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78年12月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时，他自己的领导班子还没有到位，也没有形成足以凝聚民众的有关中国未来的明确构想。当时，他要与仍正式担任党主席和总理的华国锋及其在政治局的四个支持者分享权力。1978年12月，邓小平已步入权力结构的顶端，但这个权力结构并不是由他创立的。

邓小平不太在乎头衔，他更为看重的是建立一个能干的班子和组织，他能与之一起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还要再用一年时间，他才能取得牢固的控制权，选出关键领导人，使他们和他的计划到位。在这段时间，他要削弱和清除华国锋及其同盟，用自己的班子取而代之，逐步推进自己的纲领。他成为头号领导人后，还要想办法对付毛泽东去世后在党内仍然无处不在的影响。他在为自己的领导班子和中国人民制定新的路线时，要尽量减少一些人的抵触情绪——他们仍然崇敬毛泽东，指责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要在中国搞「非毛化」和「修正主义」。

1979年春天，邓小平力求对某些保守派有所安抚，他们担心邓小平可能大胆地推动开放。军队和政府的很多高层干部对邓小平攻打越南的决策是否明智也有所疑虑，并公然表示他们担心邓小平正在背叛党，把国家带向资本主义道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是很重要的一步，弱化了保守派的批评。但是，他还要与抵制他的势力周旋数月，才能牢固建立起自己的班底。

邓小平得到了强大的支持，但对他的抵制也很明显。例如，军队报纸《解放军报》在5月21日的一篇报道中说，许多部队单位抵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据一些单位说，多达三分之一的军人不支持三中全会精神。有报道很多军人拥护华国锋，不是因为他本人的成就，而是因为毛泽东选定了他，因为他们认为华国锋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城市精英更倾向于批评毛泽东，但农村人普遍更愿意接受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农村的军人尤其喜欢农村的集体制度，因为它给军属提供特殊照顾，很多人退役后有望在农村的集体单位就业，他们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威胁到了这种制度。

为了对付这种保守派的压力，邓小平在1979年春天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巩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支持，他指示干部要「补课」，以加强他们对他的改革路线的支持。在公开场合，邓小平并不批评毛，而是把那个时期的问题归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形象，他小心地不与华国锋直接对抗，而是只批「两个凡是」。

虽然华国锋主席的权力已被削弱，他还是在6月18日开幕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当时与会者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华在党或政府会议上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后不久，邓小平觉得对党进行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登黄山归来与党的建设

1979年7月11日，邓小平启程前往华北和华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出游。这次出游从登安徽省的黄山开始。黄山是中国的名山之一，在文学和历史上一向享有盛誉。邓小平于7月13日开始登山，两天后返回。对于任何一个75岁高龄的人来说，这种旅行都是令人惊叹的壮举。邓小平登山即将结束时歇脚的照片被广为传播，照片中的他卷起裤脚，拿着手杖，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邓小平回到山下的住处时，迎候他的是他的盟友、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后者曾解决过铁路运输的难题，如今正在为清除农村改革的障碍铺路。邓小平在黄山的住处也有记者在迎候，他对记者们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不过，毛泽东1966年7月畅游长江，是针对当时人们担心73岁的主席的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国的宣传报道过度渲染，精明的读者很难相信，年迈的毛泽东能够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创下游泳速度的世界纪录。而邓小平登黄山则被当作一件平常事来看待，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体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

邓小平要做的新工作是什么呢？党的建设——为关键岗位选出高层干部，选拔和培养新党员。登黄山几天后邓小平就在海军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会上说，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准备接班人。邓小平说，中国的重要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需要集中力量抓组织问题——要选拔和培养干部。三中全会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政治的核心目标。邓小平在3月30日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及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实事求是——使思想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现在则要适时地确立标准来选拔和培养干部以形成领导班子，要先从上层开始，然后中层，最后是基层；要吸收和培养新党员。这次讲话后不久，邓小平又视察了上海、山东和天津，在这些地方召开了几次会议，鼓励当地党委制定培养人才的计划。

邓小平在选择党建的时机时，遵循着历史惯例。自中共建党以来，一旦一方在争论中获胜并巩固了权力，其领导人不但要选拔高层干部，还会开展吸收新党员的运动，使符合其标准的人进入党内。1979年大多数老干部都已复职并身居要位，取代了文革中占据要职的军人和造反派。华国锋在1979年夏天时已经失势，不可能在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邓小平和他的老干部们处于当政地位，因此他们能够在培养哪一类干部上取得相当大的一致。

