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什么都没做。

此时在位的是明宗恭宪大王的侄子李昖，已登基二十多年。自从明初太祖朱元璋把朝鲜定为永不征伐之国后，李朝已经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这两百多年的安逸日子，就算是雄狮的爪牙，也该退化了，何况朝鲜人。

李朝是个哈中的王朝，对中华的一切事物都崇拜得不得了。无论政治文化还是风俗习惯，全盘照搬。当时朝鲜上层士人，个个精熟汉文。譬如现存的朝鲜古代史料，当代的朝鲜、韩国人，大多数已经看不懂，但中国人读起来却毫不吃力——那是因为它们全部是用中文写出来的。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现在通行的韩文，其实是当初李朝世宗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读写中文，所以专门给中文做了一种注音符号，叫“训民正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大规模推广。到了近代，朝鲜被日本再次并吞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了各方面的殖民化，包括大规模推广日文。当时很多朝鲜反抗志士们开始使用这种注音符号进行联络，到了1911年，才正式被定为正式韩文，以清除日本的殖民化痕迹。所以严格说起来，现在的韩文虽然出现于十五世纪，但从开始起就一直是中文的注音而已，正式被当成文字的历史到现在不过才短短一百年。

对全盘引进中华文明成就，李朝君臣很是自得，沾沾自喜地自诩为“小中华”。

这个“小中华”，实在当之无愧，因为他们不光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学到了其中的糟粕，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鲜对日本的态度，和中华对四方蛮夷的态度如出一辙：无比轻视，毫不关心。

关于壬辰战争，朝鲜人留下了许多笔记。在这些笔记里，他们谈到日本的时候，就象是在谈论一个距离朝鲜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充满了怪诞、离奇的说法。做邻居做到这份儿上，实在有些无语。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中华上国不知日本边事，尚可以用“去国太远”当借口。朝鲜离日本只相隔一道海峡，历史上没少被这个岛国欺负，可偏偏不长记性，别说定期搜集对方动态，就连一些基本情况都茫然不知。许多日本的情况，朝鲜人甚至都要绕一大圈，从中国的资料里去翻找。

究竟朝鲜人对这位恶邻的了解，匮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来看两个小事例。

在一本叫《壬辰录》的小说里，开头介绍了秀吉这个人的来历，是这么说的：

说在大明嘉靖年间，杭州有一个人叫朴世平，被倭寇杀死。他老婆陈氏和儿子朴守吉遂被倭寇掳掠而走，卖到了对马岛。对马岛的岛主叫平信，把陈氏收做小老婆，然后朴守吉也改姓平……

在《宣祖实录》里，对于秀吉如何发迹，写得更是神乎其神。说前任关白出行，秀吉赤身裸体挡在车前。关白看他行迹古怪，就让他去扫厕所。结果厕所扫的很干净，大为赏识，从此引为亲信云云。

若是让日本人看到这种记录，非骂一句八格牙路不可。

秀吉那边厢大鸣大放地筹备着战争，朝鲜这边却仍旧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继续在汉城歌舞升平，吟诗作对。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初，日军大批辎重已经一波波地运抵对马岛，釜山港触手可及，大祸临头的李朝还没做出任何反应。

在战争前夕，李朝的兵力单从数量上，与日军不相上下。在壬辰年初，全国兵力总数大约有二十三万，主要分布在平壤、汉城、开城三都，以及防御女真侵扰的咸镜道、靠近对马岛的庆尚道等处。另外还有数支舰队，驻扎在庆尚道、全罗道等地，拱卫黄海与朝鲜沿岸。

李朝从中国拷贝过去的还有长城防御体系——全国境内拥有完备的烽燧体系和驿递，与沿途的城堡构成了立体的防御体系。仅在与日本紧邻的庆尚道，就有两条直烽，可以从釜山直接传递到杨州、忠州地界，与驿递道相接。一旦庆尚道有事，一天之内预警便可抵达汉城。

这是国初定下来的警戒体系，李成桂等历代明君留下的宝贵遗产。可惜，架子还在，瓤子却烂透了。

李朝的这些军队，除了咸镜道的军团常年抵御女真，还算身经百战外，其他部队都是花架子，久不知兵，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程度，都差到了极点，普通士兵连武器都抓不牢，更别说打仗了。烽燧堡更是大部分被废弃，成为断垣残壁，以至于日军入侵釜山之后，过了足足三天，汉城才知道外敌入侵的消息。

朝鲜到底忙着什么呢？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学自中华的光荣传统：党争。

中原王朝素有党争传统，唐有牛李二党，宋有新旧二党，明有阉党、东林党之争。李朝把这个传统原样学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宣祖李昖即位之后，坡平尹氏和青松沈氏两大派系之间的政争，逐渐变成了有朝鲜特色的东人党、西人党两党之争。

党争误事，天天党争，则误大事、误国、误天下。

自从有了这东、西两党，朝鲜做什么事都得大吵一架。两党斗得昏天黑地，一切都以党派为准绳，党同伐异，不问对错。对于研究李朝这段时期政治的人来说，党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滤镜。查查当事人的出身，再看看反对者的出身，一切古怪的异状便可迎刃而解。

