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朝鲜人一直盼望着大明伸出援手，是不准确的。

日军在釜山登陆以后，朝鲜人兵败如山倒。可是败也罢，逃也罢，他们偏偏有一件事忘记了做，或者不肯做——向大明求援。他们只是懒洋洋地给大明发了一道咨文，说倭寇犯境釜山十分嚣张，其他什么也没提。潜台词是：我自己处理没问题，您就别操心了。

结果日军连战连捷，李昖与群臣不得不狼狈地移驾平壤。到了这时候，朝鲜人仍旧在死鸭子嘴硬。在五月十日，距离朝鲜最近的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找到了朝鲜义州的官员黄进，主动提出出兵援助。结果黄进冷淡地拒绝了，说我们朝鲜兵力足够，不必劳动天朝。

壬辰年五月十九日，李昖在平壤开了个会，讨论国是。大司宪李恒福说日本人太能打了，咱们自己肯定干不过，得赶紧跟大明请求援军。但他是东人党，西人党的尹斗寿习惯性地表示反对，说临津江足够防御敌人了。而且各地勤王的人马很快就来了，还怕什么？

尹斗寿还神秘兮兮地吓唬李昖，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大明的援军弄进来容易，战后再弄走，可就难喽。结果两派大臣又是争执不休，请援这事，便在党争中又被搁置了。(《寄斋史草，壬辰日录》五月十九日条)

在小孩子的圈子里，有这么一个潜规则，那些动辄哭着说我要告诉我爸妈的孩子，都被认为是懦弱好欺负的，最不受人待见。其实国际政治也是如此。被敌人打进老家已经够丢人的了，再去找大人帮忙，岂不是更没面子？尽管中华上国是父母之邦，但也不能有事没事都去找爹妈哭一鼻子。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还有一条公理：一个小孩鬼心眼再多，也瞒不住爹妈。

爹妈其实什么都知道。

朝鲜在战场上的窝囊样，早被大明看在眼里了。

大明在朝鲜，有一个完整的情报网。朝鲜半岛的战局推进，一直在辽东都司的监视之下。早在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还在庆尚道玩命地赛跑时，辽东广宁镇守总兵官杨绍勋已经接到了报告，报告里说倭寇势力很大，朝鲜人未必守得住都城，建议朝廷早作打算。

杨绍勋把这份报告送到了北京。当时朝鲜人民的老朋友许国许阁老已经致仕，拿到这份报告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兵部尚书石星。

石星乃是一位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老臣，生性耿直，因此仕途经历颇为坎坷，先是上书规劝隆庆皇帝，结果因为得罪了宦官腾祥，差点被打死。到了万历即位之后，石星好不容易翻身平反，结果又与张居正闹翻。张居正那时候如日中天，石星只得弃官回家，一直到张居正死了，他才又回到朝廷中枢。

石星这个人擅长庶政，精于理财，在户部干得有声有色。万历十九年，后来因为边患不断，又充任兵部尚书，这才上任没满一年，雄心勃勃想作出一番事业。

石星读完了杨绍勋的报告，心中怀疑。朝鲜也勉强算是大国，坐拥三千里天险，带甲数十万，怎么十几天功夫，便被人打到都城了呢？

他忽然想到，去年京城和辽东曾经有一则流言甚嚣尘上，说朝鲜和日本勾结，来图大明。经过朝鲜三番五次的辩解和许阁老的斡旋，已经被证实是子虚乌有。可现在时局如此，这个流言又重新浮上石星心头。

有没有可能，是朝鲜人故意示弱，其实是故意给日本人让路。如果这个被证实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石星想到这里，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他一边指示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加强蓟州、山东沿海的战备工作；一边移文辽东都司，让他们赶紧派员前往朝鲜进行详细调查。

杨绍勋接到石星的指示，一边安排了崔世臣、林世禄两名调查人员，准备入朝事宜；一边派遣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前往朝鲜的义顺馆，建立起一条战时的紧急联络渠道，安插了几名大明军方的斥候与信使。这条渠道在以后中朝在战争中的交涉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丁酉）。

佟养正去朝鲜的时候，还带了自己的侄子佟大刚。佟大刚的角色类似于现在的军事观察员，他被混编入朝鲜军编制，深入一线，争取了解到战事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明军赴朝的最早记录。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死鸭子嘴硬的朝鲜人，终于撑不住了。五月十七日临津江之战爆发，朝鲜军毫无悬念地大败。临津江一失，开城、平壤顿时袒露在日军屠刀之下。