多年来，在党内斗争中胜出的一方，对于寻找哪一类新党员各有偏好——或革命者、或军人、或激进派。而邓小平需要的是能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的人。具体说来，邓小平寻找的干部要有能力处理外贸、金融和技术问题，这又意味着吸收和提拔那些学历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人。对于很多现代社会的领导人来说，这也许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意味着一种根本的转变。在毛泽东时代，「红」一向比「专」更重要。自1949年以来，大多数领导岗位都是由「红色背景」的人担任，他们多来自工人和农民，而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专家，因出身于有财力供其上学的家庭，被贴上了出身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标签。邓小平宣布，这些旧阶级已经消失，他需要有能力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为了给新的高层领导人让路，他要清除认同保守政策的政治局成员，首先是华国锋的四个拥护者——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他向人们解释，这些人的解职以及对新领导人的选拔，是按照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作出的。

虽然邓小平直到1979年底才宣布了为其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所作的选择，但这一年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进行思考、咨询和观察。除了为数不多的人事和军队职位外，他在选择领导人时，首先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对军队的任命见第18章）。他需要的是最称职的人，他坚信，只要他们素质高，忠于党，他就能与他们共事。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搞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们交往愉快，但公事公办，甚至有些刻板。他们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对于关键岗位，他选择那些致力于改革开放、才华出众、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干是一步一步得到检验的人，而不是那些从下面突击提拔起来的人。

邓小平对人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他还是花很多时间考虑人事任命问题。早在文革前的十年间担任总书记时，他就熟悉很多中层干部，这些人在1980年代已经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但是对于关键的任命，邓小平在作出决定之前会私下征求一些高层干部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将与被任命者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听取他们的坦率评价。

在邓小平的班子里，两个职位最高的人——陈云和李先念——并不是由他选定的。他们的地位之高，使邓小平即使想撇开他们也难以办到。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属于同一代人（分别出生于1904年、1905年和1907年）。他们早在1949年前就彼此认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又都在北京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下工作。作为公众人物，陈云和李先念不能和邓小平相比，但了解内情的干部把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称为「两个半」，意思是党内高层圈子认为陈云与邓小平大体旗鼓相当，但李先念也算半个「婆婆」。陈云虽然比邓小平小一岁，但是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里，他的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在领导经济和处理历史遗留的人事问题上，他的权威无人可及。陈云从1962年到1978年受到冷落时，李先念则一直在周恩来手下负责领导经济工作。

比邓小平小十到二十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三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这三人又能提携那些了解中国在现代科技和工程领域所需的年轻干部，领导他们实行管理创新。尽管他们三人是为邓小平效力，但他们并不是朋友，而是致力于共同事业的同志，是严守党纪、贯彻党的政策的同事。尽管与胡耀邦或赵紫阳相比，万里和邓小平的关系更密切，但他也不把自己当作邓小平的朋友，而是他的忠实部下。对邓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另一个人是邓力群（也生于1915年），他没有担任和其他人一样高的职位，但作为撰写讲话稿和党内文件的笔杆子，他能发挥很大影响，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而且得到陈云和王震的支持。邓小平班子的另一位是胡乔木（生于1912年），他扮演着指导正统思想的特殊角色。在一个制度变化不定的时代，他们的个人背景、性格、倾向和工作风格，将对1980年代的走向发挥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头脑精明、经验丰富的人，已在党内担任了几十年重要职务。

从1980年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这段邓小平主政时期，用西方的话说，邓小平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在他手下分别担任党、政两大部门的执行总裁。党制定大政方针、主管自上而下各级部门人事和宣传，政府则负责各级行政管理。高级干部都兼任党政职务，工作往往重迭，但从原则上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领导各项工作，准备提交邓小平批准的文件，在党和政府中抓一线的落实，即所谓的「日常工作」。尽管当时困难不少，但很多干部后来都认为1980年代初是个黄金时代，当时最高层的干部齐心协力，发动并落实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面对的难题是，在这个最高层的领导班子以下，由于文革的断裂，缺少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下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把这种局面比喻为青黄不接——春末时分，去年的存粮已近告罄，而地里的庄稼尚未成熟，使口粮难以为继。他说，中国很幸运，一些老干部仍能工作，但迫切需要弥补这个断层，要抓紧让地里的青苗成熟起来，在三四十岁的人中间培养接班人。

