经的都是国家行动党主政的地区，也就是图中的阴影面积所表示的地区，阴影越深，表示该地政府的扫毒力度越大，毒品越容易被没收，那么，你肯定要选择其他的可行路径。图2.4中的浅色路线就是其他的可行路径，这些都是毒贩可以选择的从A地往B地的路线。

毒贩们在决策的时候也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他们考虑的一定是运输成本最低、被没收的风险最小的贩毒路线，我们可以预测，他们应该把最优路线改成图2.5中的深色路线。

图2.5中的这条路线是戴尔教授根据网络模型做出的预测路线，那么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数据来进行验证。

大侦探戴尔教授以其严谨的数据处理和精巧的因果分析向我们表明，如果一个自治市正好处在图2.5中所预测的新的最优贩毒路线上，那么这些地方与毒品相关的命案率就会从4.8%上升到6.2%，境内每新开辟出一条贩毒路线，每10万人中与毒品有关的命案率就会提高0.54个百分点。而且，有证据显示，这种暴力犯罪的溢出效应往往集中在不同贩毒集团从不同城市出发而选择的最优路线相互重合的自治市，因为这种重合意味着这条贩毒路线相对更加拥挤，于是贩毒集团内部的冲突也会加剧。虽然相比较于墨西哥毒品战争的直接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不算很大，但对于那些命案原本就比较高发的地区，该效应的意义就无法漠视了。

戴尔教授对墨西哥毒品战争溢出效应的研究，也表明这场战争并没有导致毒品消费大规模、持续性地下降。此外，卡尔德隆总统面对暴力犯罪意料之外的上升，又把部分警力从扫除罂粟、大麻等毒品类作物的种植上抽调出来，用于重点打击相关地区的贩毒组织，这样的行为使得毒品供给端受到的影响不大。事实上，卡尔德隆总统发起毒品战争期间，在美国海洛因市场上，墨西哥海洛因的供应份额和总量不降反升，而其他类毒品供给也未见明显下降。总之，现有证据似乎都在表明，墨西哥毒品战争对毒品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

令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卡尔德隆发起的这场毒品战争除了上面我们分析的这些对犯罪率的影响，竟然还对墨西哥的其他经济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虽然它没有怎么影响到墨西哥正式部门的收入和男性劳动参与率，但却导致非正式部门的收入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也跟着下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与贩毒组织从事非法走私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扫毒行动促使贩毒集团变本加厉，通过收取更多的保护费敲诈非正式部门的生产者来弥补自己的损失，从而导致非正式部门的经济萎缩。

值得一提的是，戴尔教授是根据生活成本来评估墨西哥毒品战争造成的暴力犯罪成本，但事实上，除了这种成本，还有一笔成本并没有计算在内。墨西哥政府每年花费差不多90亿美元用于扫毒行动，这个没有计算在内的成本就是这笔资金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这笔钱如果不用于扫毒，而用于改善民生等其他方面，我们原本可以取得的经济效益，实际上是损失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