到了这个时候，群臣震惶，亲华派开始占据上风。亲华派中最热切的李恒福趁机对李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意思，现在韩国人朝鲜人估计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但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心一笑。

“今八路溃裂, 无望收拾图全。夫以孔明之智, 见先主无托身用武之地, 则请救于孙氏, 卒成赤壁之捷。 今我无复可为, 不如具奏天朝, 请兵来援。”（《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刘备当初丧师失地，被曹操打的无落锥之地。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计，向孙权求援，这才有了赤壁大胜。主公您现在跟刘备境况差不多，所以该到请大明发兵的时候了。”

看来那时候《三国演义》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外国君臣讨论国事，都能拿出来说事。这个比喻虽有些不伦不类，倒也颇具感染力。

反对的大臣不好意思再坚持说本国能独立支撑，只能另外找论据。比如其中一条反对理由是：大明辽东兵马军纪太差，来了以后只会把事情搞乱，荼毒百姓——这个逻辑非常成问题，如果没有大明出兵援助，恐怕朝鲜早完蛋了，更别说什么百姓了。

李昖不傻，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同意了李恒福的意见，正式派使者奔赴大明求援。

这是朝鲜第一次正式发出求援的请求。

求援发出去没多久，朝鲜人就接到消息，说大明派来了两名调查官员，来了解前线局势。

这一下子，两派官员都慌了手脚。朝鲜这仗打的太丢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说给大明调查官员听。于是尹斗寿的弟弟、礼曹判官尹根寿给李昖出了一个主意，他毛遂自荐说：平壤兵荒马乱，不太合适让大明官员过来，我略懂中文，不如就以迎慰的名义在义州截住他们，把事儿说清楚以后立刻礼送出境，平壤就不必来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一日乙丑）

这个提议李昖没答应。

李昖有他自己的考虑。大臣们义愤填膺，嚷嚷着誓死保卫朝鲜。可他这个当国王的，却有别的心思。

他太累了。

从四月三十日离开汉城之后，他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不停地在逃跑。如今祖先的江山尽毁，听说日本人在汉城连列祖列宗的陵墓都被掘开了，连陵寝都保不住了。身边的臣子，除了柳成龙靠得住，其他人只会唉声叹气。

“这样的国王，还当它做什么，不如回到明朝去当个王爷。”在逃亡过程中，一个念头钻进李昖的脑中，然后就如附骨之蛆一般，一直在脑中回响，挥之不去。

他的这种想法现在看起来石破天惊，在当时却不算什么。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孩子在外头被打了，去爹妈家蹭吃蹭喝，没什么不妥。

李昖最早流露出这个想法，是在汉城逃出来的半路上。当时车驾停在一处叫做东坡馆的地方休息，李昖靠着大树，把大臣们叫过来围成一圈，问他们以后咱们可怎么办？

李恒福说实在不行咱们就去义州，那里靠近大明。若是真的亡国了，还能投奔父母之邦。尹斗寿立刻反对：“去什么去！还不如咸镜道，那里有咱们的边防军，兵强马壮，足以保护朝廷！”

李昖有点犹豫，问柳成龙：“你们觉得李恒福的提议不好？”柳成龙连忙说：“绝对不行。您只要离开朝鲜一步，以后这片土地就不是我们的了！”李昖挠挠头，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内附其实也不错啦。柳成龙吓了一跳，说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条；《再造藩邦志》）

一群大臣齐声反对，甚至以绝食相威胁，李昖见大部分人反对，也就不吱声了，就这么来到了平壤，但从来没死心，内附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心底。

所以当他听说大明派了使臣过来调查，巴不得早早跟他们接触，沟通一下内附大明的可能性。

六月三日，林世禄、崔世臣抵达平壤。尹斗寿一向看不起李恒福，斜着眼睛瞪他：“你不一向最向往天朝码？你们家客人来了，赶紧去接待吧！”

这话说的实在是不上道儿，于是柳成龙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请缨陪李恒福去迎接。

柳成龙清楚地看到，如今李朝生死存亡之际，大明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怠慢了使者，只怕后患无穷。而且，从私心讲，这些明朝使者对于现在处于劣势的他，也是一个机会。