邓小平让组织部列了一个名单，选出那些特别有前途、有可能提拔到高层的更年轻的干部。当这一年稍后名单交来时，邓小平和陈云很泄气，他们看到165人中只有31人是大学毕业。尽管邓小平认为不应把受过教育的年轻干部突击提拔到高层，但他认为，只要他们在各级岗位得到了证明，就应抓紧提拔他们。

1979年7月邓小平指示全国各级组织部，在上级领导的积极参与下，要在两到三年内培养出新的人才。为贯彻邓小平培养接班人才的努力，从9月5日到10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做重要讲话，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接班人问题是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意见。

邓小平就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经常提到「培养」接班人。他们这种说法的含义是，除了选拔和提供正式培训外，还要亲自进行考察。任何单位的高层干部都要监督自己手下年轻人的全面发展，鼓励他们读一些书，表现对党的忠诚，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

虽然人事决定要由各单位的上级领导作出，但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也承担着重要职责，它们要搜集有关每个党员的人事材料，实施培训计划，把有关后备梯队的人员的材料报上级审察。

在忙于党的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也要应付公众因党把国家拖入大跃进和文革灾难而对党产生的深刻不信任。直到1979年底，中共领导人仍不承认他们对这些灾难负有责任，这使党在谈到其他问题时也不可能令人信服。6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决定，由叶剑英元帅在中共建政30周年前夕发表一个重要讲话，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叶帅的国庆30周年讲话：1979年10月1日

邓小平在准备叶剑英元帅的讲话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示起草人说，对1949年以后的历史要从整体上给予正面评价，但也要坦率承认大跃进和文革中的错误，因为中国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很清楚这些事情。要为中共历史提供一种大眼光，为未来提供新的方向感。讲话由胡乔木和大约20人的写作班子起草，总共九易其稿，每一稿都经高层领导人过目，由邓小平监督着整个过程。

叶帅是宣读这篇讲话的理想人选。他是有监督政府工作之责的全国人大的委员长，而国庆庆典属于政府而不是党的事。再者，他德高望重，没有个人野心；他与包括邓小平和华国锋在内的所有各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从未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跟人们爱戴的周恩来有着众所周知的密切关系；他与军队关系良好。不过叶帅身体很差，他只能念讲话的前几行和最后几行，其他内容由别人代读。

在这篇大约16,000字的讲话中，叶剑英元帅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和历史特点，对苏联保持独立性，从而取得了胜利的故事。叶剑英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公共教育的普及。他自豪地谈到党战胜了外来侵略，但也承认党在1957年错误地打击了太多的「资产阶级右派」，错误地吹嘘自己的成就，错误地刮起「共产风」，企图不顾现实去实现集体化的高级阶段。他承认文革是一个严重的政策错误，使林彪和「四人帮」等阴谋分子迫害了很多好人。他说，党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是不成熟的，它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得了惨痛的教训，为了美好的未来，当前要努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样重要，胡耀邦后来又对这个主题作了更全面的阐发。

叶剑英明确地说，国家犯下大跃进和文革这些错误时，正是毛泽东主政的时期。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承认——虽然不太直接——毛泽东要为这些错误承担一定责任。他承认，很多党的领导人「不谨慎了」，因此也要对这些错误承担部分责任：「我们在1957年不谨慎了⋯⋯在1958年违背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新事物都要先试验后推广的原则。」关于文革，他说：「我们没有能够始终遵循前17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这使得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

叶帅接下来就如何从毛泽东的错误中汲取适当的教训提出了指导意见。毛泽东在1927年以后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把在中国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为『毛泽东思想』」。他还赞扬了1956年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大，毛当时宣布「革命时期的群众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毛泽东还说，现在极为重要的事情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即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

叶剑英的讲话得到了非常正面的反响。受过教育的人很高兴看到，中共终于能够正视自身的问题，迈向得到他们拥护的务实的方向。对于多年挨整的人来说，什么讲话也无法真正弥补他们的苦难，但是党能承认错误，尽管来得迟了一些，毕竟是传递出一个令人高兴的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突破，它使党能够结束空洞浮夸的口号，坦率地解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

着手评价党的历史

在叶剑英发表讲话之前，邓小平认为这篇讲话可以解决党的历史问题，对毛泽东作用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再拖几年。他担心进一步讨论毛泽东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只能扩大他想结束的争论。更好的办法应该是致力于当前的工作。然而一大堆政策问题都与毛泽东的作用纠缠在一起，很多党内领导人都主张对党史作出进一步的评价。有人担心，如果不具体批判毛的一些思想观念，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有可能卷土重来。叶剑英的讲话得到积极的响应后，邓小平的心情也平和了一些，他觉得至少可以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这并不会造成国家的分裂。他开始跟一些人商量，如何对党史作出更具体的分析。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共即将进入新阶段时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层根据新时期的需要总结了过去24年的党史。1979年中共走出了文革，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再次总结自身的历史经验也十分恰当。当领导层开始起草这个题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时，讨论难免集中到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作用这个问题上。