西人党建议征兵十万防御女真，东人党反对，说是靡费银饷；东人党宣讲儒学主理，西人党就蹦起来说是儒学主气。尤其是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两党各自支持一位王子，更是打的头破血流。两边的争论，已经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如果一党说人不能吃屎，另外一党恐怕也会跳起来说未必不能。

秀吉要入侵朝鲜这事，从来没打算瞒着朝鲜人。他先后派了柚谷康广、宗义智等人威胁朝鲜投降，使臣派了好几波，国书递了数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朝鲜赶紧臣服于日本，咱们哥俩好，一起打大明。

朝鲜人自诩小中华，眼高于顶，除了大明看谁都像蛮夷。现在看到这个岛夷凑过来说胡话，眼皮一翻：“你谁啊？甭跟我得瑟。”压根没把秀吉当回事。

这个态度急坏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对马岛在朝、日之间，岛主宗家担负着联络双方交流的重任。宗义智害怕朝鲜人的冷淡会让秀吉迁怒于他，就想出了一个有点缺心眼儿的鬼主意。

他把流亡到日本的朝人叛逃者绑了几十个，送回汉城，又许了大把贿赂，说只要你们随便派个使团过来道个喜，就算完事。游说了半天，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去日本，表达敦睦之意。

这头搞定了，宗义智赶紧敲锣打鼓告诉秀吉，说朝鲜人同意投降，会派一个输诚使团过来。秀吉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两方面总算都交代过去了，至于接下来会不会露馅儿，露馅以后怎么办，宗义智压根没考虑过。最奇怪的是，他这种糊弄小孩子的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层出不穷，中日两国都涌现了好几位类似的“奇才”。这个我们在下文会专门提到。

总之，在宗义智连蒙带骗的周旋下，万历十八年四月，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组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京都，名义是庆贺秀吉统一日本，还带了点土产——这就是许仪后在报告里所提及的“其年五月，高丽贡驴”。

使团五月份抵达京都，接待人是京都东福寺的主持景轍玄苏。玄苏大师是个政治活动家，专门替丰臣家打理外交事务。他告诉使团，秀吉一直在忙着打北条，无暇西顾，你们等等吧。使团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在玄苏的陪同下每日游览京都胜景，吟诗唱酬。

他们一直风雅到年底，秀吉才返回京都，腾出一点空来接见他们。主宾双方见了面，秀吉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就招待了熟饼几张、浊酒一壶，然后抱着儿子鹤松自顾玩乐。鹤松忽然尿了他一身，秀吉在众目睽睽宽衣解带，公然换起衣服来。种种无礼，终于让朝鲜使团忍无可忍，愤而退席。

这不怪秀吉，也不怪朝鲜人，要怪就怪宗义智。秀吉以为朝鲜使团是来投诚的，自然不必屈意逢迎；朝鲜使团以为自己是来致贺的，不该被如此怠慢。宗义智骗得两边都误会了对方意思，自然谈不到一块去。

朝鲜使团不想再看见秀吉了，可出使任务还得完成。第二天，玄苏大师拿过去一封国书，说你们拿回去给国王，就算是这次出使圆满了。

朝鲜使团打开国书，傻眼了。秀吉在国书开头先自吹自擂了一通自己的高贵身世与丰功伟绩，然后写了一句直接刺激朝鲜人神经的话：“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阁下方物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续善邻国宝记》）

副团长金诚一当场就掀桌子不干了，他们来的时候，宗义智明明说的是祝贺使团，怎么现在成了纳贡称藩了？他指着国书上“阁下方物入朝”六字，对景轍玄苏说：“这六个字不行，得改。”

这六个字，大有玄机。

这封国书是秀吉写给朝鲜国王李昖的，这句话里的“阁下”指的就是李昖。古人用字讲究，一字一意，含糊不得。“阁下”虽是尊称，可那是称呼高级官员的。大明天子，要称陛下。朝鲜是大明的藩属，朝鲜国王低一格，一般要被称为殿下或者主上殿下。国书里劈头就管朝鲜国王叫阁下，无形里把朝鲜国王身份贬低了好几层。

“方物”的问题更大了。国家之间交往，难免要互相赠送礼品，礼品的名称是有讲究的。大国赠送藩属、外国，叫做礼币；藩属小国进贡天朝的，叫做方物，也就是地方特产。朝鲜送给日本的礼物，如果叫方物，等于朝鲜国是给日本进贡，地位被贬低了。

至于入朝，更不象话。入谁的朝？朝谁的贡？我们朝鲜是大明藩属，可不是你们蛮夷种的藩属。

这六字连读下来，简直就是把朝鲜当成日本的下属，是可忍，孰不可忍。金诚一表示，国书里那几句“一超直入大明国”之类的反动言论，虽是大逆不道，毕竟是你自家国中事务，改不改随便，但要把朝鲜降格，那是断然不行。