柳成龙的日子一直过的很痛苦。本来在汉城失陷以后，他借机发起弹劾，把北人党的领袖李山海轰下了台。后来开城也失陷了，西人党和北人党反扑，把他这个南人党的领袖也赶下了台。如今当权的，反而是咸鱼翻身的西人党尹斗寿。

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未来谁掌握了大明使臣，谁就能在朝中拥有最大的力量。

柳成龙接到两位调查官员以后，细细询问了一下来意，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两位来平壤，不是兴师问罪，而是来澄清朝鲜和日本是否勾结到一起的问题。

想证明朝鲜跟日本没勾结，这还不容易嘛！

他把林世禄、崔世臣带到江畔的练光亭，往江东看。日本人挺给面子，很快对岸树林里就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人影，又过了一阵，从林子里走出两、三名日本士兵，闲庭散步，谈笑风生。柳成龙对林世禄说：“这就是倭寇的斥候。”林世禄靠着柱子张望了一阵，不信，说你别扯淡了，怎么会这么少？柳成龙说：“日本人心眼儿多，斥候故意派的少，其实大军都在后头藏着呢。”

几个人从练光亭下来。柳成龙又带着他们在平壤城内外转了几圈，让他们看看朝鲜军队的惨状。林世禄这才相信，朝鲜人确实没跟日本人勾结。他紧紧地握着柳成龙的手，说我一定把朝鲜同志的艰苦状况转达回国内。（《再造藩邦志》）

柳成龙回报国王，说如今大明的官员已经回奏北京，相信天兵马上即至，看来朝鲜有救了。

柳成龙不知道的是，大明早已经开始动了。

对于壬辰战争，一直有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大明是应朝鲜再三要求，方才缓缓发出援军，迟钝而漠然。

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真实的情况是：大明对于朝鲜半岛的警惕心，从苏八、许仪后的报告之后，始终不曾消退过。

面对朝鲜半岛一日数变的紧张局势，大明的反应很隐晦，但却出乎意料地积极。

壬辰年的六月二日，万历皇帝下了一道谕令，让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还带了两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另外还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辽东军区。（《神宗实录》二十年六月庚寅）

这条命令写的冠冕堂皇，说出兵的目的是为了犒劳朝军，抚慰朝鲜国王，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里颇有蹊跷之处。

蹊跷之处，有二点：

在谕令颁布的六月二日，朝鲜求援的使臣还没到北京。大明在没有得到正式请求的情况下，居然主动派遣辽东军团前往鸭绿江附近，于外交规矩不合。这是第一个蹊跷之处。

而且在这时候，林世禄、崔世臣两名调查官员尚未抵达平壤，朝鲜与日本合谋的嫌疑还未得到廓清。在这种立场未明的情况之下，这条谕令里却已经使用“应援朝鲜”、“赴彼国犒军”、赐国王……慰劳”之类的字眼，早早摆出一副亲善态度，俨然已把朝鲜当成洗刷了冤屈的恭顺藩国——难道万历皇帝未卜先知，早知道朝鲜人是冤枉的？这是第二个蹊跷之处。

为了解答这两个蹊跷之处，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命令发布的前后，大明都干了些什么。

在北方抗倭的重要枢纽天津，当地驻军截留了漕粮七八万石以充军资，还把一大批运输船拉过来改造成战舰。改造的舰只数量不算太多，四百只。

在宣大军区，官府动员了足足一万六千名精兵，专待倭警。朝廷为此拨了十几万两银子，还派遣了一位官员督理相关粮饷，以防万一“有事”的时候手忙脚乱。

朝廷还大老远地从福建调来一个人进神机营，这个人叫陈璘，是个倭战专家。

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明——至少大明皇帝——在没搞清楚朝鲜的来龙去脉之前，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动用武力。

万历一朝在抵御倭寇时，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要打就在外头打，绝不让战火烧到国境内。从天津到山东再到浙江、福建、广东，所有的沿海军队都是按照这一训令行动，尽力把敌人拦截在外洋予以歼灭。

牢记这条原则，再结合那条谕令发出的蹊跷时间，便能很容易地理解大明朝廷的用意：

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其实根本不关心。派遣那两枝部队援朝，完全是为了大明自己的战略安全考虑。