为了对党史进行评价，邓小平成立了一个由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牵头的小组，两个保守的正统思想捍卫者胡乔木和邓力群分别担任起草委员会主任和行政负责人。像通常一样，邓小平首先和起草人开会，向他们交代文件需要涉及的重大问题。他此后又会见了这个小组15次，对每一稿都仔细斟酌，每次都作出具体指示。华国锋在1979年夏天已开始失势，这使邓小平及其盟友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其中也包括对毛泽东的负面批评。即使这样，他们仍然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不过到1980年，邓小平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控制权，并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因而就可以更直接地讨论毛泽东的错误了。

为建立新的领导班子作最后准备：1979年的下半年

华国锋在1979年夏天基本上已经靠边站。在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工作有重迭的领域，邓小平干脆接了过来。确实，当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1980年1月访华时，华国锋主席已无权无势，他讲话时在场的中国官员继续在一边交谈，不把他的讲话当回事。而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通常是对尊严的严重冒犯。

邓小平在1979年10月下旬会见了胡耀邦、姚依林和邓力群。他们为筹备定于1980年2月召开的五中全会，需要考虑很多大事。这次中央全会可以视为邓小平领导班子的起点，胡耀邦和赵紫阳将在会上当选要职，华国锋的四个主要支持者——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将离开政治局。邓小平还打算在这次全会上为刘少奇正式恢复名誉。此外，领导人要讨论恢复中央书记处的计划。

在这些重要会议上他们不必面对华国锋。按邓小平和李先念的建议，华国锋已于10月12日动身，去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他不在时，国务院和政治局的会议都是由邓小平主持。当华国锋于11月10日回国时，五中全会的基本计划——包括将华国锋的四位支持者清除的计划——已基本就绪。一旦华国锋的支持者出局，赵紫阳和胡耀邦就位，邓小平推进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容易得多了。

三中全会之后还不到一年，在1980年2月召开的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已巩固了权力，并能够为1980年代制定议程，为协调上层工作调整党的结构，任命他的高层团队。用美国人的说法，邓小平的班底是从1980年初开始主政的。

为1980年代提出的「国情咨文」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他为1980年代确定的主要任务，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未来十年的「国情咨文」。华国锋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以当时的政治斗争为重点，在1978年的十年规划则集中讲经济问题。而邓小平在1978年三中全会上的简短讲话是改革开放的集结号，他在1980年1月的讲话则是毛泽东去世后第一个确定未来十年总体目标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逻辑简单明确，采用有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

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建设成就的大小⋯⋯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如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当时几乎没有外国人能够预见到，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在随后10年、更遑论整整30年里，超过西方国家的增长速度。

邓小平再次提出了选拔干部的标准。他告诉干部们说，想登上重要岗位，就要具备专业素质。他还说，只有经济强大了，才能更加坚定地对抗霸权，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80年代达到这个目标。」他说：「经济的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邓小平要在十年内从经济上超过台湾和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事实证明是过于乐观了。然而，台湾在此后30年里取得的经济成功，完全取决于它跟大陆的经济关系，这在1980年几乎没人能想到。

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邓小平提出了四个要求：（1）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2）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邓小平讲话的要点——坚定的政治路线和社会安定的局面——与他九个月以前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及他作为头号领导人所始终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在1980年1月16日的讲话中说：「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但是，他也表示，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放弃「文艺服从政治」这种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然而他也警告说：「⋯⋯但是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

为了降低自1978年12月以来产生的过高期望，邓小平也谈到了未来艰苦奋斗和保持开拓精神的必要性。在经受了20年的苦难之后，很多人更多地根据愿望而不是现实去制定目标。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十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刺激了日本1970年代的经济增长，邓小平对此事念念不忘，但是他也深知大跃进制定无法达到的目标所带来的严重挫折。因此，他不但慎重地征求中国专家的意见，而且征求世界银行等外国专家的意见，然后才确定了他认为现实可行的目标。邓小平逐渐相信，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收入能够翻两番，因而他开始宣传「到本世纪末收入翻两番」的口号。当后来看到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难度时，他又悄悄将「收入翻两番」这个说法改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是个更容易达到的目标。但是他提醒民众，中国在未来十年没有财力成为福利国家。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知，很多省级领导干部急于投资和发展，对陈云等人限制增长的「调整政策」（见第15章）感到不快，但是他在1980年仍然支持这一政策。邓小平提醒那些不满足于目前现代化速度的「某些同志」说，与过去的年代相比，1978年至1980年期间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

