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大侦探经济学》的科普书，是我2020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聆听多位因果推断领域的大师级学者的课堂，阅读上百篇这个领域的学术论文之后的一个副产品。

2019年11月份，我的老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黄少卿教授邀请我为他与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合作策划的“新百家文丛”写一本科普著作。我多年来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翻译，这类科普著作并无积稿，正要推脱，少卿说：“井奎，我们可以等。”少卿是我敬重的学界兄长，他这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但随后在哈佛的学业和研究任务很重，一直没有机会践约。直到2020年5月份，此时我已经在哈佛上完了第一个学期的课程，而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也已经起来，我与其他人一样，被困在了斗室里，才终于有了闲暇。

我大女儿当时10岁，她很喜欢侦探故事。每次跟我视频，她只要看妈妈不在，就会和我聊她读过的“老K”探长。有一天，我在公寓里闲极无聊，翻看哈佛经济系几位年轻教授的主页，浏览他们的工作论文和发表的论文。当时，梅丽莎·戴尔教授刚刚获得“克拉克奖”，我读了她写的关于墨西哥毒品战争的文章，马上被她的这篇文章吸引住了。我突发奇想，像戴尔教授这样，和我女儿喜欢的大侦探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为什么不把我这些年阅读的论文中那些精彩的经济学研究，和哈佛大学课程所讲授的因果推断知识结合起来，写一本《大侦探经济学》呢？

说干就干，于是就写出了最初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内容。然后，我把这三章的初稿首先发给了少卿，以及《比较》编辑室我很尊敬的编辑吴素萍老师、编辑部主任孟凡玲老师，他们给我了极大的肯定，鼓励我写下去。反正疫情也出不去门，我就全身心地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投入到了这本书的写作中。

当时，每一章初稿写完，我都会首先发给我的太太，以及我的好友朱林可（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和杨奇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成都知名的媒体人张丰，让他们发表读后感，听听他们的反馈。正是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林可，几乎每一章都给出了意见和鼓励，支撑着我冒着酷暑把这本《大侦探经济学》写了出来。

2020年8月份，我写出初稿之后，把它发给了我在哈佛大学的朋友们传阅，同时还给我的忘年之交、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赖建诚教授发了一份。9月初，赖建诚老师以极大的热情回复了我，并为我这本书写下了一篇热情洋溢而又感人至深的推荐序。赖老师还热情地帮我联络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张瑞芳副总编辑，商讨日后出版台湾繁体版事宜。

但很快，8月底我在哈佛的第二个学期开始了，我就再次忙于课程学习、课程讨论（seminar）以及论文和专栏的写作，没有了闲暇。到了2021年1月初，我终于从美国回到国内，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疫情隔离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又有时间来重新开始修改这本书。

书稿修改完成之后，我又请在这个领域浸淫多年，对经济学的实证研究领会颇深，同时也是最会讲故事的著名青年经济学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兰小欢老师赐序。小欢的这篇序言写得简洁而深刻，不是深入在这个领域的高手，是写不出具有这样见解的序言的。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尤其是青年学子，乃至一些已经有所成就的学者，都不妨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时不时地再去品读一下小欢的这个序言，相信你会有更深的感悟。

在修改本书期间，我把这本书的初稿发给了在当今学术界就这一领域而言卓有成就的师友们，请他们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以下这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老师，都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就本书的相关内容提供过修改意见，或者以各种方式对本书的写作给予过支持的我的师友（都是在国内外各大学或科研院所任教的学者），我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陈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陈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李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兰小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奚锡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刘志阔（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范子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朱林可（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唐珏（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黄少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许永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辉文（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茹玉骢（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何晓波（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冯皓（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吴要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席天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江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魏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毛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方颖（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龙小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赵西亮（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罗知（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何石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春涛（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永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方红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张川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罗德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张小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叶兵（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陈叶烽（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杜立民（浙江大学西部研究院）

耿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高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王则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梁平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董志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利风（广东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

李政军（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杨奇明（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旭昆（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姚耀军（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张昭时（浙江工商大学统计学院）

赵连阁（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马淑琴（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王学渊（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许彬（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周冰（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余立智（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马汴京（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丁骋骋（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黄华侨（杭州师范大学）

卢新波（嘉兴学院）

文雁兵（嘉兴学院经济学院）

Richard Freeman（哈佛大学经济系）

林明仁（台湾大学经济系）

赖建诚（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

王开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于皓存（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

黄炜（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徐轶青（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政治系）

张永璟（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陈希（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耶鲁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系）

何国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

张轶凡（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耶鲁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

周聪奕（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现任教于纽约大学政治系）

汪通（知乎大V“司马懿”，法国图卢兹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院）

周阳（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北得克萨斯大学）

易君健（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

史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

李华芳（美国罗格斯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现任教于美国伟谷州立大学）

沈煌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李江龙（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博士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刘泓汛（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博士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廖丹子（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访问学者，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闫雪凌（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熊瑞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葛鹏（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此外，我的朋友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持人蒉莺春小姐，《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版主编徐瑾小姐，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陈达飞先生，“经管之家论坛”（原人大经济学论坛）总编辑高晓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梁华女士，复旦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谷雨老师，炭极科技公司的周萍老师，我初高中时的老友何力、李丹、徐大富、谢新旭、赵云、刘尘，还有我的学生平福冉、梁真、陈锵、高洁等，都认真阅读了这本书，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在此，我谨向所有这些热心地鼓励我、诚恳地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老师和朋友们，以及为此书的出版倾尽心力的编辑老师们，再次致以最深切的谢意！谢谢你们！

---2021年2月17日写于杭州家中

---2021年4月16日改定于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