如果朝鲜是清白的，那么这两支精兵将成为先锋军团，入朝支援，掩护朝鲜王室撤退；如果朝鲜果然和日本人合谋，那么这两支精兵，将会变成两柄匕首，直插向朝鲜半岛，把战火拦截在鸭绿江的另外一侧——总之，要决战于境外，把危机解决在朝鲜的领土上。

这两支精兵，就是埋在中朝边境的预备队，不是为了朝鲜人，而是为了大明自己。

这一点，连朝鲜人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在战争爆发后两年后，朝鲜国王李昖和柳成龙酸溜溜地说：贼若欲犯中原，则必由我国；中原欲征讨此贼，亦必由我国……中原若不守我国，则辽东必先动摇，则天下之势危矣。（《宣祖实录》二十七年七月丙申）

有意思的是，这一条用心深刻的谕令不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并未得到大臣们的普遍支持，甚至没有拿出来公开讨论过。那会儿首辅王家屏刚刚告老还乡，内阁只剩下一个老糊涂赵志皋代首辅之职。

这条谕令，恐怕是万历皇帝乾纲独断，一个人把这事儿拍了板，再交给兵部尚书石星去办。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风评并不好，本身毛病也很多，但别忘了，他有一个老师，叫做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已经倒台，但他的学生却继承了他两个优点：一个是眼光，一个是手段。

有眼光，便能够先于群臣看到朝鲜对于大明之价值。

有手段，便可以冲破重重阻挠，去进行布局。

这一位君主，像是个懒散的武林高手，平日绝少出手，但一旦出手，却很少有失招的时候。

万历的这一条谕令，带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战略思考。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加之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文明性格偏向于保守内敛。历代中原王朝衣食无忧，缺乏向外扩张的源动力。所以当它们决心突破地理界限去攫取领土时，首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通商或是获取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一个简单目的：让中原更加安全。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原则是：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土地，要尽量抓到手里；于国防安全无关痛痒的土地，即便你主动给我，我也不一定要。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城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城”战略。中国这几千年来的疆域盈缩背后，一直都是在被这一指导思想所支配。

当初汉朝不惜靡费钜亿凿空西域，占领河西走廊，最强烈的动机，乃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削弱对中原北部的威胁，维护丝绸之路不过是搂草打兔子。

终北宋一世，对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成为赵匡胤以降所有皇帝的心结；可同样是这批人，却对安南的丧失显得漠不关心。理由也很简单，燕云关系到中原兴衰，安南却是可有可无。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岛，虽然与大陆只相隔一个海峡，可古代中国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也就没有战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湾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懒洋洋地收入版图。即便收下来了，还是有大臣屡次上书让台湾军民内迁，觉得这块蛮荒之地无甚价值。一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篱，台湾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明确了这个特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便会恍然大悟。

这一条西接辽东、东入黄海的狭长半岛，是深入太平洋的一座大陆桥。当海洋文明强盛时，会循这条通道进入大陆——比如日本；当大陆文明强盛时，则会利用这条通道进入海洋——比如元朝。

可东亚最强大的中原文明奉行的是“长城”战略，它既不需要借道朝鲜去进攻海洋文明，也不担心有海上的敌人通过朝鲜进入大陆——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一个海洋文明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战略框架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没多大意义；不管吧，又不太好。它无论是从形状还是战略价值，都象是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史中的政权更迭与领土纷争，与这种尴尬、混乱的战略不无关系。一边“怎么打都不服”，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两边都没想明白该拿对方怎么办，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公元六七六年，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便被体制化了。朝鲜半岛从此再不用担心来自大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保持着独立发展；而中原帝国则为自己找了一个听话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个不太重要的门户，省了许多麻烦。

当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大明的文武百官还在以老眼光看待朝鲜，认为是一场无关宏旨的藩属之战。他们的观点很简单：日本是夷狄，朝鲜也是夷狄，夷狄跟夷狄打架，犯不上去掺和。要跟这些人解释出兵朝鲜的战略意义是很费嘴皮子的，再说朝鲜还没正式请援，贸然出兵会被扣一顶名不正言不顺的大帽子，凭空给那些言官们提供炮弹。

但万历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鸡肋一般的“朝鲜”大陆桥，随着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战略价值飙升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战争如对弈，必须要占得先机，方能有取胜之机。