实际上，邓小平在描述执政党的理想角色时，听上去更像一个西方的企业主管，而不是一个毛泽东的信徒。他说，中国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在权衡「红」与「专」 哪一个对于干部更重要时，邓小平重申了他过去已经表明的观点：「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邓小平提醒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是不合格的。」他用对党的强力肯定，结束了他的「国情咨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2月29日五中全会最后一天，邓小平表达了他对党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领导。他的口吻就像一个军人出身的工厂经理，他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

凡是了解邓小平的人，对于他要维护社会安定的决心不会感到意外。公开攻击是不能容忍的：使红卫兵能够在1966年公开攻击别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修改宪法时应予废除。邓小平对他所说的党内民主的含义作了解释：党员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这有助于解决问题；党的领导听取各种意见后，一旦作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邓小平清楚地说明了应当如何对待不听话的党员：「不够格的党员」就要开除。邓小平的观点在1980年已经成型，在他当政的整个时代，这篇讲话都可以作为对他的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概述。

就职典礼——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29日

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邓小平及其盟友在1979年最后几周作出的决定。支持华国锋的政治局重要成员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受到正式批评，从政治局「辞职」；陈锡联和纪登奎也丢掉了副总理职位。汪东兴和陈锡联是真正的激进派，但吴德和纪登奎骨子里并不激进，他们只是作为有经验的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为求自保而顺应激进派罢了；他们的政治命运戛然而止，是因为他们1976年4月5日镇压了在天安门向周恩来、邓小平表达敬意的示威者。

邓小平的三个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接手要职。胡耀邦成了党的总书记。华国锋名义上仍是总理，但赵紫阳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万里成为事实上的副总理，并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这为在全国农业生产中实行包产到户铺平了道路。他们两人的副总理职务在4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8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得到正式批准，同时，在2月已经离开政治局的纪登奎和陈锡联，被正式免去副总理职务。

这次全会事实上相当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开始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就职典礼。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现在都是邓小平路线的热情拥护者。此事的重要性不在于正式投票，因为这种事极少发生，政治局常委其实也极少开会。但是常委的人事变动在上层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使下边的干部很快意识到上级将要采取新的政策路线。因此在五中全会之后，下级干部更仔细地解读邓小平和胡耀邦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和文件，他们不必再两边下赌注，不必再密切关心华国锋说些什么了。

除了在五中全会进入最高层的干部，一些有能力并且致力于改革的老干部也出任了高层职务。邓小平将那些在文革时期靠打击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得到升迁的干部，从他的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上清除出去。对军队中的某些重要职务，邓小平使用与他有着特殊信任关系的二野部下。但是除此之外，在领导背景各异的党员上，他对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信心，因此认为不必要求个人忠诚。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帮派，而是全党，只有那些没转变立场接受他领导的文革受益者除外。

邓小平不需要对宣传部作出具体指示。五中全会上的宣传干部，包括主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和党刊《红旗》）的总编，都根据邓小平的会议讲话，撰写反映其观点的社论和文章。邓小平因长期身居要职而严于律己，在判断自己的讲话会被人如何解释方面很有经验，所以他一向讲话慎重。

对于高层发出的信号，下面的人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研究。某个省委书记来到北京后，通常先要在书记处找一个熟悉邓小平眼下关心的事情的可靠熟人交谈。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个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随时了解和掌握高层领导的最新想法及其对本部门或本省的意义。上边发的文件如此之多，下级干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阅读。各单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让单位上司及时了解哪一条指示最重要，邓小平、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这使本单位的领导核心对于如何做不会惹麻烦，如何向中央争取资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1980年初的这些人事变动，使邓小平得以更有效地处理日常工作，推动一些可能受到毛派分子拖延或阻碍的计划。为刘少奇平反的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刘少奇从1945到1966年一直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后来毛泽东把他打成叛徒和「走资派」。虽然他已在1969年去世，他的冤案却是有待平反的最重要案件。邓小平在五中全会上宣布，为刘少奇平反不一定批判毛泽东。但是给刘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是使党员对于修正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承认他的错误作好了准备，也使为很多与刘少奇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中共老干部平反变得更加容易。