金诚一是当世大儒，玄苏是汉学名家，两个人在京都没少写诗唱酬，本来惺惺相惜。现在国书一递过来，两人立刻都翻了脸，吵得不可开交。

两边争吵了半天，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日本方把“阁下”改中性词“贵国”，把“方物”改成“先驱”。至于“入朝”二字，不能改，景澈玄苏给了个解释，说这个“入朝”里的“朝”指大明。

金诚一是朝鲜大儒，认识汉字，知道这是和尚糊弄人呢。玄苏却再不肯让步了。最后使团正使黄允吉怕耽误事，出来打圆场，于是这句话在正式公文里，变成了“贵国先驱而入朝。”

汉文博大精深，这句话是有歧义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从秀吉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贵国作先驱，去攻打大明。”而从朝鲜人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解为“贵国做先驱，入朝纳贡”。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使团临走前，景轍玄苏还不忘吓唬一句：“今日之议，不得首鼠两端，不欲讲和，乃欲战耳。”（《赖山阳著日本外史丰臣氏八》）明确向朝鲜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配合日本讨伐大明。

使团在万历十九年春天回国以后，把日本的恶劣态度汇报给朝廷。李昖除了气愤之外，心里也有点没底，召集群臣商议，看日本人到底会不会打过来。前面说了，朝鲜对日本的情报极其匮乏，大家心里都没谱儿。

大臣们有说日本人是狼来了，有说这回真是狼来了，没个定论，把球还是踢回了使团正使与副使脚下。

本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这时候朝鲜这个时候对日本警觉的话，那么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可巧这个使节团的正使黄允吉是西人党，副使金诚一是东人党，两人势同水火。黄允吉认为，力主日本会发动战争；隶属东人党的金诚一秉承“凡是敌人赞同的我就反对”的原则，立刻说我看倭人不足畏！

金诚一在国书交涉的时候又表现抢眼，为国家在文字上争光，得了不少分。李昖觉得这是一位良臣啊，比黄允吉可信，良臣说的话，又怎么会错呢？

此时的西人党正处于低潮期，东人党虽刚刚分裂成了南人党和北人党，这会儿还能一致团结对外，都反对西人党，于是金诚一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于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又被一群“党员”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党争话题。备战一事就在东南西北的麻将声中，不了了之……

既然最终结论是日本不会开战，那朝鲜便不必费心准备什么，随便下了道诏书让釜山整饬警备了事。至于执行没执行，就不知道了（尹国馨 《闻韶谩录》；金时让 《涪溪纪闻》）。

朝鲜上了这么一个大当，从此再也不信宗义智那个大骗子。等到同年夏天，秀吉再派宗义智出使朝鲜时，朝鲜干脆连釜山港都没让他出，直接撵了回去。只有玄苏到了汉城游说了一趟，也是无功而返。

倭寇的事处理完了，可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宗主国大明那边该不该知会一声？要知道，这次出使虽然有礼有节，可毕竟是私通外使，论理是逾越的，这么报上去了，说不定会被批评。

李昖心里又没底了，召集群臣商议。党争这时候又起来了。大司寇尹斗寿是西人党，说应该上报大明。领议政李山海是东人党，说不应该说。下面群臣赶紧两边站好队，捋起袖子准备开吵。

东人党里有一个人，叫做柳成龙，官拜左议政，是南人党的领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一直不对付。柳成龙这个人对党争其实不是很有兴趣，但在朝鲜，不党争，就会被淘汰，他也只能身不由己。请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日后将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中流砥柱的人。他对朝鲜最大的贡献，就是破格提拔了一位置全罗道左水使，叫做李舜臣。

这次吵架，柳成龙其实是赞同尹斗寿的观点，认为必须知会大明一声。可碍于朋党之分，他没法把话说得太清楚，只得站出来委婉地对国王说：跟邻国通使来往，实属平常。有事当然得上报，但得谨慎点才行，我觉得李山海说得对。”（《再造藩邦志》）

前半句柳成龙说的是真心话，后半句纯属是照顾李山海面子，所以观点有点含糊。结果这话被李昖给听歪了，大手一挥，说行了，我有主意了！

史书说这位国王“天资岐嶷，气度英毅，人皆异之”，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大智慧是没有，充其量是有点小聪明。现在他的小聪明开始发挥了。

李昖挑选了一位叫金应南的使者进京面圣，在临走前，他对金应南面授机宜，说你到了辽东以后啊，先别声张，打听一下消息。如果大明不知道日本的事儿，你就直接回来；如果大明已经知道这事儿，你再打出奏报倭情的旗号去北京。他们要问消息从哪里来的，记住千万别说咱们跟倭寇有通使来往，就说听海上流民说的（《宣祖修正实录》卷25 ,二十四年五月乙丑。）。

金应南对领导的指示心领神会，把旌节打个卷儿裹到怀里，朝着辽东日夜兼程而去。

李昖打的好算盘，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殊不知，他们这点儿偷偷摸摸的龃龉事儿大明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