可是大明这时候还不能动。

此时在宁夏，大明还在进行着一场国内战争。简单来说，宁夏之乱的起因是一个蒙古族的戍边明将哱拜与当地守军勾结，在万历二十年二月起兵叛乱。朝廷从四月份开始决定派兵平叛，战事已持续两个月，从辽东被调至宁夏的总兵李如松，正率领着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诸部，围着哱拜打得正热闹。

因此，万历皇帝煞费苦心地发布了这么一道谕令，事先布下一枚棋子，可谓是藏尽了机锋。

谕令里对辽东的出兵目的，用词很含糊，只说是“应援朝鲜”。这个词可解释的范围很宽泛：在鸭绿江接应朝鲜国王，算是应援；出兵平壤，也是应援；打到日本去，也是应援。用了这么一个微妙的词，实际上就给予了辽东这两支部队相当大的活动权限，不致被限制过死。

谕令接下来的部分更有意思。这两支部队还身负着一个具体目标：“仍发银二万两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

这两支部队进入朝鲜，是为了押解银子给朝鲜王室，给朝鲜国王带去赏赐礼品。这样一来，反对者的嘴就被堵住了。我又不是派兵去打仗，而是派兵去送礼啊，送礼你总不能拦着吧？送礼送到半路，碰到人来抢，那我反抗一下也是名正言顺吧？

一旦朝鲜局势陷入危急之时，让辽东部队便可以援引这条谕令，第一时间出手干涉。我去给国王送礼，现在国王被人打了，那我也得帮帮手不是？师出有名。

这正是万历隐藏在谕令中的真正用意。

就这样，万历在与群臣斗气建储之余，忙里偷闲地布了一招进可攻、退可守的闲棋。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这一步闲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壬辰战争在关键时刻发生了转折。

所以当我们研究这段时间的史料，会发现关于大明第一次出兵援朝的时间，与大明正式决定支援朝鲜的时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所有的史料里都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明军都打到平壤了，却还找不到皇帝或者兵部下达的任何明确命令，也看不出辽东地方哪里来的胆子竟敢擅自派兵出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万历早就作了出兵朝鲜的铺垫，只要拖到宁夏之乱平定，大明便能腾出手来收拾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

这份命令很快通过兵部送到了辽东总督蹇达手里。蹇达看了半天，没体会到其中的精妙之处，皇帝的意思到底是让人揣着这两万两银子直接杀进朝鲜，还是等朝鲜人跑过来接济一下就算了？

他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去找辽东巡抚郝杰商量。

郝杰是个神人，这个人最擅长的是督军，而且督得堂堂正正，教人只有佩服的份。隆庆年间，蓟州都督刘焘、巡抚耿随卿虚报战功，被他一本参倒；到了万历年间，他巡抚辽东，又跟辽东的地头蛇李成梁扛起膀子，把他的副将李宁折腾得灰头土脸。跟他过招的将领，没有不倒霉的。

最难得的是，郝杰是万历朝中，少数几个对日本人有兴趣的官员，没事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的资料。后来他把这些资料攒在一起，跟别人合写了一本极其牛逼的书，叫做《日本考》。《日本考》比许仪后的报告要详尽得多，举凡日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不一而足。就连女人涂齿、种地节气之类的事，书中都有专题论述。书后头居然还附了一套完整的日文词汇表和日本诗歌选，其对日本国情研究功力之深，到了民国之前都没人能够超越。

在郝杰这种日本研究专家眼里，万历的这份谕令一看就透。他给蹇达解释了一下其中深意，蹇达恍然大悟，当即调派了手底下马步军一千多人，分成两部。六月七日派出第一部戴朝弁、史儒；又在六月十日派出了郭梦征、王守官一部。两部沿着鸭绿江附近游击，伺机而动。

六月十一日，日军跨过大同江。朝鲜人在平壤呆不下去了，一路仓皇逃亡。国王李昖痛感之前的求援力度太轻了，便任命礼曹参判兼大提学李德馨作为求援使，再赴大明。

之前李德馨曾经负责在大同江与小西行长谈判，虽然土地该丢的一寸没少，至少面子上还算处置得当。这次李昖派他，也是看中他的外交才能。

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李德馨出身南人党，与柳成龙向来交好。他前往联络大明，就等于为南人党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这个伏笔，柳成龙早在平壤接待大明官员时，就埋好了。

李德馨星夜疾驰，只花了五天时间就跑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支朝思暮想的大明军队。