五中全会还恢复了1966年被撤销的书记处。书记处重建之后，领导着各部门一小批领导的政治局要员在那里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实质上，书记处成了协调党的日常工作的首要机构。书记处每周都要开例会，在国务院办公的赵紫阳总理也会参与其中，在党和政府之间做一些协调工作。

五中全会的变化有助于减少政治局会议的矛盾，使全面改革的道路更加畅通。新的领导班子的巩固，使邓小平能在随后几个月内就作出指示解散各地农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五中全会也为1980年底完成对党的历史评价、解除华国锋的所有职务铺平了道路。

告别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1980年秋至1981年6月

邓小平究竟何时决定让华国锋靠边站，至今没有公布可靠的纪录。邓小平对毛泽东如何拿掉干部有过多年观察的经验，从1978年12月到1981年6月，他有条不紊地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据此有理由推测他事先是有战略考虑的。即使1978年12月时他还没有排除华国锋的明确计划，他当时至少已经在考虑，如何在不引起同事震惊和避免公开斗争的情况下，逐渐减少华国锋的权力。

毛泽东整治高级干部时，往往先除掉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使他们陷入孤立，从而使批判他们变得更容易。同样，邓小平在1980年2月除掉华国锋的左右手，让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工作。华国锋在1980年5月出访日本时已没有多少权力，但他的出访可以让外界放心，中国没有因权力斗争而分裂。1980年8月华国锋正式辞去总理一职。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以评价毛泽东作为焦点的中共党史评价，也与解除华国锋职务同步进行。这两件事有着天然的联系：华国锋曾肯定毛泽东的所有政策和指示，甚至包括那些毛泽东铸成大错时的政策和指示，而对毛泽东时代更诚实的评价已使这些错误大白于天下。评价党史的工作，在1979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后不久便已开始，当时邓小平广泛征求意见，以便全党在评价毛泽东上取得共识。在叶帅讲话的十几天后，邓小平成立了一个以胡耀邦为首的小班子，这个班子于1979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至少从1956年开始，邓小平就在严肃思考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这一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谴责了史太林。邓小平多年来有很多机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下放江西的三年半时间。邓小平年轻时极其敬佩毛泽东，几十年忠诚地为他工作，却被他抛弃了两次，受到公开批判的羞辱。他的长子由于毛泽东的红卫兵而造成下肢终身瘫痪。如果他不怨恨毛，那不合情理；尽管邓小平性格刚强，但他也有常人的爱憎之情。不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他并不显露任何个人感情。

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延续了邓小平长期一贯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维护党的权威，又让手下的高级干部摆脱毛的路线。1980年8月，评价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邓小平就对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史太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当1980年10月出现争论时，邓小平对起草人作出指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最后的文件对毛泽东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会损害那些包括邓小平在内曾与毛泽东密切共事的人的权威。但是决议要作出解释为何现在应当为毛泽东整过的干部恢复工作，也要对否定毛时代的高度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作出正当说明。

文件的第一稿于1980年2月完成。据说邓小平对它并不满意，他把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叫去，建议他们（1）要对毛主席的历史作用作出积极评价；（2）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毛在文革中的错误；（3）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使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不管他本人因毛泽东的批判和决定受过多少罪，他对起草人说，要讲清楚党和人民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手下挨过整的很多高层干部的复出，以及民主墙对毛泽东的大量批评，意味着在核心圈层有很多人支持批评毛泽东。因此，邓小平可以公开表明他的立场：他要捍卫毛泽东的重要性，但不会回到过去的路线。每一次他公开讲话，都抱怨最新一稿没有充分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

例如，邓小平在1980年6月27日说，稿子还是写得太消极。他不但让起草人更多突出毛泽东支持过的正面事情，而且要求他们承认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原因。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的看法——起草人别无选择必须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与文革不同，邓小平是大跃进的积极参与者），但他坚持认为，起草人在谈到大跃进时，要先讲明这个时期的一些积极成就，然后再承认缺点。

为了在人民群众中取得广泛共识，形成团结而不是对立的局面，邓小平指示说，要让北京和各省的高级干部都有机会给草稿提意见。于是，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修改稿后，中央办公厅于1980年10月12日将它发给大约4,000名高级干部，让他们提意见。他们的意见经过汇总之后，交给起草人作进一步的考虑。实际上，把中央党校的1,500名学员也算在内，总共有大约5,600名党内高层参加了草稿的讨论。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要求更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科技专家方毅说，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早在1967年2月就敢批评文革的谭震林说，毛泽东的做法违背了他自己的教导。但是当黄克诚——他自己的上级彭德怀挨整时，他也受过严厉批判——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为毛泽东的贡献辩护时，其他人很难再要求更加严厉地批毛。