原来大同江失守以后，辽东很快得到消息。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方略，总督蹇达下令一直在鸭绿江游击的部队立刻进入朝鲜。

把人放过去以后，蹇达心里还是没底，催着郝杰再问问上头意思。郝杰为了安抚他，便给兵部发了封确认函，问说朝鲜局势糜烂，咱们到底怎么处置，您给个准话儿。兵部尚书石星很快覆文：皇上点头了，让你自己定（《神宗实录》壬辰年六月乙酉）。蹇达这才算彻底吃了定心丸，挑了一名叫祖承训的副总兵，担负入朝支援指挥。

六月十五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大明军队终于渡过鸭绿江，开始了漫长的援朝征倭之旅。

初次渡江的戴朝弁、史儒部一共是一千零二十九人，马匹一千零九十三匹（《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七日乙巳）。这是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常年在辽东作战，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指挥官军纪严明，进入朝鲜以后也没动群众一针一线。

他们在路上迎面碰到了请援使李德馨。李德馨一见天军，欢喜得快要晕了，赶紧恳求说你们快去救救我们国王吧，不然平壤就撑不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有点晚了，就在同一天，小西行长刚刚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平壤城。

戴朝弁和史儒在入朝之前，也没接到过明确的作战训令。现在人家求到头上来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义州，因为义州是距离大明最近的朝鲜城市，是朝鲜王室一早就计划好的逃亡地。

拜别了戴、史两位，李德馨继续一路狂奔，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碰到了祖承训。李德馨又求祖承训赶紧出兵，祖承训却表现得很冷淡，说现在粮草尚未齐备，我军主力驻屯在凤凰城。他看李德馨哭得伤心，宽慰了几句，说国王好生待在义州，那里有史儒在。万一有什么变故，只要一天我就能赶到。

李德馨一看祖承训态度坚决，当下也不浪费时间了，直奔辽东而去。

到了辽东以后，他找到郝杰，趴到衙门门口嚎啕大哭，一口气上了六次书，请求大明出兵援救。（《再造藩邦志》）

李德馨不算孤单，他在辽东哭，还有一位使者在北京哭。这位使者叫申点，是前一年那一系列辩诬使者中的一员，战争开始前一直在北京公干。开战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石星把申点叫来兵部，责问朝鲜为何败的如此之速，申点一听，哇哇大哭，从此眼泪就没干过，几天之内哭遍了北京的各大衙门，间接促成了明朝对出兵的暧昧态度。（《乱中杂录》）

面对李德馨的滚滚泪水，郝杰安慰说你别哭了别哭了，我帮你去催一下，啊。

在郝杰的斡旋下，继戴、史之后，大明的后续部队终于源源不断地开进朝鲜。

六月十七日，郭梦征、王守官两员参将，统领五百零六人，马匹七百七十九匹，渡过了鸭绿江。

六月十九日，援朝军最高统帅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一千三百零十九名士兵，马匹一千五百二十九匹，渡过鸭绿江。（《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七日戊申）

至此，大明之前部署好的军队，全部进入了朝鲜，总兵力近三千人，全是骑兵。

顺便提一句。在朝鲜人的史料记录里，把祖承训出兵的功劳算到了李德馨的头上。他们的记载里说天朝本来没有出兵的打算，是李德馨靠哭泣感动了郝杰，辽东都司这才在未请示朝廷前毅然派兵援助——这个，只能说算是朝鲜人民的美好想象了吧。

六月二十四日，国王李昖千辛万苦抵达了义州，与等候在此的大明军队会合。此时除了祖承训的主力还在路上，其他部队都已经集结完毕。

这一次的会面非常有趣。

明明是大明军队先到，可按照礼节必须是朝鲜国王出迎。所以明军先搬出城去，朝鲜王室搬进去，然后李昖再亲自去西门迎接天军到来。

他一看到郭梦征就哭了：“皇恩罔极”，意思是说万历皇帝对我实在太好了。郭梦征赶紧说：“朝廷的命令还没下来，我先过来帮忙。”说完先把两万两银子递过去：“陛下托我带给您的，您数数？”李昖连忙摆手：“数什么数，大明作事我还不放心嘛。”郭梦征说：“不行不行，您还是点点吧。”

于是这一位国王、一员参将就跟生意人似的，头碰头开始点钱。等把银子数齐了。郭梦征又说了：“日本人若是打过来，我们就迎战。你们准备好粮草就行了。”又问李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李昖玩了个小心眼儿：“我在义州，就等着天兵到达。至于接下来去哪里，我也没定呢。”（《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二十四日）

其实他心里早就下决心了，只不过还没到说的时机。

等到第二天，李昖又跑到郭梦征跟前，劈头就是一句：“请天将帮忙，把满洲一半的船只调到鸭绿江这边，我打算投奔大明去啦。”（《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二十三日）

郭梦征有点傻了，他接的命令是应援朝鲜，没听说过有内附这事儿啊？

再一问，才知道还真有这么回事。

原来早在六月十四日，李昖仓皇逃离平壤，半路上在宁边又跟大臣们开了一次会。

此时的李昖，已经彻底对局势失望，在会上又提起了内附大明的事儿。大臣们照例强烈反对，都说朝鲜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去，干嘛投靠大明！但这一次李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谁劝也不听。

最后宁边会议作了两个决策，一是朝鲜正式致函辽东都司，咨询内附之事；二是让世子光海君率领一部分大臣，前往咸镜道作为分朝。李昖的用意很明显，我把儿子留在朝鲜，李朝也不算无主，我再去大明，该没人拦着了吧？

这篇写给辽东都司的咨文写得好：“……愿率宫嫔，内附上国。”江山社稷、大臣百姓、儿子儿媳妇，这些李昖一个都不要了，只打算带着几个后妃就走了，真是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君王。

所以这次碰到郭梦征，李昖忍不住又提醒了一句。

郭梦征心想，这事我哪儿管得了，就把皮球踢给了守在鸭绿江旁的宽奠副总兵佟养正。佟养正把这份咨文转给了辽东都司。辽东都司一算时间，觉得这朝鲜人也败得太快了，大明调查团刚回来没几天，平壤就又丢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辽东都司的官员在咨文后头加了几句告诫：日本人一向很狡猾，如果他们藏在朝鲜内附的队伍里渗入大明，就麻烦了。转发给北京兵部。

在北京回复之前，辽东都司在六月二十六日先给李昖递了一句话，说如果时局真是糜烂不可收拾，国王可以暂时在宽奠堡驻跸休息。

李昖听到这句话，放心了，便在义州眼巴巴地等着北京的回复。他等的实在无聊，居然还写了一首诗，这诗写得合辙押韵，也算是有几分风骨，诗曰：国事苍黄日，谁能李郭忠。去邠存大计，恢复仗诸公。痛哭关山月，伤心鸭水风。朝臣今日后，宁复更西东。

结果李昖等来等去，北京的回复还没到，到了七月一日，却来一个调查团。李昖一听，差点喊了一句：“怎么又来了！”

为什么要说又呢？

原来在六月十八日，朝鲜君臣逃亡的车驾到了宣川，被人给拦住了。拦他们的人，叫宋国臣。他不是朝鲜人，而是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孶派来的调查员。

辽东到处都在疯传，说现在的朝鲜国王是假的，其实是日本内奸，打算潜入大明内部。宋国臣以前曾经跟着大明使节出使过朝鲜，见过李昖，所以这次被派来验明正身。

李昖挺生气，再怎么说他也是一国之君，怎么能接受这种待遇。但辽东咨文口气十分严厉，他看了有点害怕，而且正一门心思想内附，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惹大明生疑，就耐着性子让宋国臣左端详又端详。端详完了，宋国臣确认这是真的国王，不忘宽慰了一句：“放心吧，咨文里说的都是假设，不是真的责问（《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八日）。然后赶回辽东汇报去了。

所以在七月一日当李昖听到又有调查团来了，心里就有些烦，你们有完没完啊。大臣们赶紧劝慰，说这个使团级别很高，天朝相当重视，如果敷衍应对，恐怕会有不好的后果。

李昖一听，咬咬牙，忍了，接见。

这个调查团级别真的很高，首席差官是兵部派来的，叫黄应阳，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乃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他的身边带了一名指挥徐一贯、一名游击夏时，都是直接从北京派来的官员，代表了大明兵部的意志。