虽然草稿的修改和审议仍在继续，但是到1980年11月底时，主要的讨论便已结束。1981年3月24日，当邓小平与陈云商讨后期的最新一稿时，陈云说，要多讲建国以前毛泽东的作用，这更能突出毛的积极贡献。陈云还说，应特别重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强调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并转告给了起草人。

这些广泛的讨论，反映着高层干部是多么重视毛泽东的名誉问题，因为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政治前程和他们亲属及同事的待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评价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彭德怀的分歧不再被认为严重到需要用「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形容。这让每一个人有了喘息的空间，尤其是那些受害者的亲友，他们感谢这种措辞上的改变。

最后定稿的文件里处处可见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的歌颂，但也批评了他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作用。例如，大跃进的问题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件只是笼统地谈到了毛的错误，但邓小平说，15年之后将有可能对毛泽东再作一次评价。他这样说的意思似乎很清楚，党如果在1980年过于严厉地批评毛泽东，有可能造成分歧，削弱人民的支持；若干年以后，党能够与现在的情绪和人事问题拉开距离，也许有可能对毛泽东进行更加具体和坦率的评判。

就像苏联对史太林的功过三七开评价一样，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也是三七开。毕竟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犯过错误。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形势，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这些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1981年3月19日起草工作接近尾声时，邓小平对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作用的讨论表示满意。

邓小平深知，必须让群众放心，评价毛泽东和华国锋的过程在有序进行，同时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国没有发生破坏性的「权力斗争」，没有出现「非毛化」。正是在这时，他同意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是采访高层领导人的全球最著名记者之一，一向以言辞犀利，准备充分，能提出一些令人头痛的尖锐问题而闻名。邓小平乐意接受她的挑战。8月21日上午的采访进行得十分愉快，邓小平在采访结束时开玩笑说：「我们吃饭去吧，我的肚子已经开始闹革命了。」他还提出两天后再次接见她。

在法拉奇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的两周以前，北京已经发出通知，要减少在公共场所悬挂毛泽东画像和诗词的数量。因此法拉奇的提问便以「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会保留？」作为开始。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解释说，毛泽东犯过错误，但是跟林彪和「四人帮」的罪行不同，与他的成就相比，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说，毛泽东思想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尽管毛在晚年接触实际少了，违背了他原来提倡的思想。当法拉奇问到大跃进的错误时，邓小平答道，那不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而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所有人犯下的错误，他们都有份。当她问到毛泽东选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为自己挑选继承人，是封建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也是不对的。在问到将来如何避免文革这类事情时，他解释说，党的领导人正在改进各项制度，以便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很多领导人在回答法拉奇的尖刻提问时会变得十分烦躁，邓小平却应对自如。后来法拉奇回忆自己漫长的采访生涯时，将她对邓小平的两次采访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钱其琛外长这两次采访时也在座，他还参与过邓小平的其他很多次会见，他也把邓小平在这两次采访中的表现作为邓小平最精彩的表现之一。

1979年5月之后华国锋就不再经常公开露面。在1980年9月7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他没有明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他确实表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党不应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经济问题上，他的讲话与当时党的政策一致：他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要求，强调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些文件，如「指导原则」，实际上也有力地批评了华国锋的领导。

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常委们讨论了党史文件中是用简短的六行文字对1976年以后的时期作一总结，还是用较大的篇幅对这四年作出更详细的评价——后一种做法难免包括对华国锋的批评。华国锋当然反对具体说明这四年的细节。与会者同意先把篇幅较短的一稿发给其他领导人讨论，看看他们反应如何。相当多的领导干部都批评华国锋在阻止邓小平复出上起的作用，主张用篇幅更长的稿子。最后邓小平同意文件应包括对那四年的讨论，这可以使解除华国锋职务的理由更加明确。于是篇幅更长的内容成了定稿的一部分。

在1981年5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约70名与会者最后通过了决议的修订稿。起草人员作了一些细微的修改后，最后一稿被提交六中全会，并在6月27日获得通过。它将在1981年7月1日建党60周年之际向全国公布。

在11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是否免去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主要职务，成了争议最大的问题。当时辩论的内容十分敏感，以至于党史研究者在30年之后仍无缘看到大部分纪录。不过，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即胡耀邦在11月19日的一篇有关讲话被公之于众。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到争论的大致轮廓。