黄应阳还有另外一重背景。当年谭纶与戚继光在江浙对付倭寇的时候，黄应阳曾任参谋，经验丰富，因此被选中前往朝鲜调查。

他们抵达义州以后，迎上来的是礼曹判官尹根寿。他是尹斗寿的弟弟，懂中文——不，应该说是会讲中文，这时候的朝鲜官吏和文化人个个都懂中文，使用的也是中文——尹根寿之前曾经主动请缨接待林、崔调查团，没被准许。现在朝中无人，李昖只好委任他来负责接待事宜。

尹根寿见到调查团，还没开口说话，黄应阳便直接开口说：“我们是来调查朝日合谋的事情。义州我们不呆了，直接去平壤，会会那些倭寇。你们想证明自己清白的话，找个大臣跟我们一块去。”尹根寿吓了一跳：“别啊，我们两国交兵，派大臣去了，岂不是羊入虎口？”黄应阳想想也是，便回答道：“那算了，你们不用去了，我们自己去。”

这事尹根寿也不敢答应，万一天使们有个三长两短，朝鲜可要背黑锅的。他赶紧从袖子里拿出两封信：“您看，这是倭寇写给我们的书信，您验看一下，不就知道真伪了么？”

这两封信都是小西行长写的，一封是给李德馨，一封是给朝鲜高层，都是劝降书。要说小西行长，还真是挺帮忙的，在这两封信里他自吹自擂，把从釜山登陆到平壤陷落的过程写的无比详细，最后还完完整整交代了日本驻朝鲜军团的分布表。

黄应阳久在军旅，熟于戎事。他把这两封信与大明得到的情报稍微一对照，便知道这些事是编不出来的。但他还想诈一诈朝鲜人，就说：“你这书信是假的。”尹根寿大惊：“不能！你看这纸和这字，都是日本人的。”黄应阳说你再拿一封出来，我就信。朝鲜朝廷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一封小西行长给李恒福的信件，赶紧送过去。

黄应阳把这三封信都收进袖中，说看来朝鲜果然是清白的，看来平壤我也不用去了。你们赶紧写一道文书，我尽快回去禀报石大人，早日派兵过来。尹根寿如释重负， 以为没什么事了，黄应阳又挥挥手，叫来身旁一个人：“还有件事得麻烦你，这是辽东来的画师，有人说你们国王是假的，我们想给殿下画个像带回去查验。”

尹根寿：“………………”

第二天，李昖接见了这三位调查官员。甫一见面，李昖就哭开了：“你们看了日本人写的信么？”然后解释了一通，说朝鲜是又苦又惨，但真没和倭寇勾结。黄应阳听完以后，按着胸口感慨说：“一边挨着打一边受着委屈，你们可真不容易。”结果一句话说出来，李昖哭的更厉害了，身边大臣也都纷纷哭起来。黄应阳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赶紧说：“别哭了，我回去肯定跟朝廷汇报，把你们的委屈辩清楚。”（《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日）

黄应阳不是什么坏人，还挺热心的。他见到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的战报，颇有同仇敌忾之感，主动把自己在浙江抗倭的经验给朝鲜人介绍了一番，说想要对付倭寇，不请浙军来是肯定不行的。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朝鲜君臣记下了这句话，到后来就惹出了不少事非。（《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一日）

调查团走后，李昖望眼欲穿，盼啊盼啊，盼着内附大明的一天。结果到了七月十一日，大明的正式答复终于出炉了，一共有三点意见：

一， 给我顶住。

二， 如果真是顶不住了，内附也可以，但不许呆在北京，只许留在鸭绿江的宽奠堡。人也不能多带，几百人顶天了。

三， 一旦朝鲜光复，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神宗实录》二十年七月；《再造藩邦志》）

在鸭绿江负责两国联络与粮草运输的总兵杨绍勋唯恐朝鲜人看不明白，特意又附了一封信给李昖，提醒说你是国王，你跑了朝鲜就全乱了，必须就地组织抵抗，千万别过江。

李昖接到答复，倒并没特别失望。他选择内附，是因为自觉穷途末路。现在大明天军已经奔赴平壤，复都计日可待。退一万步说，就算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大明不是也答应可以来附嘛，最多是住的地方偏僻点，身边的人少了点而已。

于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附”争议，便在朝鲜大臣们撕心裂肺的反对和络绎不绝的大明调查团中平息了。李昖安安心心呆在了义州，作着诗，看着风景，再也不去考虑“内附”的问题，只等天朝大军帮他光复国土。

很快，他又收到了两个好消息，还有两个坏消息。