胡耀邦在退休后说，他最愉快的几年就是在华国锋手下的那段岁月。这种说法很可能反映着他对邓小平让他下台的不满。但胡耀邦在1980年是受命就免去华国锋职务作出说明的人。胡耀邦在有关这段历史的说明中首先承认，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上作出的贡献，尽管他夸大了自己在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于「四五」示威运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胡耀邦又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继续执行毛泽东错误的阶级斗争路线，他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在世时，华国锋有时也不同意毛的看法，甚至被毛批评过（他曾被毛批为「满脑子都是生产」），但是毛泽东去世后，他却用「两个凡是」加强个人权力。胡耀邦还批评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给自己添加光环。最后，胡耀邦回忆说，他在「四五」事件后非常失望，因为从那时起直到1977年2月26日，他一直无法得到与华国锋交谈的机会，而且直到1977年3月14日之前他也不能随便看望邓小平。

据胡耀邦称，陈云（华国锋一直不让他回来工作，直到三中全会的气氛形成，促使华国锋不得不这样做）说，从毛泽东去世直到1977年3月，华国锋对待老干部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绝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能力。胡耀邦说，叶帅和李先念几次劝华国锋让邓小平回来工作，陈云和王震在1977年3月的工作会议上也表示同意，但华国锋仍然拒绝这样做，而是只依靠少数几个人，包括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苏振华和李鑫。对于党内事务，有时直到最后一刻还把其他干部蒙在鼓里。华国锋还追求经济的过快增长。胡耀邦承认，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错误，也是邓小平和他本人的错误，其实，当时只有陈云认识到了那些计划太冒进。

在1980年底，最强烈反对让华国锋下台的人是叶帅。在讨论党史时，叶帅就不赞成强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觉得，为国家利益计，必须比邓小平更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他更愿意将责任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在叶剑英看来，两个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生动地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他去向毛表达最后的敬意，毛向他招了招手。虽然毛已说不出话，但他知道毛想说什么，他希望叶剑英能够支持华国锋，帮助他走上领导岗位。（然而当时一直陪着毛泽东的毛远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据说，叶帅认为华国锋应当保留职位，邓小平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但名义上仍要受华国锋的领导。

叶帅为何要维护华国锋呢？有人揣测，叶帅本人想继续在党和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够让他如愿的人。但是叶剑英已经年迈，他不但从未表现出任何个人野心，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插手日常事务。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党的干部认为的那样，叶帅担心邓小平可能变得过于专断，举止越来越像毛泽东，所以他想以保留华国锋作为限制邓小平的权力、促进党内民主的手段。

最终，叶帅等人的反对被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观点所压倒，他们都赞成华国锋辞职，把权力集中到邓小平及与其共事的人的手里。这一系列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在1980年12月5日一份供内部传阅的文件中，政治局宣布，将建议六中全会接受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替他出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他的军委主席一职。华国锋将担任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

叶剑英不是为自己的信念而坚决斗争的人，他更愿意避免对抗。他接受了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的决定，事实上还为自己支持华国锋作了温和的检讨。邓小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叶帅便选择了不再与他分担这项工作，而是回到广东的老家。他的儿子叶选平已在那里担任广州市长和广东省副省长，他可以在广东安享晚年。叶帅出席了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但是在会议正式通过党史决议和批准华国锋辞职的过程中，他没有留在会上参与讨论。后来当叶帅在1984年和1986年病重时，邓小平也没有像过去对待周恩来那样，礼节性地前去看望他。叶帅死于1986年。

政治局经过这些激烈辩论后最终形成的决议，措辞直截了当而又严厉：「华国锋同志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1978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一些左的口号⋯⋯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虽然﹞华国锋同志也有一些工作成就，但十分明显的是，他缺乏作为党的主席所应有的政治和组织能力。而且每个人都很清楚，根本不应当任命他担任军委主席。」华国锋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虽然他被允许在1981年6月的六中全会之后继续留在政治局内，但他因受到的指责而丧失颜面，因此极少出席党内高层的会议。

不论对华国锋的下台还是对党的历史评价的过程及结果，邓小平都有理由感到高兴。华国锋的下台没有引发公开的权力斗争。同时，在对党的历史评价中邓小平把握住了一种微妙平衡：既对毛泽东给予充分赞扬，以免削弱党的权威，又批判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作用。党内高层对毛泽东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形成了基础广泛的共识，这使邓小平能够踏上新的征途。这条征途不会为毛泽东所赞成，但邓小平相信，这对中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